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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理論是一種帶有鮮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學術思潮。后殖民批評家指出，宗教學的創立和基督教中心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的情懷不可分割，從奧托到伊利亞德的宗教比較研究中對“自成一類”宗教的特性的強調有很強的本質主義色彩，而目前盛行的多元宗教觀也有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因素。后殖民宗教學批評其實是對西方宗教學的發展做整體檢討，這些批評雖有偏頗，但對中國宗教學者理解宗教提供了某種啟發性的思路，提醒我們要警惕那種所謂“中立”的全知化的研究方法，避免將宗教抽象為符號和靜態的文本，而是要將其和具體處境結合起來，將信仰和實踐、理論和生活關聯起來，在研究中進行多學科的整合。宗教研究者需要不斷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警惕帝國主義和殖民話語，同時也要保留對宗教真理的同情，尊重不同進路的宗教研究。

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失衡轉移途徑的剩余價值時空擴張，在金融擴張和異化的媒介作用下，啟動了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進程。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形成過程具有一般規律性，其中蘊含著深刻的經濟學原理，要防范和化解未來可能的金融危機，必須注意如下幾點：第一，需要從源頭上同時強化實體經濟中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的管理;第二，需要在中間環節上避免對剩余價值時空擴張的過度依賴;第三，需要在外在約束上強化金融監管和制度創新。第四，需要在國際環境上改革國際貨幣體系。

民族主義是世界近代史上興起的一種對全球社會產生過深刻影響的意識形態，截至目前它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力依然有增無減。究其原因，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里的范式演變和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不無關系。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主要經歷了相沿承襲的三個演變范式:文化民族主義的印刷“機”緣范式、族裔民族主義的種族血緣范式和公民民族主義的領土地緣范式。本文通過對這三個范式和與之相應的傳播模式的梳理，以期厘清西方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全球社會歷史的正反影響，進而透視其固有的意識形態陷阱。

多年來國內對于重商主義的研究不足，存在一些缺陷。概括起來，主要是“兩多兩少”。首先，炒冷飯的多，獨立研究的少。例如，對于重商主義學說和政策體系產生的歷史背景、重商主義的內容、實質和有關問題的闡述，大多是從現成的資料中相互借鑒引用，更缺少從我國富民強國的現實需要出發，有明確目的和針對性的研究。其次，存在“純學術”的傾向，把重商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理論來闡述，忽視它更是一種政策。重商主義的教學和研究存在的問題具有普遍性，是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的學術界日益滋長的理論日益脫離實際的學風所致。

全球范圍來看，從街頭的便利店到世界500強的沃爾瑪，再到金融寡頭聚首的共濟會，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是家族企業或家族控制，這種歷史現象正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質。維吾爾族婚姻的穩定性不高，財富不能有效積累。新疆獨特的灌溉農業使維吾爾族的家庭生產方式受到了挑戰，宗教生產方式更好地適應了這種挑戰。由于新疆地理特殊性及家庭婚姻的狀況，歷史上，以寺院經濟為代表的維吾爾族公有經濟相對發達，家庭私有制未能充分發育。在當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民營經濟難以承載維吾爾族現代化的重任，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地方國有企業的作用不容忽視。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從未直接對“文化”進行過論述和界定，但這并不代表二人不重視文化問題。事實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文化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將文化問題放在唯物史觀的視野中加以理解和把握，即首先強調的是經濟基礎對于文化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因此，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僅僅局限于文化批判不同，馬克思、恩格斯主張基于現實的實踐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同時看到了文化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因而十分強調文化、意識形態建設之于整個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

當下中國文學狀況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現實原因，是鄉村文明的崩潰和新文明的崛起導致的必然結果。鄉村中國的“空心化”和文明的全面淪陷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這樣的現實面前，“50后”作家依然書寫著他們昨天的記憶和故事，他們30年的文壇經歷，已經構建了一種隱形或未做宣告的文學的意識形態，他們是當下文學秩序的維護者；以都市文化為核心的新文明的崛起，是這個時代的表征，對這個時代表征和精神狀況做出表達的是“60后”、“70后”作家。為了推動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有理由終結“50后”建構的文學的意識形態。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至少是從明代后期以來，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的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在精英教育中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除了歷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外，實用數學也是這種"經世致用"之學的一個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經世致用"的理念已經開始向教育滲透。明清江南與近代早期英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異，集中表現在商業化水平方面。正是這個差異，使得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在兩地變得頗不相同。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進步，對于后日江南經濟成長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用。

與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俄國公社實現“三個一”式的整體性徹底跨越不同，帝國主義時代不發達社會主義非整體性、非徹底性地迂回跨越“卡夫丁峽谷”，將通過改革開放，抗拒成熟至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對新生社會主義制度的絞殺，避免長期遭受原生態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主要災難性波折，以長期來看相對較小的代價，吸取西方文明的部分優秀成果，加固跨越式發展的物質基礎，提升自組織的創新能力。“回歸馬克思和列寧”，由于人民的守望和推動，這一歷史發展的現實可能性已經在21世紀的地平線上綻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