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下午，呂新雨教授以《國際共運視野下的“土改”問題：從列寧到毛澤東》為題，從經典馬克思主義、列寧、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脈絡展開，論述了國際共運時期工農關系、土地改革等重要的歷史問題。

　　一、經典馬克思主義對“土改”的論述　　

　　呂新雨教授首先從理論史的脈絡考察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對于土地問題的論述，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論述歐洲革命的重要維度。例如《資本論》論證，資本原始積累是通過侵入農業，把“剩余”的農業人口趕往城市的過程，作為城鄉進一步對立的過程變現為鄉村土地所有權的變更。

　　馬克思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私有制，一種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力為基礎，另一種以剝削別人的勞動力為基礎，兩者相互對立，后者以消滅前者才能夠完成。這是西歐資本主義的歷史起源，也是殖民地正在發生的歷史。鑒于這一過程在出了西歐之外的世界范圍內并未完成，因此如何對待和理解尚未完成無產階級化的小農，就成為革命的重要問題。恩格斯在《德國、法國、美國和俄國的工人運動》、《法德農民問題》等著作中預言了俄國革命中的農民因素。

　　二、工農民主專政與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從民粹主義到馬克思主義　　

　　論及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與工農民主專政，呂新雨老師援引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在討論土地綱領時的發言》、《民粹派化的資產階級和驚慌失措的民粹派》、《從民粹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等經典論述，論證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運動，雖然這個運動是自發的，政治上是不自覺的。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力求凈化農民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內容，去掉其中的反動雜質，提高農民的革命自覺性，把民主主義進行到底。而這也正是在中國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基本觀點。

　　對抗發動世界戰爭的國際資產階級聯盟的力量，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聯盟，“這全要看俄國的工人階級以及它與千百萬城鄉貧民為民主而共同進行的決戰的成就了”。這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原則也基本上奠定了之后共產國際關于農民問題政策的政治基礎，也是中國革命在中國鄉村發展的基本路線圖。正是在此基礎上，列寧堅決主張社會民主黨必須加入臨時革命政府，與此同時，必須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性。

　　三、十月革命與“土地法令”

　　一直到1905年革命前后，民粹主義和民粹派都是列寧論辯的重要敵手，列寧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以發現和證明俄國城鄉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但是，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中承認，此前對俄國農業資本主義評估過高，是“革命揭露了這個錯誤”。“和平、土地、面包”的革命要求，使得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深刻地認識到俄國革命必須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夠獲得勝利，這是完全不同于歐洲革命的歷史涵義，也完全不同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涵義。

　　民粹主義所代表的俄國的現實存在，迫使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及其工人政黨思考俄國革命的特殊性，即作為亞洲國家的特殊性，并以此特殊性作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這正是列寧主義的重要內涵，即只有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農民運動才能夠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列寧把俄國革命的性質從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彌合了與托洛茨基的長期分歧。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戰之后席卷歐洲的革命局勢促使列寧把俄國革命與歐洲社會主義革命聯系在一起。

　　標志列寧這一轉變的就是1917年的“四月提綱”，即《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因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出現，列寧宣布俄國革命從第一階段走向第二階段，即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級手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真正讓布爾什維克登上歷史舞臺的原因，是因為它是唯一決心實現農民土地革命要求的革命政黨。十月革命之后，是布爾什維克掌權的蘇維埃政權實現了民粹派的土地綱領，1917年《土地法令》和1918年《土地社會化基本法令》取消地主所有制，把土地平分給了農民。而民粹派政黨并沒有能夠、也不可能完成這個歷史使命。而1940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則被視為中國歷史語境下，中國共產黨人對列寧主義的呼應。

　　四、關于中國大革命性質的論辯——托派在中國　　

　　在1920年代，當蘇聯圍繞著斯大林的權力樞紐而展開左右兩條路線的劇烈斗爭時，這些斗爭也就無可避免地直接投射在中國大革命期間國共兩黨的黨內斗爭與黨際斗爭上。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對共產國際和蘇聯震動極大;更是因為當大革命失敗后在蘇聯大學學習的年輕人，出于失敗而精神困苦，急于尋求答案和解釋。作為反對黨的托洛茨基對共產國際和布哈林、斯大林的批判迎合了這個需求，這使得托洛茨基的觀念迅速從蘇聯移植到中國，而托洛茨基本人也直接介入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運動和其之后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1925-1927年的大革命的性質究竟是什么？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民革命(工農民主專政)，還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的托派內部意見并不統一。陳獨秀對托派政綱中關于中國革命性質和中國革命政權性質并不完全認同，勉強接受并一直都持保留意見，他著重在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而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并認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小，需要通過農民一起行動、一起革命。年輕托派則認為：中國農民會分化為貧農、中農、富農，應該是無產階級領導貧農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陳被說服擔任托派統一時期的總書記時，對此也只好勉強同意。

　　是否承認中國的“封建”性，是判斷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關鍵，這才是為什么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辯論是一種嚴重的政治辯論。由此也可見，中俄(蘇)直接、不可分割的鏡像關系，中國社會的城鄉（工農）之爭、農村資本主義還是封建主義之辯、工農民主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背后有極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它不僅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而且也一直延伸到今天關于中國道路和中國國家性質的大辯論——這個歷史視野必須貫通了才能夠理解。

　　五、《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思想與土改問題　　

　　1940年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是在中國革命的語境下對1917年列寧“四月提綱”的回應，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分兩段走的理論與策略。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為什么呢?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中國革命已經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與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看成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以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領導者，已經是屬于中國無產階級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整個新民主主義理論都是建立在如何使得中國從農民占主導的國家與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條件，也是基礎。農民問題在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位置，既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創造，也是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結果，舍其一端，都會喪失歷史的內涵。

　　新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是一個依舊或明或暗的歷史幽靈，也是今天每日撲面而來的現實存在。論辯還在進行。它不僅關涉著如何重新理解和判斷今天中國的國家性質問題，也直接聯系著今天中國鄉村正在進行的新“土改”究竟要走什么樣的政治道路?這是今天需要從國際共運的歷史視野來梳理這一歷史的意義，別無選擇。

　　(整理：盛陽;未經原作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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