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人們喝彩司馬南大俠對聯想股權的追究。如果說通鋼事件是工人的命運之搏，奏響了第一樂章，司馬南、明德先生抨擊聯想的階段性社會海嘯，奏響了捍衛國資的第二樂章。按照中央做強做優做大國企和民營經濟31條引導，“通鋼事件”的條件不再具備，但辨清是非遠未了結。

　　遙想當年所謂“不要問姓社姓資”，“今天的雇工，不同于馬克思時代”，于是解放思想成了麻醉劑：一切都在自由選擇的“公平買賣”中，或下崗、或破產后的流民、攤販、“胡同串子”、“重頭再來，心情豪邁”的屢屢碰壁者、包括公益專利者對資本的長期乞討，形形色色的“苦力”、“碼農”、農民工的各種勞動者，和工農的長大了的子女，表面上光鮮，實則簡歷如廁紙的各種漂流者，不敢結婚生育，或大部分為負資產。和馬克思時代相比，饑餓變成小康，不過是童工成了“打工”——這是從“南風窗”吹來的珠三角的新漢語詞匯。從階級固化的經濟機制看，從貪腐所及的草芥地位看，“人民勝利今何在？滿目新貴滿目衰”，于是終于不再忍受，借聯想一事，借對國有資產的捍衛，激昂凄厲，抒發的是喪失平等地位的吶喊。這在資本和特權的維護者和追隨文人看來，是守舊，是否定改革，是“夾頭”。

　　捍衛國資的本質，是人際關系。當年，被一紙用工合同，帶來“公平改革”的新鮮感推下了峰頂的勞作者，經過“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馬恩全,23卷199）的螺旋式，現如今像“一個觀察者站在高山之巔俯視下面的山景一樣”，切身感受到“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馬恩選,2卷589）的勞資關系，是對自身經濟地位的反思。這種感受，后輩更甚。就連六年級小學生的網紅作文，也知道拼搏只能從月入四千拼到六千，絕拼不到四萬。

　　馬恩把階級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合作生產上。在社會主義時期，“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恩格斯,馬恩全集,36卷416）。列寧把“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須是處在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監督下的”合作企業看作除資本主義企業和“徹底的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以外的“第三種企業”，“是集體企業，但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論合作社》,列選,4卷772）。

　　毛澤東的貢獻是，聚焦于公有制合作生產的平等人際關系，抓住關鍵：干部，倡導焦裕祿式的為人民服務。

　　“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從將軍當農民的甘祖昌到一大批柴云振那樣的英雄，有無數“不需要你歌頌我，江河知道我”的籍籍無名者。1975年，老人家生理生命枯燈將盡，改張元干詞，“君且去，休回顧”，多少戰友犧牲了，有“恩怨相爾汝”，壓在心底深處的霞姑，更有蔡和森與無數先烈。——你活下來做了官，受點苦吃點虧何妨？

　　1965年抗美援越，老人家在失去兒子15年后，對侄子說，“我們家就只有你一個壯丁了。”“你敢不敢去打一仗呢？”，于是侄子在大學畢業后到空軍高炮獨四師三營一連三班當了戰士。（毛遠新：毛主席談科學技術）——革命先烈是干部吃虧受苦的坐標。1967年1月22日，毛主席怒斥給干部戴高帽子、搞“噴氣式”“不知天高地厚”（同日毛澤東年譜），同年9月22日的專列上，老人家用兩個胳膊向后，學作“噴氣式”狀，回應紀登奎“坐‘噴氣式飛機’就跟割麥子差不多，還可以鍛煉身體呢！”為戰友掃除官氣，接受嚴峻考驗而爽朗一笑，笑聲是贊許（《同舟共進》2012年11期,作者:彭勁秀）。但是，這個干部“坐標”被形形色色、居心叵測的個人主義者操作成煉獄，成為老人家晚年的隱痛：“這一次……比我們過去打仗困難得多了。”（毛澤東年譜1968年10月5日）而一些人后來搖身一變，嫁禍甩鍋為毛澤東是“極左”，于是毛澤東就在特定的時期成為紅黑各方的共同對手。

　　毛主席既牽住了共生共富的牛鼻子——權力，因為可派生資本，又牽住了生產力發展的牛鼻子——平等關系。這些在今天可以由華為企業內外的共生伙伴方式體現出來。華為干部奮斗吃虧的企業文化與不讓雷鋒吃虧的機制融洽運作，干部吃虧在不讓雷鋒吃虧的基礎之上。這不是錙銖計較的買賣，而是勞動回報的機制。這種吃虧犧牲反映在華為人對戰場、地震等自然災難的逆行，有不菲的補貼，但錢買不來生命。即使如此，孟晚舟被羈期間，此生也許不再相見的蒼涼父親，卻不同意國家為此做出讓步——從孫思邈的“大醫精誠”，岳母刺字，秋瑾女俠，中華民族從來不乏正義的義利觀。而無產階級的犧牲，從湘江戰役扯斷腸子的陳樹湘師長，到朝鮮邱少云、黃繼光，令中華民族的義利觀升華到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的最光輝境地，從此以后，這種崇高將會代代相傳，但它不是官僚權力資本權力克扣壓迫勞動回報的借口，也不是貪腐犯罪、流氓無產者侵犯他人合法權益即社會利益的理由。

　　列寧說，發現“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合適程度，而這是過去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碰到的絆腳石。”（列選,4卷768）毛主席提出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進了一步。華為實際上繼續了毛澤東的被赫魯曉夫們中斷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三者利益統一以及甚至包括對托拉斯的探索，大開大合，從分配到產權。華為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先僵化，再固化，后優化”流程在毛主席第十個關系中有相關論述（參見《論十大關系》,1956.4.25）。華為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形成的合作奮斗的生產方式正在成長，由此產生平等的生產關系。任正非對資本和勞動，活勞動和死勞動的界限有深刻的認識。把收入大幅度投向研發，既為企業后勁，也反映對“有錢的華為”和相對“窮”的人民之間有清醒的頭腦。

　　余承東的感嘆是最好的總結：我們受到的教育是國家利益大于集體利益，集體利益大于個人利益。同時，若沒有精讀毛選，熟讀《資本論》的任正非對帝國主義的警惕，余承東的“我們太相信全球分工了”將也會類似地被迫接受美國監官的高薪，向其透明企業一切，支付巨額罰款，直至被搞殘萎縮。——合作奮斗的生產關系產生的戰略警覺令華為成為不死鳥，獨家單挑資本主義陣營的壯舉，在今天也啟發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對于公企，是建立合作奮斗的公益性市場主體；對于私企，要持續合作奮斗的最佳狀態，最終還是要回到所有制變革，摒棄雇傭，重塑社會角色，否則最終被動于股東至上困境。

　　有些學術大家批評毛澤東把等級制當作資產階級法權，不符資產階級早期的公平自由，這是一忘記國情，二不解先烈，三不懂生產，四無視勞動合同制后，在“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中，堂而皇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馬恩全,23卷199）的兩極分化，勞動者相對貧困的事業。這是高墻深院里的一種書呆子現象，視玉石為瓦礫。

　　華為把5G、鴻蒙等重要技術專利交給國家，反的是壟斷、資本邏輯，反對以科技為名攫取并壟斷超額剩余價值，更反對放棄研發投入，甘當買辦奴才，自然也是反對雇傭的邏輯。在這些反對中，帶有時代特征的社會主義新型企業就產生了。過去曾說過反對洋奴哲學、反對霸權是“極左”，要國際大循環，兩頭在外，要市場換技術，要貿工技……有“藤校”歸來的前大員著文曰，我國享受了國際分工的收益，在單方“享受”的感激涕零中，殖民地殘余則溢于言表，終被余承東的感悟清脆打臉。外恭必然內倨，因為看群眾臉色的時候過去了，同時，用堅苦卓絕換來的弱者平等的關系也就喪失了。

　　美國對華全面制裁喚醒了國人，總書記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螺旋式上升的回歸。正如五次反“圍剿”的鮮血催生了遵義會議，偉人的一個觀點具有法則意義：重視反面教員。

　　新中國的產業工人主體不是和資產階級同時誕生的，是前三個五年計劃的工業化對農民的吸收，改造，文革中的派性，對私有化的馴服，對現代資本主義的陌生，是這個偉大階級的時代弱點，這恰恰反映出通鋼工人風骨的寶貴。通鋼出了人命，絕非人們的意愿。王珉事發后，人們方知通鋼事件的主導者。前大學教授在私有化改制中扶搖上位，其軌跡是工人——工農兵學員——學者官員——吞噬1.46億的囚徒的漸變，是從淮南工人到出賣通鋼工賊的墮落；又是大暴露——承諾通鋼永久退出改制，原來走資派也是紙老虎。在我黨的馬列毛旗幟下，平等的同志地位經斗爭爭取，也可戳破拉大旗的虎皮，柳暗花明。

　　人們可以發現一種巧合，歷史“浩劫”中的“重災戶”往往由撥亂反正到矯枉過正。如教科文衛從曾經個人的斯文掃地到集體的斯文掃地。自打梁效被掃進“歷史垃圾堆”后，頂尖兩校就演變為留美預科，培育的人才華為不敢要，成了華爾街收割中國頂尖教育果實的基地，對華制裁后，又等同于人才資敵，直至總書記座談會后才開始好轉。文藝衛生界，呵護靈魂和肉體的天使，在市場中成了商人，被“逼良為娼”，嚴重者或成了賴昌星、許家印們的金絲雀，或變成孫思邈怒斥的“含靈巨賊”。同樣是“重災戶”的中科院，一邊有無數科學家在傳承紅色，奉獻黑科技，也有學院派中的敗類腐敗學術，由少數人吞并主要財富，包括聯想資本的私有化運作，以至于高管半數入了外籍，電腦捐贈美軍，投票挫敗華為，產品賤賣給洋人貴買給國人……。總之，徹底顛覆平等關系、同志關系，這是四十年來的一個共性的問題。

　　是什么原因讓人久居鮑肆，不聞其臭？甚至給買辦商人、龐氏騙子戴上類似“優秀黨委書記”、“兩會成員”之類的桂冠，從蛻變的軌跡即知：哪一步不是先踢翻干部帶頭犧牲旗幟，再祭起干部黨員帶頭先富，封之“先進代表”的牌位？哪一步不是公企遇到問題，先否定干群公認的抓領導班子，而是迷信私有化？總之，哪一步不是踏進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的陷井？1996年3月27日，在山東諸城有觀點提出“小企業可以賣掉，不能把這個叫私有化”——倘若賣給全體員工合作生產，的確算不上私有化，但是，提出“不必爭論是股份制還是合作制，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這就喪失了原則，敞開少數人持股，進而沖擊基本經濟制度。“當年全國有1600個考察組到諸城”，由此開始所有制易位拐點，埋下13年后通鋼事件伏筆。

　　翌年，聯想改35％員工分紅權，開始了股權運作，少數人占有；同年，前武鋼工人許家印抓住國企出售地皮的付款時間和貸款時間差，空手白狼，開啟了波瀾壯闊的私人資本運作。同一時期，華為的員工持股則步步深入，任正非個人持股逐步稀釋至今不足1%，只要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合作平等勞動也可以高質量柳暗花明。

　　今天看來，經過長期理論務虛準備，刨下基礎的第一鎬從諸城開始。“背景”呵護著吳小暉、許家印們合法攫取，王珉們非法貪污，這些人竊取權力、榮譽，竊鉤者盜，竊國者侯，皆從一紙用工合同、皆從“不必爭論是股份制還是合作制，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開始。顛覆合作生產的平等關系，就是這樣量變到質變的。當年老人家說過，“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毛澤東年譜，1971.9.12）。2021年春，總書記在黨史教育動員上提出：“壹引其綱，萬目皆張”，新時代提法旨在強調黨的政治建設。總結歷程，理清是非，正當其時。

　　近日，“中國杰出貢獻企業家”段永基先生，豪橫宣稱“人類社會幾千年難道不是私有制發展的？”“公有制搞不下去了，不是才改革嗎？”，把兩個毫不動搖變成唯第二個“毫不動搖”，想吃人民的豆腐，仿佛已經變天。正所謂“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和諸城不同，私有化不再羞羞答答，釋放了尾大不掉，抗拒馬克思的信號。

　　今天，毛澤東熱在青年中逐漸升溫。“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人們懷念昔日的布票糧票？非也，人們在懷念那個時代偉人帶領的平等關系，這種關系的枝節問題，被兩極分化的捍衛者攻擊為“平均主義”。但是，人們在覺醒。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紀念即將到來，本文旨在以總結具體問題，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志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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