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朋友轉來胡先生的11月10日《五答紫虬先生——社會化的大生產》，文中兩次引用于光遠的話，其中一段是1994年的“事實上的私有財產的起源，成為觀念上的公有財產的起源。將來事實上的私有財產徹底不存在了，觀念上的公有財產也便失去其意義。”

　　這段話放在今天私有經濟存量超越公有經濟的條件下，有什么意義呢？把公有財產視作“觀念”，從于光遠到您胡德平先生的“辯證法”之玄，不正支援了資改派對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挑戰嗎？從于光遠的這番話說起，就在你們對股份制的按資分配，以物馭人的私有制本質的折中含糊中，所有制存量不是已經有了乾坤挪移嗎？

　　一、胡先生的“揚棄”與工人階級地位的喪失

　　不過，在胡先生的《五答》中，終于引用了馬克思對股份公司本質的揭露，“……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終于發現、承認了股份公司的這個本質，令筆者眼睛一亮。

　　胡先生在“四答”中曾引用“‘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馬恩文集》第四卷第410頁)”為據，強調“這種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生產“形式”、“階段”，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程中揚棄的結果”。

　　胡先生要“揚棄”到何處？后面的質問做了回答：“何勞先生再做什么聰明才智地深刻發揮，講什么：‘它的本質就是《資本論》中指出的“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此話出自何處，你應注明呀！”并自得曰：“指明你的錯誤倒不是一件難事。”

　　好了，原來胡先生的“揚棄”，就是以強調馬克思說的形式上的非私人生產，遮蓋馬克思揭露的實質上的私人生產；和固執了20年的改譯“消滅”私有制為“揚棄”如出一轍，用馬克思的一部分話反駁馬克思對本質的揭露。

　　并非我有意設局挖坑，但畢竟暴露了胡先生對馬克思股份制理論的囫圇吞棗，淺嘗輒止。如果讀懂了理解了，即使不注明出處，也不影響對本質的把握。至于“揚棄”，胡先生是不懂的，并沒有走出您父親的泥沼，限于篇幅，以后再談。

　　聯系胡先生對揚棄私有制的譯法的看法，聯系片面理解《資本論》序言中“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和伯恩施坦發生共鳴等等，這種不求甚解，是否對經典著作的一貫學風和修正傾向？暫不下結論，恐怕明眼人心里都明白。但白紙黑字，胡先生對股份制“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的本質不知道，對從私有制轉向公有制的對立中，股份企業只是“消極揚棄”不理解，當然也不可能把握對它的積極揚棄，即延續發展至今的勞動合作制度，包括采取“公有資本”形式下對資本本質——社會關系的把握。

　　在現階段，股份制和勞動合作制存在著矛盾對立，社會上時常發生對抗性矛盾，在這樣的大是大非理論問題上含糊不清，絕非是忽視了一段引文問題。在這種混亂下，我十分好奇胡先生在身居高位時，包括仍在領導崗位上的一些同志，是怎樣指導工作的，是怎么探索公有制的表現形式的，包括胡先生以資深人士身份指導民營經濟，以及對于所稱贊的兩個具體例子——新任董事長占51%股份，49%分歸員工的鄂豫光彩大市場和對原北京四季青公社生產資料的處置，所反映的普遍的股份制形式，是用什么理論觀點指導的？是憑直觀感覺，用馬克思的片言只語忽視本質——而且是馬克思明言揭露的本質？有勞資關系這個“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馬恩選集，2，589）這個概念嗎？如果這些問題不清楚，胡先生指導貫徹31條，怎能讓人放心呢？

　　我也終于明白，為何九十年代至“七一講話”后，私有化如排山倒海，原來對“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的不求甚解，正是工人階級喪失地位的癥結。

　　當然，《五答》能夠承認、引用馬克思對股份制本質的揭露，不再斥之“錯誤”，雖然未見自我批評，但也是一個進步。在討論中筆者一再強調的大凡指導企業改革者，應當精讀《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十七章，如果精讀，讀懂，就會了解如何正確對待信用，就不會把股份制的私人生產本質當成錯誤。當然，即便是胡先生，包括黨內一些人，從十三大提出股份經濟，即便是遲讀了近40年，并不等于理解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本質的論述。筆者自己，從九十年代初參加股份公司實踐，許多理論問題也是逐步學習的。但就胡先生來說，一個八旬老者在股份制，在社會化生產上已經形成的思想體系發生扭轉，不太容易。如：

　　在11月10日的《五答》中，胡先生大光其火：

　　建金字塔、萬里長城“根本不是什么機器大生產；也沒有工業化大生產中的科學分工。兩類社會怎能不加區別地進行對比。荒唐！”

　　二、兩個蘊含的錯誤邏輯

　　人們不禁奇怪，何事讓胡先生在這個問題上近乎失態呢？仔細理去，“荒唐”二字，反倒暴露了兩個蘊含的錯誤邏輯。

　　1， 舍本求末。

　　胡先生的意思是，在社會化生產上，生產力懸殊的兩類決不能類比，并將其視作原則問題，以此反駁對“股份制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觀點的否定，以維護自己望文生義，以為有社會化生產必然就有“社會所有制”，又由此衍生出和“公有制”的翻譯問題。

　　其實馬克思對建金字塔和機器工業的社會化生產是有評論的，“對于所有這些生產形式來說，除生產所需要的不斷增長的資本最低額外，共同之處是：許多聯合起來的工人勞動的共同條件保證這些共同條件得到節約……這一結果是由勞動的社會形式獲得的”，馬克思指出，這些共同生產條件的效力看來與通過協作、分工、機器等等來提高勞動本身的生產率直接無關”（《馬恩全集》，37,299），除此之外，又說：“由協作和分工產生的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這是社會勞動的自然力”（《馬恩全集》，23,423）馬克思還說到：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馬恩選集》，2,18）

　　這就有了三個層次，只要是社會化大生產，共同生產的條件就會得到節約；其次，這種節約與協作、機器提高的生產率無關；其三，這種節約和生產的高效并非資本不可。

　　所以，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馬恩文集》，7，495），不是胡先生和許多同志誤以為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結果。實踐上又是如何呢？兩百多年來，資本伴隨著先發資本主義優勢在一些國家組織了高效率的社會化生產，但在帝國主義時代，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運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達的寥寥可數，與其說資本高效，不如說壟斷和侵略殖民占有財富高效。胡先生的關注點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

　　2， 以假亂真

　　從建萬里長城到互聯網加生產，社會化無論程度如何它也是共同生產，但都不是產生股份制的本質要素和原因，而由資本和雇傭勞動決定的現存社會關系，才是股份制與其它社會化生產的本質差別。“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馬恩全集》，46上，22）

　　馬克思諷刺了信奉資本永存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我們的隊伍中有些人包括胡德平先生，大有忘記本質差別之勢，一個“荒唐”二字，就聚焦于生產力差別，舍本求末的效果是以假亂真。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化大生產成了資改派手中的利器，手法是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割裂開，一些同志也盲目跟風，以社會化生產名義，引入資本的腐朽。例如，一些人在作為時代特征的帝國主義腐朽寄生性面前，盲目稱贊相對封建社會的“資本偉大的文明作用”，刻舟求劍，看不見馬克思揭示的虛擬資本理論在現階段已演變為資本腐朽的最高進程。馬克思當年的批評對于今天黨內某些人極有價值：

　　“……資本并不像經濟學家們認為的那樣，是生產力發展的絕對形式，資本既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絕對形式，也不是與生產力發展絕對一致的財富形式。”特別是今天，虛擬資本使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四個界限中的后兩個界限，已經成為更重要的生產阻遏力：“(3)貨幣是生產的界限，(4)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馬恩文集》，8，96-97）

　　對社會化大生產的迷信和對資本的依賴下，我們用世界最大的市場養肥了美日歐的明星企業，支撐了次貸危機后捉襟見肘的壟斷資本，支撐了美歐盟國對華近年來的非軍事戰爭。據外匯局數字，長期以來，外資在華投資收益率是中國資本海外投資收益率的接近兩倍，中國已成為全球資本收益率最高的地方。1988年深圳的富士康，不過百人，基礎簡陋，從1991年始借勢起飛，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50%，十八大前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赴公司視察鼓勵；在中美貿易戰之際，富士康的資本家一邊揚言給中國政府賞飯吃，一邊作勢投資印、美兩百多億美元，以求在中國謀得更大利益。對于有些人來說，把為消滅資本而利用資本的改革初心操作成了資本拜物教，自己建廟自己燒香，完全忘記了斯大林時代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化大生產，在物質生產增速上對西方同期形成碾壓。

　　（上表為自媒體“立財經”視頻截圖，數據未核）

　　總之，胡德平先生即便引用了、承認了股份制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也不易發生根本思想轉變，因為胡先生信奉的是于光遠先生近二十年前的，公有財產是觀念上的，私有財產是事實上的，一個飄渺，一個實在，豈管昔日的公主私輔已經地覆天翻，暗度陳倉？

　　三、胡先生是怎么被帶入溝里的？

　　于光遠先生的所有制“辯證法”或成咒語或者一語成讖，有他深刻的思想背景。

　　早在1989年《求索》第一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上，于光遠先生暢談新民主主義，對于劉少奇解放初的著名論斷“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于認為，“不但在事理上，就是在邏輯上都沒有錯”，斷然結論1956年我國公有制改造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畸形兒”，于的這番觀點和三年前蘇共二十七大報告稱斯大林確立的社會主義是“變形的社會主義”十分相似。于的言論和認識，隨著十九大評價的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和百年決議肯定的“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從理論上已經破產，灰飛煙滅了，但現實中還很有市場。

　　于光遠要把中國革命停止在新民主主義，這種思想當然受到毛澤東同志的批評：“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為什么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487頁）這些批評以實踐檢驗，在今天看來難道不客觀嗎？但代表這些“大官”們的理論家如于光遠先生，堂皇言之的理由是，“為了同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相適應”，按這種唯經濟決定論邏輯，必然否認十月革命的歷史規律性，和伯恩施坦等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和考茨基等的“十月革命是早產兒”如出一轍，這種邏輯拿到今天來，就是以生產力為由，以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為由，以資本中心取代人民中心，堅持令共富成為緣木求魚和烏托邦。可見，民主派的經驗主義者及其繼承人不是不要理論，他們只利用合乎自己世界觀的觀點。

　　于光遠先生的“理論”把許多人帶到溝里，包括“七一講話”中的抽象“財產”及其評價體系，當然本身也是一種反映社會思潮的黨內觀點。就在同年5月16日，鄧小平同志對來訪的戈爾巴喬夫總結道：“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鄧年譜》1975-97,下，1276），這種周延的否定式判斷涉及1883年后，從恩格斯到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時期經濟騰飛，衛國戰爭，再到中國革命。第二年七月，蘇聯提出經美國專家審核的，私有化的“500天計劃”，敲響了自己的喪鐘。從戈爾巴喬夫臨死還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來看，歷史會總結“沒有搞清楚”與蘇聯解體有何外部聯系，但否定真理的相對性的思維方式，也令胡德平先生相信任何“消滅私有制”的歷史進程，都必然導致空想社會主義，不惜涉嫌否定自己父輩“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歷史。

　　和胡德平先生討論了一段時間了，先是發不出，為擺事實講道理，寫了一些令對方感到“又＊又長”的長文，至于對方看還是不看，能聽進多少，虛心還是傲慢，體諒八旬老者的精力，并無奢望，聽到“希望彼此在討論中共同提高，”無論由衷否，也感欣慰。文章更是給自己寫的——能練習思辨，促進讀書，總結胸臆，發現真理，取得進步，豈不快事？當然，更重要的是為讀者寫的，網友來信，可謂知己：“老紫不為批德平，是為明真理！”說到了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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