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打好清算胡錫進們的反毛言行這一仗

　　一一在北京紅友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張勤德

　　近年來，有一股政治勢力掀起了一場新的反毛風暴。其喉舌之一，便是人民日報社所屬環球時報社原總編輯胡錫進。這類人雖然官職不高，但在網上的粉絲往往達千萬之多，影響不小?？谷諔馉帟r期人民群眾對于漢奸即“二鬼子”常說這么一句話:“別看今天鬧得歡，小心秋后拉清單。”我覺得對胡錫進這伙人的反毛言行，現在可以說是到了展開一場大反擊、大清算的時候了。

　　胡錫進們的反毛言行表現在多個方面，主要有以下3點：

　?。ㄒ唬┩龍D通過全面否定新中國前30年的成就，根本取消毛澤東思想在當前和今后實踐中的指導作用。

　　胡錫進大講，有些人“宣揚改開之前的社會比改開之后更加美好、理想。如果是沒有見過過去的小青年人云亦云也就罷了，但有些穿越了兩個時代的人也這樣說，真是不可原諒。……請這些人回歸常識，不要繼續宣揚與黨的文件南轅北轍的極左論斷，停止蠱惑人心。”

　　我國憲法明確肯定，新中國前30年“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有了很大發展，……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一段視頻的標題是：“否定新中國前30年的成就，就是對人民的背叛”。流傳很廣的一段民間順口溜說：“百姓看病不要錢，剩下多少政府扛。職工市民不愁住，國家免費分住房。孩子念書無憂慮，沒錢也能上學堂。感謝恩人毛主席，恩澤華夏似水長。這話你要不相信，回家問下你爹娘，他們若非反壞右，絕對不給你撒謊。身為華夏炎黃孫，人人沐浴紅太陽。太陽就是毛澤東，光芒四射美名揚。” 即使對于文革，認為毛主席關于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的論斷正確的人民群眾也占大多數。這些成績主要有以下十個方面：

　　(一) 全面正確的堅持了檢驗路線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毛主席指出:“和平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這個勝仗和敗仗，不光要看有哪些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么旗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張國燾的路線不對，在一定的時間內比我們的勢力還要大，但長久的看，就不行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能會是這樣。”（《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第171頁）。這就是說，看一個政黨、政權甚至一個單位的路線正確不正確，不能僅僅看成績和錯誤，更根本的是看舉什么旗幟，走什么道路。文革中突出強調這一點，意義重大而深遠。這表現在各個方面，這里僅舉一例。山西的大寨大隊是革命時代樹立的一面紅旗，他們發揚革命戰爭年代那么一種拼命精神來建設家鄉，改變落后面貌，取得了物質和精神雙豐收，革命和生產齊勝利。毛主席把大寨樹為典型，號召農業學大寨，這就能經受得住歷史的考驗。最近，大寨第一個女黨員宋立英說：“咱們大寨是干出來的！……過去，報紙每天說大寨好，這好那好，什么都好。那陣子又說大寨這問題那問題，什么都是問題。我經常說，過去的大寨沒你們說的那么好，現在的大寨也沒你們說的那么壞。”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二)使無產階級思想進一步得到解放。以批判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特別是當代右傾機會主義思潮及西方帝國主義思想文化，樹立無產階級思想觀念的大批判、大學習熱潮，同歷史上的其他思想解放相比，無疑是范圍最廣泛、觸及靈魂最深刻的人民群眾思想大解放運動。所以，它使無產階級思想文化被進一步解放出來。

　　(三)進一步推進了社會主義自由。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四大自由，人民群眾都覺得享受到了。當然這是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另一個方面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作家曹征路說：“為什么那個時代大家覺得民主自由？所謂民主自由的真義，在那個時代，我認為它的前提條件就是平等。那么文化大革命，當時的說法就是大民主，在當時的情況下就是大家都可以說話，可以貼大字報，而且有些情況下說了還管用，所以大家都覺得解放了。在文革中有這樣感受的人是相當普遍的。”

　　(四)建立健全了當代最廣泛的民主制度。經過廣泛討論，在一九五四年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的基礎上，修改并頒布了一九七五年社會主義憲法，以國家最高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社會主義公有財產不可侵犯；國家保障人民行使‘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保護公民的罷工自由；各級人大以工農兵代表占主體組成；各級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公民有勞動的權利。這幾條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人民主體思想，即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民主思想。事實正是這樣。通過建立公有制，勞動者被剝削的地位得以改變，都享有勞動權、休息權和基本免費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福利，并消滅了資本主義特有的失業現象，使人民真正成了經濟上的主人；通過使基層工農商學兵的代表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大多數，以及社會主義大民主等形式，使人民真正成了政治上的主人；通過實行文藝為人民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以及平民百姓能在主流媒體上批判錯誤思潮等等，使人民群眾真正成了文化上的主人。

　　（五)推進了當代最進步的改革。例如，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說：“開展教育改革，縮短學制，與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相結合，以學為主，兼學工學農學軍，批判資產階級。倡導學生要有‘反潮流’精神，培養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的、又紅又專的、有覺悟的、有文化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和社會主義的新型勞動者。衛生事業，改變原來‘城市老爺衛生部’的現狀，優勢衛生資源下沉到廣大農村，為貧下中農治病和衛生防疫，培養的千千萬萬個‘赤腳醫生’普及到各大隊，實行農村合作醫療、城市職工免費醫療，保證了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健康，使人均壽命由建國前的35歲提高到1976年的68歲，嬰幼兒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這些在新中國一成立便逐步建立的保障老百姓基本生活的制度，在文革中都得到了更好的完善和發展。

　　(六)形成了最好的社會風氣。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在談到新中國前30年時指出：“社會純潔，嫖娼賣淫一詞從詞典消失；人心純凈，學雷鋒做好事形成了濃厚的氛圍。整個社會誠信度高，公信力強，人際關系好，假冒偽劣產品幾乎絕跡。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居民不知防盜門為何物。自殺率、精神病率、社會犯罪率，全世界最低。”

　　(七)黨的建設、軍隊建設以及社會建設都進一步得到加強。文革中共產黨經過整頓密切了與群眾的關系，增添了新鮮血液，明確了權力是人民給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唯一的宗旨，‘三要三不要’是黨的根本紀律；黨的階級性、戰斗性、先進性得到進一步確認，黨的建設開辟了新局面。黨的建設的加強，必然使黨對軍隊的領導得到加強，使解放軍的戰斗力得到提高。這集中表現在，既打了珍寶島之戰，又打了抗美援越戰爭、西沙之戰。這實質上是在搞政治運動的情況下，既打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又打了美帝國主義這兩個超級大國。毛主席倡導干部密切聯系群眾，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狠抓反腐防變，使大多數干部尤其是黨員干部保持了廉潔勤政。毛主席倡導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學習勞動人民的好思想、好品質，使大多數知識分子堅持走人間正道，為祖國和人民建功立業。正反兩方面的事實都證明文革才是對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的真正關心和愛護。舊社會，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樣是“黑古隆冬的枯井萬丈深，婦女在最底層”。在毛澤東時代，實現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女干部的比例不斷上升，真可謂是“婦女能頂半邊天”。人民群眾享受的無形的福利相當于今天的多少錢呢? 網上報道的測算大約是九十萬九千多元。

　　(八)經濟建設全面協調持續地向前發展。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向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前些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也肯定，“在‘文化大革命’這十年中，……工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平均每年增長9.9%;農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平均每年增長3.8%。”

　　(九)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成為許多群眾的自覺行動。由于“為人民服務”確定了國家管理者和人民之間的一種新型關系，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管理者和人民不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而是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由于人民是被服務的、被伺候的，從而產生了做夢都夢不見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因而爆發出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建設熱情；由于明確了人民內部社會勞動者之間的新型關系，人們在相互服務中得到幸福，思想和精神又在相互服務中得到升華，社會文明達到一個新境界；由于“為人民服務”強調不僅要改造主觀世界，更要改造客觀世界，斗爭也是為人民服務，而斗爭最徹底的辦法和最高形態是消滅落后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建立與“為人民服務”這一偉大思想適應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公有制，“為人民服務”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全面實現，真正成為國家管理者和一切社會勞動者的共同的道德準則，因此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正是由于堅持這一價值觀，才使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進步和文明。

　　(十)外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和實踐，打破了美蘇兩霸強權壓制的世界格局，確立了以中國為首的第三世界反對美蘇兩霸的新的世界格局和國際反霸統一戰線， 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從1965年的49個增加到1976年的111個。

　　當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艱苦一些，這一是因為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之上。當時，全國人均資產僅僅1美元多一點，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二是因為建設新中國一分錢要掰八瓣兒花，必須勒緊褲帶過幾年緊巴日子。三是因為抗美援朝投入舉國之力，1951年，中國的全部財政預算才126億元，軍費比例超過50%；嚴重自然災害中打贏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援越抗美投入53億美元；中蘇邊界沖突耗資巨大。珍寶島戰斗規模不大，但對國內的政治、經濟影響之深，卻超過了建國后歷次軍事斗爭。舉國進入“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為防蘇聯核襲擊和入侵，全國城市軍民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僅北京市平均每天有30萬人參加戰備勞動，修建平戰結合的人防工程體系，面積達二百七十多萬平方米，“兩彈一星”投入168億。“三線”建設投入6000億。民生需用錢，建設需用錢，打仗需用錢，國家又“一窮二白”，在這樣的情勢下，必須艱苦創業。除了平整耕地，還修建了大量的公共設施，1979年，全國有大中小水庫85400多座，相當于4000多個三峽工程的土方量，是建國初的20倍。1972年中美關系改善之后，從國外引進13套合成氨和尿素成套裝備，就是俗稱的“十三套大化肥”，這些項目到1979年全部建成投產。雜交水稻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試驗成功的。從1976到1984年，正趕上雜交水稻的推廣時期，播種面積從0.4百萬公頃增加到26.7百萬公頃。新中國前三十年，創造出遠遠超出以前5000年中國創造出的物質財富總和。這讓一些西方學者都稱之為“經濟奇跡”。

　　但是，胡錫進們則通過中央電視臺播放《新東方紅》歌曲，唱出這樣的話：“東方紅，中國紅，開天辟地大救星，……改革開放冰雪融，……新思想點亮新征程。東方紅，太陽升，一帶一路四海通。中國夢，世界夢，人類共贏唱大同。”不難看出，胡錫進們實質上是認為，肯定新中國前27年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成就就是“極左”；毛主席是開國的救星而不是太陽，因此原來的《東方紅》錯了，不能再唱了；只能把新中國前30年看成跟舊中國一樣的寒冬臘月、冰天雪地，也就是只有那種類似于毛主席“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的觀點才是正確的；黨章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堅持毛澤東思想也不算數了，只有當今的領導人才稱得上是中國的太陽、世界的太陽，他的思想才能指導新征程。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低級紅、高級黑的卑劣手段。

　　正是在這場反毛的狂潮中，多地發生了阻止人民群眾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30周年活動的事件；不少左翼著名人士被封公眾號的事件；山東郯城人民群眾自發敬立的毛主席塑像被偷拆移走的事件；湖南長沙市望城區組織龐大的隊伍乘40多輛汽車強拆毛主席銅像的事件。

　　再說，黨章憲法都明確規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一直強調，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個整體，否定其中的任何一項就等于否定整個四項基本原則。胡錫進們通過全盤否定新中國前3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來證明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思想都是嚴重的左傾錯誤思想，這難道不是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思想在當前和今后實踐中的指導作用嗎？在當前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全面、突出、集中地大造這樣的輿論，發動這樣的進攻，難道不是掀起一場反對毛主席的狂潮嗎？

　　當然，對于胡錫進們這伙人中的多數而言，如果能接受人民的教育改過自新，我們當然歡迎。但如果其中的一小撮頑固不化，死不改悔，墮落成假共產黨或者說共產黨的叛徒，即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四反分子”，那我們必將斗爭到底，絕不留情。

　　（二）給實事求是的提出糾正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錯誤者，亂扣反對改革開放的大帽子

　　例如，著名社會評論家司馬南，揭露聯想集團一些人鉆改革的空子，把一些國有資產據為己有，大搞資本權力化，權力資本化的資本腐敗現象，就被說成是反對改革。

　　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著名教授金燦榮的一段話也受到了類似的攻擊。他這段話是，“嚴格講（北京）酒仙橋，就是文革時候的硅谷，非常完善吶，基本上所有半導體產業環節我們都有啊，……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人為把它搞沒了。”

　　《一個60年代東北鐵西老工人的自述》：“改革開放之后，1984年開始搞廠長任期責任制和利潤承包。廠長人、財、物一手總握，黨委、工會、職代會形同虛設。廠長只盯著生產管理，不下車間了；工人只管干活，不去監督了；工人們拼死拼活，獎金不多掙。這跟以前是天壤之別，于是就有了消極情緒，表現為磨洋工、干私活、順物資等現象。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大規模吃鐵飯碗養懶人，工廠效率逐漸走低。再加上撥改貸，假冒偽劣到處擠壓國有企業的生存空間，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在稅收等等方面的優惠政策，而國有企業還要負擔工人醫療住房養老，導致工廠大虧損，廣大職工被減員下崗。最后改制，肥了廠長那幫人。”

　　粗略歸納起來，改革開放主要有以下十個錯誤：

　　(一)實際上存在著用“補課路線”標準取代實踐標準的問題。安徽的小崗村是改革時代樹立的一面旗幟，四十多年來一直在大肆宣揚。但是新華社發布的有關沈浩和小崗村的消息，卻有如下兩段話：“村民們告訴記者，沈浩剛到小崗村時，小崗很窮、很亂。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這與‘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名氣相比十分不相稱。” 而河南省的南街村，當年像小崗村那樣采用分割土地單干3年之后，就已經認識到分田到戶單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進行了“走回頭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進到了集體化。經過17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團結進步，依靠集體力量產生的巨大生產力，在1995年就已經基本上“奔小康”了。近些年，總產值已達20億元左右。然而，主流媒體仍然不用這類真正的先進典型取代小崗村。這些客觀事實，能不能證明改革時期實質上是用“補課路線”標準取代實踐標準呢？

　　(二) 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得到了解放。在改革時期的1997年7月黨的十五大召開之前，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的李君如公開以向媒體吹風的架式，宣傳“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不問姓社姓資，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不問姓公姓私”，并且明目張膽地把這“兩個不問”登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經濟時報》上。人所共知，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姓社”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四項基本原則最重要的一項，“姓公”即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是憲法黨章都明確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問姓社姓資”即宣揚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可以搞；“不問姓公姓私”即宣揚可以顛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那末，這“兩個不問”是不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式的思想解放呢？

　　(三)使反黨特別是反毛言論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泛濫。像北大教授賀衛方那種罵共產黨是非法組織實質上是共匪，主張要按照西方民主推翻共產黨領導；茅于軾、辛子陵之類惡毒攻擊毛主席是“暴君”、“人渣”；袁騰飛胡說什么天安門廣場紀念的是殺人犯，胡錫進們胡說認為新中國前27年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人都是極左等等，這些“四反分子”都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理，就從一個方面證明反毛言論在不小程度上是自由泛濫的。。

　　(四)使權貴精英民主得以增強。改革時期連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都不得不公開承認工人、農民、下崗工人已成為所謂“十個階層”中倒數第一二三位即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普通工農兵在各級人大代表中的比重，由文革中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降到連零頭都不到；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紀念毛主席的活動常常受到干擾；不少上訪群眾受到的打壓更是令人觸目驚心。相反，權貴精英在各領域、各行業的地位明顯大幅上升。人民群眾從大批私營企業主入黨的現實中；從官員的特權不斷增多，人代會逐漸成為“官代會”的現實中；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占領社會主義文藝舞臺的趨勢上，逐步認清了它的實質：“三個代表就是‘代表大款、大官、大腕’”。

　　(五)使改革變質為“改道”?！吨泄仓醒腙P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既然如此，大私營企業主不是資產階級是什么？為什么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盡管有起伏，但從總體上說群眾不滿意的腐敗現象、社會治安、國資流失、三農問題是加重的趨勢，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是惡化的趨勢。“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說“反對經濟領域里的自由化，就是‘左’”；“如果導致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為什么卻變成了絕大多數地球人公認的幾乎超過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培植新資產階級人數最多、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呢？

　　(六)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社會風氣最差的國家之一。據鳳凰財經“中國人財富觀大調查”報道：你怎么看待財富？高達65%的人認為“財富有原罪，只有品德敗壞的人才可能巨富”。這些年出臺的法律越來越多，可是犯罪率從總趨勢上看卻越來越高。并且，一些比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更嚴重的販賣兒童婦女、制假販假、賣官鬻爵，在全國推廣轉基因糧食、生產加工各種有毒有害的食品、軍隊經商、放棄對于食鹽等等的國家統一管理、裸官（把老婆、孩子、大量存款轉移到國外）等等都大量出現了。

　　(七)使黨的建設、軍隊建設以及社會建設事業有所削弱。就拿反腐來說。在新中國的前30年里，殺了劉青山、張子兩個大貪官，結果從整體上說幾十年內腐敗分子幾乎絕跡。近些年的反腐，不可說力度不大,但是雖然從表面上看吃喝風之類確實減少了一些, 實際上一些腐敗尤其是變相腐敗如不作為、形式主義、報喜不報憂、兩面人等等,是在隱性滋長。這就以一個綜合性的指標活生生地證明, 黨的建設、軍隊建設以及社會建設事業都存在被削弱的問題。

　　(八)使經濟?設演變成“慢性自殺式發展”。只講“發展是硬道理”，實質上等于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等都是軟道理；強調“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也容易導致認為我們的人生價值、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都是追求以金錢為核心的高效率。這樣，自然會造成一切為了錢，一切都靠錢，一切都看能撈多少錢的一切向錢看現象惡性發酵的局面。這必然把毛式社會主義時期的科學發展演變成污染嚴重的發展，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發展，帶血腥味即造成很多傷亡殘疾的發展，改變了新中國頭30年改革創新不少成果的發展，即將發生大危機從而使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時候的發展。這算不算一種有一定程度自殘、自殺性的發展呢？

　　(九)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演變成封資修的大雜燴。例如，它抽象大講的“友愛”，北京等城市大街上宣傳牌的解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孔孟之道的核心觀點之一，明確地否定和反對階級斗爭。前些日子網上有一篇題為《毛遠新談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的文章，說“毛主席指出，用我們的話說，你是革命黨的時候是批孔的，當成了執政黨，鞏固地位時又要尊孔，中國的歷史就是這么走過來的。為什么？這是什么道理？” 再加上抽象地談民主、自由、平等等等, 說這是封資修的大雜燴,并不冤枉。

　　(十)使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這不僅表現在28個主要產業被外資掌控了21個，外匯儲備大多買了西方國家的債券，不少“打了水漂”，更根本、更危險的是，中國經濟主權的一部分已被美帝國主義控制。“救美國就是中國”的口號和行為，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近年來，人們發現國內一些規模和影響力巨大的私企，背后往往都有國外勢力。我國經濟上受制約，必然造成外交上的軟弱。面對國外敵對勢力的政治、軍事壓迫，在處理“炸大使館”、“撞機”以及涉及我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鄰國、東海、臺海、南海和西南領土等事件和問題時，長期“缺鈣”。

　　以上這些話，講的顯然都是鐵的事實。更何況“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批評“兩個凡是”時強調，糾正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才是真正高舉他的旗幟。還說過，改革10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這一手軟。陳云同志則說過，要堅持“不唯書、不唯上、要唯實”。當今的領導人也批評過“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那一套。既然年年、月月、天天講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就不能搞雙重標準，在這個方面講實事求是，在那個方面又不講實事求是；在這個時候講實事求是，在那個時候又不講實事求是；認為凡是肯定新中國前30年成績的人都是“極左”。認為講后30年改革中產生過錯誤的人也是“極左”，這是不是搞新的“兩個凡是”呢？

　　(三)瘋狂反對走創造性回歸毛式社會主義的強國之路，頑固堅持走靠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救中國的邪路

　　為了防止黨中央毛主席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創立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即毛式社會主義改變顏色，我國進行了偉大的反和平演變斗爭。為此，毛主席突出強調：“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斥，怎么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初心、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的很。”（《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57頁）

　　胡錫進則針鋒相對的說：“中國可以把歐美日作為進一步發展的目標。”“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接觸量、貿易量和社會之間的整體交流量，都是前蘇聯完全不可比擬的。只有我們保持定力，堅定信心，大措施得當，就完全可能……抵消美國霸權主義的強勢。”

　　由此不難看出，他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0年）：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78039億美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68465億美元，即企業壟斷組織已經在經濟生活中起到了決定作用；實際利用外資1443億美元，對外投資1537億美元，即資本輸出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兩個列寧提出的關于帝國主義五個基本特征中特別重要的兩個特征，認為中國已接近美歐日帝國主義國家的水平，超過了當年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水平，便可以像當年的勃列日涅夫等集團那樣大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抵消美國霸權主義的強勢”即爭霸了。

　　我們之所以必須走創造性回歸毛式社會主義的強國之路，而不能走靠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救中國的邪路，主要在于以下五點：

　　一是只有創造性的回歸毛式社會主義，才能堅持以反帝為本基礎上的標本兼治式的反霸，而避免只反霸不反帝即只治標不治本式的反霸。我們知道，霸權主義是帝國主義發展到最后階段，必然出現的最大帝國主義國家唯我獨尊、欺凌天下的一種必然現象。因此，在反帝的基礎上反霸，才是從根本上、實質上反對霸權主義。胡錫進認為，我們的“目的不是用一場對撞來突破重圍，而是以斗爭謀共存，以較量謀合作。這是中國崛起性價比最高，也最有可能成功走通的道路”。這就是說，他們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為綱領的反霸，目的則是和美國共同稱霸，最后再取代美國的霸主地位。可見，這不是實質上的、徹底的反霸。

　　二是只有創造性地回歸毛式社會主義，才能把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而避免把中美兩國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毛式社會主義真正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意識形態的主旋律，就證明其是真正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無上地位的。而胡錫進們在國內強調要“防止用分蛋糕的公平而耽誤將蛋糕做大的人力物力，是當前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在中美關系上強調要“維持中美有增無險和平交流的大局”，顯然是把中美兩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和戈爾巴喬夫的全人類利益高于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利益的新思維，毫無疑問是有異曲同工之處的。問題在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救世界，也就是真正代表全人類的利益。人所共知，正是戈氏這種改革的“新思維”，導致解散了華沙條約組織，最終發生了蘇聯黨垮臺、國解體的歷史大悲劇。

　　三是只有創造性的回歸毛式社會主義，才能按照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原理，承認中美關系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緊張程度，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老百姓說得好：“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 現階段美國霸權主義通過經濟虛擬化、投機化，進一步增強了寄生性、腐朽性、瘋狂性，對中國來說，這是中美關系緊張的外因，必須首先肯定。但是對于胡錫進們把“韜光養晦”當作“先當孫子后爭霸”；把“中美夫妻關系論”當作“既當小妾又爭權”；把“中國夢”當作恢復當年強秦、大漢、盛唐那樣稱雄天下的“冠軍夢”，顯然是一種內因。否認這一點，無疑是一種赫魯曉夫式的文過飾非行為。

　　四是只有創造性的回歸毛式社會主義，才能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作為斗爭的重點，避免把防止“左”即反對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作為斗爭的重點。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堅持靠社會主義救中國，就決定它必然把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即主張走改旗易幟邪路的“馬戶”（民間歌手刀郎語）們，作為主要斗爭對象。胡錫進們作為不僅利用“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等大力宣揚和平競爭那一套，使不少人受到了蒙蔽,而且還大講不能“把中美和中西推向價值觀對抗”；“民主、自由、法治、平等這些受到西方社會珍視的價值也都被總結到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來，而且是中國社會的真實追求”；“反正我不恨美國”、“中美關系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要是美國的反華把中國“逼左了、逼不開放了，那就糟了”、“美國占據了道義至高點”等等。不難看出,這些人內心仍舊堅持“主要是防止‘左’”那一套。凡此種種，就使中華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讓他們反對“妾式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無疑等于自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掌權執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否定毛式社會主義基礎上的，要是公開承認毛式社會主義是正確的而“妾式社會主義”是錯誤的、反動的，那他們自己豈不是要自動下臺嗎? 問題還在于，直到現在，他們仍堅持顛覆性的錯誤觀點，認為必須繼續大講毛主席的“晚年錯誤”,大講“我國曾經有過政治掛帥、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 ；認為只要進一步退讓如擴大包括經濟主權在內的開放，美霸的態度就會和緩。有句話說的好，看不到危險是最大的危險，而故意掩蓋危險，則更危險。所以，這種傾向必須堅決徹底的批判。

　　五是只有創造性的回歸毛式社會主義，才能既把兵民作為勝利之本和把人民戰爭作為無敵力量，又重視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而避免陷入四面樹敵、孤立無援的被動局面。毛主席既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等一系列戰略方針，又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要求團結第三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聯合第二世界的歐洲、日本等國家，以便集中力量反對美蘇特別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霸權主義。實踐充分證明，這些戰略方針和理論，對于防止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使中國掌握戰略主動權等等，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胡錫進卻說：“民間此時圍觀吃瓜為宜，政府有足夠的力量回擊美方此輪挑釁，無需民間力量提供增援”。“中國決不能走上一些美國地緣政治狂希望我們走的同美國和西方全面對抗之路，把組建反美聯盟作為我們的戰略重點。”這樣既反對把兵民作為勝利之本和把人民戰爭作為無敵力量，又反對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無疑根本談不上搞好反霸斗爭。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由于他們往往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騙人，則常常會使一些人上當受騙跟著跑。所以，我們一定深刻領會革命導師列寧的一段話：“如果這個戰爭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是說，是帝國主義的、強暴的、掠奪的反動資產階級的兩個集團進行的戰爭，那末一切資產階級（甚至小國資產階級）都是掠奪的參加者。而我們的任務，革命無產階級代表的任務，就是準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這是擺脫世界大屠殺的慘禍的唯一出路。我們不應該從‘自己的’國家的觀點來推論(因為這是民族主義市儈這類可憐的笨蛋的推論，他不知道他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的玩具) 而應該從我們參加、準備、宣傳和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來推論。”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由于胡錫進們這些“四反分子”、資改派的代言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后臺欺騙性比較大、掌握的權力比較大、干事的膽子比較大、打壓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的手段也比較狠，所以可以說，全盤西化派雖然是我們最反動的對手，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則是我們最危險的對手?，F階段民眾新覺醒的根本標志，就在于能否認清這一點。我們要當好民眾新覺醒的促進派，最根本的也在于促進這一點。我們之所以把堅決打好清算胡錫進們的反毛言行這一仗，作為對毛主席誕辰130周年最好的紀念，也正是在于經過清算他們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使我們從反面認清這一點。因為有的時候，反面教員更能教育人。

　　西方國家民間有句諺語說得好: “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令其瘋狂。” 現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掀起反毛狂潮, 就證明他們瘋狂到了極點。物極必反。現在離他們成為走向末路窮寇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因此, 我們“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必須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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