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銘先生在11月27日烏有之鄉發表的“必須爭脫枷鎖”一文中提出必須打破美國給中國設置的金融枷鎖，但美西方國家特別是盎撒國家與盎撒人給中國設置的枷鎖決不僅是金融領域，而是遍及中國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必須本著“我的地盤我做主”的決心，將盎撒人設置的束縛中國發展的所有枷鎖統統打碎，中國才可能在各領城不受限制的自主發展，才能超越盎撒國家與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文所論述的期刊影響因子評價標準就是束縛與誤導我國科教發展的枷鎖，必須打破，決不能讓自高自大的盎撒人牽著走。必須制定有中國特色，助力中國科教發展與自主創新的新評價標準來取而代之。

　　一  顏寧女士當選中科院院士有可能(以榜樣的力量來)進一步助推生物學科過熱現象

　　11月22日，2023年兩院院士增選結果正式揭曉，中國科學院增選院士59人，中國工程院增選院士74人。其中，現年45歲的結構生物學家顏寧新當選為中科院院士。顏寧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十年間，顏寧的科研成果兩次入選《科學》（Science）雜志評出的年度十大進展，其本人還因在蛋白質結構方面的突出貢獻而入選《自然》（Nature）雜志評出的10位“中國科學之星”之一。2009年以來，顏寧在頂級學術期刊《自然》、《科學》、《細胞》發表19篇論文，要在這三大世界頂級期刊發表一篇都非常不容易，顏寧居然發表了19篇，顏寧學術水平讓人敬佩萬分。本文標題決不意味筆者對顏寧女士本人有任何異議，而是祝賀顏寧女士當選中科院院士。但凡事有利有弊，顏寧女士當選院士也有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那就是憑顏寧女士巨大的知名度與影響力，有可能進一步助推生物學科過熱現象，進一步引導更多優秀學子是報考生物專業，這就會帶來一些負面問題。

　　顏寧女士同行，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現任西湖大學校長的施一公院士也是著名生物學家，他所創辦的西湖大學僅設三個學院，其中生物學院與生物學科自然是西湖大學重中之重的學院與學科。西湖大學實行精英教育模式，2023年僅招收93名本科生，施一公校長為了招生也是使盡渾身解數，多次前往浙江省內的各所重點高中，了解生源情況，成功“截胡”了不少能考取985大學的種子選手。這屆新生中，高考成績平均在660左右，最高達到了690。還有很大一部分學生才上高二，就因為成績優異或有奧賽獲獎經歷而被保送上西湖大學的。如果再晚半年，可能各所985高校的招生老師就要上門搶人了，施一公自知到時候搶不過清北，就提前一年做“搶人”。

　　顏寧女士當選院士與施一公校長在招生中全力“收割”理科尖子，兩人不約而同的助推生物學科過熱現象，但兩人好心并沒有辦成好事，這或許弊大于利。

　　二顏寧女士當選中科院院士是否會助長美西方主導的期刊影響因子評價標準對我國科技與教育發展的誤導

　　國內教育主管部門在進行高校考核，以及很多機構在進行高校排名時，均把期刊影響因子作為最重要的評價標準。期刊影響因子是目前國際上通用的期刊評價指標，一般來說，一家期刊發表的高質量論文越多，且這些這些論文的觀點或結論被其它研究者己發表的論文引用的次數越多，影響因子就越高，期刊的影響力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學》以及《細胞》三大刊都是以高影響因子而著稱，目前，三大刊的影響因子都在30以上，這在學術期刊中是極為罕見的，三大刊也因此被視為國際上最頂尖的自然科學學術期刊，在國際科學界影響無與倫比。但在2013年11月9日，2013年度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諾貝爾獎得主蘭迪·韋恩·謝克曼博士卻在英國衛報專欄中發表了題為《<自然>、<細胞>和<科學>這類頂級期刊如何損害科學的》文章，呼吁“科學界應該推翻頂級期刊的暴政”。謝克曼認為，現行的機制，使得那些最時髦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研究獲得了最大的回報，這就像豐厚的分紅導致金融業扭曲一樣，一些專業性的獎勵，比如在著名刊物發表論文的權力，扭曲了科研界。

　　在對頂級期刊的詬病中，謝克曼主要提到了期刊影響因子的負面作用。他認為，影響因子是一種噱頭，這種衡量方法有重大缺陷，引用與質量并不完全相關，“一篇論文被大量引用可能是因為它是好的研究，也可能是因為它吸引眼球，或者是挑釁式的甚至是錯誤的”。

　　謝克曼認為，頂級期刊喜歡接收那些容易引起噱頭的論文，這導致它們在那些時髦的領域里堆起了泡沫，并且阻止其他重要的研究。

　　謝克曼觀點在國際科學界引起軒然大波，《自然》雜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團大中華區負責人尼克·坎貝爾在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承認，目前科學界確實存在過度依賴期刊影響因子傾向，坎貝爾說，《自然》雜志同仁也多次表達了對于過度依賴影響因子的擔憂。

　　《科學》的首席主編麥克努特博士并沒有否認謝克曼博士的觀點，即期刊影響因子的使用已經扭曲了它的原意。麥克努特博士的前任、前首席主編布魯斯·阿爾伯特博士曾簽署關于科研評價的舊金山宣言。該宣言致力于停止使用期刊影響因子來評估一個獨立科學家的工作。

　　謝克曼博士的質疑與坎貝爾等回應均承認期刊影響因子對科學界的影響已經走向了反面，連美西方學者都反思與承認目前國際上通用的期刊影響因子評價標準的確有重大缺陷，其對中國高等教育與科技發展負面影響同樣不容忽視，為什么中國科教界還死抱住不放與繼續對其頂禮膜拜？我們是否更應反思把期刊影響因子評價標準作為引導我國科教發展的“指揮捧”還有必要嗎？

　　順便一提的是，2023年6月，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等26家單位聯合完成的中國人群泛基因組聯盟（CPC）一期研究進展，以《基于36個族群的中國人泛基因組參考圖譜》為題發表于《自然》雜志。他們將中國人的基因組，公然發布在美國的科學期刊上供美國人進行查閱。然后還非常驕傲地在媒體上宣布，這項研究構建了我國人群的泛基因組參考圖譜，揭示了中國人的基因組中隱藏著此前從未揭示過的基因序列。為過度追求三大頂級期刊影響因子，不惜在美對華生物戰中助助紂為虐！這必將招至滅頂之災！

　　三期刊影響因子評價標準導致老牌理工類大學文科專業過度膨脹

　　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經濟學、金融、管理、法律、新聞等熱門文科專業招生與畢業生數量增加了幾倍乃至十幾倍，供大于求導致不少文科專業就業難度越來越大，“國考”錄取率越來越低就是明證。

　　就高校而言，文科擴招幅度最大的并不是有深厚文科低蘊的老牌文科大學（如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央政法大學等）和綜合性大學老牌文科專業（如北大各類文科專業），而是1999年高校擴招之前并沒有設置文科專業或設置文科專業不多的理工類大學，這些老牌理工類大學通過新設立“文科五院”（或五大文科專業）方式即法學院、管理學院、經濟學院、金融學院、新聞傳媒學院方式，搖身一變，成為文、理、工、經、管、法齊全的所謂綜合性大學，于是農業大學設立新聞專業，石油大學設經濟學院，也不足為奇。

　　對理工類大學來說，熱衷新增設文科院系首先是出于期刊影響因子評價的需要。社科核心期刊數量很龐大，南京大學所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所發布的中文社科核心期刊即CSSCI期刊總數多達500多種，其中多數是法律、管理、經濟、金融、傳媒方面的核心期刊，其數量比理工類核心期刊多得多，這味意著相關論文在社科核心期刊上發表的數量更多，被引用的更多，高校在各類社科核心期刊影響因子排名將因此提高，這既能作為高校領導政績考核依據，又有助于提升高校聲望與排名，何樂而不為？因此部份理工類高校忘記了自己的責任與使命，不再自稱自己是科學家與工程師搖籃，而是一窩蜂增設這些熱門文科專業，設置這些熱門文科專業的理工類高校之多部已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這些熱門文科瘋狂擴招必然使這些專業不少畢業生畢業即失業，國家與家長的巨大投資均打了水漂，造成教育投資的巨大浪費。

　　另外，不少理工類大學認為，文科專業不需要配昂貴的實驗設備，投入少，見效快，招幾個教師，找幾間教室就可新開一個文科專業，但其培養質量根本無法與老牌文科大學的文科專業相比，那么在理工類大學新設文科專業就讀的眾多文科生未必從中受益，而工科生則成了不同程度的受害者。這是因為工科生培養所需實驗設備配置與運轉成本很高，其培養成本是文科生的7至10倍不等。任何一個理工類高校，其教育資源（如資金、設備等）總是有限的，用于培養擴招文科生所耗用教育資源越多，用于培養工科生教育資源就會相應減少，其培養數量與質量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既不利于培養出有較高質量的文科生，又影響工科生培養質量，這完全是舍逐末、本末倒置，使理工類大學文科大擴招后的文科生與工科生成為共同的教育質量不佳的受害者。

　　因此，理工類大學片面追求期刊影響因子評價標準，轉型成為文、理、工、經、管、法齊全的所謂綜合性大學與由此帶來的文科生激增現象，未見得是好事，如果這種轉型是以犧牲理工科專業學生培養質量為代價，那就得不償失。理工類大學還是應堅守自己的“主業”，文科專業的擴招與文科生培應主要由老牌文科大學與文科專業來承擔，借用一句老話是，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

　　四期刊影響因子排名靠前的專業畸形發展導致教育投資與人才浪費

　　一個流行說法是“21世紀是生物科學的世紀。”從表象來看，這句話很誘人，而實事上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中國相關產業對人才需求有限，畢業生就業難度大，不宜過熱擴招。而在中國科學界與高校，生物科學的確屬于熱點學科，《科學》、《自然》以及《細胞》三大綜合性自然科學頂級期刊也格外偏受生物科學方面的論文。據JCR（《期刊引用報告》）公布的172個學科的平均影響因子排名，位于前10位的學科全部與生物科學相關，排在第一位的免疫學平均影響因子居然達到5.792，相比之下，排在最后的船舶工程類刊物平均影響因子只有0.319。兩者相差18倍之多。

　　與生物科學類似，計算機學科因為影響因子排名靠前，也受到各高校親瞇。

　　在影響因子驅使下，各高校生物學科、計算機等影響因子排名靠前學科與專業呈現大躍進式發展的現象，目前，幾乎所有過去沒有相關專業的理工類重點大學都新設了與生物科學、計算機相關的學院或專業，然而不少畢業生卻陷入無業可就的困境之中。

　　各大學在追求以影響因子為代表的漂亮科研數據的同時，卻不同程度忽視了發表論文較少且不容易被引用的學科建設，使這些學科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以平均影響因子最低的船舶工程學科為例，該學科對“武統臺灣”，打破美國海上霸權，捍衛我國海洋權益，保衛我國海上交通線、開發海洋資源等領域均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現在在東海、南海，我國與周邊國家海洋權益斗爭日趨激烈(如最近菲律賓企圖非法侵占仁愛礁)，建設海洋強國與海洋石油開發，從造船大國升級為造船強國等都凸現了船舶工程學科與專業的極端重要性，這是倍受追捧與期刊影響因子遙遙領先的生物科學無法相比的。然而，自本世紀初以來，雖然我國造船業快速發展，但除了上世紀50、60年代就已開設相關專業的幾所院校之外，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就沒有高校新開此專業。任由這種現象發展，將可能導致我國在造船業、海洋開發等領域缺少可用之才，受制于人。

　　與熱門文科瘋狂擴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家和社會急需的一些傳統工科專業如煤炭、水力、水電、地質、采礦、測繪、鑄造、核技術、鐵道工程、橋梁遂道等專業，這些艱苦工科專業與船舶工程類似，相關刊物平均影響因子的排名均很靠后，加之培養成本高，不少理工類高校對這些無名無利的艱苦工科專業重視不夠，投入不足，畢業生數量與質量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嚴重影響了這些關系國計民生重要行業的發展。

　　五期刊影響因子對我國軍工技術人才培養的負面沖擊不容忽視

　　軍工產業是所有大國安身立命、強國富民之本，特別是在“武統臺灣”與中美“必有一戰”的大背景下，軍工相關學科專業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國內出于保密原因，國外出于對華技術封鎖原因，造船工程等軍工類相關學科專業刊物少，發表論文出少，被引用量也少，導至相關刊物平均影響因子均排名靠后，但軍工相關學科對國防與我國經濟安全重要性卻很突出。

　　全世界能獨立研制、生產飛機的國家有十多個，但能獨立研制、生產飛機“心臟”—航空發動機的國家只有5個即美、英、法、俄、中。這五國恰是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連日本、德國也擠不進去，這絕不是偶然的現象，這充分反映了航空發動機技術是大國地位的體現，是現代航空技術的戰略制高點，是大國之間綜合國力的比拚與較量，因此各大國在這一領域均不惜血本，投入巨資，開發新一代航空發動機。既然各大國在這一領域的投入均“不差錢”，各大國比拚的主要是這一領域的技術人才素質與能力。然而，由于國技術封鎖原因，無論國內外，這一重要領域的科技期刊極少，影響因子均排名自然非常靠后。

　　船舶工程、航空發動機這兩個專業正是與軍工密切相關的重要專業，這類專業共性是科技期刊極少，影響因子均排名非常靠后，因此受到教育主管部門與高校不同程度的忽視，基本上沒有像生物專業那樣熱起來。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與生物類專業大躍進式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校各類軍工專業可以說擴招幅度最小的專業，高校招生不多，考生報考不積極，更難以吸引尖子人才報考，學科建設投入嚴重不足。也未見那個高校新設某軍工類專業，以航空發動機專業為例，僅有北航、南航、沈航、南航、西工大、哈工大六家，連工科最強的清華大學也未增設此專家。就必然出現一些領域和專業（如航空發動機等）招生數量偏少偏冷，頂尖技術人才嚴重缺乏的不均衡狀態。

　　大國與中小國家區別在，中小國家可以偏重一個或數個領域的不均衡發展（如瑞士的手表與精密機械制造），但大國必須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科技、工業體系，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大國強調的是在各個領域的均衡發展，那么大國技術人才就應在各個領域均衡分布，各個學科專業和領城都需要一定數量頂尖技術人才和領軍技術人物，否則就有可能受制于人，以至于被人卡脖子，危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

　　正如管理學中木桶原理所說，一個木桶容量取決于水桶中長度最短的木板。所以教育主管部門不能過于強調用期刊影響因子評價標準來考核高校，并作為高校排名與投入依據，這至多只能作為一個次要的參考標準，為此教育主管部門應重新修訂對高校的考核評價標準，學科專業對國民經濟與國防建立重要性應置于期刊因子評價標準之上，這樣才能改變生物、計算機等少數學科專業過熱畸形發展的狀況，這樣，我國的高等教育才能均衡發展，才能滿足各個行業對技術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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