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經濟決定論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四評胡德平先生的民營經濟觀點

看一看今天的資本市場，經過十分復雜的交叉持股，層層嵌入，空殼和實體交互持股等繁雜的股權關系，冠冕堂皇的社會資本，往往只是少數幾個資本巨頭掌控，如許家印，吳曉暉這樣知名度很高的資本運作，完全打破了您把股份制看作非私人生產的錯覺和幻想。

　　奇怪的歷史巧合

　　胡德平先生非常看重《資本論》的一句話：“馬克思為《資本論》第一版所做的序言是最好的總結：‘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在這里馬恩連對廢除、中止私有制說法也不贊成的。”⑴

　　對馬克思的這段話，胡德平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因為在馬恩看來，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私有制，用行政的、法律的、暴力的方法將其終止、廢除、打倒是可笑荒唐的”，擴大“用法令取消”的外延，認為“消滅私有制是空想社會主義⑴”，“資本本無善惡”⑵，私有資本在“自然的發展階段”解釋下，似乎可以超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輔助地位，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以便為暫時的私有存量主體化尋找理由。

　　且不說這種理解和馬克思闡述的原理相悖，只要對照一百多年來的歷史進程即知謬誤。正如之前多次說過，按照胡先生理解的“馬恩連對廢除、中止私有制說法也不贊成”⑴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創新” ⑵邏輯，豈不否定了農村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這樣由社會矛盾引發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否定了從十月革命到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輝煌發展史，把無數中外革命先烈放到了空想社會主義的位置，豈不是站在和革命相反的立場上了嗎？在這樣的邏輯下，胡先生說的資本“唯在黨和政府馭之而已”⑵成了一句空話，您已經參與對現狀的嘲諷了，“需要我們（私有經濟）是無奈的，消滅我們是偉大理想”⑶，且“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又怎能“唯在黨和政府馭之而已”？

　　按胡先生理解的邏輯，莫非放任私有經濟和資本“自然的發展階段”？——若是的話，這哪里是“唯在黨和政府馭之”？相反，應該是私有經濟尾大不掉，是黨和政府“無奈的”被“馭之”；若不是，您在我國私有制迅猛發展，存量主體化后，強調“自然發展”，以“揚棄”為名強調反對“消滅私有制”總目標意欲何為？——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這已經不是一個前后矛盾的邏輯混亂，它在主觀上，把馬克思說的一個社會“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這個一般性的描述，上升為對當下社會主義中國生產資料存量私主公輔條件下，把無限制發展私有經濟視作“自然規律”——只有私有制才算發展經濟；它的客觀效果是用私有制經濟在未來長久地引導我國經濟局面，用私有經濟的特點挾持我國宏觀經濟，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產生逐漸演變，并決定上層建筑的走向。是不是這樣呢？

　　聯系歷史，很不巧，胡德平先生對《資本論》序言這句話的如此認識，歷史上大有人在。但不是唯心主義者，就是修正主義者。和歷史人物如伯恩施坦，就發生了兩方面的巧合：

　　1、用唯經濟決定論限制社會主義變革的巧合

　　1909年4月4日，伯恩施坦在阿姆斯特丹做了一次名為“社會民主黨內的修正主義”的演講，宣稱：

　　“在《資本論》序言中，我們看到兩條原理，馬克思在其中特別尖銳的強調了有機的發展思想，第一條是‘一個社會即使已經發現它的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一個法令來廢除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伯恩施坦公然判定，“顯然，這一原理又一次包含了對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重要限制或者削弱。它的意思是，工人階級以及任何一個其他階級都不能專橫地按照自己的興趣，自己的幻想，或者隨便哪一個現成公式來改造社會”（⑷，353）（句子的濃縮和著重號皆由伯恩斯坦所為）。第二條“原理”是“現在的社會不是固定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不斷在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⑷，354）。

　　這就赤裸裸的表現出了唯經濟決定論，反對社會主義變革，反對十月革命。無論伯恩施坦還是胡德平先生，都表現出了對這段話的重視，伯恩施坦把它總結為“原理”，胡德平先生將其作為“最好的總結”⑴。從伯恩施坦到胡德平先生，并沒有完整的理解馬克思的意思，都潛在的、機械的把社會自然發展階段描述成宿命的、孤立的、不可知的進程，實際上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

　　請注意伯恩斯坦的坦率：“任何修正主義者現在都承認馬克思的這兩條原理，的確我樂于承認，修正主義者也許比馬克思本人更加重視他們的意義和效力”（⑷，354）。為什么比馬克思本人更加重視這句話？因為修正主義者要用尋章摘句的方式，肢解馬克思完整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伯恩施坦是自報家門，胡德平先生在思想傾向上和伯恩斯坦是異曲同工。

　　2，用《資本論》否定《共產黨宣言》手法的巧合

　　對篇首《資本論》序言這句話的引用，并不是相隔100年偶然產生的巧合。伯恩施坦一面盛贊《資本論》是馬克思所達到的“完滿的思想頂峰的作品”（⑷，353），一面貶低《共產黨宣言》不是馬克思高峰之作，以圖抹去《共產黨宣言》中的無產階級斗爭鋒芒。伯恩施坦歪曲說：“許多這類馬克思主義者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宗派，因為他們逐漸回到《共產黨宣言》的那些，已經被馬克思本人糾正的原理和思想，寧可依據《宣言》，而不愿依據馬克思在發展最高峰時所寫的著作”（⑷，354）。伯恩施坦不僅謠誣馬克思恩格斯“糾正”了原理和思想，而且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視作“教條主義”“宗派”。而胡德平（黃髯）先生引用恩格斯1895年“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并以后來的“思考更成熟”來暗示馬克思恩格斯對《宣言》的“糾正”，同時指責批評者“墨守成規教條”⑸——這一切幾乎都是在重復伯恩施坦的手法和觀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人認為社會主義說不清楚，過去沒搞清，一些人便從修正主義墳堆中挖出被歷史摒棄的陳舊言論，當做“與時俱進”，“思想解放”，實際上掀起了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即修正主義的思潮。

　　很清楚，把《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對立起來，閹割《資本論》的階級斗爭靈魂，是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最典型的特征和系統的邏輯體系。同樣，對于胡德平先生來說，不片面強調《資本論》序中說的“自然的發展階段”，就無法改譯《共產黨宣言》的“消滅私有制”，也無法指鹿為馬，說什么“馬恩連對廢除、中止私有制說法也不贊成”⑴。

　　胡德平先生，也許您沒有注意歷史上的這樁公案，但通過以上事實，您敢說您思想邏輯上不存在共鳴嗎？按照伯氏的“任何修正主義者現在都承認馬克思的這兩條原理……”，修正主義的這頂帽子，應該由誰戴上，或者蹭了邊？好了，毛主席說，帽子最好由自己戴，而且戴的合適。您該不該戴，戴什么帽子，聯系您的言行在黨內產生了什么客觀效果，您應該反思。

　　馬克思主義和唯經濟決定論的斗爭與引導民營經濟

　　1，唯經濟決定論是工人階級黨內脫離實際的產物，被敵人利用

　　唯經濟決定論最先產生于馬克思主義隊伍內部。恩格斯批評90年代“青年派”將唯經濟決定論當作“不研究歷史的借口”（⑹，10，586），恩格斯分析道：“第一，顯然不懂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第二，對于在每一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一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文學家所特具的無限優越感。馬克思在談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國人中間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時也預見到會有這樣的學生，當時他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些受過‘學院式教育’的人，總的說來，應該向工人學習的地方，比工人應該向他們學習的地方要多得多”（⑺，22，81）。這幾條，特別是前兩條，何嘗不也是對胡德平先生的批評？

　　恩格斯晚年對于黨內出現的唯經濟決定論在多封通信中做過自我批評。“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⑹，10，593）。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給梅林的信中說道，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或歪曲，保爾·巴爾特就是個明顯的例子”（⑹，10,657）。

　　被恩格斯點名為“敵人”的保爾·巴爾特（1890年起為萊比錫大學教授），以歪曲的手段，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污蔑為只承認經濟因素單方面起決定作用的經濟決定論。巴爾特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把社會歷史簡單地歸結為純粹的經濟運動過程，根本不講意識形態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在馬克思那里，經濟是自動發展的，把唯物史觀關于經濟的最終決定作用的原理歪曲為“技術決定論”。

　　巴爾特的歪曲，受到恩格斯嚴厲批判，把法令和消滅私有制當作大敵的胡德平先生，應該仔細讀一讀恩格斯對巴爾特的斥責：

　　“只需看看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那里談到的幾乎都是政治斗爭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當然是在它們一般依賴于經濟條件的范圍內。或者看看《資本論》，例如關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著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種政治行動。也可以看看關于資產階級的歷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說，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暴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⑹，10,600-601）

　　由此，胡德平先生應該考慮，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版序言中的“法令”，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合乎經濟規律的，一種是違背經濟規律的，“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指的是合乎經濟規律，符合本階級利益的，怎么能夠否認一切法令，陷入庸俗的唯經濟決定論呢？

　　2、恩格斯在批判唯經濟決定論中總結出“合力論”

　　針對把唯物史觀片面化、庸俗化的唯經濟決定論即經濟唯物主義觀點。恩格斯1890年指出：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及其成果”。（⑹，10，591）

　　正是在經濟決定的基礎上，恩格斯明確的、全面的提及了矛盾的另一個側面：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論”。歷史進程在經濟的決定性前提和條件下，政治、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并強調，“在馬克思所寫的文章中，幾乎沒有一篇不是貫穿著這個理論的。”（⑹，10，592，593）。這是對31年前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生產力生產關系決定上層建筑，包括在“一個社會形態”內的兩個“決不會”的經濟決定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反作用的繼承和完善論述，更是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總結。在序言中，馬克思曾指出：在考察歷史變革中，必須時刻區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⑹，2，592）。例如今天，在私有經濟存量主體化的經濟基礎上，必然出現認為過時，摒棄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的違憲意識形態。

　　如果說馬克思在31年前的觀點是認識歷史的指導，恩格斯的“合力論”則是匯總了馬克思意圖的對于推動歷史的指導，特別是對馬克思《霧月18日》、《資本論》中工作日和法令的關系、資產階級的歷史等篇章的綜合總結。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完整的科學思想體系，兩個人無論從思想體系還是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而決非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歪曲的馬恩有分歧，或者早期和后期思想有質變。也不是胡德平（黃髯）先生提出的“對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的態度變化非常大”，照抄伯恩施坦的手法，摘錄恩格斯去世前1895年3月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的若干語句，以歪曲恩格斯在斗爭策略上自我批評的原意，不過伯恩施坦是為了取消無產階級專政，胡德平（黃髯）先生則是否定消滅私有制的需要。

　　3，唯經濟決定論在早期修正主義手中變為庸俗經濟論和反馬克思主義工具

　　對于巴爾特這樣善于鉆馬克思恩格斯空子的敵人，在1890年10月27日給施米特的同一封信中，恩格斯認為，必須出版《資本論》第三卷，才能系統的批駁巴爾特。在這封信中，恩格斯說“……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也能把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⑹，10，601）。

　　伯恩施坦曾因參加蘇黎世三人團，受到馬克思恩格斯嚴厲批判。1880年12月伯氏隨倍倍爾同赴倫敦，面見馬克思恩格斯，誠摯表示愿意認錯；考茨基也在一些問題上表現了自我批評精神，受到晚年恩格斯贊揚：“他們二人都經得住坦率的批評，正確領會最主要的東西，值得信賴”（⑺，36，332-335）。從而，恩格斯去世前將伯恩施坦定為遺囑執行人之一。——聯系之后的歷史，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的俯首帖耳，中國共產黨內一些歷史人物如張國燾以及直至今天，以謙恭的反復自我批評取得領袖和組織的信任，把不惜偽裝政治觀點，不惜損害自身人格人品，不惜把假自我批評當作實用主義權謀工具，不惜把無產階級政黨光明正大的政治生態改造為爾虞我詐的陰謀生態和實用主義生態，在條件成熟時完成兩面人的歷史宿命，歷史居然驚人的相似！

　　恰恰是這個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4年后，決然背叛了恩格斯的信任，在他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中，揚言“我絕不想對巴爾特所用的‘經濟史觀’這一名稱感到憤怒，而是不管怎樣要把它看成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最恰當的名稱”（⑻，91），他不僅沒有完成恩格斯要求的對唯經濟決定論的批判任務，而是反其道行之，變本加厲，把唯經濟決定論作為修正馬克思主義，反對蘇聯十月革命的主要工具。同時還瘋狂的向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提出挑戰。“一件需要幾個時代才能實現的事兒，僅根據關于對立面的發展，和關于通過對立面的發展的哲學，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而這一革命是首先必須為資產階級創造發展的自由余地的。……這里談的是我認為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最致命之點……”。（⑻，98-99）

　　4、列寧對唯經濟決定論的有力批判

　　十月革命的每一步，都是在和修正主義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唯經濟決定論斗爭前進的。正如伯恩斯坦說的，“任何修正主義者現在都承認馬克思的這兩條原理”，考茨基用胡德平先生也非常重視的，伯氏所謂的“第一原理”誹謗十月革命，“無非是一種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來取消那些自然的發展階段的大規模實驗而已，這種做法更使我們想起一個懷孕的婦女，她瘋狂萬分地猛跳，為了把她無法忍受的懷孕期縮短并且引起早產。這樣生下來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⑼，57）。普列漢諾夫在《政治遺囑》中認為，“俄國就其生產力發展水平、無產階級人數以及群眾的文化程度和自覺程度而言還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因此列寧設想的社會實驗必然要失敗。”從批判伯恩斯坦到與伯氏在反對十月革命上同流合污，這位1903年轉為機會主義，受到列寧尊重的前資深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在唯經濟決定論上失足的。

　　歷史的發展讓這些精通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無比尷尬，他們的反馬克思主義被鐫刻在歷史上。今天，修正主義的繼承者接過了他們前輩的邏輯，他們的前輩以俄國生產力沒有達到西歐發達水平而反對十月革命，100年后他們仍然以蘇聯的生產力沒有達到歐美先進水平而解釋蘇聯的解體，試圖否定十月革命代表的人類社會進入新社會形態的新紀元里程碑意義和歷史必然性，否定列寧斯大林蘇聯把俄國和各加盟共和國帶進了工業化社會的社會主義巨大的解放生產力意義，否定中國共產黨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在人類歷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歷史價值。

　　修正主義者把《資本論》序言總結為兩個“原理”的所謂“有機的發展思想”，列寧揭露了他們的真實意圖：“開了倒車的考茨基，現在卻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談論“歷史唯物主義”，為讓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主張辯護……“（（10），3，653）

　　列寧主義正是在與修正主義的斗爭中形成的。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10），4，776）

　　今天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重視列寧在去世前一年所做的兩點重要展望。一是“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10），4，778）從而為中國的農村包圍城市、贖買民族資本、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和實踐馬克思指出的為消滅資本而利用資本等豐富內容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樹立可以豐富人類解放道路的道路自信；二是，列寧的“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種根本的改變表現在：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10），773-774）。列寧對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運動的分析做出了典范，但是沒有來得及的實踐，而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不斷解放社會主義生產力中取得和正在取得的豐富的經驗、教訓和成就，將不斷增強我們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5、毛澤東和新時代對唯經濟決定論的斗爭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同志倡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提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對矛盾，這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理論，合力論理論組成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同志反復批評了違背對立統一規律，從兩對矛盾中分別抽去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使得兩對矛盾解體，形成了虛假的矛盾，引發“左”右搖擺；其次，一再指出，它的虛假性在于把生產關系的“先進”靜止化、凝固化，就像媽媽給兒子做了一套三十歲穿的大衣服，這就讓生產力的發展脫離了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矛盾運動，從而在理論上陷入了唯經濟決定論。

　　應該看到，豐富社會財富，為社會創造日益增長的使用價值，只有為廣大人民，共同富裕才能做到，這就需要列寧說的文化主義，需要毛澤東同志重視的上層建筑革命，確保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的生產力發展才能實現。當然，資本主義生產力也可以極大豐富社會財富，但那是為了極少數資產者利益最大化的副產品，資本主義生產力為主體，必然在盲目生產中造成過剩、消費不足、自發壟斷、兩極分化，陷入無解的矛盾。脫離生產關系，掩蓋生產力的目的，遮蔽生產力的社會性質，把特定的社會形態和歷史階段的生產力要素和橫跨人類歷史的勞動力三要素相混淆，把生產力中性化，是長期以來唯經濟決定論的表現，也是一些教科書脫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物，這一點受到毛澤東同志的批評：“講生產力的問題，沒有講清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有什么不同的特點。”（（11），4，272）

　　其次，在遵守價值規律的商品（市場）經濟中，在豐富社會財富中，如果在生產環節不限制勞動力的商品性質，在社會總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源泉中，就會混淆積累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有決定的私人占有性，滑入全要素創造價值的陷阱，從而以形式上的等價交換不自覺的維護雇傭勞動制度，維護私人資本占有剩余價值的市場“公平性”，就會在思想、理論領域把有防備的利用資本演變為無防備的資本中性化，美化資本，例如胡德平先生的“資本本無善惡”，這種認識很容易忽視基本經濟制度的公主私輔性，放任經濟基礎的演變，社會主義生產力就會演變為資本主義生產力。毛澤東同志主張，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在豐富社會商品使用價值中，要充分發揮價值規律作用，加速生產要素流動，促進使用價值的涌現，在生產和分配中堅持勞動創造價值，限制價值規律這個資產階級法權，用計劃克服生產的盲目性，堅持以勞動為主體，用上層建筑限制資本收益，營造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相結合的主動勞動的社會主義生產力。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受到唯經濟決定論的批評，他們站在虛幻的庸俗的生產力角度上，責備毛澤東同志的兩對矛盾是不重視生產力。

　　其三、堅持相對合理的初次分配和物質精神鼓勵相結合，是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初次分配決定了生產的活力，也決定了生產的性質。馬克思時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證明，勞動合作可以使勞動主體性具象化，在人民群眾創造的經濟責任制中，可以使勞動主體和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勞動回報緊密聯系。這種高效率生產方式的核心是勞動資本化。

　　1953年3月，毛主席對合作社評價說：“農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獲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價這些條件來說，它保存著私有的性質。就其在農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統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勞動，實行記工取酬，按勞分紅，并有某些公共的財產這些條件來說，它就比常年互助組具有更多的社會主義的因素。”（（11），2，67）

　　而在高級社基礎上，1958年春，為了興修水利，擴大生產資料共有的聯合生產中，河南嵖岈山人民群眾自發要求把幾個社聯合成一體，后改稱全國首個人民公社。這是規模化生產的生產力發展對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變革，為農業的工業化升級、社隊企業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據薄一波同志回憶，“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說”,1958年4月底在去廣州向毛主席匯報八大二次會議準備情況的火車上，我們四人”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還吹……生活集體化”等，并在鄭州火車站，具體布置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他熱情很高，采取的辦法也很快”。一行的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轉述了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包括了火車上”吹”的那些內容，但毛主席明確提到，是“幾十年以后我國的情景”。以上均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731-733頁。

　　黨的八大上，中央分工毛主席退居二線調查研究理論和政策問題，劉少奇同志主持一線工作。顯然，一線領導未經中央決策程序，就把毛主席展望幾十年后的情景向中部人口大省做了部署。當年夏收，河南省畝產幾千斤的消息在人民日報發了號外，引發浮夸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平二調”，產生餓死人的嚴重曲折，這和毛主席反復主張的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農村集體經濟，尊重價值規律和商品生產，保護農民利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結果。是兩種不同的性質，不容混淆。混淆的結果，就是出現社會上以今天經濟發展的繁榮，比較國家原始積累時期的艱辛，以秋天的收獲比較春天播種時的青黃不接這樣的荒謬。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后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斗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面對當時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相對于胡德平先生的父親主持的第二個歷史決議，采取了無主化處理，沒有明確推責于毛澤東，為澄清歷史原因留下空間，阻遏了把違背毛澤東意愿的斗爭擴大化和平均主義極左全部推諉給毛澤東、推諉給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的企圖，這是歷史進了一步。

　　之所以回顧這段歷史，就是要正確認識建國史上的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正如您說的“不正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幽靈才造成了往日的‘共產風‘”，但這和您用“空想社會主義”這頂帽子描述反對您否定消滅私有制的主張，是風馬牛不及的兩件事。您把堅持消滅私有制遠大理想視作空想社會主義，仿佛當下社會上出現了吃大戶，打土豪，抄家革命，這是一種神經衰弱，它的客觀效果是損害憲法規定的公主私輔基本經濟制度的落實。而您錯誤主張的依據，就是唯經濟決定論。

　　在集體經濟中，勞動者自己使自己的勞動增殖，在初次分配中，克服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矛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具有持久力的生產機制。這種經營生產機制與大慶大寨雷鋒精神可以有機的融合在一起，通過準確的經濟核算和會計方法，實現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統一。在這一法則面前，所謂做大蛋糕再分配的方式，發展起來以后再解決分配問題，先兩極分化，再重點解決分配問題的方式，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是脫離民心的，缺乏歷史和社會根基，在宏觀經濟上難以為繼，而其根源，依然是唯經濟決定論。

　　十八大以后，面向全國人民公開發行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蘇聯的解體和我黨黨內一度大面積腐敗的客觀現實出現，這兩方面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遇到的兩件大事。人們由此看到了毛澤東同志的高瞻遠矚。借鑒蘇聯解體，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11），6，137）的論述。對這一點的看法，客觀上存在著爭議，一些否定的觀點認識還停留在兩件大事之前。但是“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12），1，58）對于這一點，我們從唯經濟決定論角度觀察，就會發現歷史脈絡。

　　十八大后不久，習近平同志指出，“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并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13）進入新時代以后，習近平同志倡導五位一體和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五位一體”的全面躍升，把物質建設和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建設結合起來，既包括物質富裕，又涵蓋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共同富裕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通過初步治理腐敗和總結利用、約束資本，這是從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現存條件出發，在問題導向下，對唯經濟決定論思想的清理，又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實踐在新的條件下的學習和繼承，是對馬克思主義真學真信真懂真用的成果。

　　5、革命導師對唯經濟決定論的批判對今天的民營經濟的現實指導意義

　　恩格斯的“合力論”對列寧、毛澤東推動歷史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即無產階級專政實踐和反帝反修斗爭實踐有直接的指導意義。無論是列寧在去世前對社會主義看法發生了變化，提出文化主義，還是毛澤東對蘇共修正主義前景的展望和防范，都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前提條件。

　　如果今天我們像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把《資本論》第1版序言中的“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理解為唯經濟決定論，放棄馬克思恩格斯的“合力論”，遠離社會兩極分化矛盾，也就放棄了對民營經濟的引導。而放任自發的私有經濟，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的矛盾就永遠存在，很難實現以人民為中心，以勞動為主體的普遍富裕基礎上的差別富裕。

　　列寧指出，“自發的運動，沿著阻力最小的路線進行的運動，為什么就恰恰會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它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0）、1，328）

　　我國民營企業的高質量發展應該怎樣排除唯經濟決定論干擾呢？

　　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本企業的企業文化。管理骨干要抽出一定的時間閱讀馬列毛原著。我們可以從任正非那里取得借鑒，任正非精讀毛選，熟讀《資本論》，就可以：

　　一,在一些重要官員和新自由主義“專家”鼓吹我國享受了國際分工的巨大利益，對西方感激涕零時，就可以頭腦冷靜、具備力排眾議做“備胎”的戰略思維；

　　其次，重視人的全面發展，建立了恩格斯說的“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10），3，544-545），形成財散人聚、高度凝聚力的人的因素第一的思維，亦即重人輕物的逆資本思維；

　　其三，建立不分民族、不分上下游的命運共同體，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最大限度的社會化大生產的開放思維；

　　其四，準確把握企業內部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形成以活勞動為中心的華為奮斗者文化，以不讓雷鋒吃虧，“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靠個人利益，靠同個人利益的結合，靠經濟核算。”（（14），42，176）的勞動價值思維；

　　其五，從糊口還債起步，形成以客戶為中心，以天下為己任，核心訣竅上交國家，自我約束壟斷，反映了共產黨人舍我其誰的無我思維。

　　以任正非的年紀和軍旅生涯，以上不完全歸納的思維都是任正非青年時期暢學老五篇（15）所打的基礎，對反帝反修斗爭有清晰的認識或潛在意識。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有了曾經的學毛選標兵這個基礎，就有了思想定力，就不會隨波逐流。這些思維，每一步都是從經濟出發，又都不是純粹的經濟活動，因為它離開了投資人利益最大化。為什么企業有千千萬萬，華為只有一個？它恰恰跳過了胡德平先生錯解錯用并看重的，伯恩施坦誣指為“第一條原理”的，“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即企業收益最大化，投資人收益最大化這個資本主義基本的經濟規律。由此我們看到了，對非公企業，毫不動搖的鼓勵、支持、引導三者缺一不可，只有這樣才能掙脫唯經濟決定論的陰影。

　　當下具體的說來，什么是向社會主義方向的鼓勵和引導？這就是31條中第19條的“支持參與國家重大戰略”，其中每一項都是每個民營企業在力所能及范圍內的光榮的歷史使命；第20條對資本的約束，第21條是對民營經濟的同志在政治上的關心和愛護。

　　在這些方面，胡德平先生應當鼓勵民營經濟的同志們，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學習習近平同志講話，胡德平先生自己，也應首先真學真信真懂真用馬克思主義，糾正自己頭腦中的唯經濟決定論的修正主義影響，少說“從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來分析這個問題（民營企業的歷史必然作用），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條絕路，哪怕是從學術上來談這個問題都是很困難的”這樣含混不清、消極的、喪失立場的話語。警惕一些反馬人士薈聚在您的周圍，公然提出一些諸如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必須摒棄剩余價值論，摒棄勞動價值論這樣的危險語言，警惕西方馬克思主義即修正主義鼓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

　　順便再回復一下胡德平先生9月20日《胡德平：四答紫虬先生——一個走向社會化結構的有限責任公司》中提出的問題。

　　您提出：

　　“何勞先生再做什么聰明才智地深刻發揮，講什么：“它的本質就是《資本論》中指出的‘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此話出自何處，你應注明呀！說明了什么問題，你能說明白嗎？可見學習馬克思的學說還是比較困難的，但指明你的錯誤倒不是一件難事“。

　　過去討論中引用馬列經典沒有注明出處，這是我的不足，因此在本文中注意了寫全。關于您詢問出處的股份制的私人生產性質，我摘錄如下：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明顯地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它作為這樣的矛盾在現象上也會表現出來。它在一定部門中造成了壟斷，因而引起國家的干涉。它再生產出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一一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6），7，497）

　　馬克思的這段話和您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話并不矛盾，恩格斯說“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正是馬克思的“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意思，是股份制的形式。例如在馬克思說完這段話后，緊接著提到隨著股份制的“擴大和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也在同樣的程度上消滅著私人產業”（497），但是，在498頁，馬克思提出資本集中后，股份制使“社會財產為少數人所占有；而信用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在499頁，提出股份制的“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在500頁，提出股份制“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造成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好了，列舉這么多，不過是馬克思進一步說明您不相信的股份制“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我所引用的都在資本論第3篇第27章。在9月9日的答復中，我曾指出，“大凡研究、實踐股份制，探索公有制新形式者，當把《資本論》第3卷27章《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作為必讀課。”看來您沒有在意，我們可以共同學習切磋。

　　認識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不用翻書本，看一看今天的資本市場，經過十分復雜的交叉持股，層層嵌入，空殼和實體交互持股等繁雜的股權關系，冠冕堂皇的社會資本，往往只是少數幾個資本巨頭掌控，如許家印，吳曉暉這樣知名度很高的資本運作，完全打破了您把股份制看作非私人生產的錯覺和幻想。

　　本文為了說明觀點，把您和修正主義頭子并列，這是討論問題，迫不得已。在文章結尾前，我們可以共同學習一下毛主席的這段話：

　　“修正主義與思想上有點“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統的、不是一貫的，不能叫修正主義，是認識問題。我們這些人的認識也有個過程。我們的思想上有點“左”或右，是能改的。“（（11），5，231）

　　此致，秋安。祝國慶快樂！

　　再次勞請您把反駁我文的昆侖策網址和公眾號鏈接附后，以方便讀者，也顯得您有平等討論的風度。

　　2023.9.29

　　附注：

　　⑴、胡德平：鑒別兩種社會主義的一塊試金石

　　⑵、胡德平：共同富裕和市場、資本的關系——民營企業的一種新的扶貧形式

　　⑶、胡德平：十問“昆侖策”紫虬先生

　　⑷、（《伯恩施坦言論》，三聯書店

　　⑸、黃髯：再與紫虬商榷：墨守陳規教條，拒絕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才是一條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