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回復

　　胡德平先生在《三答紫虬先生——誰組織的“這一場大合唱”？》中質問道：（江澤民同志的）“‘七·一講話’，你的態度是支持還是不支持呢？”

　　回復：當然支持，但也有不支持。支持，是因為事關政治信仰、組織原則和紀律，必須遵守和支持。不支持的，是20多年實踐證明主客觀脫離，認識與實踐脫節的內容。

　　1920年，布哈林在其的《過渡時期經濟學》中指出，“既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瓦解是真實的，從理論上又證明它們的恢復是不可能的”，列寧批注并評論道：“只能是在實踐上證明‘不可能’。作者沒有辯證地提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列全集60,286）

　　在十月革命后的人類新的社會形態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有各種可能性，布哈林“從理論上”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恢復做出周延的否定式判斷“不可能”，是過于武斷了。在列寧看來，至少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主動的，有條件的，實踐馬克思利用資本以消滅資本的展望，如新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成為為社會主義準備物質條件的前階；另一種是被動的，資本主義存在復辟的可能性。關于后者，毛澤東主席有深刻、系統的論述和初步反復辟實踐。怎么能夠“從理論上”斷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恢復是“不可能的呢”？

　　因此，今天對一個講話、一篇文章，甚至一個決議的總結，要從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系上總結。特別是個人講話中的一些內容，無論是否得到黨的決議追認，都要聯系社會實踐、歷史后果來評價。這是我們對“七一講話”應有的辯證立場。

　　完整的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做一些理論聯系實踐的分析，這些分析，難得有機會涉及，因此，我還要感謝胡德平先生給我一個系統論述的機會。

　　二、關于思想禁區

　　其實，關于對待黨的決議文件和上級的講話，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都有具體意見和態度。

　　1953年2月，毛主席在南京期間，多次與江蘇省委負責人談到：

　　“總之，領導人不要使大家感到莫測高深。上面的東西要經過你們過濾，筑壩。好的東西濾出來，臭水濾出去，在中央計劃基礎上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調查、指導、檢查，從實際出發。過濾和從實際出發，我從井岡山起就是這樣說的。”（毛年譜，2,40）

　　毛主席的提法并不是只對別人，他說“什么都應該一分為二，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為二了呢？我的思想也是應該一分為二的。”“有的時候，少數人的意見是正確的。”（《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中央文獻出版社，207）

　　鄧小平同志也有段話：“黨的路線同黨的一切決議一樣，總是要在實踐中受檢驗的，這是毛澤東同志講過多次的道理。不能說一種提法一經黨的代表大會通過，就不能對它的正確性作任何討論，否則下次代表大會怎么會提出新的提法呢？黨的歷屆代表大會的決議，在下屆代表大會之前，中央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鄧選，2,183）

　　在這里。毛主席把列寧的“辯證地提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具體化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對黨的代表大會的正確性可以“作任何討論”，打破了1957年以來形成的思想禁區慣性，而這個禁區，與鄧小平同志具體組織的反右擴大化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反右擴大化以后，在黨內長期形成扣帽子打棍子揪辮子的整人遺風，與延安整風最終樹立的“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形成各個時期兩條對立的思想組織路線。對于黨內的這種矛盾，毛澤東同志多次提出：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到明確指出“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為二”，并糾正由此錯抓現象時，已經是率先垂范了。十八大后，旗幟鮮明的反腐廉政如“四種形態”等系統化思想組織建設，在繼承延安作風上取得了新的成就。

　　三、不同的實踐標準與“對象性活動”

　　有的同志會問，真理標準不是已經肯定了實踐標準嗎，為什么還要再提列寧、毛澤東的“辯證地提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這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由胡耀邦同志支持、推動的真理標準討論，包括鄧小平同志的實踐檢驗和“實事求是”，在今天看來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征，一是忽略了實踐主體的范圍，二是忽略了認識的歷史周期，三是忽略了理論指導。總之，強調了客體的直觀性，忽略了理論與實踐，物質和精神之間的辯證關系。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提出，舊唯物主義“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批評費爾巴哈“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馬恩選，1,54）對此，毛澤東同志有一個重大的認識論發展。

　　“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毛選，1，292），《實踐論》中的“兩次飛躍”，從感覺、經驗到理論本質，是主體對象化的第一步，也是前提；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第二次飛躍，知行合一，完成了一個對象化過程。1937年，遵義會議后，經過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把理性認識到實踐的環節作為更重要的飛躍，是亟需對教條主義做出思想清算的要求。

　　二十六年后，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中，毛澤東同志對《實踐論》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螺旋上升認識鏈有了深入論述，著重強調了“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即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這就是把第一個階段得到的理性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毛文集，8）這是認識主體對象化的更深層次。

　　堅持《實踐論》，又焦點后移，不同于《實踐論》論述的第二次飛躍，是中國革命、建設的深入所要求的。首先，理論要回到實踐中去，接受新的實踐檢驗。這是從主體出發的對象活動中，努力和現實條件相結合。主體追求的是，新實踐對前期認識正確性的驗證和肯定以及揚棄，所產生的飛躍只所以更加偉大，是認識主體不停頓，善于發現新情況，不脫離物質世界的運動性，這不僅克服了教條主義，也要求克服停止的觀點，克服固步自封。

　　其次，第二次飛躍又肯定了理論的指導作用。新實踐檢驗的是前期形成的理性認識，而不是檢驗感性認識，檢驗感知經驗或主觀有用性。脫離了正確理論和理性認識指導，局限于有限的直觀性認識上和有用性上，不過是囿于唯我的認識或利益，陷入唯心，實際上限制了對客體內在規律的探索，陷入盲目實踐，這樣，就把“實事求是”和實踐標準庸俗化了，并不能把實踐標準堅持到底。用通過前期實踐上升為理論的理性認識指導實踐，是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辯證活動的一個環節，是克服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機械主義對客觀現實單向的、機械的、“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傾向的關鍵一點。

　　第二次飛躍的的焦點后移，是毛澤東對認識論的發展，也是為下一步的實踐所做的重大理論準備。毛澤東同志以中國革命的廣度和深度，豐富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指出的“‘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其本身就是實踐持續的對象化活動，是向絕對真理靠攏的唯物反映論的過程。對毛澤東新的第二次飛躍論述缺乏足夠重視的同志，對列寧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強調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理解不深，對《矛盾論》的辯證法與《實踐論》的關系弄不清。他們滿懷熱情地提出實踐標準，但不能沖出經驗主義及其衍生物實用主義的束縛，忽視和取消抽象思維和理性總結，陷入機械論，只用一些粗陋的、膚淺的結論包裝成理論和“實事求是”，用其的直觀性和一定階段的實在性號召或嚇唬群眾。他們強調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的決定作用，強調唯物主義，但忽視辯證唯物主義，看不到在一定條件下理論、生產關系也可以表現為決定作用。因此他們把一些不成熟的膚淺認識和有用性當成科學理論，奉若神明。

　　少數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此作出了反思，“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實踐觀和真理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實踐觀和真理觀是完全對立的”（李長征：《為什么存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手軟現象？》，2012）“沒有矛盾論的實踐論，其實就是經驗主義。‘摸著石頭過河’是這方面的典型表述”。（丁耘：《矛盾論與政治哲學》，2013）這些觀點并沒有引起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重視，更不可能被早已受到以資本為中心支配的社會經濟文化話語體系所接受，它們把哲學從群眾中趕回到哲學家的課堂和沙龍。這一點并不重要，正如毛主席所說，有時候有些失敗，并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斗爭力量的對比上。正確觀點的傳播也是如此，更為重要的是，進入新時代，對經驗主義的批評，受到了習近平同志的關注。2019年元旦發布的習近平的文章中，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中，列舉了經驗主義。同時，為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特別是對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和由此墮落入“兩面人”的病癥，開出了新時代的“藥方”：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要“真學真懂真信真用”。

　　四、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機械論源頭

　　列寧闡明了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具有共同強調實踐，贊成實踐是唯一標準的特點。列寧指出：

　　“實用主義既嘲笑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也嘲笑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依靠一般實證論思潮……，極其順利地從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這是為了實踐的目的，而且僅僅為了實踐，這里沒有任何形而上學，也沒有絲毫超越經驗界限。（列選，2,234）。

　　列寧的這段話說明了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相互關系，也說明了停留在從客體的直觀形式，從經驗和實證出發的“實踐是唯一標準”和實事求是，實質是唯我的經驗一元論，是唯心主義。這是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具體描述。這個觀點用毛主席的話分析，更為通俗易懂：

　　“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毛選，1,288）

　　“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毛選，1,286）

　　毛澤東同志關于從實踐到感性認識，再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的觀點；關于經過前期實踐，進入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看第一個階段總結的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是否能得到預期成功的觀點；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產生的飛躍，意義更加偉大的觀點；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的觀點；這些思想觀點無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還是在老莊墨、張載、李卓吾、王船山、譚嗣同的哲學論述中，基本上都屬于來自實踐的原創性總結，一切馬克思主義學習實踐者，若不認識到這一點，猶如端著金飯碗要飯。遺憾的是，自從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后，對毛澤東同志在認識論上這一重要創新的研究很少涉及，這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是莫大的悲哀。

　　由此，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到列寧、到毛澤東，看穿了貌似唯物，實則重視實證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同屬于機械唯物論，本質上還是唯心主義。這也可以回答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的最后一次會面談話中，向劉少奇推薦閱讀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的本意，包括以后批評的不論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所針對的同屬于一個大的思想體系。

　　五、從經驗主義到實用主義的“實事求是”，后果與現狀

　　1937年3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張國燾的哲學“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只承認看得到的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毛年譜1893-1949上，667）。1945年黨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如果有一些人滿足于甚至僅僅滿足于他們的局部經驗，把它們當做到處可以使用的教條，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認‘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和‘為著領導，必須預見’的真理，因而輕視從世界革命經驗總結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準確批評經驗主義，必須要把經驗主義和寶貴的有益經驗做一個區分，這在1945年的《決議》中有明確的總結，至今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最廣大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他們的一切有益的經驗，是極可寶貴的財產。科學地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作為以后行動中的指導，這完全不是經驗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實用主義以有用性為唯一標準，放棄原則。早在一百多年前，從美國傳入中國，杜威曾在中國包括長沙等地演講。同時期，被列寧評論為“廣泛流行的反動資產階級哲學流派……最時髦的東西”，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

　　毛澤東同志在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過程中，繼承、改造湖湘文化中的“實事求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把群眾路線、社會調查作為“實事求是”的必要條件，以實事求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最長遠的根本利益，從而和同樣主張實踐是唯一標準的實用主義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1941年毛澤東同志從認識論角度總結了實事求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毛主席總結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身體力行的群眾路線和實踐認識的螺旋式上升結合起來，以中國特色的實踐，豐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70年后，習近平同志提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2013.6.18新華社）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維護。

　　建國初，毛主席給李達教授的信中指出了實用主義的迷惑性，“在批判實用主義時，對實用主義所說的實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說的大體同樣的名詞，還需加以比較說明，因為一般人對這些還是混淆不清的”（毛年譜1954.12.8），在赫魯曉夫日漸背叛馬克思主義后，揭露道，“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毛年譜，1959.12.4）今天我們一再譴責美國和西方的“雙標”就是實用主義，反映了壟斷資本控制的帝國主義及其盟友的技窮和蠻橫。

　　毛主席去世后，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強調的直觀的實踐檢驗，有用性實踐檢驗，帶來了幾方面的教訓。

　　1， 擴大有限認識的范圍外延。把公有制條件下資源配置中商品交換的不足，遵守價值規律的不足，尊重商品生產者主體地位的不足，擴大到國際開放條件下的資本主義市場中去糾正。憑借對資源配置流通環節的有限經驗認識，看不到不同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全過程的本質差異，看不到生產力有不同社會屬性；特別是雖然有毛澤東同志警惕資本主義的反復告誡，但提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這種周延的否定式判斷看不到市場經濟以勞動力商品化雇傭化為標志的全要素生產理念指導經濟產生的必然后果，看不到自然產生私有化、兩極分化、過剩、資本集中、壟斷和脫實向虛，社會財富向少數私人集中，阻遏生產力的前景，即看不到資本生產力發展在四大環節中隱藏的對抗性矛盾和潛伏的危機，產生只有私有化才能實現市場主體，振興經濟的錯覺，預見不到所有制演變帶來的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

　　以這種認識為指導，把生產力發展看作脫離生產關系的獨立體，并以初期的高速發展遮掩理論的膚淺，必然忽略列寧關于資本壟斷腐朽導致帝國主義的論述，不懂得斯大林“剩余價值的規律是過于一般的規律”，最高利潤率“卻是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斯大林文集,下,567）的總結，也就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并不承認價值規律，對壟斷資本嫻熟的市場盤剝體系缺乏應有警惕，在這樣的思想體系下，對虛擬資本、次貸危機等資本主義腐朽、垂死的新程度、新癥候反映遲鈍，在金融資本繞過產業資本，用控制貨幣超發、利息匯率、股指期貨、證券債券、金融衍生品等虛擬資本吞噬全世界、全社會剩余價值為驅動，階梯式產業布局漸變中，產生國際大循環單方面享受了國際分工帶來巨大利益的幻覺，通過對美巨額貿易順差，通過人民幣貶值，實質上向美元單向輸出物質財富，使中國的巨額社會財富向外資集中，高估經濟壓艙石作用，直至對美國及其盟國非軍事手段的、特別是美元金融手段的全面戰爭被動應對。時至今日，在發展中國家應用人民幣結算逐漸形成潮流之時，人民幣依然追隨美元加息而被動應對，體現了部分金融精英市場觀念的僵化和愚昧落伍的慣性。

　　這些，均反映了根源來自經驗主義的對馬列學說的不求甚解，對現代資本主義缺乏客觀反映和能動性認識，反映了從盲目實踐，被動應對向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演變：背離了馬克思提出的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觀點，背離了、同時也證實了列寧和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時代和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社資矛盾的論述，受到十八大以來新時代的初步糾正。

　　2020年5月14日，政治局常委會提出“雙循環相互促進”，兩個月后，習近平同志指出“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際上回到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毛澤東時代的格局，這是螺旋式上升，宣告了在帝國主義時代實施國際大循環路線的終結。二十大后，以2023年1-8月對外貿易數據變化來看，對美貿易下降11%，但對非洲、中南美、中東分別上升71%、49%、39%（財經雜志年度演講），這是對濫印美鈔的反映，希望也是物質財富為主體的貿易流通的回歸。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豐富了“三個世界”理論，蘇東解體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柳暗花明。

　　2， 把一個片段的認識結論擴展到全過程階段，以個別代替一般。在周期性事物中，農業的家庭生產經營短期內可增產，長期必然兩極分化；家庭農場短期內可以復制西方對農業科技的應用，長期自然發展就可能從經營權抵押開始，重蹈西方家庭農場的吞并集中和普遍負債化經營，而債務經濟，在美歐由金融壟斷資本控制，在中國則是對公有銀行資本的綁架；市場經濟，在一個階段內可以飛速發展，長期自然發展，必然脫實向虛，阻遏科技創新和生產力發展；削減科技基礎理論研究，下馬大飛機、芯片等國家戰略性項目，短期內減少財政負擔，長期耗費巨大且被動挨打，軍隊經商則動搖國家根基。這些都屬于“直觀檢驗”，有用性標準，是短期的實用主義的“實事求是”，經不起十八大后提出的問題導向檢驗。

　　3， 孤立、靜止的實事求是。不承認實事求是是一個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的實踐認識過程，否認矛盾的性質和本質差別，混淆抽象和具體，把調和、回避階級矛盾和路線分歧的折中主義看做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這種折中主義下的“實事求是”和實用主義互為因果。例如用對簡單商品經濟的狹隘經驗描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GDP中性化開始，看不到GDP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資本、土地、勞動“三位一體”發展的產物，由此產生所有制中性化、資本中性化、股份制中性化、競爭中性化觀念，看不到這些范疇中存在著鮮明的社、資本質區別，埋下了背離改革方向的潛在危機。十八大后，習近平同志提出“五位一體”，開始向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復歸，但是受到經濟領域堅持西方經濟學觀念的官商學的抵觸，思想領域里的被動形勢依然存在，胡德平先生試圖脫離馬克思主義對民營經濟的指導就是表現之一。

　　4， 實踐主體即階級性缺位。用最終具有階級性的一個群體、一個階層即一部分人的實踐代替社會實踐。以今天人們關注的房地產業為首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為例。為了提高早期住房醫療教育的數、質量，在引入GDP經濟理念以后，以擴大市場流通規模為衡量，以微觀搞活為名，公共服務的社會福利被認為“大鍋飯”改革為商品，并進一步異化為“支柱產業”；以住房、醫療、教育商品化產業化為先導，把滿足人民需要的全社會生產目的自上而下的改變為企業、產業利益最大化，極大地毒化了社會風氣；而生產進入無政府狀態的同時，由于GDP實際上拋棄了計劃經濟堅持的社會生產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部類理論，拋棄了人類社會兩大部類按比例發展的普遍原理，也就拋棄了發展憑借積累，剩余勞動才是發展源泉的原理；擴大再生產違背了生產資料部類的工資和利潤之和，應大于消費資料部類的固定資產，即Ⅰv+m>Ⅱc的普遍原理，在“看不見的手”驅動下，自然陷入債務經濟挾持宏觀經濟的危機。十八大后，公共服務產業化、資本化、市場化的慣性和黨中央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加強普惠、兜底、基礎民生建設，房住不炒形成兩條路線。

　　而這些最初是參照香港地租經濟開始的。改革初期港商的“不能人一生下來就要政府包住房”的勸解受到重視，這是用少數人的價值觀取代前期的社會實踐，導向錯誤的社會實踐。對于香港彈丸之地的地租經濟已經達到的按揭貸款、債權證券化等已和產業資本的脫節、對立程度，銀行由虛擬資本控制等毫無警惕，盲目照搬，在各地復制了房地產業畸形發展，復制了高昂土地費用的虛擬資本泡沫最終對宏觀經濟的挾持和強力約束，完全誤導了我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現代國家信用、社會信用的運用。在此過程中，巨量的昂貴空置房為首的消費品嚴重過剩，生產部類有限的工資利稅不能承載消費資料部類固定資產擴張，有限的積累不能承載巨額建設資金，只能寅吃卯糧，挾持宏觀經濟和地方經濟借新債還舊債。而“房奴”現象遍及全國，虛擬資本憑借無孔不入的借貸資本，吮吸全民財富，制造相對貧困和消費不足，加速階級分化。

　　在先進“生產力代表”理念的保護下，工商業者有做大做強民族產業，堅定走強國富民社會主義道路的，更有避稅逃稅，騙取國家資金和各種政策支持，在資本與腐敗權力結合下，金融監管為資本服務，G-W-G’變為欺詐性的G-G’，巨額財富向許家印這樣的私人家族集中，或向國外轉移，他們的資產階級本性徹底暴露之時，胸前往往戴滿各種各樣的勛章榮譽，它們不僅使無產階級的崇高榮譽蒙羞，也使我國資本必然地加入世界資本腐朽性的最高進程，這種兩極現象又一次宣告了中性生產力理念的徹底失敗，再一次證明了毛主席關于生產力具有社會屬性的觀點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真理性。而許家印這樣發揚光大港商售樓花，花樣翻新，嫻熟運用龐氏騙局罕有巨騙的刑事犯罪，卻被評為優秀黨委書記，沐猴而冠，其現象的普遍性，恰恰是“七一講話”抹殺階級性，折中社會矛盾、階級矛盾的直接后果。

　　5， 虛無歷史。“直觀檢驗”和有用性標準必然陷入唯我主義，不重視前人的總結，不理解社會主義的發展是在具體條件下的運動，社會主義的每一步發展都是依賴、批判、揚棄資本主義的結果。有觀點認為過去沒有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對于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計劃經濟探索給予徹底否定，武斷地虛無十月革命以來的蘇聯前期和中國億萬人民的社會主義探索，忽略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總結，虛無毛澤東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正是在這樣的不可知論的平臺之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等各類資產階級觀點就能迅速彌補歷史遺留的真空，占據主流，滲入黨內。如停留在簡單商品流通的市場表面公平自由上，鼓吹市場萬能，廢棄馬克思的價值作用于價格的觀點。對此類傾向，習近平同志從認識論角度做了糾正，總結出我們黨在實踐中不斷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這些事實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本質，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

　　六、從經驗主義到實用主義的歷史分歧與源流

　　經驗主義在各個時期都存在，并不特指文化程度不足易犯的錯誤，而以不讀或不求甚解馬列為基本特征，滑入盲目實踐，成為毫無底線的實用主義的追隨者。

　　上世紀二十年代，蘇聯哲學界對實踐的對象性活動做了認真探討，提出活動和對象在實踐中是相互滲透的，活動形式和存在形式之間存在著對象化和非對象化的雙向轉化，即實踐的統一過程。（蘇聯哲學史，119-120）這些觀點表述雖然抽象，但貫徹了列寧強調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特別強調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列選，2,225），列寧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費爾巴哈上半截的唯心主義。而經驗一元論的馬赫和波格丹諾夫，唯我的宣稱“物是‘要素’－感覺的復合，外部世界是人類的‘經驗’……”已經在下半截是唯心主義了，在上半截“不理解馬克思主義，……有時候與其說是接受了還不如說是背誦了馬克思主義……”（列選，2,226）。

　　對以上理論問題，鄧小平同志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曾主持工作的，胡德平先生的父親胡耀邦同志，包括今天的胡德平先生，是比較陌生的。

　　毛主席曾批評鄧小平同志“不讀書”。據北京市橋協終身理事蔡公期先生回憶，鄧小平同志從1979年到1989年打橋牌休息腦子，自己“通常每周三、六、日‘值班’，共4個單元”，“89年后每單元改為3個半小時”，“直到最后他拿不起撲克牌為止”，“我和鄧小平打牌15年半，算起來打牌至少30萬副”（蔡公期：《我和鄧小平打橋牌15年》，《世紀》2019年第5期）如此，就很少有時間讀書了。

　　而“紅小鬼”出身的胡耀邦同志，則有很強的自學精神，據傳在延安曾受到毛主席表揚。學習就是與不求甚解做斗爭，但有些學習者和調查研究者包括筆者自己，易沾染“淺嘗輒止、一得自矜”（習近平，人民日報，2020.6.30）的學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理論務虛會上，胡耀邦曾誠摯地強調了理論的作用。但是很遺憾，在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放縱了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后果，損害了黨的事業，胡德平先生若不從學風源頭總結胡耀邦同志的曲折，將無法正確繼承紅色傳統，也跟不上新時代的步伐。

　　1978年5月由孫長江、胡福明執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認為：“有的同志擔心，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會削弱理論的意義。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學的理論，都不會害怕實踐的檢驗。”受到胡耀邦特別提拔的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強調馬列毛不能檢驗真理。今天看來這些理論的缺陷是，把真理接受實踐檢驗和真理指導實踐對立起來。前期實踐證明的真理，不僅要在新的實踐中接受檢驗，還要指導新的實踐，發揮理論來自實踐并高于實踐的作用。重視實踐檢驗，堅持了唯物主義，但輕視對未來實踐的指導，就片面的為憑借直觀檢驗和感性認識的經驗主義留下了泛濫的空間，否認了真理的相對性，否定了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從不徹底的唯物主義陷入唯心主義了。

　　孫、胡、李三位專業理論工作者，不可能不知道列寧對馬赫主義的批判，但為什么和鄧小平、胡耀邦共同陷入經驗主義，埋下唯心論伏筆呢？無論是善讀書了然于胸，還是不讀書或讀書不精，共同的“與其說是接受了還不如說是背誦了馬克思主義”，這些同志在強調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后，著眼于直觀檢驗，邁出的第一步就理論與實踐脫節了。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把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在當時各種會議上提出的糾正經驗主義，只看到了政治斗爭的一面，并沒有從思想方法上引起警惕。如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75年“四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當前的大敵是“經驗主義”，政治局應該討論，而且要交鋒。鄧小平沒有理睬。“（年譜，6,578）

　　1980年10月28日在一次會議中，劉寧一（統戰部副部長）發言中，劉瀾濤同志插話：為什么對“四人幫”還要搞什么三年計劃，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張執一同志（統戰部副部長）插話：“華國鋒同志親自說過：這個‘今年解決不了明年，明年解決不了后年’，不是講粉碎‘四人幫’的事，而是指批判經驗主義。就是在五屆三次人大會議之前要召開民主協商會，為華國鋒同志準備發言稿的一次會上，華親自說的。平杰三、李貴、烏蘭夫、劉瀾濤同志都在場（劉因為耳朵聾，沒有聽見）”。在五屆三次人大會議上，接受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請求，由趙紫陽代替，接受陳永貴解除副總理職務請求，取消憲法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1937年3月30日，在延安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批評了張國燾的哲學上的“機械論和經驗論”，在毛兒蓋“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路線”（同日毛年譜）。用軍事手段解決黨內路線分歧，張國燾開了先例。毛主席去世后，黨內尖銳的路線分歧也是依靠軍事手段解決的，政治斗爭產生的寒蟬效應，中斷了我黨在思想認識路線上對經驗主義及其引發的實用主義的危害性的認識，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實事求是。

　　例如，同樣是經歷人身傷害，家庭悲劇迫害災難，是只從解放后進城執政中逐漸脫離群眾，而受到群眾沖擊，以干部群體為主的認識主體，判斷“災難”，還是以這個群體以外的人民大眾，特別是九十年代后幾千萬國企工人下崗、破產，為了吃飯，有的妻女被迫淪入紅燈區，勞動者受到屈辱，生活無著，絕望離世，城鄉觸目驚心的兩極分化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實踐認識主體，判斷“災難”？前者被廣為宣傳，成為思想禁錮和一批人手中利器，后者被遮遮掩掩，底層大眾冷暖自知。是以文革十年為認識周期，還是以建國后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到出現兩極分化、一度普遍腐敗的實踐結果，并聯系從蘇共二十大到蘇東解體的演變和我黨同期反修斗爭為實踐認識周期，甚至以更長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為實踐認識周期？這里，存在一個用什么主體、用什么周期去檢驗從八大到十三大的六屆黨代會，包括檢驗被徹底否定的旨在反修防變預演的九、十、十一大的問題。

　　是從工人階級是改革、建設的主力軍的憲法角度、政治角度、宣傳角度去檢驗；還是從幾千萬工人從公有到私企身份調換，演變為社會各種成分構成的新型雇傭勞動階級，普遍不敢消費、不愿結婚生育，雇傭勞動者成為改革包袱、就業包袱、財政包袱的金融經濟機制的社會現實角度去檢驗；是從彌補計劃經濟不足，完善商品生產的主體地位和消費者中心，在向工業化、信息化、數字化演進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實現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成果的緊密結合，提高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統一的科學性，尊重價值規律，利用資本形式保護和繁榮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抗拒西方壟斷資本、虛擬資本作為實踐認識主體和周期去檢驗，去衡量；還是在鄧小平同志1979年10提出的GNP（鄧選，2,194）所引入的GDP體系和思維基礎上，按GDP邏輯自然引入否定勞動價值論的庸俗經濟學的全要素生產理論，以其為指導，私有經濟和社會資本迅猛發展推動中國財富向許家印、吳小暉一類少數私人集中，向高額的外資回報率集中，為私有經濟和金融壟斷外資體制輸血去檢驗；是以八十年代公有制主體搞活經濟為周期，還是從九十年代初以后生產資料向私人集中，生產過剩，資本集中，謀求壟斷，房地產起飛并金融化，脫實向虛阻遏科技研發、制造業發展，阻遏生產力的生產方式形成的全過程為實踐認識周期？或是以促成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從無到有的所謂“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的錯誤理論為認識周期，去檢驗十四大到十八大，當然也檢驗“七一講話”？

　　十八大以來，是否正視問題導向，是否正視戰略性轉折？這個轉折以人民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取代無視生產關系的發展中性生產力；是否正視圍繞“兩個維護”的分歧實際形成的不同路線對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產生的阻力；是否正視改革開放以來實踐證明的錯誤，如繼續堅持小政府大市場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在“法無禁止皆可為”口號下放縱互聯網金融P2P等先犯罪，后整治，由人民承擔試錯成本，并將其作為改革的唯一標準，離開國家安全的無底線開放，等擾亂十八大以來的新時代、新格局；是物質財富實實在在增加，人民幣購買力增強，人民群眾實實在在得到好處為標準，還是繼續以GDP速度升降為衡量；這些是人民群眾對各級領導貫徹十九大二十大精神的檢驗。在民營經濟領域，是在憲定公主私輔基礎上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企業發展的基礎上合作生產，變革勞資關系，還是離開基本經濟制度維護私有制，也是對胡德平先生主張的檢驗。

　　七、“七一講話”中的折中主義

　　按照毛澤東、鄧小平同志的意見，“黨的路線同黨的一切決議一樣，總是要在實踐中受檢驗的。”這就需要用社會實踐檢驗“七一講話”。

　　1、折中路線分歧。“七一講話”提出，“鄧小平理論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與集體智慧的偉大結晶，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思想的最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

　　這段話肯定了兩位領導人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觀意愿。但是，在馬列主義中國化中，兩位當事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張，在思想方法、理論指導、主要矛盾分析、建設方式上是對立的，這種對立，在毛主席生前的“晚年錯誤”中稱為社會主義的敵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走資派還在走”，“改也難”的路線斗爭起伏中顯現，在毛主席去世后，鄧小平同志提出，這一次路線斗爭“應該根本推翻”（鄧選，2,307），提出“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路線（鄧選，3,36）。兩條路線壁壘分明，客觀效果也截然不同，40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也必將進一步證明，對此的總結是全黨全國人民的任務，相對于暴風驟雨般的大革命階段，需要較長的認識周期，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將兩者折中，否認兩者的分歧，脫離辯證分析，是一種主觀愿望善良的平庸，卻反映了對未來歷史和社會認識主體人民群眾的藐視，缺乏馬克思主義原則性，在歷史上也是徒勞的。

　　2、折中階級差別與矛盾。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的錯誤癥結，是延續、擴展了抽象的、中性的生產力，以及中性的生產力標準，把生產力看作可以脫離生產關系的兩個獨立實體之一。忽略了馬克思“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忽略了馬克思極為重視的，通過勞動資料科技進步和所有權體現的“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馬恩文集，5,210）中性的生產力和“發展是硬道理”，把科技的自然屬性混同于生產力，給人產生一種可以不管生產關系，可以不管經濟基礎演變，“一心一意求發展”的假象。

　　中性生產力的產生，是以GDP為全社會宏觀經濟的動員、衡量指標誘發的，在GDP對流通規模的統計衡量中，GDP忠實地體現了資本－利潤、勞動－工資、土地－地租的“三位一體”觀念，默認以家庭、個人為投入產出的始點與最終目的，隱匿剩余價值的占有，默認公有制不能繁榮市場經濟，形成私有制天經地義和公有制原罪，為生產勞動資料易主的私有化留下“順理成章”的通道；GDP不承認“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馬恩文集，8，23），不反映投資、對外貿易、消費中，由資本決定的國際間價值流向和社會財富占有的階級關系，不反映物質財富的生產交換和虛擬資本的交換差異，在GDP所反映的脫離產業資本的虛擬資本流通的虛假繁榮誘導下，制造實體被導向脫實向虛，制造泡沫。這種“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只能加速貧富分化，加劇階級分化。

　　“七一講話”談到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構成社會的基本矛盾。”但是，“三個代表”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延續，如果允許對立統一分析的話，兩者的共同特點是否從兩對矛盾中抽去了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只維護上層建筑的形式，突出了生產力，是否也就拆解了兩對矛盾？它繼承了八大決議中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生產力的矛盾，留下了處處強調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和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力，之間形式與內容沖突的可能性。在深入實踐中，被人民群眾議論為“打左燈，向右轉”。

　　“七一講話”要求，“全黨同志無論在什么崗位上，都要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經常加以檢查和總結，看看是不是符合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以“充分體現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時代精神”。由于認為生產力可以脫離生產關系而獨立運動，實用主義就可以大行其道，放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防范和深入認識，在這個地方就完成了偷換概念，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理論沒有學懂弄通，導致的理論認識錯誤和實用主義盲目實踐。

　　在這樣的認識下，在利用資本方面，既有引進了蘋果、特斯拉，有取得“鯰魚效應”的積極一面，也出現臺資富士康這樣的買辦型企業殘酷壓榨、一度不斷逼死雇傭勞動者，北方煤窯，南方火災等生產中雇傭勞動者失去生命和人身自由的惡性案件一度頻出，不能防范絕對貧困區涼山出現童工，臨夏出現全家數口自殺等案例，出現現代資本主義也難公開容納的典型事件。這些血汗工廠的繁榮，雖然促進了低端產業鏈和就業，適應了集體經濟解體后因兩極分化擴大的農村貧困，但即使按西方經濟學劉易斯拐點解釋，也是階段性現象，利益最大化和買辦性留下巨大的社會風險，且對上層建筑不斷侵襲，資本家揚言是給當地政府賞飯吃，這里，即有資本家的囂張，也有當地干部對“先進生產力”的錯誤認識和逢迎。

　　3，折中主義與兩極分化。“七一講話”之后，我國國有資產出現政策性大規模流失，國家統計局數據反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國有控股占比從2000年的66%到2005年即降為49%，下降趨勢和慣性直至2016年才出現微弱拐點（見表一），沖擊了憲定基本經濟制度。

　　（表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所有者權益變化趨勢）

　　從1998年到2016年，我國GDP增長7.76倍，屬于高速發展時期，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3.8倍，工業企業國家資本金（2000年始）、國有控股企業所有者權益（即凈資產）分別僅增長3.2倍和5倍，趕不上GDP增速，而私企所有者權益絕對值爆發性猛增203.6倍，這在近代以來是罕見的（見表二）。

　　（表二：部分指標2016年比1998年增長倍數）

　　除了私有經濟的突飛猛進，這一階段的增長活力還有其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資本主義生產界限之一是貨幣發行量，這是其生產的明顯界限，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固定貨幣供應增長率的貨幣政策”，實質是以資本擴張為中心，而不是以滿足人民需求的物質生產為中心，把通貨膨脹這一資本的典型弊病常規化，習慣化，身不由己的迎合資本的去實向虛，這是美國在虛擬資本控制下無限量化寬松的的根源。這一時期的教訓之一是，我國作為生產制造大國，須警惕虛擬資本對貨幣流向的虹吸作用，同時，防范資本驅動生產過剩沉淀資金占用，又以滿足資本流動性特別是虛擬資本驅動的快速流動而擴張貨幣投放，潛伏新的危機。政府有為，須警惕自由派經濟學家關于市場自動平衡到最優貨幣流通量的空中樓閣。發揮政府作為，貨幣流動不能完全以資本的趨利擴張為驅動，防止阻滯必要的社會公益。金融貨幣管理的目標是老百姓手中的貨幣可以穩定保持購買力，才能回歸建國后長期高增長低通脹同富裕的初始性質。

　　1998年，我國工業企業國有控股所有者權益占比68%，私營僅占2%，18年后國企占比下降到34%，私企上升到25%，加上外企，超過了國企占比。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在存量上出現了主輔易位。（見表三、表四）

　　表三：1998年工業企業所有者權益

　　表四：2016年工業企業所有者權益

　　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變動必然決定剩余價值的歸屬和分配特征。2016年比1998年相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絕對值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私營企業的利潤猛增（據統計年鑒2022表13-5、7、9），高達377.8倍，外資41倍，國有控股僅上升22.5倍。利潤的易位，首先來自國企改革“抓大放小”政策產生的生產資料易手。在這個過程中，有一種現象留下深刻歷史印記。在GDP的西方經濟學公有制原罪的理念下，國企和政府占據權力位置的一些蛀蟲，對國有資產包括人才、技術和前人創業的有形無形財富，采用第三方形式，達到低評低估，賤賣賤買，再由國家銀行以支持企業生產為名，實質上擔保個人或團伙負債式持股，完成對第一桶金的巧取豪奪，這種對國企母體的侵占，此消彼長，自然體現在私企的迅猛增長和國企的衰微上，這些，使得對于私企先天的市場主體優勢和靈活決策機制的長處產生一種迷信和錯覺，在一些官學商中形成了只有私企才能搞活經濟，才能創新發展，公有制搞不下去了的思維定勢和公有制歧視，侵占和流失公有資產一度成為各地普遍現象和社會氛圍。在這個過程中，“七一講話”關于先進生產力代表的片面性，難辭其咎。胡德平先生應當認真檢查自己有多少這樣的片面性。

　　18年間在GDP增長7.76倍的情況下，平均工資國有企業增長8.5倍，而私營企業（統計年鑒2022年表4-13）僅增長3.8倍。從工資總額來看，國有控股企業增長5.6倍，而非公企業（按統計年鑒2017年表4-14除國有和集體企業以外）增長達49.6倍。結合起來看，非公企業的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增速存在反比趨勢，一方面反映了公企和非公企勞動用工規模的此消彼長，18年間，國有用工從71.4%下降至34.5%，而非公企業的用工從13.2%上升到63%，另一方面也反映非公企業在低薪資雇傭前提下，企業主和管理人員高薪的可能性。而私企利潤的猛增377.8倍，是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的主要原因（見表五）。從中我們也可以得知，國有控股企業平均工資增速高于GDP，是減員增效的結果，到2016年，分布在私企的占2/3的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增速遠低于GDP，這是當前消費能力不足，生產相對過剩的主因，由此，不僅我們看到了兩極分化的具體分布，也得知，今天的消費不足，正是這一階段生產資料私有化的直接結果。同時，黨中央關于民營經濟的31條中關于民營企業共享企業發展成果的針對性和迫切性。

　　表五：2016比1998年工資、利潤增加倍數

　　“七一講話”提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這里，結合以上經濟數據分析，是否把財產抽象化了，是消費資料還是生產資料？混淆這一點，就從理論上否認了新生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雇傭勞動階級的產生。

　　在實踐中，由于強大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慣性，也包括“七一講話”對馬克思主義的強調，廣大新生的民營企業家中涌現了大批愛國愛黨的人士，一批先進分子從養家糊口到利益最大化追求，再上升到達則兼濟天下、奉獻社會，實現向社會價值和家國情懷的升華，反過來又促進了企業勞資關系和諧，良性發展，為生產關系的進一步變革準備了條件。但是，這些現象并不能掩蓋理論的缺陷，不能掩蓋新生了一個權錢結合，以欺詐為常規手段的城鄉資產階級，不能遮掩我國當前階級等級懸殊、分明的社會關系。如果含混的“財產”認識就是深化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的結果，那么它是失敗的，不過是重蹈、擴展了鄧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反復強調、再三保證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的主客觀分離，為勞動價值過時論、剩余價值過時論、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價值等等謬論，留下了后門，也為搖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大鱷們戴上“先進”桂冠，孽生“優秀黨委書記”許家印，“十大經濟年度人物”吳小暉等大批蛀蟲拓寬了土壤。

　　二十大提出，“十年來，我們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戰略性舉措，推進一系列變革性實踐，實現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取得一系列標志性成果”。四個“一系列”，是對前期的揚棄和繼承。

　　經驗主義并不可怕，有兩件克服利器，一是學懂馬克思主義，二是有真正的自我批評精神。1922年春天，列寧《論戰斗的唯物主義》中提到，“任何自然科學，任何唯物主義，如果沒有堅實的哲學論據，是無法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復辟堅持斗爭的。”要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一樣，學會運用辯證法，雖然它是非常困難的。在文章結尾，列寧鼓勵同志們，“只要愿意學，就一定能夠學會”。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提出，“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革命導師在最后的歲月，都想到了通過學習馬列，長期思想教育，統一全黨思想。導師的鼓勵，對于滋生經驗主義者，或陷入實用主義錯誤的同志，有深刻的意義。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真學真信真懂真用，既是“兩個維護”的前提條件，也正是延續了歷史前進的路線。

　　20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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