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中蘇蜜月期，有一句話在中國特別流行：“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今天，這句話受到了中國精英的盡情嘲笑。他們用嘲笑這句話來證明自己的高明，卻忘記了自己篤信的另一句話：“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前兩天，到了俄羅斯南方療養勝地索契。索契位于黑海之濱，是主體部分都在寒帶的俄羅斯氣候最溫暖的城市之一。

　　斯大林生前最喜歡到索契療養，他在索契的“別墅”，這次也去看了，簡言之，像一座樸素嚴整的連隊營房，除了在安全保衛方面有一些特殊設計之外，并無特別豪華之處。

　　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最后寓所也在索契，現在開辟成了紀念館。

　　青少年時代，保爾·柯察金就是我的偶像，今天仍然是。“保爾·柯察金”的形象藝術地詮釋了斯大林“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這句名言。

　　這次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祭掃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安息地，幾天之后又造訪他的故居，聽到了他生前講話錄音，可謂大慰平生。

　　在索契，我們入住“紅十月療養院”。

　　蘇聯時代，這座療養院專為鐵路職工提供療養服務，興建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相較于斯大林連隊營房般的“別墅”，這里更像一座星級賓館。

　　“紅十月”有一種我非常喜歡的風格。我無以名之，也許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奢華”——設計和裝修是舒適的、愉悅的、追求格調和品味，但又是節制的、簡約的、并不追求資本家式的紙醉金迷、人欲橫流、揮金如土。

　　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如果一個中國人從百廢待興的祖國來到蘇聯，看到鐵路工人們可以享受這樣“奢華”的療養院，他由此發出“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樣的感慨，難道不是很正常嗎?

　　在列寧的故鄉，烏里揚諾夫斯克，還參觀了一座規模宏大的航空博物館。白雪飄飄的露天機坪上，我們看到超過50架前蘇聯設計生產的各式飛機，很多是獨一無二的珍品。

　　如，圖-1轟炸機，是世界上第一款全金屬雙子引擎單翼飛機;伊-62遠程客機，創造過數項速度和航程世界紀錄;米-8是蘇聯在1960年代早期開發的多功能直升機，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雙子引擎直升機，也是航空器史上最好的直升機之一;圖-144，研發于20世紀60年代，曾是世界上最早的超音速客機，其外形極其卓爾不群。

　　停機坪上，還看到兩架給“與我有關”的飛機。

　　一架是安-2，中國據此仿制的機型運-5，當年我在錦州第一次跳傘，就是搭乘這種機型，現在仍然是我軍航校和空降兵訓練機型;另一架是米格-25。1976年，蘇聯空軍上尉別連科駕駛這種飛機叛逃日本，曾經在《參考消息》上看到過米格-25的照片，引發了極大的好奇心。

　　穿梭在停機坪的各型飛機之間，腦海里浮現出一個詞匯——“恐龍墳場”。這些已經死亡的飛機像巨大的恐龍遺骸那樣，默默地告訴參觀者，當它們在天空翱翔時，蘇聯是多么輝煌。

　　關于人類社會為什么必然會走向社會主義，我堅信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即這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互作用的結果。但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底蘊的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試驗時，一定會帶上各自國家與民族不同特色，這也是毫無疑問的。

　　馬克斯·韋伯曾經寫過一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證把“精于賺錢視為一種服務上帝的美德”的新教文化最適合搞資本主義。在我看來，深受東正教影響的俄羅斯文化，也最適合搞社會主義。

　　提起俄羅斯文化，離不開三個關鍵詞：泛斯拉夫主義、民粹主義和村社主義。而東正教，正是一個將俄羅斯民族文化中的這些靈魂內容整合起來的工具，在蘇聯時代，取代東正教的，則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泛斯拉夫主義，可以認為是俄國版的昭昭天命。古斯拉夫民族早已分裂成西斯拉夫人(波蘭、捷克、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南斯拉夫人和東斯拉夫人(即俄羅斯人)，但俄羅斯一直認為自己天然是斯拉夫民族領袖，具有保護乃至統一整個斯拉夫民族的“天命”。

　　村社主義，這是惡劣寒冷的自然環境和長期被蒙古野蠻統治、被西方排斥孤立所導致的結果。俄羅斯民族靠“抱團取暖”和強有力領袖的率領才能戰勝生存和發展。這種信任集體、崇拜領袖的理念發展到16世紀，產生了以村社為單位的組織，就誕生了村社主義，自此滲透于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俄羅斯人認為集體才是有力量的，個人應當服從集體和領袖的要求。

　　理解了俄羅斯人的這種心理，就能夠理解斯大林和普京現象。在圣彼得堡游覽時，導游很認真的告訴我，他認為普京是斯大林的轉世，而梅姐夫則是尼古拉二世的轉世。

　　民粹主義出現要晚一些，可以認為是泛斯拉夫主義和村社主義的衍生物。不同于我們一般提到的民粹主義，俄羅斯人認為他們肩負特殊使命，認為“他們的”全人類價值高于個別的國家民族價值，多數人利益應當優先于少數人利益。

　　而俄羅斯的這一切，都找到了一個幾乎完美的寄托：東正教。

　　東正教使自認為卓爾不群但長時間被歐洲當成“野蠻民族”的俄羅斯人找到了自己的優越感和使命感，他們自稱“第三羅馬”(也是最后的羅馬)，由此出發，認為自己才真正代表了基督教文明的正統。

　　東正教與本民族的傳統相結合，使俄羅斯在幾百年間的擴張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東正教帶來的宗教使命，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俄羅斯人，他們認為自己是毋庸置疑的解放者和真理代言人。

　　十月革命之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很大程度取代了東正教在俄羅斯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保爾·柯察金身上那種圣徒般的獻身精神，也不難理解聯共/蘇共為什么如此熱衷于組建共產國際。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開始就認為十月革命將決定人類命運。電影《列寧在十月》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

　　十月革命前夜，列寧、斯大林等黨的領袖不分晝夜的在一起開會，激烈爭論。

　　瓦西里和另外一個人在門口警衛。

　　這個人問瓦西里：“什么會開這么長時間?”

　　瓦西里回答：“決定人類命運的會議，你還嫌長?”

　　在俄羅斯旅行，深感俄羅斯人的資本主義，或者說市場經濟搞的很差——參觀航空博物館，居然沒有紀念品出售;在烏里揚諾夫斯克，想買一塊俄羅斯披肩，但商店早早就下班了;在莫斯科要買一尊列寧小型銅像，發現是中國義烏生產的……除了套娃，俄羅斯人真的沒有什么好出售。這和他們蘇聯時代在航空、航天領域取得的出類拔萃的成就形成了鮮明反差。

　　俄羅斯的千年歷史，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暗淡無光，只有在蘇聯時期才光彩奪目，這絕非偶然。

　　如果說，俄羅斯人搞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可以搞的氣勢恢宏，氣象萬千，那他們搞市場經濟，則有點像北極熊跳芭蕾，笨手笨腳，不倫不類。與之相反，咱們中國人搞市場經濟，則有點像米老鼠戲弄大笨貓湯姆，可以迅速突破一切底線，最后甚至擠壓得美國和歐洲都有點守不住資本主義了。

　　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人總喜歡污蔑中國人奴性，這純粹是一種無知。如果說中國文化有什么特點的話，就是世俗理性。

　　中國自秦漢以降，就形成了“皇權官僚體制+自由小農”的社會結構，實際上是一種農業市場經濟，加上“敬鬼神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的傳統，由此產生的文化心理是特別注重現世幸福，至于生前身后的事，大家都懶得管那么多。

　　這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導致了兩個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中華民族創造出人類在農業時代最高程度的文明與繁榮，令其他大陸的人望塵莫及;另一方面，極度追求現世享受和財富積累的世俗理性，也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王朝末期土地兼并嚴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且人欲橫流，演變成西門慶們快樂無比、肆意妄為的“金瓶梅世界”——最終不僅喪失了經濟合理性，也喪失了道德合法性，于是農民斬木為兵，揭竿而起，一切歸零，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接著再從頭開始。

　　為什么說農民起義推動了社會進步？

　　這是因為，不管精英們對農民起義如何妖魔化，正是農民起義的洪流蕩滌了一切污泥濁水，清除了腐朽的、阻礙社會進步的既得利益集團，社會才有可能繼續發展。

　　概括起來說，從文化的角度看，俄羅斯人天然不適合在私有制基礎上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搞社會主義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他們的文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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