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革命場景(近處的橫幅:提高士兵家庭的工資,自由和世界和平的保衛者;左邊的橫幅:喂養保衛者的孩子們)
最近幾年網絡上討論女權的聲音越來越多,老虎君覺得這絕對是一個好現象。傅里葉曾經說過一句話,叫做“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這句話深得恩格斯老爺爺和老虎君(喂~)的贊賞。
然而老虎君覺得很多關于女權的觀點都有點跑偏,他們把女性權利跟社會關系割裂開來討論,只追求形式上的男女平等,而對于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根源則不予追究。要知道,男女不平等不過只是整個社會的不平等的一個縮影而已,不以社會解放為目的的婦女平權,大概可以跟種族平等并稱人類兩大最終幻想了。
老虎君今天想從另外一個角度給大家講講婦女解放的問題,即當社會關系改變時,性別的關系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要知道,有一個國家早在一百年前就立法給予的性別平等和自由,在今天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未必能達到。它保障女性的生育權,為女性提供免費自主墮胎,規定產孕婦享有八星期全薪產假;它實行自由進步的婚姻制度,簡化民事結婚和離婚手續;它不僅任命了世界上第一個女部長,還廢除了反對同性戀的舊法律。
這些即使今天看起來還是很進步的主張,其實只是十月革命后蘇聯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縮影而已。老虎君也想借這篇文章,向一百年前的那場偉大運動致敬(不對,一拖延,都已經2018了,新年快樂喲!)。
舊俄國的性別壓迫
別看十月革命之后的婦女解放運動如火如荼,就在蘇聯建國短短幾年前,舊俄國還和婦女平等自由扯不上關系。在教會勢力盤踞的俄國農村,“天然淳樸”的封建家庭觀念根深蒂固。父權制下的婦女不過是男性的個人附屬品,甚至是奴隸。很多婦女既要看家養娃,又要種地干活,可謂是“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許多男性勞動力上了前線,婦女的生活就更加艱難了。
城市婦女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女工們從十二三歲開始進入工廠,每天從事長達十七八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舊俄國的性別歧視之下,女工的工資比男工普遍較低,掙來的工資卻只夠勉強度日。更可怕的是,由于缺乏育兒的金錢、精力和設施,多達三分之二的女工的嬰兒在出生第一年內就會死亡。許多婦女還沒擺脫父權制的家庭壓迫,就被拋到了資本主義的階級壓迫之中。父權制和資本主義左右開弓,給俄國婦女帶來了深重的雙重壓迫。
不過,工業發展在給婦女帶來壓迫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進步的影響。它使婦女和青少年脫離家庭和父權制的人身依附,參與到社會化生產之中,極大地提高了她們的獨立性和階級覺悟。到1914年時,婦女已占俄國人數雖少卻力量強大的工業勞動隊伍的三分之一。這些被拋進無產階級大軍中數以萬計的婦女,在后來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革命中婦女的貢獻
老話說得好,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風風火火的俄國革命中,受壓迫最深重的女工也是革命熱情最高漲、斗爭最堅決的一部分。19世紀末,俄國的早期革命家開始在工廠中建立學習小組和組織工會斗爭,婦女們從這一時期開始就積極參與到革命運動之中。
到了二月革命的時候(1917年初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女工們已然成為了革命的中堅力量。1917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當天(俄歷2月23日),彼得堡女工舉行罷工,要求得到“面包、和平與自由”。這場女工罷工很快便點燃了星星之火,她們到各個工廠串聯,爭取士兵,促使他們把目標轉向共同的敵人。在女工們的鼓舞之下,彼得堡全市工人舉行了政治總罷工,二月革命也由此爆發并演變為全國性的示威和革命。4天后,沙皇被迫退位,新成立的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雖然后來也被證明了只是個反動派紙老虎)宣布賦予婦女選舉權。
老虎君覺得可以不夸張的說,二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女性真正走到了歷史的舞臺前,頂起了半邊天!不過,如果只看受壓迫的程度,俄國婦女肯定談不上前無古人也算不了后無來者。俄國女工的強大力量,離不開布爾什維克黨的認真引導和組織。列寧在1902年寫的《怎么辦》中就專門提出布爾什維克要努力保護勞動婦女,反對歧視和壓迫。1903年起草的布爾什維克黨章中明確寫到要求“男女擁有完全平等的權利”。1914年,布爾什維克黨開始推出面向女工的雜志——《女工》,將黨的婦女工作帶到工廠中去。
就這樣,在學習小組中, 在罷工運動中,在工會中,性別的界限逐漸被打破。許多優秀的女布爾什維克涌現出來并積極投入到革命的組織中來。女黨員們又積極到工廠中宣傳,吸引更多的婦女加入布爾什維克。薩莫依洛娃便是革命時期女布爾什維克的一個代表。她在巴黎接受了包括列寧在內的老布爾什維克們的教導,成為了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回到俄國后,薩莫依洛娃成為了布爾什維克黨報《真理報》的編輯。
娜塔莎·薩莫伊洛娃
二月革命勝利之后,女工們的政治熱情更加高漲。她們中的先進分子積極參與各地的革命組織工作。她們集會演講,甚至參與武裝斗爭,與男工和男兵們攜手并肩作戰。在農村,不堪重負的婦女們開始勇敢地為了爭取土地與和平而斗爭。可以說,俄國革命能在一開始就在群眾中受到廣泛支持,十月革命能最終取得勝利,城市和農村的勞動婦女的政治覺醒功不可沒。
十月革命
老虎君想強調的一點是,婦女解放這句口號,絕不是布爾什維克所獨有的。古今中外,提出過婦女解放的政黨多如牛毛,在俄國革命的時候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這幾乎是當時所有反對黨的綱領之一。然而與他們不同的是,布爾什維克的婦女解放不是一句空話,而是真正付諸了行動并且始終如一的。轟轟烈烈的十月革命之后,蘇維埃政權立即將婦女的真正解放當做自己的緊迫任務。革命勝利的第二天,蘇維埃就通過數條法律,賦予婦女與男性平等的權利,規定男女同工同酬。革命成功僅僅一個多月后,離婚就已經成為一件合法且容易做到的事情了。
蘇聯三八婦女節海報
1918年,蘇聯通過了一部完整的《婚姻,家庭和監護法典》,徹底驅散了舊時代父權制的陰云,在法律上賦予了女性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地位。法典規定民事婚姻中只需夫妻一方要求就允許離婚。結婚登記也被盡可能地簡化。法典廢除了婚生和非婚生兒童的區別,而過去私生子給母親帶來的只有屈辱和嚴厲懲罰。法典超時代的進步性在其對待同性戀的態度上更是可見一斑。它廢除了所有反對同性戀和兩愿的性行為的法律,并盡量對其去污名化。
除了婚姻平等,政府也努力保障婦女在勞動和工作中應享的權利。1918年出臺的《勞動法典》明確規定了婦女享受帶薪哺乳的權利,并禁止孕婦和哺乳期母親在夜間工作加班。在1920-1930年代,女工甚至享有月經假,可謂蘇聯在保障女工健康方面的一個創舉。
產孕婦保險計劃是另一個切實關系女工利益的重大立法成就。它規定產孕婦擁有八周全薪休假、免費產前產后護理、育嬰休息時間和現金津貼等權利。它構建了一個由產科診所、咨詢辦公室、哺乳站、托兒所和母嬰中心所構成的產孕婦保險計劃網絡,深受俄國婦女喜愛。
政府不僅保障女性生育的權益,也保障她們不生育的自由。1920年蘇聯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免除墮胎刑事處罰的國家。不僅如此,它還承諾提供免費和自主的墮胎權,托洛茨基將它描述為女性“最重要的公民權、政治權和文化權之一”。
十月革命激起了人們對在社會主義原則上新的社會和家庭形式的熱切向往。在一段時間內,人們認為家庭在不久后就會自行消亡,公共生活將取代家庭生活。在這種設想中,家庭不再是經濟單元,因此夫妻也不必因為經濟原因而將就彼此。夫妻結合只是因為感情,而不是迫于什么外在的壓力。家務勞動也走向公共領域,成為社會化勞動,從而免除強加在婦女身上的無償勞動。與此相應的,蘇聯政府推行了社會照養系統,提供公共食堂、社會托兒所、學校、婦產機構等。這些措施固然有著戰時共產主義的功利色彩,但也致力于將兒童撫養社會化,將婦女從繁瑣的家庭勞動中解放出來。
政治方面,1919年蘇聯成立婦女工作部,積極組織和動員俄國婦女參與到社會管理和社會主義斗爭中去。在工作部的組織下,女工們選舉了自己的代表會議,當選的婦女代表可以監督甚至協助管理各級組織。工作部還在全國各地主辦婦女雜志或在其他雜志上設置婦女專頁,鼓勵女工投稿。它還組織婦女大會,引導婦女參與政治討論,組織她們學習管理技能。這些種種措施都極大地提高了女性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意識和眼界。
進步與倒退
雖然十月革命后劇烈變化的生產關系使蘇聯社會的女性地位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必須要承認,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仍然廣泛存在。正如馬克思他老人家所說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十月革命后的蘇聯仍然是一個生產力相當落后的社會。持續多年的世界大戰破壞了糧食供應、交通系統,革命成功后帝國主義的聯合封鎖更讓情況雪上加霜。醫療設施的不足使得免費墮胎權在一些農村地區難以實施,危險的墮胎手術往往在沒有麻醉的條件下進行;糧食短缺使得社會育兒面臨重重困難,許多無家可歸的孤兒成為了街童;根深蒂固的男權思想和社會傳統難以一時間完全抹去,生活中還廣泛存在對女性的歧視,尤其是在農村。
即使后來生產力有了大幅進步,蘇聯也從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理想國。在蘇聯走向超級大國的道路上,官僚階級慢慢形成和固化,生產關系也重新滑向保守,這也最終成為了蘇聯解體的最主要內因,這個以后老虎君有機會再給大家單獨講。反映到婦女問題上,到了1930年,蘇聯政府就取消了婦女工作部,并“自信”地宣布婦女問題已經解決。為了“在新的社會主義基礎上重建家庭”,官方開始推崇“好家庭主婦”、“光榮母親”等引導婦女回歸家庭的宣傳。事實婚姻不再被承認,婚生子與非婚生子重新被區別對待。1936年通過的新《家庭法典》更是重新宣布將墮胎刑事化,直到1955年才再次將其恢復合法化。
蘇聯英雄母親勛章(授予給養育子女數量多的母親)
然而老虎君想要強調的是,盡管一度遭遇低潮甚至倒退,蘇聯的婦女工作依然是當之無愧的空前的歷史性進步,它不僅深刻改變了俄國婦女過去受壓迫的處境,賦予了她們獨立平等的地位,還對世界范圍的女權斗爭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一百年前蘇聯的婦女解放運動,即使和今天的大部分“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仍然是非常進步的。對于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婦女解放從來不是一場孤立的性別戰爭,而是無產階級革命解放全人類的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也不可分割的部分。建立在社會主義革命基礎上的蘇聯婦女解放運動所取得的成就自然也是那些資產階級女權精英們喊口號和喂雞湯所難以企及的。所謂的女權主義者們沒有,也不愿意明白,對婦女的壓迫從不是超越階級,純粹性別的。性別壓迫,很大程度上不過是體現在性別領域的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女工們的真正同盟軍只能是與他們并肩作戰的一切無產階級,而不可能是她們的女老板。
即使在反動宗教勢力最猖獗的中東地區,庫爾德人也已經向我們展示了生產關系的改變會如何讓婦女權利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在道貌岸然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看到的則是千萬條法律也改變不了的性別歧視。一百年前的故事已經說明了很多,在今天重讀舊事,豈不更加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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