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科舉應試教育是否明清教育的全部?

　　在近代社會里，教育對于經濟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法、英等西方先進國家自十九世紀率先開始實行義務教育，造就近代經濟所需要的各種人才，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注：立法實行義務教育的時間，在法國是1806年，英國則是1876年。)在今天的我國，隨著經濟現代化的迅速進展，"要致富，先治愚"這一形象化的口號，也成為了許多地方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近代以前的社會中，教育對于經濟發展到底具有何種影響?人們對此問題的看法頗不明確。一般意見傾向于認為：在近代以前的農業、工業和商業等經濟活動中，由于技術落后，組織簡單，因此從事這些活動不需要復雜的知識。因此經濟活動與以知識傳播為主旨的教育之間的關系，自然也十分疏遠。同時，在近代以前的社會中，通常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接受教育，教育的內容亦與經濟活動隔離甚遠，因此教育對經濟發展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在西歐，直到工業革命時代，推動科技進步和制度變革者主要也是少數受過教育的人士。因此整個社會的教育問題似乎與經濟發展并無直接的關聯。

　　在以往的明清史研究中，上述情況特別顯著。按照以往流行的看法，在明清時期的中國，教育是一種僅止局限于少數人(主要是上層社會的男性)之中、以科舉考試為目的的應試教育。這種教育非常僵化和刻板，內容與社會實踐毫無關系，使得受教育者"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只會在八股文中討生活，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扼殺了創新精神，從而妨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經濟制度的變革。中國之所以未能如西歐那樣走向近代化，這種教育被視為罪魁禍首，自戊戌變法開始，直到今天，一直受到猛烈的抨擊。因此明清的教育就是以八股文為特色的教育，而這種科舉應試教育是中國經濟近代化的大敵，這已經成為一種似乎無須討論的共識。

　　然而，到了20世紀末葉，隨著對中西歷史認識的深化和西方中心論的破產，一些學者發現上述共識實際上尚未經深入的論證，因此并非定論。同時，我們也發現上述共識包含著許多難以解釋的矛盾。例如，江南是明清中國科舉應試教育最發達的地區，科舉功名之盛，甲于天下(注：本文中的江南，其地理范圍我已作過界定，包括明清的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八府，大體相當于長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而非廣泛意義上的"江南"。詳見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刊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1990年第4期。)，但是同時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和出科技人才最多的地區(注：有關情況詳見本文第三節。)。其次，明清江南雖然為功名而苦讀者數量眾多，但是從明清史籍中可見到更多的人讀書并不是為功名，而是為以后從事工、商、醫(生)、幕(友)、訟(師)乃至農業等工作，他們所受的教育在方式上也并非與科舉應試教育一樣，而是使用不同的教材，采用不同方法。再次，這個明清中國科舉應試教育最發達的地區，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后，卻成為了中國近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區，直至今日還是如此。這些都提示我們：明清中國教育的真實情況到底如何，我們的了解還很不深入，尚待進一步研究。無論如何，以前那種把明清中國教育等同于科舉應試教育的看法，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看法。這種科舉應試教育，并不足以代表明清中國教育的全部。

　　在進行討論之前，我們首先要對近代以前中國的教育作一簡單界定。杜熙德(Denis Twitchett)指出："我們經常錯誤地從其表面價值上接受了中國文人的觀點，即識字完全是為學習儒家經典打基礎。倘若以此標準來看，中國識字的人確實非常有限。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此外還有非常多的人，盡管按照經典學術的標準來說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但無論如何是識字的。"(注：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1979年，第23頁。)由此而言，中國的傳統教育并未局限于少數人中。由于宋代的"教學革命"和印刷術的普及及其所導致的書寫規范化，中國的民間教育在"質"與"量"兩個方面都有頗大發展。(注：讓-皮埃爾?戴仁：《中國的讀書寫字和木板印刷》，收于《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2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這一發展為明清民間教育的進一步普及奠定了基礎。至于這種教育是否全然脫離社會實踐，也還有待進一步討論。因此到了明清時期，教育決不只是限于少數人的應試教育了。我認為：根據所追求目標的不同，可以把明清時期的教育大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科舉為目標的教育(我稱之為精英教育)，另一類則是追求實用的教育(我稱之為大眾教育)。這兩種教育在教育的對象、目標和內容上都有頗大區別。因此在討論明清教育問題時，不能只把前者作為教育的全部。

　　鑒于江南是明清中國教育最昌盛的地區，因此其情況對于明清江南教育研究意義尤為重要。那么，明清時期江南的教育情況如何?它對于經濟起了什么影響?這是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問題，但遺憾的是以往對此研究很少，因此很有必要作一專門討論。

　　明清江南的教育問題(特別是大眾教育問題)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題目，但是限于史料(特別是數學教育等方面的史料)的匱缺，以往對此問題的研究十分薄弱。近年來，一些學者(特別是羅友枝、梁其姿)在此方面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為進一步發展此項研究奠定了基礎。我在過去關于明清江南人力問題的研究中，也談到了教育問題。本文以我過去的研究為基礎，綜合學界現有研究成果，力圖對明清江南的教育情況作出一個更為全面的描述，并與我本人對明清江南經濟史的研究相結合，討論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二、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

　　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以科舉考試為目的，而科舉是進入統治階層和上流社會的主要途徑(或者說是"正途")。因此，精英教育對當時的社會各個階層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就使得讀書受到整個社會的高度重視，并且有力地激發了各階層人民的讀書之風。

　　(一)精英教育的內容

　　以八股文寫作訓練為中心的應試教育(本文稱之為科舉應試教育)是明清江南精英教育的核心，本文對于這一點并沒有異議。我們在此想要討論的問題是：首先，到底這種科舉應試教育是否只限于八股文寫作訓練?其次，這種科舉應試教育是否就是精英教育的全部?

　　首先，我們要指出：八股文寫作訓練(以及與此相成表里的儒家經典學習)是科舉應試教育的主要內容，但并非其全部。明清的鄉試和會試，考試內容除了經義和八股文外，還有史、策、論、判、詔誥表乃至律詩等。具體選取哪些內容，在明清時期不斷變化。乾隆五十二年(1787)定制，確定鄉試和會試均三場，第一場試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第二場試五經文五篇，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其中的策一項，最值得注意。明代規定鄉試和會試的策每道限三百字以上，而從現存的會試試卷來看，實際上往往長達一二千言或甚至更多，比八股文的規定字數多得多。(注：張希清：《中國科舉考試制度》，新華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76-77，87，98頁。八股文的字數規定，時有變化。萬歷八年(1580)規定經義每道限五百字以內，過多者不予謄錄。康熙二十年(1681年)規定每篇字數限在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1778)曾為七百字，超過概不錄取，遂為定制。)策的內容為對現實問題而提出的對策，務必翔實。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考試文字格式時對此下了明確的界定："凡對策，須參詳題意，明白回答，如問錢糧即言錢糧，如問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務在典實，不許敷衍繁文。"(注：《大明會典》卷七七《科舉通例》，轉引自張希清：《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第98頁。)因此如果不掌握關于財政、地方行政、水利、邊防等方面的必要知識，要通過鄉試和會試是不可能的。

　　此外，明清科舉應試教育以宋明理學為核心，而宋明理學的一個特點就是講究"數術之理"，即將"理"、"象"、"數"三者密切結合。項麟說："蓋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數也，有數斯有據也。"因此要掌握理學，就必須具有相當的數學知識。對此，大數學家朱載堉說得非常清楚："夫術士知而未達理，故失之淺。先儒明理而復善其數，故得之深。數在六藝之中，乃學者常事耳......數非律所禁也，天運無端，惟數可以測其機;天道至玄，因數可以見其妙。理有數顯，數自理出，理數相倚而不可相違，古之道也......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數。理由象顯，數自理出，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數。"(注：朱載堉：《律歷融通》卷三、卷四，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石家莊)2000年，第339頁。)也正是因為理學與數學有如此密切的關系，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明清時期西歐國家天主教會選派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時，都特別注意選派那些精通數學的人，法王路易十四的告解師拉雪茲(Francois de La Chaise)更明確地促成"國王數學家"來華。(注：張國剛等：《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155-158頁。)而在理學熏陶之下并由科舉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江南讀書人如徐光啟等，也成為了數學大師。因此，科舉應試教育除了八股文寫作訓練外，還有不少其他內容。

　　其次，至少是從明代后期以來，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的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在精英教育中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除了歷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外，實用數學也是這種"經世致用"之學的一個基礎。這一點，明代數學家吳繼綬在《算法纂要》序中已說得很清楚："而今南倭北虜充斥于邊陲，若何而將將將兵，若何而行師轉餉，折衡決勝，焉能無算?編戶齊民征徭逋負，當工役繁興，司農輒為告罄，若何而取之緩之，不病國，不病民，焉能無算?肉食者遍巗廓，要以謀國，而見功堇堇何也，若何而旁招薦引，務在精白以承休，焉能無算?凡此皆今日之不容緩者，舍籌度，計算曷由哉?"而清代著名珠算家程大位，更認為社會生活各方面都離不開數學："故圣人繼天立極，所以齊度量而立民信者，不外黃鐘九寸之管;所以定四時而成歲功者，不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以至遠而天地之高廣，近而山川之浩衍，大而朝廷軍國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費，皆莫能外。數豈不重已哉!"(注：程大位：《書直指算法統宗后》，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346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經世致用"的理念已經開始向教育滲透。明末大數學家李之藻說："古者教士三物而藝居一，六藝而數居一，數于藝猶士于五行無處不寓"(注：李之藻：《同文算指》前編序，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347頁。)，清楚地說明實用數學應當是"士"的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明末以江南為主要活動地區的泰州學派領袖顏元，更提出教育要重實踐(即"習行"與"踐履")，而實踐的內容不僅包括儒家禮教("踐履")，而且也包括對"兵、農、錢、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有關"器物度數"和"技擊"、"藝能"的"習行"。而比顏元稍前的江南學者陸世儀，在教育應"切于用世"方面走得比顏氏還要遠。因此楊向奎認為"他[陸氏]所主張的學校制度，已接近近代規模。這不僅是道德教育，也不僅限于經義教育，而兼有科學教育，天文、地理、水利、兵法都是。而小學亦不僅識字教育，還有歌詩習禮。這比后來顏習齋的教育理想還要完備"。(注：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引自葛榮晉、王俊才：《陸世儀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1996年，第228、229、244頁。)雖然陸氏提出的具體辦學方案并未為社會廣泛采用，但是他的這些思想卻反映了當時眾多的社會人士對精英教育的期盼。

　　在這種"經世致用"思想所反映的社會風習的影響下，即使是在科舉成功的人士中，也有許多人努力學習各種實用知識，以致明清江南科技人才輩出，數量為全國之冠。不僅如此，他們中的一些人還突破了蔑視"蠻夷"的傳統的自大心理，對此時期傳入的西洋科技知識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積極的反應(徐光啟就是其杰出代表)。

　　由于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與科學技術知識的學習并非冰炭不相容，因此，明清江南受過精英教育的人士中，出了眾多的優秀科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科學家，有數學家與天文學家李之藻(1565-1630年，仁和人)，數學家項名達(1789-1850年，仁和人)、戴熙(1806-1860年，錢塘人)與李善蘭(1811-1882年，海寧人)，天文學家王錫闡(1628-1682年，吳江人)與陳杰(嘉道時人，生卒年不詳，烏程人)，天文氣象學家王貞儀(1768-1797年，江寧人)，地理學家徐宏祖(霞客)(1586-1641年，江陰人)與顧祖禹(1631-1692年，無錫人)，地理學家與人口學家洪亮吉(1746-1809年，陽湖人)，醫學家王肯堂(1549-1613年，金壇人)、吳有性(1528-1652年，吳縣人)、葉天士(1667-1745年，吳縣人)、徐大椿(1693-1772年，吳江人)與王士雄(1808-?年，海寧人)，藥物學家趙學敏(1719-1805年，錢塘人)，等等。上面這些人都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科學人材，絕大多數都受過精英教育。明清時代中國最著名的技術專家和發明家，也泰半出于江南。在江南籍的技術專家和發明家中，有水利工程專家沈啟(1496-1568年，吳江人)、潘季馴(1521-1596年，烏程人)、陳潢(1637-1688年，秀水人)，農學家張履祥(1613-1677年，桐鄉人)與姜皋(道光時華亭人)、兵器制造專家龔振麟(嘉道時長洲人)，化學家與機械制造專家徐壽(1818-1884年，無錫人)，數學家與機械制造專家華蘅芳(1833-1902年，無錫人)，等等。這些技術人才中的大多數也都受過精英教育。因此精英教育雖然是一種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以八股文寫作訓練為重要特色、以科舉考試為目的的應試教育，但在科技人才培養上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并不像過去所想像的那樣，培養出來的都是《儒林外史》中的周進、范進一類冬烘先生。

　　(二)精英教育的普及

　　因為明清江南社會對讀書做官極度重視，所以江南科舉之盛冠于全國。雖然明清政府對進士名額實行地區分配制度，但是考中進士的人數，明代浙江居全國各省之首，江蘇次之;而清代則江蘇第一，浙江次之。(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2年，第227、228、239、240頁。)而在江浙二省中，本文所說的江南又占了大多數。(注：在明代，蘇、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蘇省進士的77%。而在清代，蘇、常、松、鎮江、江寧五府及太倉州則包辦了江蘇省狀元總數(113名)的86%。見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246、247頁。)因此在全國出進士最多的9個府中，明代江南有3個(在全國的排名為：蘇州第3名，常州第5名，嘉興第9名)，而清代江南則有5個(在全國的排名為：杭州第1名，蘇州第2名，常州第3名，嘉興第4名，湖州第5名)。(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250頁。)當然，江南在科舉方面的輝煌成就，是以精英教育在上、中層社會中得到普及為基礎的。江南縣級官學的生員名額，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幾百年中增加不多，以無錫、平湖、常熟、嘉善幾縣為例，每縣生員名額多在數百人之譜。(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177、180頁。)但是事實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數，卻遠遠超過此數。史載康熙時常熟縣"子弟皆游泮而讀書，每有司較童子試，輒及千人"(注：康熙五十一年《常熟縣志》卷一風俗。)。而同時的仁和縣唐棲鎮，雖然只是一個鎮，但是"解句讀、服青衿者已百人"(注：俞璈伯：《唐棲行詩序》(收于光緒《唐棲志》卷一)。)。因此童生的人數，要比縣學生員的人數多出很多倍。童生所受的教育當然大大超出識字教育的范圍，因此僅只接受了識字教育的學童的人數，又比童生的人數多得多。所以，相對于廣大的未獲得功名的讀書人來說，獲得了功名的讀書人只不過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

　　明清江南讀書風氣之盛甲于天下，因此讀書人數之多也甲于天下。但是明清科舉考試錄取率不僅很低，而且一直不斷下降。(注：據巫仁恕的統計，從明初到嘉靖以后，鄉試舉人錄取率從6%下降到4%以下，而到清代更降至1-2%之間。見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刊于《新史學》(臺北)第10卷第3期(1999年3月)。)國家在科舉考試中進行選拔時，實行的是地區名額分配制度，并非按照全國統一的"分數線"錄取。在江南，錄取率大大低于全國。這樣就使得中舉人、進士，對于絕大多數江南讀書人來說，已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而讀書人倘不能取得功名，不僅為人所不齒，而且生計也無著落。明人說："吳中惡濫不售之貨，謂之'店底'。故童生久治不中者，亦以此目之......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有納芻粟及馬助邊者，有納粟賑荒者，雖科貢之士亦為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職，余至選期老死殆半矣。"(注：佚名：《蓬軒類記》。轉引自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因此對于大多數讀書人來說，前景是相當黯淡的。此外，在科舉因競爭加劇而變得越來越困難時，所需的學習期限也變得越來越漫長。"十年寒窗"只是起碼的要求，但對于中下層社會家庭來說，在經濟上已難以負擔。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大多數讀書人(特別是家境貧寒的讀書人)不得不采取現實的態度，把讀書當作謀生所需的一種手段，并不奢望能夠金榜題名。(注：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一例。當然把中舉人、中進士作為終生追求目標的貧寒讀書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周進、范進等)也不乏其人，但終歸人數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數人在未能中舉之前還不得不從事其他職業(如周進充當商人的書記、范進教村塾等)。但要指出的是，這里提到的匡、周、范諸人并非本書所說的江南人(盡管匡超人本籍溫州樂清，但也生活在杭州)。)換言之，既然考中舉人、進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為了日后的生計(例如去作幕僚、賬房、訟師、書辦等)，就必須學習一些實用的知識(如行政、法律、商業、文牘等方面的知識)。而較之剛剛啟蒙識字的學童，這些讀書人在學習這些知識方面無疑更具優勢，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更高的讀、寫能力。因此當時的童生、生員，大多也學會了一些實用知識或技能。(注：例如即使是像《儒林外史》中的周進那樣的冬烘先生，也仍然掌握了一定的記帳、會計技能，因此才會被商人雇去工作。)

　　三、明清江南的大眾教育

　　大眾教育的主要對象是普通民眾，或者說是當時的下層社會民眾。這種教育的目標并非考科舉，而是為了從事工商業活動。因此其教育內容主要是使受教育者在獲得起碼的讀、寫能力的同時，也獲得起碼的計算能力。那么，明清江南的大眾教育是否能夠提供這種基本的讀、寫、算能力呢?這首先就需要分析當時大眾教育的教材與教學手段，看其是否能夠勝任上述目的。

　　(一)大眾教育的內容

　　大眾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起碼讀寫能力和計算能力，因此這種大眾教育也可以說是以識字教育及計算教育為主要內容。下面就來看看明清江南的大眾教育在這兩方面的情況如何。

　　(1)識字教育：關于明清中國的識字教育中的教材與教學手段的問題，梁其姿已作了專門的研究。(注：梁其姿：《"三字經"里歷史時間的問題》，收于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出版。)這里據其研究，把有關情況作一概述，然后再進行補充。

　　中國識字教育的基本教材，宋元時代就已大致定型。(注：張志公認為："從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學體系，產生了大批新的蒙書。這套體系和教材，成為此后蒙學的基礎。"(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轉引自梁其姿：《"三字經"里歷史時間的問題》)。)在這些教材中，最主要者就是被簡稱為"三、百、千"的《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千字文》早在南朝時就已寫成，《百家姓》到北宋時亦已出現，而《三字經》到宋末以后才流傳開來，元代以后則成為最普及的蒙書。這三部主要蒙書各有特點，但是將三者作比較，《百家姓》因受其內容所限，僅能教授學生認識與姓氏有關的字;《千字文》則受其體例所限，要避免重復字，同時也受南朝文風影響，追求文藻押韻，因此對于兒童的識字教育來說，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有頗大問題。《三字經》出現較晚，其出現與宋代以后的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主流文化、以理學為核心的官方意識形態及科舉制度關系密切，同時在內容、形式上也更有特色。該書內容包含了關于人性、道德、歷史、數學、自然、小學、四書五經乃至諸子等方面的基本知識，語言也通俗易懂，塾師稍作講解，學童即可明了文意。該書還采用三字歌訣的方式，生動活潑，瑯瑯上口，容易記憶背誦。因此相對而言，在傳統的蒙學教材中，《三字經》效果最好。也正因如此，該書出現以后，就受到社會各方面的歡迎，得以迅速傳布，同時在傳布過程中也隨著社會的需要而不斷有改動，形成了多種不同版本(注：僅目前可見者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及1，170字本等多個版本。見梁其姿：《"三字經"里歷史時間的問題》。)，而且還出現了各種注解本，甚至還有配有插圖的版本。因此在教學與社會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由于這些特點，自明代以來，許多地方官都喜歡采用《三字經》作為社學教育的基本教材。明末呂坤提出："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悉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注：呂坤：《實政錄》卷三《興復社學》。)不僅如此，就是在私塾教育中，《三字經》也是基本教材。與呂坤同時代的趙南星在家賦閑三十年，專門編注各類教材教授不同程度的學生。他特別選擇《三字經》和《女兒經》作為教導男女兒童的主要教材，并與友人吳昌期、王義華共同做注，輯成一書，稱為《教家二書》。趙氏在該書序中還指出其優點是"一則句短而易讀，一則語淺而易知，殊便于啟蒙矣";讀此書，"即不必為士大夫，可也;即不必博群書，可也"(注：趙南星：《三字經注》序。轉引自梁其姿：《"三字經"里歷史時間的問題》。)。因此很明白，該書特別適合那些將來不準備做士大夫或學者的兒童的啟蒙教育。

　　明清江南還風行看圖識字類兒童識字讀本。例如金陵王氏勤有堂于洪武四年(1371年)年刊出的《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共收名物308件，有圖306幅，文字四字一句，每字或每詞出一相(圖畫)，圖文對照(因此稱為對相)，簡單易學。此書頗為盛行，明代刻書家陳伯壽后來還在日本刊出。正統時，又刊出《新編對相四言雜字》，收388字，306圖。這種看圖識字讀本的風行，也是識字教育普及的一個有利條件。

　　在明清江南的識字教育中，主要采用的教學方法是背誦與講解相結合。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清初蘇州塾師崔學古總結說："兒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每教兩三遍，須令自讀一遍......又遇資之最鈍者，須逐教讀一遍，令本生讀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數十遍，自能成頌";"又教時，便將書義粗粗訓解，難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注：崔學古：《幼訓》。轉引自梁其姿：《"三字經"里歷史時間的問題》。)。同時代的杭州塾師陳芳生提倡的方法則是："童子初入學，每日只講一字......漸加之......但取本日書中切實字，講作家常話，如'學'字，則曰此是看了人的好樣，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如此日逐漸講，久之授以虛字，自能貫串會意，當閑居不對書本之時，教以抑揚吟誦之法，則書中全旨自得。"(注：陳芳生：《訓蒙條例》。轉引自梁其姿：《"三字經"里歷史時間的問題》。)曾任長興、仁和訓導的浙江蘭溪人唐彪，在其教學心得之總結《父師善誘法》中，強調在識字教育中，"書易記、字易識者，乃令讀之。其難，慎毋用也"，"教童蒙泛然令之認字，凡相似而難辨者，宜拆開分別教之"，"童蒙七八歲時，父師即當與之解釋書中字意，但解釋宜有法，須極粗淺，不當文雅深晦"(注：唐彪《父師善誘法》。轉引自熊秉真：《童年憶往一中國孩子的歷史》，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0年，第138頁。)。

　　此外還有一種實用的識字法，即將與生活關系密切的內容，用常用俗字寫成押韻的淺顯文句，以之作為教材，利用空閑時間，教授那些貧寒家庭的子弟識字。(注：這種方法的運用，以在清代后期的山西平遙、祁縣和太谷一帶農村運用為最典型。在那里，貧家子弟到六七歲尚無力入塾就學者，通常采用《俗言雜字》一類的教材學習識字。這種教材系鄉下文人為鄉村窮人編寫，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匯依照當地方言俗韻編成七言或八言一句的文字。凡欲識字者，可向人借此類教材，利用農閑或者雨天歇工時，找識字的人教讀，每次少則一二行，多則三五行。現存的一本清代的《俗言雜字》，全文共有5，600余字，內容包括農、商等方面的簡要知識。見史若民、牛白琳編《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山西古籍出版社(太原)2002年，第113-119頁。)雖然在明清江南文獻中我們尚未發現象清代山西流行的《俗言雜字》那樣的識字課本，但是早在明代，江南就已有類似的教材，如《四書雜字》(此處的"書"為"言"之義)、《七言雜字》等。另外，在明清江南大量出現和出版"致富奇書"、"商賈一覽"一類"商人書"，而其中頗有一些在內容和形式上與山西的《俗言雜字》相似(注：例如明代李晉德著《客商一覽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92年排印本)中的"警世歌"、"商賈醒迷"都是用淺近文言和常用俗字寫出的押韻文句，形式與上述《俗言雜字》頗有相似之處。)，由此可以推知這種識字法在江南應也在使用。

　　采用上述教材和方法，學童在一二年內學會一兩千字，應當是不難做到的。(注：羅友枝認為使用"三、百、千"等蒙書，學童可在一年內認識兩千字左右。見前引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23頁。熊秉真也認為在明清中國上中社會家庭，一般是子弟七、八歲開始教識字，一兩年后識得二千字左右，乃可讀書。見前引熊秉真：《童年記憶一中國孩子的歷史》，第92頁。)因此一個貧家子弟入村塾一二年，大體就可以掌握常用的漢字了。所以清代江南文獻說農民子弟進村塾讀書，"三載省仿帖，約略得筆說"，并非虛文。這里要強調的是，學童在學習識字的過程中，還可獲得多方面的知識，從而對他們日后進入較高的社會活動圈也有重要幫助。

　　在1950年代我國的群眾掃盲運動中，國家根據漢字實際使用頻率，確定成人"脫盲"標準為識1，000字，"半文盲"的標準為識500-600字。而據西德尼?甘布爾(Sidney Gamble)對漢字出現頻率的研究，在比較簡單的文獻中，最常用的78個、353個和1，169個漢字分別占了所出現的全部漢字的50%、70%和91%。(注：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3頁。)換言之，只要識1，000個左右的漢字，就可以大致對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即使只識數百字，也就可了解較簡單的文字材料的大意了。

　　(2)計算教育：明清江南的學堂教育，似乎不包括數學教育。(注：清代中期數學家張豸冠在自序中說："數為六藝之一，古之學者罔弗能。自詞章之學興，而此道遂棄如土。雖向老師宿儒問以六經四書中之涉于數者，亦茫然不能解。"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109頁。)因此學童計算能力的培養，主要是通過民間數學知識的傳播。但是通過學堂教育，學童至少可以認識記數文字(注：事實上，使用漢字計數，在明清商業中是很普遍的。例如清代中后期山西票號在各地使用的平碼歌，就是用中國數碼字書寫的。見黃鑒暉：《山西票號史》(修訂本)，山西經濟出版社(太原)2002年，第120頁。)、加減乘除等基本運算的名稱及含義、主要計量(度量衡)單位以及大小、多少等數學基本概念，并學習到與計算有密切關系的歷法、天文等方面的一些知識，這些知識反過來又促進了對計算方法的學習。有了這些起碼的概念，在"九九歌"、珠算口訣等通俗數學教育手段的幫助下，學會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此外，在私學教育中可能也包括算盤用法。(注：勞漢生認為明代商業數學普及的主要途徑之一是私學教育，在小學啟蒙教育中也要包括算盤用法在內。見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324-325頁。但是他并未附上相關的證據。我在明代小說中，發現了一些證據。例如《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中的正德時代蘇州府昆山縣人宋金，小時候上過學，"學得一件本事：會寫會算"，包括使用珠算。)

　　明清江南大眾教育中的數學教育，除了通過師(師傅)徒(學徒)相傳外，別的方式還不很清楚。(注：勞漢生說明代商業數學普及的另一主要途徑是商業機構招收新的從業人員，一邊工作一邊進行珠算的教育。見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324頁。但是他并未附上相關的證據。)就師徒相傳的情況而言，有時也不得其法，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并非輕易可以掌握。(注：近人李文熙對傳統的方法作了尖銳的批評，說"學徒從師三年，強半時日都肄習于此(珠算)，獨是呆記成法，練習運算，扣其理則瞠目不能一解，語其法則膠柱鼓瑟無絲毫之變化。聰明者尚能本其法以致用，質鈍者則視珠算為畏途，徒耗時力精神而不能收毫末之效"。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109-110頁。)但是這里要強調的是，就大多數情況而言，這種數學教育所追求的目標是十分有限和非常實際的，即獲得進行有限范圍內的整數的加減乘除四則運算的能力。明清時期中國民間應用數學的進步，大大推動了這種數學教育的普及，對于普通民眾計算能力的獲得起了重大作用。這些進步主要是珠算、筆算和口算(心算)方法的出現與普及(其中尤以珠算最為重要)。

　　我國古代計算方法的特色是不用計數文字直接進行，而是借助于"算籌"進行(注：蔣術亮：《中國在數學上的貢獻》，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4年，第59頁。)，而珠算則是原有的籌算的改進。在13、14世紀，我國出現了便于記憶的籌算口訣。1373年刊出的何平子著《詳明算法》中出現的口訣。和今天常用珠算歌訣已完全一致，標志著算法口訣的完善與定型。與此同時，計算工具也因適應大眾化的需要出現了變革，即珠算盤取代了算籌成為民間最常用的計算工具。珠算比籌算及其他計算方法更為方便和便捷(注：張豸冠說："籌算、筆算雖雅，而遲速殊焉。表算、尺算雖更疾，然比例數至十萬而極，比例規至千分而極，四行以下，俱截為零，不若珠算之辨析毫厘，且選表畫尺，非夫人能為者，此乃推步制器所用，非尋常乘除所用也。第諸算之中，固以珠為便捷矣"。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107頁。)，因此珠算的出現和普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早在元明之際，珠算盤就已出現在江南民間。(注：隱居于松江鄉下的學者陶宗儀，在《輟耕錄》中引用當地的俗諺說，新來的婢仆好像"雷盤珠"，"不撥自動";爾后象"算盤珠"，"撥之則動";時間長了則象"佛頂珠"，"雖撥亦不動"。這表明了珠算盤已經在江南風行，盡管籌算也還同時存在。見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51-52頁。)到了明代中期，算盤更為普及，以致在通俗小說中也有反映。(注：例如前引《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中，就說宋金為船家做工，"別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盤，登帳簿"。)萬歷二十年(1592)，長期在江南一帶經商的徽州數學家程大位的《算法統宗》問世，標志著由籌算向珠算轉變的徹底完成，從此珠算成了最主要的計算手段。(注：李儼、杜石然：《中國古代數學簡史》，中華書局(北京)1963年，第234-248頁。)對于當時工商業活動中所遇到的絕大多數計算問題來說，運用珠算來解決可以說是游刃有余。(注：在一般的財經計算(特別是加減運算)中，算盤的計算速度甚至遠遠超過今日的計算器。見蔣術亮：《中國在數學上的貢獻》，第89頁。)由于珠算的這種特殊重要性，無怪乎在民間的應用數學教育中，珠算教育會成為一個主要內容。

　　明清中國童蒙教育中主要算學教材有二，一為元代朱世杰的《算學啟蒙總括》，另一為清代勞乃宣編的《籌算蒙課》。后者比前者更為流行，而其內容即以珠算教育為主。除此之外，在明代江南流行的看圖識字類兒童讀物《魁本對相四言雜字》、《新編對相四言雜字》等中，也有算盤圖和算籌圖。(注：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53-56頁。)這表明算術教育確實進入了童蒙教育。

　　中國原來沒有筆算，明代后期利瑪竇把西方算法傳入后始有。(注：何炳郁：《從〈鏡花緣〉試探十九世紀初期科學知識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收于楊翠華、黃一農主編：《近代中國科技史論集》，(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1991年刊出。)到了明末，松江府嘉定縣人孫元化在徐光啟指導下學習西方數學，后來撰寫了《太西算法》，是研究西方筆算的代表作。(注：李迪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7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60-61頁。)這標志著江南人士對西方的筆算知識已有頗深入的了解。到了清代，口算(心算)也變得普遍起來。口算的基本口訣如現在小學生背誦的乘法口訣"九九歌"，早在春秋時代就已出現，到南宋時已變得和今日完全一樣。(注：李儼、杜石然：《中國古代數學簡史》，第18-19頁。)但是這些口訣一直是為籌算服務的，因此口算是否已經出現并不清楚。到了清代，運用這些口訣進行口算(當時稱為"嘴算")已變得頗為普遍，盡管具體何時出現仍然不清楚。由于珠算、筆算和口算在民間的普遍流行，因此在李汝珍的《鏡花緣》里都有反映。(注：何炳郁：《從〈鏡花緣〉試探十九世紀初期科學知識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在江南普通私塾教育中，背誦小九九通常也被列為課程之一。這對民間計算能力的提高，具有重大作用。

　　此外，明清時期商業會計通用方法的進步也有助于民間算術的普及。我國歷史上所用的會計數碼，原來主要是漢體數碼(即一、二、三等)和會計體數碼(即壹、貳、叁等)。這些數碼或者容易混淆，或者書寫麻煩，計算中頗有不便之處。到了明清時期，出現了草碼(Ⅰ、Ⅱ、Ⅲ等)，簡捷明了，書寫方便，尤其適用于運算過程中。(注：郭道揚：《會計發展史綱》，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北京)1984年，第226、228頁。)這種草碼，實即蘇州碼字(亦稱蘇州碼子)，因其起源于蘇州，故名。從晚清的情況來看，商人簿記是會計體數碼、漢體數碼、蘇州碼字三種數碼合用。(注：參閱山岡由佳：《長崎華商經營の史的研究》，ミネルア書房(京都)1995年，第90、134頁。)這種簡易數碼的普及，使得計算變得更為容易。

　　清初數學家陳世明說："嘗觀古者教人之法必原本于六藝，竊疑數之為道小矣，惡可與禮樂侔......后世數則委之商賈販鬻輩，士大夫恥言之，皆以為不足學，故傳者益鮮。"(注：陳世明：《數學舉要》，轉引自郭道揚：《中國會計史稿》上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北京)1982年，第7頁。)雖然情況未必盡如此，但是商人與計算教育關系最為密切，卻是不爭的事實。江南是明清中國商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因此與上述算法的關系也最為密切。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珠算與江南的關系。蔣述亮指出，程大位的《算法統宗》一書，對近代式的珠算法作了系統而完整的敘述，是一部影響極大的數學專著，風行全國達百余年之久，任何其他古代數學書籍都不能與之相比。(注：蔣術亮：《中國在數學上的貢獻》，第87頁。)而程大位在該書自序中說道："予幼耽是學(算學)，弱冠商游吳、楚，遍訪名師"，然后用了二十年才寫成此書。可見此書與江南的民間算法有極深的淵源。由此而言，珠算、筆算、口算等實用算法在清代江南非常流行，應是可以肯定的。

　　各種基本算法的口訣化，對明清時代民間應用數學教育也起了重大促進作用。這些口訣瑯瑯上口，便于記憶。只要能夠純熟利用這些口訣，運算起來就很省力、迅速和準確，而不必真正懂得其所以然。(注：蔣術亮：《剮國在數學上的貢獻》，第86頁。)由于這些特點，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識字的人也可以借助于這些口訣學會計算。(注：例如《紅樓夢》中的鳳姐，原不識字，雖因理家久了也略識一些字，但終究不多。但是她卻能夠熟練地作許多加減乘除的口算。)因此，基本算法的口訣化對于這些算法運用的普及促進甚大。

　　總之，在兩三年的啟蒙教育中，學童在認識1，000-2，000左右的漢字的同時，也學會進行簡單的加、減運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如后所論，做到了這兩點，也就獲得了獨立地從事一般經濟活動所需的讀、寫、算的基本能力了。

　　(二)大眾教育的普及

　　如果把識字作為大眾教育的主要內容的話，那么明清江南大眾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就可能大大出乎一般的想像。羅友枝(Evelyn Rawski)估計清代中國的識字率，男子為30-45%，女子則為2-10%。另有學者估計19世紀初期廣東農村男子識字率為40-50%，廣州城則達到80-90%。(注：見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5頁。)另據卜凱的調查，在1930年代，7歲以上的中國男子中，有45%的人或多或少地上過學(平均為4年)，識字率達到30%。而據洋人控制下的海關的調查，19世紀后期的情況與此相似。(注：Dwight Perkins 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5年，第4頁。)江南在經濟、文化、城市化等方面向來領先全國各地，因此其識字率不應低于廣東。近代對江蘇南部215個農村的調查也顯示：在19-70歲的村民中，有40%的人具有某種程度的閱讀能力。(注：見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Ch'ing in China》，第5頁。)19世紀初期江南的識字率，未有證據表明會低于19世紀后期。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說：盡管我們對明清江南的識字率究竟有多高還不能作出準確的估計，但是到了19世紀初期，這個識字率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如果以羅友枝對清代中國識字率的估計數的上限(男子45%，女子10%，合計接近30%)，應當說是比較合理的。

　　從地方志所作的一般性描述來看，明清江南的大眾教育確實非常之普及。史稱江南"人皆知教子讀書"，"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讀書為事"(注：嘉靖《上海縣志》卷一風俗第三，嘉慶《松江府志》卷五風俗引正德志，光緒《青浦縣志》卷三風俗引萬歷志，乾隆《金山縣志》卷一七風俗，等等。)。所以早在洪武初年，蘇州府就已"雖閭閻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讀師以訓童蒙"(注：洪武《蘇州府志》卷一六風俗。)。萬歷時的松江府，也是"雖鄉愚村僻，莫不置句讀師以訓童蒙"(注：光緒《青浦縣志》卷三風俗引萬歷志。)。到了清代中葉，甚至連一向比較落后的江寧府溧陽縣，也已是"村有學師"(注：乾隆《溧陽縣志》卷四風俗。)。可見教育已經深入到農村。應當指出，接受教育的并不僅限于富家子弟。到了清代中期，一般農家子弟入學讀書，已不是罕見現象。嘉道時湖州府南潯一帶的農民子弟多入村塾，"三載省仿帖，約略得筆說"，然后回家種田。(注：咸豐《南潯鎮志》卷二一農桑收施國祁詩。)在雙林一帶，"鄉民習耕作，男子七八歲時亦從師讀書，有暇則斫草飼羊，或隨父母作輕便工"(注：《雙林鎮志》卷一五(原纂)風俗。)。杭州府城外的河渚，"子弟就塾，率十五罷就農"(注：《南漳子》序。)。松江府金澤一帶，"男子生五歲至十歲，上學識字，貧者多出就外傅......或別有生理，亦不費幼學焉"。

　　四、明清江南教育對經濟的影響

　　從近代早期英國的經驗來看，對工業革命至關重要的技術進步與基礎科學的發展，二者基本上彼此無關。(注：Douglas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on & Company (New York)，1981年，第162頁。)在通過讀、寫能力傳播具體知識方面，識字率與工業革命之間的聯系也不很緊密。(注：見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150頁。)換言之，由于普通勞動者在技術進步中并未起關鍵作用，因此他們的教育與經濟發展并無直接的關系。此外，近代早期英國的經濟制度性變革，也主要出自經營管理者階層而非普通勞動者。因此總的來看，在近代以前的經濟發展中，教育似乎并未發揮重要的作用。(注：工業革命前的英國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很低，大多不具備獨立經營的能力。因此當他們從事生產時，或者是依賴強有力的行會來組織管理其生產活動，或者是在手工工場主或工頭的指揮下從事單一的勞動。馬克思在研究工場手工業時指出："在工場手工業中，總體工人從而資本在社會生產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個人生產力上的貧乏為條件的。"他并引用弗格森的話說："在最少使用腦筋的地方，工場手工業也就最繁榮。"在18世紀中葉，某些手工工場甚至寧愿使用半白癡來從事某些簡單的、然而構成工廠秘密的操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23卷，第400-401頁)。而他們之所以不具備獨立經營的能力，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缺乏起碼的讀、寫、算的能力。)

　　然而，近代早期英國經驗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情況，對明清江南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誠然，如同在近代早期的英國一樣，對于明清江南的許多工匠和農夫來說，不會讀、寫、算，也照樣能夠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我們對實際情況進行更深入的觀察，就會發現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在兩地確實頗有不同。這種不同是由兩地經濟發展的特點所決定的，因此也可以說是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產物。從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明清江南與近代早期英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異，集中表現在商業化水平方面。正是這個差異，使得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在兩地變得頗不相同。

　　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用近代早期西歐的標準來看，明清中國的農村似乎是"過度商業化"了。(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3，第277頁。)其結果，是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所指出的那樣，早在近代以前很久，中國農民就不僅在為市場而生產，而且掌握或了解抵押、地契、信貸和利息等商業活動的基本知識。(注：Dwight Perkins eds：《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5年，第6頁。)不過嚴格地說，他們的這些結論主要適用于經濟發達的中國東部地區，而其中又以江南為最。此外，用近代早期西歐的標準來看，明清江南不僅農村經濟高度商業化，城鎮經濟也高度商業化。由于江南城鄉經濟都高度商業化，因此從事商業活動所要求的各種基本能力也成為進行經濟活動所不可或缺的條件。讀、寫、算是從事任何商業活動的基本能力之一。道理很簡單：在商業活動中，記賬和算賬是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但是正如明代商人書《商賈醒迷》諄諄告誡的那樣："出納不問幾何，其家必敗;算計不遺一介，維事有成"，"臨財當恤，記賬要勤"(注：收于李晉德：《客商一覽醒迷》，第312、328頁。)。因此即使是最簡單的記賬和算賬，也需要有起碼的讀、寫、算能力。由此而言，哪怕是從事簡單的商業活動，也非具備一定的讀、寫、算能力不可。(注：一個有力的證據是前引《警世通言》中關于宋金的故事。只有"會寫會算"，才能在商業活動中找到飯碗。)

　　明清江南經濟的高度商業化，因江南特有的經營方式而變得更加突出。眾所周知，明清江南工農業的基本生產單位是以個體家庭為基礎的小農場和小作坊。這種小農場和小作坊由農民和工匠獨立經營，生產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同時在整個經濟高度商業化的背景下，其經營活動也緊密地與市場聯系在一起。因此這些小農場與小作坊中的主要勞動者，同時也兼為經營者、管理者和商人。對于這種集生產者、商人和經營管理者于一體的小農和小作坊主來說，他們每天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商業活動，例如購買生產資料、出售產品、計算成本與利潤、訂立合同與契約、換算貨幣(錢、銀)，以及進行雇工、借貸、典當、抵押、交租、納稅乃至商務訴訟等活動。而進行這些活動，都需要起碼的讀、寫、算能力。因此，起碼的讀、寫、算能力是他們日常經濟活動的基本能力。如果不具備這些能力，即使體力強健、手藝高超，也只能受雇于他人。而在明清江南，農業中的雇工并不常見，而工業中的雇工主要來自外地。江南本地人，絕大多數是自主經營的小業主(小農和小作坊主)。獨立經營一個小農場和小作坊，并不像過去許多學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明清江南的小業主，也決不都是以往許多史家所想像的那種可憐、保守、墨守成規、沒有文化的單純勞力。即使在農業活動中，對于讀、寫、算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前引江南"鄉民習耕作，男子七八歲時亦從師讀書，有暇則斫草飼羊，或隨父母作輕便工"，"子弟就塾，率十五罷就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江南小業主中的許多人(例如《警世通言》中的施復)，頗富于進取心和具有"企業家精神"。對他們來說，讀、寫、算能力當然至為重要。即使是那些"胸無大志"、只求能夠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小農與小手工業者，也必須具有相當的經營能力，才能在那種由"過度商業化"所導致的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生存下來。而起碼的讀、寫、算能力乃是這種經營能力的基礎。不僅商業活動需要讀、寫、算能力，而且工業活動也需要這些能力。(注：例如，明清江南城市有為數眾多的染坊從事紡織品的染色。這些染坊使用的技術，可見于成于嘉慶、道光年間的《布經》。該書可稱為清代蘇州染布行業的技術規范和標準大全，所記載的通過媒染、套染獲得的色名多達90余種，有詳細工藝配方的藍色以外的"雜色"達70余種。不僅如此，這70余種配方都有多種原材料的用量配比。該書還在染色質量的檢驗方面列出了不少具體的評判標準(參閱范金民與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農業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87頁)。要掌握這些技術操作細節，就必須能夠閱讀《布經》一類的書籍;而要能讀這類書籍，則非須具有一定的讀、寫、算能力不可。)在這里，我們要特別強調實用數學知識在工業活動中的重要性，因為這一點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全然忽視。眾所周知，大多數工業生產活動都涉及到度量衡，而度量衡則以實用數學為基礎。(注：明代數學家周述學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其形體有長有短，有廣有狹，有多有寡，有輕有重，是以立法名數以御之。度之以弓尺而長短廣狹明，量之以斗斛而多寡審，權之以斤稱而輕重晰;此度量衡三法，為數之綱也。"朱載堉也說："夫物莫不有制，制莫不有則。規、矩、準、繩、度、量、權、衡，皆物之定制也。蓋規以取其圓，矩以成其方，準以揆其平，繩以就其正，度以度其長短，量以測其多寡，權以審其輕重，衡以定其低昂。合是數者，然后謂之有制。"見周述學：《神道大編歷宗算會》明倫類、總結類;朱載堉：《律學新說》卷四。均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343頁。)因此對于自主經營的小手工作坊主來說，這些數學知識是必不可少的。在明清江南出現了許多關于各種經濟活動知識的實用性讀物，如《陶朱公致富奇書》、《萬寶全書》、《四民必用》等商人書，《沈氏農書》、《補農書》、《耕心農話》等農書，以及《杵臼經》、《布經》等工藝書。其中的實用知識，對于那些想要擴大生產、追求更高的經濟效益的農民和工匠，是必不可少的。要讀這類書，當然需要一定的閱讀能力。總之，由于明清江南的教育(特別是大眾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獲得基本的讀、寫、算的能力，因此這種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夠自主地進行商業化生產的小農場主和小作坊主。

　　至于那些已經擴大了生產規模的業者(即經營地主和大型作坊主)來說，由于其經營活動更為復雜，因此所需的讀、寫、算能力也更高。不僅如此，為了經營他們的產業，還必需相當數量的"白領工人"為他們服務，充當各種層次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在較大的工業企業(如大型油坊、碾坊、染坊、踹坊、冶坊、船廠等)或工業組織(如絲織業中的賬房、棉紡織業中的布號等)中，都需要相當數量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供銷采購人員。(注：例如從《龍江船廠志》可見，在大型造船廠的生產中，各種船只的設計、督造與質量檢查，物料、人工及其價格的計算，船廠收支的財務平衡，等等，都有非常專業化的規定，需要有關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掌握十分專門化的業務知識。又，1930年代桐鄉石門鎮，在一個員工總數為46-48人的中型油坊中，就需要管理、供銷人員11-13人(包括老大[總管]1人，老二[副總管]2人，出使朝奉[主管銷售]1-2人，出差[采買原料]2-3人，賬房1人，管作朝奉[記賬、驗收]2人，管作朝奉[總領班]2人)，約占職工總數的1/4(見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第3章。)而在較大的田莊上，往往也需要有專業的賬房、采買等人員。這些管理、技術以及供銷采購人員必須具有一定的讀、寫、算能力，才能掌握所需的專業知識和商業知識。同時，從明代中期起，江南農村經濟中出現了一種新經營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圖把農業變成企業性的東西，并使用大量的雇傭勞動者"(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63-64頁。)。其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即是常熟的譚曉(即談參)、漣川沈氏等。這種經營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識遠比一般小農為多，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出現了大量的農書。從農書中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自然有利于其事業的發展。

　　此外，即使就那些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產者而言，大眾教育的普及也使他們能夠在高度競爭的商業化環境中得以生存。周忱說："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原因之一是"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注：周忱：《與行在諸公書》(收于《明經世文編》卷二二)。)。江南人之巧當然不是天生的。如果他們沒有起碼的讀、寫、算的能力，"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是不可能的。

　　這里順便說一句，明清江南工農業中，小企業(即小農場和小作坊)占絕對的統治地位。這一情況，在過去被視為一種落后的現象。然而事實卻是：與當時的大企業相較，小企業顯然更富有活力，更能對付各種挑戰。(注：例如，官營大企業在明初的江南工業中曾占有很大分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大型企業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不是民間大企業，而是民間小企業。在江南農業中，明代前中期還有一些大經營，以后日益減少，到了清代則已經少見。換言之，小型農場(即家庭農場)已占絕對優勢。)而小企業之所以更富有活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江南擁有大批具有能夠獨立經營小型企業能力的人才。(注：當然還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原因。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參閱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第10、11章。)而在這些人才的培養和造就方面，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沒。從近代早期以來的經濟史角度來看，富于活力的小企業是一種與西方發展經歷中所體現出來的趨勢非常不同的現象，或者說是一種中國特色。直至今日，小型企業在中國經濟中仍然極富活力。由此而言，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進步，對于后日江南經濟成長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還要說一句：正如我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若是為"近代至上"的偏見所蒙蔽，把古人看得愚不可及，那就無法真正了解過去。(注：李伯重：《控制增長，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為》，刊于《新史學》(臺北)第5卷第3期(1994年)。)為了真正了解我們的過去，就必須破除這種"現代人對過去的傲慢與偏見"，實事求是地分析過去的情況。本文對明清江南教育問題的討論，就是我在此方面進行的一個探索。當然，限于直接史料的匱缺，我在對明清教育問題的研究上僅能做到目前所達到的這一步。我希望借此引起學界同仁對此問題的進一步關注，以推進此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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