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資本論》德文第一卷發表150周年：歷史規定經濟學總說

——《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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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是一部獻給中國經濟學建構行動及教科書體系建設的綜合類學術著作。研究要旨在于提出“歷史之經濟學”論說，蓋因該著的思想價值鎖定于“資本主義批判”與“社會主義批判”的工作統一，并致力于“全史+整史”貫通意義的理論發掘工作。毫無疑問，這需要以“當代批判”之方法論規定予以導引，換言之，為了開創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路徑，《資本論》必須基于創造性轉化語境予以考察。總而言之，此“方法論長卷”極大地書寫了中華版本的“歷史”、“思維”和“語言”，從繼承發展和中西貫通的角度實現了理論原創與學術創新的原則性結合。可見，“學術保衛”是《資本論》研究的應有之義。要旨在于回答什么是“保衛”，并確實從“保衛行動”中提煉出“中華學術”的最為直接的意義：繼承發展——引領未來。由此可以說“重新研究歷史”(包含三種含義：重新研究全部歷史;逾越抽象歷史觀，把握具體社會歷史類型;以“歷史”為總的工作本位)乃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的“涌泉之流”。

　　關鍵詞：《資本論》;保衛;歷史;經濟形態;理論;方法;批判

　　【作者按語】《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下文簡稱《保衛》)，為紀念《資本論》首次出版150周年而修訂。修訂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2017年5月份推出，此作品提出的“學術保衛”工作理念對《資本論》而言，所具有的核心價值有三：(1)以中國語境重新詮釋“繼承”與“發展”的新型工作關系;(2)以創造性轉化工作路徑演繹時代版的“中西貫通”;(3)再以此為地基，以高度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命感和責任感，深度把握學術原創性與研究工作創新的辯證關系。其鋪設的理論架構是“大象無形”的，方法論線索則至為明確：以特別之工作體例，以保衛《資本論》之切實行動，使其成為具有特別意蘊的歷史形態經濟學“研究導論”。該著認為，凡此種種研究目的，皆為盡最大可能掃除觀念之塵霧和行動之障礙而設置。由此達成這樣的工作效果：作為以“中國人的資格”之經濟學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作為遵照中國人閱讀和用語習慣寫就的經濟理論巨制，以及照顧了國人書寫歷史的慣常做法且與中國人思維體式契合。修如舊，訂如新。顯然，這是具有民族蘊涵特征的“學術坐標系”的研究升級。為進一步推動日益潮起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夯實中國經濟學的文明基礎，尋求更多的智力源泉支持，以下對《保衛》的工作理念與研究主旨予以特別地推薦，以就教方家;并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學術態度認真做好“中國化的《資本論》”研究探索工作，整理蘊含其內的方法論規定，力求顯露“中國人資格”經濟學之全部學術規范，全方位呈現學科工作邏輯，以饗讀者。是為中國經濟學建構當前亟需之“行動主義邏輯”。

　　一、“歷史之經濟學”研究概述

　　《資本論》是我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塊基石。2017年適逢《資本論》發表150周年，在國內業已掀起一股“熱研《資本論》”的浪潮。本文希望順應這一形勢，適時推出研究“專文”，以期達到因時所需的拋磚引玉作用。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點恐怕就是，通過還原馬克思的學術精神，以達到“為我所用”之研究目的，又由于中國方法、中國智慧、中國學科，這些“中國元素”最大程度地集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原創性工作內涵，可以深切感受到此項工作所實現者“經濟學的回家，回歷史，回中國”也!這些都是方法論研究意義的。如上所述，關鍵在于使以下三層關系得以顯露，即繼承和發展、原創和學術創新以及中西方學術的工作關系。[1]

　　以此觀之，研究時代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取向域內的“《資本論》新思想”，因而具有極其強烈的時代感召力。并且，惟其強有力，必能推動理論研究向深處進軍。簡潔起見，我們以“問答”體式對此專題予以扼要。[2]

　　1. 問：《保衛》在何種意義上是方法論著作?答：《保衛》歷數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重要條目，全面檢閱這些條目的工作邏輯，以之為“史眼”，管窺諸種經濟形態之“得失成敗”。以馬克思主義工作精神之布道看，此乃《資本論》之重寫和續寫，理論意義不足道也。以中華歷史和世界史規定的貫通看，此則為中國工作用語之方法論著作。

　　2. 問：《資本論》為什么需要保衛?答：《資本論》之到中國來，從來是伴隨著“保衛”行動的，所謂繼承，所謂發展，所謂“原創”(馬克思原創與中華原創)，所謂與時俱進意義之學術創新，無不顯露了新型的“中西方學術工作關系”。所以，我們說《資本論》之來到中國，委實與東方經濟學不斷深化之歷史步伐同步。這以后，國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華語境中讀懂和如何運用好這一偉大著作，尤其恰當領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語言。直截了當地說，這是伴隨了思想直接撞擊的一次歷史閱讀，是一次氣勢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維對接。以新中國建設實踐和改革開放經濟實踐為底蘊架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理論實踐的晚近的一個工作外顯。在這一歷史高地與思想制高點之下，問題不在于為什么要保衛《資本論》，問題在于保衛什么以及怎樣保衛。總之，“學術保衛”是《資本論》研究的應有之義，《資本論》必須被視為“科學作品意義的史書”看待。

　　3. 問：何謂中國族民生產關系?答：這似乎是一生造詞(“民族”術語的一個次序上的倒置)。而定格于“人的依賴關系”理解它，對中國人來說卻也并不生僻(如史學家雷海宗就曾以“部民社會”稱呼半自由民身份的銅器或亞細亞生產方式時代的社會形態)。中國人以“族”(氏族-宗族關系)為始，沒有“孤立的個人”的關系規范。要之，是認識到，氏族是族民關系的始源，部落則是民族關系的始源，經濟形態固然由部落時代發端，但主體關系的追溯則要更為遙遠。歸根結底，“族民”，這個概念就應當可以用來表示處在氏族、宗族、家族等諸種依賴關系的共同體及社會宗法關系領域中的主體規定，和民族國家之“國民”直接相呼應，而尤其可以表征具有身份關系束縛性的廣義勞動者和直接生產者規定。從歷史發展實際看，勞工關系涵養于族民關系。中國漫長古代社會恰好是利用的此關系體式，以安排廣泛性的社會生產和對勞工進行剝削。作為概念上的對應，似可用“家個人”解之。但在中國，家同家庭兩個概念向來“和而不同”。中國之“家”，并非純粹指示“婚姻家庭”的概念;從“族民關系”的緣起性看，廣義的家概念至少鏈接了“婚姻關系”、“身份關系”及“財產關系”，是這三重向度社會關系的一個綜合考量的工作術語(且要知道，“中國”二字的本義其實就是“家”)。然則，當其與家(規定)并用的時候，就不僅不會和中國固有術語(如血緣意義的家庭和地緣宗法意義的家庭即宗族、家族)發生沖突，反而相得益彰，且和現代社會的家庭及個人概念做了很好的對接。

　　4. 問：何謂中國經濟學的“知難行易”的轉折時代?答：一方面是“舶來品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成長，要之，它兼顧了中國的歷史條件和國情背景。而中國之無純粹市民社會的發展特點，也寫就“中國政治經濟學”之獨有內涵，要求塑造并不斷更新理論與實踐工作環境。另一方面是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興起的“中國經濟學”新議題，是含意特定的;蓋言“新”，一是指實踐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鎖定了經濟學發展成熟時期的理論建構特點。從而，使我們有可能重新轉回“知易行難”高度(所謂行動高于理論)的再創業行程：以原創把脈創新，多學科并舉并用，開創廣義而總體、打通文史哲并溝通傳統與現代之意蘊的歷史知識研究的新路徑。

　　5. 問：經濟學書架尚有幾本書刊可看?答：思維、語言者，邏輯工作體例也。“名者言語文字也。言語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窮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說之用，亦于是乎有分類之學。”[3]可如今，在計量和數學的大潮之下，歷史思想本位的位置逐漸被移除，歷史和數學難以貫通，經濟語言皆由數學邏輯生產。以至于經濟學書架之上所擺放的時新讀物之中，尚有幾本書刊可供青年學生讀看?里面的語言文字和數理邏輯，萎靡不振，又有幾位看家解得其中味?我們呼吁廢止這些“論文游戲行為”：理性主義廢話連篇，邏輯演繹離離草長，歧義猶如僧俗辯語，庸俗性綿綿不絕如縷，內中卻無半點“批判”韻味。對其而言，《資本論》從來就是死的文本，——當然，他們更不會想到上述被提到的這些著作本質上都是“史書”。

　　6. 問：《資本論》如何做到科學和藝術表現的內在“貫通”?答：《資本論》蓋以記述為主，以之為堅實的地基和內置其中的實質的表現內容。如第一卷不過是“以歷史記述為基礎的敘述(記敘和描寫)”，由此推開的第二卷就是“以記述為基礎的說明”，第三卷則是倒過來的“以說明為基礎的記述”，最后，第四卷按照原則來講，則不過是“以思想記述為基礎的說明和議論”，等等。八股文并非一無可取，但走形式主義的極端則萬萬不可，此文風本質上是反內容的，因而和歷史貫通法無涉。也因此，新時代的《資本論》研究應主張對“新八股文”予以工作走出，重建史學傳統，重振以“記述”為主的藝術能動說明和議論。

　　7. 問：中華經典如何和《資本論》相貫通?答：《道德經》提出：道和德。所謂道和德，即中華本質的概念規范。這是我們能夠用《道德經》的工作體例解說《資本論》架構體式的根據，另外，也杜絕了把《道德經》黑格爾邏輯學化的企圖。拙劣者樂于用黑格爾的邏輯術語比擬《道德經》中的描述性語句，把它說成“某某論”(如宇宙本體論)思想，但其忘記了一個最為關切的論點：《道德經》中并沒有任何的“本體論推理”的文本形式，它的邏輯是全然自由態的。另外，從紀傳體和紀事體而論，《史記》和《資本論》實有不同，一個是事系于人：傳人以紀事，一個是人系于事：紀事以“傳人”(各種階級關系的人格化，尤其是寫資本家);一個以具體和典型顯露抽象，一個以抽象和典型托出具體。但從體例的系統性和完備性而言，《本紀》、《世家》和《資本論》的第一卷堪有一比，《十表》和第二卷堪有一比，《八書》和第三卷堪有一比，《列傳》和第四卷堪有一比。《史記》和《資本論》都是通史體，都是專家志史立言，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體例是相互“影射”的。這些值得我們用心體會。結論是：一個不懂《道德經》、《史記》以及《紅樓夢》的中國人[4]，稱其熟諳《資本論》，如果不是專指對16-19世紀歐洲史，特別是西歐發展及英國經濟史的了解這一點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對于歷史作品和科學作品的工作統一性及其結合方式的高度無知。

　　8. 問：如何破除“現代唯識論”?答：我們摒除知識主義主張，以歷史為工作本位。所謂“回家”——國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結合;所謂“回歷史”——回到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堅持馬克思傳統的歷史生產認識;所謂“回中國”——中華歷史和世界歷史接合中的生產科學語言和理論認識。故而一方面，我們承認現代經濟科學——作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分化發展——屬于西方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文明之產物，相較而言，中國古代社會諸學科尚未分化且統合于“大人文學科”，屬于前資本主義的形態范疇，或處于“非資本主義”的科學發展階段上。另一方面，又須站立中國歷史之甲板，以超越“資產階級經濟學”及“資本主義經濟學”之歷史襟懷，勇于眺看西方科學之海洋。要之，在新時代下，是亟待推出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別具一格、工作針對性強的本土原創作品，以開放姿態踐行嶄新內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5]

　　9. 問：中國經濟學建設行動如何邁開實踐步伐?答：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者必須摒除固步自封之習慣，使作品充滿時代感和歷史感，必須開拓進取，努力奪取理論創新制高點，守住主流理論地位。行動力量來自民族積淀，行動底蘊來自扎實的國學基礎，從而能夠創造出“中國話語”之強音助瀾國際學術之潮。若嚴復對經濟學的評議：“謂計學創于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為專學，其散見于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干，循條發葉，不得謂于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至于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密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侖，若特嘉爾，若圖華尼，若休蒙大辟，若哈哲孫，若洛克，若孟德斯鳩，若麥庚斯，若柏柢，其言論謦欬，皆散見于本書。”[6]總之，以實踐化的邏輯生成為紐帶，以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身以“主體批判”、“客體批判”為雙重架構)為學科方法和工作邏輯，一個全面而極富廣義特征的經濟形態批判研究體系，一定很快馳入人們的眼簾。它是建設性的。我們的目的則是使“中國元素”(青年學生讀之怦然心動、神思遐想和心有戚戚的閱讀與寫作元素)及早進入中國經濟學教科書，同時，還要使中國元素化為“中國行動元素”。

　　10. 問：試述中國經濟思維的基本體式?答：(1)用老百姓能懂的話說——母子思維工作體例。“母子(規定)”亦歷史亦思維;所謂母子相扣，不唯時間，也涵括空間，從而在理解性上，可通達每一位中國人及其思想單位。(2)從辯證法成果角度看的“發生學邏輯”。發生學本身可以作為和歷史的思維、語言匹配的工作方法。這是弘揚“中華事的科學”需要，也是探索《資本論》結構奧秘之所在。為什么能如此?蓋因中華有“修史”偉大傳統。生生不息即自然，多重學科合社會，科學的探索活動即被包容于和被歸結為“巨型史書”的記述、整理與創作過程。發生學邏輯深化母子思維，重視對相生相克的歷史生長系統的辯證性把握。又之，發生學和母子“推理”的結合，使得“中國辯證法”別有一番傳承方式并擁有特別的語言工作體例。(3)從和馬克思成果的對接看，那就是“歷史行動理論”及與之契合的行知路徑中的實踐方法、工作與治學方法。所謂的行知，所謂的知行，按中華大人文學科口徑，均應當歸屬主體人的“行動主義邏輯”。[7]

　　二、《保衛》全書內容要義

　　《保衛》全方位踐行“中國人資格”的《資本論》學術保衛之道，通過對“物的科學”體系進行反思，致力于探索“事的科學”邏輯。因此可以說，《保衛》作為方法論作品，擇其要者，是在經濟領域內行“貫通之法”也。故可對研究內容做四點條列：

　　1.歷史經濟形態的貫通——分為產品社會的經濟形態和商品社會的經濟形態，以此導出“與史貫通的《資本論》邏輯”規定。人類經濟形態之始，而有“產品規定”和“商品規定”的對立。始源規定是共同體。共同體的“分解態”引出商品的獨立發展問題。共同體的“未分解態”(核心內容是“身份關系”的歷史貫通、沿承持續)則引出產品社會相關發展問題，——此特別持續于中華國度。西歐社會具有產品社會的文化基因，但更加具有商品社會長足發展之強烈動力。以相生相克的貫通觀思慮之，可獲得整體發展圖景之認識圖像。從價值規律的全部歷史發生作用的考察入手，馬克思最終獲得它的整史。啟發我們：所謂價值規律的全史意義的考察，就在于尋求價值規律的發生根據、條件及其必然呈現的歷史形態。一言以蔽之，基于產品經濟形態的作用背景，而有資本的商品經濟形態之“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現象發生學”分析與邏輯綜合，是為《資本論》之邏輯規定。《資本論》的與史貫通規定為之創設“12部史”的肖像，《保衛》盡其所能地摹其神、畫其要、述其精。

　　2.實踐邏輯形態的貫通——辯證法與發生學“一語二用”，以此導出“行動主義”邏輯議題。辯證法和發生學邏輯的貫通產生兩個工作序列：歷史生產思想及反過來的行程——思想引領歷史。《資本論》堅持“歷史”生產“思想”，由此，體系能照耀歷史進程，成為引人矚目的“為政之書”。蓋因馬克思對辯證法的運用是以“實踐邏輯”為切入，以“批判”為規定。中國人向來以“實踐態的發生學”闡說和運用辯證法，乃成為行動主義邏輯意義上的辯證法建構者。不了解這種貫通，就不能知曉基于客體的客觀批判體系固然說明了生產發展的客觀邏輯，說明了生產的社會邏輯和技術邏輯，但仍不能真正區分開二者。[8]注重實踐邏輯的《資本論》沒有脫開主體身份的歷史過渡來抽象談論財產關系，是這部作品的一個偉大之處。例如馬克思說：“從資本向土地所有制的過渡同時又是歷史的過渡，因為現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資本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發生影響的產物。同樣，從土地所有制向雇傭勞動的過渡不僅是辯證的過渡，而且也是歷史的過渡，因為現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產物就是雇傭勞動的普遍確立，而這種雇傭勞動就是這一堆討厭的東西的基礎。”[9]做此階級主體身份規定過渡的說明，顯然突出了所有制的行動內涵與規定，而使不同時代的經濟規定得以“行動邏輯”貫通;馬克思以如椽大筆進行歷史紀事，又力求展現事物發展本末，這是《資本論》照耀并通透人類經濟形態史的秘訣之處。

　　3.理論形態或理論工作形態的貫通——廣義、狹義而總體，以此導出“中國經濟學建構”歷史實踐議題。狹義的唯物主義指的是把客觀世界作為“科學元素”來建構，此是現代意義科學始航;廣義的唯物主義是指同樣把主觀世界作為一門科學予以對待，此為辯證法的現代意義。大寫規劃的理論是將主客觀世界作為“連體對象”，并著眼于統一的研究對象規劃，由此越出單純理論建構，揭開社會主義批判運動的紗幕。[10]歷史科學首次作為完整意義形態馳入人們的行動。要之，把行動作為“理論”，雖則為中國人所系統首創，但從世界文明體系看，為馬克思主義所支持。在一點上，“以史貫通”逾越了特定歷史時空，將工作觸角延展到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發生史，對廣袤“前史”和整個發展脈絡進行批判性分析。這樣看，《資本論》不僅是“狹義的經濟學體系”，同樣屬于“廣義經濟學”范疇，這迫使我們必須在《反杜林論》基礎上繼續前進。并且整體看，此就是“以史貫通的經濟學發展”。從廣泛的意義上說，這是理解一切時代經濟的鎖鑰。

　　4.批判形態的貫通——存在(論)批判→本質(論)批判→概念(論)批判→精神現象(學)批判[11]，以此導出思想與歷史的主客觀批判的連體工作規定。狹義的客觀批判是“歷史批判”：馬克思面對整體的人類經濟形態，而要以相對獨立的商品經濟形態為研究對象。但這勢必需要優先解決對批判的“批判”，從而引出狹義域的主觀批判問題——可界定為“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批判后來逐漸上升為資產階級思想史批判問題。可見，馬克思通過綜合運用“主觀批判”和“客觀批判”，遂能做到辯證劃開產品經濟形態與商品經濟形態，并能兼顧對“產品經濟形態社會”的剖析，因為，聯結二者的不過就是“總體形態的批判(規定)”。同時，這種批判形態的貫通統合了人類思想運動與歷史運動行程。從終極意義上看，這些貫通指向了對“全部庸俗事件”的澄清這一批判行動，徹明了對事實的全部理解。而馬克思最終以“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總工作命名，目的在于激發歷史行動。盡管《資本論》的工作還主要限于“客體批判”類型，但通過創造性轉化，還是可以使之較大程度地適合“主體批判”創制要求。這樣從更高理論意義上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特殊學科分類應該就是“主體批判與客體批判”。

　　在以上的創設中，人類兩種基本經濟形態的分類——產品經濟形態和商品經濟形態，顯得格外重要，它具有工作領銜性。此首通本質上是“歷史之通”，次通為“邏輯之通”。因此，實質又是基于東西方全體關系的“歷史”與“邏輯”之間的一次特別“對話”。基于此創設，實踐被界說為“活歷史(規定)”，從而產生出方法論的基本形態：歷史規定性的方法和邏輯規定性的方法，歷史成為方法的本體，方法則成為邏輯的本體(構造)。有了“首通”和“次通”，“再通”的規定就是理論工作本身的貫通，這是確立最為廣義的“思想史的批判”的條件，也是廣義經濟學存在性的條件。“首通”、“次通”、“再通”導向了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大通”——主客觀乃至主客體批判形態的內在貫通性：馬克思據此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學科方法”，以批判的發生學為工作邏輯，將二者的統一具象為“實踐地歷史批判”、“總體地系統批判”、“內在地理論批判”以及“全面地認識批判”，并以實踐態的研究方法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發生學、勞動二重性三者的統一規定”賦予辯證法;對象有了，研究對象有了，結構和思維也就有了，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最終得以工作統一(此所謂“馬克思的思維之成”)。

　　因此，這是人類史上最為宏大的一次認識貫通。“大通”不是終極之通，是大用之通，是由行動主義邏輯與理論生發出來的社會主義批判行動，是唯物主義與勞動主義“貫通意義”的時代運用。但這不是“經濟學家的功勞”，毋寧說也不是“歷史學家的功勞”，而必須歸結為歷史本身的“功勞”。歐亞分流，各有不同，人類亙古文明結出的“歷史之果”，原來就是相生相克的經濟形態與隨之而來的同樣是“相生相克意義的”批判行動。這些研究顯然越出了16-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產生與壯大發展的歷史時空，并且也同樣越出了其后續的變遷發展過程，而必然要求“中國元素”的介入，并且，也必然要求記錄“中國歷史”。要之，中華幾千年經濟形態文明的發展經由《資本論》折射，所累積了的遺產是異常豐富的。這是一工作寶庫，急欲我們拾貝其中。

　　三、相關結構體例

　　如果以“方法規定”對待保衛行動，遂引出相關的結構體例安排問題。又之，研究方法是作為知識的生產態看待的，敘述方法則是作為知識的運用態和實現態看待的，研究-敘述體式于是達成渾然一體結構，這是“多學科”并舉并用研究所需。歸納起來看，這是“整史+全史”意義的文獻整理，同樣是“全史+整史”意義的全新追溯。

　　為了深層次追尋歷史學科的“方法”和“范疇”，從而需要中國史書的方法與之對應，那就是條目體的記述與論說結合的體例。要之，《保衛》除開居首的兩章因執行直接的特殊任務(此兩章相當于主題的“總引子”)，而采用了通常樣式的章節構造以外，余者50個條目(其中“尾論”只相當1個實體條目)，皆是記載與討論主客觀批判的實體內容的，而“尾論”的另一個任務是從正面說明主客體批判形態之貫通性。蓋因條目體是和史書要求內在契合的，或毋寧說，條目體就是史書方法，以此尺度篇章，作為內置的章節結構，就免除了“教科書體”弊端。條目體重在突出“紀事”：如通史體裁條目在記述上講求紀事本末(所謂“縱不斷線”)，而專業條目講究以事歸類的運用和知識集成法(所謂“橫不缺項”);兩相結合的優處則是“史”“論”結合，并以史見論。[12]所謂綱舉目張，蓋是此意!又之，從實際工作形態外觀看，《保衛》委實采用了“章節體”(邏輯架構)與“條目體”(實體內容寫作)之結合工作體例。此是考慮到以邏輯巧妙駕馭歷史材料之需，籍此實現“縱不斷線”(分析、歸納)與“橫不缺項”(綜合、演繹)結合之可能性。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總之，這個方案是張弛有度的一個路徑，對諸方法展開同時性工作內涵的運用。然則，亟需從形式上探索“中國方法論”的特質規定。

　　再有一個方面的內容是“楔子”、“附識”及“判語”的運用。楔子，貴在“引”，間或以直接的跳躍性紀事求“史通”規定，因而在功能上可以部分解決“縱不斷線”的問題。同時亦是“埋下伏筆”，可對主題進行觸類旁通的提示，解決極為關鍵性論點的布局問題，等等。此外，歷史-思維-語言：歷史固然求一個“通”字，思維亦講求一貫，但語言則不能不多方位并舉和多體并用。要之，《保衛》所用的“判語”，是現代語體和古詩詞體的結合物，以期實現“文者詩也”工作境界。同時，本章判語(或判詞[13])亦必然是收尾之筆!就像《紅樓夢》對判詞的運用——人物命運、故事情節的展開、結局的預示皆系于此中，為突出效果，《保衛》修訂版精心改訂和增設了相關主題活躍的“附識”，實現和本章判語的配套閱讀，或對“判詞”的專業背景進行盡可能的暗示，或直接提供邏輯疏通的功能。這不僅極大方便了非經濟類讀者，同時對經濟類專業的讀者來說，也不啻是有特色內涵的“閱讀”，乃至形成對該章內容具有深化意義的“再一次鳥瞰”。又或者，條目體客觀上就要求“工作附件”與之配套，因此，某種意義上，此是對中國經濟學編寫的一種體例示范。如對于《保衛》來說，由于專業性過強、時間和空間概述性過廣，難免使一般讀者生怯;盡管楔子的安排使每章主題得以“鳥瞰”，但對非專業人士而言，仍然望而卻步!因此，文學形態的意義在于理解和傳輸速度的最快，所謂全書不惟含蓄蘊藉，也力求神韻裸露。[14]并且，這也是“詩賦詞曲”在條目體中得以施展身手，并在現代語體文中余留痕跡的所謂“英雄更有用武之地”(規定)。總而言之，這些安排皆是為了使思想的盡快出籠，相互照應，使不失整史姿態。而當議論要求直奔主旨時，往往體裁體例不限，多路手法并舉并用。在表現文風方面，則約簡深蕪并重，務求質實簡潔，窮其脈絡。

　　綜之，《保衛》全書體系安排皆奔“方法論設想”而去，非為“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而力求繼承發展，推陳出新。副題以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銜之：可謂“執大象”，謀劃全書之布局。

　　第一部分“行動的語境”為總論之安排：第一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批判;第二章為“新資本論”研究批判;第三章為實際之工作開局，即提出問題意義的論說開端，所謂的“破題”。

　　第二部分“思想深處”為社會主觀批判之安排(“思想史批判”專論)：上半段三章內容，可謂層層跌進，以對科學抽象法的反思為收結;下半段三章內容，實寫“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史”。

　　第三部分“歷史深處”為社會客觀批判之安排(“社會歷史批判”專論)：六章內容表面上是“《資本論》的創作史”，實則為商品生產關系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客觀史之摹寫。

　　第四部分：前瞻與回響，實為“中國政治經濟學”專論，以三章內容形成對經濟形態圖景的歷史鳥瞰，尾論——主體批判與客體批判——實寫“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內涵邏輯;此總結像似飛來，實則如椽大筆亦白描亦寫意，意味深長，藝術構境滄桑透露而雋永飽含。

　　上述四個部分的合璧，在整體意境上可算是：空山不見人(謂“行動的語境”)，但聞人語響(謂“思想深處”);返景入深林(謂“歷史深處”)，復照青苔上(謂“前瞻與回響”)。以此觀之：該著以“保衛《資本論》”為名，卻實寫“經濟形態社會的理論”，且多從方法論建設處落筆，這就對“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形成真正之思想奠基。蓋因對于人類新秩序的建構而言，資本主義文明一直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破壞的幽靈”，使總寫歷史文化顯得格外重要。同時，由于堅持把政治經濟學批判視為“學科方法”及與之契合的工作邏輯，于是產生六篇的架構，鋪設整史的方法與邏輯展開路徑。

　　第一篇寫“本體論批判”;并且，這種批判原則實際貫穿了全書。第二篇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思想史批判。第三篇如上指出，實寫“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史”及其批判規定。第四篇寫政治經濟學的現代總起，即“歷史生產思想”;第五篇則寫《資本論》體系的構造成功(實際的行程和對政治經濟學批判規定的“內錨”)，即“思想引領歷史”。如上指出，兩篇對應了《資本論》創作史，整體上實寫“《資本論》邏輯怎樣煉成”，藝術構造是李清照詞作：《浣溪沙·繡面芙蓉一笑開》;可見，文以載道，民族語言對研究《資本論》工作邏輯具有重大的向導作用。以第六篇殿后，乃寫“中國工作邏輯”，包含了對方法規定的辨識。

　　從思想指向的高度看，上述六篇委實為中國經濟學之全史意義建構行動書寫，且又廣列經濟學教育(特別是我國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發展(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橫截面上的比較內容，無不一一予以細考，通過闡幽抉微，最后“東漸于海”。要之，這些論述邏輯上相互穿插，雖琳瑯滿目，而不失秩序。然則，全書邏輯中樞聚焦在“第四篇”，又和開局的第三章相呼應，用意在于凸顯馬克思的史路心跡。在此體式領導下，毋寧把“保衛《資本論》”看作一項研究活動的行動議程，其生產“思想”的方式(或曰經濟學建構)是完全歷史取向、實踐化的意境，直可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四、何謂經濟文學：一個附論

　　涉水之濱，蘅芷喑喑。留住足跡，流走光陰;尋常議論，告諸往知來!閑書通明，徹夜毋已，文理感應。天人兮且住，修遠兮求索，源流一貫。萬山圈子里，行路難，今安在?欲把過往隱去，惟余一片霞影!下崢嶸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魚龍潛底，龜壽槁心;貫通經濟，告慰古今，誓將鱗甲付與!天地既逝兮，九問窮野。

　　以上作為“全書總起”，是將“研究行動”歷史人格化了，實際上，這就是“知識分子”階層歷史崛起的漫長軌跡與使命醞釀的漫長過程。立足中國歷史地基，從《資本論》“向前”即是人類古代史向現當代史的進發，“向后”即是社會主義實踐之歷史洪流;所謂回響與前瞻，洪流不可擋也!而要求不斷切近它的發展真實、它的認識真實和它的邏輯真實，多學科并舉，多體裁并用，遂有真意的表達。詩詞歌賦，乃人類文化史藝術總寫，且形式上讀來令人整體回味，使人有蕩氣回腸之慨，備覺信服。這是語體文精神風骨所在、文科意氣風發所向。[15]

　　于是，何謂經濟文學?難道就是詩詞歌賦充門面!?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委實求文理合流之道，以彰學科方法的工作本位性。又之，以中國古典詩文詞曲綰攝全書，實為傳神之用，不足道矣。難道詩詞歌賦不是有別于西方“三段論法”的另外的特殊模型(所謂的“四段論法”)?難道除開哲學運思、史筆以及數學，文學形式不同樣是傳達思想之工具?難道文學形態的思想史不同樣是批判行動，且是縷縷不絕的主體行動(詩詞者蓋寫歷史與人生行動也)?!所以，這只表明中國人對于歷史記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更又在于追求“詩窮而后工”史詩境界：信史出乎詩，言乎志，詞章明于曲，歌于賦，發乎情，微言大義，濃縮精華。“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使科學作品寓于歷史作品之中，體例卻也合乎現代規范，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又同時富有浪漫主義情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是中華的文化道統。試想，如果中國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統一性，如何致使思想傳承數千年，而內在精髓從未絕滅?

　　嗚呼，夫復何言!保衛《資本論》擔負著保衛漢語優雅性、文約詞工而富于表現力的語言學任務，——賦到滄桑句便工，架構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無復多言。但開風氣，為先而不為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保衛》誠愿以殷切之寄語、至誠至真之詩言，迎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熱潮的重新崛起，通過方向之正確導引，把日益涌起的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榮!親愛的讀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請提攜，不吝指正，共同前進!

　　* 本文的主體內容選自該著的“緒論”(寫在前面)第四部分(花草蟲魚：研究內容·工作體例·結構安排)。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15YJA790073)

　　作者簡介：許光偉(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從事《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研究。

　　[1] 許光偉：《<資本論>為什么需要保衛》，《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2] 內容取自《保衛》“緒論”的篇首語以及前三部分：即“勒石之功：研究問題從歷史分析開始”、“摩崖之恙：經濟學書架尚有幾本書刊可看”和“擊劍之勢：破除‘現代唯識論’”。

　　[3] 《穆勒名學》，嚴復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部首，第10頁。

　　[4] 插入題外話：該怎樣對待《資本論》正確的閱讀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紅學研究里的一句話：“多歧為貴，不取茍同。”對《資本論》發表不同的理解意見，殊為可貴，但要牢記真理只有一個的訓導。

　　[5] 探索是多方位的，不應受西學文本約定俗成的語義束縛。如為免除語義沖突，時深受經濟自由主義影響與鼓舞的嚴復別樣地寫道：“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于治家。引而申之，為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為邦國天下生食為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眾，故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狹，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為義，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為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97頁)

　　[6] 《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97-98頁。

　　[7] 以上三點，是從處于實際工作狀態的“中華元素”角度做出的歸類，或可稱為“發生學的批判方法和工作邏輯”。

　　[8] 由馬克思首次公開聲明的“勞動二重性原理”意指了生產的技術邏輯和社會邏輯的“同體異質”的特征性。這是科學工作的起步。但勞動二重性如何和“人的活動屬性”以及和人的發展邏輯和交往邏輯聯系起來呢?從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出發是行不通的。簡要地說，在馬克思研究對象思想即將基本成型的研究階段，乃是從外部來確立對于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工作批判，仍然執行直接的客觀批判，技術邏輯和社會邏輯的規定在整體上還是“認識對置”的關系，這就有可能使社會邏輯“物象化”。這一工作缺口為后來資產階級學者的“反批判”提供了諸多的機會。但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規定則根本是摒除這些，而把發生學邏輯最終歸結為“資本行動”，即不從理性出發，從客觀批判本身出發，從對理性的批判出發。不明白這一點的持有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后來研究者以至于把生產的技術邏輯(生產力的發展)簡化成“直觀的唯物主義”，并用它來說明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它的生產要素理論)，并不知曉資產階級經濟學工作邏輯的實質在于極力混淆技術邏輯和社會邏輯，而使得技術邏輯和“虛假的社會邏輯”(物象邏輯)一體化。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頁。

　　[10] 從統一史書規定出發容易把握問題，但是，抵牾其間的仍然是“國史”與“世界歷史”的規定沖突性。解決辦法：一是引入中介運動——“天下史”規定，“中國古代史既是國史與天下史的統一，同時，又是天下史與世界史的統一。”這樣，民族國家的歷史研究可上升為“典型”規定，蓋因廣義的史書指示“百科”規定性和記述“天下史”或“世界史”。從而，“在馬克思那里，‘道的規定’和‘歷史’更多地被統一起來。”“在現代語境下，馬克思采納的是后一種，從中鍛造出‘政治經濟學科’，提煉出‘范疇是社會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之表達，而正是這種歷史和方法、邏輯和認識范疇的內在統一和結合，使得馬克思徹底超越了實證主義、人文主義、批判主義的各自畫地為牢。”(許光偉：《<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是“史書”——兼析<21世紀資本論>的歷史書性質》，《江漢論壇》2016年第5期)二是肯定專業史的“知事即史”規定，堅持以事的過程寫專業，堅持寫出行動內涵，堅持體現“事件本體論”，而不是“本質本體論”，就能夠從微觀材料上把握住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內在連通性。另外，需要認識到所謂總體歷史規定，不過在于書寫“百科中的一科”;總體史和專業史之統一：實際內容就是專業史在提升自身規定為“總史”的過程，破解了經濟形態社會“自然歷史過程”形成的奧秘。這就是“統一史”規定，“它決不是說把社會設想為同自然界一樣有規律，或者說對‘客觀規律’之存在性的一種全面貫徹和推廣，而在于強調歷史研究指向的是‘客觀批判’。”說到底，它從內在進路方面說明了世界史的規定總是具體性的，而又必須堅持對“現實的歷史”進行批判。(許光偉：《<資本論>史書工作意蘊再解析——中國語境與中國運用》，《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11] 這是兩個批判序列，即客觀批判序列：存在批判→本質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現象批判，以及契合的主觀批判序列：存在論批判→本質論批判→概念論批判→精神現象學批判;其中，廣義的現象學批判也可用“精神現象批判”替代表征，這樣，精神現象學批判可集中代表“總和形態的現象學批判”，作為一種認識上的總歸結。因為，《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就是對“存在批判和本質批判”的第一次敘說，文本形式和文本結構是闡述“價值之道”以及“剩余價值之道”(合起來就是“資本之道”);《資本論》第二卷的邏輯是對“存在批判和本質批判”的第二次敘說，文本形式和文本結構是闡述“資本之德”。相應，《資本論》第三卷的邏輯是對內含上述進程的“概念批判和精神現象批判”的第一次完整敘說，文本形式和文本結構是闡述“價值的道和德”以及“生產價格的道和德”(合起來就是“資本的道和德”，是“道和德的生活形式”);《資本論》第四卷邏輯形成了對“概念批判和精神現象批判”的第二次敘說，又是認識大總結(就是說，主觀批判始終和客觀批判相隨相成)，文本形式和文本結構因而是關于“資本的道和德”認識形式之批判闡述。以此觀之，《資本論》四卷是于這一環節最終得以“邏輯貫通”。

　　[12] 例如《資本論》首篇，馬克思直接命名為“商品和貨幣”顯然是兩個實體條目，從篇的內容看，總共三章結構，頭尾又顯然是和“實體條目體裁”的對應，中間一章是過渡。關于這種史論結合的安排方式在理論部分中隨處可見，就實質而言，這些都是“寫事的條目”。《剩余價值理論》突出的安排是“寫人的條目”。條目體以人、事、物為專寫對象，經濟學社會理論自然應專注于前兩個方面。

　　[13] 首版中，我們直接稱各章結尾的判語為“本章判詞”，蓋因它們大多是賦體裁基礎上的“韻詞”。它的特點可概括為：以詩為賦、以賦為詞和以此為基礎的“以詞為賦”。因此，和單純的詞體不同，其追求文學體式的“邏輯巧手”妙繪歷史。這種“詞賦體”既相對兼顧格律，又形式自由，有利于突出“述”的要求，減弱形式束縛，把握住主題的紀事內涵。

　　[14] 或許有人因此而指責《保衛》嘩寵之余，觀點全無。這里可借機談談“觀點黨”的害處。一味地標示觀點，其弊端倒不在于“標新立異”，而在于全不了解理論和應用對于觀點的不同要求及其內部聯系。一般而言，理論對觀點在要求上是“含而不露”，反之，應用對觀點在要求上則“砌而裸露”。這就是“露”的過程，需要把握住火候與內在的步驟。又之，一般人則以為理論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以嚴謹的數據和方法來論證理論觀點。殊不知，這是火大、火急了的做法。其沒有實現科學和歷史的貫通，而一旦缺少這個條件和過程，謬誤就時刻和觀點為伍。中間的致命的錯誤即在于不了解“觀點”的從何處來以及寓居何所。觀點的體和用即主體之行動規定。它同樣指示著認識和發展主體的內在結合。蓋言“過程”，是說科學的源頭是藝術，科學的境界是藝術，這就是社會科學。由此，社會科學的應用必須有催化劑的幫助，有人文主體上的行動步驟予以配合，中國人所謂“修齊”的做法，顯然不無道理。延展一點，這里可順便說明一下我們安排在《保衛》第二章結尾處的“判詞”的寓意，其實，那是含蓄地指出了：歷史研究中應該有對行動主體的細膩而連貫性的分析，——蓋因杜甫《望岳》不過就是寫明了主體人的行動：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而，它對應了《21世紀資本論》的“缺少了什么”的規定。

　　[15] 要之，“中國人的生活世界是極其感性的，又是整體的，這就把它的物質生產對象包裹得嚴嚴實實，讓‘外人’似乎見不到它的成長軌跡。”因此，這意味著“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在當下，需要在繼續關注馬克思主義感召路徑的中國傳統研究的同時，適時加強對‘國學感召’路徑下《資本論》研究的重視，并發掘其對‘中國化研究進程’所發揮的應有積極作用。”(許光偉、許明皖：《國學感召與<資本論>在今天——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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