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解讀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社會及其與早期的生產形式和社會形式之間的差別進行了縝密的科學分析。《資本論》第1卷探討了這一核心問題,直接闡述了私有財產所有者之間普遍存在的商品交換的意義(盡管商品交換早已存在,但商品交換的普遍存在是現代資本主義所獨有的特征),尤其闡述了價值和抽象社會勞動的出現及其主導地位。在這一基礎上,馬克思引導我們了解了無產階級如何將他們的勞動力出售給“有錢人”以確保被資本家剝削的剩余價值的生產,這種剩余價值的生產反過來為資本積累創造了條件。價值的主導地位不僅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再生產,也支配著現代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異化這一概念所指向的是整個社會的再生產得以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機制。

　　《資本論》第2卷闡述了為什么要進行資本積累以及資本積累是怎樣運作的,更具體地說,就是積累為什么以及如何成功地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中剝削勞動力,并克服了它本身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的影響。在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之間進行恰當的社會勞動分工,確保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與服務的供求之間的總體平衡。具體說來,我認為:(1)積累機制需要信貸,而信貸的額度可以根據上述兩個生產部門的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計算(這是我對羅莎·盧森堡所提出的有關剩余價值的實現的問題的回應);(2)要實現增長的動態平衡,需要實際工資(勞動力的價值)以一定的速度增長,這一速度可以根據生產力的增長進行計算;(3)因此,《資本論》第2卷中提出的模式并沒有說明利潤率下降的趨勢。

　　《資本論》的第1卷和第2卷并沒有提供其所分析的資本主義形成史方面的具體信息。正如馬克思本人所說,他的目的是分析資本主義的本質(即資本主義的“理想形態”)。因此,他沒有考慮在英國或其他國家這種資本主義模式控制下的空間(這兩卷中唯一的分析空間)與其他社會生產空間之間的關系,無論這些社會生產是先于歷史上現實資本主義的存在,還是與其同時存在。

　　關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夠使馬克思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如何成為“經濟科學”(economic science)的基礎的,這一經濟科學試圖概述性地闡明資本主義商品的供求之間實現平衡的條件,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促進了這一作為社會思想的新主導形式的經濟科學的發展。而商品的異化就是成功實現上述目標的奧秘所在,因為商品的異化扭轉了經濟與政治和思想之間的關系,經濟獲得了主導地位,而政治和思想失去了其在早期社會中的主導地位。這就是我對《資本論》的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解讀:它揭示了經濟科學在現代社會思想中的地位。

　　《資本論》第3卷有所不同。在這一卷中,馬克思從對資本主義基本方面(“理想形態”)的分析轉向對資本主義歷史現實的分析。對后者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僅僅是通過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來完成的。第一個問題關注的是地租,也就是土地所有者占有部分剩余價值的權利,而這些剩余價值是對勞動的資本主義剝削所創造的。這里,我們深入到了與資本主義形成歷史有關的問題的關鍵之處。資本主義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與英國、法國和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的封建社會的舊制度進行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我們可以在存在于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結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同)的形成中發現這一斗爭的痕跡。

　　第二個問題與貨幣的功能(商品貨幣——一般等價物——信用,商品貨幣是支撐)有關。這一分析凸顯了利息(及其利率)與資本利潤之間的差別。對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這既是不可分割的補充,也開啟了歷史性的探究。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對英、法銀行的資金管理和其他人在該領域提出的理論進行了考察。

　　第三個問題集中關注的是資本積累的循環和危機,對這一問題的考察是在那一時期英國和法國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在這里,我建議讀者參考本人關于馬克思對這些問題所作分析的著述,這些著述既涉及這些問題的理論維度,也涉及它們在歷史中的具體體現。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資本論》第3卷對以下兩個問題沒有作出系統分析:其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所具有的階級斗爭特征,以及這些斗爭與資本積累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二,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所獨有的全新的國際關系,包括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以及這些獨有的國際關系與階級斗爭和資本積累過程的相互作用。遺憾的是,馬克思對這一主題僅僅做了零散的考察。

二、對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的解讀 

　　從解讀《資本論》(尤其是其第1卷和第2卷)轉向解讀處于不斷發展過程中的資本主義,具有一定難度,甚至超過解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活動家一直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贊賞有加,他們讓自己對這些著作的解讀可以被認可(無論是以含蓄的方式還是以明確的方式),他們還希望從這些著作中受到啟發,從而對斗爭中所面臨的挑戰作出回應。我無意在這里回顧這些不同的解讀,只是想在我對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的解讀中清晰地闡明,那些認為“另一個更好的世界是必要的”的人(無論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保留和討論哪些內容。

　　我對《資本論》的上述解讀一定會得到其他人的認同。但是,這種解讀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中并不盛行。馬克思主義在現代世界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中的勝利必然需要某種程度的簡化和普及。考茨基最先撰寫了馬克思主義小冊子,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使得這種馬克思主義小冊子更加普及。在我看來,與這些縮略本相比,是一些馬克思學著作恢復了《資本論》的真正地位,盡管馬克思學一直支持一種詮釋性解讀,而忽視了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沖突。

　　承認普及化和詮釋性解讀的缺陷有助于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原因。《資本論》分析了19世紀英國的資本主義,但對其的解讀無法使我們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所以有人認為馬克思的著作已經“過時”。但我并不這樣認為,這不是因為我認為馬克思是永遠正確的先知,而是因為《資本論》能夠使我們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形態和發展,去理解資本主義的必要本質。在這個意義上,解讀《資本論》能夠指導我們理解資本主義歷史所表現出來的資本主義模式的多樣性,當然,也是僅此而已。對歷史上的資本主義進行解讀仍然是必要的,這是《資本論》所沒有做的事情。

　　我們能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發現這種解讀嗎?或許在《資本論》第3卷中可以找到?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當然,馬克思的大量著作分析了他那個時代之前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資本主義。他考察了貫穿其中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斗爭,而沒有將它們簡化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他認識到與貴族之間的沖突在英國和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德國、俄國等)舊政權中的重要性。他賦予農民斗爭及其在資本主義形成中的地位以完整的意義,重視不同國家管理政治生活的方式存在的差異,強調意識形態之間的細微差別,甚至認識到了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與其殖民地之間的沖突。

　　秉承同樣的精神,馬克思分析了英國、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歷史。除此之外,他還開始研究東歐和美洲的殖民資本主義。正是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是什么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本質(《資本論》第1卷和第2卷),所以他才意識到了早期社會中的變革所具有的重要性,這些變革促進了資本主義在某些地區而非其他地區的產生。

　　解讀這些思想深刻的著作總是能讓人耳目一新且富有洞見。但是,這仍然不夠,原因有二。第一,因為所有這些可以被定義為是對歷史的唯物主義解讀的命題仍然并將繼續服從于我們根據過去的認知所作出的批判性解讀。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馬克思并不是一個不犯錯誤的先知。第二個原因更加重要,與馬克思的設想不同,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在不斷發展并發生著變革,這些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是馬克思的著作沒有涉及的,所以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我肯定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采取這種方法來從事馬克思所開創的研究的人。社會民主黨人、列寧、毛澤東和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采用了同樣的方法。我在本文中不會提及那些同樣致力于分析當代現實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或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無論他們是否將現實描述成資本主義。同樣,我不會評論對當代世界的各種解讀,而只想表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觀點。

三、當代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及其回應 

　　上述分析應該會讓讀者把我對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的解讀與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聯系起來。接下來,我打算對自己的理解進行概述,我的理解集中關注的是當代資本主義、其系統性危機以及對這些危機可能作出的回應。

　　我認為在這里簡單總結一下我對資本主義(歐洲)的產生的理解會有所幫助。我不接受有關人類社會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和馬克思主義不同流派所贊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我將封建主義定義為各種朝貢性生產方式(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中的一種不完整的(外圍)模式,進而將我對歐洲資本主義在早期的形成(隨后它擴展至全世界)的解釋建立在不平等發展(與中心國家相比,外圍國家在實現新的發展方面所走的道路更加平坦)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最發達(中心國家)的朝貢制度還包含了資本主義形成的先決條件(與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相反)。在我看來,第一波朝著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動的失敗(中國、近東和意大利)顯示了人類歷史的一般規律:新事物不會奇跡般地突然產生,通往新事物的道路充滿艱辛,要經歷不斷的進步和倒退。超越資本主義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但其道路同樣充滿困難。我認為,我對不均衡發展的論述是馬克思所沒有涉及的,他似乎對此問題一直沒有提出明確的看法。我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一文的解讀并不能令我自己滿意。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普遍看法(注意:我說的是“看法”而不是“理論”)促使我對“不完全決定”(under-determination)這一概念的意義進行了澄清,并以此為基礎,對每種歷史形態的具體實例之間的接合模式(modes of articulation)進行了解釋。我賦予文化實例的意義很明顯與當前流行的文化主義理論不同。我將共產主義定義為文明的高級階段,而不是“文明的”資本主義或沒有資本主義牟利者的資本主義,正如關于文化的主導性觀點所認為的那樣。在這里,我只能推薦讀者去看看我在《資本主義的幽靈》中所做的分析。

　　資本主義向全球的擴張不斷地在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中心國家與處于依附地位的外圍國家之間制造對立,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在其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會產生兩極分化。原始積累仍然在繼續。為資本主義辯護的主導性社會思想不得不忽視這一現實,這樣,就能讓外圍國家的人們期待著能夠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并通過資本主義實現“趕超”,而這種趕超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當前流行的思想促進了這一致命的幻想的強勁復蘇。當代后現代主義思潮聲稱帝國主義正在逐漸消失,認為其只是歷史上的一個插曲,并使得先進的資本主義模式實現了真正的、均質化的全球化。有人認為新興國家的出現證明了這種可能性。我反對這一幼稚的、詭辯性的觀點,對這些新興形式進行了分析,將其視為兩極化發展的新階段。我認為馬克思并不完全認為資本主義擴張會實現世界的均質化,即使他在一些零散的著述中似乎提到過這一點。而在其他場合,他則毫不猶豫地譴責了殖民主義造成的僵局,并簡要地提及了社會主義產生于全球化現代體系中的外圍國家的可能性,他關于俄國的一些著述證明了這一點。

　　資本主義制度的全球化和兩極化的現實使我們不得不思考本國的社會斗爭,因為它們與主要的國際沖突存在著關聯,這些國際沖突既包括帝國主義中心國家與爭取自由的外圍國家之間的沖突,也包括占主導地位的中心國家之間的沖突。馬克思原本打算在最終未能完成的兩卷本《資本論》中來探究這一問題。在我看來,提出一種關于世界體系的批判經濟學理論的計劃在本質上是注定要失敗的,這是我認為馬克思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這一計劃的原因。當然,我們所看到的關于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經濟科學僅僅是為帝國主義實踐所作的辯護,然而,我們無法提出另外一種關于世界體系的單純的經濟學理論。在這里,我們必須將自身置于更廣泛的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將階級、民族和國家作為一個整體連接起來,只有這樣,這個整體才有意義,并使我們能夠理解現代世界體系是如何通過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來發揮作用的。我對我們時代(從20世紀開始)的主要沖突的看法同樣適用于19世紀和20世紀占主導地位的中心國家之間的沖突。由于資本主義是基于中心國家(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和其他少數國家)的出現而產生的,所以這些國家之間的沖突不能被簡化為它們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對市場的競爭。馬克思也指出,要用《資本論》中的一卷來系統地研究階級斗爭,但這卷書最終沒能完成。他關于這一重要主題的零散著述不能填補這一空白。

　　在《資本論》第2卷中,馬克思認為,一個社會中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積累過程必然要求工資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提高。否則,普遍均衡是不可能實現的。資本品和消費品的生產會相對于需求不足而出現過剩。資本主義本身存在著這種致命的內在矛盾:資產階級的主導地位和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可能使工資以必要的速度增長。資本主義不可能克服這種永久性危機,然而它卻將資本主義之前的生產方式(小農生產和手工業生產、小型土地資產、小型貿易等)納入了其橫向擴張中,從而成功地用其取代了需求不足。對外殖民征服也產生了類似的后果。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相當準確地觀察到,問題不在于資本主義危機,而在于克服危機時的繁榮時刻(moments of prosperity)。為了弄明白為什么會這樣,我們不應該將自身局限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學分析之中,而是應該置身于更廣闊的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繁榮時刻可以通過戰爭、德國和意大利的統一、一波又一波的重大創新(紡織機械、鐵路、電力、汽車和飛機、信息技術)得到解釋。這就是為什么我沒有將資本主義看作是歷史的終結,而是將其視為短暫的插曲的原因所在。就我而言,我試圖將社會斗爭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下來討論,尤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關于這一斗爭對資本積累的影響這一主題,我也進行了一些系統性的考察。

四、帝國主義的變革及其消極影響 

　　我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解釋始于保羅·巴蘭(Paul Baran)和斯威齊對第三部門占有由資本主義的致命矛盾產生的剩余價值的必要性的考察。我認為這一重要的理論貢獻豐富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我將自己有關當代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變革的中心論點總結為以下兩點。

　　首先,我們已經從1890年代到1970年代之間形成的壟斷資本主義轉向了資本主義新階段,這一新階段的特征是:對資本的控制實現了在更高水平上的集中。因此,所有生產方式都化約為分包合同形式,從而使得壟斷能夠以壟斷租金的形式侵占不斷增加的那部分剩余價值。這一質的飛躍發生在1975年至1990年這一相對短暫的時期,表現為權力被壟斷了所有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寡頭統治集團所掌控。因此,我們從歷史上各種“具體的”資本主義模式轉向我所說的“抽象的資本主義”。在這里,我指的是對價值規律變化的分析,隨著這一發展,價格體系與價值體系相分離。

　　其次,變革導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原有的沖突減少,并被一種新的、由三方力量(美國、歐洲和日本)構成的集體帝國主義(collective imperialism)所取代。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其他途徑來維持其對世界體系中廣大的外圍國家(85%的世界人口)的主導地位,而這些外圍國家陷入了持續不斷的動亂。這種集體帝國主義的出現絕不意味著會像我所批評的一些理論家所提出的那樣,同時出現一個“世界資產階級”和管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世界政府”。政府和資產階級仍然是國家層面的:美國的、英國的、日本的、德國的,等等。制度的經濟基礎正常運轉所需的條件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發揮其管理功能所需的條件之間并不必然是一致的。這里不存在各種因素的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ion)。相反,社會生活的發展具有的特征是“不完全決定”。“多元決定”概念暗含著一種線性的和決定論的歷史觀,而“不完全決定”這一概念看起來更接近于馬克思的觀點,它使得我們能夠理解社會演變中可能出現的障礙以及對這些挑戰有可能作出不同的回應。關于這一矛盾的最好例子就是當前歐洲的制度危機,該種制度無法克服歐洲各國政府的現實困境以及可預見到的歐盟的崩潰。

　　我在這里所描述的變革對所有的國家制度的政治管理形式都會帶來非常重要的影響。在中心國家,新的寡頭統治集團(不只限于俄羅斯,盡管西方的宣傳希望我們這樣認為)對權力的壟斷已經使代議制選舉民主在過去所獲得的相對積極的意義消失殆盡。社會民主的調整(它已經轉變為社會自由主義,它對階級權利的立場也是如此,換言之,自由主義病毒污染了一切)破壞了這一民主的公信力并使其失去了合法性。這一悲劇性的發展為法西斯主義在那些日益走向整體混亂的社會死灰復燃打開了大門。當代寡頭統治集團掌握絕對權力是資本主義歷史上出現的新的現實,甚至其獨裁統治實際上已經消除了左翼和右翼政黨的存在,迫使工會陷入無權的境地,并奴役媒體,使其淪為專門服務于寡頭統治集團的“傳教士”。不幸的是,這種獨裁至少到目前為止仍然非常有效。在這種情況下,大言不慚地談論“公民社會”簡直可笑之極。這樣的公民社會之所以可以被容忍,甚至受到鼓勵,完全只是因為它會使人們陷入無助和無能為力的境地。

　　在外圍國家,政府通常僅僅是服務于美、歐、日壟斷帝國主義國家的工具,這一新的次級寡頭統治集團已經取代了早期的國家歷史集團(national historical blocs),它缺少足夠的合法性作為其權力基礎,只能訴諸不斷使用暴力。然而,這種一般性的觀察結論并沒有準確地描述一些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和仍然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國家(古巴、越南、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情況。顯而易見,集體帝國主義不容許任何國家拒絕服從其構建的全球化模式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任何政府如果想要以民族資本主義國家的形象在世界舞臺上站穩腳跟(我所說的并不是那種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規劃),并且成為構建世界體系的積極參與者,則美、歐、日三方集團會堅定否決它們的這一權力,正如我們在它們對俄羅斯的強烈敵視中所看到的那樣。因此,三方集團中的國家會陷入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不斷戰爭中,因為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無限期地容忍無條件的依附。

　　當前的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是不可行的。權力過度集中的唯一獲益者是寡頭統治集團,這一點從如下方面得到了證明:在中心國家,在經濟發展停滯的情況下,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分配不斷加劇;在處于被支配地位的外圍國家,勞動力遭到過度剝削,自然資源被掠奪。這一矛盾只有通過不斷快速地實現經濟生活的進一步金融化才能被克服。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樣一種體系是非理性的。按照這一思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和其他改革者聲稱,想要走出這一僵局,控制金融化恰恰是必要的。但是,他們完全忘記了寡頭統治集團就是從這一體系中獲得特權的,這一體系對其他人來說也許是荒謬的,但是卻使寡頭統治集團獲益。

　　當前的危機與資本控制權的集中有關。因此,它是一種系統性危機。在其特點可以用U型曲線來描述的一般危機中,經歷了相對較短的幾年時間的間斷期(在這一時期,通過資本貶值和對沒有競爭力的企業的清算來實施經濟調整)后,導致經濟衰退的經濟發展邏輯同樣會帶來經濟的復蘇。相比之下,在其特點可以用L型曲線來表示的系統性危機中,復蘇可能需要發生重大的結構變革。在現有的條件下,這種結構變革正是要在中心國家的層面和世界體系的層面都實行經濟控制權的去集中化。面對寡頭統治集團的堅決反對,要使改革有效,就要制定一個徹底的改革方案,這種方案為挑戰資本主義自身開辟了道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樣的徹底改革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所以這一始于1970年代的系統性危機還遠沒有結束。

　　現代世界在一個世紀之前就經歷了首次系統性危機。資本對該危機的回應就是向資本集中的迅猛發展(19世紀末首次出現的壟斷)、殖民主義全球化的深化以及由當時的特許市所掌控的金融化,這些正是其應對當前系統性危機時的做法,所以其結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人們所幻想的資本的“美好時代”(1900-1914年)十分短暫。歷史對于第一次系統性危機給出的回應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十月革命、1929年危機、納粹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革命以及亞州和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無外乎如此!這些回應涉及的范圍很廣泛:社會主義革命、法西斯主義、改良主義和民族獨立。那么,現在我們所經歷的第二次危機為什么不會引發同樣多樣化的回應,即第二輪社會主義革命浪潮以及第二輪法西斯主義浪潮呢?

　　像往常一樣,不可能對有關未來的問題作出任何明確的回應,這樣的問題總是開放性的。但是,我們能夠、也應該通過不斷分析當前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斗爭及其與國際沖突(尤其是美、歐、日三方集團的集體帝國主義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沖突)的關聯,來簡要提出可能的回應。我們可以從考察北方國家、南方國家和東方國家的社會構成所發生的巨大變革開始。在這里,我將概述一下本人認為最重要的幾點。

　　在發達的中心國家中,人們認為工人階級的數量下降到了福特主義時代大工廠的工人數量,同時其政治影響力也有所下降。但與此同時,無產階級被定義為只能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工人,從而無產階級這一身份變得越來越普遍。已經有超過80%的工人是工資收入者,我認為,在其中對生產剩余價值的工人(占大多數)與不生產剩余價值的工人(占少數)、甚至是直接服務于資本管理者的工人(極少數)進行區分是有幫助的。自由工作者也是在出賣勞動力,他們的自由僅僅是表面的,因為他們事實上是作為資本的分包商在出賣其服務。

　　但是,與無產階級化不斷加劇同時發生的是,從多重標準來看,無產階級出現了極度的細分(婦女、青年、移民、不穩定的就業人口以及失業人口,等等)。當前的各種政策的系統性實施導致了這種細分,而這種細分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被無產階級化的人們在其從捍衛自身利益轉向實施徹底變革的斗爭中遭遇了極大的困難,他們在名聲不佳的政黨中的無所作為使得這一狀況變得日益復雜。這種情況導致了各種錯誤觀念的傳播,其中最嚴重的是導致各種各樣的法西斯主義復活,同時也導致后現代主義流派提出了一些幼稚的想法,例如,盡管他們認為公民社會不能“改變政府”,但卻認為它能夠“改變生活”!然后,斗爭的重心被替代,轉向了那些被視為對社會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性別和生態挑戰)至關重要的行動領域。我要明確指出的是,我認為這些并不是無關緊要的問題,遠非如此。馬克思已經批判了資本主義邏輯所造成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代謝的不平衡,這一不平衡已經變得非常危險。不幸的是,當代許多生態學家并不明白,如果不徹底地與資本的邏輯決裂,那么重建平衡是不可能的。此外,歷史上非常不幸的一個事實是,社會主義運動很少認識到男女之間關系的重要性。“首先開展革命,然后處理這一問題。”這是不正確的,斗爭的這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在人類解放運動的每一個階段,沒有兩性關系的同時進步,就不可能實現任何社會進步。如果不將所有的斗爭聯合起來,就不可能實現任何穩定的進步,這種整體一致的運動能夠對整個壟斷資本主義的堡壘展開進攻并將之摧毀。

　　不幸的是,當前發生在西方國家的斗爭雖然并沒有注意到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了什么。我們已經看不到反對帝國主義戰線上的團結一致。帝國主義寡頭統治集團發動的戰爭甚至獲得了支持。人們幾乎沒有意識到掩蓋這些戰爭真實目的的謊言。這算得上是寡頭統治集團的獨裁及其對媒體“傳教士”的利用所取得的很大成功。

　　近幾十年來影響著南方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那些變革同樣是巨大的。盡管這些社會變革在每個國家都有所不同,但是它們遵循同樣的邏輯,都是由新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全球化所強加的。因此,這些變革給這些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帶來了比中心國家更加劇烈的影響。

　　主流趨勢是要使破壞農業社會的各種進程加速進行,而此前亞洲和非洲的絕大多數人口都屬于農業社會。顯而易見,農民問題直接引發了與男女之間不平等關系相關的問題,因為農村社會的瓦解最終總是會帶來更多的貧困和對女性的壓迫。我已經分析了其他地方所發生的這種加速進行的、極其野蠻的破壞進程所采取的形式。緩解該進程所導致的人類悲劇所需的城市就業率的增長沒有、也不可能彌補這種破壞。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除了構建起一個貧民窟星球外,沒有帶來其他任何東西。顯而易見的是,迫切的移民壓力也是這種大規模的貧困化過程帶來的結果。在城市地區,貧困化表現為生存活動(survival activities)快速增加,這些活動被稱為非正規就業。所實施的這些制度性政策與有計劃的排斥有關,它們使得過度剝削分包勞動(subcontract labor)成為可能,從而讓壟斷資本獲益。

　　伴隨著影響這些國家大多數人口(60%-80%的人口)的悲劇性發展的是,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促進了由被納入這一生產體系的少數人構成的新中產階級的快速增長。這少部分人在50年前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今天卻占據著這些國家1/5的人口。而且,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該體系唯一的受益人。支持帝國主義的宣傳工具(世界銀行和其他機構)對于這一新的中產階級的崛起給予了盲目的贊揚,因為這種贊揚完全忽視了該階級的崛起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大多數人的貧困化。

　　無產階級化或貧困化的具體形式造成了一種難以控制的政治形勢。結果就是,各國國內的壟斷統治集團聽從帝國主義三方集團的指令,而這些壟斷統治集團的獨裁成為了解決這一永久性危機的唯一方式。在早些時期,即1960-1980年間的萬隆會議和不結盟運動時代,向本國平民政府負責的政治人物通常與新的全球化為伍,他們希望留住自己的權力,并被美、歐、日三方集團所容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埃及納賽爾的繼任者、敘利亞的阿薩德、阿爾及利亞的布邁丁所進行的徹底轉變,或者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巴西的工人黨等進行的改革,都是如此。但是,盡管本國壟斷統治集團得到了受益于這一體系的中產階級的支持,但在貧困的大多數人眼中,這些壟斷統治集團的權力仍然不具有合法性,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地區的動蕩就說明了這一點。然而,這些運動還僅僅處于泄憤的階段。我們所談及的這種落魄流氓式發展模式產生的階級結構所具有的黏性特征,自然解釋了這些反抗的結構性弱點。因此,這種基于宗教或種族的、保守的錯誤方案很容易獲得短暫的勝利。

五、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步驟 

　　在上述分析中,我試圖簡要介紹我對當前系統性危機的雙重特征的解釋:其一,這是依賴于不可行的經濟模式的寡頭統治集團的權力危機;其二,這是大多數人的危機,他們是犧牲品,卻不能提出一致的替代方案。這一危機的雙重特征排除了在可預見的未來發生革命性進步(這種革命性進步有可能使我們超越腐朽的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對于那種想要超越資本主義的運動可能跨出的第一步,我提出了一些看法。

　　前一段時間,我為我們目前所處的形勢與西羅馬帝國衰落時的形勢之間的相似之處感到震驚。我給拙作《階級與國家》(1979)一書的結論部分起了一個使人們產生共鳴的標題——“革命抑或衰落?”。這本書回顧了仍在持續的長期系統性危機的起源。羅馬帝國建立了一種將朝貢性剩余(tributary surplus)的流動和使用集中起來的制度,這種剩余源自對羅馬帝國所屬民眾的剝削,它超出了該時期生產力的再生產和進步所需的數額:所有東西都流向了羅馬和意大利各省。這種剩余的流動(drain of surplus)的過度集中化排除了帝國所屬的各省(帝國的“外圍”)獲得發展的可能性。所以,為了克服發展的阻礙,帝國的崩潰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各省要與帝國“脫鉤”。同時,將部分剩余重新分配給羅馬平民的舉措排除了在該體系的中心發生革命的可能性。羅馬帝國因此陷入混亂。封建制度的特征恰恰是剩余的流動和使用的去集中化,而長達數個世紀的野蠻入侵和政治混亂這種“外部壓力”為封建制度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這是我們為什么不談論“封建革命”而只提及羅馬的衰落的原因。近10個世紀后,新的去集中化的制度帶來了穿著封建主義外衣的文明的復興,其基礎是整個歐洲的進步。

　　當代的體系也遭受著剩余價值過度集中化的不利影響,現在剩余價值的流動以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形式進行。這種過度集中化削弱了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的人們對該體系進行徹底變革的雄心壯志,同時也使外圍國家的人們陷入沒有前景的落魄流氓式發展。迎接這一挑戰需要外圍國家與中心國家“脫鉤”,不再去無休止地適應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危急情況造成的僵局,而是要代之以各種主權國家方案(sovereign national project)。

　　這一類比啟發我提出了從現有體系發展到一個更高的文明階段的兩種可能的過渡形式。當一種生產方式窮盡其所有的歷史潛力時,相關的社會就會有意識和有目的地構建出一種可能的和有效的替代方案,此時,文明的更高形式便產生了,我們可以稱之為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從這一視角來考察資產階級革命和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浪潮,從而將其描述為革命。但是,歷史也迫使我們考慮其他的過渡形式,這種形式是在社會行為者沒有進行主動的、有意識的干預的情況下產生的。歐洲封建主義的變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兩種可能的社會演變形式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使我拒絕接受過去一些馬克思主義流派提出的決定論解釋,而強調“不完全決定”。

　　當然,封建主義的分權并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我通過解構當前的全球化形式所提出的概念。封建主義的解構逐漸被重構剩余價值的集中化所超越。這一重構發生在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舊政權中有著絕對權威的君主實行了新的、全國性的集中化,這與歐洲的重商主義制度有著緊密聯系,其本身是在向完全的資本主義過渡;第二階段(19世紀和20世紀),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形成實現了集中化,現在它在全世界范圍內運行。以同樣的方式,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漫長過程,共產主義被視為文明的更高階段,其形成分為兩個階段:首先要經歷帝國主義全球化的解體,接著是重構一種真正具有可替代性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建立在個人與民族的團結這一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該原則取代了那種資本與國家之間競爭的原則。我不會妄圖描述一種更美好的未來,或者詳細說明整個世界在哪些方面應呈現出一致的模樣,哪些方面又有幸不會如此。未來是不確定的,它取決于人民的構建。

　　不幸的是,我們沒有理由將“文明的自殺”這一替代性方案排除在外。歷史中充滿著不能克服自身矛盾的各種社會的“尸體”,此時,這些矛盾是致命的。馬克思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堅決選擇了非決定論的歷史觀。社會各方面的不匹配可能會變得越來越致命,這一點通過相互疊加的各種異化的持續更新表現出來。資本主義特有的商品異化與早期歷史上的各種異化相互強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解該體系的矛盾和問題的本質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套一致的替代性方案和有效的行動策略的能力在當代歷史中仍然缺席。頭腦清醒的社會行動者已然消失。羅馬帝國時期也是如此。那個時代的人們所付出的代價是陷入了長達數個世紀的野蠻狀態。雖然那一時期的歐洲在災難中幸存了下來,但是,當現有的各國政府擁有前所未有的毀滅手段時,同樣的事情還會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嗎?

　　也許,在這里列出的兩種極端情況(高度的革命意識或革命意識的缺乏)之間還存在其他“中間的”可能性:一部分意識來源于特定的斗爭,例如,捍衛人類共同利益的農民斗爭或婦女斗爭,以及尊重人民主權的斗爭。這些特定類型的覺悟的融合使得我們朝著超越資本主義的新道路前進成為可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不是一個簡單避免強制的樂觀主義(forced optimism)的問題。不斷適應資本主義積累提出的各項要求并不會帶來覺悟的提高,相反,只有認識到必須與這些要求決裂,才會提高覺悟。因此,最具有啟蒙性的運動不應該蔑視其他運動而孤立自身。相反,它們應該參與所有的斗爭,以幫助其他人增進他們的理解。

　　(薩米爾·阿明,埃及著名經濟學家,第三世界論壇主席。)

　　本文原載《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2016年第69卷第3期,譯文有刪節,文中小標題為譯者所加。譯者:王子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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