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是人類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與革命家，他既有深厚的才能稟賦，又有堅毅的不斷進取的奮斗精神。他一貫同情勞苦大眾，為解放全人類的宗旨而奮斗終生。按他具有的高深學識水平，本可以去當教授、律師或從事其他有豐厚收入的職業，但他為了共產主義事業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寧愿過窮困日子而不悔。正是以這種精神，他為創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以取代“資本的政治經濟學”而辛勤一生。從馬克思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直到寫作《資本論》的全部過程中，可以看到馬克思去偽存真、不斷深化研究、追求真理的治學精神。學界對《資本論》中某些爭議的不同理解，往往是因孤立地就某個理論是非而糾纏不清。其實，準確把握馬克思的有關論點，需要著眼于整體性和系統性，包括橫向和縱向的整體性和系統性。從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研究的四十年中，可以看到他與時俱進的理論發展中對同一問題的多角度說明。因此，對《資本論》的教學與研究不應限于《資本論》本身，而應從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歷程中進行整體性和系統性把握。

一、馬克思的成長及其轉向研究經濟問題的動因 

　　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魯士萊茵省一個最古老的城市特利爾城，其幼年和青年初期都是在此居住。他的父親亨利希·馬克思是一位律師，于1824年率領家人由猶太教改奉基督教。父親的淵博知識和優良的品德對少年時代的馬克思的思想傾向有一定影響。從1830年到1835年，馬克思在特利爾讀中學，他對后任副校長廖爾斯的反民主行為非常不滿，因為一位數學老師信仰無神論和唯物論，另一位老師唱革命歌曲，而受到該副校長的指控。馬克思在一篇題為《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的作文中寫道：“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為人類而犧牲自己”，“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這段寫作帶有宗教色彩，但也蘊含著馬克思對廣大勞苦群眾的深厚同情并愿為其獻身的精神。

　　由于父親希望他學習法律，所以馬克思在1835年中學畢業后于10月被父親送進波恩大學法律系，1836年10月至1841年3月則在柏林大學法律系。但馬克思更重視對哲學和歷史的研究。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講：“我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馬克思在大學時期已經擺脫了基督教的影響，他的博士論文——《論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就屬于哲學方面的。1842年，馬克思大學畢業后移居科倫，并參加了一個討論社會問題的團體，每月聚會一次。他對萊茵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行了研究。1842年1月《萊茵報》在科倫創刊。馬克思在波恩定居后，開始給《萊茵報》寫文章。1842年10月15日馬克思接任該報主編職位。

　　當時，萊茵省議會掌握在貴族手中。當議會討論林木盜竊法時，由于該法損害貧苦勞動者的利益，馬克思在《萊茵報》寫文章對其進行了尖銳批評，要求保存貧民的習慣權利。在傳統上，拾撿枯枝爛葉和野果是不受限制的，但這竟遭到法律的干涉，并被稱為盜竊。馬克思從法律和政治的立場研究了這類問題，認為不能稱之為盜竊。他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三篇論文)》中對議會立法者進行了多方面批判。他首先反駁立法者的荒唐邏輯：“一種是撿拾枯樹，一種是情況極其復雜的林木盜竊!這兩種情況有一個共同的規定：占有他人的林木。因此，兩者都是盜竊。這就是剛才制定法律的那種有遠見的邏輯所得出的結論”，“如果法律把那種未必能叫作違反林木管理條例的行為稱為盜竊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謊，而窮人就會成為合法謊言的犧牲品了。”國家應該反對富人對窮人的掠奪。馬克思對這類實際物質利益問題的研究，成為他走向研究經濟社會問題的轉折點。后來馬克思不止一次對恩格斯說，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澤爾河地區農民處境的研究，推動他的研究由純政治轉向經濟關系，進而走向社會主義。萊茵省當局敵視馬克思辦的《萊茵報》，決定于1843年3月31日查封該報。馬克思事先于3月8日辭去主編職務并發表了聲明。對馬克思來說，這也是一種解脫。他決定離開德國，移居國外。

　　馬克思在1859年1月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概括地回顧和論述了他的這段經歷：“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

　　馬克思既關心貧苦人民的切身利益，也關注資本主義列強對落后國家的踐踏與侵略。他曾發表多篇論著闡述列強對中國的凌辱與掠奪。如，在1853年發表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將太平天國革命與英國的侵略聯系起來，“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而由于鴉片貿易，中國輸出的白銀“幾乎使天朝帝國的銀源有枯竭的危險”。1857年4月，馬克思發表了《英人在華的殘暴行為》。該文揭露了英國采取軍事行動侵略中國，還以歪曲的事實、編造的謊言為借口，對中國進行殘暴行為。在1858年11月發表的《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一文中，揭示了俄國對中國的侵略和土地掠奪。馬克思還發表其他多篇文章，用統計數據說明中國對外貿易的具體情況和不利處境。他把19世紀的中國經濟結構稱作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為核心的”社會經濟結構，消費能力和支付能力低因而“根本談不上大宗進口外國貨”，“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流通卻由于總額約達700萬英鎊的鴉片進口而陷于嚴重混亂。”

二、寫作《資本論》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多方面研究 

　　《資本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巔峰之作。早在《資本論》寫作以前，馬克思就對政治經濟學進行了不斷深化的多方面研究。從1843年到1848年，在馬克思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中，一般將政治經濟學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統一起來進行研究。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簡稱《導言》)中提出“無產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后來馬克思論述這部著作的觀點時，特別說明“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導言》標志著馬克思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如果說，馬克思在1843年主要是在研究哲學問題時聯系到政治經濟學，那么他從1844年在巴黎就開始著力研究政治經濟學。為了積累研究資料，他閱讀了大量經濟學和社會主義著作。他在完成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批判地研究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提出了異化勞動概念。異化勞動的主要含義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雇傭勞動者的勞動異化為被別人奴役的對象，工人的勞動產品異化為統治和剝削自己的對立物，而勞動異化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異化勞動概念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應用較多，后來則很少使用。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在此論著中指出，工人的貧困同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成反比;競爭的必然結果是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積累起來。“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

　　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會面。由于關于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觀點完全一致，特別是馬克思很贊賞恩格斯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并受其影響，因而兩人自然地結成親密的理論和革命伙伴。從1845年秋到1846年5月，兩人在布魯塞爾合作撰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該著作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其闡述了物質生產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生產力和分工的發展與所有制的變革;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等。指出資本主義創造了大量的生產力，但“私有制成了它們發展的桎梏”，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被共產主義所取代。在共產主義社會里，由于舊的社會分工被消除，人們實現全面發展，“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可以從事多種工作。共產主義行動在幾個國家的發生，“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論述了有關共產主義(首先指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的兩個重要理論問題。一是共產主義運動是一種自覺的行為。“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并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支配。”這就是說共產主義的創建與發展必須依靠和提高自覺性，消除前人形成的自發性。二是講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形式。共產主義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這種公有制是生產資料受“聯合起來的個人支配”。又說：“隨著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終結了。”馬克思把個人占有分為兩種：一種是分散的孤立的個人占有即個人所有制，這是指個體勞動者;另一種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占有即個人所有制，是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公有制;這表明公有制是與聯合體中的每個個人利益相聯系的所有制。

　　1847年7月初，馬克思出版了《哲學的貧困》一書，用以批判小資產階級思想家普魯東《貧困的哲學》一書的觀點。馬克思曾說，《哲學的貧困》這本書中的內容，已包含著《資本論》的萌芽。它說明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極其抽象，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哲學的貧困》對生產關系中的所有權做了特別說明：“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起來的。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同時指出所有權不是一種獨立的關系。這段話曾被某些學科誤解，以此否定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重要方面。其實，這段話是要說明，所有權作為產權的基礎，會滲透到生產關系的各個方面。

　　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共產主義者同盟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個公開發表的綱領，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簡稱《宣言》)，并于1848年公開發表。《宣言》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完整的統一。它既論述了資產階級在歷史上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而且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使生產力發展超過了以往整個人類生產力發展的總和;又說明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深刻矛盾與斗爭，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必然導致最終由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它指明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要把生產資料收歸國家所有，建立國有經濟，盡快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它還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原則。

　　馬克思第一部作為專門講政治經濟學的著作，是1849年以社論形式陸續發表在《新萊茵報》上的《雇傭勞動與資本》。這部著作的基礎是馬克思于1847年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所做的幾次講演。《資本論》中的許多重要理論觀點和基本原理在這部著作中已開始提出。不過，正如恩格斯所說：“在40年代，馬克思還沒有完成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這個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還提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而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的著作中才明確說明，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不過該書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正確的。它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質上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而“資本的利益和雇傭勞動的利益是截然對立的”，工人處于受資本家統治的奴役地位。它論述了勞動(力)價格即工資的決定，進一步論述了商品價格的漲落與供求變動的關系。而供求關系的變動會引致三方面競爭：商品賣者之間的競爭、買者之間的競爭、買者與賣者之間的競爭。它還論述了商品價格最終由勞動決定，不過其論述與當時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一樣，把勞動耗費稱作“生產費用”：“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就等于說價格由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

三、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準備階段 

　　如果說1848年前，馬克思的有關著作是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前期階段，那么進入《資本論》寫作準備工作和著手寫作則是19世紀50年代的事情。

　　在1848—1849年歐洲革命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因參加并領導革命運動，因而中斷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工作。由于革命失敗，運動陷入低潮。1849年8月，馬克思流亡到倫敦。這對馬克思進一步系統和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創建政治經濟學新體系、準備《資本論》的寫作，反而提供了有利的社會和學術條件。倫敦是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城市，被稱為資本的“首都”。在英國博物館中，存放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各派前人的有關論著都容易找到。英國博物館創建于1753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馬克思于1850年夏獲得了出入博物館的許可證，這等于給他提供了一個可以潛心研究學問的新天地。

　　英國作為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倫敦是世界貿易和金融活動的中心，有關世界重要國家的經濟社會狀況的資料也會匯集到這里。另外，馬克思在倫敦既可以搜集到有關資產階級各方面狀況的資料，也容易搜集到有關工人階級的勞動和生活狀況的資料。在倫敦，大約有20個大的貧民區，每個貧民區住1萬人左右，這些人的悲慘生活狀況路人皆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第十三章“機器大工業”，特別是在第二十三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引證了大量這方面的有關資料，說明工人階級在資本車輪的壓榨下貧困悲苦的真實情況。馬克思曾專門講到在英國博物館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有利條件：“不列顛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于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后，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鉆研新的材料。”

　　1850年到1853年，馬克思翻閱了大量經濟文獻和經濟資料，整整做了24大本筆記摘錄，并對摘錄進行了簡要評注。這為他寫作《資本論》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1854年到1856年，馬克思因患眼疾，延緩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1857年，馬克思夜以繼日地工作，整理多年積累的經濟資料。從1857年到1858年，馬克思寫作了大量的《資本論》前期著作。1858年8月，他寫了帶有草稿性質的《導言》，其原本是要作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導言而寫作的，但后來馬克思沒有發表它。《導言》雖然是草稿性質的，但其內容很豐富，提出了政治經濟學一系列基本原理和方法。針對前人對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相互關系的膚淺看法，馬克思運用辯證方法，科學地論述了這四個方面的相互關系：生產起決定作用，但處理好其他方面的關系會促進生產的發展，反之會阻礙其發展;消費為生產提供動力，在一定程度上會決定生產的發展;如果處理不好分配與消費的關系，則會阻礙生產的發展。

　　《導言》還提及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導言》指出，研究生產，不是獵人漁夫的孤立的個人的生產，而是在社會中進行的生產，是“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因此，重在研究生產的社會形式，即社會生產關系。例如，“現代資產階級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此外，《導言》論述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歷史的方法與邏輯的方法;重在邏輯的方法。特別是論述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的安排問題。對于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應從哪里開始，《導言》提出首先要確定“普照的光”，正是這個“普照的光”主導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資本主義的主導力量當然是資本，而不會是土地、人口等，但也不是商業資本、借貸資本等，而是產業資本且首先是工業資本，工業資本的產生與發展才形成了資本主義制度。因此，《資本論》的邏輯體系是首先在第一卷研究工業資本的生產過程。在工業資本的主導下，土地所有制、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都構成資本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

　　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馬克思完成了《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簡稱《手稿》)的主要部分，定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是他創作《資本論》的最初手稿，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手稿》中，馬克思第一次闡明了他的勞動價值論的要點，并在此基礎上奠定了他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剩余價值論。這一理論同他已發現的唯物史觀一起，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在《手稿》中，馬克思第一次對商品、價值、貨幣、價格、價值規律、資本、雇傭勞動、銀行進行了系統闡述，并論述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貨幣的本質和職能、貨幣到資本的轉化、剩余價值的來源及其轉化形式和運動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和發展的歷史趨勢。

　　《手稿》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對人的發展和相互關系問題也有論述，并且特別強調提出未來新社會制度中時間節約的重要意義。因為物質生產勞動所用的時間越少，人們用于精神文化生活、全面自由發展的余地就越大。“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勞動的全面性，都取決于時間的節約。……因此，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重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轉變增長和發展方式，著力于提高生產的質量和效益。特別應注意到，在《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這就是說，建設社會主義必須首先抓好兩大環節：一是快速發展生產力;二是實現全民共同富裕。

　　在《手稿》中，“貨幣章”的內容占有很大比重，其中對貨幣屬性著筆較多。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長期以來，在我國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中，對于貨幣的本質屬性，普遍將其界定為“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這其實是從蘇聯的有關教材中“搬來的”。而馬克思在《手稿》中則反復說明，貨幣是與諸特殊商品相對立的一般商品：“貨幣的屬性是：……同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貨幣是和其他一切商品相對立的一般商品”，“貨幣是作為一般對象的勞動時間，或者說，是一般勞動時間的化身，是作為一般商品的勞動時間。”亞當·斯密認為，勞動者除了自己的特殊商品以外，還必須生產一般商品。換句話說，勞動者還必須賦予自己的一部分產品以貨幣形式。“貨幣由于每一種特殊商品在觀念上或實際上采取的一般形式，因而是一般商品。”“在一般等價物這一規定中已包含著一般商品的概念規定，而貨幣只有作為一般商品才能實現為世界貨幣。”其實，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一般”，與貨幣的社會屬性是“一般商品”的“一般”，其內涵是相同的。這個觀點延續在《資本論》中，共有三處同樣的論述。應將強加于馬克思的顛倒其原意的觀點再顛倒過來。

　　馬克思曾多次講過，他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分六個分冊。1858年2月22日，他在寫給拉薩爾的信中說，這六個分冊的題目分別是：1.資本(包括一些緒論性的章節);2.土地所有制;3.雇傭勞動;4.國家;5.國際貿易;6.世界市場。1858年4月2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又說：“下面是第一部分的簡單綱要。這一堆討厭的東西將分為六個分冊。”內容與上列目錄相同，不過對第一分冊“資本”進行了分篇，共四篇：資本一般(這是第一分冊的材料);競爭;信用;股份資本。資本一般篇的內容包括：1.價值;2.貨幣;3.資本。其實，馬克思信中想要講的內容并未寫完。他信末附言：“今天不能繼續寫下去了。討厭的膽病使我難以執筆，一低頭寫字就感到頭痛。”事實上，馬克思龐大的政治經濟學寫作計劃未能完成，后來出版的三卷《資本論》，加上原本作為其第四卷的《剩余價值理論》，只是其原寫作計劃的一部分。

　　1858年5月，馬克思中斷了1857—1858年手稿的寫作，重新整理已有的材料。為了便于自己查閱，他在同年6月對1857—1858年手稿編寫了《七個筆記本的索引(第一部分)》，內容涉及他計劃寫作的新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容。1858年8月—1859年1月，馬克思完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寫作，并于1859年6月出版。其實際內容只包括兩章——“商品”和“貨幣或簡單流通”，沒有包括原計劃在內的“資本”章。因此，恩格斯為此書寫書評時，在其書名后加了“第一分冊”注解。馬克思原準備將自己的巨著分冊出版，后來改變了原計劃，擬定了以四卷《資本論》的計劃取代原六冊計劃。第四卷《資本論》于馬克思去世后曾以《剩余價值學說史》書名問世，后經過重新編輯，改為《剩余價值論》出版。馬克思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寫的“序言”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其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做了經典說明。它論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原理以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總和構成社會經濟基礎;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與其相適應;當生產關系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時，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容相當于《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即前三章的內容。馬克思認為，《資本論》第一卷在某種意義說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續篇，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關于商品、價值、價格、貨幣、流通的內容，既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容的轉述，也不是其縮寫;盡管二者的觀點相同，但在內容的取舍上、理論的表述上、邏輯的安排上還是有不少差別。此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還加入了比重不少的有關經濟思想史的內容，對諸多經濟學家關于商品、流通、貨幣等方面的論著和觀點進行了系統評析。如，其中專設“關于商品分析的歷史”“關于貨幣計量單位的學說”“關于流通手段和貨幣的學說”，這方面內容在《資本論》中就簡略了。因此，在《資本論》出版以后，《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仍有其獨立的經濟科學價值。

四、馬克思寫作《資本論》和《資本論》的出版概況 

　　馬克思從1843年底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到1867年秋《資本論》第一卷出版，花費了近24年的時間。《資本論》共三卷，按馬克思的原計劃還有第四卷《剩余價值理論》。目前講的《資本論》主要是指第一、二、三卷。《剩余價值理論》是在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由后人整理并作為單獨著作出版的。馬克思只看到《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不過《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內容初稿，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前就已寫完。有人誤認為《資本論》第二、三卷是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才著手寫的，妄說《資本論》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的某些觀點。這是違反事實的。恩格斯在為《資本論》第三卷所寫的1894年序言中講：“1863年和1867年之間，馬克思不僅已經為《資本論》后兩卷寫成了初稿，把第一卷整理好準備付印。”事實上，從1863年至1865年年底的兩年多時間里，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礎上，基本完成了三卷《資本論》的初稿。到1866年初全部著作完成后，馬克思才著手進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他首先完成了第一卷的加工，并于1867年出版。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馬克思繼續修訂后兩卷的手稿，但由于諸多原因而延緩了后兩卷的出版。其一是馬克思的工作任務繁重，特別是參加和領導工人運動的實際斗爭，同時需要為此寫作有關文件和文章，有時不得不放下對《資本論》的寫作。其二是馬克思的長年病痛影響了寫作工作。1864年10月4日，馬克思致卡爾·克林格斯的信中說：“整個這一年我都在鬧病(受到癰和癤子的折磨)。要不是這樣，我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就已經出版了。”1866年2月10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說：“使我最不愉快的是，必須打斷自1月1日即我肝痛消失時起，已有出色進展的工作(指寫作《資本論》——引者)。‘坐’，自然談不上，這在目前對我來說還很困難。白天哪怕只有短暫的時間，我也還是躺著繼續苦干。”其三是貧窮影響了寫作的順利進行。1851年，馬克思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說：“從早晨九點到晚上七點，我通常在英國博物館里(指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引者)。……常常有各種各樣的實際干擾，這是在貧窮條件下過日子所不可避免的。”具體說，就是為了謀生需要為報紙撰稿。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也講：“使我所能夠支配的時間特別受到限制的，是謀生的迫切需要。八年來，我一直為第一流英文的美國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馬克思有時連寄手稿的錢都拿不出來。1859年1月21日，他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倒霉的手稿寫完了，但不能寄走，因為身邊一分錢也沒有，付不起郵資和保險金;……所以我又不得不請你在星期一以前寄點錢來……如果你能寄來兩英鎊，那就好了，因為我把幾筆小額債務的付款日期推遲到星期一，到期絕不能再拖了。……我又來逼你，我是多難受啊。”可以看出，馬克思處在負債度日之中，為了生計他不得不推遲《資本論》的寫作。馬克思是在貧病交加的狀況下寫作《資本論》的。1867年8月24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說：“我非常高興地看到我的理論上的結論已經完全被事實證實了。最后，這是在癰的折磨和債主每天登門逼債的情況下寫成的!”其四是馬克思寫作的工作量大，同時又要精益求精，力求把最完整的研究成果奉獻給社會。1865年7月31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說：“我不能下決心在一個完整的東西還沒有擺在我面前時，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論我的著作有什么缺點，它們都有一個長處，即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但是要達到這一點，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們沒有完整地擺在我面前時，不拿去付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就是不斷修改與加工的過程。

　　馬克思知道《資本論》的出版所具有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它是在用科學的理論武裝工人階級和指導革命運動，對資本主義社會將產生改天換地的作用，所以只要時間允許，他就會忍受病痛和窮困的折磨，夜以繼日地從事《資本論》的寫作，不斷精益求精。馬克思本想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對第二、三卷的原稿進行修訂整理，并盡快完稿出版，但未能如愿。從開始研究和寫作政治經濟學著作，并一直繼續《資本論》的寫作和修訂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馬克思經歷了四十年的時間。所以人們常說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用了四十年的時間，其實不是連續寫作花費了四十年時間，而是由于上述種種原因拖延了三卷《資本論》特別是后兩卷的完稿出版。

　　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對《資本論》進行整理、校訂、編輯，耗費了不少時間。經過恩格斯兩年多的辛勤勞動，《資本論》第二卷于1885年7月出版。后來，恩格斯的健康狀況也惡化了，但他繼續對《資本論》第三卷的手稿進行校訂、整理，使其于1894年面世。也就是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他完成了《資本論》第三卷的出版，對自己的摯友馬克思做了完整的交代。馬克思親自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出版工作，恩格斯則主持了第三版和第四版的出版。此外，恩格斯還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第二版。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特別在扉頁上寫了“獻給我難忘的朋友威廉·沃爾弗”。可以看出，馬克思與他有著深厚的革命友誼，而他在《資本論》出版前已經去世。沃爾弗是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誠戰友。他出身于佃農階層，反對普魯士暴政，于1846年流亡到布魯塞爾，參加了馬克思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沃爾弗于1864年逝世前，把自己的書、家具和820英鎊留給馬克思。這給馬克思帶來很大幫助，解救了全家的困境，也是馬克思為感激沃爾弗，特別在扉頁上寫將《資本論》獻給他的原因。

　　1868年9月11日，第一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根據德國代表團的建議，一致通過了關于馬克思《資本論》的下列決議案：“我們，布魯塞爾國際工人代表大會的德國代表，建議所有國家的工人都來學習去年出版的卡·馬克思的《資本論》;呼吁協助把這部重要著作翻譯成目前還沒有翻譯出來的各種文字。馬克思的功績是不可估量的，他是經濟學家當中對資本和它的組成部分作出科學分析的第一個人。”

　　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坐在自己書桌旁的椅子上，默默地與世長辭了。在他面前的書桌上，還放著他正在修改的《資本論》有關手稿。從他1843年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起，到他1883年逝世，經歷了40年的坎坷歲月：因貧、病、累交加，使他只走完了65個春秋。他曾將他的生活處境比作“在墳墓的邊緣徘徊”，并且講為了寫《資本論》，他已經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衛興華，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本文原載于《經濟縱橫》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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