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人資格”讀《資本論》

——紀念《資本論》發表150周年

載于《中國圖書評論》2018年第1期【社會關注】欄目 P28-36

 作者按語：大國須有理論。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乃是強調所謂中國經濟學：蓋言中國歷史對世界史的貢獻和養成性，蓋言中國思維對經濟學內涵和工作體系的原創性，蓋言中國語言對人文精神的歷史創造性的開發和運用，以及著力申明中國實踐對世界經濟形態的新貢獻、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基礎夯實作用。為往圣續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從歷史的高度閱讀《資本論》，確實具有“撥亂反正”之學科工作效果。同時，它充分說明：四個自信并非局限于精神狀態，毋寧說是“工作邏輯”！例如，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層面看，工作邏輯的“四個自信”分別是從最廣泛的角度探索社會主義的歷史發生學（道路自信）、從生生的角度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系統發生學（制度自信）以及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象發生學（理論自信）和探索社會主義經濟范疇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識發生學（文化自信）。猶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的豪邁宣言：“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在歷史進步中實現文化進步”，新時代、新思想引發新的閱讀行動，又必將啟動新的文化征程與學術建設目標；這是為“統一的歷史科學”宏基，——并且從總體看，這必然也可視為從建設偉大工程和實現偉大夢想的工作規定上來促使“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經濟學”向“以中國人資格經濟學為經濟學”進行偉大轉變的一次努力！

一、150年后“讀什么”、“怎樣讀”：中國人資格的深層構境

新時代的閱讀條件是將《資本論》既作為“歷史的科學”，也作為“人文的藝術”看待，簡言之，這就是《資本論》的“史書規定”。它書寫歷史理性，突出了“中國原理”的存在性，從中凸現中國方法和中華學科智慧，為經濟學的“回家，回歷史，回中國”創造契機。

首先，中國經典和《資本論》都并非形式邏輯的知識體系，毋寧說屬于批判的辯證法的知識構造，它們共同的特征在于突出了“事的科學”方法論性質。如其中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乃突顯了物的科學對事的科學的工作轉換性。這是因為“事”不單單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相統一，而且強調內容是在自己的形式的發展中不斷地實現自身的規定和揚棄自身。這種以物為基礎的事的規定本質上體現“歷史世界的圖景”，而不單單是“世界的圖景”；這就要求“客體批判”與“主體批判”的相結合。所以，唯物主義和行動主義，而不應當是單一的唯物主義，作為“事的科學”的根基。猶如在《資本論》首章，馬克思實際上運用的邏輯是“存在（論）批判→本質（論）批判→概念（論）批判→精神現象（學）批判”；并且，隨后的四卷邏輯也是照此執行的，例如說，“《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就是對‘存在批判和本質批判’的第一次敘說”，“《資本論》第二卷的邏輯是對‘存在批判和本質批判’的第二次敘說”，相應，“《資本論》第三卷的邏輯是對內含上述（規定）的進程的‘概念批判和精神現象（學）批判’的第一次完整敘說”，而“《資本論》第四卷邏輯形成了對于‘概念批判和精神現象（學）批判’的第二次敘說”，等等。簡言之，誠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的古訓，一個更為關注時間過程的優先性規定的科學工作模式必然是唯物史觀取向的“中華事的科學”。

其次，在“商品批判——資本批判”路向中掌握《資本論》的“活的辯證法”。由于事的科學，“就其特點而言，實際上是把‘主客一體’或‘主客兩分’的工作模式區分和轉換為‘客觀過程－主觀過程’（歷史和邏輯統一工作模式）進行研究，在這當中，并且強調了客觀形成和發展過程（即客觀批判）的先決性和根本決定性作用。”^[1]由此可以認為：“《資本論》既是理論著作，也是具有辯證敘述要求的一部史書，歸根結底，是‘書寫歷史’的社會客觀批判的工作體系。內在邏輯紅線是‘商品批判——資本批判’。”^[2]從中可把握的“活的辯證法”的第一構成元素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方法”，第二構成元素是“發生學”的工作邏輯（形式），第三構成元素則是作為總體思維結構形式的“勞動二重性”（規定）。總體看，這是馬克思“思之維”過程演變的軌跡，但并非個人的“獨創”，乃是對歷史進行“代言”的結果，“從而，馬克思呈現‘歷史’的方式就是對‘抽象力’的理論生產，即是對‘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前者一般由歷史學家提供、后者則由邏輯學家提供）予以生產和進行工作對接。”并且所謂抽象力，“自然不是指一般意義的自然形式或社會形式，更不是指示人類個體‘所特有的思維能力’或‘抽象稟賦’之類的概念，而是指人類總體思維能力和指示總體的思維方式或方法。”例如，當我們運用勞動二重性這一“客觀思維”時，毋寧把它看作研究對象的客觀邏輯形式，以致看成是這些結構元素的“生成邏輯”。“一言以蔽之，馬克思專指‘勞動二重性’，乃總商品規定之謂也：互系而通變。此是通商品‘古今之事’的通史規定也。”這樣，我們完全能夠設想到中華具有“特殊的二重性規定”。“我們據此提出‘身份二重性’與‘身份所有制’的研究議題來。”“所謂身份二重性，指的是主體在生產勞動與實踐活動中具有的物質身份與社會身份的二重性質，它和客體維度的有用勞動與人類勞動的性質相對。總之，中國向來是‘身份治理’與‘財產治理’并重之經濟形態的社會國家。”^[3]歸根結底，還要認識到堅定民族文化的自信感在于中華歷史具有深厚的包容性，這是一方容納了不同經濟形態的實踐規定的肥沃土壤，“保衛”乃是建立中國人研究資格的一個條件。

最后， 樹立大史書觀，建設“總體經濟學”。馬克思、恩格斯一直強調一門唯一的科學：歷史科學，這是從總體學科的建構意義上說的。總體經濟學的發生路徑是“廣義→狹義→總體”，這使得有人相信：辯證唯物主義起源于中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東西。這可以解釋：“所以中國知識分子‘毫無疑義地一致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是不足為怪的。”“可以想象，中國的學者們自言自語地說：真是妙極了！這不就像我們自己的永恒哲學和現代科學的結合嗎？它終于又回到我們身邊來了。”^[4]持此論說者援引經典作家的如下話語為依據：“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5]盡管如此，但一般而言，語言范疇的成熟發生在“狹義經濟學”這個層面或階段，由此有了《資本論》的語言善本。如上指出，《資本論》作為“史書”，立足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彰顯“事的科學”規定性。即強調：史書之“史”在于肯定記述對象是“歷史規定”，歷史既無起點、也無終點，處在過程中，這就是起源與生長規定。現在有人癡迷教科書分類體系，搞知識的畫地為牢、學科的各自為戰，本質上這是思維單邊主義之表現；這種單邊主義的路數多半忘記了技術過程和社會過程是遙相呼應、相互滲透、互為里表以及相互“借用”的。但是布雷弗曼告誡說，“那些只根據少數分散的警句來了解馬克思的歷史方法的人，要想知道他怎樣論述作為一種社會形式的資本與作為一種技術組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那就得好好研究《資本論》。”從史書規定角度看的《資本論》，乃是“方法態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即“如果說馬克思對于社會形式和物質生產過程之間的這種交替作用絲毫不感到為難，而恰恰相反是應付裕如的話，這是因為他從來不對歷史采取公式主義的態度（這不能歸結為他的辯證法的天才），從來不隨意玩弄無遮無蓋的相互關系、‘一對一的關系’，也不愚蠢地打算通過極度簡單化的做法來掌握歷史。”說到底，馬克思是認為，“社會的確定性并不具備化學反應的固定性，而是一種歷史過程。亦即是說，社會的具體而確定的形式確實是‘確定的’，決非偶然的；這是一條線、一條線把歷史這塊織物編織起來的那種確定性，絕不是硬塞進一些外來的公式。”^[6]學科要統一，關鍵是學科方法的統一。但不是邏輯化的知識打包，而是分進合擊的方式——“調查研究”的方式，形成馬克思所說的“總的抽象力”。《資本論》作為全意義態的歷史書，它包括了經濟記錄、為政之書、百科全書、邏輯等等成分，在這一分析中，決不能玩弄任何的簡單“決定論”的解釋，歸根結底，必須依據工藝史、社會史、人類史、文化史、經濟史、思想史等多重史路，考察質對量的關系、形式對量的關系、內容對形式的關系以及事物的多線路的發展的關系等等，從歷史發展脈絡的角度建立起“終點規定”對“起點規定”的系統追索。也因此，“必須在‘批判＝發展’的規定上來理解馬克思的依據歷史的理論認識生產，掌握他的批判理論以及《資本論》中蘊含的人類發展理論，理解和掌握二者的統一，而內在地實現‘兩部歷史’（以個人的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制商品生產和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商品生產）的無縫對接，整體凸現與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性。”^[1]

二、理解《資本論》：歷史路徑與知識框架

根據《保衛<資本論>》的研究，馬克思《資本論》四卷工作體式闡述了如下的知識框架。

I. 價值（形式）——貨幣（形式）——市場價值（形式）——價值（形式）

II. 剩余價值（形式）——資本（形式）——生產價格（形式）——剩余價值（形式）

以上兩條路徑中：前一條是從“作為歷史規定的價值（形式）”出發，回到“認識（規定）的價值（形式）”，圖畫“商品—貨幣”總史，領導性工作內容是“價值規律”；后一條是從“作為歷史規定的剩余價值（形式）”出發，經過若干運動中介，復歸于“認識（規定）的剩余價值（形式）”，圖畫出“貨幣—資本”總史運動（作為“全史”和“整史”之統一規定），相應的領導性工作內容是“剩余價值規律”。這種研究線路的取向是“歷史”，是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現象發生學和認識發生學的相互接續。以第一條線路來說，它的要旨是：第一環節處理“價值實體和價值形式的關系”，中間兩個環節都是處理“交換價值”的發展和運動關系，而最后一個環節——重回的價值（形式）——則是處理價值實體和“各種價值形式”的認識關系。

就第二條線路而言，情況更為復雜些，因為不單單是運動鏈接的內涵邏輯更為復雜，而且還必須處理與“第一條線路”的歷史發展上的邏輯銜接的問題。所以在安排上，《資本論》的篇章結構的總跨度是：形式——內容——形式，實際的闡述形態則是“形式－內容－形式－內容”，即遵守“內容－形式”辯證法。《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篇至第七篇，構成對“資本的生產過程”的歷史描繪，展示的是發展內容在歷史形式中的“存在”。這樣看來，雖說“質－量－形式－規律”架構是對“內容－形式”邏輯鏈的直接闡述，但把歷史形式的“聯結”可以精準說明“資本之道”。然則，第三篇從質、量、形式運動和對規律的說明等方面詳闡了“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但仍不是內容和形式的開局，它的“真正開局”是對剩余價值形式發展的歷史道路的鎖定。

I. 簡單個別的剩余價值形式：W－G－G－W

II. 擴大的剩余價值形式：G－W－W－G

III. 一般的剩余價值形式：G－W－W－G′

IV. 轉化的剩余價值形式：W－G－G－W′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它確定了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準確的歷史形態，即作為一般規定的剩余價值形式。盡管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僅僅是關于“一般的剩余價值形式”（III）的，即它以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化生運動”為前提，以剩余價值運動的生發為把握的切入點，

揭開資本統治之社會生生不息過程，然則上述“I→IV”的運動仍然構筑了闡述剩余價值的整體語境。這或者可以直接稱為“剩余價值（形式）的歷史發生學”。依此規定，《資本論》第二卷即“資本的流通過程”的探討，屬于“德的規律”的范疇，展示發展內容在社會形式中的“存在”。在哈維看來，這是“資本運動”的升級，因為，“每一個獨特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獨立自主的，但是它們都在整體中與價值的流通有關。”^[7]這種“資本之德”的討論使我們全面回到了馬克思的“被用于理解和解釋那個實踐的全新的知識框架”中了，從中揭示出“大量的關于什么使資本主義的發展按照它現在的方式進行的問題。”^[8]據此，第二卷也必須完全依照“質－量－形式－規律”的探索路徑進行，但是，和第一卷在形式上仍然需要銜接。很顯然，這是“歷史形式”和“社會形式”的規定性的對接。《道德經》開篇云：對道的運動構造而言，“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然則，《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即最后一篇是從“形式－內容”方面對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歷史形態所進行的一次總描繪。就整體而言，這一篇和前五篇是“內容”和“形式”的社會歷史的接續關系，所謂的“雞生蛋”（馬克思以資本表述的“剩余價值的社會生產”）和“蛋生雞”（馬克思以資本積累表述的“剩余價值的資本化”）的工作關系。最后，馬克思說明了內容的重要性：“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資本怎樣產生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又怎樣產生更多的資本。但是，資本積累以剩余價值為前提，剩余價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像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9]至于最后一章，“所謂‘現代殖民理論’，乃是時間上永續的政治經濟殖民的概念。”“歸根結底，‘現代殖民’并非空間化的解決路徑或策略，它由于承擔著資本主義世界范圍的時間修復的職能，也就必然使自身定格為全球化再生產與資本自我實現的國際性‘時間存在條件’。”^[10]總之，它因應了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與此同時，這里也引出發展內容的“質變”規定，即由歷史意義態發生的向社會意義態的轉變。亦即，如果說第一卷面對的是“商品”和“資本”的歷史發展內容，那么，第二卷這里所面對的直接是“社會貨幣”和“社會資本”的發展內容。所以第二卷中，“第三篇論述了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這里，馬克思再次研究了資本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也即積累）。這個討論對于馬克思來說是重要的，因為，他要指出：即使是在‘簡單再生產’，也即沒有‘資本’增長的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固定的和流動的）不變資本也可以從勞動力所創造出的剩余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現中產生出。”^[11]由于具有這種“總體交換關系”，社會資本乃是社會財產所有權的實現，因而從《價值形式》到《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結合才真正顯明化，結合規定獲得社會實在性方面的確證。

按照邏輯運動和社會歷史發展順序，理論部分再接下來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勢必討論的是發展內容在生活形式中的“存在（規定）”，即大衛·哈維所說的“資本運動的生活形式”（社會分配）。它的源泉在于：“資本的循環是一種持續擴張的螺旋”，“資本每通過生產過程都會產生出剩余以及價值上的增加。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資本主義生產暗示著永恒的增長，資本以螺旋形式運動。”^[7]生活過程，按照性質需要交替運用“質－量－形式－規律”和“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闡述路線，因為歷史、系統、生活過程，它們構成現象到本質、本質復歸現象的無窮運動，就如費徹爾所言：“由于‘利潤率趨向下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變得日益增大，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總是試圖超越它（自己所創造出的）這個界限。借助于危機、資本的消滅、大量失業人口等，新的平衡又會產生。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下一個發展階段，舊的矛盾又以‘更高的規模’出現。”^[11]99由此看來，《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道”和“德”，委實是從生活方面展開的對于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全面調查。

資本分配具有的不同歷史形態或者說內涵各異的社會形式——這種社會生活的現象發生學，最終引發了“資產階級的認識問題”，此為《剩余價值理論》（即《資本論》第四卷）的直接批判對象。《保衛<資本論>》將之概括為作為剩余價值理論史的“道和德的認識形式”，所謂“月移花影約重來”。以此觀之，歷史部分不過是和理論部分接續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即與“歷史發生學”（闡明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系統發生學”（闡明個別再生產運動規律和社會再生產運動規律）、“現象發生學”（闡明平均利潤率規律和生產價格運動規律）相接續的“認識發生學”（闡明道和德的認識規律）。作為發展內容在認識形式中的“存在（規定）”，第四卷內容定位于諸種“發展內容”的認識形式，所以，馬克思說它大半是以歷史的形式重述一遍。

由于把《資本論》作為真正的史書規定，它的范疇和分析工具就都不是外生的、超歷史的，相反，內在統一于所分析的過程。然則最后，為了完成對《資本論》邏輯的總體說明，勢必要交代《資本論》首篇的“邏輯”。毫無疑問，這是一篇章結構的“總論”。為了鳥瞰商品生產交換“全史”，馬克思在首篇中重點考察是這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規定：商品價值和價值形式（這里著重闡明價值規律和貨幣運動規律）。這個問題最終在首章中得到系統論證，——外在結構是內在結構的反映，依據這個原則，自德文第二版始，馬克思決定將第一版寫的附錄《價值形式》移入正文。立足這個基礎，馬克思同時鳥瞰了上述四種發生學類型的總體工作關系。而一旦尋求到價值的發生學形態，即確定了“價值實體”之后，依據《資本論》的需要，馬克思立時投入到了對“貨幣的價值形式”的闡述中。第二章總體可看作是“史的過渡”，即歷史的實際發展過程。第三章則是對“貨幣王國”的一次真正的正面闡述，從貨幣的“發生學”（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到充分發展的貨幣的“第三種規定”：作為貨幣的貨幣，這一行程又是“質－量－形式－規律”概述過程。因此，至為重要的一點是需要認識到：《資本論》首篇結構的“形式規定上升”的完成（從商品到貨幣）的背后其實蘊含了一個歷史的“否定之否定”過程，馬克思用這個結構說明“商品和貨幣”由歷史發展關系轉換為價值規律意義中的“知識統屬關系”，以突出歷史支架的奠基作用。此外，由于馬克思的歷史闡述整體上容易被人誤讀為“邏輯運動”，所以這里勢必要格外強調從廣義到狹義的學科建設路徑：因為按照研究方法統領敘述方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規定性要求，廣義的研究方法只能被界定為“學科方法和工作邏輯統一”之規定，如此可獲得“辯證的講述”，把《資本論》同時看作為“研究上的科學”和“敘述上的科學”，——按研究本性來講，這正是馬克思所發動的“辯證法知識革命”的工作意蘊。

三、“新時代”的號角：以“用的狀態《資本論》”研究引領閱讀行動

實踐化的解讀、創造性地閱讀是對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的“理論新定位”。而繼承發展，蔽而新成，述而不作，正是學術保衛之指向！挖掘《資本論》史書規定的深層意蘊則在于知曉《資本論》作為政治經濟學結構的歷史專著，以“史的筆調”記錄了資本發展的全息影像，是一幅隱藏著基因奧秘的歷史全景的資本主義透視畫。《保衛<資本論>》據之確定為相互貫串和具有內在推進關系的“12部史”的工作規定，即轉化史 I、轉化史 II、資本生產史（第一卷三部）和運動史 I、運動史 II、資本流通史（第二卷三部）以及生活史 I、生活史 II、資本積累史（第三卷三部）和范疇史 I、范疇史 II、資本認識史（第四卷三部）。

讀，是系統地讀、全面地讀、內在地讀；用，則是讀的行動的提升。有效的讀，解決“如何用”的問題。故此“時代之讀”和“歷史之讀”貴在建立“時代之用”的規定——繼承而創新，其內涵即是“用的狀態的《資本論》”。對癥亦知須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一方面，因為《資本論》作為經典，作為“歷史作品”，作為“科學作品”，作為經濟學“經典中的經典”，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方法、為邏輯、為學科規范，乃為后世之經濟理論研究樹立了典范；閱讀新時代語境中的《資本論》，最有價值的一點恐怕就是，通過還原馬克思的學術精神和寶貴的方法論財富，以達到“為我所用”之目的。另一方面，重讀《資本論》的前提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以用托體，是“時代重現”“民族重寫”雙重意蘊上的一次深度的理論建設行動；它的最終目的是造成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的“涌泉之流”，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帶著時代規定的續寫和重寫意義的讀必定是在讀中“呈現”和讀中“再創造”。故此今日之中國人的《資本論》閱讀，勢必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價值取向，從中擷取行動“新思想”，亦必然以“中國辯證法”和“中國政治經濟學”為基本的根據，如此方能使與時俱進的“《資本論》閱讀”既可面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情況、新變化，也可從容面對中國新時期發展的諸多問題。

今天之重讀行動乃是體現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的社會主義新時代思想。讀和用歸根結底在于托出“歷史之體”“行動之體”和“學科建設之體”。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論》應作為“社會科學的歷史系統科學”的學科工作規定看待，這種新的學科的分類方法和劃界的標準，將為研究《資本論》帶來新的啟發。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15YJA790073）。

　　作者簡介：許光偉(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從事《資本論》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

　　青年合作者：許明皖同學。出生于1999年10月，男，安徽合肥人，四川大學在讀本科生。

【注釋】

[1]許光偉：《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煉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J]，《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年（8）.

[2] 許光偉：《資本論》的藝術高度：社會客觀批判——關于“商品批判”和“資本批判”的歷史辯證法[J]，《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16（1）.

[3]光偉、許明皖：國學感召與《資本論》在今天——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3）.

[4] 竇宗儀：儒學與馬克思主義[M]，劉成有譯，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1頁。

[5] 馬恩全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頁。

[6] 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M]，方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79: 20-24.

[7] 150年后為何重讀《資本論》：用馬克思的方法面對新情況[OB / OL].（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DaWei-HaWei/2017_06_07_411977.shtml.

[8] 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M]，劉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9.

[9]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 820.

[10] 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M]，劉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 359-360.

[11] 費徹爾：馬克思：思想傳記[M]，黃文前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95.

（責任編輯  陳琰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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