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如果說圈占農村的土地等生產生活資料，迫使農民成為廉價勞動力，是經典的圈地運動；那么，在精神層面將農村掏空，使農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動拋棄農村的傳統與價值，可以稱為精神圈地。潘毅認為，正是在兩種圈地方式的綜合作用下，中國農民無處可逃，又無處可去，只能通過外出打工勉強生存。這種惡性循環給農民工帶來了一系列殘酷的生活體驗，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憤怒和反抗的政治。

　　(圖片來源：Dante Terzigni Jr. )

　　無論走到哪里我都高興不起來。不管我到哪里，我都無法讓自己平靜，無法讓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個32歲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為迪斯尼供應玩具的工廠工作

　　如果說第一代工廠女工曾經歷過折磨、焦慮和身體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樣尖叫，將自己的身體變成武器用以對抗一個時代，那么在新世紀初，第二代農民工已經下定了決心要采取行動，要開展集體斗爭。

　　中國新工人階級日漸復雜的斗爭已經到了第二代工人。愛德華·湯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經典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道：階級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既取決于主觀能動性，也取決于客觀條件，它體現了歷史性關系的概念。世界勞工史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形成與成熟往往在進入工業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中得到實現。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難和不滿的極限并不會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現，而是會降臨在之后的幾代人身上。這就是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它通過剝奪農業勞動力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將他們轉化為城市中的產業工人;事實上，這是一個貫穿于世界資本主義歷史的主題。

　　在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和工業化社會的過程中，它重現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普遍現象。但是，中國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無產階級化過程是獨一無二的：為了將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納入全球經濟，農民工雖然來到了城市，卻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為新工人階級被剝奪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權利，所以對他們來說工業化和城鎮化是兩個極不相關的過程。總之，是城市生產和農村再生產之間的空間分離形成了中國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過程。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歷程(或者稱其為半無產階級化)，它導致第二代農民工對自身越來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說，變成“農民工”(工業社會下的“準”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擾的打工者，經常性地陷于一種生理和心理意義上的流浪狀態。在我們過去十年在深圳、東莞研究中，幾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數年齡在16歲到32歲之間——都有著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經歷。大多數人已經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幾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認為他們有機會留在城市。對第二代農民工而言，城市和工業文明的大門仍然是關閉的。農民工無處可去，也無處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詩歌所表達的：“你說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選擇了打工這條路，就注定成為什么也不是的結局，因為你既不是一個農民，也不是一個工人。你將永遠是農民工，陷在農民和工人之間的某種人——一種始終處于未完成的社會身份。

　　阿辛的故事：階級的內傷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時代長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顧父親的反對，決定放棄復讀：“我知道有人復讀了七八次都沒有成功，最后崩潰了。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也許我應該試試其它出路了”。阿辛還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經濟資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畢業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僅能夠掙錢養家，還能培養一個人的個人獨立，幫助他實現自由。農民普遍渴望能進城打工、追求自由，這種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強烈。在中國，無產階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驅動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個有200多戶人家的村子，村里幾乎所有達到勞動年齡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戶甚至舉家遷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終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廠里找到了工作。這里的勞動條件與其它工廠一樣殘酷。試用期結束后工資漲到每天8塊錢。這家小工廠負責生產電視天線轉換器，在這里阿辛每天從早上7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中午只有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比高強度的勞動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監工對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監工讓阿辛去搬地上的一個焊接器。焊接器才剛剛融化，所以溫度非常高。阿辛是個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險，沒戴手套就去撿那個零件。結果所有的手指都被嚴重燙傷了。阿辛回憶道，“當時監工就站在旁邊。他哈哈大笑，眼睜睜地看著我受傷，而且根本不幫我處理傷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這家工廠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賦予了這一代人流動的自由，他們可以自由選擇是為外企工作還是為私營企業工作。改革讓這一代人釋放了改變自我的渴望，但是為了實現這一渴望，他們不得不向工廠老板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辯證之處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農民，從而將他們變成了勞動力;另一方面改革卻又限制了農民在工業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選擇離開或者繼續工作。但是他一旦開始自由選擇，馬上便發現失去了前進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個永久的過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覺，感到自己無處可去。

　　阿辛繼續向我們講述他在工廠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幾個一起工作的老鄉實在受不了了，打算辭職。他們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沒答應。我想繼續工作，直到領到工資為止。我們在車間門口談了大約十分鐘。后來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監工說了些什么。當我回到車間時，監工什么也沒問就對我說，“明天你不用來了”。然后我就跟給我介紹這份工作的老鄉說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們本來應該給我49塊錢的，但是卻一分錢也沒給我。老鄉說，“你還敢要錢!沒被罰錢就不錯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沒拿到就帶著行李離開了工廠：

　　那段時間我沒有暫住證。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搶劫。晚上我無處可去，只能去電影院……過了11點，電影院就開始放夜場電影，門票只要3塊錢。于是這個可以容納100人的放映廳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覺的地方。有時睡覺的人太多了，甚至連腿都伸不開。到了早上6、7點我們就必須離開了。就這樣我在電影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數農民工第一次進城打工的經歷。在深圳一家電子廠工作的女工阿敏說“我從第一份工中學到的是，我們是沒有自己的權利的。老板有權要你走，但你卻什么權利都沒有”。

　　不歸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說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們跳的是疼痛和憤怒……

　　是誰將我們的人格、尊嚴……

　　這些細骨伶仃的胳膊擰下來

　　在異鄉的土地上無助地蠕動、掙扎“

　　——《再寫蚱蜢》一位年輕的工人寫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兩年后，阿辛決定回老家。他告訴我們“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別人還是不把我當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來。我還能指望什么呢?我沒有錢，也沒有其它東西可以依靠。我寧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無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繼續待下去有什么未來或前途。

　　兩代工人階級一直都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是外出打工還是留在農村。根據2007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關于返鄉農民工就業情況的調查，在28個省的301個村莊中，返鄉農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農民工總數的23%，而在返鄉農民工中，16%的人參與創辦了農村企業或者開始務農。

　　阿辛向我們講述了他當年回鄉的情景：

　　當我回到家的時候，村里正忙著播種。我為腦中盤算著的計劃而感到興奮。我承包了一塊荒地，準備做點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著覺，腦子里總盤算著我的計劃，如果我能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規模，就能發財，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證明回家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阿辛開始動員親戚和鄰居，有人為他提供拖拉機和勞動力。他大概能得到20畝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創業計劃。阿辛決定種西瓜，因為這種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場上也很暢銷。然而，就像農村經常發生的那樣，天有不測風云。由于連日大雨，西瓜過快地成熟，甚至來不及出售就已經爛在了田里。阿辛的父親很有經驗，他深諳農業生產和市場波動的風險，所以從一開始便反對阿辛的承包計劃。他背著阿辛勸其他人撤回土地。僅僅幾個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幾千塊的積蓄。

　　阿辛的這種經歷決不是個別現象。在那些決心回鄉做點小生意的農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終回到了農村。而在那些最終返鄉務農的人中，我們在深圳和東莞見到的大多數以失敗告終。

　　阿辛別無選擇，只能再次離開老家。這次回家他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但也只能將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來到深圳。在開往深圳的火車上，他無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賺錢，于是就進入了一家生產手工藝品的工廠，每月工資800元。試用期結束后，工資有所增長。在這家工廠干到第三年(2002年)時，阿辛一個月已經能拿到1700塊了。有時加上加班費還可以掙到3000塊。

　　阿辛能夠成為熟練的師傅并拿著較高的工資，可以說是十分幸運的。但是，不知道為什么，他從沒在工作中得到過快樂。如果說追求物質回報是工人階級的共同訴求，那么對于阿辛來說，這種訴求已經沒那么重要了。工作對于阿辛來說已經失去意義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樂，我的心永遠不能平靜下來，我總覺得應該干點大事”。

　　擺在第二代農民工面前的選擇非常有限：“當我出來打工時，我很想家。可當我回到家時，我又想出來打工”。只有一小部分農民工愿意回鄉發展，但跟阿辛一樣，他們回不去了。大多數第二代農民工都已意識到，回到農村“無法發展”，他們再也“回不去”了。對于農民工來說，“種田沒有錢賺”已經成為了一種共識。事實上，他們蓋新房的成本，結婚、教育和醫療的開銷，以及購買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時賺的錢。除了三餐外，勞動的社會再生產，包括住房、穿著、教育和醫療，幾乎都得依靠他們打工賺的錢。

　　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農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農民工成長于一個生活條件相對較好的時代，他們的眼界更為開闊，對于染什么顏色的頭發，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為津津樂道，但是他們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難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幾、二十幾歲的農民工，不論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幾畝田，不知道種田能賺幾個錢。他們更渴望想盡辦法留在城市。他們知道，打工(為老板干活)并非長久之計，很多人因此夢想有朝一日能當上老板。第二代農民工難以實現的個人期望，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往返時遇到的無盡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無處宣泄的憤怒與不滿。

　　結論

　　改革再造了中國，將中國打造成為“世界工廠”。同時，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國工人階級政治。沿著一條特殊的無產階級化道路，第二代農民工已經逐漸意識到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并將參與到一系列的集體行動中來。第二代農民工的準社會地位，使他們有了比第一代農民工更為強烈的憤怒和不滿。他們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完全無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鄉回不去。精神與實質上的“圈地”跟中國農民工尚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緊密相連，是由城市生產和鄉村再生產之間的空間隔離導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們對農村生活和車間斗爭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經歷既是個人的，又包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他的經歷既跟工廠有關，也與農村相關。阿辛頗有主見的父親盡其所能阻止兒子回鄉創業，這點可能比較特殊。然而，就回鄉創業并最終失敗而言，阿辛的經歷又與很多農民工類似。失敗迫使他們再度外出打工，這個過程永無止境，無產階級化過程永遠無法完成。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改革和城鄉二元分裂激起了人們逃離農村的欲望，但逃出來后農民工也只能在工廠艱難打工，當他們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時，往往又會萌生返鄉的念頭。但是對于已經返鄉的農民工來說，他們無處可去，只有通過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這種惡性循環給農民工帶來了一系列殘酷的生活體驗，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憤怒和反抗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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