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解開這樣一個悖論：在中國正努力將自己變為“世界工廠”的時代，我們卻發現一種仿效階級失語的趨勢，其代價便是壓制那些在全球化生產中遭受剝奪的打工妹或打工仔這一新階級的興起。我們力圖探索新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所推動的“追捧全球化”霸權計劃的微妙之處。這一悖謬的過程還體現在“階級與革命”的歷史性之中，一種源自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特殊的階級斗爭實踐。對階級斗爭的譴責為全球化時代階級話語的消逝鋪平了道路，因此，我們發現了中國階級形成的一種雙重異化（如果不是創傷的話）。首先，是毛澤東時代對“階級”和“階級斗爭”自上而下的表述；其次，是改革時代階級話語的突然消逝。這種雙重異化既是政治力量發揮作用的結果，也是社會結構制約力失靈的體現——它否定了快速變遷的中國社會中已經產生的關系。近年來有關社會分層和不平等的討論取代了階級話語，實際上是對“階級斗爭”概念的否定，同時也是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西方階級分析終結論的呼應。韋伯式的分析看似不偏不倚，合乎邏輯，既意識到現有政治體制內在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緊張”，又肯定了解決問題的改革體制。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到韋伯式的社會分層研究，這一“自然的”轉變背后，是對于退回到中國式社會主義（被視為“同等貧窮、政治動蕩和極權主義”的同義詞）的真正恐慌。新興的中國工人階級，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個到處飄蕩的幽靈，沒有聲音、沒有身份、沒有棲身之所。

　　階級的掏空

　　“階級”的語言已經被悖謬地淘空，它像過去的一個亡靈，雖已死去，卻盼望復活。我們困惑于這樣一個奇怪而又殘酷的生活經驗：對于中國工人來說，階級的生活經驗非常明顯，然而階級話語卻被嚴重地壓抑。階級話語不但被新自由主義的霸權計劃所取代，并且同樣遭到許多普通民眾的反感和厭惡，后者不僅是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有時竟包括工人階級自身。原本有可能表述階級認同和集體性的階級話語，被階級主體自身的自我譴責進一步窒息。

　　這里我們觀察到從毛澤東時期到后社會主義時期中國階級的簡要譜系，我們進一步對照城市工業區農民工的斗爭，以理解全球化時代中國工人階級“消解”的含義，以及自我形成中的斗爭。我們認為，在對中國人口和勞動問題進行政策和制度控制方面，階級話語缺失癥(discursive dyslexia)發揮著重大作用，它不僅限制了勞動力流動、工作機會、居住地，而且阻礙了工人階級自身的形成。“未完成的”階級由那些被稱作為農民工的新工人主體所構成，它體現了一個在當今中國不可能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當階級語言已經消逝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新的中國工人階級正破繭欲出。當代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形成，受到這些話語和制度性因素的結構性約束。

　　毛澤東時代“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獨特之處在于，是政治力量而非市場力量控制著整個進程。首先，毛主義對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做了重新解釋，將農村的階級斗爭提高到和城市同等重要的地位。早在1926年，毛澤東就在他著名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提到，在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分析的目的是要區分共產主義革命的敵人和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工業無產階級。”然而，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為數不過二百萬左右，“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盡管毛澤東對工業無產階級的革命參與寄予厚望，但他非常清楚這個階級規模太小。實際上，后來的革命及抗日、解放戰爭所依靠的主要是農民，毛澤東將他們劃定為“半無產階級”，看作是無產階級的最堅定同盟。

　　然而解放之后，不是廣大的農民，而是城市中的工人被稱作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并因此成為新中國的主人。新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之一，就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革命而堅持階級斗爭。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初生狀態不同，在毛澤東時代國家命令經濟的背景之下，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只用了很短時間;相比之下，英國或其它歐洲國家的工人階級，則是在市場經濟下經歷了至少半個世紀才形成。國有和集體企業迅速建立，出于抵御西方入侵的考慮，重工業獲得優先發展。國有和集體企業還被塑造成“大而全”的“單位”，為新工人階級提供就業、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多重保障。國家無所不在，干預生產、再生產、消費等各個環節。當計劃經濟實現之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無產階級化過程也隨之完成。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除階級，而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后，作為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先制造出一個工人階級從而使其政治權力合法化，每個中國人都被安置一個“階級成份”。表述政治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它不費吹灰之力就制造了一個顯而易見的誤識，將自在階級演繹成自為階級。

　　正如汪暉正確指出的，階級概念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里體現了雙重含義：一方面作為一個激進的圖像，在永不停息的階級斗爭中重新激活(reactivating)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另一方面作為一個階級地位的標志，去為每一個中國人定位，結果產生了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對毛澤東階級概念的這一政治表述，導致一個“階級認同的本質主義論述，它證明激發自下而上的政治轉型是不可能的。相反，它成為最具壓制性的權力邏輯，構成隨后發生的派性斗爭的基礎。隨著階級話語單一性范圍的不斷擴展，‘出身論’或‘血統論’成為對作為中國革命核心的主觀主義和能動主義世界觀的否定和背叛。”因此，1949年中國解放之后，全國人民都被強加一個階級身份，其分類根據是解放前的“階級”背景：在農村地區是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在城市是革命干部、革命軍人、專業人員、工人、商店售貨員、小資產階級、工商業資本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貧民、流浪者等等。1955年和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城市里的這些階級類別很快地簡化為兩大階級：干部和工人。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只有兩大類官方的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級和階層的含義已經不能夠清楚地界定。

　　對于許多中國人，尤其是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而言，是階級概念的“激進”一面——發展為1957年反右運動和隨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不斷的階級斗爭——引發了一場名為“階級斗爭”實為派系斗爭的難以想象、難以控制的混亂。階級斗爭的“激進”一面源于通過自我改造來踐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信念，它是激進的社會轉型的主觀基礎。階級概念“保守”的一面則以僵化的階級分類進一步限制階級斗爭的受害者，配合出身論和血統論的單一性話語，創造出階級決定一切的宿命論。對“階級”概念的雙重闡釋，不管是在“階級斗爭”還是在“階級身份”意義上，都導致階級的結構性脈落完全被剝離，換言之，自在的階級被當作自為的階級，階級的實存性被否定。“階級”在中國變成了一個幽靈，被剝離了自身的“斗爭”，反而把“政治”作為自己的代言人和歸宿。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鴻溝太大了。階級的幽靈，沒有自身的化身(embodiment)，連顧影自憐都不可能。

　　當中國于1980年代初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毛澤東所建構的“階級”語境在改革時期的中國被迅速擊得粉碎。中國的無產階級，先是被“政治”制造出來，然后被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工作和階級位置填充結構性內容，現在到了要被趕走的時候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和政府官員一起，轉向新自由主義的現代性話語，毛澤東式的“階級斗爭”話語被永遠地拋棄，中國工人階級的特權地位亦被否定。中國階級歷史的悖謬是，正當階級宣告消逝的時候，一支由涌進新興工業區和開發區的農民工構成的勞動力大軍正在快速形成。這些地區成為想利用中國龐大數量的廉價勞動力的全球資本的基地。因此，一個由來自中國農村的數量龐大的農民工構成的新興的工人階級呼之欲出。然而，這一新形成的中國工人階級，當其作為一種階級力量要誕生的時刻，卻遇到重重障礙。當自在的階級正在結構性地萌芽時，精英集團不但對工人階級沒有半點同情，反而試圖通過各種權力技術對它進行扼制。在“自為階級”的形成中，階級斗爭被再次提了出來。

　　階級的幽靈

　　如果說是毛澤東的革命理想在中國引發了“階級斗爭”以及“階級”的話，那么，可以說是改革宣告了階級的死亡，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性話語。1980年代早期的“傷痕文學”，起初只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知識分子對“文化大革命罪惡”的揭露，結果卻演變成對“階級斗爭”論的譴責，并迅速成為新精英政治意識形態的共識。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整個知識界被一項取代階級分析的、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階層的研究搞得不知所措。這項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團隊執行的題為“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及其演變”的龐大研究計劃，將構造關于社會結構的新的社會話語作為政治上的責任。這項研究以韋伯的“社會階層結構”分析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認為“‘階級’這個詞常常指涉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也就是，那些根據是否擁有生產資料而劃分的集團，這些集團在利益上擁有多方面的沖突，彼此通過對抗和斗爭產生聯系。這個詞使人們想起激烈的社會沖突、動蕩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斗爭，一些學者和群眾對這個詞懷有敵意，希望拋棄它。”這項研究的結論是當前中國社會分化為十大社會階層——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失業和待業人員階層。所有人都高興的是，現代社會結構已經形成，“不同于傳統的社會，現代社會的階層結構不是金字塔型的，而是橄欖型的，其中大多數社會成員位于中層和中上層的位置，一少部分群體位于上層或者相對靠上，另一少部分群體屬于最底層。”

　　“階級”這個詞在報告中一次也沒有出現，相反，中國社會被描述為一個橄欖型的富裕社會，完全無視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所創造的不斷成長的工人階級。并不是所有的中國社會學家都同意這樣的結論，即中國社會已經成為橄欖型社會，達到富裕和諧的狀態。在社會分層的理論框架下，更多人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是金字塔型的，大規模的中產階層在中國并沒有出現。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緊張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為至今還沒有被稱作中間階層的政治安全閥，可以去平衡隨著新興工人階級而來的高度分層的社會。正像社會學家李強所指出的，“因為長期缺少中產階級，‘社會緊張’ 在一段時間內不能被輕易消解。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積極地為中產階級的成長培育社會環境。”李強的終極關懷是為中國的改革制造一個社會穩定的局面，使改革進程不會被任何社會沖突，尤其是階級沖突所打亂。

　　二十世紀后期，當西方再次和東方相遇時，階級的死亡過程被復制。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始，社會科學領域的西方學者專注于宣告“階級”分析的死亡，很快并且很自然地轉向韋伯的社會分層分析。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不但在后社會主義的中國，而且同時在后工業社會的西方社會死亡了。西方社會的學術界宣稱消費、閑暇、運動、性別、種族等等應該成為新的社會研究的焦點。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英美學術圈，關于階級和勞工的研究變得過時;研究這一問題的人無法逃脫被描述為死硬的(die-hard)馬克思主義者的命運，意思是他/她只知道埋頭研究而搞錯了歷史的進展。一個缺少批判性的產業工人群體的西方社會，似乎意味著一個沒有階級和勞工的社會。階級從來不是一個值得關切的社會問題。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轉向進一步將關注的焦點從生產關系領域移到公民社會和消費領域，至多是對于中產階級和消費的研究。說后結構主義研究無助于我們對階級和勞工的理解，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尤其是涉及到行動者和主體性等問題時更是如此。然而，在西方“階級分析”死亡的論述充斥各個角落。關于階級和勞工的研究發表得越來越少。歷史系、社會學系和政治科學系曾經把階級當作關注的焦點領域，但到二十世紀末，已經找不到一個階級和勞工研究的課程。當然，悲傷并不管用。主流的中國學者對于這一“事實”反而感到高興，并且尋求把西方階級分析的死亡這一宣稱作為自己的庇護所。

　　受西方學者極大的影響，新千年之后，尤其是在社會學家中間，對于中國社會的社會分層和不平等的研究迅速增多。由于階級在東方和西方的雙重死亡，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分層這兩個詞被用來取代“階級”概念。四個代表性的話語是孫立平的斷裂社會、陸學藝的中產階級社會、李強和李培林的中國社會碎片化趨勢，以及李路路的結構化理論。陸學藝在題為“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的研究項目中，以中產階級社會話語為社會和諧和社會流動提供了概念性指導，除此之外的其他三個人的研究都試圖說明改革社會的結構性缺陷、斷裂或是碎片化使貧富之間社會分化成為無解的難題。表面上看是漸進的話語，這些爭論所圍繞的中心是市場改革以及它如何產生出財富分配和社會沖突問題。然而，所有這些話語反過來又向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尤其是將焦點放在國家在解決社會沖突中的作用，因為國家依然是能夠監控市場的最有力的政治機制。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市場需要法律和政治來規范。

　　在《遠東經濟評論》的一篇訪談中，被西方記者稱作中國左派學者代表人物的著名政治學家王紹光談到：“我把它(改革)稱作‘大轉型’。除了經濟政策外，中國現在第一次出現了社會政策……在社會主義時期，經濟和社會是嵌入在一起的，然后開始分開，現在又重新聚合。這尤其體現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王很高興看到中央政府重新介入社會領域，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急切的經濟改革中，國家從諸如醫療和教育等領域退出，遺留下巨大的不平等，現在開始被彌補。”

　　上述論述都涉及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問題叢生”的社會，但在這些論述中，“社會”和“社會反抗”概念卻近乎缺失。在中國社會學家和知識分子那里，社會政策是用來平衡經濟改革的東西。這些話語所包含的針對社會不平等的聲音，在最近這些年導致了一門所謂的公共社會學的出現。在我們看來，這正是中國社會學歷史內在的一部分。公共社會學實際上是中國社會學的特點，當國家要求社會學家參與改革的時候，這一特點就被創生出來。{14}事實的悖謬之處在于，這是沒有社會的“公共”。在“公共”的名義下，大部分社會學家或知識分子在經濟改革和全球化背景下僅僅能夠談論權力，期望出現好的政府(甚至不是好的治理)。當然，“階級”概念常常被公共社會學關于社會不平等話語的論述實踐所壓制。

　　然而，正是在這一矛盾的歷史時刻，用德里達的話來說，馬克思的幽靈回來了。它必須回來。正如德里達所言，“反對意見似乎是無可辯駁，但是無可辯駁本身就表明：這個正義獲得了新生，它超越當下生命或其實際存在、超越其經驗的或本體論的實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種生命的延續。”{16}這有一種“視覺效應：我們無法看到誰在注視我們”，但“這個幽靈般的存在的確在注視著我們”。正當“階級”被剝奪了語言無法發聲的時刻，一個新的中國工人階級正在掙扎欲出。這個幽靈般的他者縈繞著、凝視著它自身，卻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以一種歷史性力量？

　　社會兩極分化問題引發的怨恨情緒，農村和城市出口加工區急速增加的集體行動，成為不和諧的雜音，使得人們不能再繼續依賴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去推動不顧社會成本的經濟發展政策，平衡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成為一項政治決策。“和諧社會”建設需要一種關于城市社會和農村社區的新的“想象”，并且需要將工人階級(包括數量已經萎縮的城市工人和廣大農民工)重新團結起來。

　　正是在統治話語發生新轉變之處，我們觀察到階級話語的回歸。這又制造出另一個諷刺：國家宣稱數量龐大的農民工是產業工人隊伍的一部分，在2003年和2004年的官方話語中第一次承認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2004年之初，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題為“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的“一號文件”，公開聲稱“農民工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受到國家的保護和享受基本的公民權。和諧社會和對新工人階級的承認看起來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國家現在試圖用國家保護和公民權的自由話語堅決地規避(circumvent)這個問題。有意思的是，與這一統治轉向相伴隨，出現了一些期待已久的中國學者關于新工人階級形成的學術研究。吳清軍2006年的論文“西方工人階級形成理論評述：立足中國轉型時期的思考”首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處于轉型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否形成像十九和二十世紀的英國法國那樣的新工人階級?如果新工人階級形成了，它對中國社會的長期影響將會是什么?通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沈原為當今中國社會兩種類型的工人階級形成模式提供了宏觀的話語——一種是沿著博蘭尼的關于脫域的市場對社會的專橫以及勞動力商品化的循環過程這一論述歸納出的，另一種被馬克思的資本主義階級理論所型塑，即資本主義通過對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的剝奪，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勞動剝削。前一個用來理解國有企業工人的勞動斗爭，這些工人的生活正經歷著不斷脫域的(disembedded)市場和中國社會快速的勞動力商品化過程的沉重打擊。后者用來理解那些在沿海地區外資或私人企業中工作的農民工，作為正在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他們的生活被新集體宿舍式的工廠體制所控制，除了向資本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

　　2006年標志著中國大陸階級研究的再現。當吳和沈忙于闡釋當今中國新工人階級的興起的時候，另一些人卻傾向于消解這一新生的工人階級。最有代表性的是于建嶸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認為歷史和政治地形成的中國工人階級是“迷失”的。以對安源工人長達四年多的歷史和民族志研究為基礎，于激動地宣布，安源煤礦工人的集體行動不是沿著階級路線組織起來的，因此那些工人的行動只能被界定為“非階級的集體行動”。{20}

　　雖然于建嶸同情地呼喚中國工人的政治合法性，鼓勵他們合法地組織起來，形成他們的階級意識，依靠自身完成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但他從根本上低估了中國工人階級理解他們在與資本、國家、新興中產階級和城市精英的關系中形成的自身階級處境的能力。“迷失”的階級是于建嶸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描述，并將其看作是來自他對于安源煤礦工人斗爭深入和實證研究的一個科學結論。他的良好愿望是保護中國工人階級的成果，使之免遭一些烏托邦知識分子計劃的綁架，這卻使他誤入一個理論和經驗的死胡同，以至于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在本體論上就是“迷失”的，當前的斗爭本質上是非階級取向的。這種去政治化過程的意外后果可能不是于建嶸的初衷，因為他急于保護工人階級自主形成的“可靠性”。

　　另外兩位大陸學者，許葉萍和石秀印則認為，如果工人的集體行動和勞動組織能夠被吸納入現有的政治體系，中國新工人階級可能會被消解。他們說：“工人階級可能會形成，也可能不會形成。它是否形成取決于社會能否把工人吸納進現有的體制，通過對現有體制的調節，讓工人相對于其他社會階層獲得相對的公正。如果工人不能夠被納入既存的體制，或者如果他們僅僅在形式上而非實質上達到他們所認為的公正，那么馬克思意義上的工人階級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

　　表面上是同情工人的需要，認可他們合法組織起來的權利，然而許和石保護工人權利的迂回路線卻導致對現有體制的公正化，剝奪了工人階級形成自己的階級的權利。

　　一個新階級主體？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考察了中國階級政治和階級話語中的一些歷史性悖論。我們首先見證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國大陸新工人階級結構性地形成時階級話語的失語。階級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圍的學術界。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新千年開始流行的社會分層概念完全取代了階級概念，導致當今中國不可避免的去政治過程。我們還試圖還原階級話語消逝的歷史過程，發掘根源于毛澤東“階級和革命”時代的階級連續和斷裂的結構的奧秘。中國知識分子的當代實踐和他們關于社會分層與社會不平等的研究進一步扼殺了階級話語，抵消了在快速變遷的中國社會中形成的對階級沖突的新理解。中國對“階級”概念的譴責伴隨著西方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對階級分析死亡的宣稱，服務了改革的意識形態。現在對階級分析的重現，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同樣延長了一個去政治化的話語，消解了對中國向全球資本主義轉型的可能的批評。

　　社會主義時期的毛澤東理論極為重視人類行動者及其創造性，并因此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社會的分析相對立。階級概念對于中國農民來說無疑是陌生的。中國農民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基礎，然而共產黨堅持聲稱自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政治象征與階級主體之間關系的恣意性如此明顯，使得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看上去倒像是一場“后現代工程”，遠遠早于后現代主義進入社會分析領域。能指和所指的差異如此巨大，既維持了“階級”話語(這套語言對中國人地位的構造產生了持續而巨大的影響)，又同時使得“階級”話語不再具有實質意義。難怪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符號需要不時地借助群眾運動來彌合這種差異性。因此，不能將以“階級”為身份的中國人看作是一種扭曲，而是對主體位置的一種質詢，它需要比經濟或者物質更加強大的一種力量。

　　中國新工人主體(打工妹或打工仔)的形成，他們的斗爭、獨特的色彩和活力、多重的場所，不再能被描述為或者政治化為單純的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斗爭”，因為在當代中國，打工主體經歷著、理解著、行動著并且規劃著他們的人生軌跡。在追求全球化的中國，國家和資本的霸權話語稀釋著階級話語的力量，但這并不意味著階級分析已經過時。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對于中國社會中的資本家和新興精英來說，重構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是一個當代工程。階級分析的消逝可以隱藏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因而是新霸權的政治策略。為了給強調個體主義、專業主義、機會平等和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話語掃清道路，階級話語被徹底壓制。因此，“階級”的歷史在中國被雙重取代，首先是被國家，其次是被市場。階級作為一個“符號”的幻覺是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它使得在急劇變革的當代中國社會，階級實踐的意義無法呈現出來。

　　只有扎根于底層階級的經驗，譬如通過分析宿舍勞動體制下(中國打工者們親身抵抗資本和市場的地方)的日常微觀政治，階級分析才可能作為一種社會斗爭的武器重獲活力。新的中國打工主體必須活出自身的階級經驗，作為其具體的生活斗爭的一部分。如果中國人曾經被自上而下地強加一套陌生的階級語言的話，那么，在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現代性工程的交匯處出現的新型主體(打工妹/打工仔)，正急盼著“階級分析”的歸來。如果“階級分析”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套死亡了的話語，在后社會主義中國重新凸顯新的“打工”主體，就是一項及時的工程。我們希望工人的集體宿舍，作為控制和反抗的微觀空間，同樣能夠為這一新的工人階級開創一個改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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