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濤，原名侯錫九，1938年參加新四軍時改名宋濤。改名的過程頗為有趣，新四軍支隊政委鄭位三要求新入伍的幾位青年學生改換名字，當時他們正在一個松樹林里，各自考慮怎樣改名。侯錫九聽到風吹樹林之音像波濤之聲，就取名侯松濤。報上去后，鄭位三政委將侯姓去掉，又將“松”改為“宋”。從此就改名宋濤。

　　宋濤從一個高中學生投身革命，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后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是新中國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和人才培養者，是新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一代宗師。

　　宋濤有多方面的知識結構，他先讀了八年私塾，打下了較深厚的國學基礎，從《三字經》《百家姓》讀起，一直讀到《論語》《孟子》《詩經》《禮記》《春秋》《古文觀止》和唐詩等。參加革命后，又從新四軍轉赴延安、入陜北公學，畢業后當做過培養革命干部的中學教師，既講授政治課，又教文化課，如生物、化學、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等。他認為，當教師必須有真才實學、真知灼見。他感到自己的知識基礎不夠深厚，就抓緊時間學習多門學科，邊學邊教，既提高了學生政治文化水平，也提升了自己的知識結構和水平。

　　宋濤先后任教于華北聯合大學、華北大學，擔任過華北聯合大學的經濟系主任，并講授政治經濟學。1948年，原晉察冀邊區的華北聯合大學與原晉冀魯豫邊區的北方大學合并為華北大學，地址在河北正定，由吳玉章任校長、宋濤擔任一部(政治班)第一區隊的隊長。

　　我是1948年冬到達華北大學的，正好編入宋濤任隊長的第一區隊十九班。那時，宋濤剛34歲，但已成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我聽他作報告，態度謙和、循循善誘，講革命道理和黨的政策，溫文爾雅，有長者之風，深受教育。

　　1950年，中央決定以華北大學為基礎，成立中國人民大學。宋濤任經濟系主任，我是經濟系的學生。當年7月，成立直屬校部的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培養研究生，并選拔一批教師為全校各系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宋濤被調任教研室主任，我被選入教研室做研究生，近距離地受到宋濤的教誨。

　　當時的研究生既有青年學生(大多為大學生)，也有從全國多所高校和有關部門選送的教師和干部，如復旦大學的蔣學模、北京大學的張友仁等，還有個別老教授，共30多人。從1950年起，有多位蘇聯專家來授課，宋濤當時任校黨委常委，既要花不少時間參加各種會議，又要接待和安排蘇聯專家的教學工作，還要處理教研室的各種事務，親自給學生講課。他對研究生的學習要求很嚴格，經常指導與考察，要求讀《資本論》做筆記等。

　　1956年，學校成立新的經濟系，由宋濤任系主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成為經濟系下屬的一個單位，另設有多種經濟學科的多個教研室。但繼續為全國高校培養政治經濟學專業人才的任務沒有放松，除招收政治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生外，還繼續開設研究生班、教師進修班和學習班。從1962年到1964年，還開辦兩期《資本論》研討班，學員都是來自各高校的骨干教師。

　　改革開放后，宋濤擔任首屆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培養了數十位有才華的博士。宋濤的一生大部分時間用于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培養人才。他的學生歷經幾代大都成為棟梁之材。

　　二

　　宋濤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生活簡樸，淡泊名利。他一心關心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的利益，關心馬克思主義的堅守和發展。教育部幾次請他出山擔任其他高校的主要領導工作，他都辭謝了。他安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工作，安于在中國人民大學為國家培養人才的教育事業，安于30多年的清貧人生。

　　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宋濤兼任《光明日報》經濟學版的主編工作，寄給他的編輯費，他分文不用，交給教研室秘書保存，準備公用。這筆錢一直積攢到“文革”期間，他被作為走資派打倒，這筆錢被人分掉，而宋濤等“黑幫”無資格分得一文。約在1954年，學校統計教師工作量，超工量的發超額工資，宋濤獲得700元超額收入。這等于當時他月工資的幾倍，但他全部交了黨費。

　　改革開放后，宋濤面對改革與發展的新階段，勤于寫作。1994年，他把自己十多年積存的稿費收入，全部用于設立“宋濤獎學獎教基金”，主要用于獎勵經濟系的優秀學生。

　　宋濤待人接物的風范也令人欽佩。他與國內諸多經濟學界老前輩，如許滌新、孫冶方、陳岱孫等，都相處融洽、互相支持。他對各路的老中青學者也具有凝聚力，胸懷坦蕩，團結共事，只對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觀點表達強烈不滿和反對。

　　1985年，教育部高教司倡導和組織建立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宋濤被推舉為研討會的領導小組組長，領導小組的成員是由八所重點大學的著名學者組成的，其中有吉林大學的關夢覺、北京大學的胡代光、南開大學的滕維藻和谷書堂、復旦大學的蔣學模、武漢大學的譚崇臺、西南財經大學的劉詩白、廈門大學的吳宣恭。我被任命為秘書長，后來又加入陶大鏞和陳征教授。

　　從1986年召開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直到2006年，宋濤一直參加了20次領導小組主持的論文評審會和20次大型研討會，沒有缺席過一次。而且，他帶頭搞好會風，自己每次會議都提供論文，不管是開大會還是小組會都按時參加，從不遲到早退。2006年，在西安召開研討會，他以92歲高齡主持會議。之前，他因摔倒碰破前額，貼著紗布。與會者從愛護其身體角度出發，建議他以后可以不再主持和參加會議了。

　　我把意見轉告宋濤，獲得他的同意。在閉幕會的主席臺上，我宣布這一決定，表示宋濤要與大家告別時，與會者全體起立、熱烈鼓掌，表示對這位領軍人物的敬意和難舍之情。此后，這一會議的領導小組交給下一代學者接班，不少后起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一研討會的學術活動。這與宋濤的領導和指導作用是分不開的。

　　宋濤一生擔任過很多重要學術和行政職務，但學生們只稱呼他老師或同志，我與同輩們也只稱他“同志”。

　　三

　　宋濤做學問重調查研究，重理論聯系實際，重理論是非由實踐檢驗，絕不隨風倒，真正做到了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中國人民大學老校長袁寶華贊揚他重調查研究、重理論聯系實際時，舉過一個例子：有一次，宋濤對袁寶華說，你搞的那個承包制可能有問題，大家有意見。袁寶華回答說目前沒有更好的辦法。為了深化改革，只能先走這一步，希望大家研究這個問題。宋濤到首鋼進行了一個多星期的調查研究，回來后對袁寶華說，看來現在搞承包制也有其道理。我曾同宋濤多次去外地參加學術會議，或應邀講學，一般都會事后去工廠和農村以及先進單位參觀和調查，以加深對實際情況，特別是對改革開放新形勢的了解。

　　在“文革”初期，宋濤是校內第一個被貼大字報受批判的“走資派”，說他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他對學生們的學習和考試嚴格要求，也被批為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許多污水潑向他，連他將超額工資交黨費、不追求名利也被批為偽君子，不斷被批斗。

　　隨后，我也被打成叛徒、特務，被關押、批斗。1968年，軍宣隊和工宣隊進校后，我和宋濤以及經濟系的其他十多人被關進“專政隊”，飽受污辱和折磨。后來，其他專政對象逐漸被釋放，最后只剩我與宋濤兩人仍被關押在一個大屋中。但這也給了我與他傾心交談的有利機會，增進了彼此之間的信任與關懷。我與宋濤一直到1971年在江西“五七”干校時還在受審查。宋濤是1972年才被宣布解放的，而我是1974年在北京才回到人民隊伍的。

　　宋濤幾經磨難，仍堅持獨立思考、不隨風轉的治學風格。他具有較敏銳的政治眼光和識別能力。

　　宋濤看到或聽到校內外的某些歪風邪氣和不良作風，特別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和各種腐敗情況，十分氣憤，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常向校領導反映校內的某些不良現象，甚至提出批評意見。他對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高校不重視甚至放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用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情況，非常憂慮。曾上書教育部相關領導，提出意見，并引起高度重視。

　　四

　　宋濤既是我國政治經濟學的大師，也是有遠見卓識、胸懷開闊的教育家。我做研究生時，就常聽他講要培養經濟學的拔尖人才，要出中國經濟學的“梅蘭芳”。他一貫主張搞政治經濟學，要有多學科的經濟知識基礎，如經濟思想史、中外經濟史等。

　　為此，宋濤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的經濟系主任時，就請來吳大琨教授創辦世界經濟教研室，又建立了國民經濟史教研室和經濟學說史教研室。無論當經濟系主任，或退下來擔任名譽系主任，以及后來成立經濟學院期間，他都主張經濟學的教師，既要深入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要掌握經濟的分析方法，如統計學和數學等，還應懂點自然科學的知識。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早在西方經濟學被稱作資產階級經濟學、只作為批判對象而不作學習課程的20世紀50年代，宋濤就認為，經濟學專業的教師應當學點和懂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內容。

　　1957年，在美國從事西方經濟學教學的高鴻業回國，當時正值“反右”，其他高校都不需要引進講授“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教師。教育部的一位司長找到宋濤，將高鴻業的有關材料交他看后，他認為，高鴻業放棄在美國任副教授的優越待遇回國，是愛國的表現，高老師是一位有才能的學者，答應引入人大經濟系。

　　當高鴻業到經濟系報到后，宋濤與高老師面談了幾點：一是不必參加“反右”會議，這是為了在政治上保護他;二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真讀好《資本論》;三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批判吸收西方經濟學中有用的內容，寫出教材。高鴻業遵從宋濤的指導，認真讀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他虛心學習，還曾借讀我在《教學與研究》發表的有關文章。

　　宋濤為了使經濟系教師增加當代西方經濟學知識，請高鴻業開設講座，他每次也參加聽講。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是很特別的一種舉措。高鴻業后來也成為著名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西方經濟學大家。他編寫的西方經濟學教材，多次再版。

　　20世紀60年代前期，孫冶方同志在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任所長。當時批判利潤掛帥，他卻主張企業應有利潤，利潤是牛鼻子，還批評“復制古董”等，使其處境不利。

　　宋濤認為，孫冶方的觀點沒有錯。孫冶方比宋濤大幾歲，兩人因常一起參加學術會議而相識。宋濤覺得他倆志趣相投，便請孫冶方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的名譽主任，定期來給教師進修班講課，沒有報酬，只管一頓工作餐。講了好多次。有的教師也去聽講，宋濤指定學生對孫冶方的講課內容詳細記錄，并印發大家。

　　“文革”結束后，孫冶方打電話詢問宋濤，他在人大講課記錄能否能找到，宋濤找到后送給了孫冶方。這正是孫冶方后來正式出版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的原稿。1984年，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了《孫冶方社會主義流通理論》一書，其中收入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講稿(1982年上半年在中國人民大學)》。

　　宋濤復職經濟系主任后，對“文革”中反對和批斗他的師生，一概不計較。還讓早期貼他大字報、批判他的教師，與自己合作，編著政治經濟學教材。特別是對揭發、反對過他的學生，寬宏大量、不計前嫌，認為這是當時特殊政治形勢下發生的事情，完全諒解。

　　宋濤老驥伏櫪，志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在搬到校外居住前，他作為90多歲的老學者，每天早上8點前到自己的單間工作室寫作與學習，每天把報紙上他認為有用的資料剪下來保存。他每周只休息一天，每天去工作室時提兩個暖水壺自己打水。對經常去拜訪他的學生和客人，熱情接待，但只談理論、學術問題和國內國際大事，不贊同閑聊，耽誤時間。他體恤下情，全校各方面人員都對他尊敬與關愛有加。我們本來相信他會高壽百年，沒想到于2011年2月9日，溘然仙逝，享年97歲。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科的指導”

　　宋濤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他研究的內容包括諸多方面，既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又研究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諸多方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他抓緊一切可用的時間，勤于寫作。

　　宋濤的研究方向和領域主要有六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的研究。他在論著中講：“我始終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科的指導。對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首先要弄懂弄通，不能一知半解、望文生義，要理解其精神實質，要聯系中國實際不能停留在書本上、言辭上。”他認為，《資本論》是一個理論寶庫，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指出了思路和方向。在這方面，他發表了多篇具有獨立見解的論文。如《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是不斷發展的科學理論》《實踐是檢驗經濟理論、經濟政策的標準》《〈資本論〉的市場理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經濟運行調節作用的比較》等。

　　第二方面是鄧小平理論研究。論述了鄧小平理論是我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認為鄧小平的經濟思想有許多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如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理論，鄧小平關于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論述等。

　　第三方面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這是宋濤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新特點進行分析和評析。在這方面，既出版了專著，也發表了多篇論文，如《新技術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等。

　　第四方面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研究。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特征;怎樣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背棄馬克思主義而發生了演變，批判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論述了蘇東演變的思想、政治、經濟等原因。

　　第五方面是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分析和論述了怎樣提高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怎樣實行自負盈虧;怎樣轉變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怎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

　　第六方面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問題的研究。如社會主義生產與生態平衡問題;調整產業結構問題;迎接運用新高技術快速發展經濟的挑戰問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問題等。

　　宋濤除發表大量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理論結合實際的論文外，還出版了三十幾本著作。他主編的《〈資本論〉辭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資本論〉與當代中國經濟》(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經濟學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馬克思經濟理論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當代帝國主義經濟》(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歷史探索與現實發展》(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等，都在經濟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宋濤很關心和重視國有企業的改革，反對貶抑國有經濟。為此，他與我合作共同主編了《40位經濟學家：關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多角度思考》。我們邀請雖持不同改革思路但都主張搞好搞活國有企業的知名學者撰稿。

　　此外，宋濤很重視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編寫工作。他強調教材的科學性和規范性，強調遵從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1959年為擺脫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的依賴，上級提倡國內自編教材，強調重視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指導作用。當宋濤審讀經濟系教師編寫的教材時，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他一看教材的章節目錄都是“全國一盤棋”“兩條腿走路”“土法上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等流行語句，主張作為教材的章節目錄還是用規范性的經濟范疇為好。有人竟說他是反毛澤東思想，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和“文革”中，這被作為他的一條罪狀進行批判。

　　改革開放后，宋濤親自主編政治經濟學教材，于1982年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到2011年已出版第九版，發行百萬余冊。他還和經濟系的其他教師合作、編寫過幾部政治經濟學教材。我也曾參與合作編寫過兩部，一部是內容較深厚的《政治經濟學》(人民出版社，1985年)，宋濤任主編，我與吳樹青任副主編;另一部是給廣播電視大學講課的講義匯編《政治經濟學》(紅旗出版社，1984年)。

　　2004年，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項目。我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組的成員。宋濤年老雖未參加，關心中央組織的政治經濟學的建設工作，他經常打電話問我工作進展情況、提綱有什么新內容、書稿寫作有什么問題、討論什么理論問題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編寫工作時間較長，數易其稿。他希望看到有關編寫的材料，我曾把編寫提綱和書稿的改動材料送他參閱，他希望能寫出有新意、高水平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但他始終尊重編寫組的工作。

　　本文衛興華，1925年出生，山西五臺縣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名學者，《資本論》研究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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