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遠未達到工業化國家的標準

　　歷經洋務運動以來一百多年的追求，中國仍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工業化現代化。

　　今天，盡管中國擁有了位居世界前茅的GDP總量，卻沒有取得可以在世界經濟、科技、軍事舞臺可以揮舞鐵拳的經濟質量，而GDP增長的代價是全國上下空氣污濁、污水橫流、腫瘤高發，民怨四起。這是為什么?

　　依靠外資、外貿和外匯打造出來的技術開發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區以及世界工廠，可以像化學膨脹劑一樣催大中國經濟體的脂肪，但沒有增強中國經濟的筋骨。不少學者和官員認為，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和德國，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可以不提工業化，而要推動城鎮化，發展自貿區等等，以此作為改革和開放的新內容。這是錯誤的。工業化的國家不同于“工廠化的國家”，工業化國家有著獨特的衡量標準，正如老虎和貓有著不同的衡量標準一樣。

　　如果說中國像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一樣已經屬于一個工業化國家，那么意味著：

　　(1)中國本土資本應該占據和主導著國內絕大部分產業部門而不是外資;

　　(2)各個產業的前三名企業是中國本土企業而不是外企;

　　(3)中國的裝備工業可以持續武裝國內各個產業并保障這些產業擁有全球競爭力而不是依靠進口;

　　(4)中國企業在各個產業領域應該引領全球科技創新和技術革命而不是跟隨;

　　(5)中國企業背靠大國市場和大國優勢應該擁有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采購話語權而不是寄人籬下;

　　(6)中國企業憑借規模優勢和技術優勢應該主導流通領域并掌控下游產品的定價權而不是貼牌代工;

　　(7)中國經濟體創造的經濟成果和剩余價值應該歸于本國國民享有(如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或低價住房)而不是以各種方式(包括不公平貿易、跨國公司利潤和美元鑄幣稅等)轉移到海外;

　　(8)中國應該擁有強大而自主的工業化體系支撐著強大的國防裝備體系而不是國防核心技術、核心裝備和關鍵材料處處受制于人;

　　(9)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即基礎貨幣發行權、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和人民幣資產定價權)是由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掌控而不是由美聯儲、美國政府和海外金融機構所掌控;

　　(10)中國軍隊應該可以保衛中國企業在全球的經濟利益而不是駐外工程技術人員走為上策。

　　中國和日本通過各自的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開始了工業化進程。但是，對照上述工業化國家的標準，日本早已成為一個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而中國還沒有達到工業化國家的任何一條標準。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付出了極大的資源代價、環境代價和人力資源代價，但并沒有變成一只“工業虎”，而是成為一只“工業貓”。在世界經濟與科技的叢林里，聽不到“中國虎”的咆哮，而只有“中國貓”的聲音。人心生萬象，人間萬象生于心念。換句話說，什么樣的理論就有什么樣的實踐，什么樣的實踐就有什么樣的結果。指導中國后三十年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理論不是“虎論”而是“貓論”。這決定著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不可能成為“工業虎”或“中國虎”，而只能成為“工業貓”或“中國貓”。真可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貓論”得貓，“虎論”得虎。

　　今天，中國需要進行理論反思；需要建設可以指導中國完成工業化使命的、服務于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經濟理論。應該冷靜地反思并承認：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理論來自于西方，但中國經濟理論界和經濟管理者并沒有掌握西方經濟理論的整體并吸收西方經濟理論的精華，至少完全忽視了指導德國和日本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思想精髓，而是全盤采納了最具殖民主義色彩的、服務于跨國壟斷資本攻城略地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經濟思想的淪陷導致了經濟版圖的淪陷和經濟結構的病態。

　　要調整中國經濟，必須首先調整經濟理論。這才是中央政府經濟工作的根本方法。

　　二、工業化是經濟建設的核心

　　迄今為止，中國絕大部分經濟學家、政策智囊和高層經濟決策者根本就沒有工業化的正確概念、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工業化、根本就沒聽說過“工業化國家的衡量標準”、根本就不知道“工業化之虎”與“工廠化之貓”的本質區別。當然，從洋務運動以來，始終沒有人深入思考過上述問題。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沒錯，問題是“什么是經濟建設的中心”、什么是經濟建設和經濟政策的“核心和靈魂”?難道是“為改革而改革、為開放而開放”嗎?難道是“世界工廠化、開發區化、特區化、自貿區化、房地產化、城鎮化”嗎?難道是把土地、礦產、實體產業控制權、金融企業股權、互聯網等信息產業的收益權與管理權毫無節制地對外開放而轉換為美元紙幣和美國債券嗎?

　　當中國的土地、勞動力和儲蓄大量投入并形成一個超級世界工廠之后，發達國家通過逼迫人民幣升值和設置貿易壁壘，開始關閉貿易的大門。這只吃著發達工業化國家的下腳料養肥的“工業貓”開始感到窒息。經濟轉型、產業升級、騰籠換鳥是中國“工業貓”渴望成為“工業虎”的呼喚。遺憾的是，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政策還是“貓論”的延續，正如上海自貿區是經濟特區的升級版一樣。

　　1990年筆者曾在《經濟學動態》和《中國經濟問題》上發表文章質疑經濟特區的開放政策，指出搞特區是以農業社會的經營思路來推動工業化，勢必一事無成。近三十年過去了，中國的四大經濟特區培養出可以稱雄世界的工業企業了嗎?沒有。

　　當今中國走在世界前列的少數幾個行業，如航天工業、核電工業、水泥裝備工業和高鐵工業，沒有一項是利用經濟特區和經濟開發區的模式發展起來的。以高鐵工業和水泥裝備工業為例，他們的對外開放經驗是以鐵道部和國家建材局為主導、統一控制國內市場、堅決杜絕無序開放、采取統一對外談判、引導外資企業之間競爭、逼迫外資轉讓核心技術、推動國內企業消化創新趕超。以國家資本為主的國內產業資本始終牢牢地掌握著對外開放的談判主動權和主導權。這是一種以我為主的行業導向型開放模式。遺憾的是，這種“以我為主”的對外開放模式和工業化模式并沒有得到普及和推廣。

　　中國的外匯儲備由6千億美元膨脹到3萬6千億美元，這是發生在中國最近十年最嚴重的經濟事件。美聯儲發行的廉價的美元紙幣主導著中國基礎貨幣的發行數量、主導著房地產泡沫和物價指數并使得政府宏觀調控完全失效；美元資本以國際化、法制化、證券化、貨幣化的外衣竊取了數以萬億計的中國企業股權和珍貴資源。中國境內的美元勢力已經完成了在中國農業、工業、互聯網及生物技術的布局。在5.91億中國網民的互聯網世界里，美元資本主導著中國的輿論方向，這僅僅是美元資本掌控中國的冰山一角。中國企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追求和平、穩定與發展，但為什么事與愿違，出現了戰爭的危險、動亂的苗頭和倒退的趨勢?這種“異化現象”值得深思。

　　中國經濟建設的核心應該是打造財富的創造力，而不是一場以資源換美元的交易，不是以房地產為主的GDP數量之增長，不是資源的貨幣化和股權的證券化。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有句名言：財富的生產力相比之財富本身，不知重要多少倍!從人類生產力發展史的角度看，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只有兩個社會形態：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因此，按照工業化國家的標準，實現中國的工業現代化是中國經濟建設的核心和靈魂。中國的工業化不是為了成為“世界工廠的肥貓”，而是要成為主導科技創新潮流、主導全球商品定價權、主導全球財富分配權的“工業之虎”。

　　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城鎮化，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結果;沒有工業化就沒有信息化，工業化是信息化的前提。今天，政府和金融部門用的是美國公司提供的服務器和瀏覽器、百姓點擊的是美國資本控制的門戶網站、司機使用的是日本人控制的國內導航地圖(如果日軍再度侵略中國就無需王小二帶路了)、中小學學生瀏覽的是外資控股的教育網站……這一切并不意味著中國邁向信息化，而是意味著美國、日本完成了對中國的信息化改造和信息化控制。

　　一個靠進口芯片組裝產品的國家、一個進口芯片的外匯使用量超過進口石油的國家，有何資格拋開工業化高談信息化?而且，沒有工業化也就沒有國防現代化。

　　如果說經濟建設是政府的工作中心，那么，工業化必須成為經濟建設的核心。

　　三、中國面臨工業化進程中斷的危險

　　改革和開放必須服務于中國的工業化，而不能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上的兩大陷阱。

　　如果改革措施導致社會行政成本上升、資金成本上升、生活成本(住房、醫療、教育)上升，那么，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改革的目的是促進而不是阻礙中國的工業化。如果中國經濟的行政成本、企業的資金成本和勞動力的生活成本都比美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化國家高出1倍甚至10倍，那么，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工業化的經濟基礎和成本優勢何在?三十多年來，究竟是哪些改革的政策和開放的措施摧毀了中國工業化的經濟基礎和成本優勢?這才是頂層設計者們需要冷靜思考的重點問題。

　　如果對外開放的政策導致中國產業龍頭被外資控制或斬首，導致互聯網、生物技術、新興產業被外資全面控制，導致人民幣持續升值使得出口導向型企業全面虧損，導致中國商品的全球市場占有率持續下降而國外商品的中國市場占有率持續上升，那么，這樣的對外開放政策不是促進中國的工業化，而是斷送中國的工業化，是斷送中國的未來，是賣國的開放政策。打開世界經濟發展史，哪個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是通過出賣產業自主權、出賣技術主導權、出賣市場控制權、出賣基礎貨幣發行權、出賣本幣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實現了工業化(而不是被殖民化)?難道中國可以違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規律而創造意外嗎?顯然不可能。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正面臨著停擺的危險：日益攀升的住房價格、教育支出、醫療費用正推高著勞動者的生活成本，進而推高著實體企業的用工成本;持續升值的人民幣匯率一方面在為跨國資本輸送著數以千億美元的投機收益、另一方面正在把出口導向型經濟逼到絕境;停滯的資本市場配合著數倍于美、日、德國家的貸款高利率正在把中國的儲蓄優勢化為烏有，社會資本已經逃離實體經濟并參與到房地產與金融投機的狂歡;幾乎所有的年輕農民都逃離了土地涌向城市，鄉村開始荒蕪，糧食和油料嚴重依賴進口，支撐中國工業化的農業基礎正在坍塌;城市并沒有建立起類似于德國一樣的職業培訓體系，技術工人隊伍還遠未形成，但十年漲十倍的房價已經將年輕的農民工推向了城市的邊緣，幾億農民工游離于農業與工業之間、鄉村與城市之間，成為可能的不穩定因素;隱藏在3.6萬億美元儲備中的美元資本在美林、摩根、黑石等金融大鱷的主導下正在奔赴中國農村分享“二次土改”的盛宴(第一次土改是共產黨把集中于地主的土地均分給農民，共產黨因此獲得政權;第二次土改的結果是把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交給以海外資本為主的資本家，完成土地向資本集中，共產黨會因此丟失政權嗎?值得思考)，這將徹底切斷幾億農民工返鄉的退路，把中國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轉變為現實火藥桶;那些當年高呼產業工人“下崗光榮”的經濟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再次接受資本的使命，開始鼓吹土地向資本所有者集中的農村改革；美聯儲的印鈔機不僅控制著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即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而且控制著中國經濟金融領域各類專家、學者和官員的思維和意識。總之，在美聯儲一波又一波瘋狂印鈔的金融戰中，全球唯一高呼對外開放、毫不設防的中國，其產業、金融與社會被打得千瘡百孔，危機四伏。以產業控制權、產品定價權和科技主導權等標準所衡量的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面臨著停滯與動蕩的風險。

　　遺憾的是，目前經濟政策仍然沒有把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作為基本方向，仍然沒有掌握工業化國家的衡量標準和中國工業化的主題，仍然沒有看到美元資本入侵和人民幣匯率被迫升值是中國經濟所有矛盾的根源。從政府提出以城鎮化和土地流轉為主題的改革，到設立上海自貿區和放任美元流入的開放，這些措施不僅無法助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相反還對深陷困境的中國經濟落井下石。

　　加拿大金融學者和投資家馬耀邦先生對上海自貿區的評論是：

　　China establishes the Shanghai Free Trading Zone as a result of the pressure from Wall Street. From now on, U.S. capital, which is essentially a piece of paper created by U.S. Federal Reserve, will freely flow into China and buy up China’s industries, banks and even agricultural lands. The specter of financial crisis will be a reality in China. America, on the other hand, will emerge as the owner of China. The lesson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as all been forgotten. This is a tragedy for China.

　　譯文：中國設立上海自貿區是華爾街施壓的結果。從今往后，美國資本，實質上屬于美聯儲發行的美元紙片，將自由地流入中國并換走中國諸多的產業、銀行和農業土地。金融危機的幽靈將投胎成為現實。另一方面，美國將成為中國的控制者。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已經被徹底遺忘。這是中國的悲劇。

　　的確，偏離中國工業化核心的無序化改革和過度性開放，已經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上的兩大陷阱。

　　四、國家在經濟建設中應該做什么？

　　中國必須站在人類社會發展史的高度制定國家戰略，而不應該站在本屆政府、本官任期的角度制定戰略和規劃。迄今為止，生產力作為人類社會的存在基礎，按照生產力發展階段為標準進行劃分，人類社會只有兩個階段：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工業化和再工業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即使是美國仍然在重提“再工業化”，中國有什么資格偏離工業化的主題?工業化是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幾代人始終沒有完成的民族使命。工業化必須作為國家長期發展戰略列為中國經濟建設的核心。

　　為了不斷推進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中國需要切實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根據工業化國家的衡量標準，正確理解中國工業化的內涵，避免重蹈“畫虎成貓”的覆轍，使中國成為“工業化之虎”，而不是“工廠化之貓”。

　　第二、以是否有利于推動中國工業化作為衡量改革開放政策正確與錯誤的判定標準。推動中國工業化是經濟工作的核心，也是改革開放的核心。改革開放不是宗教口號，也不是脫韁的野馬可以按照各個強勢利益集團的訴求狂奔圈地。一切改革開放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必須鎖定中國工業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必須承載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精神(目前，這兩點都沒有做到)。

　　第三、在國內改革方面，為了繼續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須全力降低工業化的三大成本：

　　（1）降低制度成本：以發達國家的制度成本作為對標，把國有企業和國內民營企業用于各級政府部門、監管機構和司法機關的制度成本(包括顯性成本和隱形成本)降低到發達國家的水平。目前國務院出臺政策減少行政審批權限、取消不合理收費和控制行政人員數量等，以及中央反腐倡廉，可以歸之于降低制度成本的努力。

　　（2）降低金融成本：堅決堵住房地產和政府工程等吞噬資金的無底洞，把社會資源引導到國家工業化的軌道上;調整貨幣政策，把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降低到美國和日本的水平上;提高資本市場的融資效率、再融資效率和并購重組效率，使之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效率水平。對于符合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標準的創新型高科技企業，尤其是互聯網門戶網站、互聯網教育、新材料和新能源企業，應該優先安排A股上市的綠色通道。如果不改變中國金融領域高成本、低效率的現狀，那么，所有的金融改革都是空話，工業化的目標無法實現。

　　（3）降低百姓的生活成本，即降低社會勞動力的生產成本與再生產成本：堅決糾正目前住房、教育和醫療過度產業化、商品化和貨幣化的狀況。降低生活成本意味著降低勞動力成本，從而提高國家經濟的整體競爭力。新加坡的住房商品化率只有10%，北歐國家是15%，香港地區是40%。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把住房商品化率控制在10%以下;同時，把居民收入中用于住房、教育和醫療的支出比例降低到德國和日本的平均水平之下，實現住房廉價、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免費、全民基本醫療免費。

　　不降低上述三大成本，不打造出工業化的成本優勢，中國的工業化將難以實現。

　　不要再拿虛無飄渺的“改革紅利”和“財產性收入”等概念忽悠百姓。提供住房、教育和醫療應該與保障潔凈的空氣和水一樣，成為政府承擔的主要職責，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承諾。

　　第四、在對外開放領域，必須重塑開放的原則和秩序。目前的現狀是不分黑白、競相招商；主賓顛倒、國不設防；唯利是圖、引狼入室。

　　在中國，外資不能為主，只能為賓。主賓秩序，不能顛倒。國外的資金、技術和人才進入中國必須服從和服務于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而不允許控制中國的資源、市場和產業，成為中國工業化和社會現代化的掘墓人。政府采購必須優先采購國內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以此扶持國內產業，且不為國外壓力所動搖。國內各個產業領域的前五名企業必須是中資控股的企業。各個產業領域前五名企業，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向外資轉讓股權或引進海外投資者必須接受國家產業安全審查;傳媒、通訊、教育、互聯網、血液制品、基因藥物等涉及意識形態和人體基因的產業，禁止海外資本勢力變相控制、規避監管或變通海外上市。

　　普京禁止外國人帶走俄羅斯人的頭發出境以防種族基因信息被掌握，更不要想帶走俄羅斯人的血液出境了。而在中國，美國資本控制下的血液制品企業可以把采血網點分布在大江南北公開采血，為采集和分析中國人種基因提供保障。海外勢力對中國產業的滲透已經危及中國人的種族安全。

　　第五、把農業作為中國工業化過程的第一基礎產業。農業社會是工業社會誕生的母體，農業產業是國家工業化最重要的基礎產業。30多年以來，農村“去組織化”改革使農村和農民重新成為一盤散沙，農民失去了分工協作能力和議價談判能力，這是“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真正關心農民的領導和學者不應該與國內外資本站在一起，以土地流轉的名義集中掠奪農民的宅基地和農地，而應該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引導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發展組織化的生產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組織的議價談判能力。國家資本必須作為主導力量引導社會資金共同建設覆蓋全國農村的科技服務網、農資供應與農產品采購物流網和農村金融(農業保險、小額貸款)服務網。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每一位農民背后應該配備7位以上非農人員提供保障性支持。這也是提高青年人就業的重要途徑。農村人口決不能簡單地離開土地，而應該通過科技、物流、金融、教育培訓等方式，間接地、有組織地服務于這片有限而珍貴的土地。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推行農業“再組織化”的生產關系基礎，決不能動搖。目前流行的土地流轉政策是缺乏遠見的簡單做法，仿佛“一轉就靈”，其后遺癥將比“房改、醫改、教改”的后果更加嚴重。土地承包制削弱了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組織化意義，而集體所有制的土地向土地承包制“確權”的本質是徹底瓦解集體所有制。農村土地確權的目的在于土地流轉，土地流轉的目的又在于配合海內外資本以日益貶值的紙幣贖買農民的權益，使農民與土地徹底分離，最終完成中國農村土地由集體所有轉變為資本所有，完成土地向資本集中。根據歷史經驗可以得知，無論土地向地主集中還是向資本集中，都將是中國經濟和社會走向崩潰的起點。

　　在美元決定人民幣的時代，中國土地向資本集中，本質上是土地向美元資本集中。從這個角度分析可以得知，中國土地流轉對于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極其重要。只要美元可以像當年席卷中國產業股權和銀行股權一樣席卷中國農民手中的土地，美國印刷出再多的美元也不會引發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應該看到，在巧取豪奪中國產業股權和金融股權的收益之后，美國產業與金融集團再次將美元的黑手伸向了中國的農村和農民。現在，美元資本的無情和貪婪已經得到國內一部分學者與官員的無知和短視的配合，至于背后的理論操縱、輿論控制和金錢交易幾乎不可避免。其結果是農民成為流民、成為城市邊緣的定時炸彈。如果中國農村土地完成了向美元資本的集中，那么，中國工業化的基礎乃至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之執政基礎都將不復存在。

　　美國資本究竟控制了中國多少土地、以及又有多少外資潛伏中國伺機控制土地，中國農業管理部門清楚嗎?恐怕他們只對推廣美國轉基因產品感興趣。

　　第六、中國政府必須牢牢掌控“市場經濟的頂層權力”。市場經濟的核按鈕是貨幣，市場經濟的頂層權力是“貨幣主權及其派生的權力”，包括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等“三大頂層權力”。如果中國喪失了“貨幣主權”、喪失了“三大頂層權力”，那么，中國追求工業化這一生產力發展目標就無法在市場經濟這一生產關系的環境中實現。從這一角度看，生產關系可以決定生產力。

　　如果把3.6 萬億外匯儲備對應發行的人民幣基礎貨幣扣除，可以發現，中國發行的基礎貨幣幾乎接近于0;以4倍的貨幣乘數比計算，如果把這部分基礎貨幣產生的流動性扣除后，中國M2數量也幾乎接近于0。這表明，中國貨幣發行機制已經完全美元化了。為什么人民幣對外升值而對內卻嚴重貶值?為什么金融專家驚呼貨幣超發而民間利率卻高達30%甚至60%?為什么海外資本可以橫掃股權、債權、土地、房產和礦產資源，而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卻得不到商業銀行的流動資金而被迫依靠民間高利貸生存?為什么美聯儲不斷推出量化寬松政策卻沒有引發通貨膨脹?這一切貨幣現象的根源在于：美國金融機構通過美元媒介不斷地將美元不良資產置換成中國國內優質的人民幣資產；中國成為美元的泄洪區；中國央行只針對美元持有者發行基礎貨幣而沒有針對國內經濟體的流動性需要發行基礎貨幣；人民銀行事實上成為美聯儲的駐華辦事處；美國控制了中國基礎貨幣發行權。

　　我們必須認識到美國借助金融手段操縱和決定中國經濟體的過程：美國產業與金融集團控制著美聯儲，美聯儲操縱著美元紙幣的發行權 —美元紙幣持續流入中國并決定著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數量和流向結構—人民幣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效應決定著中國整體運行的流動性，同時決定著經濟結構的變化方向—貨幣流動性決定著中國經濟的膨脹和緊縮，決定著產業和企業的生存與滅亡。

　　可見，如果不及時改變這種狀況，水淹過頸的中國產業必將遭受滅頂之災。重新掌控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權，已經成為中國政府呵護工業化進程的當務之急。如此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中國央行不能始終沉默和回避，而應該迅速面對和作為。

　　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屬于中國經濟三大頂層權力之一。人民幣持續升值的直接后果是降低了中國境內外資企業進口零配件的成本，使得外資企業的競爭力更強，本土企業更加困難，最后逼迫本土企業放棄自主創新和打造完整的產業鏈而熱衷于進口組裝。人民幣升值政策使產業升級和自主創新成為空話套話。

　　同時，人民幣持續升值打垮了外向型生產企業和外貿企業。人民幣升值破7之后，大部分外向型企業已經無法盈利。可以說，中國外向型企業幾乎都在從事著虛假貿易、套取本外幣貸款、發放高利貸、騙取出口退稅、把美元熱錢轉變為人民幣等等非正常業務，差別僅僅在于規模大小而已。如果不在經濟的一線工作，根本不知道外貿黑幕背后有多黑。盡管虛假貿易可以掩蓋真實出口的萎縮，但是產能過剩的危機還是爆發了。中國已經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現實的出路只能是：頂住美國的壓力，重新掌控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把人民幣重新貶值到1美元兌8元人民幣以上，同時，取消所有的出口退稅和補貼，減輕財政負擔。

　　美國摧毀中國經濟的三大“金融殺手锏”是：

　　(1)向中國大規模輸入美元資本，以紙幣換資產(資源、股權和土地等);

　　(2)推動人民幣持續升值，擊垮中國產業，并削弱產品出口競爭力，制造中國產能過剩和商業銀行實際壞賬;

　　(3)推動中國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化和利率市場化，最終通過向來慣用的金融手法，提高美元利率，緊縮美元銀根，甚至發動局部戰爭或代理人戰爭，引導美元快速抽離，進而使得人民幣基礎貨幣急速被動緊縮，促使人民幣流動性快速枯竭和中國經濟迅速休克，以達到徹底摧毀中國經濟的效果。

　　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為什么想方設法迫使中國政府進一步開放產業股權的投資領域?為什么鼓動農村集體土地向個體農民確權并鼓勵土地向資本流轉?為什么不顧中國出口產業凋零的現狀不斷逼迫人民幣持續升值?為什么積極鼓動人民幣自由兌換和利率市場化?其實，這是一條環環相扣的、套在中國經濟體脖子上的鎖鏈，其目的就是要：洗劫中國財富、控制中國產業、摧毀中國經濟、制造社會動亂、促成顏色革命。

　　大國博弈是一場圍棋對決，不可因貪圖一子而輸掉全盤。遺憾的是，經濟和金融管理部門往往根據美國經濟理論的教導，或者站在本位主義的角度，爭奪著各自的棋子，配合著美國圍剿中國的全球棋局。中國經濟金融的確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國工業化進程面臨著中斷的危險，軍事上新的甲午戰爭正在逼近，因此，我們必須及時糾正錯誤的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在生產力建設方面回歸工業化的主題，在經濟制度重建方面回歸社會主義的精神。不要再瞎折騰了。

　　(作者系中國中材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投資銀行專家、廈門大學經濟學博士;來源：東方思想庫)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