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經濟理論、海歸經濟學家的指導下，法國和中國先后都對兩國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進行了“與國際接軌”的改造。由于貨幣政策“與國際接軌”，法國經濟由盛轉衰，成為“一個已經破產的國家”。中國是否會陷入法國式的債務困境而成為又一個破產的國家?中國應該如何擺脫目前的“去杠桿”困境?為什么現行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必將導致金融火山爆發危及國家安全?正確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應該是什么?法國經濟的成敗為中國提供了前車之鑒。

　　一、法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1958年戴高樂將軍上臺執政，法國經濟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到20世紀70年代，法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富裕而強大的國家之一。戴高樂將軍執政綱領體現在:他把國家、軍隊和貨幣作為三大執政主線，把“貨幣”上升到與“國家”和“軍隊”同等重要的高度上。戴高樂將軍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能夠真正理解基礎貨幣重要性的偉大政治家。

　　即使在60年后的今天，中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仍然沒有發現基礎貨幣的秘密，甚至沒有分清基礎貨幣與派生貨幣之間的本質區別，經常錯誤地使用M2概念來描述貨幣超發，更沒有在思想上把“基礎貨幣”置于“國家”與“軍隊”的同等地位。

　　戴高樂將軍正是以他對“貨幣”的深刻理解及其對“貨幣”的精巧應用把法國經濟推向“黃金時期”。在戴高樂將軍執政期間，法國政府規定所有私人商業銀行20%的資金必須上交國家作為保證金。國家利用中央銀行發行基礎貨幣以及由央行集中起來的商業銀行保證金，重點支持大型骨干企業和本土企業的發展;國家不再依賴海外美元資本的輸入，不搞對外開放、招商引資和舉借外債。國家資金的投資重點不是房地產，而是那個時代的前沿產業，如飛機、核能、石油、軍工和基礎設施。在這期間，法國的經濟騰飛不僅沒有依賴美元資本的輸入，而且還在1968年歸還了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部債務。

　　法國通過中央銀行向實體產業部門直接投放基礎貨幣，優化了產業結構，增加了商品供給，提高了就業和居民收入，創造了國內市場的需求，推動經濟發展，使法國經濟社會發展步入了歷史巔峰時期。在這期間，法國并沒有出現西方教科書所擔心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始終控制在3.5%以下。

　　但是，法國戴高樂政府拒絕外資盤剝的執政理念損害了國際資本的利益，引起了國際資本集團的強烈不滿。因此，戴高樂政府必須下臺。之后，經過國內和國際資本集團的一系列政治運作，以莫須有的反通貨膨脹理由，法國在1973年1月3日通過了“蓬皮杜-羅斯柴爾德法”。新《銀行法》規定，“禁止國家直接向中央銀行借款”，國家“必須向私人銀行進行有息貸款”。在“國家—軍隊—貨幣”的執政框架里，“貨幣”被剝奪了。

　　當國際私人銀行代替法國政府控制了貨幣發行權之后，法國經濟不得不依賴境外資本和負債來維持自身的經濟循環，從此，法國逐步走向國家破產。“1978年法國國家債務僅728億歐元，占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1.2%。而從這一年開始債務急劇飆升……目前已達到18703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1.7%。”更嚴重的是，法國國家債務的三分之二債權掌握在境外銀行手中，法國政府的預算利息支出已經超過教育和國防的開支，長期失業人口超過300萬人，經濟被債務拖入衰退之中。法國前總理費永上臺后表示:“我是一個已經破產的國家的領導人……”

　　在戴高樂將軍關于“國家—軍隊—貨幣”的執政框架里，“貨幣”就是“錢袋子”，而“國家”則是用于存放“錢袋子”的地盤，“軍隊”是用于保衛“錢袋子”的槍桿子。一旦“錢袋子”被海外金融勢力所控制，那么，“國家”已經名存實亡，“軍隊”只剩下象征性的意義了。這是今天的法國必須聽命于美國，法國軍隊必須聽命于北約司令部的深層原因。金融主權的喪失讓法國由盛轉衰，淪落為高負債、高失業、低增長的依附性國家。

　　二、中國的“蓬皮杜-羅斯柴爾德法”與中國經濟的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某些重大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是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華爾街金融財團的指導下，以“與國際接軌”的名義推動施行的，這與法國“蓬皮杜-羅斯柴爾德法”的出臺十分相似。1995年3月頒布并在2003年12月修訂的《中國人民銀行法》與法國“蓬皮杜-羅斯柴爾德法”的共同之處就是以反通貨膨脹的名義剝奪了主權國家的貨幣主導權。

　　《中國人民銀行法》和人民幣匯率單邊升值之間前后呼應、相互配合。從2003年開始，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量不再與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相掛鉤，而是與美元熱錢的流入和外匯儲備的增加相掛鉤。到2013年前后，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量與外匯儲備之間達到了1∶1的關系，人民幣徹底成為美元的“影子貨幣”。從資金運動的角度看，美元持有者把美元兌換成人民幣并作為資本金進行投資，這部分資金作為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到市場之中，并通過其貨幣乘數效應，增加了市場的流動性。為了對沖這部分因美元流入、外匯儲備增加所產生的流動性，央行必須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收回這部分商業銀行資金。如果把二者結合起來觀察可以發現:央行的對沖操作事實上把國內企業的流動資金以存款準備金等方式抽走了，這部分人民幣資金交給了美元持有者，成為美元持有者的人民幣資本金。這就形成了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特有的奇怪現象:美元流入量越大，存款準備金率就越高，國內企業貸款就越困難，實際貸款利率居高不下，并導致資金持續流向高利潤的房地產、股票和期貨等投資領域。

　　實體經濟的融資、貸款和利率環境越差，反過來更加有利于美元資本的擴張。這又導致國內越來越多的前沿產業被海外資本所控制，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優秀產業股權空心化的趨勢。國內互聯網獨角獸企業全部被美元資本所控股，即是現實案例。今天，中國和法國的共同困境是國內經濟被海外資本所控制，中國表現為重要產業和企業的股權被控制，法國則表現為國家債務的大部分債權被控制。

　　三、中國發生經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2015年7月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這一年，全國百姓的一大部分儲蓄被趕進股市推高了指數，同時，房地產和人民幣匯率都處在歷史的高位。海內外機構投資者通過拋售股票和房產、做空股指期貨，把居民投入股市的儲蓄轉為他們的囊中之物，然后再把從股市套現的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匯出境外。在經濟數據上表現為:自2015年開始，居民負債率持續上升，國家外匯儲備急劇下降，企業和居民的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持續下降。

　　國家外匯儲備由將近4萬億美元降到3.2萬億美元，考慮到貿易順差因素，累計減少大約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直接影響了大約13萬億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入。如果以4倍的貨幣乘數計算，直接影響了52萬億人民幣的流動性。這是中國資本市場持續低迷、大部分股票不斷創新低、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持續爆倉、整個經濟體投資和消費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

　　從2015年開始，國內企業和居民杠桿率持續上升的根源是居民儲蓄存量急劇下降、外匯儲備驟降、基礎貨幣投放速度減低、股市持續下跌、股票抵押品貶值、股票融資和上市效率降低等等。這一系列環環相扣的因素導致了全社會企業和個人的投資與消費能力下降、負債率上升。金融機構、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之間形成了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債務鏈。

　　從宏觀調控的正常思路來看，此時應迅速給經濟體輸血，遺憾的是，宏觀經濟管理者不僅沒有迅速輸血，而是進行了一場錯誤的反向操作。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等開始了一場大張旗鼓、聲勢浩大、層層加碼的去杠桿運動和抽血運動。中小企業、中小上市公司和資本市場投資者的債務危機爆發了。根據Choice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8月1日，A股觸及平倉線的股票市值已經超過8000億元，這意味著將近8000億元的證券資產已經歸零，同時留下8000多億元的負債讓這些投資者日夜提心吊膽，等待被強行平倉。這些危機開始向商業銀行、信托公司、保險公司和融資平臺公司 (P2P) 傳遞和集中。超過70%的P2P網貸平臺 (4347家) 首先“爆雷”倒下，基層群眾超萬億人民幣的養老養命錢化為烏有，投資者開始圍攻這類金融機構。如果任憑金融風險的傳導與累積，那么，一定會形成金融火山，進而形成政治火山和社會火山。這三座火山正在形成之中。治理大國經濟，必須未雨綢繆，治之于未亂。既要提前準備滅火的手段，也要提前開始釜底抽薪。

　　四、以人民為中心的貨幣政策改革

　　誰掌握了人民?這是執政黨和政治家必須考慮的核心問題。在經濟金融領域，企業家、投資者、媒體人、專家學者和官員構成“人民”這一政治概念的不同群體。判斷“誰掌握了人民”，只要分析判斷:在經濟金融困難的時候，“人民”指望誰、依靠誰?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中國經濟金融界對美國的關注已經超過對中國的關注。比如，在資本市場持續低迷的狀況下，金融界、企業界、輿論界、監管者乃至被股市套牢的股民都在指望著外國投資者入市，指望著美聯儲降息和美元貨幣寬松，指望著擴大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指望著六萬億美元資金來抄底。美國貨幣政策變化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遠遠超過對美國本土市場的影響。這一切都說明，在中國經濟金融領域，美元資本事實上已經控制了國內各類投資主體和市場監管者的心智，經濟金融界的民心已被外資所虜獲。

　　應該反思:在中國經濟金融和資本市場出現危機的時候，為什么國內的投資者、企業家和監管機構不是指望中國政府而是指望美國政府?為什么不是指望中國央行而是指望美聯儲?為什么不是指望國內機構投資者而是指望外國投資人?中國資本市場集中著各行各業優秀的龍頭企業。目前深滬兩市共有3510多家上市企業，總市值大約8.3萬億美元，流通市值大約6.7萬億美元 (相當于6個蘋果公司的市值) 。果真放行海外6萬億美元入市，海外資本就可以完成對中國大部分產業的斬首行動，實現對中國各行各業龍頭企業的控制。此前，美聯儲通過發行美元紙幣已經控制了中國互聯網的主要企業。在海外上市潮中，美元資本已經席卷了中國大部分高科技企業。中國證監會對企業上市的種種限制和隨意性監管正在進一步把國內的新興產業逐出人民幣版圖而趕進美元的懷抱。在產業與投資領域，美元正在不斷地取代人民幣，這使得人民幣國際化戰略舉步維艱。

　　五、把“貨幣”提高到“國家”和“軍隊”的同等高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偉大成就，主要體現在: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貨幣是人民的貨幣 (稱之為“人民幣”) ;央行是人民的銀行 (稱之為“人民銀行”) 。人民銀行和人民幣必須為本國人民服務，而不是為美聯儲和美元服務。可見，中國央行和中國的人民幣具有強烈的政治屬性和政治責任。如果人民幣成為美元的影子貨幣，人民銀行成為美聯儲的北京辦事處，這必然會葬送中國革命的成果，必然會葬送黨的執政基礎。因此，解決中國當前經濟問題以及由經濟問題所導致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核心樞紐是:糾正人民幣作為美元影子貨幣的狀況，廢除外匯儲備與人民幣發行相掛鉤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恢復人民銀行為人民服務、為經濟發展服務、為產業升級服務的主權貨幣屬性和國家政治屬性;通過執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確保貨幣政策不被匯率波動所綁架，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為此，筆者提出的政策建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把外匯儲備和對應的法定準備金從央行移出并交給財政部，由財政部設立“外匯特別賬戶”或“主權財富基金”進行管理，切斷外匯儲備與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人民幣利率和匯率之間的聯系，徹底擺脫人民幣作為美元影子貨幣的狀況，恢復人民幣的主權貨幣屬性和國家政治屬性，恢復人民幣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美國和美元服務的國家基礎貨幣之定位。

　　第二，中央銀行必須在社會再生產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四個環節中找準自己的位置和定位，從而與財政部門之間形成合理的分工，解決好“央行必須做什么”和“央行應該怎么做”的問題。深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影響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并沒有給予中國央行正確的職責定位，這是導致《中國人民銀行法》頒布以來中國經濟問題持續累積并臨近大爆發的根本原因。

　　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政府財政工具的職責主要體現于分配環節和消費環節，而央行貨幣工具的職責主要體現于生產環節和交換環節。這意味著:央行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必須承擔起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科技進步等有關生產環節的職責，而不能僅僅滿足于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調節流通環節的流動性。也就是說，中國出現宏觀經濟衰退、產業升級受阻、科技進步緩慢、國內股市債市低迷、優秀企業逃離人民幣版圖而投身于美元版圖、美元資本占領了主要產業的龍頭企業、核心高科技產品受制于人等經濟現象，央行應該負責解決這些問題。

　　目前，央行只在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流通領域發揮著提供流動性的作用，把生產領域中應有的主權貨幣職責拱手讓給美聯儲和美元資本，這導致中國經濟充斥著美元資本，導致高端制造業、互聯網領域的龍頭企業遭受美元資本的控股和控制。中美貿易戰把這一潛在問題徹底暴露了，當美國要縮小貿易逆差給中國經濟斷奶的時候，整個社會的經濟信心幾乎崩潰，于是乎百姓和機構慌了手腳，拋售股票，股市暴跌。國內相關部門和投資機構沒有表現出大國經濟的應有自信，而是慌不擇路，甚至飲鴆止渴。

　　第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央政府要發揮“頂層市場”的經濟調控功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同屬于“頂層市場”，發揮著社會資源配置的核心作用。央行不僅需要通過貨幣市場投放短期流動性，而且需要通過資本市場投放實體經濟所需要的長期發展資金。因此，央行必須把資本市場作為精準投放基礎貨幣的入口，建立起類似于日本央行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只有利用資本市場投放基礎貨幣，才能實現貨幣投放的精準性，才能改變現有的“貨幣漫灌現象”。

　　為此，央行應成立“產業與科技投資局”，根據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選擇有關產業領域的龍頭企業和上市公司精準地投放基礎貨幣，直接購買該類企業的股票和債券。這既是法國經濟騰飛時期的歷史經驗，也是日本央行推動經濟發展的現實做法。未來若干年，中國央行應該逐步投入10萬億至15萬億人民幣基礎貨幣，直接參與高科技企業的創業股權融資，直接參與那些需要戰略性扶持的上市公司的定向增發，直接購買上市公司發行的企業債券，直接投資優秀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中國央行應替代美聯儲成為中國股權投資市場的主要力量，用人民幣資本而不是美元資本來孵化一批類似于BAT的新興龍頭企業。

　　六、精準投放基礎貨幣是解決當前經濟轉型問題的總樞紐

　　中國擁有健全的工農業生產體系，擁有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只要糧食和能源可以自給自足，中國經濟就不存在產生災難性危機的物質基礎。國內資本控制下的生產力體系和龐大的內需市場是支撐人民幣購買力、支配力和影響力的堅實基礎。除糧食和能源問題之外的一切經濟金融危機，都可以通過財政工具和貨幣工具來解決。作為大國經濟體，央行不僅要在社會再生產的交易領域提供流動性，而且要在社會再生產的生產領域精準提供長期資本金。在經濟轉型或經濟危機時期，發揮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生產性職責與職能，顯得尤為重要。

　　以資本市場作為窗口來投放基礎貨幣，可以一箭多雕，解決當前經濟運行過程中的諸多棘手問題:

　　一是可以實現貨幣的精準投放，解決資金空轉和實體經濟資金不足問題。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具有不同的職責分工。央行的貨幣市場操作主要是解決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交易環節的流動性問題。而央行的資本市場操作，通過有選擇地購買上市公司股票和長期債券，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融資能力，還可以增加上市公司資本金并降低短期負債率，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銀行資金滯留于金融和房地產領域空轉的問題。

　　二是可以降低實體經濟的杠桿率。降低杠桿率不能簡單化，不能只減少分子式中的債務分子而不增加資產分母，否則會引發流動性危機甚至引爆整個經濟系統的危機。這是因為債務不是以個體的方式而獨立存在，而是以債務鏈的方式作為整體的存在。資本市場集中了國內各行各業的優秀企業和龍頭企業。央行通過設立“產業與科技投資管理局”直接投放基礎貨幣，用于購買二級市場股票和參與定向增發，有利于國家向中長期規劃中需優先發展的產業注入資本金，降低這類骨干企業和龍頭企業的杠桿率，避免高科技領域的優秀企業和優秀項目被美元資本所控制。向高科技前沿領域直接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是解決長期以來科技類企業資本金不足、高科技企業被迫接受美元資本控制的根本出路。

　　三是可以降低實體經濟的利率。實體經濟舉債難、利率高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難題。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在于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是綁定于美元流入所形成的外匯儲備。通過央行直接認購上市公司發行的中長期低利率債券，有利于降低實體企業的債務利息率，并帶動整個實體經濟利率的下降，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四是可以與匯率機制聯動，帶動出口。匯率貶值有利于出口，有利于保護出口導向性產業的生產力。保護生產力 (包括保護出口導向性企業的生產力) 是政府的基本職責。當年戴高樂將軍一上臺，就把法國法郎兌黃金貶值17%，本幣貶值成為振興法國經濟的重要舉措之一。本幣的主動貶值是促進出口、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社會就業的重要手段，是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通行做法。

　　但是，本幣貶值需要與資本市場的基礎貨幣投放聯動起來，也就是說，本幣貶值的幅度要與股票指數上升的幅度基本一致。央行通過直接購買二級市場股票，推動股票指數上升，對沖本幣貶值，防止出現“股匯雙殺”現象，避免外資抄底資本市場，保護國民財富不流失，這是央行的重要職責之一。

　　五是可以維持資本市場的穩定，防止資本市場暴漲暴跌，形成穩定的社會財富效應，促進正常的社會消費。資本市場的漲跌直接影響著社會再生產的消費環節，直接影響著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目前國內消費的跌落與2015年股災、持續的股票下跌、投資者爆倉所形成的財富負效應有著直接的關系。建立央行直接向資本市場投放基礎貨幣的機制，有利于穩定資本市場的預期。央行也可以通過增持二級市場股票、適度推高股價，形成正向財富效應，促進社會消費能力的提高。這是穩定信心、穩定民心的重要措施。通過資本市場穩定信心、穩定民心，這項給政府加分的工作應該由中國央行來完成，而不能交給美聯儲來完成。

　　六是可以既防止通貨緊縮，又防止通貨膨脹。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央行的貨幣職責是:在生產環節，為企業提供資本金和長期債券資金;在流通交換環節，為各個經濟主體提供經濟活動的流動性。只要央行不在分配環節和消費環節充當財政工具并投放貨幣，就不會產生通貨膨脹。這也是當年的法國和當下的日本其貨幣政策沒有帶來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研究和運用基礎貨幣工具，不僅需要掌握西方的金融理論，而且需要掌握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在經濟蕭條、股市低迷、行業困難時期，央行通過資本市場窗口投放基礎貨幣，直接購買優秀企業、成長性企業和可扶持企業的股票與債券，可以推動經濟復蘇和產業升級，可以增加市場商品供給和社會就業。另一方面，在熱錢涌入、股市暴漲和經濟過熱時期，央行可以通過拋售股票和債券，回籠貨幣，對沖熱錢，抑制經濟過熱，防止股市暴漲之后暴跌，避免財富流失。換句話說，抑制資本市場的過冷和過熱，應該利用央行的基礎貨幣工具，而不應該利用金融大鱷所控制的股指期貨屠刀。總之，重建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機制，擺脫人民幣作為美聯儲影子貨幣的狀況，把基礎貨幣的發行機制與資本市場機制和外匯市場機制聯動起來，可以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困擾中國經濟的投資不足問題、出口困難問題和消費低迷問題;可以對正在形成的經濟火山、政治火山和社會火山釜底抽薪。從長遠看，這也是中國經濟擺脫依附性、增強自主性、打贏中美貿易戰、實現發展模式轉型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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