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同志在北京代表團參加審議時指出——
在中國歷史傳統中，“政府”歷來是廣義的，承擔著無限責任。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以及法院和檢察院，在廣大群眾眼里都是政府。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這段話讓許多網友感到振奮，認為是對近年來我國流行的一種“黨政分開”、“小政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錯誤觀點的正式回應。
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了一種認識誤區，即認為經濟增長源于“小政府”，政府對經濟干預越少，經濟增長越快。因此只要繼續減少政府的經濟職能，就能夠激發市場活力，讓經濟增長恢復。
這種“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理念，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理念。這種理念起源于西方80年代，這種觀點甚至不是經濟學教科書上的觀點，而是帶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一種話語迷信，這種迷信是上世紀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后出現的，壟斷資本營造這種話語，在國內是要突破政府對資本特權的限制、以便有利于壟斷資本獲得更大的超額利潤;在國際上則是將其作為對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輸出的工具，讓發展中國家放棄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以便鞏固和加強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優勢地位。
拋開其意識形態因素，不管在理論還是實踐上，“小政府”的觀念也不成立。
從西方國家的情況來看，其在現代化初期就離不開政府的強力推動，英國、美國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在建立初期實施了嚴格的國內貿易保護，并且是通過政府開辟海外航道、圈地運動等為工業化準備了條件。德國、日本等后起的資本主義供國家，在現代化初期就是以政府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方式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啟動初期，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就更難以啟動。
相反，目前廣大陷入貧困陷阱的發展中國家，則是受制于政府能力不足。在現代化的初期，政府起著維持安全和秩序、構建國內統一市場、提供公共服務、實施產業政策等辦法，而這些國家的政府沒有能力履行基本的職責，以至于現代化久久不能啟動。
西方國家進入現代化的之后，政府的職能也不是削弱了，至今在國際上相比，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明顯強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史學家Marc Law 和Sukkoo Kim(2011, p.113)也寫到：“盡管美國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政府管制仍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無論是美國人吃什么食物、開什么車、怎么看醫生，還是決定從哪里借錢，又貸款給誰的金融體系。”那種把一切政府監管虛無化的觀點，認為市場自身能夠做到優勝劣汰，這并不符合事實，市場上廣泛地存在信息不對稱，買家沒有賣家精，政府進行監管、制定標準、進行認證、披露信息，是一種公共產品，為了有助于市場主體以較低的成本獲得信息，做出正確的選擇。例如，對技能人員授予職業資格證書，就是對其執業能力的信息向社會的披露，是減少交易成本的辦法。如果沒有這種認證，企業如何判斷一個人的能力呢，可能每家企業都要付出時間和成本進行認證，這就是社會資源的浪費。
政府就同時具有“掠奪之手”和“保護之手”兩個角色，關鍵是看政府代表誰。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團勾結起來對社會進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權力來遏制利益集團，維護社會公正，提供公共服務，并對外維護國家利益。在現實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奪之手”，這種主張有利于國家發展和人民大眾;另一些人則希望捆住政府“保護之手”，讓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團、不要調節收入分配、不要搞社會福利，因為這些做法對有產者不利。可見，同樣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權力”，心里的算盤可能完全相反。
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獨裁者皮諾切克為代表的政客，通過政權的力量強制推動市場化、私有化，結果使財富迅速向寡頭集中。信奉“看不見的手”的人卻用“看得見的手”來強制推行市場化，這本身就是一個諷刺，實際上是為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開道。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道路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化的組織者、領導者，在中國現代化模式中起著核心作用。舊中國無法啟動現代化，缺乏一個能夠凝聚全國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標的政權，是一個重要的約束。無論是清政府、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政府，都沒有建立一個能夠啟動現代化的國家政權。
中國在政府職能上，既沒有像前蘇聯那樣完全包辦代替，但也沒有陷入新自由主義“小政府”的陷阱，而是在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不斷強化國家能力。中國共產黨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中國的政府在經濟運行中，不僅是簡單的“守夜人”、“裁判員”，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人民來治理和駕馭市場和資本，政府的經濟職能不僅局限在制定規則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而是在舉辦公有制經濟、提供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促進共同富裕、參與國際競爭等方面都發揮著積極作用。
中國積極有為的政府，避免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兩類陷阱。一個問題是政府軟弱渙散，缺乏必要的國家能力;另一個問題是政府為強勢利益集團所俘獲，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剝奪大眾。
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是出于“減少監管”，政府一放手，市場就有活力了，這種解讀并不正確。支持這種觀點一個主要的理由是，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政府放松了對農村多種經營和城市民營經濟的監管，結果出現迅速的經濟增長。這確實是歷史事實，但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去監管，而是由于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條件已經具備了，放松監管僅僅是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今天，盡管行政審批仍然有些阻礙發展的成分，但是同樣有一些領域存在著監管不足和政府缺位。比如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環境保護、民營醫院等等，審批不是過于嚴格，而且恰恰相反，該管的沒有管到位。
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如果不受制約，就會在資本利益的裹挾下，沖破人類的一切社會關系，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會屬性。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成為商品，只能接受資本的盤剝，從而造成尖銳的社會分化和對立。土地變成商品，會造成惡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態破壞;資源環境變為商品，會導致環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場無法解決醫療、教育等產品的公平提供，從而也需要政府承擔責任，確保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可見，有為的政府才能構建有機的社會，有機的社會才能誕生有效的市場。
如果盲目地迷信“去監管化”，不加分析地縮小政府職能，不僅不能帶來經濟增長，還可能增加新的風險，增加無效供給。比如，在涉及環境、安全、規劃的行業簡單地放松監管，就會導致企業為了追逐利潤對社會造成危害(負外部性)，對金融機構的設置放松監管，就可能導致欺詐投機等金融風險的增加。一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刺激經濟，放松了對私營醫院的審批，結果導致以片面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的大量資金進入醫療領域，給后續的監管帶來更大的難度，也給患者增加了痛苦。這些都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產品。如果放棄了這些職責，短期內可能會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長期并不可持續，而且有巨大的副作用。
從思想方法上說，對絕對市場化的迷信、對私有制的迷信、對小政府的迷信，歸根到底是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把改革開放初期成功的經驗絕對化、教條化了。只有繼續解放思想，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避免對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教條主義化，做到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斷使改革適應新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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