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評陳鐵健《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一文并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一書中的謬說

奚兆永

　　編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師授權本網發表，全文近30萬字，本網將分章節進行連載。今天刊登本文第五篇《無知無畏，口出狂言，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結尾附有全文目錄。

　　去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前夕，《炎黃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發表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鐵健寫的一篇題為《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的文章，這是一篇借中共建黨95周年之機，嚴重歪曲歷史，造謠誹謗，肆意詆毀毛澤東，歪曲李大釗，貶低魯迅，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攻擊蘇共和共產國際，并把把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貶低《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無恥吹捧叛徒陳獨秀并為其種種劣行進行掩飾、辯護的極其反動的文章。該文許多謬說實際上都是從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自詡為“陳獨秀研究權威”唐寶林所著《陳獨秀全傳》一書里搬來的。

第五篇　無知無畏，口出狂言，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　　

奚兆永

　　陳研究員在其文章里還極其狂妄地把矛頭指向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什么“當年，陳獨秀創建中共時，不少讀過《共產黨宣言》的發起者是認可暴力革命和消滅私有制的，然而168年后的今天，資本主義私有制加上市場經濟，又經國家適度干預調節，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最早崛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法、德、荷，依然是經濟發達、社會穩定、民生無憂、前景可期的國家。試問：無產階級陷入‘絕對貧困化’，還是生活得以逐步改善?反觀蘇俄式社會主義，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標榜國有化實乃官有化，特權階級隨之產生，經濟萎縮、民眾貧困、文化倒退、思想僵化。蘇聯是不推自倒，應了黎澍生前所斷定的‘內潰’二字。蘇俄建政7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與英美諸國200多年的資本主義實踐，兩相對照，其優劣成敗，其實并不難判斷。”

　　陳研究員大概以為，這幾百個字就可以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所得出的科學結論，把他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所確立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以及蘇聯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給推翻了。如果真是那么容易，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基本著作《共產黨宣言》從1848年出版到今天已經169年，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建立到今天已經96年，按照陳研究員的說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也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好，早就應該結束了，它們還能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嗎?

　　一、“消滅私有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應該說，消滅私有制的問題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來的。實際上，千百年來人類由于生活在私有制的社會，他們既看到了它的的文明和進步，也看到了它的種種弊端。先進的人們很早就提出了實行公有的偉大理想。在中國的古代典籍《禮記》的《禮運篇》里早就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世界。而在西方，早在16世紀，托馬斯.莫爾也提出了《烏托邦》的偉大理想。但是，這些理想只是作為一種思想存在于人們頭腦里和書本上的東西，在當時條件下，它們都沒有實現的可能。

　　世界進入資本主義階段后，一方面生產力有了革命性的變革，而同時，社會生產關系也出現了某些與之不相適應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矛盾也顯露出來，還出現了兩大階級的對抗。而每隔若干年就會出現一次的經濟危機，還要通過破壞一部分生產力，來實現已經遭到破壞的平衡，更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一個突出的表現。于是，社會上又出現了反對私有制和要求實行公有制的主張。馬爾薩斯為什么要寫《人口原理》一書，就是因為法國啟蒙思想家孔多塞主張所有人的公平和正義;而英國政治家葛德文也在其《政治的正義論》一書里則批評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平。于是他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就寫了《人口原理》，希圖把社會的問題變成為一個純自然的問題，用以作為對付孔多塞、葛德文思想的消毒劑。不過，他的這一圖謀當時就受到了李嘉圖的批評。李嘉圖的經濟理論被人們稱作是社會主義之父。受其影響，后來在英國和法國還出現了歐文、圣西門和傅里葉的空想社會主義。

　　恩格斯說，“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并不是由于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于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于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而“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教育發展的障礙。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756頁)

　　恩格斯此話告訴我們，是否消滅私有制并且實行公有制不能以是否合乎公平正義作為評價標準，而應以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作為依據：在社會經濟發展階段還處于比較原始、比較低級的發展階段時，出現私有制和階級就是歷史發展的進步和必然;而在社會發展進入比較高級的發展階段時，實行公有制和消滅階級對立就是歷史發展的進步和必然，而這樣的歷史階段用恩格斯的話說“現在已經達到了”。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空想，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程度;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科學，也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發展到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了。恩格斯還說，“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系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于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并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范，從外面強加于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同上，第724頁)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就不同了。科學社會主義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它是建立于對成熟的資本主義的科學認識之上的。

　　我們知道，卡爾.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國特里爾一個律師的家庭，母親是荷蘭人。看來，他父親亨利希.馬克思有“子承父業”的思想，在馬克思中學畢業后于1835年讓他選擇了波恩大學法學專業。但馬克思并不滿足于大學的課堂學習，認為那種像用湯匙喂食的方法獲取知識實在是太有限了;他的知識主要是靠自學得來的。馬克思在波恩大學寫了不少詩，他的言行有人頗有一些詩人的作派，曾因酗酒喧鬧而受到校方懲處——他被禁閉了一天。后來他轉學到柏林大學，并且于1939年著手寫作關于《伊壁鳩魯哲學》的博士論文。他不那么喜歡柏林，而希望獲得博士學位后再回波恩工作，其理想的工作是在波恩大型擔任哲學副教授。1841年，他獲得了柏林大學的畢業證書，但沒有獲得該校的博士證書。他把自己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寄給耶拿大學哲學系主任瓦赫曼教授，并且很快收到了耶拿大學哲學系的博士證書。他在柏林待了三年，在柏林大學聽了一些課，還在柏林參加了“博士俱樂部”，結識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布魯諾.鮑威爾等德國哲學界的一些學者。遺憾的是，當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學習時，曾經擔任柏林大學校長的黑格爾這時已經去世好幾年了。不過，馬克思作為一個青年黑格爾派，當人們已經把黑格爾當作死狗的時候，他卻公開聲稱自己是黑格爾的門人。馬克思獲得博士學位后未能如愿到波恩大學去當副教授，因為當時的政府實行反動政策，連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布魯諾.鮑威爾都先后失去了教職，而他想當副教授的愿望就更難實現了。他和布魯諾.鮑威爾一道被聘為科隆《萊茵報》主要撰稿人，后來又擔任了該報的主編。由于他思想激進，受到了科隆地方政府“書報檢查”的限制，而《萊茵報》更在1843年1月遭到了查封。政府視馬克思如同洪水猛獸，其實，這時的馬克思還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并不贊成共產主義。由于在《萊茵報》工作時，一些社會問題如關于林木盜竊問題等的討論涉及到經濟學知識，而他在這方面的知識是欠缺的，于是在《萊茵報》被查封后他決定從社會的舞臺再退回書齋。在這期間，馬克思首先清理了自己的哲學思想，他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改造了黑格爾的“頭腳倒立”的辯證法，并且將辯證唯物主義用之于研究歷史，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時他還批評了布魯諾.鮑威爾在猶太人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寫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評>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兩篇文章，于1943年8月在他和盧格合辦的《德法年鑒》上發表。這兩篇文章表明他已完成了由唯心主義辯證法向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轉變，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轉變。列寧說，“1843年，當馬克思剛剛成為馬克思，即剛剛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頁)就是指馬克思發表了這兩篇文章。同年10月，馬克思遷居巴黎。在那里，他讀到了恩格斯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十分贊賞，從此開始了兩人的終身友誼。恩格斯的《大綱》也激發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熱情，在巴黎，他閱讀了大量英法兩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并且留下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5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寫了《神圣家族》一書，對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的所謂“批判的批判”的一系列主觀唯心主義觀點進行了批駁，并且從正面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基本思想。1845-1846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再次合作，撰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對黑格爾以后的德國的哲學思想，包括路.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納等人的哲學思想以及一些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對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不過這本書在馬恩生前并沒有出版，只有很小一部分曾經發表過，直到上世紀30年代才由蘇聯出版。1847年，馬克思發表《哲學的貧困》，批判了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經濟思想，進一步闡發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原理，指出了任何生產力都是既得的力量，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而經濟范疇不過是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還對勞動價值論作了科學的闡述。馬克思從此開始了政治經濟學的革命。至于后來馬恩共同撰寫《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以畢生的精力創作《資本論》更是許多人所熟知的了。我之所以講這些，就是要說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是在批判地吸收人類思想的偉大成果——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經過革命性改造而產生的科學結晶，它來之不易，是兩位思想巨人以數十年功夫進行創造性勞動而得出來的偉大的科學成果。特別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前者從1848年誕生至今已經169年，后者從1867年誕生至今已150年，而作為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勝利成果的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正則好是100年。除了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和一些無知無畏的狂人，恐怕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真正的學者敢公開地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對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取得了革命勝利的中國人民來說，他們更深深地感到，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沒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中國人民也不可能真正站起來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今天，我們理應用一種敬畏之心來正確對待它，老老實實地學習它，運用它，而不應以一種淺薄的、浮躁的態度去對待它。一些人還沒有學習，既談不上入門，更遑論精通，就急急忙忙要去否定它，這種人就是一些所謂無知無畏者。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初生牛犢不怕虎”，而且常常把它用作褒義，稱贊那些敢說敢干的人，其實，這句話并不是說初生牛犢真的比老虎厲害，而是說初生牛犢的無知，不知道老虎的厲害，一旦真的遇到了老虎，十個就有十個要被老虎吃掉。無知無畏者也一樣，他們口出狂言，講的那些大話，也是出于無知，他們也一定是十個有十個要失敗，除了給人們留下笑柄以外，絕不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好的名聲!

　　二、蘇聯歷史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

　　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在歷史發展的階梯上，社會主義當然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更進步的社會經濟形態。但在一些思想極右的人看來，資本主義好像處處都優越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將萬世長存，社會主義永遠也不能取代資本主義。前面我們所引用的陳文的那段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要問：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

　　我們先來看看蘇聯的情形。

　　大家知道，作為蘇聯前身的俄國是世界上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自然資源也十分豐富，人口雖然比不上中國和印度，但在歐洲卻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不過，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比較晚，過去生產力比較落后。雖然彼得大帝為俄國的現代化曾經殫精竭慮、勵精圖治，雷厲風行地進行過改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由于農奴制拖了俄國的后腿，資本主義還是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1861年3月3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頒布詔令，決定廢除農奴制。這對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推動。不過由于不是采取革命的辦法，而是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改良的方法，俄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仍然遠落后于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到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俄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其工業生產處于歐洲第四、世界第五的地位，其產值占世界產值的比重也只有7%。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沙皇俄國是參戰的一方——協約國的一個成員，二月革命后臨時政府繼承了沙皇的衣缽，繼續參加這場戰爭;經過三年多的戰爭，俄國的工人和農民被拖得疲憊不堪，國家更是滿目瘡痍。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即根據列寧的列寧的建議，通過了“和平法令”，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各交戰國提議，立即締結不少于三個月的停戰協定，以便舉行和平談判，同時向“人類三個最先進的民族和這次戰爭中三個最大的參戰國，即英法德覺悟的工人們”呼吁，幫助拜托一切奴役“把和平事業以及使被剝削勞動民眾一切停止這場戰爭，但協約國不同意，他們想借德國人之手把剛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掉。因此列寧又不得不提出與參戰另一方——德國(當然還有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其為首者當然是德國)單獨媾和的主張，以爭取獲得一個喘息的時機。但由于托洛茨基的“不戰不和”的錯誤做法，使德國又進一步提出了更加苛嚴的要求，結果使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受到了更大的損失，割讓了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波蘭，而烏克蘭則成了德國的藩屬國，損失了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寧想通過這個和約來加強國內的建設和管理，使新生的紅色政權能夠站穩腳跟。但是，協約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害怕布列斯特和約會使德國處于戰爭的有利地位，又害怕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會對西歐的革命運動產生示范作用，起來革本國的統治階級的命。于是英法美日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決定聯合起來，并且糾結一些俄國周邊國家的反動勢力對俄國進行武裝干涉，以便推翻蘇維埃政權，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并把對德奧兩國的戰爭繼續進行下去。而蘇俄國內的白衛分子即那些被推翻的反革命階級自然也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要重新恢復他們已經失去的天堂。這樣，由于國內外的反動派互相勾結，在1918年夏季就開始了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它既是一場外國武裝干涉的戰爭，同時又是一場國內戰爭，二者實際上是交織在一起的。現在有人要否認這場戰爭，想在名稱上做文章，當然，這是不能達到目的的。據說，14國之說最初是丘吉爾提出來的，后來列寧也曾列出過14國的名稱，即英過、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芬蘭、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波蘭、格魯吉亞、阿塞爾拜疆、亞美利亞。但是，由于14國的情況各有不同，其中既有英美法意日等帝國主義國家，也有許多是與俄羅斯有著傳統聯系的周邊國家，當時它們雖然都反對蘇維埃政權，不過實際上，它們也都是受上述帝國主義影響的仆從國家，而后來除波蘭和芬蘭外都或早或晚地加入了蘇聯，因此，權威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或其他有影響的教科書和工具書，也都只是說“外國武裝干涉”，而沒有特別強調是14個國家。因此，我們還是以說“外國武裝干涉”為好。應該說，名稱畢竟是第二性的，而事實才是第一位的。既然外國的武裝干涉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國內反革命的白衛分子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國內戰爭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否認這個外國武裝干涉的戰爭和國內戰爭存在的事實呢?

　　當然，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一些仆從國家進行武裝干涉希圖消滅蘇俄的目的并未達到，而俄國國內一些反動勢力圖謀推翻蘇維埃政權、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也沒有達到，他們都失敗了。他們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國已非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所能比擬。盡管從十月革命到外國發動武裝干涉和白衛分子發動國內戰爭的時間并不長，只有八九個月時間，但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已經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措施，從根本上改變了俄國的性質，并且極大地增強了這個國家的力量。具體來說：

　　第一，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一開頭，即在勝利后的第二天，1917年11月8日，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通過了“和平法令”之后，還通過了“土地法令”。該法令規定，“立即毫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這個規定是根據全國240個地方農民委托書制定的全國農民委托書為基礎通過的。委托書說，土地私有制宣告永遠廢除，而代之以全面的國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皇室土地、寺觀土地，一律無報償地交給全體勞動者使用。當然，土地的國有化還不是社會主義的措施，而只是民主革命的一個措施。但是它消滅了絕對地租，降低了農產品的價格。它無償地給了農民1億5千萬俄畝的土地使用權，使他們每年省去了5億金盧布的租金，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根據蘇俄黨綱的有關條文，這也為以后組織社會主義大農業(包括建立國營農場、農業公社以及共耕社和協作社等)創造了條件。

　　第二，在十月革命勝利的當天，即1917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根據巴黎公社的起義者當時懷著敬畏的心情而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的歷史教訓，讓赤衛隊在當天就占領了革命前俄國最大的信貸機構——國家銀行。1917年初，國家銀行設有11個管轄行，133個固定的和5個臨時的分行，在42個糧庫設有代辦所，到十月革命前兩天為止，國家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總資金額達242億盧布，而當時全國所有私營信貸機構資產負債表上的總資金額僅為1800萬盧布。私營銀行業務上所必須的貨幣資金的供應，要依賴國家銀行這一發行中心。在國家銀行的往來賬戶上集中了主要屬于私營銀行的大量資金。接著，在1917年12月，人民委員會又改組了國家銀行各管轄行和各分行的貼現貸款委員會，大大增加國家銀行和了蘇維埃代表的人數。這樣，國家銀行這一信貸系統就由金融資本的統治工具就變成了無產階級國家手中進行經濟管理的工具。

　　第三，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對大企業實行國有化。早在十月革命前，資產階級就想用怠工的手段對付布爾什維克。針對這一情況，列寧提出加強工人的監督。特別是一些大企業，都成立了工廠委員會和工人監督委員會。據1918年的普查，64%的工廠委員會和工人監督委員會(4348個)直接參加了工廠的管理。此舉遭到資本家的強烈反對。一些私營銀行用故意不方便提供貸款的手段來對付工人監督的企業，結果在1917年12月，所有的私營銀行一律被收歸國有。至于國有化，最初國有化的只是一些重要的工業企業，后來鐵路、郵電、航運業相繼收歸國有。1918年4月，開始實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到1918年秋，已有3688個大型企業被收歸國有。接著又對5人以上并且擁有機械動力的企業和雖無機械動力但工人在10人以上的中小企業實行了國有化。到1920年底，共有4547家中小企業實行了國有化。這些企業的國有化，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無疑極大地增強了蘇維埃俄國的經濟實力。

　　第四，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發生后實行了余糧征集制。我們知道，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發生后，蘇俄遭受到極大的經濟破壞，工廠不能正常開工，不能生產大量工業品與農民生產的糧食和工業原料相交換，城鄉之間的商品流轉也不能正常進行，軍隊和城市工人所需的糧食供應也不能得到保障，甚至處于饑餓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實行余糧征集制才能解決當時異常緊迫的糧食問題，才能支持軍隊和城市居民的糧食供應，才能贏得這場戰爭。這就是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實行余糧征集制就是向產糧區的農民攤派他們提供給國家的貸款。蘇維埃政府向農民擔保，這筆貸款將在戰爭勝利和恢復工業后得到優厚的補償。而事實上后來也實現了。不過這也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而采取的一項措施。列寧曾明確地說，“余糧收集制不是‘理想’，而是一種痛苦的和可悲的必要，相反的看法是錯誤的。(《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6頁)

　　通過上述革命措施，蘇俄不僅在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統治，而且經濟上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對于戰勝外國的武裝干涉和國內白衛分子的叛亂都是有決定性的意義的。不過在當時，人們對于蘇維埃俄國并不看好。武裝干涉開始后，英法兩國在俄國北方登陸，占領了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摩爾曼斯克，扶持當地的反革命叛亂，成立所謂“北俄政府”;日本則在俄國東部沿海的符拉廸沃斯托克(海參威)登陸，占領了沿海州，也扶持當地白衛分子進行叛亂;在北高加索，科爾尼洛夫和鄧尼金在英法的援助下，向蘇維埃政權大舉進攻;在頓河一帶，克拉斯諾夫和馬蒙托夫在德國暗地支持下，發動哥薩克進行叛亂;在伏爾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亞一帶，由于英法兩國的陰謀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變，并且讓他們在回國途中加入了英法發動的反蘇維埃的叛亂;德國因為和蘇俄定了布列斯特和約，不能公開反對蘇俄，但是很明顯，他們也是蘇俄的敵人。當時，蘇俄有3/4的國土被敵人占領，工人每天只能獲得1/8磅面包，甚至還有不能發放面包的日子。列寧于1918年2月23日發表了《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的文章，提出了“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有幾十萬工人和農民參加了紅軍。后來人們把這一天確定為“紅軍節”。布爾什維克一方面以高薪吸收一部分舊軍官加入紅軍，同時又加強了對于新的軍事人才培養，還在紅軍中實行了政治委員的制度，加強了黨對于軍隊的領導。這樣，紅軍就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中建立了起來，并且迅速地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即在英法美日等協約國取得勝利之后，他們又進一步加強了對于蘇俄的武裝干涉，英法代替了德國，把軍艦開進了黑海，在敖德薩和高加索一帶登陸，他們和俄國國內的白衛分子一道，用殘暴的武力殺害工農群眾和負領導責任的布爾什維克干部，實行恐怖政策，并宣布對蘇俄進行所謂封鎖。當時，他們把希望寄托在白衛分子、海軍上將高爾察克身上。這個英法帝國主義的走狗成了“俄國最高執政者”。他聚集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布爾什維克當然也派出了由黨團員和工人為主的英勇的紅軍部隊對帝國主義和反革命的白衛分子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使其遭到了嚴重的打擊。作為紅軍總司令的托洛茨基這時卻提出了一個可疑的計劃，停止了對高爾察克的進攻，而把東方戰線的軍隊調往南方戰線。俄共中央否定了托洛茨基的計劃，托洛茨基以辭職相威脅，而俄共中央再次否定了他的意見，同時又令他離開東線的領導工作，結果又給高爾察克以新的打擊。1919年夏，又有白衛分子、西北一帶的反動將領尤登尼奇奉帝國主義之命進攻彼得格勒，企圖以此牽制東方戰線的紅軍。這時彼得格勒還出現了兩個炮臺的叛亂，但是在革命軍民的奮力斗爭下終于從叛軍手中奪回了兩個炮臺，使尤登尼奇的軍隊也遭到失敗。這樣也使東方戰線更加易于集中力量同高爾察克進行斗爭。1919年末，高爾察克被擒，并且經過革命委員會判決在伊爾庫茨克被槍斃。《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里曾選了一首當時流行的諷刺高爾察克的歌曲：

　　“英國的軍裝，

　　法國的肩章，

　　日本的煙草，

　　鄂木斯克的執政王。

　　軍裝穿破了，

　　肩章掉落了，

　　煙草吸完了，

　　執政王滾蛋了。”

　　高爾察克的白衛軍被徹底粉碎了，接著，協約國又把希望寄托在鄧尼金身上。由于南方戰線變得重要起來，俄共中央派出了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奧爾忠尼啟則和布瓊尼四人到南俄前線，斯大林等改變了托洛茨基制定的作戰計劃，避開了頓河草原哥薩克居住的地區，選擇了群眾基礎較好的地區作為前進的路線，取得了戰勝鄧尼金的勝利。到1920年初，烏克蘭和北高加索都從武裝干涉者和白軍手中解放了出來。1920年1月，英法意三國決定取消對蘇俄的封鎖。雖然此時遠東、克里米亞和南高加索的敵人還沒有被完全驅趕出去，但是，蘇俄已經取得了一個暫時喘息的時機，可以用更多力量進行經濟建設了。之后，1920年4月，波蘭軍隊和白衛分子弗蘭格爾率領的軍隊又闖入烏克蘭境內，波蘭軍隊占領了基輔，而弗蘭格爾的軍隊也占領了頓涅茨礦區。經過紅軍南方和西方軍隊的奮力反攻，最后于1920年10月20日與波蘭簽訂了和約，同時繼續與弗蘭格爾的白衛軍展開作戰，并于1920年11月解放了克里米亞半島，使其成為蘇維埃俄國的一部分。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也由此宣告結束。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把戰勝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白衛分子戰爭的原因歸納為八條，主要是戰爭的性質是正義的，而所實行的政策不僅得到國內人們的支持，而且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支持。而列寧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則突出了經濟建設這一因素。他說，“我們不顧一切舊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開始建設新經濟。如果我們不開始建設新經濟，那我們在頭幾個月或頭幾年就被打垮了。”(《列寧選集》地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頁)雖然列寧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1922年3月在蘇共11大作政治報告時講這番話的，當時已經從實行戰時共產主義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但是，他并沒有完全否定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歷史作用，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實行某些“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還是必要的，并且認為它是收到了積極成效的;因為當時如果不這樣做，新生的紅色政權就很有可能“被打垮了”。這樣說顯然也是很有道理的。實際上，列寧的論斷和在斯大林指導下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分析并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是可以互相補充的。

　　當然，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是由于無產階級革命實行“剝奪剝奪者”，工人階級由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轉變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能夠打敗帝國主義國家及其仆從的武裝干涉，打敗本國地主和資本家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更重要的還是由于，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更加適合于生產力的發展，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列寧說，“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后，隨著剝奪剝奪者即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并且為此)即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列寧選集》地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頁)他還說，“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很困難很長期的事業，但這個事業已經開始，這是最主要的。(《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陳研究員顯然不相信列寧的這一論述，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將永遠優越于社會主義。但是，事實卻有力地證明，列寧的上述論述是無比正確的真理。

　　我們知道，由于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來又經歷了國外的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蘇聯的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而這又必須經歷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才能加以恢復。因此，蘇聯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實際上是到1928年即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才開始的。

　　關于計劃經濟，恩格斯在1847年為起草《共產黨宣言》而寫的《共產主義原理》里就說過：“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里，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單個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化合所有人的需要來領導。”(《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頁)而馬克思在1864年寫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還以此作為區分資產階級經濟學和無產階級經濟學的分水嶺。他區分這兩種經濟學的依據有兩個：一個是根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或階級關系，他稱資產階級經濟學是“財產的經濟學”或“資本的經濟學”，而稱無產階級經濟學則是“勞動的經濟學”;而另一個根據則是按照經濟的運行方式或資源配置的方式，資產階級經濟學是按照“供求規律的盲目統治”來運行的，而無產階級經濟學則是“由社會預見指導社會生產”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頁)實際上，所謂“由社會預見指導社會生產”，也就是實行計劃經濟。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又做了進一步論述。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會發生巨大的紊亂。”(《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頁)事實也是這樣，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生產是通過所謂“看不見的手”即供求規律的自發作用運行的，由此造成了社會勞動的巨大浪費，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每隔若干年就要爆發一次的經濟危機更是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社會只能通過生產力的巨大破壞來恢復已經失去的平衡，以便使生產和再生產能夠繼續進行下去。這種經濟的局限性和危害性造是顯而易見的。而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同了。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論述商品拜物教的歷史性質時，曾經設想，未來的社會是一個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這里沒有商品生產，也沒有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人的勞動是直接的社會勞動，人與人的關系也不需要用物與物的關系來表現，社會的理智也不會在事后而能在事先就發揮作用。他寫道：“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它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成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然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為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分配。.....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的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在那里，人們和他們勞動和領導產品的關系，無論在生產上海市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了的。”(《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頁)很清楚，馬克思是把計劃經濟作為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未來社會生產和分配的主要特征看待的。

　　蘇俄是歷史上第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它所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年)用鐵的事實證明了計劃經濟的優越性。這個五年計劃的提出，得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廣大工人和農民的熱烈響應，他們以極大的勞動熱情投入到五年計劃的建設之中，僅僅用了四年零三個月時間就完成了計劃所規定的任務。下表就是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

　　(轉引自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3卷，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30頁)

　　上述數字表明，他們僅僅用四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而在公有制經濟的投資上還超過計劃的12%，工業中第一部類即生產資料生產超過計劃9,8%，鐵路貨物周轉量超過計劃2.1%。與1928年相比，國民收入增長86，年平均增長16.8%;工業總產值增長133%，年平均增長23.5%;第一部類增長183%，年平均增長31.0%;第二部類增長84%，年平均增長16.5%;鐵路貨物周轉量增長81%，年平均增長16%。這樣的增長速度不僅在俄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空前的。如果與當時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比較，當時正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不僅談不上任何增長，而是出現了大蕭條，是急劇的負增長。這真是冰火兩重天!社會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那么的明顯，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的鐵一般的事實!

　　第二個個五年計劃同樣取得了偉大的成功，這一點可見下表：      

　　( 轉(引自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4卷，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3頁)

　　如果我們把上述數字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相應數字加以比較，就不難看出，無論是按照計劃指標，還是按照實際指標，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增長速度都沒有下降。但是，有一點，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及以后的五年計劃都較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了很大的進步，那就是，在經濟增長中，由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導致的增長比由增加職工人數所導致的增長在比例上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里，由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的增長只有51%的比例，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里這個比例就提高到了79%。(蘇聯國家統計局編：《蘇聯國民經濟60年》，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76頁)當然這還是從比較抽象的相對的數來看的，如果從一些絕對數來看，進步就更明顯了：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總共有4500個新工業企業建成投產，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只有1500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4卷，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3頁)

　　至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由于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發動了對蘇聯的進攻而發生了變化。從1941年7月到11月，一共轉移了1523家工業企業，而轉移的職工和家屬達1500萬人之多。把那么多的物力和人口從靠近前線和受到敵人威脅的地區轉移到東部地區，轉移的距離長達數千公里，這顯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任務。從戰爭開始到1942年2月，僅通過鐵路運送的大約就有150萬節車皮之多。(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5卷，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19頁)這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很難做得到的。不僅如此，建立在公有制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企業，特別是那些在前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優先發展的生產生產資料的大型企業在由民用生產轉為軍品生產的過程中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些汽車和拖拉機廠在生產牽引機和汽車的同時，也組織了坦克和其他軍事裝備的生產，一些農業機械廠改行制造各種兵器，一些機器制造廠改為制造彈藥、通訊工具和工兵裝備的工廠，很快適應了戰時的需要，這對保證戰爭的勝利顯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要想做到這一點，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二戰中，蘇聯所受到的破壞是最嚴重的，但是憑借社會主義公有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在戰后的重建中也明顯地走在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前面。蘇聯早在1947年12月就取消了憑證供應，并且還在戰后七次降低物價，而且降價的幅度很大，降低了兩三倍，——當然，這也與戰時曾經大幅度地漲價有關，但是，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卻根本做不到這一點，除非經濟危機迫使他們被動降價，而要想資本家主動地降價以讓利于民那是不可能的。據莫洛托夫說，降價是斯大林提出的主張，他用“很好”、“更可靠”、“妙極了”、“十分高明”這樣的字眼稱贊斯大林的這一政策措施。(《莫洛托夫訪談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443頁)我們知道，蘇聯的低物價和免費福利，使蘇聯人民得到了很大的實惠，關鍵在于，這種實惠所惠及的是最廣大的勞動群眾，而不是少數人。與蘇聯相比，英國在1947年時還不能取消戰時留下來的配給制，甚至還要靠美國的救濟才能過日子。兩種社會制度哪個更好，不是很清楚嗎?陳研究員把英國等老牌帝國主義主義國家捧上了天，其實這類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早已衰落，昔日被人稱為“日不沒國”的大英帝國曾幾何時卻被人們稱為“約翰牛”了，其對世界的影響力顯然已不能和當年相比。至于他們今天之所以還能過著比較富裕的生活，其實是剝削全世界的結果。對這樣的現象，恩格斯早就有所揭露，后來列寧斯大林也有論述，而事實也很清楚，本應給以揭露和批判才是，而陳研究員不知是由于無知還是佯作不知，大加隱瞞，不過，從他對馬列著作的了解顯然不夠而又喜歡妄加評論的情況看，很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是無知，又充滿偏見;一個人，特別是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者，如果不學馬列，其離真理之遠則是可想而知的。

　　陳研究員為了說明資本主義優于社會主義還大講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國家干預的政策，其實無論是羅斯福實行“新政”，還是凱因斯凱因斯主張用“赤字財政”政策刺激需求，其實都是因為受了蘇聯實行計劃經濟大獲成功的啟發和影響。但是，他們搞的大型公共工程和刺激需求的措施，對經濟拉動的影響其實都是有限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國家所掌握的資源是有限的，其對私人資本主義的影響力也是有限的，往往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這和蘇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顯然不能同日而語。從根本上來說，資本主義本來就不具備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它也絕不能根本解決經濟危機的問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頑癥，它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可說是如影隨形。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差不多隔不了多久就會不期而至。無論是羅斯福，還是凱因斯，還是哪一個別的政治家或經濟學家，他們都不可能開出根治經濟危機的藥方。實際上，任何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包括他們的政治家和和經濟學家，對經濟危機都束手無策、毫無辦法，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提出的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是克服它的真正解決辦法。

　　縱觀蘇聯的歷史，我們看到，社會主義較之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非常明顯的。下面，我們且把二戰以后蘇聯和美國的某些重要的綜合指標——國民收入和工業產值以及幾種主要產品指標的變化情況作一個比較，從中可以看出，由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致使蘇聯的增長速度明顯地快于美國，蘇聯與美國的差距已經明顯輸小，而一些產品蘇聯已經超過美國水平的情況：

　　 (摘自《蘇聯國民經濟60年》，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86-88頁)

　　以上數字表明，從總體上看，在1913年時，蘇聯的工業產值只相當于美國的1/8，但是經過了63年之后蘇聯占美國工業的百分比已經達到80%強，而許多產品包括鋼鐵、化肥、水泥和棉織品等重要產品都已經大大超過了美國。這里的關鍵在于，蘇聯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一直都大大高于美國。根據同一資料來源，從1951年到1976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是8%，工業的年平均增長率是9.4%，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是6.8%，而美國的相應指標的年平均增長率卻只有3.4%、4.2%和2.3，連蘇聯的一半都沒有。(同上，第88頁)究竟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更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難道還不清楚嗎?

　　當然，從蘇聯實行計劃經濟的歷史中，我們也看到一點，其后期的發展速度似乎不如前期的發展速度。有人認為，這是由于后來的基數擴大了，也就是說，分母變大了，如果分子沒有以同樣的速度增加，其增長率就會下降。這個說法其實是似是而非，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基數的擴大，意味著進一步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的增大，擴大再生產的能力的增加，其所提供的增加的產品量或產值數當然也應該有與之相應的增加，就是說，分子也應該同步增加，甚至還會出現更快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怎么會出現增長率的下降呢?如果出現增長率的下降，就應該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環節尋找原因，而絕不應該歸之于所謂基數的擴大。赫魯曉夫及后來的一些繼任者背離了馬克思主義，使修正主義思潮在蘇聯得以泛濫，影響了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的發揮，這才是造成增長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我們知道，赫魯曉夫上臺后，大反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義主張，比如什么“三和兩全”(所謂“三和”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兩全”即“全民國家和全民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丟在一邊，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而在經濟學領域，也出現過一些很錯誤的觀點。有個名叫葉.利別爾曼的經濟學家，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計劃、利潤、獎金》的文章，大力主張“利潤掛帥”，妄圖改變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把人們引向獎金、金錢的目標，改變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此文在蘇聯引起很大爭論，反對的人很多，但卻得到了赫魯曉夫的支持，在蘇聯產生了很壞的影響，其對于社會主義生產顯然起著腐蝕的作用，對于社會主義優越性所起的作用當然是負面的。當然，它在中國也有人響應，那就是孫冶方，不過由于中國當時的領導人和主流的經濟學家的堅決反對，據我所知，當時我國權威經濟學家王亞南是堅決反對的，于光遠當時在中宣部理論處當處長也是反對的，吳敬璉當時跟風，也是反對的。經濟學界的修正主義思潮在當時并沒有形成氣候，對生產也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對于蘇聯的解體，應該說，那并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問題，而恰恰是由于蘇聯某些領導特別是赫魯曉夫和后來的戈爾巴喬夫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路線、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方向的結果。陳文引黎澍的話，說它是“自潰”，當然也可以這樣說，畢竟“內因是變化的根據，而外因是變化的條件”，關鍵是要弄清楚內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蘇聯不出現像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修正主義者，如果斯大林再晚一些年去世或生前就培養出一批合格的接班人，情況恐怕就不會是這樣了。事實上，在赫魯曉夫掌握領導權以后，斯大林過去的同事和戰友，也就是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別爾烏辛、薩布羅夫7人(他們都是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在中央主席團11個委員里已經占將近2/3多數)在1957年6月18日到21日舉行的主席團會議上，起來與赫魯曉夫進行過斗爭，準備撤銷他的第一書記職務。赫魯曉夫通過國防部長朱可夫把中央委員調到首都，以召開中央會議的形式宣布7人為反黨集團，并將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三人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其他四人也分別受到不同處分。這就是所謂“六月事件”。這說明，赫魯曉夫在初上臺時并不穩固，一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老革命家還是起來與之進行了有力的斗爭。在這方面，赫魯曉夫無疑利用了軍隊的力量，也利用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力量。這些顯然是違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黨內斗爭，怎么可以動用國家機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呢?當然，后來蘇聯解體，我們也不能低估帝國主義這個外因的作用。實際上，就世界范圍的階級斗爭來說，帝國主義一方也可以說是內因。帝國主義動用了它的一切手段，包括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文化的、輿論的、公開的、秘密的手段，可以說無孔不入，無計不施，這種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任何人都可以感覺得到的，顯然不能否定其所產生的巨大作用。應該看到，在一定時期內，被打倒的資產階級還有他們的某些優勢，他們還有資本的力量，并且還有廣泛的國際聯系，內外勾結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這一切，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嗎?當然，這是一個需要專門研究的問題，在這里是無法進行深入討論的。

　　陳文在比較蘇聯和英、美、法、德、荷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優劣時，居然籠統地把這五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說成只有二百年歷史的國家，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們知道，英國早在14世紀末農奴制已經不復存在，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奠定序幕的變革，也就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實際上是在15世紀最后30年和16世紀初進行的，其資本主義發展少說也有500年了。法國也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其資本主義的發展稍后于英國，也是比較早的。至于荷蘭，原來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經過八十年戰爭成為獨立國家，作為一個海上強國，它很早就稱霸于世界，不過在對英戰爭和對法戰爭失敗后開始衰弱。但在一個時期仍然印尼等地擁有殖民地。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雖然比較晚，也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美國本來是英國的殖民地，經過南北戰爭和獨立戰爭，才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是比較后起的，但至今也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把這些國家發展資本主義說成都只有200年歷史，顯然是為了把蘇聯比下去。但是，事實是無情的。蘇聯從1917年10月革命到1991年解體，存在的時間只有74年。但是，它在這么短的時間就趕上和超過了經過幾百年發展的所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而居歐洲第一的地位;并且逐漸趕上有二百年歷史發展的美國，包括鋼鐵、水泥、化肥、棉織品等的生產都已經超過美國，在科技方面，它第一個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個實現了載人飛行，在宇航領域走到了美國前面，其軍事工業和國防力量雖然在解體后有很大削弱，但其雄厚的基礎直到今天都讓美國不敢小視。這樣一比較，究竟誰快誰慢、誰優誰劣，其結論顯然就不如陳文所說的那樣，而恰恰是正好相反了。

　　三、中國歷史同樣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

　　下面再說說中國的情況。中國是1953年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從1953年到1957年實行的。由于有蘇聯的經驗，并且有蘇聯的援助，第一個五年計劃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五期間，我國工業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8%，這個年平均增長率雖然不如蘇聯一五期間那么高，但在當時世界上也是很高的。二五期間雖然出現了“大躍進”高指標的問題，但是“大躍進”對于中國所起的作用絕不像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僅僅是消極的、破壞的，它所產生的積極的、進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不會忘記那個時代。實際上，我國很多工業門類就是那時建立起來的，特別是我國一些重大的科研項目包括兩彈一星、核潛艇等差不多也都是那時開始起步的，它對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起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以下是這三年工農業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率：

　　（國家統計局編：（國民經濟統計提要1949-1979》，第35頁；轉引自劉日新著《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頁）

　　我國第二個五計劃前三年的增長速度之所以能夠那么快，顯然和這三年的“大躍進”有關，實際上，第三個五年計劃，僅用三年時間就完成了。應該說，這是大躍進的積極成果，我們顯然不應該輕易否定它。江蘇省的常州市在80年代初曾經被認為是我國的明星城市，全國許多地方都到那里學習取經，南大經濟系也曾到那里去進行過調查，結果發現，那里許多知名企業都是在大躍進年代創辦的街道工廠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的。可以說，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我國高科技的發展也是這樣。我國兩彈一星元勛、2013年度我國最高科技獎得主程開甲院士在回憶大躍進時說，那時人們思想解放，敢想敢干，各高校的研究風氣很盛。錢三強1958年曾到一些地方和高校考察，呼吁開展核物理研究。在南京，他希望南大建立核物理教研室和江蘇省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南大物理系程開甲和施士元教授積極響應，很快就籌建起了南大核物理教研室和江蘇省原子能研究所;程開甲還和青年教師一道不分白天黑夜地研制出了兩臺實驗儀器，一方面是對大躍進的獻禮，同時也為進行核物理研究創造了重要的條件。1960年3月，據說也是錢三強“點將”，二機部發函“借調”程開甲去核武器研究所工作。那時提出“全國一盤棋”，提倡協作精神，學校領導和他本人都沒說二話就同意了“借調”。據說，南大物理系對于把他們的臺柱子“借”走還是提出了討價還價，想換一個在北京研究單位進修的青年教師，但最終也還是以服從大局為重同意放行。當時之所以點名要程開甲，當然是因為他的水平和能力出類拔萃，同時也與他在大躍進期間籌建核物理教研室和研制實驗儀器所作出的貢獻有關。說到這里，我想再提一位科學家，他叫王榕樹，是一位核化學家和水化學家。50年代我在廈大讀書時因為和他在廈大廣播電臺和“廈大通訊組”(簡稱“廈通”)一道搞社會工作而相識，他是學化學的，是盧嘉錫和蔡啟瑞兩位名師的弟子，專業方面受到兩位大科學家的熏陶自不必說;其文筆也很好，還擅長寫詩，后來曾有長詩在《光明日報》發表。他1959年畢業，正好趕上大躍進時機。半個多世紀來，他在科研方面碩果累累，早已是一位國內外知名的科學家了，但在媒體上看到，他在回憶當年大躍進的情形時常有一句話說，“大躍進時迎難而上”，看來，大躍進是他進入科學殿堂的一個關鍵時期，所以不論時間多長也不會忘掉。實際上，在神州大地，大躍進的成就是隨處可見的。比如北京包括人民大會堂在內的十大建筑，那么巨大的規模，那么復雜的工程，僅僅用了一年多一點時間就設計、施工完成并且投入了使用。這是什么速度?此外，中國的電子計算機、萬噸水壓機，火車車輪輪轂、大型平板車等都是那時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制造出來的。可以說，沒有當年的大躍進，就沒有后來的現代化。毛澤東在1965年10月19日和政治局常委聽取計委匯報時曾經插話說，“(技術革新的成就，主要還是三年大躍進時提出，這四年開花結果)北京郊區的水果還不是一樣，也是那時候起來的嘛，1958年搞起，7年了，結果了。”(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頁)我們顯然不應該用貴族老爺式的態度看待大躍進，對大躍進行冷嘲熱諷、說三道四;應該說，大躍進對后世的影響大得很，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當然，大躍進也有缺點。從經濟上來說，比如在國民收入的使用上，積累的比例過高，消費的比例過低，工業投資上的項目過多，而抽調的農村勞動力也超過了當時生產力所能夠承受的水平，結果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并且極大地影響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大躍進中出現的高指標、浮夸風，以及“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又不得不回過頭來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當然也花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這樣的教訓也是要吸取的。

　　不過一些黨史著作對于“大躍進”的論述卻存在者明顯的肯定不足、否定有余的問題，并且還有明顯的自相矛盾之處。比如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在談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寫道，“這五年，是以打破常規(也就是拋開原計劃)的三年‘大躍進’(1958-1960年)和由于‘大躍進’失誤而來的嚴重經濟困難為標志的”;“‘大躍進’給工農業生產和建設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浪費，然而，工業建設、科學研究和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以及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發展的許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開始布局的。據統計，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躍進’期間開工的。這三年新增的煉鋼能力占從建國到1979年新增煉鋼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紡錠占25.9%。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些開工項目和新增能力，獲得了扎實的成果。

　　“工業的建設。以1966年投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在鋼鐵工業方面，除了我國最大的鞍山鋼鐵基地進一步建設以外，武漢、包頭兩大內地鋼鐵基地主要是在這是你中建設起來的，還有一大批大中型鋼鐵基地也陸續在各地建成，戰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鋼鐵基地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建設的。在機械工業方面，分別形成了冶金、采礦、電站、石化等工業設備制造以及飛機、汽車、工程機械等十幾個基本行業，并且能夠獨立設計和制造一部分大型設備。1964年，我國主要機器設備的自給率已達90%以上。支援農業的工業有了很大發展，十年中全國農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增長六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七十倍。工業的地區布局和工業結構有了改善。

　　“特別突出的是石油工業發展成為這個時期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大慶油田是1959年找到工業性油流，1960年最困難的時候黨中央決定從各方面抽調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進行勘探而迅速建設起來的。......

　　“十年新修鐵路八千公里。鷹廈、包蘭、蘭青、蘭新、川黔、等線路建成通車。成昆、貴昆、湘黔、襄渝、等線也正加緊修建。全國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區都有了鐵路。福建、寧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車。三線建設任務的提出和部署，對鐵路建設的推進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科學技術成績顯著。......

　　“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的成果最為顯著。1958年這方面工作已在聶榮臻主持下邁開步伐。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兩彈’(原子彈和導彈)為中心、加速國防科研和工業發展的重大決策。......1965年10月16日(此處有誤，應為1964年10月16日——引者注)，成功爆炸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這集中地碉堡了我國科學技術但是達到的新水平。......

　　“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1965年我國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結晶，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

　　“十年教育事業有很大發展。1957年的1966年，高等學校畢業生近140萬人，中專學校畢業生共210萬人，分別為1950年到1956年的4.9倍和2.4倍。經過調整，教育質量有很大提高。”(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90年》，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404頁)

　　應該說，上面的這些成就和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不矛盾，與事實也是一致的，本來對其進行論述應該都是正面的，但是在具體論述時卻硬是被放在了否定的論述之后，用了一個“然而”將它們“帶”出來的。這樣一種論述方法顯然讓人感到十分別扭。本來，包括“大躍進”在內的這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而“大躍進”對后來建設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在這方面《決議》對它的肯定也說說得非常明白，而且該書還引用了《決議》中的這樣一段話，即：“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時期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中國共產黨的7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頁)但是，該書為了曲意迎合當時社會上一些人否定大躍進并進而否定毛澤東的錯誤思潮，還是拋棄了正常情況下先講成績、先講“主導方面”的通常做法，硬是把“‘大躍進’給工農業生產和建設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浪費，”提到前面來說，而在“然而”之后才帶出“工業建設、科學研究和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以及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發展的許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開始布局的”那一大篇話。這樣做不僅不合寫文章的章法，而且明顯是自相矛盾的。試想，既然那么多那么大的成就都是“這個時期建設起來的”，既然“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那么錯誤和缺點就只能是次要的、非主導的方面，為什么偏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的位置而加以突出和強調呢?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但是，我們看到，無論是在“決議”里還是在這本黨史書里，都認為這這十年里，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的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道路”，至于哪個方面是主導的，哪個方面是次要的，就只好避而不提了。對于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也是只講“其正確的一面”和“其缺點是”什么什么，而沒有誰是主、誰是次的分析;而從其認為“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說法看，實際上是認為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但這和前面所說的“主導方面”和所論述的種種巨大成就又如何能夠統一起來呢?這本黨史書，用許多數字補充了《決議》所說的“主導方面”，這當然是對的，但是緊接著也是不分主次地大講“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大批毛澤東的“左”的錯誤思想，似乎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都是在錯誤思想指導下取得的。這說得通嗎?

　　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早在上世紀40年代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時，毛澤東就和黃炎培談論過歷史上“人亡政息”的周期律的問題。在奪取全國政權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提出了兩個“務必”，講到了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是進城以后的種種現象，特別是在領導干部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當然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憂慮。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等運動，繼續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在國民經濟恢復的基礎上，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一化三改造，開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1957年又取得了反右派斗爭的勝利。大躍進后，毛澤東在1960年3月22日看到了鞍山市委由馬賓起草的“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當即作出批示，寫道：“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1958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1959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1959年7月廬山會議時期，中央收到他們的一個好報告，主張大躍進，主張反右傾、鼓干勁，并且提出了一個可以實行的高指標。中央看了這個報告極為高興，曾將此報告轉發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電話發到各省、市、區，幫助了當時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現在(1960年3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是第三個階段。”(《毛澤東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頁)鞍鋼憲法極大地提高了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的生產積極性，不僅在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還在世界范圍也引起了一些管理學者的注意，是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一大革命，彌足珍貴。但是，在國內，長期以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認真的推廣。

　　1962年8月和9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階級、形勢和矛盾”問題。毛澤東根據列寧的論述，強調地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依然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毛澤東的講話，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說，還是從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實際情況來說，都是完全正確的和非常及時的。但是，在相當一段時期以來卻把它作為所謂“左”的指導思想來看待，甚至在黨的中央全會上竟把“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思想和路線被作為“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的口號”而悄悄地“停止使用”(全會的“公報”對此竟然只字未提)，只是在兩年半后才向人民公布此事。這樣對待毛澤東，不僅不公平，而且對于指導實際工作也是極其有害的。

　　在這十年中，毛澤東還十分注意抓典型、樹標兵，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推動我國各項建設事業向前發展。除了前面提到的馬鋼憲法以外，毛澤東還親自樹立了一批模范人物典型，如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陳永貴、吳桂賢、董家耕、邢燕子等，提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等口號，極大地提高全國人民的思想政治覺悟和勞動生產熱情，各行各業出現了“比學趕幫超”的大好形勢，人人你追我趕、力爭上游，整個社會形成了熱氣騰騰、積極向上的良好局面。我們又怎么可以把這樣一些非常正面和積極的指導思想說成是反面的消極的東西呢?

　　當然，消極的東西也不是沒有，特別是在干部隊伍里，一些人以為過去是打天下，現在是坐天下了;過去槍林彈雨，要艱苦奮斗，現在是和平時代，該坐享清福了。他們滿足于做官當老爺，講究享受，搞特殊化，完全脫離了人民群眾，完全違背了當年參加革命時的初衷。實際上，一些人已經開始蛻化變質了，已經不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而已經是一個正在變修的修正主義者了。這樣的人可以說所在都有。這一點，不僅毛澤東和普通的老百姓已經感覺到，就是他們的一些已經覺悟了的子女也感覺到了。1966年6月28日，北京語言學院的7名學生寫信給毛澤東，信中說：“我們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共產黨員，過去他們在疾風暴雨的階級斗爭中，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經受了考驗，不愧為英雄好漢。現在他們當了‘官’，做了‘老爺’，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遠不如過去高了。長此以往，他們就會逐漸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進的‘自由’，逐漸蛻化成特殊階層、修正主義者。為此，我們認為，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一、降薪，取消各種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應該經常地參加勞動。三、凡是違反黨紀國法，作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應一律予以制裁。四、盡快在全國普及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教育制度。五、在假期，青年學生經常組織起來，到工廠、農村去參加勞動，或者到部隊去當兵。”(《毛澤東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頁)應該說，這是革命的呼聲，也是人民的呼聲。毛澤東在讀后批示：“伯達、康生酌處。此件已閱，請你們看一下。他們所談問題，確實重要，應在運動中解決。請你們通知他們，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同上)從這些干部子弟給毛澤東的信和毛澤東的批示看，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絕不是毛澤東一時頭腦發熱、突發奇想，而是他多年觀察了解得出的正確結論，而這個結論和群眾的想法又是高度一致的：都是為了防修反修，保證社會主義的江山永不變色。后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事實，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所產生的種種表現，也都足以說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時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政治大革命，特別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它不是一場經濟領域的革命，但對于經濟領域也有巨大影響。在文革期間，在經濟領域，它繼承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和文化大革命前在經濟領域的一些做法，如強調政治掛帥，強調走群眾路線，強調學鞍鋼憲法、學大慶、學大寨等，加之，運動一開始就強調了要“抓革命，促生產”，就這點來說，文革對經濟領域的影響也是正面的而不是負面的。顯然，說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實際上，文革十年，我國進行了三線建設，使生產力的布局更加合理。在這期間，我國還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還做到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我國的經濟是有了很大發展的，這樣的經濟和財政情況，怎么可能說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呢?以下是1965年到1976年的經濟增長情況： 

　　(轉引自劉日新：《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頁)

　　以上數字表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工農業生產是不斷增長的，即使個別年份因為兩派內戰對生產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但是年平均的增長速度并不慢，遠高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增長速度，充分體現了了社會主義較之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至于在科學技術方面，我國的氫彈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從1964年10月16日原子彈爆炸成功到氫彈爆炸成功所間隔的時間只有兩年零8個月，比美國和蘇聯所花的時間都短得多;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1號于1970年4月24日發射成功，其直徑為1米，重量為173公斤，超過了蘇聯、美國、法國、日本四國發射第一顆衛星重量加起來之和;我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1號于1970年12月26日成功下水，于1974年8月1日服役：我國第一架大型飛機運10于1970年由上海市委的王洪文和馬天水提出、由毛澤東親自批準立項研制，到1978年11月全機靜力試驗一次成功，1979年12月造出第二架，一次試飛成功，而后來還多次飛到號稱世界屋脊的西藏運送軍需供應品，次次都獲得成功，證明了它的安全可靠。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符合國家急迫需要的科技成果，在80年代中期卻被迫下馬，不再提供經費，使得我國大飛機的制造損失了極其寶貴的時間，還有許多軍工項目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一些高精尖項目，轉為普通的民品的生產，其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反思。文革期間，基礎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績，袁隆平所進行的雜交水稻研究，屠呦呦所進行的青蒿素研究都是在這段時間取得重大成果的。那時的科研，不是為了個人的名利，而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且“全國一盤棋”，能夠發揚大協作的精神，發揮集體的智慧和群眾的力量，正如周光召同志所說，那時沒有等級觀念，人與人的關系平等，能夠充分發揚民主，不論資排輩，人人都能暢所欲言，這些都是后來所不能比的。毫無疑問，這對于出成果出人才都是非常有利的。應該說，文革十年是我國高精尖技術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這方面，即使在文革中挨整的鄧小平也承認文革期間我國的經濟、政治、科學技術是“突飛猛進”的，而國際威望也是“空前提高”的。他在寫給毛澤東的要求工作的信里曾這樣寫道：“報上每天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在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國際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動起來，想做點事，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于萬一。”(轉引自《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 頁)他第二次復出后也說，“建國后，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有偉大的成績的，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培養了一批技術人才。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指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頁)但是，讓人不解的是，就在同一個講話里，他又說：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力量很不足，科學技術從總體上看要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后二三十年。過去三十年中，我們的經濟經過兩起兩落，特別是林彪、‘四人幫’在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對國民經濟的大破壞，后果極其嚴重。”(同上，第163-164頁)不久，在接見外國人時他又進一步說，“中國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這十一二年，我們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發展的時期，世界經濟和科技進步，不是按年來計算，甚至于不是按月來計算，而是按天來計算。”(《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頁)這前后兩種說法大相徑庭，相去甚遠：前一種說法說中國“突飛猛進”，“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而后一種說法則大講世界上是“蓬勃發展”、“日新月異”，而中國則是“國民經濟大破壞”，“與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按照這種說法，60年代初，我們沒有原子彈、沒有導彈、沒有氫彈、沒有人造衛星、沒有核潛艇和大飛機時，與世界的差距“不太大”，而經過十年努力后，我們有了這些高精尖的東西，我們和世界的差距反而“拉得太大了”，這究竟是什么邏輯?他還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大加指責，說什么“‘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國吃了苦頭。中國吃苦頭不只這十年，這以前，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這種說法不僅和前面引用的他自己的說法相互抵觸，顯然也是不符合事實的。按照這種說法，好像我國經濟和科技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是在所謂“‘左’的錯誤”指導下取得的，都是在“忽視發展生產力力”下取得的。這個說法說得通嗎?說“對外封閉”顯然也不符事實，明明是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怎么說是我國“對外封閉”呢?至于說“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那也不是毛澤東喜歡搞階級斗爭，而是由于階級斗爭是個客觀存在，你不承認不行。實際上，不僅毛澤東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都莫不如此。列寧在《卡爾.馬克思》里說里說，“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頁)這里說的馬克思主義提供的“指導性線索”不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綱”和“以階級斗爭為綱”嗎?特別是，當我國已經形成了如此龐大的新資產階級中時還說什么我國已經消滅了階級，這能夠站得住腳嗎?

　　不過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講話里的某些話實際上也否定了他自己說的后一種說法。他說，“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些老科學家，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頁)他要大家記住的那個年代是什么年代?不就是大躍進的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么?事情很清楚，無論是“兩彈一星”，還是“好多高科技”，都是在大躍進時代上馬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這些項目都紛紛取得了積極的成果。“要記住那個年代”，如果不記住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那記住什么年代呢?既然說了這樣的話，又怎么能說毛澤東是“忽視發展生產力”的呢?我國研制“兩彈一星”，發展“好多高科技”，都是由于毛澤東有遠大的戰略眼光，高瞻遠矚，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作出英明決策的結果，也是以他為首的黨中央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統籌規劃、精心安排，發揮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的積極性，萬眾一心，刻苦攻關、大力協同、共同努力的結果。怎么能一再批評毛澤東，說他是“忽視發展生產力”的呢?相反，在80年代中期，想用購買國外大飛機和先進技術的辦法取代自己研制的運10大飛機等一批高科技項目，迫使這些高科技項目下馬，難道就不是“忽視發展生產力”的表現嗎?如果把毛澤東和鄧小平加以對比，我們究竟應該肯定誰呢?

　　確實，我們應該記住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那是個革命的年代，火紅的年代;那是個讓人意氣風發、精神振奮、斗志昂揚的年代;那是個思想解放、干勁沖天的年代;那也是個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造出來的年代。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曾說過，歷史上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時候，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時候。確實如此，人類歷史的發展并不總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等速運動，它既有停滯和緩慢發展的時期，也有大踏步前進甚至飛速發展的躍進的年代。孫中山說過大躍進，毛澤東不僅說過而且領導過大躍進。歷史的發展離不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也離不開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的偉人。如果我們丟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丟掉了這個最寶貴的東西，丟掉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丟掉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一切都是為了金錢，而金錢也可以買到一切，那才是真正的危險。如果再不及時糾正，很可能我們又要回到落后挨打的境地。請不要以為我這樣說是危言聳聽，這樣說是有事實作為依據的。這些年出現了那么多那么嚴重的貪腐現象，僅僅已經揭露的就已經讓人觸目驚心，還有沒有揭露的呢?而國民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也幾乎是一路走低，農產品的自給率也在不斷下降，據說現在糧食每年需進口6000萬噸才能滿足需要，不少反映經濟運行質量的指標實際上已經跌到建國以來很少見到的低水平。而與周邊一些國家比，比如同印度比，過去印度的年增長率差不多一直都低于中國，而現在印度已開始超過中國了。由于長期實行一胎化的基本國策，至今也沒有完全放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已經越來越嚴重，一些城市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的情況，全國其他城市也必然會跟著出現負增長的局面，這對經濟增長顯然是十分不利的。可以預見，印度人口將很快就會超過中國。我們如果再沒有憂患意識，積極找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到有效的發揮，使我國經濟得到較快的增長，那確實是非常危險的。

　　在這方面，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一些反思是值得我們注意。他不僅提出了“大家要記住那個時代”，實際上肯定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在發展經濟和高精尖技術方面的巨大成就，而且還提出了農業要有“兩次飛躍”，以后還是要發展農業集體化和集約化的問題，并且對于私營經濟發展起來以后少數人暴富，貧富懸殊，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進行了反思，感到了問題的嚴重。在我看來，這些反思實際上是在對毛澤東領導時期所做的某些負面評價進行的重新肯定，或者說，這是否定之否定。可惜的是，他發現這些問題已經太晚，而且只是說說而已，并沒有采取什么有力的行動，甚至在南方講話時還說“不能動”。后來的領導人顯然也看到了這點，知道鄧小平的這些話并不當真，當然也是缺乏這方面的自覺。我們今天應該研究鄧小平只說不做的原因，更應該研究后來的領導人得過且過滑下去的原因;如果不弄清楚這些原因，老一輩革命家所開創的革命事業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險，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將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總之，消滅私有制。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無論是是蘇聯的歷史，還是我們中國自己的歷史，都充分證明，社會主義較之于資本主義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些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絕對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受到懲罰。這是革命導師們早就教導過我們的，我們顯然不應該采取充耳不聞的態度，而應該以敬畏之心接受他們的教導，并且應該切實加以踐行才是。

　附全文目錄

　　目錄：

　　引言（3）

　　一、制造謊言，詆毀毛澤東，吹捧陳獨秀（7）

　　1.陳文說毛只是一大的“記錄員”，否定其為黨員代表身份(7)

　　2.唐著《全傳》里貶毛褒陳的不實之詞隨處可見(16)

　　3.駁所謂陳獨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戰第一人”之謬(25)

　　二、歪曲歷史，壓低李大釗，抬高陳獨秀（34）

　　1.究竟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34)

　　2.歪曲歷史，步謝韜后塵，繼續為民主社會主義制造輿論(43)

　　3.以否定人道主義來否定李大釗是徒勞的(61)

　　4.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日本經陳溥賢中介而來之謬(65)

　　三、捏造事實，貶損魯迅，吹噓陳獨秀（76）

　　1.駁所謂陳獨秀是“魯迅小說的引路人”的謬說(76)

　　2.駁所謂陳獨秀“帶動魯迅寫雜文”的謬說(81)

　　3.企圖用貶損魯迅來吹噓陳獨秀是心勞日拙的表現(87)

　　四、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102）

　　1.關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馬恩對他的否定評價(1012)

　　2.駁所謂“列寧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謠言(106)

　　3.駁陳唐對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惡毒攻擊(132)

　　五、無知無畏，口出狂言，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165）

　　1.“消滅私有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166)

　　2.蘇聯歷史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72)

　　3.中國歷史同樣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94)

　　六、兼評理論界的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論調（213）

　　1.駁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論(213)

　　2.駁所謂“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論”(232)

　　3.駁所謂“馬克思主義太難論”和“馬克思主義簡單論”(252)

　　4.學習毛澤東，認真學習馬列，努力改造世界觀(268)

　　七、去真存偽，隱惡揚“善”，造假陳獨秀（275）

　　1.借口所謂“謠言殺人”，蓄意掩蓋事實真相(275)

　　2.陳獨秀絕不是什么“硬骨頭”，而是一個軟骨頭(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實際上家長作風嚴重(300)

　　八、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上）（304）

　　1.“十宗罪”說法不當，“莫須有”更無根據(304)

　　2.關于“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問題(305)

　　3.關于“二次革命論”問題(311)

　　九、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中）（327）

　　4.關于“取消派”和“取消主義”問題(327)

　　5.關于托派問題(338)

　　6.關于漢奸問題(373)

　　十、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下）（414）

　　7.關于叛徒問題(414)

　　8.關于反革命問題(421)

　　9.駁所謂“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反革命罪”的謬說(432)

　　結束語（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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