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評陳鐵健《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一文并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一書中的謬說

奚兆永

　　編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師授權本網發表，全文近30萬字，本網將分章節進行連載。今天刊登本文第十篇《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下）》及本文結語，結尾附有全文目錄。

　　去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前夕，《炎黃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發表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鐵健寫的一篇題為《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的文章，這是一篇借中共建黨95周年之機，嚴重歪曲歷史，造謠誹謗，肆意詆毀毛澤東，歪曲李大釗，貶低魯迅，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攻擊蘇共和共產國際，并把把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貶低《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無恥吹捧叛徒陳獨秀并為其種種劣行進行掩飾、辯護的極其反動的文章。該文許多謬說實際上都是從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自詡為“陳獨秀研究權威”唐寶林所著《陳獨秀全傳》一書里搬來的。 

第十篇　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下）

奚兆永

　　七、關于叛徒問題

　　什么是叛徒?說到叛徒，他首先必須曾經是一個信徒;如果一個人從來就沒有什么信仰，那也就不存在背叛信仰的問題，也就不會成為叛徒。因此，當一個人從信仰或崇拜某一種宗教、主義、組織或個人而后來變成了不信仰或背叛這種宗教、主義、組織或個人的背叛之徒時，他究竟是一個信徒還是一個叛徒的問題就提出來了。這里，我們可以從恩格斯和列寧關于叛徒的論述里找到例證。

　　恩格斯曾經認定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福爾馬爾是叛徒，而威廉.李卜克內西不贊成恩格斯這樣說，于是恩格斯在給他的回信里曾經說了這樣一段話：

　　“你說福爾馬爾不是叛徒。也許是這樣。我也不認為他自己會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個竟然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使擁有10-30公頃土地的上巴伐利亞大農和中農的現狀(這種現狀的基礎是剝削雇農和短工)永遠不變的人叫做什么呢?無產階級政黨是專門為了使雇傭奴隸制永久不變而建立的嗎?這種人可以叫作反猶太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巴伐利亞分立主義者，隨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難道可以叫作社會民主黨人嗎?”(《馬恩選集》地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頁)

　　列寧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例證。他認定考茨基是叛徒，并且還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他為什么這樣說呢?列寧還把庫諾和考茨基這兩個社會沙文主義者一道都說成是叛徒，他講了這樣一段話：

　　“社會黨不是爭論俱樂部，而是戰斗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所以當某些分隊轉到敵人方面去的時候，我們就應當稱他們為叛徒，斥之為叛徒而絕不要‘輕信’那些假話，說什么對帝國主義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樣’、沙文主義者考茨基和沙文主義者庫諾都能夠在這方面寫出一本又一本的書，說‘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討論’等等，等等。對于資本主義掠奪性的一切表現，以及它的歷史發展和民族特點中的一切細節的研究，是永遠也不會完結的;在細節問題上，學者們(尤其是學究們)是永遠不會停止爭論的。‘根據這一點’，就不向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的斗爭，就不去反對背叛這一斗爭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庫諾和阿克雪里羅得等人不正是要我們這樣做嗎?”(《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頁)

　　根據恩格斯和列寧的以上論述，似乎可以這樣說，凡是背叛了過去曾經篤信的信仰(包括宗教、主義、政黨和個人)的思想和行為，都是背叛，而這樣的人就應該稱他們是叛徒。恩格斯之所以說福爾馬爾是叛徒，因為他曾經篤信過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后來卻主張永遠保持大農(即富農，農村的資產階級)對于雇工的雇傭勞動制度以及中農雇傭短工，這明顯是對共產主義革命奮斗目標和社會民主黨確認的理想的背叛;而列寧之所以說考茨基和庫諾是叛徒，是因為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已經背叛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工人無祖國”的教導，轉到敵人的營壘即資產階級營壘去要保衛資產階級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去了。這不是背叛是什么?這樣的人不是叛徒，什么樣的人才是叛徒?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珍視他們的理論，如果這個理論被那些不忠誠于他們的不肖門徒們背叛的話，他們就會毫不留情地與之決裂!這個態度是他們在1879年9月中旬《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里曾經有過明確表達的。在那里，他們寫道：

　　“至于我們，那么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斗爭，認為他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他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絕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么工人太沒有教養，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須由仁愛的大小資產階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如果黨的新機關報將采取符合這些先生們的觀點的立場，即采取資產階級的立場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么很遺憾，我們就沒有別的路可走，而只有公開地對此表示反對，并結束我們在同國外的關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國黨的時候所表現出了的和你們的團結一致。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這種地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頁)

　　聯系到陳獨秀，他的經歷表明，他曾經是信仰和宣傳過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和總書記，但是只不過幾年時間，他就完全變得面目全非了。1921年初，他還撰文寫《社會主義批評》，擁護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主張“直接行動”，但是，到1927年11月12日，他在《致中共中央常委諸同志》的信中，就改口說，“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為目的，此時尤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陳獨秀著作選編》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頁)試問，這是不是背叛了《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是不是背叛了自己在1921年初所明確確立并且公開宣傳的信仰?根據馬恩在《通告信》中所闡明的原則立場，根據恩格斯確定福爾馬爾是叛徒、列寧確定考茨基和庫諾是叛徒的標準，陳獨秀應該不應該看作是叛徒?

　　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成員，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天經地義的，但是，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并沒有接受共產國際的正確領導，特別是沒有按照列寧關于《兩種策略》里關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要掌握領導權的教導，把領導權拱手讓給了國民黨和蔣介石，結果大革命失敗了，又把錯誤的責任全部推到共產國際和列寧、斯大林身上。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應取的態度嗎?他曾經信仰和宣傳過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但是后來又轉過身來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甚至批評列寧以后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懂民主的價值;他曾經做過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后來卻參加了托派，成了中國托派組織的總書記，他之所以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與其說是“被開除”，不如說是他自己頑固堅持反黨立場，自己給自己除了名。特別是，在進了國民黨的監獄之后，就積極“沉思熟慮”，寫反蘇、反共和反斯大林的文章，而蔣介石也就給他大大減刑，最后還在他默認國民黨政府“明令”中所說的“深自悔悟”之后，又提前三年讓他出獄;而在它出獄之后，陳拒絕了共產黨要他回延安的三個條件，但卻多次接受蔣介石通過國民黨中統局長、特務頭子和后來的“最主要的戰犯”之一的朱家驊經另一個大叛徒張國燾之手“贈送”給他的巨額津貼，死后蔣介石還向他捐贈一大筆喪葬費;等等等等。試問，陳獨秀這樣的人不是叛徒又是什么?

　　在這個問題上，《全傳》作者居然把蔣介石給予陳獨秀的這種種收買的手段說成是什么?這恐怕任何一個讀者都想不到的。他說：

　　“應該從這十年國民黨對陳‘下功夫’的角度來看待，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義’的因素。因為實踐本來是復雜的，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往往是不著邊際的。”(《全傳》第860頁)

　　蔣介石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說他“殺人如麻”絕無絲毫夸張之處。大革命失敗之后的大屠殺死了多少人?十年內戰中，殺死的工農大眾紅軍士兵?解放戰爭期間用美國的飛機大炮又殺死了多少軍隊和老百姓?真是成千上萬，成千上萬啊!他蔣介石又何曾經發過什么善心、講過什么“人道主義”?唐研究員說這樣的話無非是為了替陳獨秀辯護，但是如此美化蔣介石，是不是也走得太遠了呢?太不著邊際了呢?如此高超的理論和如此玄妙的邏輯恐怕也只有唐研究員一個人才懂得，才說得出來，恐怕除了他的同道外任何人都不會接受，正像魯迅批評托派時所說的，它會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

　　說蔣介石對陳獨秀是“下功夫”恐怕也并非事實。根本原因在于，陳獨秀的思想是和蔣介石的思想其實是相通的。蔣介石先是想讓陳獨秀和張國燾重新組織一個所謂“新共產黨”，以取代毛澤東領導的真正的共產黨，不過，陳獨秀還有點自知之明，他看到共產黨在1927年遭到大革命失敗后，盡管遭到蔣介石的屠殺和圍剿，但是到了抗戰初期，黨還是得到了發展壯大，成為在全國具有堅強實力和重大影響的全國性的革命政黨，這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反觀自己的托派組織，全國只有百把人，而且內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在人民群眾中十分孤立，根本就沒有什么力量，也根本沒有什么影響，出的機關刊物、發的傳單，被魯迅揭露得體無完膚，被群眾罵為“托派漢奸”，再組建新共產黨，他已沒有那個雄心壯志，也沒有什么人會再追隨他;而按照蔣介石的調門，寫點擁護政府主張的所謂抗日文章，或者寫點《實庵自傳》或《小學文字較本》(此所謂“小學”指傳統的文字學，而非“中小學”之小學也)之類的中性的東西，才是識時務的態度。他公開聲明不愿做檢討回共產黨，并且聲明他不隸屬于任何黨派，其實也是向蔣介石表白，表達他對于蔣介石的忠心，——為了使蔣介石放心，他最后選擇了只身去四川江津避難這一遁世之道。這種態度其實也正是蔣介石所希望和歡迎的。對于蔣介石來說，陳獨秀本來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對手，而只不過是一個舞文弄墨的文人而已，而在經過“沉思熟慮”的反思和接受“深自悔悟”的“明令”之后，還能夠和他一起反對蘇聯、反對斯大林、反對中共的“割據”，反對中共擁有軍隊，主張所謂經濟斗爭和所謂“國民會議”，當然是很合他的心意的;讓他繼續生存下去，實際上只不過是保存一具有益而無害的政治僵尸而已;如果還想陳獨秀再干大事，他也認識到那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蔣介石曾經做過交易所的經紀人，他很懂得，在陳獨秀身上花一點國庫的錢也算不上是下大功夫，只不過是略施小惠而已，這個買賣對他來說當然還是很值得的，是很劃得來的。

　　《全傳》說陳獨秀對蔣介石采取的是所謂“不合作主義”。其實這并不符合事實。我們知道，這個所謂“不合作主義”是印度著名政治家、被人們稱作是所謂“圣雄”的甘地提出來對付英國殖民者的主張。他提出“不合作主義”，一是“非暴力”，這顯然是應該予以否定的;二是“不合作”，進行抵制，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但是，陳獨秀只反對暴力，卻沒有任何抵制。可以說，他其實與所謂“不合作主義”毫不相干。從1932年被捕入獄開始，陳獨秀采取的并不是什么“不合作”，而恰恰是精誠合作的態度，他合作得很積極，很主動，很默契。你看，他承認自己“罪有應得”，要求蔣介石能夠“秉公執法”，以后又一再表示反對蘇聯和斯大林，反對中國共產黨“割據”和建立紅軍的做法，表明自己并不主張暴力革命，只是想通過選舉建立“國民會議”而已。其出獄時官方向他宣布釋放的原因是由于他“愛國情殷”而“深自悔悟”，他為了對方不致“節外生枝”，也不講二話，很爽快地接受了這一“明令”。這一點連他的表親濮清泉都不以為然。其對蔣介石的忠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出獄后，陳獨秀一再表示擁護政府，積極反對中國共產黨，而對蔣介石則表現順從。固然，抗日戰爭時期，國共聯合抗日，托派主張反蔣是錯誤的，但革命人民反對蔣介石的斗爭也并未一概取消。蔣介石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難道不應該反對嗎?毛澤東有句名言，叫做“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當然他還說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信任斗爭還是需要的，但是要限制在一定的徐克的范圍之內。蔣介石是一個多疑的人，曾經派人對陳跟蹤監視，但也沒有查出陳有一點違規和越軌的行動，他哪里有什么“不合作”的表現?說穿了，《全傳》給他一個“不合作主義”的頭銜，顯然是為了給陳獨秀戴上一頂左的或革命的桂冠。但是，這個帽子并沒有事實能夠驗證，只不過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東西而已。

　　八、關于反革命問題

　　毛澤東說，“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27頁)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一再為蔣介石吹捧辯護，說什么“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助長反對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甚至在1927年4月5日，當蔣介石已經開始清黨之時，還和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說什么國民黨“絕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而對農民運動則喝倒彩，站在封建地主、土豪劣紳立場上污蔑農民運動“糟得很”;十年內戰期間，他還反對革命暴力，反對建立紅軍，反對建立根據地政權，簡直是跟蔣介石一鼻孔出氣。他的立場究竟站到哪里去了?究竟是站在革命人民方面還是站到反動派方面去了?這不是很清楚了嗎?蔣介石之所以對陳獨秀優待有加、寬容備至，給以種種優厚的待遇，這不正好說明，陳獨秀對于蔣介石是有大功勞的嗎?他的妥協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把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毛澤東，他還把矛頭指向共產國際和列寧，指向蘇聯和斯大林，這些，對于蔣介石來說都是立下了大功勞的。“禮尚往來”，對于陳獨秀這樣一個立了大功的大功臣，蔣介石當然要感謝他、酬勞他、優待他啦。但是，在唐研究員的《全傳》里，還有其他一些作者寫的關于陳獨秀的傳記里，往往都要加以掩蓋，他們把陳獨秀的晚年寫得很凄涼、很清苦，說他經濟拮據，貧病交加，非常可憐;這樣做顯然是為了達到“哀兵必勝”的目的：讓人們同情他，憐憫他，為給他“正名”而制造輿論。但是這樣做顯然不符合起碼的客觀事實。

　　本來，陳獨秀雖然沒有固定工資收入，但是他一直筆耕不輟，稿費自然不會少，而且他五四時在北大的同事和學生有不少都當上了國民黨政府的大官，在朱家驊的撮合下，還成立了一個北大同學會，每月給他送去300元饋贈，社會上也有人向他饋贈。按理說，他生活雖不能說如何富裕，但也不能說怎么貧困。但是，蔣介石沒有忘記他這個有功之臣。不說別的，就以蔣介石送給他的津貼來說，就是一筆不小的數字。蔣介石給陳獨秀開支津貼，不是一次，而是多次。過去一些人都說，陳獨秀很硬氣，都給退了回去，分文未收。現在臺灣公布了一些檔案，事實比較清楚了。應該說，所有蔣介石送給陳獨秀的錢，陳都已悉數照收，分文不少。當然謝絕的客氣話也說了不少，但是客氣話畢竟只是客氣話而已。這里且把當時陳獨秀給朱家驊的一封回信照抄如下：

　　“騮先先生臺鑒：

　　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并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將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后如再下賜，弟決不接受，特此預陳，敬請原諒，并謝高誼，余不盡焉。

　　弟

　　獨秀啟

　　民國31年1月29日

　　(臺灣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驊檔案》，轉引自《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頁)

　　實際上，蔣介石通過其心腹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兼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朱家驊，而朱家驊又通過共產黨投奔蔣介石特務機關的大叛徒、大特務，曾任軍統局中將銜設計委員(專門從事對共產黨進行策反工作)的張國燾送錢給陳獨秀，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在1940年7月17日，以所謂“醫藥費”名義送去了法幣1000元;第二次是事隔半年，在1941年3月，送去了法幣5000元;第三次是事隔一年，在1942年1月29日，送去了法幣8000元。而每次送這類款項都非常秘密，而且都是通過共產黨的大叛徒張國燾送去，既不通過銀行，也不通過郵局。授受雙方都心知肚明，知道這種事要絕對秘密，以致當時人們都不清楚，只是到了80年代“朱家驊檔案”里才解了了這個“絕密”之謎。如果沒有鬼，何需這樣鬼鬼祟祟?

　　對于這些法幣的購買力，現在的人們已經難知其詳了。所幸，《大眾晚報》的有心人在1947年7月30日所出的該報曾經刊發了一個抗戰期間國民黨統治地區各個年份100元法幣的購買力情況表，謂：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大牛;1938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1大1小)牛;1939年100元法幣可買1頭(大)牛;1940年100元法幣可買1頭(小)牛;1941年，100元法幣可買1頭豬;1942年，100元法幣可買1條火腿;......。可惜的是，此表沒有具體指明各年購買力的具體日期，因為盡管有早晚市價不同不同之說，在同一天變化的幅度畢竟不會太大，但是，以年為單位，這年年頭年尾的差別就很大了。不過舍此不論，我們還是看到，蔣介石所給予陳獨秀的饋贈還是一筆頗為不小的數字。以1940年7月送的1000元法幣來說，可以購買10頭小牛;而以1941年3月所送的5000元法幣則可以買50頭豬;至于1942年送的8000元法幣則可以買80條火腿。我們知道，法幣則不斷貶值，但是，如果一個人在一年半的時間之內獲得10頭小牛+50頭豬+80條火腿那么多的實物饋贈，那是一般人所絕對不可企及的。人民都知道，由于上世紀40年代初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不斷上漲，一般知識分子的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難，著名詩人、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尚且要通過刻圖章來補貼家用，而陳獨秀坐在家里就可以獲得如此豐厚的政府津貼，試問：獨秀又何貧困之有?

　　唐研究員似乎不愿承認陳獨秀收了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而認為陳已經把此錢退了回去。這明顯是為陳掩蓋事實真相。陳獨秀收了這5000元，其實在他1942年1月29日寫給朱家驊的回信里已經說得非常清楚：“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1942年講“去年賜款”當然是指1941年，即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而不可能是指1940年7月的送的1000元。從邏輯上來說，既然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被退了回去，那朱家驊在1942年就不會再寄，而陳獨秀也不會再收。事實上，陳獨秀再收而未退就反證了1941年的5000元根本就沒有退回去。這都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唐研究員的辯護和掩蓋實在是太經不起推敲了。

　　說到這里，有必要再介紹一下朱家驊的經歷和身份。朱家驊早年曾追隨孫中山革命，后來在上海同濟學堂學機電和德語，再后來去德國柏林留學，學的是礦業。不過他回國后并未從事礦業或地質方面的專業工作，而是在北京大學做了教德語的教授。大革命期間，他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后又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雖然遭當時中大師生反對，但調離后卻反而被提拔當了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可見其后臺之硬，當非蔣介石莫屬。以后更是官運亨通，先后擔任過國民黨中央的組織部長、秘書長和中央黨務委員會主任，后又兼任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局長，成為蔣介石的一個心腹。他還當過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其實，他在專業領域毫無建樹，當研究院的院士都不合格，卻成了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的成員，而在蔡元培去世以后更當上了中研院的代理院長。可以說，他是一個鐵桿的反共分子。蔣介石之所以讓他當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秘書長和黨務委員會主任并兼中統局長，看重的就是這一點;而讓他做中研院的工作其實也是因為這一點。但是，唐研究員在介紹朱家驊時卻故意掩蓋了這個問題，而用突出他的所謂學者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的身份來加以掩蓋。實際上，他的這些學者身份實際上不過是掩護，他的真正作用就是為了“反共”二字。上世紀80年代，臺灣有人寫《朱家驊傳》把他吹捧為“中國現代化先驅”，但也不得不承認朱家驊在反共方面的特殊表現。該傳記寫道：朱家驊于“29年(即1940年——引者)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調查統計局長。這個工作一部分是正面組織工作，另一部分則是對付共產黨的陰謀破壞，其中統局任務也是兩面的，一方面是調查共產黨活動，隨時予以密報并予以防范，另一方面工作則是黨的紀律執行單位。”他“任組織部長四年，每派人去自由區或至敵后擔任組織工作，都必嚴查其政治背景，臨行并約來談話”，“必反復叮嚀要抗日，要反共。有一次派趙鐵寒回北方故鄉辦敵后組織工作，臨行時，又指示說：‘記住，共產黨這個敵人， 比日本人更可怕。’”(楊仲揆：《中國現代化先驅——朱家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172頁)他擔任中研院代理院長和后來再次擔任教育部長也是如此。北京解放前夕，他一再動員一些教授去臺灣，不過聽他話的人少得可憐，北大清華的教授除個別有官銜的人外基本上未走。而在廈門解放前夕，他一方面動員廈大校長汪德耀把廈大搬遷到臺灣去，一方面指示汪對王亞南等進步教授進行迫害。汪德耀為應付他，到臺灣轉了一圈，以沒有找到適合的校址為由而交了差;至于王亞南講馬克思主義，汪則以經濟學說史課需要提到馬克思的學說為由寫信回復了他。(汪德耀給朱家驊的信存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后來，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包括王亞南、郭大力、林礪儒、楊東莼、洪深等在內的一批進步教授曾去香港暫避一時，以后共產黨又把他們接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由于朱家驊對蔣介石總是忠心耿耿，蔣介石對他也總是委以重任，把一些非常重要而又機密的事情交給他去辦。實際上，朱家驊做的一些見不得人的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其實也是非常清楚的。1948年，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的氣勢，取得了遼沈、京津和淮海三大戰役的勝利，人民解放軍部隊已經奪取了長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奪取全國的勝利，可說是大局已定。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在1949年元月1日發布了一個求和的聲明，而毛澤東則以新華社的名義寫了《評戰犯求和》等一系列文章給予了回答。到1949年的1月14日，毛澤東又發表了一篇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進行和平談判八項條件，而其第一條就是“懲辦戰爭罪犯”。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權威人士聲明中曾經提出了43人的國民黨戰爭罪犯的名單中，蔣介石、李宗仁當然都赫然在列，居于榜首，朱家驊是一個“文官”，也在列其中，且名次還比較靠前，可見其罪惡也很不小。到1949年1月21日毛澤東以中共發言人的名義評論南京行政院的決議時，他又一次提到了戰犯問題，說：“除了逮捕日本戰犯岡村寧次以外，你們必須立即動手逮捕一批內戰戰犯，首先逮捕去年12月25日中共權威人士聲明中所提43個戰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臺灣等處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蔣介石、宋子文、陳誠、何應欽、顧祝同、陳立夫、陳果夫、朱家驊、王世杰、吳國楨、戴傳賢、湯恩伯、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等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7頁)這里提出了43個戰犯中的“最主要者”只有15人，朱家驊也在列其中，而且其名次居于第8名，甚至在一些武將如湯恩伯、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之前。可以說，這個朱家驊正是蔣介石反共集團的少數核心人物之一。但是，這樣一個極其反動的人物，唐研究員卻把他僅僅說成是一個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長，只是一個學者，這不是蓄意為之掩飾并且進而為陳獨秀掩飾又是什么呢?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再怎么掩飾也沒有用，歷史早已把他們釘在恥辱柱上了。

　　還有的傳記作者為了證明陳獨秀的貧困，竟然說他只能以自種土豆度日，結果因為吃土豆不消化而得腸胃病。其實，陳獨秀的腸胃病是老毛病，根本與吃土豆無關。陳獨秀患有高血壓，但他卻以為鹿茸這類補品對高血壓有效，其實是適得其反，吃錯了藥。他之所以病死，與此顯然有關。可見他并不是貧困致死，而是因為富有吃補品鹿茸致死的。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病故。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要人，給他送喪禮的人也不少，出手也很大。蔣介石送了10000元，朱家驊送了5000元法幣，陳立夫、段錫朋、王撫五各 2000元、余騏500元，胡小石、金明鳴宇各100元 ，歐陽竟無50元。陳家共收各界的捐款33750元。收到的禮歀既多，支出的用項也大。共支出費用總計達38753元零1分。其中僅棺木和壽衣就用去112295.3元。據說棺木用的是貴重的楠木，送葬時需要由八個人合抬才能行走。其支出超過收入部分由北大同學會撥付。葬禮有數百人參加，多為當地鄉紳，當然也有湊熱鬧的人，但政府高官如朱家驊之流大概是因為不便，都有沒有參加他的葬禮。據說，當天高官中僅段錫朋一人(教育部次長)參加了這個葬禮。不過，這些高官包括蔣介石、朱家驊、陳立夫等以私人名義送的錢實際上也不是自己掏的腰包，而是由國庫開支的，它代表了蔣介石政權對于陳獨秀生前為蔣家王朝所做工作的肯定。陳獨秀生前和死后所得的蔣介石政權的這些錢當有三四萬之巨，這顯然不是一個小數字。從這里人們也不難看出陳獨秀與蔣介石政權之間的極為密切的關系。如果陳獨秀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真是一個真正的硬骨頭，蔣介石會這樣對待他嗎?

　　聯系到陳獨秀在1926年6月4日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里還大談應該擁蔣而不應該倒蔣的“道理”，說什么“倒蔣必以蔣卻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助長反動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而在審判陳獨秀時，章士釗作為律師也說，陳獨秀組織反共托派組織，有助于國民黨，稱他是“國民黨的功臣”，陳獨秀不是叛徒和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為了否定陳獨秀是叛徒，是反革命，唐研究員和陳研究員都一再引用毛澤東對陳獨秀的那幾句肯定的評價，但是毛澤東的肯定只限于建黨初期，對他以后的表現一直是否定的。惟其如此，他才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叛徒。這個問題，本文在前面已經有所論述，當不再重復。這里，再提出解放后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幾次論述，看看毛澤東對于陳獨秀的全部歷史究竟是這么評價的：

　　1955年3月，毛澤東在鄧小平《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稿》的批語進行了修改，他寫道：“我們黨內出現過陳獨秀、張國燾等著名的大叛徒，他們都是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我們曾經進行嚴肅斗爭驅逐了這些叛徒。”(轉引自網文;《毛澤東年譜》對毛澤東給《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寫批語一事也有記載，但有關具體內容未作介紹。)請注意，毛澤東在這里把陳獨秀放在中國共產黨內叛徒的第一名，而且稱他和張國燾是“著名的大叛徒”

　　1956年7月14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和夫人，談話中曾經談到陳獨秀、蔣介石、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等人是“反面教員”。(《毛澤東年譜》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頁有會見之介紹，但未將此內容列人。其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正在 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里又再次談到了陳獨秀、張國燾這幫人，他說，“像托洛茨基那種人，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那種人，對他們無法采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頁)事實也是這樣，蘇聯共產黨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幫助過托洛茨基，給他分配工作，他拒不接受，繼續堅持他的錯誤主張;這以后才把他驅逐了出去;同樣，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也曾以極大的耐心幫助過陳獨秀，對張國燾和高崗也都曾付出過極大的耐心進行挽救，但是他們都拒絕了這種挽救，不可救藥地走向了事物的反面，成了革命的叛徒。

　　在這方面，甚至連陳獨秀的兒子陳松年在《回憶父親陳獨秀》一文里也說，“蔣介石不殺他，因為他是叛徒，托派，對共產黨不起作用了，優待他對蔣介石有利，如果殺了他，輿論上對蔣介石不利。”(楊揚編：《自述與印象：陳獨秀》，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9頁)陳松年雖然是陳獨秀的小兒子，但他生于1910年，對陳獨秀及其家庭包括他兩個哥哥被國民黨殺害的事都是清楚的，對陳獨秀后來的表現也是清楚的，他的回憶和看法都很客觀，而沒有絲毫“為親者諱”;不過他只是說“對共產黨不起作用了”一句還是有些不妥，因為他沒有認識到作用有正反之分，陳獨秀對共產黨的正作用或積極作用雖然不起了，但是他的反作用或消極作用卻仍然在起，這又是不能否定的。在這方面，他不僅一再把矛頭對著中共和蘇聯共產黨，而且一直在反對毛澤東、斯大林、列寧和共產國際，對他的這個反面作用是不應低估的。相形之下，唐研究員居然還要執意“為尊者諱”，千方百計對其進行種種掩飾，這是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呢?

　　上面提到的一些材料，我相信，唐、陳兩位研究員一定也很清楚，只是因為不合他們的觀點就佯裝不知、不加引用了。用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來研究歷史和評價人物顯然是不正確的。

　　九、駁所謂“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反革命罪”的謬說

　　唐研究員為了洗刷陳獨秀的所謂“十宗罪”，當然提供了一些所謂的證據，我們在上面已經給予了批駁。他在《全傳》《代序》的第四節里還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說法，即這一節作為標題所說的：“新版《毛選》放棄了了六項‘反革命罪’的指控”。乍一看這個標題，人們似乎感到很費解：新版《毛選》是1991年出版的，此時，毛澤東已經去世十五年，毛澤東怎么還可能會改變觀點，放棄過去對陳獨秀已有的看法呢?看了內容才知道，不是新版《毛選》放棄了什么什么而是新版《毛選》的編者對過去的的注釋進行了修改。唐在講述了以他為代表的“學術界”一幫人不顧“有關文件”提醒“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有關刊物，此后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他們“繼續沿著求真務實的道路走下去”所取得的“成果”。他還特別指出，“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關于‘陳獨秀的注釋，也做了相應的改變，在寫到1927年以后陳獨秀時，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一類的帽子取消了，改為‘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1929年11月被開除出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頁)為了弄清楚這個修改，我找出了《毛選》兩個版本對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有關“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所做的注釋”。其第一版的注釋是這樣寫的：

　　“陳獨秀原是北京大學教授，因編輯《新青年》雜志出名。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由于他在五四運動時代的聲名和和黨在初創時期的幼稚，當了黨的總書記。在1924年至1927年的最后一個時期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義的路線。當時的‘投降主義分子，自愿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27年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義者，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變成了取消主義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動立場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驅逐出黨。陳獨秀死于1942年。關于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請參看《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文題釋，和本事第二卷《<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2-233頁)

　　而第二版將它修改為：

　　“陳獨秀(1879-1942)安徽懷寧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后，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主要的創建人之一。在黨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指1927年上半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當時他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采取妥協投降的政策，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廣大革命人民不能組織有效地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開緊急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中央的的統治。其后，陳獨秀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1929年11月被開除出黨。1932年10月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8月出獄。1942年5月病故于四川江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38頁)

　　在我看來，兩個版本對同一問題的注釋不同，很容易造成混亂，如果不是十分必要，還是不作修改為好。我們知道，第一版的注釋工作是由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田家英主持撰寫的，而有關歷史注釋許多是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親自撰寫的，這些注釋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根據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毛澤東的著作寫的，可說是有理有據，而且還都經過毛澤東親自過目，應該說，無論是就觀點來說，還是就文字來說，抑就其程序而言，都是經得起推敲的。第一版注釋不僅引用了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還向讀者提供對這一問題進一步深入探索的線索，指出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文的題注和《毛選》第二卷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這樣寫注釋不僅有助于讀者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對于讀者進一步學習毛澤東著作也是大有裨益的。毫無疑問，像這樣一流的注釋本來也無需再作修改。但是，新版編者卻硬是對根據毛澤東原著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撰寫的原注釋的內容做了多處重要修改，我認為這是僭越行為，這樣做是很不鄭重的。當然，受當時條件的限制，注釋中有關一些人物的自然情況(如出生和死亡的時間和地點等)當時尚未完全弄清楚，以致還付諸闕如，在這方面對注釋做些文字技術補充當然也不是不可以，不過其必要性也并不大，可說是無可無不可的事。特別是由于受當時社會上和學術界一些社會思潮的影響，在內容上刪去了一些本不該刪去的東西，如關于他之成為黨的總書記的原因，原注釋說因為他在五四運動中的聲名和黨當時的幼稚，這樣說本來是很客觀的，并不需要加以“改正”。陳獨秀在五四時名聲確實很大，但是他并不是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中國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甚至在建黨的前一年，他都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共產國際來華代表維經斯基之所以建議由他擔任總書記，考慮的也就是他的名聲，而不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水平，但是，由于那時黨的幼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還未能把更適合的人——比如李大釗推舉為領袖。應該說，寫上這一句，對人們認識陳獨秀之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大有好處的。另外，第二版注釋把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限制在1927年的上半年，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實際上，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由來已久，早在1923年他寫的《中國國民革命社會各階級》一文中就已經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了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如他說什么“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頁)他還說什么“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就更是幼稚了。”(同上，第236頁)而到1926年更是變本加厲，如吹捧蔣介石是如何如何革命，而倒蔣是如何如何反革命等。如果這種行為都不算右傾機會主義，那什么才叫右傾機會主義呢?在這里必須指出的是，原注釋講陳獨秀在“1924年至1927年革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并不是說的右傾機會主義，而是指的右傾思想發展而形成的投降主義路線。顯然，這二者是有區別的，不能張冠李戴，混為一談。在修改的注釋中還竭力回避“路線”二字，這也是一種誤解。如同階級斗爭一樣，路線斗爭也是一個客觀存在，它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不承認它的存在，想方設法回避“路線”二字顯然也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實際上是“和稀泥”，它只會模糊了斗爭的性質，而沒有任何好處。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后，他竟把它說成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提出暴力革命是幻想，主張轉向議會斗爭，轉向經濟斗爭，實際上是取消革命，徹底變成為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如果這也不能說說路線斗爭，那什么才叫路線斗爭呢?第二版的注釋還添加了一些敘述的成分，文字也不如第一版的注釋寫得好，不像第一版注釋的文字那么精煉、雋永，遜色不少。這樣的修改還真不如不改的好。

　　這里還要指出的是，在《毛選》第一版的注釋里根本就沒有出現過“叛徒”二字，修改的注釋怎么會有“放棄”包括“叛徒”在內的“六項‘反革命罪’”的說法呢?這不是無中生有嗎?“六項”里的其他幾項除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和取消主義外也都是敘述性的語言，而不是對“罪名”的表述，又何來“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反革命罪’的指控”?“反革命罪”和“指控”的說法都是法律用語，給《毛選》做注釋是為了幫助讀者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宣傳毛澤東思想，這與與法律上的指控和定罪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怎么會把它變成了法律問題了呢?況且，《毛選》1951年才出初版，而陳獨秀早在1942年5月即已故世，難道世界上的法律還有對死人進行訴訟這樣的事嗎?

　　問題還在于，唐研究員不僅反對第一版的注釋，而且也反對第二版的注釋。因為兩個注釋里有不少話是大體相同的，第一個注釋里說：“1927年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義者，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采取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動立場，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驅逐出黨。”而第二版的注釋也說，“陳獨秀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1929年11月被開除出黨。”二者在內容上雖然基本相同，但是在文字上還是有一些出入的。而它們的根據實際上都來自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里這句話分別寫在第三部分第二段的開頭和結尾。我們在前面已經把決議的有關部分做過介紹，這里當不再贅述，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研究員對于決議中這段話是不贊成的。他在《全傳》的“代序”里批駁道：

　　“在革命低潮時期主張策略上的退卻，不能視為‘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反對在當時情況下進攻大城市，‘首先奪取一個省或數個省的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的極左路線，也不是什么‘取消派’。雖然就黨的體制和立場言，信仰托洛茨基主義，提出其不同于黨中央的政治主張，成立反對派性質的小組織，實屬違紀，所以執行黨的紀律，把他開除出去，別人無權置喙，陳獨秀也理直氣壯地承認這是事實，但不能因此就說他是反革命。所以，在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

　　的這條注釋，沒有再提所謂‘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全傳》第010頁)

　　應該指出的是，《全傳》說《毛選》第二版的注釋“沒有再提所謂‘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那也只不過是唐研究員的一廂情愿和主觀臆測，實際上情況并非如此。我們看到，在新版《毛選》第一卷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毛澤東所說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所做的注釋恰恰還是再提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罪行，并且還再次講了“托陳取消主義”的說法。下面就是第二版對“正文”中出現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所作注釋的釋文：

　　“托洛茨基(1879-1940)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后，反對列寧主義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1927年11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在1927年中國革命失敗之后，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相結合，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獲得了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結束，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托陳取消派’。”(《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頁注33)

　　在這里，我們要問唐研究員：托洛茨基在蘇聯“反對列寧主義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革命的活動”，這是不是反革命的活動?中國托派所進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動究竟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就“取消派”而言，我們要問：蔣介石通過政變竊取了政權，究竟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功還是失敗?4.12政變以后，三座大山依然壓在中國人民頭上，中國還要不要繼續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果認為不需要再繼續進行革命而只需要進行某些改良的話，這是不是取消主義?陳獨秀等主張取消主義，是不是對革命前途的悲觀失望的表現?再有：李立三后來搞盲動主義，提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主張以城市為中心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固然是錯誤的，但是，難道這之前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和秋收起義也都是錯誤的嗎?如果沒有這些革命起義，特別是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和他提出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等主張難道也是錯誤的嗎?當然不是、如果像托陳取消派所主張的那樣，只搞經濟斗爭，只搞國民會議的合法斗爭，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22年后中國共產黨還能夠取得國家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嗎?可以肯定地說：絕對不可能!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曾對意大利記者奧林愛娜.法拉奇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頁)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而且，在一個政黨組織之內，根據其宗旨、章程和紀律對于其成員進行組織處理，這是一個組織的權利，別人的確是無權置喙說三道四的。當然，任何一個政黨都從屬于一定的階級，而且是在一定的社會中生存和發展的，它既不能脫離自己的階級，也不能脫離整個社會，它也必須傾聽自己階級和整個社會廣大民眾的聲音，從他們中間汲取力量。中國共產黨當年是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為榜樣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黨，它是一個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上的黨，是一個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黨;如果它的成員背叛了他原來的信仰，違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再為黨工作，而是站在了黨的對立面，并且組織反對派，從事反對黨的各項革命活動(包括武裝斗爭、建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等)，甚至跑到敵人的營壘去了，拿著敵人給的巨額津貼，幫著敵人宣傳或辦事，這不是反黨又是什么?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不是叛徒又是什么?當然，這個注釋里沒有提到“叛徒”并不是由于對它進行了修改，而是《決議》里原來就沒有提到“叛徒”二字。唐研究員無中生有地提出這個問題不過是故技重演、虛張聲勢罷了。關鍵還在于，《毛選》第二版的注釋里明明說托派“取消革命運動”，稱他們是“托陳取消派”，唐研究員怎么可以睜眼說瞎話，硬說新版《毛選》注釋“沒有再提‘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這不是捏造事實、制造謠言又是什么?

　　對于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態度，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我們知道，《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以后，黨的中央委員和高級領導干部通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對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二十多年的歷史經驗進行總結所取得的一個偉大成果，它為七大的召開創造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前提，使七大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并且為中國共產黨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能夠修改這個決議嗎?它在編寫《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的注釋時有權修改《決議》對陳獨秀所作的結論嗎?我想他們是沒有這個權力的。可以這么說，直到今天，《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仍然是指導我們研究黨史和近代史的一個指導性的文件。有些人不愿以它為指導，一再反對這個決議，結果栽了跟頭。《炎黃春秋》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很值得人們借鑒。去年(1916年)有關方面對該刊進行了改組。改組后，刊物有了很大變化。其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刊物改組以后的領導班子確立了以這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準研究中共黨史和和中國近代史的原則。看來，有幸從事毛澤東著作編輯工作的人們更應該模范地遵守這個原則;如果以為自己可以對這個決議說三道四甚至妄加修改，那就把自己擺錯了位置。應該明確，對這個決議的修改權，只能屬于黨的代表大會和黨的中央委員會，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更嚴格地說，這個七十二年前的《決議》早已成了歷史，作為一個歷史性的文獻，人們當然可以對它進行研究，乃至提出不同意見，實際上任何人都無權再對它進行修改了。這就如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出版《共產黨宣言》德文版時所說的，“《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經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頁)馬恩的這段話，在恩格斯于1888年出版《宣言》英文版作序時又再度引用了一次，說明他對馬恩當年確立的這個原則尊重。這是完全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的，我們今天當然應該繼續堅持這個原則才是。

　　同樣，對于《毛選》中的某些觀點可以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任何人都無權對其進行修改，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毛澤東;編者對《毛選》注釋所做的某些修改絕不能看作是對《毛選》的修改。應該說，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作者和編者之間的這個界限本來應該是很明確的，決不允許把編者凌駕于作者之上，凌駕于偉大的歷史巨人毛澤東之上，須知，毛澤東思想是我國革命和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絕不可以隨便加以臧否，否則就是僭越行為，就是違憲行為。唐研究員故意把對注釋的某些修訂說成是對《毛選》的修訂，目的是為了提高那些注釋的權威性而貶低和動搖《毛選》的權威性，這顯然是別有用心的，也是不能達到目的的。

　　唐研究員說，“1978年中共中央11屆三中全會后，學術界有些人利用思想解放、政治空氣稍有活躍的時機，開始掙脫枷鎖，獨立思考，以科學的態度，對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進行重新考察，發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唐寶林：《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代序)，載《陳獨秀全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001頁)

　　請注意，唐研究員在這里用了“中國學術界”這個嚇人的說法，我們要問：你唐寶林能夠代表整個“中國學術界”嗎?難道整個“中國學術界”都是贊成而沒有反對你們為陳獨秀“正名”嗎?這是不是盜用名義、“拉大旗作虎皮，裹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呢?這種嚇人戰術除了暴露出你們的野心勃勃和內心的空虛外又能嚇得了誰呢?

　　唐研究員還自我介紹說，就在他的《陳獨秀傳》下冊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與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陳研學者，在北京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決心把對陳的研究與‘正名’工作推向前進。1992年，我出任該會秘書長(后來改選為執行會長)。次年10月，我為該會創辦并主編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為全國陳研學者提供一個交換新資料、行動的平臺。同時由陳研會組織，兩年一次，逢陳獨秀生日和忌日在其各個歷史活動地舉行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討論會，交流學術成果，并推動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向縱深發展。我們陸續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由于缺乏有力的資料，無法撼動。”(唐寶林：《繁體字前言》，載《陳獨秀全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003-004頁)

　　原來，唐寶林及其組織的“陳獨秀研究會”并不是想要真正客觀地弄清楚陳獨秀的歷史，而是抱著明確的主觀目的，是要為陳獨秀“正名”，推動“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向縱深發展”。也就是說，要為陳獨秀翻案，翻中共歷史上歷次決議中關于陳獨秀問題的案，這樣的一個還沒有進行“研究”而結論就早已確定下來的研究會，他們的所謂“研究”能夠客觀公正嗎?他們還確定“由陳研會組織，兩年一次，逢陳獨秀生日和忌日在其各個歷史活動地舉行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討論會，交流學術成果，并推動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向縱深發展。”這哪里是什么研究會，其實就是一個為陳獨秀制造輿論的陳獨秀生日和忌日的紀念會或陳獨秀歷史翻案會。按照現在的規矩，對于所有的偉大人物，都是只紀念生日而不紀念忌日，而紀念生日也要十年才紀念一次，但陳獨秀研究會——其實已經成了陳獨秀紀念會卻破格紀念陳獨秀這樣一個政治錯誤很多并且對中國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的人物居然是兩年紀念一次，其規格竟然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一切偉大人物，這不禁讓人想起一句老話來：“八脩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說，唐研究員居然還把這種活動叫做“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改開以來，有些人認為由于“運動”往往會留下“后遺癥”，所以干脆什么運動都不搞了。而唐研究員卻要搞什么“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要搞運動，當然要有群眾基礎，他們搞這個所謂的運動真有群眾基礎嗎?看來不是。在那里蹦跳的就是那么一小部分人，是成不了大氣候的。唐研究員自吹說，陳獨秀的“十宗罪”都是“莫須有”，而其中九宗已經被他們推倒，只有一宗還“沒有撼動”;讓人不解的是，既然至今都“沒有撼動”，怎么又說它是“莫須有”的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

　　《全傳》還提到一件事，說“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征求對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主持這次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全傳》，第014頁)中央黨史研究室是中央下屬的研究機構，它不是中央委員會，更不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它顯然不是黨的權力機關，石仲泉又有什么資格在一個座談會上作這樣的“當場表示”?他竟然要根本改變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對陳獨秀的負面的評價，而要求人們“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嚴重違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僭越行為，《全傳》竟然把它作為一個根據來支持自己的“正名”和“翻案”活動，這些都是極不正常的。在唐研究員看來，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所做的決議，包括《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一個由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委員用了很長時間、經過學習馬列著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總結經驗教訓寫出來的著名決議都錯了，用他的話來說，都被他的“顛覆性的意見”推翻了。人們不禁要問：當年那些跟陳獨秀一起參加革命斗爭的包括毛澤東在內的的許多老一輩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為什么要對陳獨秀搞“莫須有”?為什么歷次中共中央關于陳獨秀的決議都搞錯了呢?為什么過去黨史關于陳獨秀的論述都成了錯誤的而必須由你們來糾正呢?難道那些老一輩革命家都不是真正的共產黨?難道他們與陳獨秀都有私人的仇恨和恩怨嗎?如果事實并非如此，歷史難道就這么容易被你們一幫人說顛覆就顛覆了嗎?須知，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也是人民書寫的，不是哪個人要怎么寫就可以怎么寫的，在歷史這個巨人面前，個人其實是很渺小的;歷史是顛覆不了的，一切想顛覆歷史、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必將為歷史所唾棄，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　

　　結束語

　　上面除引言外一共寫了九篇文章，對陳文和唐著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謬說從總的方面和各不同方面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文章已經寫完，本來也可以結束了。在此行將結束之際，想再對文章的題目和批評歷史虛無主義的意義說幾句話。

　　此文用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這個題目，有人可能認為有點文化大革命的味道。其實，對于文化大革命，大可不必如此過敏。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時曾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看，毛澤東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于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作出科學的分析，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段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比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頁)然而，事實還是過早地做了結論。當時一些曾受文化大革命沖擊的人，由于有情緒，往往不能正確對待，有的人甚至直到今天還耿耿于懷，主要由這樣一些人做出的結論當然也就很難做到客觀公正。但是許多人經過了比較長時間的實踐和比較以后，認識不同了。我國著名國務活動家王震就是一個典型，他在逝世前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肯定了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和正確。他的轉變很值得人們深思。

　　現在有的青年人，由于對文革缺乏了解，這些年又缺少對于馬列和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還有人認為“香花”和“毒草”的說法是所謂文革語言，因而對此持否定看法。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實際上，早在1957年，毛澤東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同時就已經提出了“香花”和“毒草”的說法。他說，“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頁)他還說，“人們歷來不是講真善美嗎?真善美的反面就是假惡丑。沒有假惡丑就沒有真善美。真理總是同謬誤相對立的。......香花和毒草也是這樣。他們之間的關系都是對立的統一，對立的斗爭。”(同上，第416頁)這個說法是完全符合辯證法的，后來人們就把真理，把真善美的東西比做香花，而把謬論，把假惡丑的東西比做毒草。根據前面的揭露和批判，陳鐵健研究員寫的《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一文和唐寶林寫的《陳獨秀全傳》一書究竟是真理呢，還是謬說呢?它們是真善美的香花呢，還是假惡丑的毒草呢?讀者當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陳唐二人如此不遺余力地貶低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貶低和否定中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者和理論家李大釗，貶低和否定中國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其直接目的當然是想借此吹捧和抬高陳獨秀及其所崇拜的托洛茨基這樣的共產黨的敗類和叛徒的地位，為陳獨秀“正名”和“翻案”;而其終極目的，則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寫上了“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想使中國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重走資本主義的老路。這些年來，歷史虛無主義之所以如此猖獗，從政治上來說，其根源正在于此，其嚴重性也在于此。反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從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一場筆墨官司，只是一場學術之爭，但是，就其實質來說，這是一場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路線(馬克思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斗爭。這一斗爭關系到無產階級的命運，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的未來。一切革命的人們，一切不忘初心、還要繼續革命的人們，豈可袖手旁觀?如今，斗爭已跨越世紀，戰斗正未有窮期。我的專業雖是經濟學而不是歷史學，但是作為新中國培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深感參加這一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在這一指導思想引導下所取得的革命成果——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前途而進行的斗爭，乃是一項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光榮任務;而有機會能參加這一偉大斗爭，為之貢獻一份力量，并在斗爭中繼續學習和提高自己，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何樂而不為?我將為此而繼續不懈地努力奮斗!

　附全文目錄

　　目錄：

　　引言（3）

　　一、制造謊言，詆毀毛澤東，吹捧陳獨秀（7）

　　1.陳文說毛只是一大的“記錄員”，否定其為黨員代表身份(7)

　　2.唐著《全傳》里貶毛褒陳的不實之詞隨處可見(16)

　　3.駁所謂陳獨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戰第一人”之謬(25)

　　二、歪曲歷史，壓低李大釗，抬高陳獨秀（34）

　　1.究竟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34)

　　2.歪曲歷史，步謝韜后塵，繼續為民主社會主義制造輿論(43)

　　3.以否定人道主義來否定李大釗是徒勞的(61)

　　4.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日本經陳溥賢中介而來之謬(65)

　　三、捏造事實，貶損魯迅，吹噓陳獨秀（76）

　　1.駁所謂陳獨秀是“魯迅小說的引路人”的謬說(76)

　　2.駁所謂陳獨秀“帶動魯迅寫雜文”的謬說(81)

　　3.企圖用貶損魯迅來吹噓陳獨秀是心勞日拙的表現(87)

　　四、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102）

　　1.關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馬恩對他的否定評價(1012)

　　2.駁所謂“列寧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謠言(106)

　　3.駁陳唐對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惡毒攻擊(132)

　　五、無知無畏，口出狂言，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165）

　　1.“消滅私有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166)

　　2.蘇聯歷史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72)

　　3.中國歷史同樣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94)

　　六、兼評理論界的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論調（213）

　　1.駁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論(213)

　　2.駁所謂“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論”(232)

　　3.駁所謂“馬克思主義太難論”和“馬克思主義簡單論”(252)

　　4.學習毛澤東，認真學習馬列，努力改造世界觀(268)

　　七、去真存偽，隱惡揚“善”，造假陳獨秀（275）

　　1.借口所謂“謠言殺人”，蓄意掩蓋事實真相(275)

　　2.陳獨秀絕不是什么“硬骨頭”，而是一個軟骨頭(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實際上家長作風嚴重(300)

　　八、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上）（304）

　　1.“十宗罪”說法不當，“莫須有”更無根據(304)

　　2.關于“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問題(305)

　　3.關于“二次革命論”問題(311)

　　九、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中）（327）

　　4.關于“取消派”和“取消主義”問題(327)

　　5.關于托派問題(338)

　　6.關于漢奸問題(373)

　　十、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下）（414）

　　7.關于叛徒問題(414)

　　8.關于反革命問題(421)

　　9.駁所謂“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反革命罪”的謬說(432)

　　結束語（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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