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仍處在帝國主義的大時代，馬克思列寧主義仍然是世界各國人民及其革命政黨認識和改造世界最銳利的思想武器。自馬克思逝世一百二十多年、 列寧逝世八十多年來，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就近來的發展而言，一方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自20世紀80年代持續處于低潮;另一方面，2007年 爆發至今的戰后最嚴重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仍在延續。歷史變遷的滄海桑田正從正反兩面映托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客觀真理性。自覺地學習和把握馬克思 的世界觀、方法論，能動地解釋馬克思列寧之后世界巨變中的規律性走向，深入研究更為復雜的21世紀世界的裂變，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出低潮所面臨的首要 理論課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理論的純潔性及其發展為社會實踐所檢驗與推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具有時代生命力的根本標志。

　　1913年列寧對什么是馬克思學說做了總結:“馬克思學說在整個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資產階級科學(官方科學和自由派科學)極大的仇視和憎恨，這 種科學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某種‘有害的宗派’。也不能期望有別的態度，因為建筑在階級斗爭上的社會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會科學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 學都這樣或那樣地為雇傭勞動制辯護，而馬克思主義則對這種奴隸制宣布了無情的戰爭。”“哲學史和社會科學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馬克思主義同‘宗派主義’毫 無相似之處，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一種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恰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 種問題。他的學說的產生正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極偉大的代表人物的學說的直接繼續。馬克思學說具有無限力量，就是因為它正確。它完備而嚴密，它給 人們提供了決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勢力、任何為資產階級壓迫所作的辯護相妥協的完整的世界觀。馬克思學說是人類在19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 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1]

　　一、唯物史觀與唯物辯證法研究有待深入的課題

　　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理論，創立了嶄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百多年來，在32深入認識唯物史觀的長期過程中，關于馬克思 基于社會經濟形態的劃分而提出的世界歷史時代尺度的研究，至今未充分展開。其核心思想[2]24，25是:“一切社會形式中”，都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生產及 其關系，被馬克思喻為“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它們決定“其他一切”生產及其關系的“地位和影響”。如在“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資產階級社會中， “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而在“土地所有制處于支配地位”的前資本主義社會，“自然聯系還占優勢”。世界歷史時代從時間維度看，僅指占支配地位 的典型社會形態全盛時期所展現的基本特征，不包括其興起和衰敗時期的階段性特征。前者如日中天，如同午間最充沛的艷陽，后者如同日出和日落的斜暉。世界歷 史時代從空間維度看，不包括被“普照的光”掩蓋了的其他一切色彩，即同時代并存的處于被支配地位的其他社會形態或生產方式。在偶然性上對世界極其豐富多彩 的具體歷史演變過程進行如此諸多的舍象后，高度抽象出來的、標志世界歷史時代特征的社會形態演變，在辯證邏輯上直接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普遍性和 必然性。但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還生活在“必然王國”中，歷史發展必然性的邏輯過程只是蘊含和體現在具體道路的偶然性中，不能把共性等同于個性。

　　20世紀初，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革命”曾震撼了世界。他關于物質運動與時間空間關系的理論，改變了在物質時空運動的速度小于光速條件下經典力學 的三維時空觀，以致達到光速的物質時空運動使時間變化本身成為物質存在與變化的第四維度，從而揭示了高速(可與光速比擬的)條件下物質存在和運動的規律。 狹義相對論并沒有否定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處處感覺到的牛頓力學關于物質存在和運動的經典三維時空觀，經典力學被看作是狹義相對論力學在物質低速運動情況下的 近似。這樣就提出了兩大時空觀從三維到四維的轉換問題。馬克思的兩大科學發現，揭示了一個與以往觀察歷史完全不同的時間尺度——考察社會形態變化的世界歷 史時代尺度。這是馬克思關于歷史空間發展理論的基礎，而在當前熱烈討論的空間生產理論中卻遭到不該有的冷遇。雖然世界歷史時代尺度并不否定日常生活中的 “鐘表日歷”尺度，但許多人并沒有自覺地意識到存在著兩個時間尺度之間的飛躍和區別，不知道在運用時如何進行兩大時空參照系的轉換，以致輕率地將日常生活 中較長期存在的新現象，誤判為世界歷史時代的新特征;而當時代的真正特征嶄露其本來面目時，卻瞠目結舌，不知其所以然。在時代問題上，解決現象與本質的對 立，離不開兩大時空觀的轉換這個大前提。

　　由人類社會五種社會形態構成的世界歷史時代不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革命時代”[2]32，33。馬克思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社會形態為分析單 位的世界歷史時代不平衡發展論。性質根本不同的社會形態之演進必須經由社會革命的時代，才能實現質的跳躍式發展，因為占統治地位的既定生產關系在其同樣占 統治地位的既定上層建筑的保護下，阻礙現存社會中已經綻露的新生產力獲得大發展，而通過制度內改良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已到了于事無補的程度。這是由這些社 會形態內在的對抗性決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人類社會基本特征的演變是非連續的，而且，其跳躍之間斷點的歷史地緣位置也在不斷轉換，也是非連續的跨越 式。在包括民族征服、民族遷徙、宗教傳承等各種形式國際交往的影響下，代表世界歷史時代演變的幾種社會形態，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區，從來沒有始終如一地 集中分布在同一個地緣位置上。世界歷史時代的中心地區在不斷轉換，社會形態的更替不是主導型國家單因自主演化的結果。實際上，取代前一個主導性社會形態的 后一個主導性社會形態的典型地區，最初往往是從前一時代非主導性社會形態所在的非中心地區的地緣位置中生長起來的，進而在社會革命的時代成為歷史突變舞臺 上的主角。

　　社會形態轉變在歷史地緣空間位置上的跨躍式發展，應當成為當前唯物史觀研究的重大課題。[3]這意味著必須揭示被原生態“普照的光”掩蓋的其他 一切色彩，“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2]27，在地緣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內源性”和“外來性”諸方面的聯 系中，揭示社會形式中支配與被支配的生產及其關系之間的交匯、撞擊、衰敗、復興、沖突、裂變和轉化。不僅民族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個民族自己的生產、內部 分工和交往的發展程度，而且決定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的，除了這些因素外，還有其“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4]68

　　神廟封閉，異教突起，權杖易手，王冠落地，戰亂不絕，帝國解體，都市焚毀，廢墟復興，遠程奔襲，民族遷徙，地理探險，種族滅絕，……，歷史上在 社會革命時代多元化的裂變中，最后勝出并穩定下來成為新的世界歷史時代表征的社會形態，反復經驗了出入地獄般的生死歷練和適應性變革。期間，夭折迭起，見 首不見尾;以一個模式為起點一路走到黑的大國崛起，來去匆匆。多級大系統集合體矛盾運動的不平衡發展，是物質存在與變化的基本形式，其法則可稱為“唯物辯 證法原理”。從黑格爾學派的解體過程中誕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功績，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世界“是過程的集合 體”，而“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這個辯證運動是“關于過程、關于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于聯系——把這些自 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大的整體——的科學”。[5]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毛澤東，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實踐中的發展，特別是社會革命時代所面臨的解決極 其復雜的社會矛盾的歷史任務，作為二者之結晶的唯物辯證法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其經歷的社會革命時代的新特點，是它較前一時期，更多地依賴 于對帝國主義條件下成為直接實踐問題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總結。

　　資本主義相對不發達的農業大國的俄國無產階級，如何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金融統治和殖民統治的整個鏈條矛盾糾結的薄弱環節，與農民和其他階級結成 國內外的革命聯盟，擊破強大的敵對階級國際同盟的圍剿，首先奪取并鞏固政權，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一個比研究自然界大系統矛盾運動復雜百倍、艱難百倍的重 大實踐和理論問題。沒有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要完成這樣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可能的。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農業 大國，中國成為繼俄國之后又一個帝國主義基本矛盾的集合點，其敵人之異常強大，其革命之長期性、復雜性和殘酷性是空前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經濟、政治發展 的不平衡及其肢解和瓜分中國的激烈爭奪，造成和加劇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發展的極端不平衡性。廣闊的歷史舞臺——極端不平衡發展的錯綜矛盾運動的大系統過 程集合體，為毛澤東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提供了罕見的客觀歷史條件。他在《矛盾論》中分析了大系統矛盾運動不平衡發展的內部聯系及其變化的一般 規律，因而確立了對立統一規律作為過程集合體矛盾運動基本規律的核心地位。毛澤東在論述大系統矛盾運動一般規律和中國革命規律的過程中，提出和使用了一系 列重要的哲學范疇，如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矛盾等，其含義和作用有待深入發掘。大系統的矛盾運動不僅受其內部主導結構的支配，更重要的是，主導結構也 在大系統的矛盾運動中發生變化。要研究決定大系統本質特征的根本矛盾，制約大系統多級變化趨勢的諸個基本矛盾，以及在某種主趨勢中影響其他矛盾存在與發展 的主要矛盾，要把握這三者之間錯綜的復合轉化關系。

　　決定世界歷史時代之典型社會形態特征的，是其社會結構的兩對基本矛盾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根本矛盾的性質，它制約著另一對基本矛盾生產關系 與上層建筑的性質。它們的階級表現，簡約地集中體現為該社會形態中統治與被統治兩大階級之間穩定的對立。因為舍象了原生態“普照的光”掩蓋下的其他非主導 性生產及其關系，就階級關系而言，可以靜止地將其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視為等同的簡約關系。而社會革命時代的直接動因則是各種階級關系復雜的沖 突，“普照的光”已成了日薄西山的余暉，它在社會結構和地緣位置上的主導地位搖搖欲墜，難以控制和掩蓋其他生產方式的劇烈變動及其向新地緣中心的浮動。在 其背后起作用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都在劇烈變動，作為社會革命時代的研究對象，它們在每個民族內部及其相互關系中都不再可化約，其疊加效應的復 雜性因離散分叉的多樣性變化及其放大效應的不確定，而雪上加霜，更不易把握。換言之，此時的根本矛盾必需展現為諸多基本矛盾;只有上升至主導地位的基本矛 盾才構成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對立雙方的轉化不再長期處于相對靜止狀態;由諸基本矛盾中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某個基本矛盾所決定的主導結構，自身也不穩定;其他 基本矛盾的上升會取代它的主導地位，在根本矛盾穩定的范圍內，改變事物的性質及其發展方向。這些顯著變化都會引起大系統內各個矛盾特殊性本身的變化，破壞 大系統內部穩定的網狀聯系和自我穩定的調節功能，由巨漲落導致系統崩潰，釀成社會形態在地緣上出現跨越式發展的多種可能性。

　　二、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歷史地位及其研究的進展

　　為放任自由的雇傭勞動制全面辯護，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中，不但唯物史觀遭到否定，馬克思的第二個偉大發現——剩余價值理論，在不受約束的 資本那里，更是成了大逆不道的“眼中釘”。當前全球性的“回歸馬克思”熱潮，是新自由主義信念在戰后最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中遭到破產的重要標志。針對當 前西方經濟陷入的長期蕭條，研讀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科學理論，恢復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歷史地位，尚有大量艱苦的理論工作擺在我們的前頭。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揭開了人類歷史真正轉向世界歷史的宏偉畫卷。與以往的“世界史”不同，基于這一生產方式而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發展 變化，不再是各國經濟及概況的簡單總和，而是由其內部結構的矛盾運動推動的大系統歷史發展過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基本結構的階段性變化及其演變的長期 趨勢，制約著世界范圍內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動，為資本主義制度在時代特征上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寫道:“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 組織”[2]23，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變中“最后一個對抗形式”，“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 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2]33

　　馬克思生活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以英國為典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原生態內在結構的矛盾運動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暴露得最充分，因此，《資本論》所揭示的經濟運動規律對于以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為尺度的整個世界歷史時代都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

　　為《資本論》揭示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普遍性，作為原生態“普照的光”，不能簡單地拿來取代對復雜經濟現象的具體分析。即使是馬克思自己也曾計 劃沿著“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邏輯，對依托世界市場并存的多種生產方式的相互聯系，進一步做出理論分析，盡管其龐大的寫作計劃最后未能完成。用“現代 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取代“古典馬克思主義”，這一命題之所以不合理和徒勞，說到底，是不了解存在著上述兩個不同的時空參照系及其轉換的必要性。《資本論》 “人體解剖”的對象是充分發育的青壯年，不是胚胎或嬰兒，也不是行將就木的老人。所以，它不僅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 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2]23;而且是透視資本主義形成期和衰落期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變化的一把鑰匙，青壯年發達的內部器官及其旺盛的新陳代 謝，既是胚胎和嬰兒發育生長的結果，又是其“自然過程”衰老的前提和開始。

　　什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區別于其他社會經濟形態的基本特征?馬克思有兩個言簡意賅的高度概括:它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方式” [6]220;同時又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7]。搞清楚這兩種概括的同質性，是《資本論》研究當前的一個重要論題。馬克思指出:“只有在勞動人 口或者本身不再屬于客觀的勞動條件，或者本身不再作為商品生產者進入市場的時候，只有在勞動人口不再出賣自己勞動的產品，而相反地出賣自己的勞動本身，或 者更確切些說，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的時候，生產才在其整個范圍內，在其整個深度和廣度內，變成商品生產，一切產品才轉化為商品，每個個別生產部門的物的條 件本身才作為商品進入該生產部門。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商品才在事實上成為財富的一般元素形式。”[8]5“現在，所有權對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 有別人無酬勞動或產品的權利，而對于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9]640“一旦勞動力由工人自己作為商品自由出賣，這種結果就是不可避 免的。但只有從這時起，商品生產才普遍化，才成為典型的生產形式;只有從這時起，每一個產品才一開始就是為賣而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 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說雇傭勞動的介入使商品生產變得不純，那就等 于說，商品生產要保持純潔，它就不該發展。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 律。”[9]644“因此，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下，使用價值才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媒介。”[8]6

　　與上述基本理論的混亂相聯系，人們將視“資本”為“物”(生產資料)的庸俗經濟學觀點捧為“經典”。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恰恰在于揭示:資本 是“自為的交換價值”。與簡單商品流通中交換價值“自在地存在”不同，它只有在資本流通中才成為“自為的交換價值”[6]222～227。資本的特質性在 于，“商品的價值突然表現為一個處在過程中的、自行運動的實體”，“變成一個自動的主體”，“它不斷地交替采取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改變著自己的量，作為 剩余價值同作為原價值的自身分出來，自行增殖。”[9]175，176無償占有雇傭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是資本自我增殖的源泉，構成資本的本質。因此， “資本不是物，正像貨幣不是物一樣。在資本中也像在貨幣中一樣，人們的一定社會生產關系表現為物對人的關系，或者一定社會關系表現為物的天然的社會屬 性。”[8]64這也就是說，“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質或勞動的社會規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觀”，把“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表現為人們之 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9]90～99在此基礎上，“把表現在物中的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當作這些物本身的物質自然屬性”[8]56，從而把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成是人類社會永恒的生產方式，“經濟學家的這種幻想”[8]56是建立在商品、貨幣和資本拜物教形態基礎上的拜物教意識，它們構成了資 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全部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關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問題長期沒有形成共識，主要原因是忽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獨特的商品拜物教性質，它把資本主義的社 會生產關系“表現為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而拜物教意識則認為，這是“物本身的物質自然屬性”。不少研究者誤認為，由資產階級經濟學集中反映出來的拜物教 意識，便是馬克思所要闡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拜物教形態，以至于把具有拜物教性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關系，錯誤地當成是上層建筑中占支配地位的資 產階級經濟學本身虛幻的意識形態問題。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9]8“本書的最終 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9]11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表現方式與以往社會經濟形態的根本不同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物化和物的主體化，物化勞動統治活勞動。面對這個顛倒的世 界，馬克思從抽象上升到具體，一層層地揭示資本的神秘化過程。其中，經由勞動力市場，勞動力的價值及其價格轉化為工資形式，即轉化為勞動本身的價值及價 格，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兩重性中，具體勞動過程是價值增值過程的物質承擔者，作為價值增值過程的勞動條件，預付總資本中不變資本 的使用價值必須在物質上全部進入現實的勞動過程。尤其是隨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發展，勞動條件的社會性質包括勞動的社會結合、自然力和科學的運用、規模經 濟對勞動的節約等，成為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卻都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由于剩余價值來源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表現形式上的神秘化，于是，就把不變資本當 成“母胎”引出其增殖的剩余價值。年剩余價值量同時取決于資本的流通速度，預付資本的價值轉移和價值補償的實現按一次或多次周轉的不同狀況，被僅僅劃分為 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這樣一來，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之間的決定性區別也被抹殺了。剩余價值，作為全部預付資本的這樣一種觀念上的產物，取得了超過商品成本 價格的余額即利潤這個轉化形式。現在資本表現為一種對自身的關系，資本作為原有的價值額，同它自身創造的新價值相區別。一旦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就單個的 企業或產業而言，它的量不僅在表面上，而且在實際上，都與剩余價值不同。平均利潤又分割為企業主收入和利息，企業主收入被歸結為從事復雜勞動的管理者的 “工資”。這樣，資本“就完成了剩余價值形式的獨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對于它的實體，對于它的本質的硬化”[10];并在生息資本的形式上，尤其作為虛擬 資本，取得了它最異化最特別的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拜物教性質，將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軸心關系隱藏在由物之屬性的層層外殼包裹起來的最深處，在表象上僅呈現為預付貨幣資本的自 我增殖運動。所以，馬克思在闡述《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時，必須將它物外殼的“生產方式”與相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有所區別，并在思維過程中從商品生 產的勞動二重性出發，通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邏輯，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在理論批判上，把資本主義生產顛倒的社會形式再顛倒回來，還廬山 以真面目，是《資本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貢獻。一旦否認這一重大貢獻的時代歷史意義，回到馬克思之前的庸俗經濟學，把市場經濟的拜物教現象形態當成其 本質，以為資本只是中性的使用價值，多多愈善，不必設防，其結果必然是社會被資本所統治。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拜物教意識，把資本的國際化僅僅視為各國不同生 產要素稟賦在國際間的合理化配置，將促進各國經濟的共同繁榮。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的國際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張。馬克思的政治經 濟學批判“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龐大寫作計劃中未完成的后面部分，在繼“(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之后，還包括:“(4) 生產的國際關系。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5)世界市場和危機。”[2]26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全球化的深層次研究，需要從資本循環的再生產過程出發，沿著馬克思的這一基本思路進行開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開創的世 界歷史時代，用不斷變革的社會生產力打破了狹隘的自然經濟和地域的局限，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但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基本矛 盾也在發展，從中心到外圍，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的不斷擴張，其用外部空間的拓展在時間上延緩內部基本矛盾激化的余地越來越小，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的 不平衡發展在全球日益凸顯。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本原上就是-個國際剝削的生產關系體系，它只能以這種方式存在。世界市場的形成和發展是其本源性的主要標志。世界市場既是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和基礎。前者主要是所謂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商人資本的殖民掠奪;后者主要是英法等強國在資產階級革命后經產業革命確 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地位，其全球化的擴張，馬克思的上述計劃涉及的是后者。二者在質上的區別不能混淆:全球擴張的主體在前者是商人壟斷資本的特許 公司，最初的世界市場對于大多數生產者來說，尚屬于簡單商品流通;后者的主體是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及其產業資本及金融資本，建立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含商品 資本、貨幣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資本流通占據支配地位;盡管殖民主義或超經濟強制是二者兼有的擴張方式。

　　資本作為這一生產方式運動的主體，它的運動不僅從一開始就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而且從一開始就是其國內運動和國外運動的統一，這種統一 就是我們要研究的資本國際運動。隨著資本主義中心地區再生產過程的國際化，它們的生產關系延伸和發展到國際范圍，中心地區占支配地位的資本不斷地征服并改 造世界其他地區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及其關系，資本的國際運動成為國際勞動分工特殊的歷史社會形式。資本國際運動的特殊形式取決于三個條件:(1)資本在 在中心地區的發展程度;(2)資本對外擴張時所遇到的落后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以及它擴張后形成的多元混合經濟的性質和類型;(3)中心地區各國資本國際 擴張和競爭的方式與程度。從“荷蘭模式”到“英國模式”再到“美國模式”，不同的歷史條件造成了世界霸權統治的不同國際形式。資本國際化是資本主義不同發 展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國際范圍內擴大再生產的必然產物。資本循環的國際運動，在以產業資本為主體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主要表現為商品資本的國際 化，它使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具有國際的性質;在以金融資本為主體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國際化趨勢大大加強。后者又可分兩個時期:在一般 壟斷條件下，金融資本的國際運動主要是通過對外輸出借貸資本和對商品資本的國際壟斷實現的;而在國家壟斷條件下.金融資本的國際運動則主要表現為國際壟斷 生產資本和國際壟斷生息資本的相互依存和發展，并且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擴張密切地結合在一起。資本的國際運動具有不斷深化的趨勢，呈現出明顯的發展 階段性。

　　中心地區一國范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尖銳化，驅使資本為了使資本循環過程能夠順利實現，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不斷地向國外擴張。資本的國際 運動把一國范圍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逐步擴大到國際范圍，而且還進一步表現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對立。在資本國際運動的基礎上，資本積累規律得以在國 際范圍內發生作用。財富和收入分配在資本主義世界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及各自內部的兩極分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又使資本主義基本 矛盾在國際范圍內尖銳化，限制了中心地區國家通過資本國際擴張以緩和國內矛盾的歷史空間。這些矛盾的發展進一步破壞了國際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在世界市場的實 現條件，從而導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隨著經濟危機的頻繁和加深，資本主義必然跌入長期蕭條，迫使資本國際運動停滯或收縮。從長期看，由于 內在的對抗性，資本全球化同樣具有擴張與收縮的周期性。

　　它之所以呈現螺旋式的上升運動，是因為資本全球化在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的驅動下，有如下歷史趨勢。隨著資本的積聚 和集中，大資本在越來越廣的局部范圍，把經由市場機制盲目調節的社會分工逐漸轉變為大公司內部有計劃組織的個別分工。資本國際化還把越來越多的生產當事人 從生產領域中排擠出去，成了在金融領域寄生于社會的食利者。馬克思早在近150年前就預見到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隨著“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 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增加”，“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 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 殼就要炸毀了。”[9]831

　　盡管漫長和曲折，終點尚未浮出可目擊的地平線，但這一歷史趨勢的進程卻為馬克思之后的幾代人所見證。馬克思、列寧之后，關于康德拉季耶夫經濟長 波與資本主義結構性經濟危機的研究，從資本主義的縱深發展方面，較系統地反映了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積累歷史趨勢的長期性、復雜性和曲折性。資本主義周期 性危機(10年左右或更短為一個周期)系指在供求總量上大的失衡，因而周期性發生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危機以暴力方式毀滅相對過剩的生產力，強制總供求恢 復一般均衡。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危機，它不但以暴力方式毀滅相對過剩的生產力，而且摧毀現有的經濟結構，迫使其進行帶制度性的 結構調整，往往與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的波動(50年左右為一個周期)相聯系。這兩種危機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長期存在并具有對抗性的突出表現;差 別在于對抗性積累的程度、對抗采取的外部沖突方式和緩解對抗以將其重新納入制度內運行的難度，是否已在制度方面沉淀為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就經濟增長的波 動來看，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通常是“退一步進兩步”——在復蘇中逐漸達到危機前的繁榮期高點，在本繁榮期超出前一高點，然后再跌入危機，因而呈螺旋式上升。 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則表現為長期蕭條，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機的密集爆發，每個周期性危機復蘇艱難，繁榮期很短，甚至未進入繁榮期，經濟又衰退了，出現長 達多年乃至十來年的經濟停滯(包括負增長)，也稱“大蕭條”或“慢性蕭條”，正如目前展現在我們面前的自2007年以來的世界經濟態勢。大蕭條是經濟長波 收縮期的谷底部分，大危機是谷底的震中。頻繁而深刻的危機期與短促而微弱的高漲期相互交錯，構成了經濟長波收縮期的基本特征;反之，則有經濟長波擴張期的 出現。包括擴張與收縮在內的一個長波周期與另一個的交替，歷史上大致半個世紀發生一次。為什么由結構性危機釀成的長波收縮期最終會突然進入下一輪擴張期， 什么是轉折的基本條件，長波“第二個拐點”的發生學問題是各學派爭論的最大焦點。

　　長波論者大體形成兩大學派:以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概念為代表，強調技術革命的創新、成熟和擴散是引起經濟長期波動的決定性因素;以曼德爾的 “破壞性適應”概念為代表，強調資本積累條件的變化是造成經濟長期波動的決定性因素。曼德爾不但指出，牽動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速度長期波動的核心問題是 資本積累過程中利潤率的長期變化趨勢，而且，明確提出了經濟長波運動的“非對稱性”說。每個長波周期內從擴張期到收縮期的轉折(即“第一個拐點”)，是由 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規律、尤其是利潤率趨于下降的規律決定的。但是，從一個周期的收縮期到下一個周期的擴張期的轉變(即“第二個拐點”)，卻受“外生變 量”的制約，即受“第二個拐點”發生期當時具體的歷史地緣條件中，不可預計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全面沖突之結果的制約。[11]

　　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SSA)發展了以曼德爾為代表的長波理論。它強調，資本積累過程的長期經濟波動受制于其國內和國際的制度環境與制度安 排。實際上這是在說，資本主義發展的每個階段，其上升期是經調整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在一國及國際范圍內較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產物，下降期則反之;制度環 境與制度安排的內在矛盾最終受制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從而決定了前者必然從適應走向不適應的長周期轉變。始自18世紀末，產業革命以來的200多 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經歷了四次長波的震蕩。長波論者盡管對每次長波的具體時間劃分有歧見，但對其長周期波動的總體認識大體相同。

　　三、帝國主義時代進程的三個階段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資本主義衰落期即進入“社會革命時代”的產物。列寧揭示了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特征，強調世界范圍內以及俄國社會中，社會階 級關系諸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及其不平衡發展。顯然，列寧這里說的“時代”與上述“由人類社會五種社會形態構成的世界歷史時代”之間存在著種屬關系。馬克 思指出的“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將如何“告終”，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主要內容和時代進程的基本方向，人類社會正經歷著“分娩”前的長期“陣痛”。

　　最近30多年，國內外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研究總體上處于停滯狀態。但隨著美國在第三世界的戰略要地變本加厲地發動侵略戰爭，帝國主義問題正在 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然而，這類關于“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研究熱，往往帶有把帝國主義僅僅認同為舊殖民主義炮艦政策的弱點。與此同時，國際上對這輪資 本全球化浪潮和美國金融資本霸權的研究，以及這次世界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后，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盡管是深刻的，但又往往離開列寧帝 國主義理論宏大的總體構思，特別是關于帝國主義寄生性或腐朽性的論述。這種現狀與戰后國外左翼思想對帝國主義問題的長期研究傾向有關。因為戰后美國霸權統 治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出現了許多不同于20世紀初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形式與內容，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被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相當的程度上當作“古典帝國主義”的 理論而擱置起來。帝國主義成了問題研究，而不是系統的帝國主義理論研究。

　　列寧十分重視對世界歷史大時代基本特征以及大時代下各個小時代劃分的把握。他指出，世界歷史的進程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進入了帝國主義和 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時代。他認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劃分是帝國主義時代世界人口的基本劃分，“這種區分構成帝國主義的本質，”[12]從而在新的歷史 條件下將《共產黨宣言》提出的戰斗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發展為“全世界無產者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斯大林依據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概括出帝 國主義時代當時存在的三大基本矛盾，即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及其金融集團之間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附屬國 之間的矛盾。[13]

　　我們認為，應當運用上述唯物辯證法關于社會革命時代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依據帝國主義大時代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的發展變 化，而不是僅僅根據資本國際化的階段性表現形式來把握大小時代劃分的基準。我們發現，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所揭示的、決定世界政治經濟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的 基本矛盾結構，至今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是，帝國主義大時代中的“小時代”卻有變化，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以兩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戰爭為標志，此時上述三大基本矛盾中，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世界所攫取的 超額利潤的一部分，用來收買國內工人階級的上層，緩和了這些國家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中相繼 誕生了蘇聯、中國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第二階段以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的“東風壓倒西風”為標志，即廣義的“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形成，民 族解放運動高漲，兩大歷史潮流匯聚，舊殖民體系崩潰，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共同進攻，迫使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處于守勢，兩方的對立構成第 二階段的主要矛盾。這個時期，世界三大基本矛盾發展為四大基本矛盾，自十月革命勝利后就業已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以社會主義陣營與帝 國主義陣營的對立方式，上升為新的又一對世界基本矛盾。與此同時，“冷戰”與戰后美國霸權治理世界的新模式，在第二階段緩和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及其壟斷資 本之間的矛盾;西方所謂“福利國家”的形成，也緩和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第三階段，是金融資本重新統 治世界的復辟時期。在這個階段，蘇東劇變使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之矛盾的地位下降，不再構成世界的基本矛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世界政治經 濟的基本結構退回到三大基本矛盾的建構。但第三階段與第一階段不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基本矛盾不再僅限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而同時存在于第三世界 國家中。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這對世界基本矛盾，現在主要地不再采取殖民地附屬國與帝國主義宗主國之間的對立形式，而是主要表現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 家與在形式上取得政治獨立但仍未擺脫新殖民主義控制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矛盾，即所謂的“南北矛盾”。在帝國主義大時代進程的第三階段，南北矛盾上升為主 要矛盾。北約肢解南斯拉夫和侵略利比亞的戰爭，美國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及被迫撤軍，以及朝鮮半島、霍爾木茲海峽、西太平洋的軍事對峙，都是第三階段 主要矛盾存在的突出表現。新殖民主義的統治，曾裹挾著蘇東劇變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改革浪潮而一路春風，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和金磚國家的拱起，迅速加深了 其原有的兩難困境，部分回歸舊殖民主義的炮艦政策，結果更是得不償失。這說明帝國主義時代第三階段的主要矛盾在加劇。總之，百年來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所揭示 的世界歷史時代的基本階級結構、主要內容和主要發展方向都沒有發生根本的質變，我們仍然處于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基本 點，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當資產階級尚處于上升時期，馬克思曾主張用支持愛爾蘭獨立來推進英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期待俄國民主革命的爆發將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 命的引信。進入資本主義衰落期的帝國主義時代，列寧觀察到，世界處在東方革命風暴盛行，并反轉來影響歐洲的時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經濟政治不平衡發展長期 趨勢的邏輯鏈條已呈明顯軌跡。首先是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在少數資本主義不發達且為帝國主義全球統治焦點地區和薄弱環節的國家中，取得新民主主義革 命和不發達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鼓舞和支持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摧毀世界殖民體系;而后隨著世界市場的結構變化，帝國主義國家及其金融集團之間的 爭斗加劇，來自落后國家的超額利潤急劇下降，致使西方中產階級相對萎縮，橄欖型社會向金字塔型或啞鈴型社會蛻化，加劇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的矛盾，從而為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創造社會條件。這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從東向西在世界范圍內相互作用、循序漸進的整體運動過程，典型地在上述第二階段 世界四大基本矛盾的組合與發展中表現出來。“東風壓倒西風”的高潮，以1976年越南完成南北統一、美國侵越戰爭徹底失敗為標志。此后金融資本卷土重來， 世界格局和態勢發生了逆轉，南北矛盾上升至主導地位，其深層原因需從帝國主義基本特征中尋找。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下降為非基本矛盾的直接原 因，在于蘇東劇變導致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社會主義社會，即使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誕生，也絕不是一個自我擴大再生產的獨立社會形態。落后國家的無產 階級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奪取政權比較容易，但是要向共產主義過渡，首先是向其第一階段過渡，卻要困難和曲折得多。由于生產力低，資本主義不發達，小農占人 口的絕大多數，這些國家正如列寧所說，“在剝奪了地主資本家以后，只獲得了建設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的可能性。”[14]

　　關于新老殖民主義以及南北矛盾的研究，涉及資本主義及其基本矛盾橫向的擴張。是否直接用武力占領和分割世界領土，是否將被壓迫民族的前資本主義 生產關系和統治階級作為帝國主義海外統治的支柱，這是新舊殖民主義體系的兩個主要區別。對于形式上取得政治獨立的前殖民地附屬國，戰后舊的世界殖民體系的 崩潰，未能阻止在美國霸權統治下國際壟斷金融資本形成新殖民主義的統治體系。新殖民主義體系使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第五個基本特征(列強把世界領土分割完 畢)在表面上不再呈普遍現象。

　　在政治上維持資本主義的依附性發展，是新殖民主義政策間接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道路的核心。除了構建迫使前殖民地附屬國就范的國際脅迫環境(霸 權)之外，新殖民主義的間接政治控制，還需要在這些國家內部培植一個聽命于國際壟斷資本的買辦大資產階級，使其坐大到影響乃至控制發展中國家政權的程度。 而這樣的政權因不斷出賣民族主義國家的利益，會在形式上取得國家政治獨立的國民中逐漸喪失執政的合法性，引發動亂;并反過來，又致使新殖民主義的間接政治 控制難以穩定維持。分而治之，在發展中的民族主義國家之間及其內部制造分裂，策劃代理人戰爭，也是新殖民主義施行間接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法。在以上各種場 合，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主權日益遭到削弱乃至剝奪，然而與舊殖民主義體系時期的帝國主義宗主國不同，新殖民主義的間接政治控制一般不為維護發展中國家 國內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而承擔日常的財政開支，更不用說舊殖民主義對他國領土永久性武力占領所不得不承受的巨額財政負擔。在這一背景下，新殖民主義的間接 控制將導致第三世界國家社會無序狀態日益深重。但是如果失去控制的動亂發生在悠關帝國主義列強“重大國家利益”的戰略要地，列強尤其是以“世界領袖”自詡 的美國，就會采取舊殖民主義的炮艦政策，進行武裝干涉，甚至不惜發動“局部戰爭”。如對油氣資源及其輸送航道管線戰略要地的控制，使用新殖民主義的間接政 治控制方式很靠不住，返回舊殖民主義以武力占領他國領土的直接控制，只是時間早晚和機遇的問題。在世界多個戰略要地用舊殖民主義重建被肢解的民族國家，已 經并將繼續使以美國為首的新殖民主義統治不堪重負，套上一個又一個絞索。這就是新殖民主義統治在政治上的兩難困境。最近五角大樓宣布，美國放棄同時打贏兩 個局部戰爭的軍事侵略政策。力不從心的新殖民主義統治，不得不更注重“軟實力”，向第三世界國家強行植入“西式民主”。這在部族關系、宗教信仰仍是維系社 會穩定和國家統一重要紐帶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正激起連綿的動亂以致內戰。

　　在經濟上，從橫向方面推動資本主義的擴張，新殖民主義需要第三世界的商品化、私有化、工業化的程度比舊殖民主義時期有相當的發展，以便為列強國 內市場相對過剩的大量商品、資本和服務尋找和爭奪海外銷路，利用東道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攫取相對于發達國家國內生產的超額利潤，并轉嫁環境污染和 經濟危機。這樣做，需要克服前殖民地附屬國在階級統治上的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障礙;與此同時，它又必須建構條件，把第三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控制在使其不能 成為自己新的競爭對手的限度內。這就是新殖民主義體系下依附性資本主義發展的實質。阻止正在爭取經濟自主發展的第三世界國家擁有獨立的技術創新研發能力和 生產能力;阻止它們從不平等的國際分工中脫落出來、建立相對自主或南南合作的產業鏈、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阻止它們占有本國國民創造的社會剩余價值的 主要部分，這是國際壟斷金融資本的新殖民主義政策抓住不放的三個主要條件。以跨國公司為龍頭的全球產業鏈和金融資本對經濟命脈的滲透性控制，截留并支配著 第三世界資本增殖的絕大部分，破壞其民族資本的自主積累，防止依附性資本主義演化為自主性資本主義發展。

　　新殖民主義經濟控制的結果，加深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二元社會結構，包括社會財富的嚴重兩極分化，城市與農村、城市內富人區與貧民窟、沿海地區與內 地的嚴重對立，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等。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源蓋出于此。面對困境，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中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天生的軟弱性，使它 們在國家治理中捉襟見肘，在危機期間驚慌失措，甚至多年經濟增長的“奇跡”片刻化為烏有。這樣，一度能使帝國主義列強暫時得以緩和國內危機的海外市場開 發，天長日久必然相對甚至絕對地停滯與萎縮。包括依附性資本主義發展在內，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政治不平衡發展的規律，不但加劇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及 其壟斷資本之間在經濟上分割世界的爭斗，而且在前述中心地區資本主義的縱向發展跌入長期蕭條時，從南到北都會引發大動蕩，“阿拉伯之春”與“占領華爾街” 運動的并發，可窺見一斑。人們看到，在帝國主義大時代進程的第三階段，世界諸基本矛盾積累至今，可控態相對萎縮，失控態迅速膨脹，部分質變的癥狀顯 著，21世紀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將陷入更加無序混亂的泥潭。

　　四、長期蕭條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命運

　　當前亟需研究世界經濟跌入第五輪長波下降期的長期蕭條問題。[15]如果把戰后的“黃金時期”與1970年代的滯漲及20世紀80年代初的債務 危機分別視為第四輪經濟長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那么，新自由主義制度安排下經濟的“大平穩”時期可視為第五輪經濟長波的上升期，直至2001年911事件 和上次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標志著第五輪長波進入下降期(第一個拐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今仍在發展的長期蕭條，表明第五輪經濟長波下降期 正在谷底部分運行，遠不見第二個拐點浮現的曙光。關于本輪結構性危機特征的分析，需要追溯到1950～1960年代戰后資本主義“復活”的“黃金時期”。

　　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富差距的兩極分化是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在沒有世界政府調控的世界市場，自發的價值規律作用，還會造成富國與貧困國差距的擴 大。20世紀50～6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盛行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幫助或迫使西方國家對價值規律在一國和國際范圍的自發作用有所抑 制。但對70年代中后期延續到80年代初滯漲的全球治理，迎來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理念指導下的資本全球化，那些曾經抑制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重要歷史條件隨之 被改變，致使奉行叢林法則的市場機制在國家不干預、少干預的條件下橫行無阻，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發揮得淋漓盡致。

　　價值規律自發的破壞作用作為本輪結構性經濟危機的一個主要成因，突出地表現在戰后至今各國社會保障制度(西方稱之為“福利國家”)的變遷上。勞 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化已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征。政府建立涵蓋勞動者教育體制及醫療、失業、養老等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西方勞動階級長期 團結斗爭、反對資本貪婪剝削的產物，也是東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尖銳對立中，東方之路對西方之路產生巨大影響的結果。通過“福利國家”對 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這一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對人類生存基本需求的保障性供給，抑制了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破壞性，減緩了有效需求相對下降和生產過剩相對擴大 的增速，成為減小市場經濟波動振幅、防止其大脫軌的最重要穩定器。各國工資(廣義的，包括社會保障)的國民差異，還含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因素。曼德爾 [16]發現，勞資雙方圍繞福利制度的階級斗爭具有波動的周期性。在康氏長波的上升期，勞動力供給的經常短缺，有利于工會反抗資本的貪婪剝削、維護工人基 本權益的斗爭，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工人實際收入上升，社會福利擴大，并沉淀為國民工資中的文化歷史因素，即迫使主流社會承認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化成本是勞 動力價值的必要組成。在康氏長波的下降期，資本迫于競爭加劇的壓力，俘獲政府決策，對上升期國民工資中沉淀的文化歷史因素進行反攻搞算，力圖將其從工人實 際收入中剔除，以形成新的、有利于資本增殖效率的國民工資文化歷史因素。自毀市場經濟的社會穩定器，資本出于本性向下轉嫁危機的結果使危機進一步加深。

　　就上述階級斗爭的長周期而言，在西方世界迅速擴散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是一場反對新自由主義復辟(“復辟”系指復活“羅斯福新政”之前的私人 壟斷資本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群眾運動。沃勒斯坦認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階段將與世界霸權周期(100～200年左右)的衰退階段重合;甚至 認為，由于看不到新起的潛在霸權國家能夠取代衰落中的美國霸權地位，而預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將進入長期的無序狀態，直至它的崩潰。他的前一個判斷是對的， 而崩潰論尚待觀察，也許，把資本主義的衰敗表達得過于機械。

　　其實質涉及列寧早就指出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所具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對于資本主義的垂死性，《共產黨宣言》曾有精彩的預言和 刻畫:“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一旦“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 快”，則“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作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于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 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4]284

　　最近30多年，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改革的全球浩劫，竟然迫使越來越多的無產者徹底失去了出賣勞動力而被資本剝削的就業機會。伴隨著資本在一極的全 球化積累，另一極竟然是“永久失業大軍”的全球化積累。救濟人數龐大的赤貧人口是資本主義的一項非生產費用，處于全球競爭白熱化階段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政 府和企業已經不堪承受這樣沉重的財政負擔。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理論家們現在不是要用“饑餓紀律”驅趕赤貧人口充當資本增殖的奴隸，而是要用徹底剝奪勞動權的 饑餓戰爭消滅資本不再吸納的赤貧人口。這樣做的結果，最終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全球改革的喪鐘。就世界當代既得的發達生產能力而言，如果全球不再存在剝 削制度，每個勞動人口都擁有平等的受教育、工作的權利和掌握科學技術的機會，那么，為平等地滿足人類基本生存需要而必須耗費的勞動時間和勞動成本，可能僅 占世界生產所耗費總量中十分微小的比例，政府將獲得在這方面為每個人提供均等化無償公共服務的物質基礎，所有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將真正擺上議事日程。

　　關于東方不發達社會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進程的第三階段、尤其在這次長期蕭條中或更加激蕩的21世紀的命運問題，首先涉及對“資本主義補課論”的 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1～1882年間提出的，關于俄國在農村公社的基礎上跨越整個資本主義歷史時期，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想，是以嚴格的歷史 條件為假設前提的。即如果俄國當時發生了保護公社不遭受私有化破壞的民主主義革命，進而引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它們通過無私的援助把資 本主義已經創造的優秀成果返贈俄國，俄國才能具備跨越資本主義所必須的物質基礎。這樣的跨越是徹底的整體性跨越。他們當時講了“三個一”:落后國家要跨越 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必須“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避免“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使它一下子越過 整個資本主義時期。”[17]由于必需的新歷史環境未形成大氣候，資本主義仍在全球發展，從自由競爭上升到壟斷，在歷史慣性的作用下，19世紀下半葉的俄 國終究未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列寧于1895～1899年寫成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對俄國1861年廢除農奴制改革后資本主義 在俄國的發展過程，做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論證。

　　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20世紀，東方不發達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后，面臨著如何在強大的國際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封鎖中，吸收發達資本主義國 家的文明成果，實現工業化和社會改造的長期艱巨任務。從社會形態的大轉變看，中國道路是指鴉片戰爭以來一個落后的封建農業大國，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的歷史跨越過程。它分兩大步走，中間不為萬里長城所梗塞，即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之前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不失時機地過 渡到不發達和發達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華民族的復興、發展和解放與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壓迫、顛覆和控制，二者的對立是貫穿中國道路的根本矛 盾。

　　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其“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18]有 不少論者將毛澤東關于中國民主革命全過程的這一階級分析，歪曲為僅僅是針對抗日戰爭時期的，這是非常錯誤的。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及時地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過渡，迅速奠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通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建立起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支撐國防工 業的建立和鞏固，目的都是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解決年輕共和國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 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國防工業和三線備戰工作“可以解決一個長遠的戰略性的大問 題。現在不為，后悔無及。”[19]

　　為了對抗美帝國主義在中國周邊接連發動的侵略戰爭及代理人戰爭和禁運封鎖，自主的準臨戰國民經濟體制的建設和確立，是導致建國后前30年國內生 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適應程度不協調，計劃與市場的結合不充分，部門間重大比例關系經常失調(如人民生活基本用品長期實行配額制)，以及犯急于求成主觀錯誤的 根本歷史條件。必須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基上，新中國成立后若立即實行無限制引進外資的門戶開放政策，沒有30年共和國建設者艱辛奉獻的老本可 啃，其后果將不堪設想。

　　內部的不適應、不協調必須服從對外部壓力的強力抗衡，這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社會基本矛盾在國際范圍強作用的產物，用前述 馬克思的語言來說，是一個民族“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或“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對“派生的”該“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起決定性作用的產物，是為 上述中國道路的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這似乎也是新社會形態的弱小萌芽在啟動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探索時，抵抗占支配地位社會形態絞殺的一種普遍現象。千百萬共和 國建設者們前30年艱辛開拓的輝煌成果，為后30年基于國家主權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一旦帝國主義將新生的不發達社會主義扼殺在搖籃里的圖謀破產，在建立正常外交關系和參與世界市場國際分工的新歷史環境中，如何向西方學習、吸取 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以便迂回地跨越“卡夫丁峽谷”，便成為不發達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一大主題。對其中規律性變化的探索與把握，決定著中國道路現階段的命 運。新社會形態萌芽在占支配地位社會形態的衰落期，要進行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探索，或遲或早總要在實力對比差距尚很大的開放環境中，經受不同社會制度相互碰 撞的熔煉和考驗，才能在汲取中培育新的生長點。改革開放使中國重返世界市場，通過不平等的國際分工，被嵌入和重組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層階較低的下端。以 這種被動方式來吸取西方現代文明的部分優秀成果，蘊含著被西方帝國主義統攝，淪為其附庸的巨大風險，失去警惕，不加防范，搞不好，便是自投羅網的自殺。能 否通過改革開放實現跨越式發展，關鍵在于不發達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組織能力、特別是適應開放歷史環境的創新能力，在于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改革中不斷 自我完善所日益增強的制度優越性，最終取決于基于社會主義道路的中華民族復興與帝國主義扼制反復較量的勝負結果。

　　這種控制與反控制、利用與反利用的斗爭，因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長期波動而具有相應的周期性。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波上升期，全球化加速，中國 以與國際接軌的低級方式被動式地吸納西方工業文明，付出了削弱以致破壞自組織能力的重大代價。在世界經濟的長波下降期與美國霸權的衰落期，尤其是二者疊加 形成的長期蕭條，全球化收斂，為探索跨越式發展的主體增強自組織能力提供了時間和空間。這種自組織能力的增長機遇，需要在全球經濟衰退對跨越主體長期的強 烈沖擊中，由該主體主動地、有意識地去捕捉。逆之者存，順之者亡。被動式的學習和主動式的自組織，二者的周期性復合釀成迂回跨越的歷史辯證法。[20]

　　與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俄國公社實現“三個一”式的整體性徹底跨越不同，帝國主義時代不發達社會主義非整體性、非徹底性地迂回跨越“卡夫丁 峽谷”，將通過改革開放，抗拒成熟至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對新生社會主義制度的絞殺，避免長期遭受原生態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主要災難性波折，以長期來看相對 較小的代價，吸取西方文明的部分優秀成果，加固跨越式發展的物質基礎，提升自組織的創新能力。“回歸馬克思和列寧”，由于人民的守望和推動，這一歷史發展 的現實可能性已經在21世紀的地平線上綻露。風雨中它頑強的曲折生長，將迎來百年激蕩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再次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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