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已經培育發展了一大批“先富”起來的人，其中富豪階層的規模、質量與水平已堪稱為世界之最，由此造成當代中國新興資本集團勢力龐大，具有影響甚至左右中國經濟形勢的突出能力。

　　經濟發展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人所共知，尤其對于今天的中國，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政治與歷史影響。在這樣的格局下，中國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愿意做什么、將要怎么做，即他們的態度、立場與取向等就變得相當關鍵。因此，在研判展望未來的時候，人們就不得不拷問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先富”起來的人將向何處去。

　　從理論邏輯與理想訴求的角度說，人們無疑是希望能“先富帶后富”，“先富”起來的那些人特別是其中富得流油、富得豪橫的新興資本勢力能夠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力軍，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領頭羊，成為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排頭兵。但是，現實情況似乎并非如此，在上述要點上，當今中國“先富”起來的人所發揮的作用總體上并不理想，甚至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還起到很壞很惡劣的作用（如恒大許家印之類不是個別）。這大概就是中國社會上上下下都對富豪階層有所不滿的重要原因，也是引發相當一些人強烈仇富心理的重要緣由。

　　當然，上述說法乃是站在特定的立場與視角、即“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與視角上來分析研判的。如果換一種立場、換一個角度，譬如從富豪階層的角度出發，他們就不僅要問：憑什么要我們這樣做呢？別人富裕與否同我們有什么關系呢？難道我們該誰欠誰了嗎？我們不愿意不行嗎？不這樣做不行嗎？

　　綜合上述兩個方面可以發現，當今中國還沒有制約“先富”起來的人必須帶“后富”的約束性機制和力量。或者說，這樣的制度機制，迄今為止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這樣一來，社會的希望要求與“先富”者的心情意愿之間就出現了對應與匹配程度的問題。如果二者之間的匹配度很高，彼此關系很好很融洽，“先富”起來的那些人就有可能樂于貢獻付出；否則，就要發生種種“先富”者與社會乃至政權不和不睦的現象與問題。

　　一是他們的“信心不足”問題

　　“先富”起來的群體里的人很多都掌握有一定規模的新興資本，具體社會角色就是那些民營企業家。是企業家就要經營企業，就要從事經濟活動，但據說現在這些人普遍“信心不足”，由此導致相關的經濟活動缺少生機與活力。這個問題很不好辦，聽說光靠政治表態和政策支持已經不滿意了，有些利益代理人已對執政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制度提出了要求，那可就干系重大了。

　　二是他們不高興就“不干”、就“跑路”的問題

　　比信心不足更嚴重一些的是，他們中有人心情不好，就是不高興了。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新興資本集團的某些富豪大佬們對中國的現狀總體上并不順心，因而也并不高興，據說已經發生很多消極現象，譬如不愿投資、消極怠工、吃喝玩樂等，因為他們認為能夠輕松賺大錢的時代過去了，再說已經賺得夠多了，也有條件享受了，其中不乏轉移資產、用腳投票、跑路移民等行為，這都對中國社會造成不小的沖擊。

　　三是如果他們“發怒了”會怎樣的問題

　　世事難料，中國社會的事情很多時候都出人意外。對于“先富”起來的人而言，一個突出的問題日益顯現，那就是有朝一日他們會不會激動發怒。譬如某項政策、某項工程觸動了他們的核心利益，因而惹惱惹怒了他們，由此他們發起了政治進攻，這時候問題就要變得相當嚴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考慮到新興資本及富豪集團雄厚的經濟實力基礎已經在國家占有他們自認為的“主體”地位，由此給中國社會所造成的沖擊和考驗非同小可，也就是憲法規定的國家領導階級是否還有能力抵御、化解甚或打退新興資本富豪們的政治進攻。展望未來，中國社會直面這一考驗的可能性難以排除。

　　當然，當下的情形主要還停留在第一層面，即民營企業家信心不足的層面；至于新興資本勢力中有些人不高興就不干、就跑路的問題，目前只是表現在少數特大富豪身上；對于大多數中國先富起來的人將向何處去的問題還談不上緊張、突出或嚴峻，但能否獲得他們的支持，畢竟已上升成為治國理政的一個要害問題，或者說，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為此，從目前看，也只有兩種對應舉措：

　　其一，安撫他們。用各種手法安撫安慰他們那顆敏感而躁動的小心靈，使其免受騷擾與驚嚇，確信他們的生命財產在中國安全無憂，神圣不可侵犯，以便繼續安心在中國生存與經營活動。

　　其二，引導他們。積極引導他們往“以人民為中心”的目標方向走，用各種思想教育（當然，更重要的應該有政策和法律手段）啟發先富起來的人尤其是大款富豪們學好而別學壞，引導他們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理想，為實質性推進共同富裕做貢獻，始終同共產黨走在同一條歷史道路上。

　　至于效果如何，那就要走著瞧了。但無論如何，恐怕按照某些人要求執政黨改變基本理論和基本制度的主張是不切實際的。執政的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最廣大人民服務、當“人民公仆”，還是全心全意為少數資本老板服務、當“打工仔”，這畢竟是事關執政黨性質和政權性質的根本問題。中國既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世界最大的市場就只能為愛國守法的市場主體提供安全保證，舍此之外的一切幻想必須打破。否則，后果就不堪設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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