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2011年第12期

導讀

按照沃勒斯坦的判斷，本次世界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長周期運動中的下降期，與長達一二百年的資本主義世界霸權周期（而今是美國霸權）衰落期的重疊。這一輪資本全球化使各個經濟的相互依賴與競爭大大增強，走到今天，經濟大衰退面臨巨大混亂的無序世界，卻沒有強有力的“世界政府”來治理，整個世界是不是要陷入長期混亂呢？

            “衰”上加“衰”，世界要大亂？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體系危機，以及各國為挽救危機以公共財政拯救投機金融大亨的金融財政政策，終于導致了2011年的新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并有進一步發展為經濟衰退的趨勢。

看清真相的民眾終于憤怒了，但他們對導致自身困境的原因卻所知甚少。此刻，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對資本主義運行規律的深刻洞悉，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

在2011年民眾憤怒之火燃遍全球的時刻，《社會觀察》特采訪美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沃勒斯坦的中國學生——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許建康，以圖揭示這輪危機的本質、根源與走向。

憤怒的根源與危機的本質

社會觀察：2011年全球老百姓憤怒情緒的爆發非常顯著，他們普遍對各國的統治者（政客們和經濟精英們）感到非常不滿。大家都知道，這種情緒的積累已經很久了。您認為目前全世界老百姓的情緒和所面臨的危機，應該如何如何理解? 這個危機是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還是2000年IT泡沫破滅以來，格林斯潘的寬松政策和美國當局對金融不當監管造成的？或者還有更深遠的原因？

許建康：2011年全球老百姓憤怒情緒的爆發，用世界體系論的話說，標志著一場世界范圍反體系運動的興起，這只是開始。其成因應當追溯到197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生滯漲后，為了治理，西方掀起的這一輪資本全球化浪潮，尤其是處于樞紐地位的金融全球化。

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富差距的兩極分化是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在沒有世界政府調控的世界市場，自發的價值規律作用，還會造成富國與貧困國差距的擴大。滯漲發生前，凱恩斯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漲，幫助或迫使西方國家對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有所抑制，但隨著新自由主義改革理念指導下的資本全球化，這些重要的歷史條件都逐漸被改變了，致使奉行叢林法則的市場機制在國家不干預、少干預的條件下橫行無阻，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發揮得淋漓盡致。

第三世界國家要和西方接的就是這樣的軌。這些國家發生騷亂的直接導火線，哪個與西方推波助瀾的自由主義改革無關？只要國家主權妨礙了資本全球流動以攫取最大利潤的自由，它們就被壓制或削弱。國家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來自國內民眾對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認同，一旦國家政權轉而為國際資本服務，并以犧牲民眾的福利為代價，與國際資本分享暴利，它的合法性就會遭到質疑。社會底層的年青人是國家政權服務對象轉向、消減國內社會保障的最大犧牲品。

這次危機的爆發是這些對抗性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危機爆發后，政府與大資本勾結，赤裸裸地向雇傭勞動轉嫁危機，復蘇又步履艱難，政府究竟為誰服務的深層面目終于揭開，聲稱代表全社會利益的政府公信力受致命打擊，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由于真相在危機期間才徹底暴露，危機的持續又對民眾的生存構成了實在的威脅，直至忍無可忍，故反體系運動一般滯后于重大危機爆發的時間。

社會觀察：造成目前危機的原因與1929年危機的原因是否有本質的不同？按照經典政治經濟學分析，資本積累的規律，也就是利潤率升降會引導資本主義系統的周期性變化，這一分析框架在今天是否還是有效的？

許建康：目前的危機與始自1929年的大蕭條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造成的結構性危機。主要的不同在于：一是在當時的世界殖民體系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的內陸大都處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經濟形態；二是當時的世界市場為西方列強的勢力范圍所分割，包括世界領土的武力分割，各勢力范圍由宗主國通過高關稅和專屬貨幣區等手段予以保護；三是當時幾個西方大國綜合國力的對比發生了急劇不平衡的錯落，它們之間爭奪世界霸權的斗爭愈演愈烈；四是當時的金融國際化程度遠不能與今天基于IT工業的金融全球化相比；五是當時的全球產業鏈（國際托拉斯）遠未達到今天跨國公司所控制的網狀結構的規模和深度。

所以，那次大蕭條最終引爆了世界大戰，戰爭引起革命，帝國主義全球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相繼斷裂脫落，誕生了一批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革命制止戰爭，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高潮，包括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經濟危機的爆發與投資不足有關，后者顯然是很低的利潤率引起的。但經濟危機成因的理論分析較復雜，且有爭議。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中分析的是利潤率下降的長期趨勢，用它來分析經濟長期趨勢的波動也許更切題。

危機的歷史位點

社會觀察：2011年民眾的憤怒是開始還是頂點？社會運動還會如何發展？它與五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相比會有那些變化？

許建康：現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五六十年代反體系運動的主體是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國家是其后盾和引導解放道路的方向；西方國家發生的所謂“1968年革命”的反體系運動也是如此，當時毛澤東語錄的外文小紅書在左翼運動中廣為流傳。

現在民眾的憤怒多出于茫然、失落和無奈，缺乏理論、方向、組織、統一和榜樣的作用及由此增強的信心。也許大規模的社會實踐能使他們迅速成長起來。但危機期間，由于大量失業，國內工人之間的競爭會加劇，全球產業鏈的發展又加劇了各國工人之間的競爭。發達國家的資本為阻止利潤率的進一步下降，把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一方的失業是另一方的就業，這不但破壞了工人階級的國際聯合，還是發達國家資本威嚇本國工會斗爭的有效手段。

社會觀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周期性運動中，本次危機處在那個階段、那個周期？中間經歷了那些小周期？

許建康：我們通常說的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主要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是供求總量大的失衡，區別于這里說的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后者指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危機，往往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左右一周期）相聯系。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表現為長期蕭條，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機的密集爆發，每個周期性危機復蘇艱難，繁榮期很短，甚至未進入繁榮期，經濟又衰退了，正如目前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種情況。

社會觀察：美國思想家沃勒斯坦認為，目前總體處在70年代以來持續至今的資本主義經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階段，您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長周期運動也有比較深入的研究，您是否同意這個觀點？為什么在衰退期，美國卻出現了一次逆行：1990年代美國力量顯著增強，發生IT革命？

許建康：沃勒斯坦曾認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階段將與世界霸權周期（100-200年左右）的衰退階段重合，甚至認為，由于看不到新起的潛在霸權國家能夠取代衰落中的美國霸權地位，而預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將進入長期的無序狀態，直至它的崩潰。

前一個判斷是對的，而崩潰論尚待觀察，恐怕沒那么樂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階段劃分大都是事后考察的結果，且有爭議。

如果把戰后的“黃金時期”與1970年代的滯漲及80年代初的債務危機視為一個康氏周期內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那么，IT革命及克林頓政府的“大平穩”時期可視為又一個康氏周期的上升期，直至2001年911事件和上次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這些上升和下降的波動大致20-30年一次，間隔不可能雷同，作為其物質基礎的每次科技革命的性質與范圍也絕不相同。

如果康氏周期的下降期與霸權周期的衰落期重合，還會變形，產生更大的不確定性和動蕩。因此，重要的不是定量和測算周期確切的分期時段，而是對長周期的物質基礎、制度安排、運行條件及其變化進行具體的定性分析。

社會觀察：在本次世界系統周期運動和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崛起、歐美日的衰退以及大部分第三世界走向破產凋敝與動蕩相互是怎么樣的關系?

許建康：震中的源頭在西方，首先是美國，震波經由三個世界的階梯向全球擴散，現在的震中轉移到第二世界的歐洲，日本的日子早就不好過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如果讓新自由主義借改革開放之名完全搞垮了，它就不會有今天的一枝獨秀。盡管如此，它還會受到大的沖擊，包括自身虛假繁榮泡沫的破裂。現在西方一些人非常害怕中國成為下一個階梯經濟衰退的震中進而把西方推向末日，我們要未雨綢繆。

社會觀察：本次經濟周期的發生，也先后有一些列社會運動的變化、意識形態的變化、國際格局的變化糾結在一起，他們相互之間的關系怎么來理解？為什么帶有鮮明集團或者階級利益立場的全球化過程，沒有受到民眾的廣泛抵制？

許建康：這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長期處于低潮密切相關，蘇東劇變的全球影響不可低估。資本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國家主權，社群為保護自己，宗教主義、種姓主義、地方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個人享樂主義等長期盛行，也是原因。

社會觀察：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中國的崛起與美國、日本、德國當初的崛起，有什么異同？不同的地方是本質的不同還是其他的不同？

許建康：中國還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按人頭算，進不了第二世界的門檻，中國不應自大。

社會觀察：中國以及歐美日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運動中，目前分別處在什么位置？

許建康：“阿拉伯之春”帶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這種晚到的革命在帝國主義時代是極為軟弱的，不得不投靠西方，背后還有往往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陰影，前景很不確定，移植西方民主，到頭來可能是美夢一場。

發達國家的反體系運動的性質與之不同，但目前仍限在改良主義范圍內，希望有個執行有利于窮人政策的好政府。中國反對西方霸權主義的民族主義要有社會主義做基礎，才有底氣和方向。我們的反霸斗爭說到底是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

“憤怒”與危機的走向

社會觀察：目前的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在本場長周期運動中的什么位點？可能如何繼續發展？會不會帶來戰爭和主要國家的社會動蕩？繼續的發展會如何收場？會給未來的全球經濟體系、國際格局和主要經濟鏈條的那些國家造成那些影響?

許建康：歐洲的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還會向全球擴散。西方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常規手段無非是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等。現在貨幣政策的寬松基本已調至極限，財政政策因國家喪失償債能力，也無法寬松了，為了減少赤字反而必須收緊財政和稅收政策，所有這些無奈都會把艱難的復蘇重新推入衰退。

這些國家債務的債權人主要是西方大銀行，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將再次引起國際金融業的流動性緊缺以致償債能力的削弱，但這一次國家財政幫不了大忙了。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普遍轉向凱恩斯主義，但如此迅速地引起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卻始料未及。這也許與歐元區沒有超國家的統一財政預算有關，故只是特殊情況。

美國和日本的GDP債務占比也很高，它們也會出現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嗎？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的長期不景氣，將給出口導向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持續的沖擊，并向后者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力圖轉嫁危機，西方壓人民幣升值便是一例。“北-北矛盾”和“南-北矛盾”都在加劇。國家間的國際經濟協調會議，雷聲大、雨點小，甚至光打雷、不下雨，以后將越來越如此，而保護主義則繼續增長。老百姓的苦日子不是短期的陣痛。

至于戰爭，關于世界大戰問題前面實際已經說到。局部戰爭一直不斷，美國急于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同時宣稱“21世紀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世界矛盾和中美矛盾的焦點將轉至這里，前景兇多吉少，盡管美國同時又期待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能給動蕩的世界經濟帶來福音。美國霸權的底牌是強大的軍事實力，國民經濟軍事化是阻斷經濟危機加重和轉移國內矛盾、維持政權合法性的最后一擊，切不可以為天下和后院會平安無事。西方國內民眾的反體系運動的高漲，是其統治者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重要阻力。

社會觀察：目前輿論的主流，力圖把主權債務危機解釋為世界各國政府給予民眾的福利過多，從而導致了政府支出過于膨脹。而實際上從我們觀察到的情況看，主權債務危機的迅速惡化，是2008年危機后各國政府投入公共資金拯救瀕臨倒閉的私營金融機構的產物，并非危機后福利支出出現了迅速膨脹。您對這種輿論怎么看？如果按這種思路出招限制減少福利，是否就能拯救主權債務危機和各國的衰退呢？

許建康：政府建立涵蓋勞動者教育及醫療、失業、養老等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勞動者長期團結斗爭反對資本貪婪剝削的產物。通過對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這一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方面，抑制了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破壞性，減緩了有效需求相對下降和生產過剩相對擴大的增速，成為市場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穩定器。隨著科學技術日益物化為直接的生產力，資本主義出現一系列新癥狀：對勞動者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他們的流動性和停滯性（結構性失業）增強，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對人體的傷害也在加劇等等。于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化已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征。政府在這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是無償的，由勞動者支付的公共服務是勞動力價值的組成部分，其他的轉移支付最終還是來自勞動者創造而被剝奪的剩余價值。大幅度消減社會福利就是將勞動力價格降至勞動力價值以下直至生存的最低限度，這正是觸發周期性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必然加深社會的分裂和動蕩。西方政府為應對國債危機采取的財政緊縮措施，恰恰是加深危機的手段，他們不是不知道其危害，而是面對結構性危機的兩難困境，不得已而為之。各國工資（廣義的，包括社會保障）的國民差異，還含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因素。曼德爾發現，勞資雙方圍繞福利制度的階級斗爭具有波動的周期性。在康氏長波的上升期，勞動力供給的經常短缺，有利于工會反抗資本的貪婪剝削、維護工人基本權益的斗爭，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工人實際收入上升，社會福利擴大，并沉淀為國民工資中的文化歷史因素，即迫使主流社會承認勞動力社會再生產的成本是勞動力價值的必要組成。在康氏長波的下降期，資本迫于競爭加劇的壓力，俘獲政府決策，對上升期國民工資中沉淀的文化歷史因素進行反攻搞算，力圖將其從工人實際收入中剔除，以形成新的、有利于資本增殖效率的國民工資文化歷史因素，資本向下轉嫁危機的結果使危機進一步加深。目前在歐元區內貧困國家發生的消減社會福利的緊縮財政政策，就是這樣一顆被強制吞下的苦果，已引致這些國家發生政治危機。就上述階級斗爭的周期性而言，在西方世界迅速擴散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是一場反對新自由主義復辟（“復辟”系指復活“羅斯福新政”前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群眾運動。

自1999年起，那些相對貧困國家先后進入歐元區，它們至少在賬面上都曾滿足預算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公共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的趨同標準。當時新自由主義改革盛行全球，歐洲國家在戰后建立的較為寬松的社會福利體制為此已經遭到大的削減。社會福利的消減與家庭債務的高企，是一個銅板的正反兩個面，下列數據折射出這些國家從歐元區建立至2008年秋金融危機爆發前，社會保障的削減和破壞程度。愛爾蘭的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1年的50%升至2008年的109%。西班牙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從1999年的43%升至2008年的84%，葡萄牙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從1996年的31%升至2008年的96%。即使在希臘這種傳統上不推崇借貸的國家，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也從1999年的10%升至2008年的50.5%（數據來源見下文注釋）。

歐元區建立后，國家間不但取消關稅，而且使用統一的貨幣歐元，致使這些國家間的市場競爭急速加劇。歐元區內的出口占歐元區國家總出口的三分之二。德國是區內貿易中最大的出口國，有大量貿易順差；被蔑稱為“PIGS”的相對貧困國大都為凈進口國，有大量貿易逆差。后者被迫壓低工人實際工資，以提高出口競爭能力。這是導致家庭債務激增的另一個原因。老百姓消費能力的降低，為生產過剩危機埋下伏筆，也因稅基來源走向枯竭而為國債危機埋下伏筆。

尤其值得借鑒的教訓是，國民家庭債務在金融危機前夕的激增是與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緊密聯系的。同美國一樣，“上述家庭債務信貸的發展導致了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的繁榮。其嚴重后果只是在今天危機爆發時才強烈地感覺到，危機的導火線是那些簽署了次貸協議的債務人無法償付抵押貸款。當時，愛爾蘭的建筑業占GDP的比重從1993年的5%升至2005年的10%。西班牙的建筑業占GDP的比重從1997年的7%升至2006年的12%以上，而對于整個歐洲來說，該比重約為6%。”（亨利·烏邦著，童珊譯，《歐元區危機及其國際影響》，《當代經濟研究》2010年第10期）房地產泡沫破裂及金融危機爆發后，泡沫推動的主導產業萎縮，失業大軍蔓延，消費者實際收入急降，尤其是政府動用財政手段對金融業的大規模“救市”，終于導致財政預算入不敷出，以致國家喪失了對虛假繁榮期借的舊債和危機期借的新債的償還能力。

關于歐洲國家主權債務與社會福利制度存在怎樣的因果關系，有著完全不同的解釋，反映了資本家經濟學與勞動者經濟學的對立，說到底，是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他們之間的曲折斗爭將決定真正的“后危機時代”何時到來，到來時世界格局將呈現怎樣的結構性質。天天沉迷于當下所謂的“后危機時代”該如何如何舉措的夢幻，這些人該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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