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長波與跨越“卡夫丁峽谷”的中國道路

                                   許建康

    （《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當今世界正處在激烈的大變動時期。這次大地震的震中在西方，源頭首先是美國，震波經由三個世界的階梯呈波動狀向全球擴散。現在震中的源頭轉移到第二世界的歐洲，日本的日子早就不好過了。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普遍轉向凱恩斯主義，但如此迅速地在歐元區內的南方國家引起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以致即刻轉化為政治危機，卻始料未及。這也許與歐元區沒有超國家的統一財政預算有關，但美國和日本的GDP債務占比也很高，遠超出所謂的安全區域，也引起了不絕的政治動蕩。西方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常規手段無非是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等。現在貨幣政策的寬松在利率上基本已調至極限，財政政策因國家喪失或被削弱的償債能力，也難以再寬松了，為了減少赤字反而必須收緊財政和稅收政策，所有這些捉襟見肘的無奈都會把艱難的復蘇重新推入衰退。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如果讓新自由主義借改革開放之名完全搞垮了，它就不會有今天的一枝獨秀。盡管如此，它還會受到大的沖擊，包括自身虛假繁榮泡沫的破裂。現在西方一些人非常害怕中國成為下一個階梯經濟衰退的震中進而把西方推向末日，我們要未雨綢繆。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奎元院長在2011年的院工作會議上說：“本世紀將是一個繼續分化動蕩的世界，人類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這次戰后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從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算起，已有5年，持續蕭條，復蘇艱難，二次跌入危機在即，看不見新繁榮期到來的曙光。我們遭遇的已經不是一般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西方稱之為“商業周期”）。關于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解釋，不但各派眾說紛紜，而且僅以之說明本次危機也遠遠不夠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性危機的經濟長波理論正引起人們的更大關注。

一、經濟長波與資本主義結構性經濟危機

我們通常說的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系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在供求總量上大的失衡。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危機。系指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危機，往往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波動（50年左右一周期）相聯系。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就經濟增長的波動來看，通常是“退一步進兩步”——在復蘇中逐漸達到危機前的繁榮期高點，在本繁榮期超出前一高點，然后再跌入危機，因而呈螺旋式上升。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表現為長期蕭條，一種與上述狀態相比“失去常規和常態”的周期性現象，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機的密集爆發，每個周期性危機復蘇艱難，繁榮期很短，甚至未進入繁榮期，經濟又衰退了，出現長達多年乃至十多年的經濟停滯（包括負增長），也稱“長期蕭條”，正如目前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種情況。頻繁而深刻的危機期與短促而微弱的高漲期相互交錯，構成了經濟長波收縮期的基本特征；反之，則有經濟長波擴張期的出現。包括擴張與收縮在內的一個長波周期與另一個的交替，歷史上大致半個世紀發生一次。

粗略地說，長波論者形成了兩大學派：以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概念為代表，強調技術革命的創新、成熟和擴散是引起經濟長期波動的決定性因素；以曼德爾的“破壞性適應”概念為代表，強調資本積累條件的變化是造成經濟長期波動的決定性因素。曼德爾不但指出，牽動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速度長期波動的核心問題是資本積累過程中利潤率的長期變化趨勢，而且，明確提出了經濟長波運動的“非對稱性”說。每個長波周期內從擴張期到收縮期的轉折（即“第一個拐點”），是由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規律、尤其是利潤率趨于下降的規律決定的。但是，從一個周期的收縮期到下一個周期的擴張期的轉變（即“第二個拐點”），卻受“外生變量”的制約，即受“第二個拐點”發生期當時具體的歷史地緣條件中，不可能事先預計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全面沖突之結果的制約。他強調：“這些指的是一系列非經濟因素如戰爭掠奪、資本主義運行領域的擴展與收縮、資本家間的競爭、階級斗爭、革命與反革命等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賴以生存的所有社會與地理環境的這些激烈變動反過來引起資本主義增長的基本變量的激變（即它們可以導致平均利潤率的激變）。”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SSA）發展了以曼德爾為代表的長波理論，它強調，資本積累過程的長期經濟波動受制于其國內和國際的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實際上它是在說，資本主義發展的每個階段，其上升期是相應經調整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在一國及國際范圍內較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產物，下降期則反之；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的內在矛盾最終受制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從而決定了前者必然從適應走向不適應的長周期轉變。

曼德爾關于四次經濟長波的歷史分期為：第一輪長波1789-1848年（1789-1815年為上升期，1826-1848年為下降期）；第二輪長波1848-1893年（1848-1873年為上升期，1873-1893年為下降期）；第三輪長波1893-1940年（1893-1913年為上升期，1914-1940年為下降期）；第四輪長波1940（48）-？年（1940（48）-1967年為上升期，1968-？年為下降期）。人們不難發現，在第一輪長波的第二個拐點期間，歐洲爆發了18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在第二輪長波的第二個拐點期間，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發生了向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轉變，在東方，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從商品輸出發展到資本輸出的標志，世界殖民體系得以最終確立；在第三輪長波的下降期尤其是第二個拐點期間，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及1929-1933年的大危機。

二、世界經濟跌入第五輪長波下降期的長期蕭條

如果我們繼續曼德爾的經濟長波歷史分期，把戰后的“黃金時期”與1970年代的滯漲及80年代初的債務危機分別視為第四輪經濟長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那么，新自由主義制度安排下經濟的“大平穩”時期可視為第五輪經濟長波的上升期，直至2001年911事件和上次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標志著第五輪長波進入下降期（第一個拐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今仍在發展的大蕭條，表明第五輪經濟長波下降期正在步步逼近它的第二個拐點。從第一輪經濟長波到當前的第五輪經濟長波，特別是最能暴露其階段性發展變化本質的第二個拐點引發的制度震蕩和變遷來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從興起（第一輪長波）到發展（第二輪長波）再逐步衰落（第三輪長波下降期）的歷史過程基本清晰，只是在第四輪長波的上升期出現了“還老返童”的現象。這是不是資本主義生命周期在垂死期的“回光返照”？面對當時史無前例的1929-1933年大危機，斯大林曾提出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爆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概念。“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機。”它表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行將崩潰，進而向社會主義過渡。他沒有、也很難預見到，戰后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美國霸權模式）全面取代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英國霸權模式）所發生的重大變化；更不要說他身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了。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是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長期存在及具有對抗性的集中表現，它的結構性危機是這一對抗性矛盾長期積累的產物和集中表現。關于本輪結構性危機特征的分析，需要追溯到50年前的戰后50-60年代資本主義“復活”的“黃金時期”。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富差距的兩極分化是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在沒有世界政府調控的世界市場，自發的價值規律作用，還會造成富國與貧困國差距的擴大。20世紀50-6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盛行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幫助或迫使西方國家對價值規律在一國和國際范圍的自發作用有所抑制。但對70年代中后期延續到80年代初的滯漲的全球治理，迎來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理念指導下的資本全球化，那些曾經抑制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重要歷史條件隨之被改變，致使奉行叢林法則的市場機制在國家不干預、少干預的條件下橫行無阻，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發揮得淋漓盡致。

價值規律自發的破壞作用與本輪結構性經濟危機的耦合作用，突出地表現在戰后至今各國社會保障制度（西方稱之為“福利國家”）的變遷上。政府建立涵蓋勞動者教育及醫療、失業、養老等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西方勞動階級長期團結斗爭、反對資本貪婪剝削的產物，也是東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尖銳對立中，東方之路對西方之路產生巨大影響的結果。通過“福利國家”對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這一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方面，抑制了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破壞性，減緩了有效需求相對下降和生產過剩相對擴大的增速，成為市場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穩定器。

隨著科學技術日益物化為直接的生產力，資本主義出現一系列新癥狀：對勞動者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他們的流動性和停滯性（結構性失業）增強，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對人體的傷害也在加劇等等。于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化已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征。政府在這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是無償的，由勞動者支付的公共服務是勞動力價值的組成部分，其他的轉移支付最終還是來自勞動者創造而被剝奪的剩余價值。資本為了向雇傭勞動者轉嫁危機，它們的政府大幅度地削減社會福利，即將勞動力價格降至勞動力價值以下直至生存的最低限度，這正是觸發周期性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必然加深社會的分裂和動蕩。當前西方政府為應對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采取的財政緊縮措施，恰恰是加深危機的手段，他們不是不知道其危害，而是面對結構性危機的兩難困境，不得已而為之。

各國工資（廣義的，包括社會保障）的國民差異，還含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因素。曼德爾發現，勞資雙方圍繞福利制度的階級斗爭具有波動的周期性。在康氏長波的上升期，勞動力供給的經常短缺，有利于工會反抗資本的貪婪剝削、維護工人基本權益的斗爭，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工人實際收入上升，社會福利擴大，并沉淀為國民工資中的文化歷史因素，即迫使主流社會承認勞動力社會再生產的成本是勞動力價值的必要組成。在康氏長波的下降期，資本迫于競爭加劇的壓力，俘獲政府決策，對上升期國民工資中沉淀的文化歷史因素進行反攻搞算，力圖將其從工人實際收入中剔除，以形成新的、有利于資本增殖效率的國民工資文化歷史因素，資本向下轉嫁危機的結果使危機進一步加深。就上述階級斗爭的周期性而言，在西方世界迅速擴散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是一場反對新自由主義復辟（“復辟”系指復活“羅斯福新政”之前的私人壟斷資本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群眾運動。

就世界當代既得的生產能力而言，如果全球不再存在剝削制度，每個勞動人口都擁有平等的受教育、工作的權利和掌握科學技術的機會，那么，為平等地滿足人類基本生存需要而必須耗費的勞動時間和勞動成本可能僅為世界生產所耗費總量中十分微薄的部分，政府將獲得在這方面為每個人提供均等化的無償公共服務的物質基礎，所有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將被真正擺上議事日程。關于社會保障制度歷史命運的爭論，反映了資本家經濟學與勞動者經濟學的對立，說到底，是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他們之間的曲折斗爭將決定真正的“后危機時代”何時到來，到來時世界格局將呈現怎樣的結構性質。

目前的大蕭條與始自1929年的大蕭條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造成的結構性危機。歷史框架主要的不同在于開放與封閉的資本主義全球統治方式：一是在當時的世界殖民體系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的內陸大都處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經濟形態；二是當時的世界市場為西方列強的勢力范圍所分割，包括世界領土的武力分割，各勢力范圍由宗主國通過高關稅和專屬貨幣區等手段予以保護；三是當時幾個西方大國綜合國力的對比發生了急劇不平衡的錯落，它們之間爭奪世界霸權的斗爭愈演愈烈；四是當時的金融國際化程度遠不能與今天基于IT工業的金融全球化相比；五是當時的全球產業鏈（國際托拉斯）遠未達到今天跨國公司所控制的網狀結構的規模和深度。所以，那次大蕭條最終引爆了世界大戰，戰爭引起革命，帝國主義全球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相繼斷裂脫落，誕生了一批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革命制止戰爭，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高潮，包括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沃勒斯坦認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階段將與世界霸權周期（100-200年左右）的衰退階段重合，甚至認為，由于看不到新起的潛在霸權國家能夠取代衰落中的美國霸權地位，而預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將進入長期的無序狀態，直至它的崩潰。他的前一個判斷是對的，而崩潰論尚待觀察，恐怕沒那么樂觀。

三、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的時代尺度與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

個人視力直覺的感性世界范圍與我們現在考察的21世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制度變遷相比，太狹窄和渺小。與此相關，如果我們使用日常生活中日歷鐘表的時間參照系，也無法認識和把握上述歷史變遷。長波論使用的時間參照系是經濟運行20-30年左右的接合態勢（conjuncture），世界霸權周期論使用的時空參照系的跨度既長又廣。而要討論作為社會形態的資本主義之興亡，則需使用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觀之上的世界歷史時代的尺度。這是一個關于超級宏大敘事的時空參照系。

馬克思的“社會形態”或者“經濟的社會形態”范疇的形成，是使用世界歷史的時代尺度，對人類社會發展宏大歷史階段進行高度抽象概括的產物，抓住了各個時代的主導性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作用及反作用的穩定結構。它的時間跨度既大大超出了經濟長波周期，也遠超出了霸權周期。其特征是：在共時性方面，將所指時代的典型社會內部和世界范圍中，與占主導地位社會形態并存的、非主導性的其他社會形態都舍象了；在歷時性方面，主導社會形態的特征是其典型社會的發展總過程中處于全盛時期所充分展現的性質，它在興起和衰落這兩個時期展現的發展變化也被舍象了，即舍象了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革命時代”的特征。在偶然性上對世界極其豐富多彩的具體歷史演變過程進行如此諸多的舍象后，高度抽象出來的標志世界歷史時代演變的社會形態范疇，在辯證邏輯上直接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還生活在“必然王國”中，歷史發展必然性的邏輯過程只是蘊含和體現在具體道路的偶然性中，不能把共性等同于個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世界歷史時代演變的幾種社會形態，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區或國家，從來沒有始終如一地集中分布在同一個地緣位置上，說明世界歷史時代的中心地區在不斷轉換，社會形態的更替不是主導型國家單因自主演化的結果。實際上，取代前一個主導性社會形態的后一個主導性社會形態的典型國家、地區或民族，最初往往是從前一時代非主導性社會形態所分布的非中心地區的地緣位置中生長起來的，進而在“社會革命時代”成為歷史突變舞臺上的主角。反過來說，廣義地看，既然一個時代的主導型國家（典型社會）曾經在前一時代的地緣位置上屈居非主導性社會形態的歷史地位，那么，它們不是都經歷了一定程度的跨越式發展嗎？馬克思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社會形態為分析單位的世界歷史時代發展論；對社會形態更替過程的分析形成了關于社會性質發生質變或飛躍的社會革命理論，這是馬克思不斷革命論的關鍵所在。不僅人類社會性質的發展是非連續的，有“五種社會形態”的演變；而且，其跳躍之間斷點的歷史地緣位置也在不斷轉換，也是非連續的，必然出現上述廣義的跨越式發展。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使用的“世界歷史時代”這樣一個時空參照系，與前述日常生活日歷鐘表、長波的態勢及霸權興衰的時空參照體系均不同，后者是個別和特殊，前者是寓于后者疊加中的一般。理論研究需要認真對待和解決這兩大類時空參照體系的轉換問題，反對簡單化和貼標簽，既不能用關于時代特征的概括取代對具體問題的分析，也不能只看樹木不見森林。在這方面，馬克思關于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研究是一個典范。它探索的是社會革命時代社會形態變革的具體路徑。

在馬克思看來，于俄國公社的基礎上跨越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期，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這種可能性不是俄國公社內部自我發展的結果。馬克思強調，俄國公社保留到現在，有了一個與其他公社當初存在時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它與世界資本主義并存，因此可以創造新的歷史條件來吸收現代西方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在俄國民主革命及時爆發的條件下，在尚未遭受嚴重破壞的土地集體占有制的基礎上，利用西方現成的物質條件，大規模地進行共同勞動，從而整體跨越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提出的跨越條件是很苛刻的：如果俄國發生了革命，那么這個落后農業大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將作為信號反饋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引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后者革命勝利后，通過無私的援助把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優秀成果贈與俄國，這是俄國能跨越資本主義所必須具備的物質基礎。關于跨越的徹底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講了“三個一”：落后國家要跨越“卡夫丁峽谷”，必須“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避免“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使它一下子越過整個資本主義時期”。盡管馬克思給查蘇利奇的正式復信中沒有出現“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這樣的文字表述，但在他與恩格斯合著的1882年《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仍十分嚴肅和正式地把上述基本思想完整地表達出來了。

馬克思1881年關于俄國農村公社命運兩種可能前途的瞻望，到1894年恩格斯為《論俄國社會問題》寫跋的時候，已經塵埃落定。在這13年間，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農村公社的解體都在俄國迅速發展，“俄國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在短短的時間里就奠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基礎”。由于必需的新的歷史環境未形成大氣候，資本主義仍在全球發展，從自由競爭上升到壟斷，在歷史慣性的作用下，19世紀下半葉的俄國終究未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列寧于1895 年至 1899 年寫成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對俄國1861年廢除農奴制改革后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過程，做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論證。

但這一具體跨越實踐的失敗并不表明，社會制度在世界范圍的歷史變遷是非跨越式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的日耳曼部落侵入衰敗的西羅馬帝國，它們跨越了奴隸制社會形態，西歐封建制度的建立是歐洲民族大遷徙洪流沉淀硬化的結晶。中世紀的歐洲在歷史上被稱為“黑暗時代”，在世界范圍內與同時代亞洲的中央集權大國相比，其歷史地緣位置屬于發展比較緩慢的落后地區。大航海時代的地理大發現為世界市場的初步形成和歐洲殖民主義的全球征討開辟了道路，血腥的資本積累使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取代東方文明，成為世界歷史進程真正啟動的中心。美國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同樣處于原始社會氏族公社的末期，歐洲殖民主義及其種族滅絕政策使美國資本主義的興起跨越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在社會革命時代，有了如“民族大遷徙”、“十字軍東征”、“地理大發現”、“世界市場”等這樣的世界文明或區域文明碰撞和交融的奇特歷史大環境，“落后”趕超“先進”，“跨越”反成“秩序”，豈能不具有歷史發展的普遍性？

《共產黨宣言》在1848年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前夜，就明確提出了“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的光輝論斷，中間不為萬里長城所隔斷。從這一意義上說，1848年歐洲反對封建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也可視為無產階級及被壓迫人民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卡夫丁峽谷”的第一次社會革命的嘗試。1870年法國產業革命基本完成，標志著資本主義制度在法國的確立，資產階級正處在上升階段，1871年巴黎公社武裝起義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第一次總演習，更可視為在廣義上試圖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卡夫丁峽谷”的又一次偉大嘗試。只是在20世紀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隨著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瓜分世界領土戰爭的全面爆發，在其全球統治國際鏈條的薄弱環節和焦點地區，資本主義不發達或很不發達的農業國通過如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終于摧毀了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最大障礙，先后誕生了一批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

四、迂回跨越“卡夫丁峽谷”的中國道路

這些國家在革命勝利后仍然面臨著如何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封鎖中，吸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成果，實現工業化和社會改造的長期艱巨任務。一旦帝國主義將新生的不發達社會主義扼殺在搖籃里的圖謀破產，在建立正常外交關系和參與世界市場國際分工的新的歷史環境中，如何向西方學習、吸取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以跨越“卡夫丁峽谷”，便成為不發達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一大主題，對其中規律性變化的探索與把握決定著中國道路現階段的命運。從社會形態的大轉變看，中國道路是指它從一個落后的封建農業大國，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過程。中華民族的復興、發展和解放與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壓迫、顛覆和控制，二者的對立是貫穿中國道路的根本矛盾。以這樣的歷史研究方法考察中國道路問題，使用的尺度是“世界歷史時代”的時空參照系。在新的歷史環境中，如何向西方學習、吸取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以便迂回地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這是不發達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一大主題。我們今天重提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現實意義就在于此，具體來說，可以概括為以下方面。

1．不發達社會主義國家革命勝利后至被重新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前，在外部經濟封鎖和武力威脅的條件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此后的改革開放使跨越的主要過程已經不像當年的俄國農村公社那樣，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外或之旁，而是被嵌入到這個體系中，通過世界市場進入不對稱、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重組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個層階較低的子系統，一般屬于世界體系內的發展中國家。此時再提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系指迂回跨越，屬于上文所說的引申開來的廣義的跨越；而馬克思當初設想的以俄國公社為直接起點的跨越則是整體跨越，是原本意義上狹義的跨越；二者中的跨越都是以五種社會形態歷史演變的邏輯過程為基本歷史框架，而尋求社會革命時代的具體發展道路。

2．跨越主體即不發達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個復雜巨系統內運行，以這種被動方式來吸取西方現代文明的部分優秀成果；同時避開和抗拒成熟的、原生態的資本主義制度，以避免長期遭受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主要災難性波折；而不是像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初設想的那樣，依靠革命勝利后西方無產階級國家的無償援助，實現上述“三個一”式的整體性徹底跨越。非整體性、非徹底性的迂回跨越，蘊含著被仍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帝國主義統攝、淪為其附庸的巨大風險，失去警惕，不加防范，搞不好，便是自投羅網的自殺。

3．能否成功跨越的關鍵，在于跨越主體即不發達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組織能力，特別是創新能力，在于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改革中不斷自我完善所日益增強的制度優越性。這些國家利用尚未進行商業開發的勞動力、土地、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等比較優勢，將其市場化并大量引進外商、外資，作為參與國際分工的嵌入通道，這種嵌入時的接軌方式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層階結構的必然產物。這些國家因上述資源的市場化并深度嵌入不平等的國際分工而實現了GDP總量的持續擴張，同時因國際接軌的低級方式而削弱了自組織能力。跨越主體是否將被長期鎖定在低端結構上，使跨越成為泡影，取決于復雜巨系統內部高階子系統（發達資本主義）和低階子系統（不發達社會主義）之間控制與反控制、利用與反利用的反復較量和復雜斗爭。

4．只要基于社會制度性質的特征，跨越主體保持著自己相對獨立的自組織能力，它們與主導巨系統的高階子系統之間的聯系便是一種非有機性的結合（“咬合”或“鉸接”——articulation）。高階子系統的結構和運行狀態發生震蕩，由此迅速造成的復雜巨系統的結構和運行狀態的震蕩，為跨越主體自組織能力的增強提供了時間和空間。與高階子系統及其主導的巨系統穩定運行時期被動式地學習吸收西方工業文明的積極成果不同，這種自組織能力的增長機遇，需要在主系統震蕩對跨越主體的長期強烈沖擊中主動地、有意識地去捕捉。逆之者存，順之者亡。被動式的學習和主動式的自組織，二者的周期性復合釀成迂回跨越的歷史辯證法。迂回跨越中的失敗和挫折，絕不會終止世界歷史的進程。

以上馬克思關于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思想對認識中國發展道路的啟示，集中到一點，就是告訴人們：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根本關系是復雜巨系統及其高階子系統與低階子系統之間的復合關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本矛盾不僅在一國范圍內起作用，更在國際范圍起作用。巨系統的劇烈震蕩時期，是參與世界市場國際分工的不發達社會主義增強跨越“卡夫丁峽谷”自組織能力的最好機遇。

這就是重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慶模式”誕生的世界歷史時空背景，它的發展方向適應了人類社會在當代世界的發展規律。“重慶模式”的實踐和“占領華爾街”的反體系運動從正反兩個方面，開始回答陳奎元同志在院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世界發生了不尋常的變化并繼續處在大變動之中。本世紀將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紀，國際格局可能朝什么方向演變，我們要努力締造什么樣光明的未來，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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