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柯慶施同志的紀念像，在上海福壽園正式落成。

　　慶施同志的親屬以及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等方面領導和黨史專家等六十余人參加了紀念像揭幕儀式。

　　1

　　長久以來，慶施同志是一個被忽視的重要歷史人物。

　　改革開放以來，在“知識分子”卷土重來、群魔亂舞的環境下，柯慶施這個名字被人為地遺忘，更不會有人記得即便是年長他九歲的毛主席，都曾在會議場合公開尊稱他一聲“柯老”。

　　誠如毛主席在1967年5月所言：

　　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

　　慶施同志是安徽歙縣人，早年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曾被學校開除；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后與陳獨秀結識，共同學習馬克思主義先進思想，彼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

　　1922年，慶施同志加入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在那一年，作為中國代表，他前往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代表大會。

　　在此期間，慶施同志受到了列寧導師的熱情接見，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見過列寧的人，那也是中國革命火種即將升騰的標志。

　　初入黨內，慶施同志在中央秘書處工作，隨后被安排擔任安徽省委書記，1935年擔任了北方局組織部長。

　　慶施同志早年的革命生涯最值得稱道的行動便是聯合李大章、高文華、陳伯達等人，在北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這場運動是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先鋒，也是共產黨人向全國再度表明抗日決心的宣言性事件。

　　然而，此后的柯慶施并沒有受到更多重用，他長期擔任副職，甚至在延安整風期間，時任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的他（也是延安學習委員會成員之一）還一度被打成了“特務”。

　　楊尚昆后來有回憶：

　　審干工作的進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單位負責，重點在黨校。但很快就發展到捕風捉影，無限上綱，把懷疑對象關起來，輪番逼供。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原常務董事洪戈也有回憶：

　　1942年后，我調到楊家嶺中央機關總支委當秘書，李富春同志是書記。大約在1943年7月十幾號，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西門墻上出現幾個字： ‘柯部長是特務，。夏之栩首先發現的這些字。

　　根據江西省公安廳原副廳長黃慶榮的介紹：

　　1943年夏，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墻上出現一條標語。那天下午三四點鐘在中央大禮堂召開整風大會，柯老主持會。突然中央機關警衛科長楊時在會上宣布禮堂墻上有標語說，柯部長是特務。這次的中直機關整風大會開成了批斗柯老的會。后來是小組開會審問他。

　　1986年時，楊尚昆談到柯慶施時又說：

　　記得斗柯慶施那一天要我們中直學委會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證據說他是特務？’結果沒有，就要開會轟，我就不贊成。

　　我一個，鄧發一個，李富春一個都不贊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學委會主任，對他說這個不行，斗了下不了臺怎么辦？

　　康生那個時候態度糟糕得很，就說書記處決定了的，你們照著執行。我們就去找弼時，弼時說‘我也不贊成’，但表示他也無能為力。

　　后來在國防科學技術大學原政委李東野將軍的受訪中還有提及：

　　是毛主席聽到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的叫喊聲，及時制止對柯老進行的斗爭審查會，但柯老已經受了不少罪。這事是毛主席親自制止的。他住的窯洞離大禮堂不遠，得知是在斗柯老，馬上說，不能這樣搞，趕快停下來。

　　在莫須有、擴大化的批斗中，柯老證明了自己是塊硬骨頭，任何違心的話他都不說，他始終相信群眾、相信組織、相信毛主席。

　　安徽省原省長周子健有述：

　　柯老在1943年康生搞‘搶救運動’時挨整，我聽說在大禮堂斗柯老，他根本不說話。1933年前后我在北京安徽會館的安徽中學念高中一年級，其間參加了革命，那時我就知道柯大鼻子，在北方局很有名。我去延安時，同路的是張秀巖，張大姐告訴我：‘有個柯大鼻子，在白區就他沒有被捕過，他消息靈通，聽到消息馬上就轉移。，周恩來副主席在西安對我們說： ‘你們不能照延安的辦法（整風）。’所以我在西安辦事處沒有經過那樣的整風。

　　全國婦聯書記處原書記王云也對柯老評價極高：

　　我參加了斗柯老的大會，是中央婦委派我去的。柯老站在臺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第一排的XX站起來指問柯老： ‘你做了十幾年地下工作怎么沒被捕過？’

　　我當時心里想，這個問題問得真有意思，陳云就沒被捕過。沒被捕，是柯老本事大呀！

　　當時，我看到柯老站在臺上，紋絲不動，就是不回答！

　　1944年春天，毛主席親自來到邊區參議會大禮堂，出席由西北局召開的西北局系統 （包括邊區系統及聯防司令部系統）的干部大會。

　　在會上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 ‘搶救運動’的錯誤，并作為黨中央的主要領導入主動承擔了責任：

　　審干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查出了問題，但也搞得過火了，誤傷很多同志。我現在代表黨向受委屈的同志賠禮道歉。

　　毛主席說著，便摘下帽子向臺下鞠躬敬禮。

　　臺下的同志們錯愕萬分，隨即爆發出雷鳴掌聲。

　　1943年7月30日，毛主席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8月15日，黨中央發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隨后正式提出了毛主席強調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嚴肅批評了康生的錯誤做法。

　　2

　　全國解放之后，慶施同志迎來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二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

　　其主政上海期間對上海市社會主義與人民民主的發展、特別是為毛澤東思想在滬上開辟出一片“自留地”起到了關鍵性的領導作用，乃至深度影響了他離世之后上海市（尤其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及上海輿論戰線、文藝戰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重要地位。

　　也正因此，今天上海市方面為慶施同志留下了一寸小小的敬畏之地，供人民瞻仰，承群眾之愿。

　　值得一提的是，慶施同志的家屬還向福壽園內的人文紀念館捐贈了柯慶施生前的用品——一頂帽子、一個公文包和一條柯老親手編織的毯子，簡簡單單，樸素至極，

　　慶施同志身邊周圍的人對他的評價一向是“他幾乎沒有業余愛好，更不會娛樂消遣，不談與工作無關的事宜”，柯老對于自己的生活要求十分簡單，曾對警衛說：

　　一切標準向毛主席看齊！

　　因此，他吃穿用度十分隨意，一直穿著一身中山裝和老布鞋。

　　建國后在上海主持了十年的工作，面對這座工商業繁華發達的都市，慶施同志從來沒有沉醉其中，他堅持廉政，杜絕任何形式主義，堅決反對腐敗。

　　他曾經公開指責：

　　雖然生活在變好，但是一些官員的思想也開始腐化了，實在愧對革命的囑托。

　　而對于群眾的生活質量，慶施同志格外關心，經常深入基層調研，與普通群眾溝通感情，還特別注重關心工人群體的住宿生活問題。

　　也正因此，在解放戰爭后期，慶施同志領導下的石家莊市是最早恢復正常生活的地區，也是最先從戰爭狀態中掙脫的黨解放的大城市。

　　由于在城市治理中展現出了優秀才能，建國后慶施同志的升遷速度明顯加快。

　　1956年的八大，作為上海市委書記的柯老，被選為中央委員。

　　一年后的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柯老做了著名的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在次年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贊同，當即建議人民日報等黨媒轉載。

　　在這篇報告中，柯老指出：

　　有一部分同志曾經認為我們上海的各項工作都“冒進”了。在對上海工業方針的爭論中，就突出地表現了這一點……這種意見，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一年來，上海工作的發展是正常的。問題是對于什么叫正常、什么叫冒進，有完全不同的了解。

　　我們認為，既然是干社會主義革命、干社會主義建設，干這種前無古人的事業，干這種同帝國主義爭時間、比速度的事業，那就必須有一股革命的干勁。那就必須對上海的各種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因素采取積極的態度，并且爭取把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根據國家的統籌安排，千方百計地出主意、想辦法，充分地利用上海基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因此，在我們看來，凡是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這才是正常現象；不去努力做到，這才是不正常現象。否則，就談不到革命態度、革命氣概和革命速度，就談不到盡可能快地把我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強國。

　　由于舊社會的習慣勢力、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思想作風對于我們隊伍的侵襲，在上海的二十六萬七千名干部（不包括中小學和公私合營企業的干部）中，有80％左右是解放后參加工作的。在三萬七千名科長級以上的干部中，也有56％以上是解放后參加工作的。他們是我們干部隊伍中的新血液，對工作是作了很多貢獻的。但是他們多數出身于非無產階級，沒有經過生產勞動和嚴重的階級斗爭的鍛煉，還保持著不少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風。老干部中也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地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沾染了舊社會的壞思想、壞作風。

　　“反反冒進”，柯老發出了上海的吶喊。

　　在1958年的南寧會議上，毛主席對于黨內一些領導同志提出的“反冒進”予以了堅決的批評，他甚至說：

　　柯老在上海做的報告，你能寫出來嗎？

　　那些領導同志也做了檢討，而柯老則被主席作為了大會標兵。

　　會后，周恩來一度希望由柯老來接替總理職務……

　　既然談到“反反冒進”，不妨多寫些。

　　所謂“反反冒進”，反的自然就是“反冒進”了——于1956年由少數領導同志提出的口號。

　　“反冒進”，實際上真的如字面意思的“反對激進”嗎？

　　其根本目的讓官僚機構進一步膨脹、讓所謂“專業化階層”與官僚階層進一步得到鞏固、讓現代化中的城市與落后的農村之間的差距（即城鄉二元體制）進一步日益擴大——同時，讓社會變革進一步推遲。

　　這也就是“包辦代替主義”思想的體現。

　　提出“反冒進”口號的領導同志，一直以來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在黨內一直很難得到普遍支持，因為他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壓過其他同志的“戰功”，特別是在解放軍中沒有支持者。

　　同時，他也不像毛主席、柯老等人不擅長農村工作，當年土改中就有的“左”傾錯誤就很難說與他完全無關，建國前后主張“富農剝削有理”更是引起毛主席警覺，這些思維之后也都被他延續到浮夸風運動中，給毛澤東思想的踐行、黨中央三面紅旗的落地、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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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到，一五時期我們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其實犧牲了一部分農民的利益，毛主席由此直接預見了可能發生的農業危機和貧富分化。

　　因此主席主張：

　　雖然還要像過去一樣優先發展重工業，但必須增加對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投資；除利用和發展先進大城市工業外，還必須發展沿海與偏遠地區工業；除大 規模城市工業化外，還必須轉向農村的中小工業；除中央部門的指導外，還必須要擴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發展經濟的自主權。

　　這就引發了一些領導同志的抵觸，所謂“反冒進”就這樣在八大后登上臺面。

　　1956年的八大，毛主席為了黨和國家大局、也是吸取了蘇聯斯大林去世后政局不穩的教訓，主動退居二線，同時還為了徹底杜絕個人崇拜而要求把“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從黨章中刪去——但是這樣的苦心并沒有得到正反饋，1937年就取消的“黨中央書記處”居然重新成立——用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的話說：

　　我成了一個游說先生。

　　1957年11月，毛主席特地帶著彭總、葉帥去莫斯科參加社會主義陣營慶典，專門讓這些被他寄予厚望的領導親眼看看蘇聯閱兵式上的核彈頭、先進裝甲戰車，好回國后鼓足干勁、迎頭趕上。

　　結果回來后發現一群文官竟然在國內打著“反冒進”的旗號“壓軍攬權”，你說主席心里什么感受？

　　“反反冒進”，不難理解。

　　3

　　1958年在南寧，盡管柯老并沒有被選為總理，但是他在黨內的地位還是迅速提升。

　　兩年后，柯老升任華東局第一書記，按照周恩來當時的口吻：

　　柯慶施總覽華東地區的大局。

　　不過，在進入六十年代之后，柯老的身體開始出現問題，到1964年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進行手術，此后便開始休息療養。

　　不得不說，這一直是毛主席的一個遺憾：許多忠心追隨毛主席和人民群眾的老同志，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身體疾病，這些革命戰爭年代留下的創傷加之建國后這類同志依舊要求保持艱苦樸素作風而拒絕特權療養，都過早的因為身體原因遠離政壇，這讓毛主席在晚年時時陷入孤獨。

　　至1965年柯老當選副總理，他依舊在主管華東地區的工作，然而生命也已經進入倒計時。

　　1965年4月5日，身為副總理的柯慶施參加完一場宴會，臨睡前還吃了一把花生米，夜里突然病情迅速加重。

　　經過連續數天的搶救治療，最終的診斷結果是“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4月9日，柯老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63歲。

　　當時的中央對柯老的葬禮給予了很高的規格，由劉少奇主祭，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先念陪祭。

　　中央給予柯慶施的評價是：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

　　不可否認，人無完人，尤其身處特殊的歷史洪流之中，人的信仰、執念、追求都會被不同程度的放大，不論是言論還是做法，都有可能產生擴大的傾向。

　　柯老在上海工作期間，出于對工作的極端熱情和對革命運動、斗爭方向的殊死堅持，都出現過不同程度的欠缺民主現象。

　　但是無論何時，柯老自始至終無愧于“共產黨人”、“毛主席的擁護者”、“人民的勤務員”等鋼鐵稱號，他更是在上海培養了一批執著戰斗的無產階級筆桿子，同千里之外的毛主席形成了革命呼應。

　　孑然一身，問心無愧，這已然不負毛主席，不負人民。至于千秋功過，何須靡靡掛齒。

　　最后，摘錄幾段柯老在《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中的話，作為本文收尾吧：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大敵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開始了我國的過渡時期，上面說的這個主要矛盾在國內基本上解決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成了國內的主要矛盾。

　　社會主義革命是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徹底、最深刻、最廣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變，不但還沒有完全解決經濟戰線上的問題（所有制還沒有完全改變，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的發展還很不充分），尤其還沒有完全解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

　　因此，階級斗爭還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在整個過渡時期，仍然是國內的主要矛盾。不過在所有制基本改變以前，這種矛盾突出地表現在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即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變以后，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之間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現在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間，即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不相適應。

　　一部分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還不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甚至還企圖奪取這種領導權，從而破壞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

　　我們有一些同志喜歡用壓服的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總覺得說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這是沒有根據的。看來他們好像很“左”，其實，恰巧說明了他們很右。

　　事實證明，對人民采取說服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積極、最有效的方法。我們同志們相信馬克思主義、相信共產主義事業的最后勝利，難道不是被說服的結果而是被壓服的結果嗎？為什么我們可以被先進的同志們說服了，而我們就不能用同樣的方法說服別人呢？

　　對人民采取壓服的方法，這不是別的，正是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對待被剝削階級的方法，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方法。國民黨蔣介石是最會向帝國主義屈服、向人民施“威風”的。我們必須反掉這種國民黨作風的影響，不許向人民施“威風”。

　　有的同志遇事很少認真同群眾商量，或者不同群眾商量，只是愛好行政命令。決定問題的時候，從領導的主觀意圖考慮多，認真分析群眾意見少，沒有把兩方面統一起來。自上而下的布置工作多，自下而上的聽取群眾的意見少。

　　群眾有時候對領導布置的工作有意見，合理的意見不采納，辦不到的不解釋或者不及時解釋，不合理的不說服，錯誤的不教育。有些領導干部同群眾談話，也總是指示、命令的口氣多，叫人望而生畏，久而久之，群眾有了意見也不愿意提了。他們說：“提了沒有用，還提它干什么？”

　　中國有一句著名的古話，叫作“乘風破浪”。我想很可以用這句話來描寫我們目前的形勢和任務。

　　我們的前面有浪，這就是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所必然遇到的各種困難。但是我們的后面有風，這就是廣大的黨員群眾和人民群眾的日益高漲的革命積極性。這是一股具有無限潛力的風，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風。

　　只要我們堅決依靠群眾的這種革命積極性，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任何困難。讓我們用乘風破浪的革命氣概勇敢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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