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列寧在《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揭穿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實際上在出賣群眾利益，揭穿他們維護少數人暫時的特權，揭穿他們傳播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影響，揭穿他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同盟者和代理人——這樣也就教育群眾認識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教育他們通過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停戰的漫長而痛苦的動蕩過程，來為社會主義和革命進行斗爭。

　　1

　　曾記否半年之前，某國企領導甜蜜街拍發酵之際，一個聲音突然從亂軍之中沖出，筆鋒直指輿論鳴放，并暗示群眾抓包有誤、似乎期待事有反轉：

　　然而在他“希望的官方通報”明晃晃出爐后，他又不無痛心疾首地極盡遮羞粉飾：

　　那位國有企業的領導于今天的現實中到底是不是“怪例”，我不好說，但是有一個問題恐怕不得不深究：什么人才會如此的恐懼和反對「大鳴大放」？

　　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一文中，毛主席曾有點出：

　　在這樣的民主(指當時開展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要靠廣大的同盟軍…才能實行專政，不然是不可能的。

　　我們現在發動了他們的積極性，無產階級專政就鞏固起來了。

　　右派，形式上還在人民內部，實際上是敵人。

　　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還記得去年年底的呂梓源嗎？

　　先說當時的數據：截至去年底，北京市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萬人，占常住總人口的20.18%；比2020年增加11.7萬人。65歲及以上常住人口311.6萬人，占常住總人口的14.24%；比2020年增加20.4萬人，也是近五年增量最多、增長幅度最大的一年。

　　北京市早已經正式跨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同時，在當時疫情放開之后全社會“保護老年人”的共同呼聲下，作為首都（政治示范效應首屈一指）的北京市理應在醫療資源分配和公共輿論宣傳等方面做到無死角——注意，去年年底那波疫情發生以來，北京市120 調度指揮中心日均呼叫量持續增長，12月9日24小時120電話呼入量31863次，達到常態化呼入量六倍以上。

　　然而，似乎“防不勝防”，還是讓市臺的年輕記者呂梓源漏了出去，漏到了群眾的面前。

　　從過往履歷和言論看，年紀輕輕的呂記者看起來十分抵觸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

　　當某地出現基層一刀切的抗疫悲劇時，她沒有體現出一絲絲作為媒體工作者的行業格局和職業素養，而是如西方NGO小喇叭那般聒噪廉價的情緒性話術，仿若一幅聲聲為民請愿、替眾呼喚的姿態。

　　不過，她卻在自己感染之后，僅僅38.2°發燒癥狀便火速以暫時仍不為人知的「能力」在資源空間寸土寸金的北京市，大搖大擺住進了方艙醫院，且是小湯山而非臨時方艙，且是雙人獨間，且在暴露后還公開聲稱另一張床是給同事預留（妄圖平攤公眾注意力，此處盡顯人品低劣、職場素質低下）。

　　尤為讓人頓覺失語又失落的是，這位京城小記者似乎真的對首都社會的真實境況全無了解……

　　她完全不知曉在北京討生活的百萬單身北漂族有幾個是“有人照顧”的？有幾個人是會連燒水、定鬧鐘吃藥、打掃衛生這等尋常事也要視作特殊交代之事的？

　　這到底是小記者，還是小公主？

　　至于她那個時候輕松接受供應的藥品，彼時北京市民乃至全國人民有多難買到，她恐怕更是一無所知了。

　　應該來說，北京市臺的政治感知力實在是太次，完全不察眼下社會公眾的關注點和敏感區。

　　而根子還是那四個字：脫離群眾。

　　這不，逼得胡錫進那會兒也不得不搖搖晃晃地走出來給特權分子打圓場：

　　一口一個“小呂”、“缺少經驗”，極盡輕描淡寫之能事，讓人又想起了他“報社孩子”的令人作嘔之用語。

　　就胡錫進這段話，我簡單翻譯一下則是：

　　一個人變得油膩而游刃有余，這是需要過程的，像我老胡這么油的境界，他們還差點功夫。群眾得給他們時間，等到都像我老胡這樣又會裝低調、又會說車轱轆話，戲就好演了，群眾也就滿意了。

　　2

　　之所以這么翻譯，是因為他如此表態實在太多次了，比如這是最新的一次：

　　至于過去，那可就太多次“苦口婆心”了：

　　出發點還是一成不變：小心群眾！遠離群眾！屏蔽群眾！

　　向權貴們苦口婆心的勸告“低調”，此等替主子憂心的姿態真的“宮廷”極了。

　　仿佛憂權貴之憂，自己便也能夠憑秉筆宦吏之軀，躋身權貴之伍。

　　這些筆墨士族、太監宦臣往往沒有信仰、沒有自尊、沒有思想、沒有自由，他們只知道聽主子的話。

　　甚至，這主子是誰他們都無所謂，只要能讓他們混個一官半職，他們就能揮毫潑墨、為主子大唱贊歌。

　　然而當棍子打到自己身上時卻又開始撒潑打滾：

　　就這一類文人，毛主席1967年5月已給出過辛辣的評述：

　　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

　　所以我也一直都說，看胡錫進先生的文章你會有一種錯覺：此人若是生在百年前，恐怕在《南京日報》或《中央日報》也能坐到個主編的油腥衙位，替蔣光頭歌功頌德一番。

　　今天的胡錫進之流以粉紅黨姿態、本著“維穩大于一切”的信條，自詡“建制派”，其實質是暗指自己是“維穩派”、是權力的附庸，一切不和諧、不穩定的人都將是胡錫進槍口下的“維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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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諂媚奴顏，顯然是反社會主義也是反人民的。

　　隔著手機屏幕都可感受到其字里行間的忠啃，呵護屎尿屁才女賈淺淺如此，庇飾賓利大姐如此，淡化呂記者獨住小湯山如此，遮羞國企領導私生活依舊如此。

　　經年累月持續不斷地給權貴們“諫言”：“各位大爺一定要低調啊！小心被人民群眾給革命了！”

　　什么是「去階級化」？這就是。

　　如鴕鳥思維一般：只要這些資本家、新地主階級和他們的二代們“保持低調”，那么今天中國的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便不存在了，就“這盛世如你所愿”了～

　　還是我說過的那段話：永遠不要再說他是“騎墻派”了，他從來就沒有騎過墻，他從來就是立場鮮明地站在權貴、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和精英買辦的一邊，他從來穩坐于人民群眾與工農階級的對立面。

　　1918年，列寧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曾有語：

　　國家是鎮壓機關，必須鎮壓剝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鎮壓不了他們的，只有群眾自己才能鎮壓他們，鎮壓機關應該象蘇維埃那樣和群眾有聯系，應該代表群眾。

　　這種趾高氣揚、端坐高位的宦人，毛主席在1966年時更是有過極其精準的評價：

　　中國的官員是一個階級，而且他們的利益與工人農民的利益是對立的。如果這些紅色資產階級的特權不受約束，中國將法西斯化。

　　3

　　可以品一品胡錫進先生的這句話：

　　怎么理解呢？

　　我再來翻譯一下，也是幫扭扭妮妮的胡先生大方開口吧：

　　泥腿子們打江山、鬧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當權者、精英分子們坐江山的時代了，不要再鬧騰了！

　　“打了一輩子仗，享受享受怎么了”的意思？

　　恍然有一股熟悉的氣味，回想80年代初期有一句著名的憤語曾從廟堂之上傳開：

　　看群眾臉色的日子，終于一去不復返啦！

　　中國從革命時代走向建制時代了嗎？中國共產黨由一個革命黨變為建制黨了嗎？

　　不由想起列寧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中所語：

　　正是在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后，階級斗爭才具有最尖銳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資產階級既被推翻事情就告終結的說法來自欺欺人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是毫無用處的。事情只是開始，而不是完結。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屆中央委員會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是好事。

　　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

　　十年后的盛夏，毛主席在同胡志明談話時又有憂心吐露：

　　解放十幾年來，我們脫離群眾是很厲害的。青聯、婦聯、團中央都是空架子。我們的要求是不脫產，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呢？一個月里當一個星期的官，三個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工人運動的領袖，這樣下去就可能變。這個是大方向問題！

　　他曾還尖銳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早在建國后不久，毛主席就曾對滿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氣沖沖：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個學知識的好地方。

　　當時，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經在用“寶塔”這個詞私下嘲諷他們頭上重重疊疊的官僚機構，主席也覺得自己像個被“困在了寶塔尖上的人。”

　　直至瀕近晚年，主席終于淚目悲嘆：

　　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再審視一遍胡錫進的“中國復興開始時以革命的方式開路，如今要以建制的方式不斷改革前進”——從史觀層面，胡錫進還在表達一種赤裸裸的精英史觀，而非中國共產黨安身立命的「人民史觀」。

　　此人還曾出言論，大致意思是要求輿論不要過于“上綱上線”：

　　這種論調非常有趣，試問：什么人會害怕“綱”和“線”呢？

　　或者說，他胡錫進害怕的政治綱常和階級紅線，又是什么呢？以致于如此大驚失色地呼吁“下綱下線”？

　　恩格斯在《給伯恩斯坦的信》中曾有指出：

　　矛盾絕不能長期掩飾起來，它們是以斗爭來解決的。

　　我想起了2021年9月，他曾發表過類似言論：去革命化，以及給革命賦予“恐怖化”色彩：

　　什么人會害怕「革命」？這個問題放在任何時代都是值得討論的。

　　從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到所謂鑄劍為犁的“和平年代”，「革命」這個被全世界受壓迫階層、被剝削階級所賦予了神圣使命感和歷史成就感的詞匯，其意義內涵一直在被解構，也一直也被某些勢力以抗衡、以對峙。

　　有時，甚至還會被人為地曲解乃至隱藏。

　　恐懼革命，逃避革命，抵制革命，以至于在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時代里掀起一股“去革命化”的浪潮、鼓吹和打造一個以“革命過時論”“革命無用論”的氛圍風氣……

　　這都是十足的陽謀。

　　在維穩萬歲的名義下，反動分子和既得利益軍團那一座座膀大腰圓的肥膩皮囊下一根根油腥的尾巴，從來都是藏不住的。

　　1967年1月6日，《文匯報》曾刊文：

　　“造反有理”，這個口號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口號。你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你就一定會不折不扣地認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當頭；你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你就一定會不折不扣地認為“造反無理”，你就一定是“保”字當頭。

　　當今時代的時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革命造反有理萬歲！

　　4

　　1976年，南開大學教材《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中有過這樣一段論述：

　　修正主義者那樣起勁地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難道他們真的要熄滅階級斗爭嗎？否。他們要撲滅的只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而他們自己一分鐘也沒有忘記保護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沒有停止過同無產階級作斗爭。

　　修正主義者那樣起勁地鼓吹“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難道他們真的熱心于社會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們熱心的是恢復資本主義生產，實現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現代化，是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破壞生產力，破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

　　革命，革誰的命，誰自然便是抵觸革命、反對革命的急先鋒。

　　反對革命者，從歷史走來有一個相當浩長且人民導向的罪冠：「反革命」。

　　1925年，民國時代著名的白色媒體、媚洋改良派雜志《現代評論》刊文：

　　現在社會里面，有一種流行名詞‘反革命’，專用以加于政敵或異己者。只這三個字便可以完全取消異己者之人格，否認異己者之舉動。其意義之重大，比之‘賣國賊’‘亡國奴’還要厲害，簡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這種名詞的人，頓覺得五內惶惑，四肢無主，好象宣布了死刑是的！

　　看，這畏懼“反革命”罪名、亦是畏懼革命的口吻嘴臉，是不是與今天的胡錫進之流別無二致？

　　「反革命罪」，毫無意外誕生于革命時期；同時，推動一項罪名與治罪政策/法條法規的出爐，必須存在著一股進步的力量。

　　這股力量，對于反對革命的反動勢力必須有著極為堅決的階級仇恨，才能促成「反革命罪」這一充滿著階級正義和審判自信的罪名的托出。

　　2019年1月，領袖有言：

　　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們要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就必須牢記初心和使命，在新時代把黨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什么是“自我革命”，什么是“守綱守線”？

　　就是一把手槍對準敵人，一把手槍指向自己！

　　“下綱下線”，人民不允許，黨的性質和宗旨不允許，百年來的革命歷史不允許。

　　革命的目的，斗爭的目的，解放的目的，其實就是兩個字：公平。

　　去年年底放開之后，北京的疫情形勢、特別是老齡人口的防疫戰線有多么嚴峻，由此可見一斑：

　　有身份的人還有個訃告，而老百姓的性命則注定無人知曉。

　　馬克思曾有認為：

　　近代歷史是農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說是城市的農村化。

　　但是，只有毛主席打破了約定俗成的農民起義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對立面興起一座工農堡壘，宛如在倒轉近代歷史進程的方向。

　　在主席1927年寫的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種傾向已十分顯著。

　　當時年輕的主席在《報告》里不僅把農民看作革命的民眾基礎，而且把革命創造力和政治判斷標準——這些前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們認為黨才具備的東西，賦予了農民階級自己。

　　革命力，變成了最底層被壓迫群體的「自為力」。

　　在主席看來，不是黨來評判農民的革命能力，而是農民來評判黨是否足夠革命：

　　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一個令人嘖嘖稱贊的歷史性景觀由此出現：為發達工業國家的城市工人階級創造的馬克思主義斗爭學說，被毛主席運用成為了落后農業國家的農民階層的革命長槍。

　　并且，他不僅獲得了成功，且在成功數十年之后幾乎又是以“付之一炬”的決心姿態捍衛中年時創造的這份成功。

　　從這一點來說，毛主席掀起的武裝革命運動和繼續革命運動，都已然跳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傳統抗爭思維。

　　在他的眼里：我們不要在取代王侯將相，而是需徹底覆滅統治世界幾千年的所謂王侯、所謂將相。

　　明晰了這一點，才能夠體會那句：

　　我們不僅善于打破一個舊世界，更善于創造一個新世界。

　　在革命勝利以后的年代，毛主席的農村學說繼續表現在強調發展農村區域的社會經濟，強調社會改革真正所在地應該在農村，且強調城里的居民應當到農村去，和農民同住、同勞動，只有這樣才能取得“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榮譽。

　　如他所言：

　　人不要都擠在城市里，積極的在農村發展工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問題。這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標準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和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

　　時隔三十八年再登井岡山，72歲的主席踱著步，喃喃自語：

　　我們的高級干部啊，有小車、秘書、小樓、還有專門站崗的……官做大了，錢掙多了，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還愿不愿意下去當普通人呢？

　　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

　　蘇聯政權改變了顏色，蘇共黨內就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力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

　　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

　　跋

　　斯大林同志曾有回憶：

　　我記得在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見說“革命后必須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寧同志則諷刺地回答說:“如果想 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記了革命秩序是歷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而列寧本人在《給伊·瓦.巴布什金》中的言辭則更加嚴厲：

　　拋棄一切調和主義分子、“觀點捉摸不定的”人和猶豫分子！

　　寧要好梨一個，不要爛梨一筐！積極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兩三個，也比十個暮氣沉沉的人強！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預言過在共產主義社會階段，在奴役性的分工消失以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消失之后，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會就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從而人人過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后也提出過：

　　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人都能在決不掠奪他人勞動的情況下完全達到和保證達到富足的程度。

　　同時，列寧還對實現共同富裕進行過具體的制度設計，早在1902年就指出：

　　工人階級要獲得解放，必須進行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會革命，組織由整個社會承擔的社會主義的產品生產代替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以保證社會全體成員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發展。

　　所以毛主席一生中也會不止一次地強調：

　　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

　　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他為什么會提及子女？從勒令留蘇歸來的岸英必須參加土改勞動、不準坐辦公室里享清凈，到勒令兩個女兒“必須夾著尾巴做人”，他為什么看起來對子女不溫？

　　李敏后來慢慢領悟到了父親的道理所在：

　　爸爸是怕我們長期生活在這種優越的環境中，會借著父母的地位而飄飄然地忘乎所以；會借著父母的權勢而目中無人地自以為了不起；會借著父母的榮譽，什么都不懂卻哇啦哇啦地亂發議論。這樣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國害民。

　　對子女的嚴苛就是對群眾的公平，對子女的嚴苛就是對封建復辟的反擊、對革命果實付諸東流之危險的抵御。

　　1971年，毛主席曾對同志們這樣說：

　　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斗爭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斗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斗爭就是了。一萬年或幾萬年以后，錯誤的東西也還是會有的。

　　什么人會恐懼和反對「大鳴大放」？什么人會要求遠離群眾監督和批判？

　　毫無疑問，一定回避和抵抗「革命」的人，他就是列寧筆下的機會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

　　革命，簡單二字，卻代表著一段不能忘記的、我們身后曾走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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