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20世紀末期以來，富士康與地方政府結成聯盟，在中國大陸狂飆猛進，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資本擴張。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幫助其建廠招工，另一方面也與在父權家長制壓迫下的無處可去的農村女性緊密相關。在資本、政府與社會三者結成新的同盟的背景下，農民向農民工的轉型，新興打工者群體出現。然而，在這個新主體是否形成尚未可知的情況下，就已經面臨著多重力量的壓迫與摧殘。這時候，消費夢被建構起來，成為這個新聯盟的一種統治策略，新興打工群體淹沒在一個又一個的物質的、異化的消費夢想中，并藉此建構了自己的人生意義。然后，沖突正在向深處延伸……

　　歐陽是一個富士康女工, 她努力工作，渴望得到一部iPhone手機。當全球消費者在琳瑯滿目的電子產品前眼花繚亂時，這些產品的中國生產者也渴望像西方人那樣隨心所欲地購物。歐陽才十九歲，她跟我們聊起了未來。她一邊想一邊說：“有一天，我要開著全新的本田，衣著光鮮地回家”。這是歐陽的遠期理想，現在她渴望得到一部iPhone手機，為了實現這一夢想她竭盡全力工作。

　　歐陽生于湖北的一個傳統村莊。對于村里的各家各戶來說，生男孩是頭等大事。有了男孩，全家才抬得起頭;沒有男孩，全家都會遭到嘲笑，甚至飽受欺凌。當年歐陽的媽媽再度懷孕時，全家都充滿了期待;但當發現生下的是女兒后，全家人都失望了。爸爸整天生悶氣，奶奶因為抱孫子的愿望落空，甚至拒絕給剛出生的小孫女起名。后來，歐陽媽媽又生了兩個女兒，喜得貴子的愿望被擊得粉碎。

　　媽媽年輕的時候非常漂亮，所以爸爸娶了她。剛結婚那會，爸爸凡事都聽媽媽的。但是生了四個女兒后，媽媽在家里就沒地位了。爸爸掌控了全家，在家里爸爸說了算。后來爸爸對媽媽很不好，甚至經常打她。

　　歐陽因此形成了一種很強的叛逆性格。她說：“我要讓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們家的女孩有多優秀!”。歐陽對獨立和自由的渴望，集中體現在她買部iPhone手機的夢想上。能來富士康工作在歐陽看來是離美夢成真又近了一步。

　　中學畢業后，歐陽本希望能進入武漢的職業學校學習攝影，但是父母不同意，因為家里沒錢。那時父親雖然做著建材生意，但是賺的并不多。四個姐妹同時上學給全家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每當歐陽想跟父母要錢時，就會感到羞愧，“就好像欠父母的一樣”。

　　一怒之下，歐陽決定獨立，于是離家出走來到城市打工。那時的她稚氣未消，背著一個大書包，就出現在了上海一家服裝廠的門前。因為一個表親也在這里工作，歐陽便留了下來。她先從學徒干起，前三個月的月工資只有400元。那是2008年夏天的事。

　　歐陽在服裝廠工作了一年。她說：“我每天都在生產線和宿舍、工廠、食堂這三點之間來回，生活單純簡單”。終于有一天，歐陽感到了厭煩。她覺得這里的生活，“除了窗外的四季，剩下的啥都不變”。

　　但是就好像不滿之情已經深入骨髓，歐陽開始渴望改變自己的生活。她離開了服裝廠，來到了昆山富士康。剛來的時候歐陽穿著低腰及膝裙，她的這身裝扮比其他大多數工人都要時髦。歐陽通過跳槽努力提高著自己的收入和技能。

　　歐陽打算將來在武漢定居，一旦住下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媽媽接過來：

　　我們可以早上六點起床，手拉手去公園散步，七八點再回來吃早飯，吃完飯便坐在搖椅上，扇著扇子，聊著天。晚上我們可以吃西瓜，看電視。媽媽說過，只要過上幾天這樣的日子就知足了。媽媽只有兩個愿望，一個是像這樣悠閑地生活，一個就是去北京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式。我不覺得這有多難。我會幫媽媽實現夢想的。

　　跟很多其他工人一樣，歐陽的夢想就是讓全家人過上好日子，回家時兜里能揣著一部iPhone手機。為了實現這些夢想，歐陽不得不把自己交給富士康，而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富士康就這樣榨取了千千萬萬工人的勞動力，他們跟歐陽一樣有著自己的夢想。歐陽的經歷是富士康在大陸發展的縮影。富士康在勞動力大小、廠區規模、工廠數量等方面步入了資本擴張的新階段。富士康在大陸擁有一百多萬勞動力，并已成為世界級的巨型工廠，富士康每個廠區的工人數量都十分巨大，從幾萬人到三十萬人不等。富士康已經成了一種壟斷資本，并通過生產全球50%的電子產品主導整個市場。

　　富士康：世界電子工廠

　　如果說“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這個名字聽起來還有些陌生的話，讀者對它的另外一個名字“富士康”肯定耳熟能詳。富士康1974年在臺北成立，英文名“Foxconn”暗示公司生產能像狐貍一樣敏捷。目前，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合約制造商，主要負責6C產品的制造，包括電腦(筆記本、臺式機、平板電腦等)，通訊設備(iPhone手機)，消費產品(數碼音樂播放器、相機、游戲機、電視)，汽車周邊(車載電子設備)，電子書閱讀器和保健產品。富士康2010年達到全盛期，年收益高達約952億美元，較上一年增長了53%。

　　富士康成長為全球電子制造行業的領軍企業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響應大陸的沿海發展政策，向內地進軍。深圳經濟特區毗鄰香港，從1980年開始這里就對西方和亞洲資本投資敞開了大門。當地政府為海外投資提供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免稅、低廉的土地成本和出口快速線性審批等。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開設了第一個離岸工廠，雇傭了來自廣東農村的150名農民工，其中100人為女工。當時，深圳分廠采用了生產與住宿一體化的解決方案，大樓一樓是食堂，二樓至五樓是生產區，六樓是工人集體宿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臺灣外派人員住在小鎮上租來的公寓里。早期富士康的中層和高層管理主要由臺灣人把控。

　　到了九十年代，富士康擴張進入了第二階段。就在富士康需要更多人力時候，內地提供了大量農民工，富士康獲得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并因此受益匪淺。在這一階段，富士康需要專業化的勞動力和多樣化的生產線，并在中低管理層雇傭了更多經驗豐富的大陸人。2000年之前，富士康就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鞏固了自己的生產集群。兩地的政府，比如深圳、上海和昆山政府，為富士康提供了優惠的稅收政策、廉價的土地、完備的工業基礎設施和大量的勞動力。

　　在擴張的第三階段，富士康通過在全國合并工廠和進行改遷，成功實現了資本壟斷。從世紀初開始，富士康就著手利用中國北部、中部和西部廉價的勞動力和基礎設施。早在2002年，富士康總裁郭臺銘就被《商業周刊》稱為“外包之王”，那時富士康的行業排名仍位居旭電和偉創力之后。2008年12月，富士康實現了全球銷售收入618億美元。隨著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開始復蘇，消費者對電子產品的需求也開始不斷提高。在2014年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上，富士康從去年的第60位一躍升至第30位，收入實現了60.5%的驚人增長，達到了1320億美元這一歷史新高。

　　中國政府為富士康做了什么?

　　隨著壟斷資本的進一步擴張，資本在垂直方向上的集中導致了生產在水平方向上的空間擴張。隨著生產成本不斷上漲，通貨膨脹不斷加劇，沿海地區勞動力短缺，中央政府不斷出臺政策開放內陸，富士康沿海工廠開始向內陸遷移。國務院正式批復《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成渝”即成都和重慶)，以連接成都和重慶，進一步推動西部經濟發展。有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和鼓勵，地方政府一方面通過建設商業友好型社會，來促進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增加地方就業，來扭轉由來已久的勞動力外遷被動局面。同時，更多的年輕工人和已婚農民工則抓住了家鄉的工作機會，不再去遙遠的地方打工。根據2013年的政府數據，雖然東部仍是農民工的打工首選地，因為這里的工資更高，但是中西部已經縮小了同東部之間的差距：東部地區的農民工總數達到了4936萬，中部地區6424萬，西部地區5250萬人。

　　總之，跟很多其他投資者一樣，富士康積極內遷，前往中西部地區建設新的生產基地，以利用內地更低的工資和政府提供的便利條件。富士康在中國大陸擁有30多個工廠。

　　內地政府在其管轄的行政區域內，通過提供土地、公路、鐵路、銀行貸款、勞動力資源等優惠政策，同富士康建立商業伙伴關系。四川政府領導非常重視富士康成都園區的建設，將其稱之為“四川省1號工程”。2010年夏天，德源鎮對14個村莊進行了拆遷，來為15平方千米總規劃面積的富士康綜合園區騰地方(富士康成都園區的面積是富士康深圳龍華園區面積的五倍)。鎮政府和村政府更加為富士康提供免費的招聘服務。一位四川工人給出了生動的描述：

　　富士康一招工，全市都瘋了。當地官員抓住人便問來不來富士康上班。地方政府還把招聘當成了一種任務。各級政府都有自己的招工配額。這不是瘋了嗎?

　　例如，在紅光和郫筒的鎮政府辦公樓里，人力資源部的負責人直接幫助到訪的應聘者安排富士康面試。政府從成都富士康2010年第三季度投入生產時就開始提供招聘服務了，這極大地降低了富士康的招聘成本。

　　位于成都出口加工區的富士康“北區”是在以前園區的基礎上翻修的，位于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的富士康“南區”仍在建設中，政府向富士康收取的租金“遠遠低于市場平均水平”。怪不得富士康總裁郭臺銘對政府的合作大加贊揚：

　　四川政府高效地啟動了項目，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富士康將在成都追加投資，讓成都園區成為全球重要的富士康生產基地。

　　我們在武漢、成都、重慶、深圳、昆山、廊坊和太原調查時發現，職業學校竟然向富士康“派遣”學生實習，并由當地政府的教育部門從中接洽。參加過富士康面試的學生們向我們透露，教育部門和政府工作人員“要求”學校安排學生到富士康實習。我們發現，由學校組織集體前來富士康進行實習的學生工，已經成為富士康各地工廠中的一個龐大的勞動群體。在我們接觸的實習生中，大多數是在校二年級或三年級的學生，年齡在16歲到18歲之間。根據《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的規定，實習單位不得安排學生每天頂崗實習超過 8小時。但是在富士康，實習生經常需要超時加班。學生們對此怨聲載道：

　　我覺得專業學習一點用都沒有;在這里一點都用不上。

　　不管你學的是什么專業，富士康需要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工作跟你在學校里學的一點關系都沒有。

　　我們在富士康學不到任何技能，每天只是在不斷地重復一到兩個簡單的動作，就像機器人一樣。

　　“學生實習”實際上是“學生勞動力”的一種形式，有助于富士康在生產高峰季，通過支付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提高產量和利潤。富士康利用了無需跟學生工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法律漏洞，大規模使用學生工。因為學生工跟農民工不同，所以富士康無需為學生工繳納社保(因為學生不是勞動法律法規的保護對象)，勞動成本進一步降低。就這樣，富士康通過采用嚴格控制工人、對學生進行超級剝削為特征的勞動體制，實現了資本的快速積累。

　　企業文化

　　富士康的創辦人和總裁郭臺銘曾經說過：“ 不管高科技還是低科技，會賺錢的就是好科技”。這句話來自于《郭語錄》，一本公司經理需要閱讀和背誦的書。這一務實的格言跟鄧小平“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名言有著驚人的相似。在富士康中，每當員工參加升職考試時，都會遇到一些要求默寫“郭語錄”的考題。例如：

　　逆境才是真正學習成長的機會

　　成長，你的名字就叫痛苦

　　走出實驗室，就沒有高科技，只有執行的紀律。

　　“非公莫入”，富士康的每座工廠和每棟宿舍樓都設有安檢，二十四小時有人站崗。工人必須通過多扇電子門和檢查系統，才能進入工作場所。工人們不斷表示，這套準入系統讓他們感覺好像完全失去了自由：

　　我們不準將包括手機在內的任何金屬物品帶入車間，否則就會被沒收。如果戴著項鏈或衣服上有金屬扣，就必須拿掉，否則不許進入車間。他們(安全人員)有時甚至會直接把金屬扣剪掉。

　　在生產線開始工作前，工人們需要進行準備活動。管理人員會問：“過得怎么樣?”。工人們必須齊聲回答：“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據說這種軍訓式的練習能將工人訓練成順從的勞動者。生產配額和質量標準從上至下地傳到金字塔的最底層，傳到一線生產工人那里。

　　線長身上也有壓力，因此他們嚴格對待工人，以完成生產目標。管理的底線是日產出量，而不是工人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工人們反過來也會打趣線長，開玩笑說富士康的“人性化管理”其實是“人訓話管理”。一位男性工人激動地說：

　　如果富士康有人出了錯，底下的人就要負責。如果出現了問題，就完蛋了，一級跟著一級……上級會將怒火灑向下級，但是底層工人怎么辦?這就是為什么富士康一線工人要跳樓。

　　在工作日開始和結束時，經理和課長經常給生產工人訓話。在連續工作10至12個小時(加了四個小時的班)后，盡管講話內容往往是重復的，工人還是得花十五分鐘到半個小時的時間站在那里聽完。管理人員通常會對上一班生產目標完成情況進行評估，提醒工人生產中的注意事項，重申工作紀律。工人們心里很清楚這些電子產品非常昂貴，沒有犯錯的余地。幾位手機裝配工說：

　　他們不斷沖我們大喊大叫。這里的管理非常嚴格。我們就像被關進了勞動“集中營”，富士康通過“服從，服從，絕對服從”的原則來管理我們。我們必須要犧牲自己的尊嚴來保證生產效率嗎?

　　盡管富士康試圖對生產工人進行全景式的控制，我們還是發現憤怒的工人會采取各種各樣的方法進行反抗，包括日常反抗和集體反抗，手段包括：偷竊產品、怠工、終止生產、小規模罷工、甚至搞破壞。這些行為嚴重地影響了工廠的生產。在研究中，富士康的工人一再告訴我們，如果他們受不了生產線的管理，就會采取一致行動，放慢生產，讓線長難堪。有一次，因為線長實在太嚴苛了，于是工人們采取了行動，最終通過迫使線長做出改變贏得了勝利;還有一次，生產訂單一次來的太多了，最終每位工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迫使管理層妥協。總之，盡管富士康宣傳的是和諧，是“相親相愛”，但是在高壓體制下，工廠中還是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沖突和抵抗。

　　結論

　　富士康代表了壟斷工業資本的最新發展形式，它形成了一個無比巨大的全球工廠，主導著中國新一代農民工的生活，帶來了前輩未曾經歷過的磨難和苦楚。擁有數百萬員工的富士康，通過中國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通過與地方政府深化商業合作伙伴關系，在市場上占據了主導地位。富士康通過與地方政府結成聯盟，在地理空間上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著資本擴張。為了吸引富士康到地方開辦新廠，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各地政府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甚至到了忽視法律執行和勞動保護的地步。富士康的發展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資助，后者提供了大量土地和基礎設施支持，保證了勞動力的供應，幫助富士康形成了獨特的管理模式和全球工廠體制，而正是這種模式和體制為中國工人帶來了悲痛和絕望。

　　富士康這種新型跨國資本的出現，生成了一種“逐底競爭”的全球工廠體制，形成了一種極度依賴農民工的壓迫性管理模式。農民工構成了富士康的勞動力，卻被富士康粉碎了希望、夢想和未來。在富士康的圍城中，工廠規訓要求工人不斷提高生產力，而工人為了提高生活水平只能拼命地工作。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切實落實勞動法律，類似富士康這樣的用人單位才能堂而皇之地忽視超時加班等規定，從而滿足全球即時生產體系的需要。在富士康，“科學”的生產方式和非人性化的管理模式，給工人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勞動異化，社會支持缺乏，這些都普遍存在。當這些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年輕農民工身處于“一流”的富士康車間和宿舍時，他們卻更加孤單、焦慮，更有異化感。自殺只是農民工眾多經歷中最極端的表達。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沖突在生產和日常再生產的節點上不斷累積，最終導致了大規模勞動控訴和抗爭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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