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一生都在研究世界歷史，他留下的《歷史學筆記》，中文大概有165萬字左右。我們對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的了解相對還比較少。今天，我想談《歷史學筆記》的文本、前沿和現代意義，主要涉及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什么是“歷史學筆記”?因為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在國際學術界有兩種說法，除標題是《歷史學筆記》的著作外，還有一廣義的歷史學筆記，其內容除《歷史學筆記》外，還包括《古代社會史筆記》(也被稱作《人類學筆記》或《民族學筆記》)。馬克思兩部歷史學筆記的內容是什么?主要特點是什么?這是我們要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圍繞著歷史學筆記，不管是廣義的歷史學筆記，還是一般意義的歷史學筆記，國內外學術界都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們應該怎么來認識這些問題?我以為，這些問題的價值不在于回答了什么，而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因為提出的那些問題，對于豐富、完善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理解，有一定的啟迪意義;至于它回答的具體內容，都可視為一家之言。我們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我們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或者說我們只吸取其中的一部分，這都無妨。

　　第三，學習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的現代意義，既有學術意義，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一生的偉大貢獻：一是剩余價值理論，另一是唯物主義歷史觀。唯物史觀的原理、內容、價值，我們從中學就開始接觸，在大學、研究生階段，我們都在不斷深化拓展對唯物史觀的認識。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停留在這樣一個認識的階段：就是唯物史觀是一個邏輯思維的產物，是一種概念、范疇、理論的描述，這種認識固然是對的，但我們今天談馬克思《歷史學筆記》時，我們首先想強調的是，唯物史觀同時也是實證的產物。

　　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并非馬克思所做的惟一編年史，而是馬克思一系列歷史學筆記里的一種。馬克思一生在歷史學研究中，一共做了7個編年史摘錄，分別是：克羅茨那納赫筆記中關于法國和德國的2個編年史;巴黎筆記中關于古羅馬的簡短編年;1857年1月關于俄國的編年史;1860年6月關于歐洲歷史的編年史;1879年《印度史編年稿》;1881-1882年《歷史學筆記》。這些都是馬克思為了使自己熟悉所研究問題的歷史背景而做的基礎性工作?？梢哉f，就像“讀書做筆記”一樣，做編年史是馬克思的研究習慣。

　　這些筆記都不是簡單地、更不是隨心所欲地摘錄。在摘錄的過程中，馬克思有針對性地補充了很多內容，同時對歐洲歷史學家的作品，還有一些訂正。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在其中寫有一些很重要的評語。這些補充、訂正和評語等，具體地反映了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特別是歐洲歷史的認識，是馬克思歷史觀的重要內容。

　　核心觀點

　　做編年史是馬克思的研究習慣。這些筆記都不是簡單地、更不是隨心所欲地摘錄。在摘錄的過程中，馬克思有針對性地補充了很多內容，同時對歐洲歷史學家的作品，還有一些訂正。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在其中寫有一些很重要的評語。

　　筆記的摘錄選擇反映了馬克思的學識，也決定了其價值

　　《歷史學筆記》寫有四個筆記本，約合中文165萬字。馬克思在《筆記》寫下后不久逝世。恩格斯在整理這部手稿時，為其加上《編年摘錄》的標題，并為每個筆記本加上了編號。因此，后來也有人將這部《歷史學筆記》稱為《編年摘錄》、《世界史編年摘錄》，或《編年大事記》。

　　世界歷史研究是馬克思科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馬克思當時使用的主要文獻資料是：德國歷史學家施洛塞爾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貝特的《英國和愛爾蘭的新教改革史》;休謨的《英國史》;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史》;卡拉姆津的《俄羅斯國家史》;賽居爾的《俄國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國人民史》等。

　　這些作品中有一些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內容，馬克思在《歷史學筆記》中對其進行糾正，甚至有很嚴厲的批判，但這些著作實際上都是歐洲文藝復興以來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作品。馬克思的這些選擇反映了他自己的學識，也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他的《歷史學筆記》的價值。

　　《歷史學筆記》內容豐富，在其中馬克思對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7世紀歐洲的歷史做了批判性的評述，其關注點主要是集中在四個方面：

　　一是封建制度瓦解。歷史事實表明，是從封建社會的母體內部孕育出使其瓦解的條件。在歐洲之所以能夠出現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所以能得到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的產物。

　　二是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起源。一般認為，民族國家的起源，要追溯到1648年歐洲各國達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是和資本主義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歷史學筆記》中，這不僅是一個基本理論，更是一個基本事實。

　　三是資產階級為確立自己的統治所進行的斗爭。了解資產階級為確立自己的統治所進行的斗爭，同樣是人們認識資本主義的需要。

　　四是與這一時期歐洲歷史有關聯的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的歷史。馬克思高度關注與之關聯的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的歷史，如有關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花剌子模人的歷史等。需要補充的是，有人認為馬克思的學說是建立在“歐洲中心主義”基礎上的，這是毫無根據的，從《歷史學筆記》的內容即可看出，這顯然與事實不符。

　　這四個方面的內容，馬克思不是隨意來選擇的。為什么呢?因為把這四個方面的內容，和馬克思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聯系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選擇有著非常明確的目標。《歷史學筆記》，是通過實證研究，通過歷史過程中確鑿的歷史事實，進一步深化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觀點。

　　《歷史學筆記》和《古代社會史筆記》集中體現了馬克思晚年的歷史研究

　　《古代社會史筆記》是馬克思在1879-1882年間，就公元前1世紀以前歐洲歷史所做的詳細的摘錄?！稓v史學筆記》和《古代社會史筆記》，集中體現了馬克思晚年的歷史研究，所以研究者多將兩部筆記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并常合稱為馬克思的“兩部歷史學筆記”。

　　對《古代社會史筆記》的稱謂，大體有以下三種：

　　一是“人類學筆記”或“民族學筆記”。“人類學”和“民族學”這兩個概念在西方學術傳統中有相通之處，時?；煊?。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唐納德·凱利，諾曼·萊文，以及布洛赫等學者多這樣使用。

　　二是“古代史筆記”或“東方社會筆記”，這主要以前蘇聯的學者為代表。他們認為馬克思晚年筆記的主要問題，是要探索根據西歐材料建立的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東方社會發展的獨特道路。

　　三是統稱“馬克思晚年筆記”。這種稱謂不涉及筆記的具體內容，但意思模糊。

　　以上三種稱謂中，“人類學筆記”稱謂正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國內一些研究者認為，這是對馬克思這部筆記內容的誤讀：第一，將馬克思關于“人的科學”同現代意義上的“人類學”混為一談。在馬克思的許多著作中，“人類學”是個廣義概念，往往是“人本學”的同義詞，更多地是強調“人的本質”及其社會發展的含義。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的“人類學的本體論”，也就是“人本學”的意思。第二，忽略了對馬克思理論革命性特征的關注。1880年，紐約《太陽報》記者約翰·斯溫頓采訪馬克思時，曾問及“什么是存在”，馬克思“嚴肅而鄭重地回答說‘斗爭’”，“為人類解放而斗爭”，是馬克思學說的核心。

　　馬克思晚年摘錄的兩部歷史學筆記，并非是受“不可饒恕的學究氣”驅使，逃避現實進行所謂“純粹學術性的人類學理論”的探討，馬克思從沒停止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豆糯鐣饭P記》也是如此。他摘錄的雖是人類學著作，但其目的卻是為了豐富和完善唯物史觀，從國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論證私有制和國家存在的歷史暫時性，和滅亡的歷史必然性。這和1848年問世的《共產黨宣言》的本質內容，完全是一致的。

　　《古代社會史筆記》的主要理論貢獻，首先是完善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例如，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曾寫道：“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研究了古代社會史之后，對此進行了糾正。1847年前，人類的史前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無人知曉，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后來隨著哈克斯特豪森、毛勒，特別是摩爾根等史前史研究成果的問世，才充分證明了隨著原始公社的解體，社會才開始分裂出對立的階級。這樣，《共產黨宣言》上面那句話，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加了一個注：“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而不再是“一切社會的歷史”。

　　其次，對一些政治經濟學的論斷進行了修正。例如，指出俄國的土地關系，具有不同于西歐的特殊形態;俄國的土地所有制和對農業生產者的剝削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依據印度村社土地所有制演變的實證資料，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以前關于東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論斷。如印度不存在“西歐意義上的封建主義”，看不到西歐的土地莊園化、社會的農奴化、政治割據等。馬克思十分重視各國土地制度及其演變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反對用西歐模式說明和概括一切。

　　最后，還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1884年，恩格斯根據該筆記中的《路·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完成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該書的副標題即為“就路易斯·亨·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這是馬克思生前已經開始而沒有完成的工作，它科學地闡明了家庭、私有制、階級的起源與國家產生的關系，是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原始社會的一部系統的重要著作，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學說。

　　馬克思的《古代社會史筆記》和《歷史學筆記》一樣，是他歷史理論的深化。如果說《古代社會史筆記》是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第一次深化，那么，《歷史學筆記》則是繼“人類學筆記”之后的第二次深化。

　　對《歷史學筆記》缺乏系統研究，是錯誤理解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要原因

　　1972年，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由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編纂、整理、注釋，并寫有長篇緒論，在荷蘭出版發行，書名是《卡爾·馬克思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筆記》。這本書引起廣泛反響，很快日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等多種文本面世。

　　在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近年西方學者提出一種頗有影響的觀點：鑒于馬克思晚年的多種筆記中多涉及到俄國、印度等東方國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他們就誤以為馬克思晚年在理論上出現了“困惑”，表明馬克思的學術興趣發生了所謂的“明顯轉移”，放棄了《資本論》的研究與寫作，進而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例如，認為馬克思對東方古代社會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觀所揭示的社會形態“依次更迭”理論“行不通”了，“人道主義”代替了唯物史觀。還有人提出所謂馬克思晚年的“東方社會發展理論”，和馬克思中年的“西方社會發展理論”兩個概念，并將兩者對立起來，將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割裂成對立的兩部分，否認馬克思主義學說是一個有內在聯系的科學體系。

　　西方一些學者還提出“回歸論”，即所謂“晚年馬克思向早年馬克思的回歸”。還有“對立論”，將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起來。例如，美國學者諾曼·萊文在《可悲的騙局：馬克思反對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人類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村社》等著述中，即持這種觀點。在他看來，馬克思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從來沒有提出固定的社會發展模式;而恩格斯是“經濟決定論者”，認為人類所有社會發展必然要經歷一整套固定的發展階段，將馬克思富有活力的社會理論變成了僵死的社會決定論體系，進而得出恩格斯是“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等觀點。產生這些錯誤觀點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西方學者出于某些政治偏見，對《歷史學筆記》缺乏系統的研究，曲解了反映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內容的《歷史學筆記》。

　　而事實上，在《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通過實證性的歷史研究，從理論與歷史研究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進行了闡釋和驗證。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

　　“歷史是不能靠公式來創造的”，“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

　　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直至今，將馬克思主義概念化、公式化，從教條出發肆意“剪裁歷史”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和庸俗經濟決定論相混淆。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說：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

　　如果說恩格斯在這里是從理論的高度概括上，有針對性地闡釋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那么，馬克思則在《歷史學筆記》中，通過對歷史進程的實證研究來闡明這些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例如，第1冊筆記中有關英國、德國、法國“十字軍遠征”的內容占有很多篇幅，而這些內容的重點之一是羅馬天主教會和教皇的作用。“英諾森三世成了教皇，他立即成立一個懲治異教徒的委員會，指定西多會的一名修士和該會的另一名修士卡斯特爾諾的彼得為特使，給他們下達書面指令，其中包含了對異教徒實行最終審判(即宗教法庭)的所有要點。”“著名的‘圣徒’(走狗)多明我(多明我會的創始人)和一些狂熱的西班牙神職人員成為教皇的特使，他們還煽動阿拉貢國王采取行動，在這以后，對異教徒的迫害日見加劇。”

　　馬克思認為，宗教的歷史是人類歷史的歪曲反映，宗教是“現實世界的反映”，“一切宗教的內容，都是以人為本源”。在第3冊論及封建主義衰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時，宗教改革和與之有關的內容占有相當多的篇幅，表明馬克思對宗教這一與社會歷史因素相聯系的特殊的“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是何等重視。馬克思通過具體的史實論證了“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強調宗教的實質內容是人，而不是神。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描述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勢，在馬克思晚年的筆記中，也有精辟的探討和論證。關于原始氏族社會向奴隸制的發展的探討，有關內容主要集中在《古代社會史筆記》中;而在《歷史學筆記》中，則對奴隸制的、封建制的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說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對社會形態的論述，主要是通過哲學意義上的闡釋，針對費爾巴哈的哲學人本主義、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和青年黑格爾派的英雄史觀，做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回答，那么，在《歷史學筆記》中，則主要是通過實證的形式深化社會形態理論的研究，使其在堅實的歷史基礎上，得到更完整、更準確的表述。

　　馬克思的史學研究方法將邏輯和實證的方法有機結合

　　馬克思《歷史學筆記》提供了歷史研究的科學方法。以往人們經常認為，唯物史觀既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也是它的方法論。實際上，唯物史觀在理論和方法論意義上的指導作用，并非只是在歷史學方面，而是涵蓋整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各領域，歷史學只是其中之一。馬克思畢生的科學活動，從沒脫離世界歷史研究，他的史學研究方法或是邏輯的方法，或是實證的方法，但是，他并沒有將兩者對立起來，而是從揭示人類歷史矛盾運動的科學性、真理性這一總體目的出發，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學習和研究《歷史學筆記》，可以使人們對馬克思的史學理論和方法有更具體、更深入的理解。

　　在歷史研究中，人們“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以“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為例，對從后推及的“溯源”方法，即從典型的高級形態追溯它的低級形態的方法，進行了具體的闡釋。

　　他說：“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資產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制度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里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征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

　　在《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主要依據大量的史料，采用的是“實證”的歷史分析方法，即從具體的歷史文獻資料出發，對史料進行鑒別、比較和分析。這與他早年和中年時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等著作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典型的理論描述有所不同。

　　1842年馬克思寫道，“世界史本身，除了通過提出新的問題來解答和處理老問題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因此，每個歷史時期的謎是容易找到的。這些謎反映了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在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是通過實證的研究，而不單是通過邏輯分析來探究如何回答每個歷史時期的“謎”。從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美國等國家社會發展問題的探討中，我們也能看到這種實證的研究方法。

　　原標題：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文本、前沿和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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