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馬克思主義正義觀的辯證結構

　　正義問題在西方政治哲學中處于核心地位。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正義之所以顯得必需，是因為社會中廣泛存在著“正義的環境”，即資源的相對稀缺和人們生活目標的多樣性，而且，這兩大環境是人類社會的長久特征，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所以正義必然是政治的首要價值關懷。言下之意是，只要正義的這兩大環境被消除，則正義就不再成為問題。所以，在西方思想家的心目中，正義就只是一些補救性的、糾正性的原則、制度和美德;在任何消除了正義的環境的社群組織中，比如在家庭中和目標基本一致的社團中，正義就不再是所謂首要美德，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就不再是美德。在這種團體里，盛行的應該是愛、團結、友誼和信任等美德。由于正義問題被限制于這樣的論域之中，所以關于正義的地位、尺度和適用領域就成為了他們反復爭論的對象，正義理論成為了一個聚訟紛紜的領域。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所謂“正義的環境”作為正義觀的前提條件是狹隘的，它掩蓋了產生社會正義問題的物質生產方式矛盾運動這個實際基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正義問題并不是在所謂的“正義的環境”中產生的，而是人們對社會的具體的生產方式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內在矛盾做出的意識反映和選擇，認為正義問題不過是在生產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的人們對社會的應然秩序的追求。馬克思主義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及其使命中，分析了社會上占主流地位的正義觀念的實質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以此為基礎，形成了自己的正義觀。它有如下辯證結構：(1)社會上占主流地位的正義觀的本質是基于一定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之上的政治治理、利益分配和人的發展等方面，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所評價為具有正當性的原則、制度和美德等觀念；被統治階級則有不同的正義觀，但不占主流。正義觀會隨著歷史的不同發展階段而具有不同的內容和標準。(2)對于資產階級正義觀的進步性給予了歷史性的肯定，即它完成了對平等、自由和正義的形式性的揭示和論證，又揭露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實質性的不平等、不自由和實質性的不義。(3)認為通過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最終廢除私有制，使所有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社會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這是達到人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的社會正義條件。(4)正如在奴隸社會中人們會認為實現奴隸制是天然正義的;在封建社會中，人們會持有一種基于門第、社會等級身份的應得正義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貴族身份、門第等就不再是決定分配的因素，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通過符合市場規則的公平交換所獲得的利益份額才是正當的，那么，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所造成的勞動異化，獲得人的全面發展的條件就將是未來社會的正義的最高條件。這種正義觀的歷史發展，其基礎都是不同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有人說，“人的全面發展”不是一種倫理因素，而是一種社會學的因素，所以不能作為衡量正義的標準，我認為這種觀點無視正義對人的道德完善的實質性關懷維度，實際上，從最宏大的人類歷史背景上說，正義不僅僅是所謂社會基本善的分配尺度，其實質更是使人的全面發展得以實現的社會條件的達成，所以，人類社會的正義理想才如此激動人心。

一、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正義觀的歷史評價

　　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階段性正義有著恰切的評價，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抽象的人格平等和自由，以及經濟領域中的等價交換的正義性進行了肯定。

　　抽象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都成為了獨立的利益主體，擺脫了人身依附，所以，每個人從人格上說都可以認為是自由而平等的。這是在社會成員日益分化為兩大階級即資本家和無產者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現象。馬克思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也是社會正義的一種發展。從歷史發展的必然進程而言，馬克思反對那些一直不愿意放棄自己的地產和農奴制度、拒絕社會進步的封建領主，當然最后這些人也必然會自愿或不自愿地消失;他認為農奴、手工業者等等必然會進入到無產階級行列;而無產者也有可能例外地通過積累自己的財富而成為資本家，資本家也有可能由于投資或經營失敗而變成無產者。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無產者都必然去除了人身依附而獲得了人身自由和平等人格。許多人把這種自由和平等看做一種實質性的正義，實際上，這種自由和平等只是純粹形式性的正義，因為只要進入實際的社會物質生產過程，就變成了實質性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即無產者只能是受到雇傭勞動的奴役。

　　能夠主張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并以法律的方式予以保護，當然是社會政治的一大進步。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那種以所謂的自然秩序為由，主張人與人是天生不平等的，并把人區分為不同等級的意識觀念和制度再也站不住腳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不可能再像亞里士多德那樣論證奴隸制度的天然合理性，也不能以社會等級來論證人們享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權利和負擔不平等義務，以及人格或道德價值上的高低差別。恩格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指出了普遍的平等權利觀念得以出現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認為它也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由于人們不再生活在像羅馬帝國那樣的世界帝國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所以這種要求就很自然地獲得普遍的、超出個別國家范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1]447但是，它保衛的是資本家的私人財產占有制度以及商品交換的平等權利，所以，它是一種表面的、制度層面的作為自由平等的正義觀念，而非“社會的、經濟的平等要求”[1]448。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出現了無產階級，所以，他們會站在自己的階級地位上提出平等要求，這些平等要求或者是對極端的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即資本家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實質不平等的一種自發的反抗；或者是從資產階級的普遍平等要求中產生的，因為這種平等要求可以進一步發展為社會和經濟的平等要求，因此必然指向“消滅階級”。

　　所以，資產階級的法律上的平等觀念，雖然有著歷史進步性，但同樣有著保護其階級利益的虛偽的一面。“法律上的平等”是一種外在的平等保護，而對所保護的內容則是不管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在這種形式下，私有制不會受到任何觸動，只要保證資產者投資的自由權利，以及工人選擇雇傭者的自由權利，就可滿足所謂正義的要求。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囿于其階級地位，不能認識到這種形式上的自由權利恰恰會損害人們的真正自由。要獲得真正的自由，一定要消滅私有制，因為只有這樣，勞動的異化狀況才不會再出現。

　　當然，在私有制下，能很好地行使這種法律自由比沒有法律自由要更加公正，比如，自由主義“試圖為每個人確保促進她在一種事實上是好的生活中的根本利益的條件。正因為自由主義者相信政府要把所有人當做平等者來看待，正義要求平等地為每個人保證審視我們關于價值的信念并根據它們行動所需要的自由權和資源”。[2]102但是它本身是有缺陷的，它不會要求其他更全面的平等，如要求社會生產資料公有，也無法要求按需分配，甚至無法把這些作為正義的發展目標。

　　馬克思肯定認為，在爭取人們成為真正平等的過程中，這種法律上的平等是值得歡迎的。所以，金里卡說，“把人們當做平等者來對待這個觀念對馬克思是根本性的。它出現在馬克思那里的形式與出現在康德那里的形式是一樣的。即要求我們應當把人們當做目的而不是手段。”[2]102但是，只有馬克思，才真正發現了把人作為目的的社會現實條件，那就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的生產方式的變革，即人們要真正達到平等的物質基礎，而不僅是一種形式或主觀愿望。

　　需要注意的是，從理論上說，資產階級這種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正義思想的出發點，只有道德上的平等才是。這個問題牽涉到一個更為徹底的要求，那就是社會正義的最終目的實際上是所有人的道德完善，這要通過徹底實現人的道德平等才能達到。所以，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平等觀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是只有在現實的歷史運動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的長期歷史過程中才能達到。關于這一點，我們留待第三節來論述。

　　交易領域中等價交換的正義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方面有過高度評價，同時，他也認同人們對等價交換的正義性的描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雖然實行了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但是，物質財富的增進卻必須在等價交換的交易過程中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人們只有通過分工和商品交換而獲得彼此利益的增進。至于工人受到剝削的事實，那是另一個問題，即財富再分配的問題。從純粹的交易過程來說，這種方式是有著正義性的，因為商品的價值被按照一個獨立的標準即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而得到衡量，并且可以從中分離出貨幣這樣一種最一般等價物。所以，馬克思說，“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3]102這樣一來，交易可以通過平等契約來進行，并且會受到國家的法律保護。于是，馬克思認為，“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交易的正義性在于：這種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這種經濟交易作為當事人的意志行為，作為他們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為可以由國家強加給立約雙方的契約，表現在法律形式上，這些法律形式作為單純的形式，是不能決定這個內容本身的。這些形式只是表示這個內容。這個內容，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奴隸制是非正義的;在商品質量上弄虛作假也是非正義的。”[4]379馬克思說得很明白，在各種實現商品交換的經濟制度下，等價交換都是一種正義要求。同時我們要看到，等價交換的根本前提是個人的自由而平等的意志，所以，奴隸制、強買強賣、弄虛作假、壟斷價格等等都是不正義的。

　　馬克思認為，一個社會有其自身的公平分配，那就是在現有的生產方式基礎上的惟一公平的分配。他追問道：“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惟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出法的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5]302所謂法權，就是從現實經濟關系中產生的法的關系。所以，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所謂的公平觀念也就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一方面賦予人們包括工人以抽象的法律平等權利，在商品交換中實現等價交換原則，給予工人以工資報酬等等，看上去就是這個社會中的惟一的公平形式;但是另一方面，這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工人的勞動受到雇傭勞動的剝削，所以，工人和資本家的實質權利是不平等的。更為重要的是，正如胡薩米(Ziyad I. Husami)所總結的：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人統治人、物統治人、非個人性力量統治人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中，“生產由利潤驅動，而非由滿足人的需求來驅動”[6]27，它會極大地阻礙人的全面發展，所以，資本主義體制中內含著實質的不正義。

　　如果廢除了私有制，則資產階級法權會逐漸消失，交易正義也會逐漸消失。所有社會成員都將成為實質平等的，社會不再是為買賣而生產，而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生產，在這個過程中，每個能夠勞動的人都從事自由自覺的勞動，從而確證了自己的本質力量，獲得自己的幸福，也是社會的幸福。這樣一來，就可以克服人們的自我牟利動機，而使自己的勞動成果歸入社會所有，個人的發展也成為了每個人發展的條件，而不是障礙。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給了我們思考正義問題的一個更為宏大的視野，一個具有分辨一種觀念和制度背后的物質生產方式基礎的立場，一個明確地把人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作為最高善的目標的理論框架，在這個框架中，沒有任何現存的東西是完滿的、固定的，而是需要被揚棄的。實現真正的道德平等，促進人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這才是正義的真正目標，而不是僅僅獲得法律的平等，我們更不能把這種法律平等看做我們所能要求的實質平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正義，只有在使產生現存的實質性的非正義問題的條件消失之后，才能得到最高實現。這種正義就不再僅僅是法律正義、分配正義、交易正義，而是完善論的社會正義。

二、異化勞動及資本主義的實質非正義性

　　馬克思恩格斯認識到資本主義作為私有制的最高階段，產生了一些合乎正義的原則和制度，但是，這些合乎正義的原則和制度，卻只有某種形式性的特點，在實質上卻存在著典型的非正義性。要理解這一點，就需要深入到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之中去揭示其內在矛盾，因為只有在現實的生產活動中，才能理解資本主義財富的本質及其分配方式，及其給人的全面發展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而非想象中的危害。

　　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把生產對象、生產工具與勞動結合在一起，才能創造財富。而勞動的過程則是人的本質力量外化的過程，即使得自然界人化的過程。顯然，在勞動對象、生產工具還處于自然狀態，或者還是任人自取的時代，勞動成果和勞動者就不至于分離開來，或者說，勞動者可以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即作為自己的消費資料，或者是個人自己占有，或者是由一種初級的共同體共同支配，保障共同體所有成員的生存。但是，在人類的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發展，并且有了剩余財富之后，就會有人單獨占有這些財富，并把它們充當擴大再生產的資料，也會把戰爭中的俘虜作為自己的財富，充當勞動力，從而出現了奴隸制度。于是，財產擁有者就同生產過程分離開來，并且獨占所有的勞動產品，勞動者卻不能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所以，社會成員也就分化為階級，這樣的勞動就由外化勞動變成了異化勞動。后來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和生產方式均經過了漫長的變化，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分化為兩大對立，即資本家和工人，異化勞動也就發展到極端。

　　所以，馬克思說：“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原因是，自然界與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換句話說，去除對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占有方式，而談論什么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是罔顧社會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在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做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5]298而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與勞動者的分離，正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才發展到頂點，勞動者受到了雇傭勞動的全面奴役。占有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而不勞動的人卻占有勞動產品，而工人作為勞動者卻只能獲得維持自己的生存和人口再生產的最低標準的工資，同時，勞動者只能進行片面的勞動，在勞動中只是受到損害，使自己畸形、精神殘缺，感到不幸，因此，這就是一種基本的不正義。

　　讓我們回過頭來闡述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非正義性方面的巨大貢獻。首先，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把無產者，亦即既無資本又無地租，而只靠勞動，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勞動為生的人，只看做勞動者……國民經濟學不考察不勞動時的勞動者，不把勞動者作為人來考察。”[7]12而“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資本家擁有這種權力并不是由于他的個人的或人類的特權，而只是由于他是資本的所有者”[7]18。也就是說，這個時代只把人看做“經濟人”，即把人看做是為生產物質財富的人，而不是看做有著豐富的人類本性的人。無產者和資本家都被局限在經濟領域中，所以都是片面的人。本來，勞動是我們自我的“人類機能”，“勞動本身、生命活動本身、生產生活本身……就是類的生活，這是創造生命的生活。生命活動的性質包含著一個物種的全部特性、它的類的特性，而自由自覺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的特性。”[7]50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被只看做物質財富的生產者，成為工資的奴隸，或雇傭勞動制度下的奴隸。不消說，這一切都是在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平等權利這一形式化的正義原則下發生的。這就是一種總體的異化。

　　其次，馬克思分析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的全面異化。從經濟事實來說，勞動牽涉勞動者和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勞動產品、勞動過程、人的類本質力量、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等方面。馬克思通過分析這些經濟事實，發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在每個方面都發生著異化。所謂異化，就是自己的本質力量外化之后，不能回歸自身，而是同自己相對立，進而來統治自己、宰制自己。勞動異化分為四個方面：(1)勞動者與其勞動成果即勞動產品的異化。這表現在：勞動對象和生活資料是被給予的，而不是自己主動獲得或占有的，所以勞動者處于一種奴隸狀態，其頂點就是，“他只有更多地作為勞動者才能維持作為肉體的主體的生存，并且只有更多地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勞動者。”[7]46這表明他受到自己的勞動產品的奴役，他生產得越多，也就越貧窮。由于自己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以，他們生產的物質財富和美的、智慧的事物越多，他們就越貧窮、越畸形、越愚鈍。(2)勞動者與其勞動過程的異化。主要原因是勞動不是為了勞動者本身，而是為了別人，從而勞動實際上是屬于別人的。于是，“在這里，活動就是受動，力量就是虛弱;生殖就是去勢;勞動者自己的肉體的和精神的能力，他個人的生活(因為，如果生活不是活動，那又是什么呢?)就是掉轉頭來反對他自身的、不依賴于他的、不屬于他的活動。”[7]48(3)勞動者與自己的類本質的異化。在馬克思看來，“自由自覺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的特性。”[7]50就應然的角度而言，勞動應該是人的類本質力量自由自覺地對象化到生產對象中，從而使自然人化;同時，我們又應該能夠完整地擁有自己的勞動產品，這樣我們才能在勞動中肯定自己，從而使自己的類本質力量在勞動中得到確證。也就是說，我們的類本質力量就表現在能夠進行全面的、甚至擺脫了肉體需要的、按照內在的、固有的類本質的尺度也即美的規律來進行真正的生產，這就是普遍的、自由的勞動。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在運用自己的類本質力量進行生產的過程中，卻使其發揮成只為了自己維持肉體生存(即動物性生存而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手段，即把本來是目的的東西變成了純粹的手段。(4)勞動造成了一個勞動之外的強大存在者即資本家與勞動者相對立。勞動產品、勞動對象和勞動本身都不屬于勞動者，那么它們到底屬于誰呢?只有那個“異己的、敵對的、強有力的、不依賴于他的人”[7]53，即資本家，他們才是整個勞動的主人，借占有生產資料而擁有了對整個勞動包括勞動者的絕對支配權。

　　所以，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求國家保護人們形式上的自由與平等權利，并且把對這種權利的保護作為自己的正義目標的實現，那么這就是在竭力掩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實質性的非正義。勞動的全面異化的事實，就是這個制度實質的非正義性的典型表現，其高度發展的、最高形態的私有制就這種實質的非正義性的根源。

　　我們需要注意，馬克思是從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的客觀結構中得出這一結論的，所以，這個社會中某些方面的改善并不會改變這種客觀結構的非正義實質。比如，爭取使資本家給予工人以更高的工資，可能是某些人所努力奮斗的目標，但是，在馬克思看來，即使這一點能做到(當然需要靠強力來爭取和維持)，也“不過是給奴隸以較好報酬，并且不會使勞動者，也不會使勞動贏得人的身份和價值”[7]55。所以，如果把消除異化，使人們獲得全面發展的條件，看做是正義的最高目標，那么廢除私有制就是一種必然選擇。但是，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最終的正義目標，必須在現有的物質生產的條件之上，尊重生產力發展規律，通過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廢除私有制，才能逐步得到實現。

三、正義的最高尺度：人的全面發展的條件

　　于是，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對正義的追尋根源于一種關于人的學說。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期，馬克思確實還保留有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痕跡，但已經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來分析造成人的異化的物質生產的根源。勞動異化理論貢獻了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非正義實質的最深刻洞見，從而原則上正確地指出了通過廢除私有制而克服異化，推動人類社會前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共產主義是正義的真正的、全面的實現。消除異化，將能夠使人的類本質能力可以通過勞動者自由自覺的活動而發揮出來，創造出各種物質的和精神文化的產品，并且又能夠完全地擁有這些產品，從而能夠在產品中確證自己的本質力量，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正義才獲得了完滿的實現。所以，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在論述正義問題時，并不是只專注于近現代資產階級學者所說的“正義的環境”即物質資源的有限性和目標的多樣性，從而認為正義是一種調節性的原則，也是一種補救性的美德，而是把創造達到人的自由自覺的自我實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現實條件作為正義的最高標準。真正正義的制度就是能夠引導和促進所有人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的制度，所有妨礙這一目標實現的制度都有著實質的非正義性或者還缺乏正義性。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義學說是建立對社會物質生產方式這一感性的、具體事物的考察基礎上的，集中關注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對正義的決定性影響。

　　馬克思主義的人的本質學說，一方面繼承了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的某些因素，但另一方面，這種人本主義不再是空洞的概念，或僅僅是對人的自我實現的理念性訴求，而是要經過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運動才能完成的，其中的活動要素就是勞動。正義，就是指完全社會化的勞動能夠塑造人的完整本質，從而達到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的價值尺度。所謂全面發展，就是人的肉體的和精神的機能都能以最無愧于人性的方式加以實現。但是，在私有制下，雖然人們也從事著各種生產，包括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但是任何個人都必然是為了謀生而生產，從而形成分工，這樣個人就只能發展自己的職業所要求的素質和能力，而其他素質則難以得到發展或者被高度抑制了。

　　于是，正義的實現表現在于以下幾個方面：在社會財富極大涌流的情況下，人們的物質生活資料充分豐足，沒有人因為要謀生而不得不進行奴隸般的勞動;廢除了私有制之后，生產資料就歸整個社會所有，也就是為所有個人所有。于是，(1)其產品都歸社會所有，也為所有人所自由分享，所以，對個人來說，他既是為社會生產，也是為自己生產。于是，他就是一個完全的社會的個人，與每個人都一樣是社會的有機分子。這樣，他生產得越多，他的內心就越豐富、越優美、越智慧。(2)從他與生產過程的關系而言，他的生產是自由自覺地進行的，從而是由自己控制的，是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表達，所以不是為某個控制自己的人而生產。(3)不存在置身于勞動之外而又直接支配勞動和勞動者的資本家，社會不再分裂為敵對的兩大階級，人們都是勞動者，勞動成為人們的第一需要。生產資料的分配是按需分配，即人們都能得到自由發展自己的本質力量的資源，從而使自己的潛在素質得以完整地發展起來。對個人來說，不會因為資源不足而無法發展某些素質，這樣，人的全面發展就有了資源的保障?？梢栽O想，在這樣的社會中，到處是自由自覺的勞動，到處都是鮮活的創造，到處都是確證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幸福享受?？傊?，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人都獲得了全面發展的條件，而不會因為經濟制度的原因而受到他人的奴役，也不會因為資源不足而使自己只能片面發展，他們可以自由發展自己的理智能力(哲學、科學等)、實踐能力(各種生產技能、運動技能和道德實踐)和藝術創造能力(文學、音樂、繪畫等)，他們的各種素養和才能都將能達到相當的高度。這才是正義的最高尺度：人的道德平等得到完滿的實現。

　　這個過程從社會演化的角度說，就是個人成為完全的“社會的個人”，這也是個人獲得自己的屬人的豐富本質的過程，即獲得人的全面發展。真正的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也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為社會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復歸”。[7]73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首先，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機能的發揮是一種使自然人化的過程，這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表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造成一個人化的自然界。由于人的本質是社會勞動和社會交往的產物，所以，我們在使自然人化的過程中，就是在實現人的社會化。揚棄了私有制，則我們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產品都會歸社會全體成員所有，所以，不再存在著自己的產品外在于自己，成為反對自己的異在力量的情況，也不會造成人與人的階級對立。(2)“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本主義。”[7]75社會是在生產基礎上的人與人的關系，勞動的本質是塑造自然界，同時又塑造人自身，這個過程就是所有個人獲得社會的普遍本質的過程。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這個過程是統一著的，而不會造成對人的損害。所以，我們在勞動的過程中，既能解放并確證自己的各種力量，又能培養各種屬人的、能夠進行審美的感覺能力，能夠真正“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3)所謂人類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態文化都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產物，“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打開了的書本，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7]80各種文化是具體的、處于現實的生產方式之中的人創造的，其現實活動就是社會性的，所以，不能“把‘社會’作為抽象物同個人對立起來。個人是社會的存在物”。[7]76(4)在這個視野中，個人與自然界、社會之間的關系就是逐漸獲得了統一性的關系，但這必須在積極揚棄了私有制之后才有可能，因為“私有制不能把粗野的需要變成人的需要”[7]86。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我們對物的需要和享受，才能失去其利己主義性質，而成為社會性的;自然界對人而言就不再是赤裸裸的有用性，而是具備了人的效用，也即是社會性的。所以，如果說，共產主義是人的本質的復歸的話，那么“這種復歸是徹底的、自覺的、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豐富成果的”。[7]73

　　惟有理解了馬克思的以上觀點，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馬克思會作出以下斷言：“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立、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這種解答。”[7]73

　　但是，實現這種實質性的正義的目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間還必須經過一個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中脫胎而來的。雖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消滅了私有制(當然也可能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導地位，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5]303但是，“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5]304，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的表現，就是生產者的產品在作了各項扣除后，他還能從社會中領到自己的東西。在這里，正義有兩個方面的衡量尺度：(1)他從社會中作為工資(扣除他為公共基金而進行的勞動)領回的，就是他給予社會的勞動量。(2)這種分配方式還留存著資產階級法權的性質，但是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第一，這里通行的也是一般商品交換原則(當然是等價交換)，但是，人們除了自己的勞動，沒有其他東西進行交換;而且他的勞動收入只是作為消費品而成為自己的財產，而不會變為投入再生產的資本，因為生產資料已經是共同所有或集體所有;第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只有勞動成為了衡量一切的標準，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即勞動量來計算，這就意味著生產者的收入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于是，如果一個生產者為社會提供的勞動是其所得的惟一衡量標準的話，那么，勞動能力的大小就成為了生產者之間不平等收入的根據。注意，這里并沒有階級差別，只有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即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以及家庭的人口數量會影響自己的消費水平，這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的結果。也就是說，馬克思同意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只有自然的偶然性會成為影響公正的因素，而社會的偶然性則被消除了。相對于資本主義社會，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仍然存在著讓自然的偶然性發揮作用的余地。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權利的平等仍然會造成社會的不平等，因為如果不能消除自然偶然性的影響，作為勞動者，他們的生活前景就會是不同的。雖然這仍然是一種弊病，但是，這在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是必然要經歷的，而不是可以逾越的，因為“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5]305

　　只有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這種弊病才會得到消除。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種聯合體中，個人的發展是其他所有人發展的條件。個人能夠得到全面發展，異化勞動被消除，這樣就不再需要資產階級法權。共產主義條件下，其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各盡所能”，就不僅僅是指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能力，更指人的全面的能力。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要為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生產，而在共產主義社會則為自我的全面發展而生產。所以，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對正義的理解，一方面有著對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基礎上的法律正義、分配正義和交易正義的考量;另一方面，又有著以人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的完善為社會正義的最高標準。而且，各種社會中的正義觀只有在完善論的社會正義標準的衡量下，才能判定其進步的程度。

四、馬克思主義正義觀的革命性意義

　　馬克思主義正義觀不是一種對現存社會的改良方案，而是一種革命性的思想。這種革命性的思想建立在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把握之上，并深刻認識到了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首先是科學的，是求真的，但同時又有對人類社會應該能夠發展到的狀態的向往，所以，又含有應然的、價值的維度，也就是說，價值追求建立在對歷史事實和客觀的歷史發展規律的考察之上，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由于不能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所以他們只是對當時的剝削制度進行道德批判，而找不到推動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馬克思說，各種空想社會主義宗派的創始人“雖然在批判現存社會時明確地描述了社會運動的目的——消除雇傭勞動制度和這一制度下的階級統治的一切經濟條件”，但是，他們只是“企圖用新社會的幻想圖景和方案來彌補運動所缺乏的歷史條件，并認為宣傳這些空想的圖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8]208。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以下觀點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社會道德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對社會經濟基礎的反映，所以，從主流來說，這個社會必定把能夠體現、維護和發展這個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的思想、情感和行為評價為道德的、正義的。我們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會認為奴隸制是天然合理、合乎正義的;孟子會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看做是天經地義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會宣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人類文明的基石，等等。生活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馬克思、恩格斯，卻能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對資產階級思想家大肆宣揚的人類普遍道德、永恒正義等等觀念進行了無情批判，因為這些思想家力圖以道德的詞語來論證資本主義制度將永恒存在，并掩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生的實質性的非正義，這是違背客觀的歷史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視角看馬克思的正義觀，我們就能對他的某些論述作出較好理解。

　　首先，馬克思對使用道德的語匯十分謹慎。在指導現實的工人運動時，他拒斥一般性地訴諸正義的理想。他主張，我們必須先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分析現實的歷史條件，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對比，工人階級的覺悟如何，是否已經形成了一種現實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斗爭的具體途徑等等。在這個問題上，空談人類的“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種種“永恒真理”，是沒有什么用途的;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又一次拒斥了道德詞匯，“我較為詳細地……談到‘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這是為了要指出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些意義，而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于我們黨，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憑空想象的關于權利等等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8]436

　　事情很清楚，馬克思并不認為道德觀念沒有任何意義，實際上，有些道德觀念“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些意義”，因為那時它們反映了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要求和人性的美好，比如在推翻封建主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中，資產階級法權觀念就反映了當時的生產力發展要求，有歷史進步意義;但是在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的歷史階段，如果還將這些道德觀念作為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那必然會對工人運動造成阻礙。理解了歷史規律的工人階級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8]159雖然馬克思說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但這種“理想”實際上是指那些不是建立在對歷史發展規律的確切理解基礎上的空想;而工人階級要解放出的“新社會因素”，則可以看做一種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所以，馬克思并不是根本拒斥道德和正義觀念，只是時刻提醒大家，主流的道德和正義觀念與當下的社會生產方式是相適應的，人們所持的正義觀也有著其階級立場。

　　那么，馬克思、恩格斯的正義觀的實際結構是怎樣的呢?我們認為，首先，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存在著一些對人類有普遍約束力的道德和正義觀念。比如，在1864年，馬克思幫助起草了《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要求協會成員承認“真理、正義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及一切人的關系的基礎，而不分膚色、信仰和民族”，又提出“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的原則，而工人階級的解放斗爭則被描繪成了“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并消滅任何階級統治”的斗爭[8]227。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馬克思強烈要求工人“努力做到使私人關系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與正義的準則，成為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8]14我們要注意到，馬克思只是在最普遍的意義上，即人之為人的意義上使用這些道德概念的。這樣的使用，一方面表明，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揭示，實際上立足于對人本身的歷史發展的信念，因為歷史中的人類共同生活必定會形成人的尊嚴的觀念、人與人之間、各民族之間的關系的最一般準則;另一方面，必須明白，這些道德觀念并不能指導現實的工人運動，所以，對其使用要加以適當限制，妥為安排，即只是要求工人階級在日常交往中要遵循和弘揚這些人類一般通行的道德準則，并不能上升為指導思想。所以，他在1864年11月4日給恩格斯寫信，解釋了他這樣做的原因：為了適應工人們的理解水平，他必須在《章程》中“采納‘義務’和‘權利’這兩個詞，以及‘真理、道德和正義’等詞，但是，對這些字眼已經妥為安排，使它們不可能造成危害”。[8]215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確實也進行了道德批判，其鋒芒之犀利，文辭之激烈，古今罕有。我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進步性給予了高度贊揚，也肯定了其商品交換中的平等原則和政治領域中的法律平等對封建主義等級制度而言的進步性，但這些平等只是形式性正義的要素。在這個理論視野中，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必然從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在這種生產方式中經濟利益的分配方式，即資本榨取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也是必然的，所以，從正義就是適應于該時代的生產方式而言，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也不是不正義的。所以，馬克思說，“勞動者維持一天只費半個工作日，而勞動力卻能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大一倍。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絕不是不公平。”[9]219“在我的論述中，‘資本家的利潤’事實上不是‘僅僅對工人的剝取或掠奪’。相反地，我把資本家看作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的職能執行者，并且非常詳細地指出，他不僅‘剝取’或‘掠奪’，而且迫使進行剩余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幫助創造屬于剝取的東西;其次，我詳細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價物交換的商品交換情況下，資本家只要付給工人以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就完全有權利，也就是符合于這種生產方式的權利，獲得剩余價值。”[10]401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對工人而言不是不公平的，這實際上說，在這種生產方式下，對剩余價值的榨取進行道德批判，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性的表現。但像伍德那樣認為馬克思是說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取是正義的，因為“它沒有侵犯他們的任何權利，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錯誤的或不正義的”，也是一種過度詮釋，因為伍德也承認馬克思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使工資勞動者異化、失去人性并且降低了身份”[11]43。請問，如果說這不是一種道德批判，又是什么呢?所以，我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的確進行了嚴厲的道德批判，但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形式性正義下面所掩藏的實質性不正義，這種實質性的不正義，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比如，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勞動的異化現實的全面揭示，就是一種最深刻的道德批判，深入地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形式正義表象下所掩蓋的實質不正義。在此之后，馬克思更深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過程內部，揭露其掩藏著的實質不正義。馬克思批判了資本的不正義性：“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9]260這既是對資本的本性及其運行方式的客觀描述，同時又是在對其進行道德批判，即揭露資本在運行過程中，在等價交換的形式正義下，內涵著使人的精神、品質、身體健康受到損害的實質性不正義，這些損害既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常規發生的日常事實，同時，從道德上看也是惡劣的。于是，馬克思進一步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與工人相對立的資本的獨立力量，因而直接與工人本身的發展相對立”[12]996。在這個事實基礎上，他才可以有這樣的道德判斷：英國資本主義“更無恥地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費人力”。[9]432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13]90所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了非常深入、全面的道德批判。在這種對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中，我們感受到的不只是一種道德義憤，而是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對人的本質力量的實質性損害，所以是對人們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的阻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內涵著實質性的不正義。

　　第三，馬克思主義正義觀的最終基衡尺是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發展或自我實現。從本文所彰顯的馬克思主義正義觀的辯證結構形態看，馬克思主義認為，正義實際上是在一個社會發展階段中人們對什么樣的社會人倫關系結構是合理的之判斷，由于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必然會經歷歷史性的發展，所以，社會人倫關系結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會有不同面貌，從而也會有不同的正義觀。恩格斯說得非常明白：“我們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14]103馬克思主義的正義觀正是“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但是，勞動的解放將是所有人的解放，所以，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正義觀就是為全人類的解放立言的。從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視景中，我們認為，衡量一個歷史時代合乎正義的程度就是要看它在什么層面、范圍內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然，人類社會歷史是朝著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方向前進的，所以，馬克思主義不會偏重于鼓勵和促進某些特定形式的道德，因為這些特定的道德無非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馬克思、恩格斯說：“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理論上既不是從那種情感的形式，也不是從那夸張的思想形式去領會這個對立……共產主義者根本不進行任何道德說教，施蒂納卻大量地進行道德的說教。共產主義者不向人民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們應該彼此互愛呀，不要做利己主義者呀等等;相反，他們清楚地知道，無論利己主義還是自我犧牲，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15]275

　　既然資本主義的非正義性表現在對人的損害之上，所以，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必定是在接受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獲得了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基礎上(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里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則其首要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進一步擺脫了生產領域的經濟必然性的約束，而進入到自由王國中。在這里，“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發展起來。”[12]927從根本上說，這個目的王國的價值意義就在于消除了異化，從而使人的全面發展或自我實現，即“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成為可能。[16]125所以，它就是下一個歷史時代的正義的實現，即真正的人的道德。所謂真正人的道德，就是不損害任何人，而使人得到全面發展或自我實現的道德。在這個問題上，我認同史蒂文·盧克斯的觀點：馬克思“整個一生的著作和事實上都充滿了這種批判性的評價，而這種評價只有在他顯而易見的社會統一與個人自我實現的理想背景之下才有意義。”[17]12

　　但是，有一些學者認為，正義由于根源于正義環境，如資源的相對稀缺、人性的有限慷慨，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社會財富達到極大涌流，人們也不再有私有意識，所以，到那個時候，正義的環境也就消除了，于是斷言，共產主義社會超越正義了。比如金里卡就認為，馬克思“否認平等能夠在任何公平分配或平等權利的理論中被贏得。……共產主義社會將超越正義，這種社會不是由公平的份額或平等權利的理論定義和支配的。”[2]105金里卡抓住了馬克思關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實質性的平等并不能在公平分配或平等權利的理論中獲得的觀點，從而得出結論說，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將超越正義。但是，根據我們前面的考察，馬克思的本意卻應該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公平分配或平等權利理論，都只能追求形式性正義，卻無法實現實質性正義。于是，邏輯的結論應該是，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充分實現實質性正義，而實質性正義的標準就是獲得了人的全面發展或自我實現的社會現實條件。

　　關于這一點，實際上早就有學者指出過，比如卡爾·雅斯貝爾斯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眼中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征：“在這個社會中，將沒有意識形態，因此也就沒有宗教(宗教只是諸意識形態中的一種);也沒有國家，因此就沒有剝削。人類將作為一個聯合起來的社會而生存，這個社會具有完善的正義和充分的自由，它將保證所有人的需要得到滿足。”[18]140-141雖然他主要是從共產主義社會中自由人的聯合體的人倫關系及其生存方式來說明這個社會的正義價值，但我們可以推論出，只有這個社會才能實現人類的實質性正義，即能夠全方位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或自我實現。

　　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義觀超越了歷史上任何形態的正義觀，其革命性意義就在于，它把正義價值的追求落實在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把握之上，落實在對現實的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的考察之上，這將使其正義觀具有客觀的事實基礎，從而不會流于空洞抽象的說教;馬克思主義正義觀擺脫了所謂“正義的環境”的論說，從其對形式性正義和實質性正義的辯證關系的闡述中，得出了正義標準應該是獲得能夠促進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的社會條件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正義原則，將能指導我們切實地考察現實社會中的正義問題，并有效地批判各種抽象的正義觀念。

　　參考文獻：

　　[1]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威爾·金里卡：《自由主義、社群與文化》，應奇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

　　[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中共中央編譯局1995年版。

　　[6]Ziyad I. Husami. "Marx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8, No. 1.(Autumn, 1978).

　　[7]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1]Allen Wood. Karl Marx,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81.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7]史蒂文·盧克斯：《馬克思主義與道德》，袁聚錄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8]卡爾·雅斯貝爾斯：《時代的精神狀況》，王德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

原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