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產生、發展和最終滅亡的演化過程的觀點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馬克思資本理論的核心是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運行和演化的內在矛盾，并預言其最終必然崩潰的命運。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普遍相信馬克思這一預言，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再次發生類似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自此之后的幾十年時間里，西方主流經濟學轉向研究壟斷、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以及周期性經濟蕭條等資本主義固有弊病，并主張加強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和調節，以減輕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破壞和震蕩。但在對資本主義自發演化前景普遍喪失信心的背景下，熊彼特樂觀地宣稱，資本主義完全有能力再創造半個世紀乃至一個世紀的持續經濟增長。熊彼特之所以得出這一預測，是因為他洞察到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一個本質特征，即在推動創新和經濟發展方面所具有的無止境的、不可遏制的內在動力。

　　盡管熊彼特關于創新與資本主義關系的分析在其所處的時代被“束之高閣”，卻在當代得以復興，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核心之一。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和英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加強政府管制和調節轉向放松管制和開放市場。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通過復興熊彼特的創新與資本主義關系理論來為這一制度變革進行辯護，宣稱資本主義是唯一能產生持續經濟增長的體制。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由于出現了美國“新經濟奇跡”和資本主義加速全球化等重要經濟現象，“資本主義能帶來世界各國經濟的普遍、持續發展”的觀點更是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宣揚和推崇。不僅如此，西方一些重新研究馬克思資本主義理論的學者指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不斷變革生產方式，推動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性質的揭示，與熊彼特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埃利奧特提出，在“創造性摧毀”這一主題下，馬克思和熊彼特的觀點和論證的相似性遠多于學術界流行的看法。[1]德賽更將馬克思劃入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陣營，宣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充滿活力的秘密”和“通過生產方式的持續變革而長期生存”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論證。[2]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由競爭和資本增殖法則主導的經濟體制，可能持續創造出足夠多的盈利機會來實現國民收入的普遍、持續增長嗎?馬克思和熊彼特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和解答真的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嗎?本文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變革性質、創新動力和選擇機制、創新與經濟周期和創新對國民收入增長和分配的影響等方面，對馬克思和熊彼特的基本觀點與概念框架進行比較分析，總結其重要的一致性和分歧，剖析其產生分歧的關鍵原因。在此基礎上，檢驗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與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論解釋之間的一致性。最后，總結應如何全面、辯證地看待創新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提出對“中國建立科學完善的國家創新體系，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的啟示。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自我變革的性質

　　盡管新古典理論證明了資本主義是一種能產生帕累托最優結果的經濟體制，但在其概念框架中，當經濟達到均衡后，經濟增長只能來源于人口增長和外生技術進步的沖擊。經濟發展的核心是生產率的提高，使既存的生產要素能夠轉換為更多、更好的產品。熊彼特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的生產率提高是迅猛的、飛躍式的，而不是緩慢的、漸進的;生產率的迅猛發展是創新帶來的，尤其是產業革命這種在時間上密集出現的創新浪潮，它們摧毀舊的較低效率的產業體系結構，創造新的產業體系結構。[3]資本主義歷史上發生了幾次重大的產業革命，它們具有如下重要特征：第一，都是由生產領域的重大技術革新發動的。第二，某一產業領域的技術革新自發地引起其他產業領域的技術革新，形成創新浪潮。熊彼特指出，產業革命中自發、自組織地產生的創新浪潮，顯然不能用經濟系統對外部隨機沖擊的適應來解釋，而只能解釋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內部力量驅動的結果。而熊彼特的資本主義“創造性摧毀”的觀點，正是馬克思在很久以前強調的，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熊彼特也承認，關于資本主義在變革生產方式方面的動力，他所能表達的不可能超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分析。具體來說，與熊彼特一樣，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在生產力方面迅猛發展的特征，也強調產業革命的自組織性質。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強調了資本主義在變革生產方式方面的內在動力：“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性的作用。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4]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馬克思更是高度肯定了資本主義在變革生產方式方面的不竭動力：“資本破壞這一切(前資本主義經濟)并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5]

　　二、資本主義的創新動力和選擇機制

　　馬克思和熊彼特都假定，發現新的生產方法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且任何人都能免費獲得新的生產方法方面的知識。他們關心的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將創新引入原有生產體系的動力機制是什么，以及什么樣的創新會被選擇。

　　熊彼特探討了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假設經濟原來處于均衡狀態，創新是如何被引入原有生產體系的。在熊彼特的分析框架中，創新(生產要素的新組合)是由企業家通過創辦新企業實現的;企業家的職能是實現創新;企業家將創新付諸實施的動力在于賺取經濟利潤;企業家不擁有財富，也不承擔創新失敗的后果。與均衡狀態下的原有企業相比，企業家沒有銷售收入作為購買生產要素的來源，因此，要將創新付諸實施，必須有銀行向企業家提供信貸。銀行是公眾儲蓄和創新投資之間的中介機構。當經濟達到均衡狀態時，只有當創新能產生經濟利潤，從而能以利息的形式為創新投資提供報酬的情況下，才能刺激儲蓄的增長，為實現創新提供資金來源。由于企業家必須在市場上競爭性地獲得生產要素和銷售產品，因此，在不改變產品性能的情況下，企業家必須發現和利用某些能提高生產率的生產要素新組合，以降低產品成本、獲得經濟利潤。盡管在某一產業領域率先創新的企業家所獲得的經濟利潤與其市場壟斷地位有關，但熊彼特認為，這種利潤是靠引入更高生產率的生產方法獲得的，是生產性的，它不同于利用壟斷地位提高產品售價而獲得的壟斷利潤。并且企業家通過創新獲得的經濟利潤是暫時的，會在一段時間后由于其他企業的模仿而消散，轉化為要素提供者報酬和消費者福利的提高。允許暫時保有壟斷地位和高于正常值的創新利潤，有利于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和國民收入的增長。可見，熊彼特的分析框架暗示，任何社會成員都擁有將創新付諸實施從而賺取經濟利潤的平等機會，不存在知識和財富壟斷方面的阻礙;那些獲得成功的創新項目所產生的經濟利潤也不是被將其付諸實施的企業家獨享，而是由社會成員共享。熊彼特對創新引起的模仿和擴散、創新的演化趨勢的分析也是為了證明，由競爭和利潤機制驅動和選擇的創新會帶來社會成員收入的普遍持續增長。而這正是熊彼特的創新與資本主義關系理論的核心思想。

　　而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資本家壟斷了社會財富，從而壟斷了實現創新的職能，資本家創新的動力來自于對資本增殖的無止境欲望。與熊彼特的分析相類似，馬克思也分析了資本家為獲得超額剩余價值，致力于機器的發明、改進和在生產上的應用等能提高生產率的創新活動：資本持續增殖目標的實現客觀上要求“探索整個自然界，以便發現物的新的有用屬性;普遍地交換各種不同氣候條件下的產品和各種不同國家的產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賦予它們以新的使用價值;要從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發現新的有用物體和原有物體的新的使用屬性，如原有物體作為原料等等的新的屬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學發展到它的頂點;同樣要發現、創造和滿足由社會本身產生的新的需要”。[6]和熊彼特一樣，馬克思認為，超額剩余價值與率先采用更高生產率的生產方式有關。但馬克思關心的是資本與勞動之間關系的演化，因此，他的分析并沒有停留在這一表面層次，而是進一步挖掘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的“秘密”。馬克思指出，雖然超額剩余價值不是靠增加勞動消耗獲得的，但是它與絕對剩余價值一樣，來源于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延長。這是因為，“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使“采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比同行業的其余資本家，可以在一個工作日占有更大的部分作為剩余勞動”。[7]可見，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暗示，資本家階級由于壟斷了社會財富，相應壟斷了實現創新的職能，從而壟斷了創新產生的超額剩余價值，而工人卻享受不到創新產生的收益。馬克思對創新引起的模仿和擴散、創新的演化趨勢的分析也是為了證明，由競爭和資本增殖機制驅動和選擇的創新只會使資本家階級受益，而不會使工人階級受益，甚至會惡化工人階級的處境。而這正是馬克思對創新與資本主義關系的看法與熊彼特的關鍵區別。但馬克思也分析了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信用體系的發展及其在生產方式變革中的作用。“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形成的信用事業，把分散在社會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并且很快成為競爭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8]馬克思甚至認識到了股份資本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性質的改變，只是馬克思沒有具體分析財富和剩余占有的社會化對創新后果的影響。

　　三、創新與經濟周期

　　馬克思和熊彼特都分析了創新演化過程的間斷性和不規則性，并以此解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

　　熊彼特通過分析將創新引入原有生產體系的困難、阻礙及其解決途徑，來說明創新演化過程的特征。在熊彼特看來，絕大多數經濟主體并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性人，而是表現出穩定的慣例遵循行為。將一種新的未經檢驗的生產要素新組合付諸實施，因面臨知識缺乏、心理惰性和社會習俗的阻礙而困難重重。只有極少數有強烈事業心、征服欲和創造傾向的人才有勇氣和意志破除重重阻礙，率先將創新付諸實施。因此，在一開始，只有極少數企業家嘗試創新活動，一旦獲得成功便可在短時期內獲得豐厚利潤。但極少數企業家的成功會在其領域引起其他企業家的模仿，也會以遞增的速度吸引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從事創新活動，并形成創新浪潮。其原因在于創新利潤的誘導，創新阻礙的逐步破除，企業家獲得的創新利潤用于再投資引起的可貸資金增多，以及“創造性摧毀”的威脅。熊彼特指出，正是創新浪潮的出現導致經濟在一段時期內呈現投資持續高漲、國民收入迅猛增長的繁榮局面。也正是由于經濟經歷了這種遠離均衡狀態的繁榮期，隨后會出現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的調整期。由于成功的創新替代舊的低效率的工藝和產品，以及創新產生的經濟利潤在競爭機制的作用下逐漸消失，必然造成投資和信用收縮的連鎖反應，從而導致經濟進入蕭條階段。熊彼特認為，蕭條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正常和健康的階段，是經濟為了尋找新的均衡而必然經歷的調節期;蕭條期吸收和消化繁榮期的創新，并淘汰無效率的不創新的企業，為下一輪創新和經濟繁榮奠定基礎。可見，熊彼特認為，由創新演化過程的間斷性和不規則性產生了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從長期看，生產率的持續、快速提高正是在這種周期性波動的動態過程產生的。隨著社會逐漸習慣于創新的出現，以及日益科學化的創新方法和手段的應用，使創新活動中能被精確計算、預測和計劃的成分日益增多，創新在時間上的分布將越來越平滑，從而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幅度也越來越小。

　　與熊彼特的分析類似，馬克思也分析了個別資本家采用改良的生產方式成功獲得超額剩余價值后，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追求和競爭強制規律的作用，會驅使同行業的其他資本家以及其他行業的資本家進行生產方式的變革，從而使經濟出現持續繁榮的局面。同樣，創新引起的模仿和擴散會導致產品價格的下降和工人工資的上升，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以及投資和信用的收縮。但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蕭條和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資本增殖法則驅動生產方式變革的局限性及其內在矛盾。馬克思指出，當工人工資上升時，資本家為了提高剩余價值率，必然更多購買和使用能節約勞動力價值的機器，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會導致兩方面后果：第一，使利潤率趨于下降，從而資本積累率趨于下降。第二，工人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趨于下降，失業率上升，從而工人的有效需求增長落后于潛在生產能力的增長。這二者都會使經濟趨向衰退和危機。當然，馬克思并不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會陷入長期的停滯。他指出，在蕭條期，資本品的大幅貶值、資本的進一步集中、新市場的開拓、新的原材料和勞動力來源的發現等，都可能恢復利潤率，使經濟走出蕭條。但馬克思指出，這些扭轉經濟危機的方式都不能克服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內在矛盾，還會在未來引起更大的危機，最終導致整個體制的崩潰。不過，馬克思也指出了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經濟蕭條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面：由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為新一輪更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條件;周期性出現的經濟蕭條通過大幅度的資本貶值和資本集中，為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空間。

　　四、創新對國民收入增長和分配的影響

　　馬克思和熊彼特都分析了創新對國民收入增長和分配的影響，他們的結論在某些方面是相互對立的，但也存在某些相通之處。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刺激生產率的快速提高，為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長奠定物質基礎。率先創新的企業家可能獲得豐厚的經濟利潤，創新資金的提供者也因承擔高風險而獲得高額的利息回報，但這種暫時的收入不平等是刺激更多創新和更高人均收入增長率所必需的。創新引起的模仿會產生競爭，使產品價格下降、生產要素價格上升，從而企業家利潤逐漸消失，轉化為消費者福利和生產要素報酬的增長。又由于少數人創新的成功會激勵更多的創新以遞增的速度出現，因此，就會出現所有社會成員收入的普遍持續增長。熊彼特認為，盡管創新具有間斷性和不規則性，會導致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但正是這種動態過程刺激了國民收入的長期持續增長。而在蕭條期，由于生產資料價格和產品價格的降低，與繁榮期相比，工人的實際收入上升了，失業率的上升也只是暫時的。“提高利潤的運動，同樣也是提高工資的運動，而在長時期內，它之加惠于無產階級，確實比加惠于資本家為多”，“如果經濟如實現持續50年的增長，那么，即便是社會全人口中的最低層也能夠從貧困中解脫出來，不但能獲得一個足以維持溫飽的貨幣收入，還可能得到在16～18世紀只有伊麗莎白女王或路易十四才能得到的物質享受”。[9]

　　盡管馬克思也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能通過激勵創新來推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但他并不認為創新能帶來社會成員收入的普遍持續增長。尤其是在創新對資本家和工人階級收入的影響方面，馬克思與熊彼特的觀點是相互對立的。馬克思認為，創新會在提高增殖資本的同時降低工人的福利，因為首先，資本家階級壟斷了社會財富，從而壟斷了創新產生的收益。其次，馬克思通過詳細分析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演化過程中，機器體系如何降低工人的體力和技能在生產中的作用，指出生產方式的變革會導致工人討價還價能力的降低，使其更加屈從于資本家的統治。再次，資本增殖目標驅動的生產方式變革會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相對過剩人口的增多，并進一步強化資本對勞動的統治。最后，生產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帶來剩余價值率的提高，只有在生產率提高能降低勞動力價值從而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延長剩余勞動時間的情況下，才能帶來剩余價值率的提高，因此，在資本增殖目標的驅動下，資本家變革生產方式的最終結果不可能是工人工作日的縮短或工資率的上升，而只能是工人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下降和失業率的上升。不過，馬克思也分析了資本家在保持工人生活水平不變甚至提高的情況下，增加剩余價值的可能性，這似乎與熊彼特的分析是一致的。在資本增殖目標的驅動下，資本家致力于提高社會生產力，這降低了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的勞動時間，相應增加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時間。通過這種途徑，“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馬克思接著指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財產多一些，買了少量溢價發行的股票，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10]而且這種狀態是不穩定的。當資本增長速度超過勞動力的增長速度時，工人工資確實會暫時上升。但工資上升會導致利潤率下降，從而資本家會降低積累率，導致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工資就會隨之下降。

　　五、對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理論解釋

　　馬克思和熊彼特都認為，競爭和資本贏利法則能不斷推動創新和生產力的發展。但在關于創新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影響方面，他們的觀點卻存在重大分歧。對于競爭和資本贏利法則驅動的創新，熊彼特認為會帶來社會成員收入的普遍持續增長，馬克思則認為會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社會財富和權力占有的兩極分化以及階級斗爭的日益激化，使資本主義越來越難以作為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存活下去。二者之所以得出相互對立的結論，主要在于其分析框架上的兩大差異：第一，馬克思假設貨幣財富是由資本家階級壟斷的，工人階級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不占有任何財富;而熊彼特假設財富是由社會成員分散所有的，且任何社會成員都擁有獲得創新所需資本的平等權利。第二，熊彼特認為，有利可圖的創新的產生是永無止境、永不停頓的;而馬克思認為，創新會帶來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使資本積累變得越來越困難。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贊同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已經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化，使馬克思的假定不再與現實一致。首先，在發達國家，工人階級已成為中產階級，并通過共同基金、養老基金和保險基金等成為重要的投資力量。而創業投資基金和創業板市場等的發展，使企業家為創新和創業活動融資變得更加容易。其次，新科技革命為工商業領域的創新提供了巨大的潛在空間，并且正如現代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所顯示的那樣，在計算機性能不斷提高的同時，其成本也在持續下降，因而逆轉了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因此，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運行的后果將更可能像熊彼特所認為的那樣，通過激勵持續創新，帶來社會成員收入的普遍持續增長。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合理性所提供的辯護似乎也得到了經驗證據的支持。自20世紀80年代初實施放松管制、開放市場和減少大公司承擔的社會責任的經濟制度和政策變革后，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美國公司利潤率恢復了上升態勢，經濟也恢復了增長，甚至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高增長、高就業、低通脹”的“新經濟奇跡”。但問題在于，這種恢復并不是由美國國內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產生的。事實上，正如巴菲特的實證研究所表明的，鐵路、汽車和飛機等重要發明在工商業上的應用都未能增加投資者的財富，反而毀滅了投資者的大量財富。[11]克萊曼也指出，如果用資本品歷史成本計算投資成本，那么信息技術產業的投資利潤率是趨于下降而不是上升的。[12]事實上，在次貸危機爆發前的20多年時間里，美國經濟的強勁表現與全球化有著重要關聯。首先，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實施的放松管制與開放市場的制度和政策變革導致全世界的資本涌入美國，帶來了美國資本市場的持續擴張和繁榮。這一方面使美國公司在利潤率降低的情況下通過外部融資增加對實業領域的投資，另一方面加速了美國公司在信息技術領域的創新活動，使其在全球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中獲得領先優勢，成為技術標準的制定者。其次，美國公司在全球建立工廠和供應鏈，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來降低產品成本，并利用其對核心技術和石油等戰略物資的控制來壟斷全球化分工所產生的收益。第三，根據馬克思的相對剩余價值理論，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資源所帶來的制造業生產成本的降低，為美國國內服務業的發展創造條件。這些受國際競爭影響較小的公司能在維持美國工人實際收入不變甚至提高的情況下獲得較高利潤率。

　　六、結語

　　通過對馬克思和熊彼特關于創新與資本主義關系的觀點、邏輯框架和經驗證據的比較研究可知，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在推動創新和生產力發展方面具有內在的持續動力，但這并不能自發地產生國民收入的持續普遍增長，反而可能造成社會成員在權力和財富占有方面的兩極分化、經濟的長期衰退和其他有損社會整體長遠利益的后果。發達國家由于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有巨大的市場開拓空間和殖民空間來彌補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必然產生的經濟停滯后果，從而可能實現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和工人階級收入的增長。而資本獲利目標之所以能主導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并不是因為它能持續造福全社會，而是由于資本在國家間的自由流動，對資本集聚的控制又使單個國家在發展科技和提高生產率方面具有競爭優勢，從而使其國家制度和政策不得不屈從于資本的利益。我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地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徑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以利用競爭和獲利機制來釋放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提高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還要破除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弊端，加強政府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和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的作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讓創新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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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1]Elliott，John E..Marx and Schumpeter on Capitalism’s Creative Destruction：A Comparative Restatemen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8)：45-68.

　　[2]德賽.馬克思的復仇：資本主義的復蘇和蘇聯集權社會主義的滅亡[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5][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0，389.

　　[7][8][1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54，687，677-678.

　　[9]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67-71.

　　[11]施羅德.滾雪球：沃倫·巴菲特和他的財富人生[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2]克萊曼.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責任編輯：杜 磊)

　　文章原載于《經濟縱橫》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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