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評陳鐵健《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一文并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一書中的謬說

奚兆永

　　編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師授權本網發表，全文近30萬字，本網將分章節進行連載。今天刊登本文第六篇《無知無畏，口出狂言，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續）》，結尾附有全文目錄。

　　去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前夕，《炎黃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發表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鐵健寫的一篇題為《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的文章，這是一篇借中共建黨95周年之機，嚴重歪曲歷史，造謠誹謗，肆意詆毀毛澤東，歪曲李大釗，貶低魯迅，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攻擊蘇共和共產國際，并把把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貶低《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無恥吹捧叛徒陳獨秀并為其種種劣行進行掩飾、辯護的極其反動的文章。該文許多謬說實際上都是從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自詡為“陳獨秀研究權威”唐寶林所著《陳獨秀全傳》一書里搬來的。

第六篇　無知無畏，口出狂言，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續）

奚兆永

　　中國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經歷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憲法明確規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行為卻時有出現。應該說，這是階級斗爭的必然。實際上，不僅陳文、唐著里有反馬克思主義的論調，不少所謂的社會精英也時有各種反馬列主義的論調出現，有的還以此種言論而聞名于世。如果對這種現象聽之任之不加揭露和批判，它們就會泛濫，造成嚴重的后果。所以在這里，我們不僅要對陳唐兩位研究員的相關觀點進行批駁，也要兼及其他一些作者的相關觀點，特別是對社會影響較大的吳敬璉、厲以寧和王長江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論調必須進行批駁。

　　四、駁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論”

　　前面說到，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再過一年，明年這個時候就是他誕生二百周年了。一些人既不學習馬克思的著作，也不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僅僅根據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就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這顯然是一個毫無道理的非常膚淺的看法。就在上一個千年行將過去，新的千年即將到來的時候，英國廣播公司(BBC)在1999年舉行過一個“評選十大思想巨人”的活動，馬克思、愛因斯坦、牛頓、達爾文等思想巨匠紛紛入選，而馬克思高居榜首，排名第一，是千年第一思想巨人。如果他的思想已經過時，他還能成為“千年第一思想巨人”嗎?

　　當然，問題還不在于馬克思被人們評選為世界千年第一思想巨人，問題在于，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以它為指南，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世界已經出現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起義，雖然由于工人階級還缺乏經驗而以失敗告終，但它畢竟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的預演，其對后世無產階級的影響無疑是極其深遠的。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爆發的十月革命，是巴黎公社起義在新時期的繼續。由于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在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俄國發生的并且是第一次獲得了偉大成功的無產階級革命;這以后，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勝利。后來，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又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做出了有覺得意義的貢獻;而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東歐一系列國家，還有中國、朝鮮、越南、古巴等國經過自己艱苦的革命斗爭，也相繼經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些勝利，歸根到底，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怎么能夠說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呢?

　　在這方面，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曾經在肯尼廸和約翰遜兩人任總統時擔任過民主黨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并在1972年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加耳布雷思說過這樣一段話：“再沒有別的事情比對馬克思的影響理解得更差了。說他抓住了千百萬人的心理，當然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廣泛地認為，馬克思的影響只限于他的信徒。在傳統的智慧中，他的觀念正像天花一樣是一種傳染病。人們或者傳染上它，從此永留瘢痕;或則由于有效的種痘而免受傳染。再沒有比這種想法更遠離真相了。馬克思深深地影響著不接受他的體系的人們。他的思想延伸到那些自以為最少沾染它的人們。”(見《豐裕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60頁)事實也正是這樣。不少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包括凱恩斯、熊彼特、薩繆爾森等，當然也包括加耳布雷思本人在內，他們雖然并不接受馬克思的體系，但是他們的一些觀點卻明顯地受到馬克思的影響。在這方面，加耳布雷思還十分公允地說，“若是馬克思在大多數問題上是錯的話，他的影響將早已很快地煙消云散了。那些把他們的注意力貫注在指出他的錯誤的數以千計的人們，早已把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別處去了。但在許多問題上，他顯然是對的，尤其關聯到他的時代時是如此。后一點值得重視。現在沒有人辯護亞當.斯密這樣的信念，即公司——股份公司——沒有前途。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卻要求：馬克思不但在他自己的時代是對的，而且在一切時代都是正確的。這是一個真正可怕的考驗。”(同上，第62頁)這個問題涉及到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問題，看來，加耳布雷思只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相對真理，而對它是絕對真理則有所保留。但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并不否認絕對真理的存在，列寧說，“人類思維按其本性是能夠給我們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相對真理總和所構成的絕對真理的。”(《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在這方面，經驗批判主義者波格丹諾夫“同意承認馬克思的貨幣流通理論只是在‘我們的時代’才具有客觀真理性，而把那種認為這個理論具有‘超歷史的客觀的’真理性叫做‘獨斷主義’”(同上，第103頁)列寧有力地批評了波格丹諾夫的這一觀點，指出：“這又是一個糊涂觀點。......實踐標準即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十年的發展進程所證明為客觀真理的，是馬克思的整個社會經濟理論，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顯然，在這里說什么馬克思主義者的‘獨斷主義’，就是向資產階級經濟學作不可寬恕的讓步。從馬克思的理論是客觀真理這一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同意的見解出發，所能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真理(但絕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同上，第103-104頁，粗體是原有的)由于加耳布雷思的觀點和波格丹諾夫的觀點頗為相似，列寧對波格丹諾夫的批評也可以當作是對加耳布雷思的批評。不過對加耳布雷思所說的“他的時代”和“他自己的時代”，似乎還需要加以界定。馬克思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的時代，這個時代在馬克思去世時還遠沒有結束，甚至直到今天也遠沒有結束，即使僅僅作為相對真理，它也遠遠沒有過時，而作為絕對真理的構成部分那就更說不上過時了。

　　這里不想對那些從來沒有認真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精英”們的“過時論”進行批評，他們其實是沒有資格講“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的。這里要對一個曾經似乎認真學習過馬克思主義、還寫過不少馬克思主義觀點文章，但后來去了一趟美國以后就像是脫胎換骨了一樣徹底改變了自己信仰的知名人士的“馬克思主義過時論”作一些批駁。我說的這個“知名人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吳敬璉研究員，或人們習慣地稱為的“吳市場”。實際上，所謂的“吳市場”本來并不主張市場經濟，而是反對市場經濟的。他在1983年還和周叔蓮合寫過一篇《關于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的文章，發表在《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上。在這篇文章里，他還批判“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但是，就在這年，據他自己說，為了改善“知識結構”，他去美國進修了一年，回國后就再也不寫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文章了。當然一個人改宗祖師、改換門庭、改變自己的信仰，是他自己的自由，他人無權干涉，但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自護就不應該如此隨便;而且，作為有一定影響的學者，總得對自己的讀者有一個交代，說明為什么今天的觀點和昨天的觀點不同了。但是，吳市場從來也沒有向人們說過他為什么會發生這180度的變化的;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把1983年寫的這篇文章以及以前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的文章統統隱匿起來，一概不讓它們在自己的“文集”里出現，讓人覺得，那些文章好像都不是他吳敬璉寫的。這是一種極不光彩的做法。在這方面，有一事可以證明：他在2013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吳敬璉文集》里竟然只有一篇是1980年寫的文章，1983年批評市場經濟觀點的那篇文章當然不會再放進《文集》，而以前所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的文章也都再也不見蹤影了。這難道還不能說明他已經徹底改變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了么?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他是一個80年代才出道的新人呢，要不然，他前半輩子怎么連一篇作品也沒有呢?其實，他在這之前寫的文章并不少，在我看來，那些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的文章比之后來寫的一些歪理邪說其實要有價值得多，將其統統拋棄豈不是太可惜也不太可悲了嗎?當然，對于已經該換了門庭的吳敬璉來說，他是不會這樣想的，對他來說，拋棄馬克思主義就如同棄之如家的

　　現在我們來看吳敬璉的“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是怎么說的。他說，“我覺得，企圖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百幾十年前作出的個別論斷來判斷黨的當前政策的是非，這本身就是一種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做法。而且這樣做很容易陷入經院式注經解經的‘引文戰’而絕不可能得出切合現代社會實際的結論。”(吳敬璉：《關于社會主義的再定義問題》，載《吳敬璉文集》上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頁)此文是他在1997年5月即十五大前夕寫給江澤民的一份意見書，文章對此也說得很清楚：“我們建議十五大通過明確定義社會主義，確立社會主義本質一是發展生產力，二是實行共同富裕，而不是其他的思想，為我們的政策給出邏輯一貫的理論說明，以便營造使所有的人和各種經濟成份都奮發努力、共同締造我國長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局面。(同上，第191頁，黑體字為引者所加)顯然，吳敬璉在這里提出的對社會主義的再定義，其實就是要更改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所確立的社會主義的定義這樣一個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原理的大問題，而絕不是如吳敬璉所說的只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所謂“個別論斷”!那么，吳敬璉又為什么要對社會主義“再定義”呢?原來那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里講的“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十分不滿、非常反感。據他說，這是所謂“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提法”，還說什么馬克思是激烈反對“國家迷信”的。其實，馬克思主張消滅階級，主張國家消亡，但是認為至少在過渡時期還需要有國家的存在。激烈反對所謂對國家的迷信的并不是馬克思，而是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巴枯寧在其所著《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曾這樣批評拉薩爾和馬克思：“我們已經表示深深厭惡拉薩爾和馬克思的理論，這種理論建議工人建立人民國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這看作最終的理想，至少也看作最近的主要目的。按照他們的解釋，‘人民國家’不是別的，而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轉引自馬克思：“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實際上，馬克思在摘錄這些話時絲毫也沒有否定這些話;而巴枯寧盡管反對馬克思，但也并沒有歪曲馬克思的思想。我們看到，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里，他們所說的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顯然，他們是主張公有制的。《宣言》還說，“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93頁)這不是用公有制或國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什么?同樣，在《資本論》里，馬克思還設想過一個“自由人聯合體”，說“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算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頁)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關于社會主義的定義明明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科學論述，為什么吳敬璉還一定堅持要黨代會明確他的“再定義”呢?原來他是中國要搞私有化的一個代表人物，他的目標就是要讓私有制萬古長存。這在他的意見書里也說得很明白，他認為“以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主要論據，論證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發展的合理性”存在缺點，因為“即使到21世紀初期初步實現四個現代化以后，我們仍將采取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政策。如果強調只是由于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發達的社會主義的水平我們才有必要采取這樣的政策，那就無異于肯定，提高國有經濟的比重實行‘一大二公’仍然是今后發展的方向。”他還提出，“還有一種設想”，“是把初級階段延長到一百年乃至幾百年。看來，這種說法也顯得相當勉強，弄得不好，反而會給反對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持不同政見者以口實。”(《吳敬璉文集》上卷，中央編譯出版社1913年版，第190-191頁)原來，吳敬璉之所以反對公有制和國有制，其真正目的是為了讓私人資本主義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并且永遠地存在下去。他很清楚，用生產力發展水平來說明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或者以初級階段需要一百年或幾百年來說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都是缺乏說服力的;在他看來，只有將“公有制為主體”改為所謂“發展生產力”才能夠保證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永遠不變地繼續發展。顯然，這和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原則是水火不相容的。恩格斯曾說，“社會主義是專門反對剝削雇傭勞動的。”他還說，“社會主義的利益絕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馬恩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401頁)我們既然要搞社會主義，就不能長期搞“不同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天經地義。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之上，而不會建立在不同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但是對于吳敬璉來說，這又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就只有在社會主義“再定義”上作文章了。他的所謂“再定義”就是“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兩條。這兩條作為社會主義的定義顯然是不正確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它和其他社會形態它的質的區別只能是生產關系，而不可能是生產力。你說發展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奴隸主義社會都曾發展過生產力，難道它們都是社會主義嗎?這顯然說不通。至于“共同富裕”，那確實也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但是，它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它作為一個口號可以，但作為社會主義的定義則不行。因為如果不建立公有制這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國為什么現在還不能做到共同富裕，就是因為私人資本主義在改革開放以來極大地發展之后，公有制削弱了，因此才形成了貧富兩極分化的局面。事實說明，只有公有制才是共同富裕的可靠保證，只有它才能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這里還要指出，在公有制經濟里，國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應該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公有制的高級形式，起著其他公有制形式所不能起的作用。吳敬璉把這說成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觀點，這是毫無道理的。馬克思早在《論土地國有化》一文里就指出，“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進行社會勞動，這就是19世紀的偉大經濟運動所追求的人道目標。”(《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頁)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也說，“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馬恩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499頁)這里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兩種公有制形式的問題。吳敬璉認為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只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社會大工廠”，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根據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化》中的論述，即使在消滅了資本和雇傭勞動之后的社會，也不可能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社會大工廠”，而是由“各聯合體所構成的”，不過這些生產者是“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進行社會勞動”的。而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國家將幫助小農組織合作社，這個合作社顯然是集體所有的，但是國家要提供示范和社會幫助，這個示范的經濟的經濟應該是國家直接經營的農場而不可能是集體的合作社，就是說，在恩格斯的設想里顯然已經有兩種不同的公有制了。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里，工業是國有的，農業則明顯地既有國營農場也集體農莊這兩種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蘇聯，集體農莊并不掌握農業機器和拖拉機，蘇聯的機器拖拉機站是國家經營的企業。這樣做顯然是為了保證集體農莊的利益不至于凌駕于整個社會利益之上。應該說，這一考慮也是有道理的。由于國營企業是代表國家利益或整個社會的利益的，它可以保證共同的合理的計劃的實現，強調國有企業的這一作用又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呢?蘇聯教科書的論述和馬恩的上述論述顯然是完全一致的，又何錯之有?

　　吳敬璉的“再定義”沒有為江澤民和十五大所接受，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這首先是因為它并無道理，同時還因為當時還有一份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萬言書”在，中央和黨代會也不能不考慮他們的意見。吳敬璉把它們說成是“持不同政見者”，其實，他們才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宗;而吳敬璉們只不過是一些離經叛道的異端而已。

　　有意思的是，吳敬璉在送出他的《再定義》的意見書后還不到三個月，大概已經知道了未被采納的消息，于是又通過一個訪談——《社會主義經濟：社會公正+市場經濟》(見《吳敬璉文集》下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1068頁)提出了他的第二個“再定義”。由于這個新定義在這篇訪談的題目里已經用公式表達得十分清楚，似乎已不需要再引用其他文字了，如果還需要稍加改進的話，那就是干脆把兩點的冒號(：)改為兩橫的等號(=)，即把公式寫為：社會主義經濟=社會公正+市場經濟，那就更清楚更明白了。不過在我看來，吳敬璉的這個第二個“再定義”離科學社會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定義的距離也就更遠了。我們知道，社會公正這類口號是西方啟蒙主義思想家在反封建的過程中提出來的。這類口號后來為空想社會主義者所接受，但它所反映的不是無產階級的要求，而是資產階級的理想王國。正如恩格斯所說，“這個永恒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恰好那時正在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空想社會主義者雖然也有肯定，但是絕不如吳敬璉所說的那樣，“繼承了社會主義創立者的價值觀”，(見《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上海遠東出版社版,第19頁)恰恰相反，他們認為，人們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并不是由于人們認識到階級的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于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6頁)顯然，說馬恩繼承了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價值觀，把社會公正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特征是毫無根據的。至于把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特征就更加沒有道理了。且不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歷來主張未來社會要消除商品生產，更不要說列寧曾經非常明確地指出過市場經濟的致命的弊端：“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權力，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等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列寧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頁)顯然，把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如果吳敬璉此說能夠成立，那馬克思和列寧所論述的社會主義社會就統統都不是社會主義了，而當年蘇聯和中國過去所實行的社會主義也統統都不能叫做社會主義了;而與之相反，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他們都標榜社會公正，而且都是市場經濟國家，按照吳敬璉所謂的社會主義公式，都應該統統看作是社會主義國家。這豈不荒唐?

　　在吳敬璉看來，計劃經濟有兩個不可克服的障礙：一個是所謂信息問題，一個是所謂激勵問題。其實，早在上世紀30年代，波蘭著名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在與哈耶克、羅賓斯論戰時就已批駁了這一觀點。那時他提出可以用試錯的辦法獲得均衡價格的信息。后來由于出現了電子計算機，他更是信心十足地說，“如果我今天重寫我(1936年)的論文，我的任務可能簡單得多了。我對哈耶克和羅賓斯的回答可能是：這有什么難處?讓我們把聯立方程放進一架電子計算機，我們將在一秒鐘內得到它們的解。市場過程連同它的繁瑣試驗似乎都也過時。”(《社會主義經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頁)其實吳敬璉對此是清楚的，他還曾引用過蘭格的這段話，但是卻以什么“信息量的增加必然快于計算技術的發展”來做擋箭派。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說的那個信息量增長快于計算技術發展的所謂“規律”，蘭格說得很清楚，過去費事費時的試錯和對價格進行調整，有了計算機只要一秒鐘就能得出數以千計的聯立方程的解。現在超大型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又不知比過去的計算機快多少倍，而需要計算的產品又能夠增加多少?況且，計劃的制定一般都是長期的，或者是五年，或者是一年，也根本不需要逐月逐日進行。至于激勵問題，由于在社會主義社會，在公有制的條件下，人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吳敬璉說的各種人都在追求各自的自身的利益而導致偏離整體利益的情況，蘇聯從3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經濟，我國從5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雖然不能絕對地說沒有為了小團體的利益而影響整體利益的情形發生，但是，總的來說，實行計劃經濟是成功的。吳敬璉夸大其詞的說法是沒有說服力的。

　　吳敬璉還說什么“任何真正的的改革必定是市場趨向的”，他不無得意洋洋地地在注釋里告訴讀者：“在中國文獻中，本書作者在1986年第一次指出了這一點。我在拙著《經濟改革的探索.后記》中寫道：“社會主義各國所有真正的改革無不是所謂‘以市場為方向’(maket-orisnted)的。”(見該書，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頁)但是，在”吳敬璉這樣自吹自擂時，他竟然沒有想到，就在他在1986年“在中國文獻中”“第一次指出了”此話還不過5年，即到1991年，被他說成是實行了“真正改革”的蘇聯和東歐國家都一個個地垮臺了;實行了吳敬璉所說的“真正改革”的蘇東國家竟然沒有一個是成功的。至于中國的改革是不是成功，我在2011年寫的一篇紀念中國共產黨90周年的一篇長文《馬列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里曾經有所論述。按照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所說的話——“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133頁)后來又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頁;另見該書第139、154、172頁)但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一個龐大的新資產階級實際上已經產生，而且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已經達到了“富可敵國”的程度!這樣的改革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中國人有句老話：“大丈夫敢說敢當”，“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鄧小平既然代表中國共產黨說了這樣的話，他當然應該負起這個責任;他走了，他的后繼者當然也要對這些話負起責任。過去，在老百姓的印象里，中國共產黨講話從來都是算數的，50年代中后期有一首全國人民都會唱的歌——《社會主義好》，歌詞里就有這么兩句：“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立功勞。”現在怎么變得說得到而做不到了呢?古人說，“人無信而不立”，一個黨也是一樣。公信力的下降對于一個黨來說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可是我們看到，說話的調門已經一變再變：最初說的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是“公有制”，強調“那是不能動搖的”，后來就變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根本制度”變成了虛設而被置于一邊;最初講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后來就改為“公有制為主體”;最初說的“那是不能動搖的”，后來卻一變再變;最初說“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后來就變成了“允許”“共同發展”，甚至變成了“不能動”。直到今天，都沒有拿出一個明確的要動的政策來!這樣下去還能夠保證社會主義的不變嗎?在我看來，現在該是對資產階級要講引導、監督和改造的時候了。如果再優柔寡斷下去，拿不出正確對待新資產階級的的政策，用模棱兩可的說法忽悠群眾，所謂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必將還會進一步走向失敗。這些批評是對中央說的，同時也是對吳敬璉這些所謂智囊和幕僚們說的。對于中央，他們當然應該負起歷史的責任，對于像吳敬璉這樣的右派智囊們來說，他們肯定也應該對人民負責，負起相應的歷史責任。

　　當然，他的第二個“再定義”也沒有為十五大所接受。吳敬璉顯然不甘心于失敗，他在2013年5月又和馬國川一道以對話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叫做《重啟改革議程》的書。書里再次提到了1997年5月寫的那篇《再定義》的文章。這是第三次講“再定義”了。可能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了，所以書里居然回避了他之前兩次談到的“再定義”，而只是偷偷地又做了一次修改：把第一次“再定義”里的“發展生產力”一條去掉了，保存了“共同富裕”那一條;把第二次“再定義”里的“市場經濟”一條去掉了，但保存了“社會公正”那一條;這樣，第三次的“再定義”就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于追求社會公正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見《重啟改革議程》，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59頁)可是由于沒有公有制這個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作基礎，人們在占有生產資料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哪里會有真正的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呢?再說，社會公正只不過是一個社會倫理的概念，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它又怎么能夠決定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呢?再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分配關系雖然也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部分，但是它是由所有制關系決定的，沒有公有制這個大前提，又怎么能夠達到“共同富裕”的結果呢?至于吳敬璉說什么“只要共產黨采取正確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同上)這就更不像是一個曾經讀過馬克思著作的經濟學家說的話了。馬克思認為，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的人格化，而資本就是為剩余價值而存在的。想要資本家不剝削剩余價值，要資本家不賺錢，那是根本做不到的。《資本論》里曾經引用英國工會活動家登寧的一句名言，想必吳敬璉還有印象吧，他說：“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這句話的真理性早已為人們所公認，也已經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量事實所證明，以為僅僅靠分配政策就可以解決兩極分化問題，那是不是太天真了?

　　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科學定義已經有了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全世界雖然有那么多的社會主義，但是人們仍然遵從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科學定義，把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看作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它并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而吳敬璉在那么短的時間里居然搞了三個“再定義”，但卻沒有一個為社會所采納，它的時效性其實等于零。奉勸那些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的人們，還是謙虛一些吧，不要以為自己可以改變一切，可以隨便改變馬克思的論述，那不過是一些狂人的狂妄之舉;不承認千年思想巨人的偉大和自己的渺小是不行的。

　　上面批了吳敬璉，這里還要批一位與吳敬璉齊名的精英人士厲以寧(人們習慣地稱他為“厲股份”)。據說吳、厲二人一度是金陵中學的同學，后來他們考大學一南一北，吳進入金陵大學，后來院系調整進了復旦，而厲以寧則進了北大。吳畢業后進了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表現很“左”，而厲畢業后留校，后來成了右派。改開后，兩人又殊途同歸，他們兩人都改了調門，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都決心以西方經濟學的馬首是瞻了。對吳市場，我過去在文章里曾經有過一些批評，本文前面也對他進行了批評;對厲股份，我過去寫的文章里也有過一些批評，為節省篇幅，這里就不談他的一些理論觀點了，不過從他的一首詩里可以很鮮明地地看到他的“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的立場，現在我們就來談談他的這首詩。該詩曰：

　　“隋代不循秦漢律，

　　明人不著宋人裝。

　　陳規當變終須變，

　　留與兒孫說短長。”

　　對于這首詩，不久前去世的劉日新同志生前在與他商榷的一篇文章里曾作詩給予了批評，其詩曰：

　　“長江滾滾東流去，

　　變法竊鉤好漢裝。

　　一枕黃粱君莫喜，

　　此生后世罵名長。”

　　本人不才，不會寫詩。但是，“詩言志”，面對厲以寧的這首關于改革的詩卻又不能已于言，因此也寫了一首不成其為詩的“詩”來予以回敬：

　　改革不是改朝代，

　　開放何須換洋裝[1]?

　　初心盟誓豈可變，

　　赤遍寰球路正長。

　　————————————

　　[1]改革開放后西風勁吹，穿西服成為一種時尚，連黨代會上也幾乎都清一色地穿起了西裝，以致西方記者甚至把是否穿西裝看作是觀察中國政治氣候變化的一個風向標。

　　在我看來，厲詩的要害就在于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說成是終須改變的過時的陳規舊說，而把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些連西方國家自己也沒法醫治的庸俗理論看作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實際上是主張把導致西方資本主義的痼疾的病根引進中國這個本來是健康的肌體，使中國也染上了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病癥。劉詩里說的“此生后世罵名長”，其所指應該也是這一點。對于醫治這種疾病，其實只有《共產黨宣言》里說的“消滅私有制”才能奏效， 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經濟學家的那一套對此是根本無能為力的。此外，厲詩首句還暗含攻擊毛澤東的意思。因為毛澤東在批評郭沫若的詩里有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而他卻大唱反調，說什么“隋代不循秦漢律”，而這樣說并不符合事實。實際上，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實行的都是中央集權的制度。就此而論，始皇帝其實是有功的。厲以寧突出朝代的變化，其實改朝換代往往都是“換湯不換藥”，換一個皇帝并沒有什么實質的變化。而厲以寧卻把改朝換代看作是歷史的更替，這除了發泄他對毛澤東的不滿外，又能說明什么呢?　　

　　五、駁所謂“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論

　　大家一看便知，這個觀點是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的主任王長江在去年7月29日講課提出來的，已經有許多同志對其進行了批判和聲討，有關方面好像也對他進行了一些處理，讓他按時退休，不再擔任主任之職務，也不再講課了。當然，這是不是組織處理，似乎還在兩可之間。我并不看重這個對于其本人的處理，而是覺得中央黨校出這樣的事，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事件。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中央黨校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很值得黨中央深入反思。當然對于王長江和中央黨校的一些錯誤言論和做法，也確實還有進一步加以批判的必要。

　　王長江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中看不中用”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也反映了一種變化。試想在150年前，當馬克思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時，有誰會把它看作是“中看”的東西?沒有，整個資產階級學術界，一個個裝聾作啞、默不作聲，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馬克思這個人，也沒有出版《資本論》這回事，他們想用沉默的辦法把馬克思“悶死”，把《資本論》扼殺掉。一百年前，俄國發生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開始傳到中國，當時有人說，馬克思主義不合中國國情，更有人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是洪水猛獸而加以拒斥，又有誰說它“中看”呢?只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革命以后，人們才對馬克思主義刮目相看，原來馬克思主義這么厲害!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又繼續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的面貌從物質到精神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人們這才開始認識到，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偉大勝利。馬克思主義的聲名大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人越來越多。對一些人來說，學習馬克思主義甚至成了一種時髦。于是，馬克思主義越來越“中看”了。但是，正像毛澤東所說的，“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為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頁)我們應該牢記毛澤東的這一教導。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種人，他們其實并不真信馬克思主義，但是很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在一定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可以成為獲取名利的手段，可以成為晉升的階梯，這就是毛澤東老早說過的那些“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頁)。當然也有非共產黨員。他們實際上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商品來看待的。作為商品要賣得出去，并且要賣出好價錢，當然要講究“賣相”，要“中看”才行。王長江講“中看”其實也是這個意思。中央黨校要創收，要辦班，要吸引人來參加，不“中看”是絕對不行的。所以包括王長江在內的那些主講的人總是要裝潢裝潢，把自己打扮一番，說一些離譜的話，還要外加一點能夠嘩眾取寵的俏皮話，以便吸引聽眾。我們看到，整個王長江的講課，讓人感到他好像是一個說相聲的，又好像是一個走江湖——賣狗皮膏藥的，油腔滑調，滿嘴胡言亂語，毫無科學性可言!這哪里是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地地道道的進行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

　　說到這里，不禁使我想起我國已故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資本論》的兩譯者之一、前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解放前夕，由于國民黨的迫害，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把他和其他進步教授送到香港暫避一時，解放后，共產黨又買舟讓他和許多民主人士一道由香港北上，并且將他們接到北京，分配他到清華大學經濟系任教授并且兼任清華大學工會主席。那時，知識分子中懂馬列的人很少，他就經常給大家上馬列主義大課。二十年前，一位當時在清華水利系讀書的同志在離校四十多年后還記憶猶新地跟我談到他曾在清華聽過王亞南講大課的情形。1950年6月政務院任命王亞南擔任廈門大學校長，回到廈大，他仍然經常給大家上馬列主義大課。他的學生鄭道傳等(也是我的老師)也跟他一樣，經常給大家上馬列主義大課。但是他們講這種大課從來都是不取分文的。在他們看來，宣傳馬列主義是自己的義務，怎么可以把馬列主義當成商品賺錢呢?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信仰的人和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商品賺錢的人不一樣的地方。可惜的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不少以馬克思主義討生活的人又時興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商品去創收、去賺錢了，他們拿著高額報酬、參加宴請、還游山玩水，自然也就很愿意東奔西跑、遍走各地、樂此不疲了。甚至連中央黨校這樣過去講黨性的學校也是如此，——王長江們不正是利用講馬克思主義來辦班創收的么?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止是創收賺錢，更大的問題是，他們所講的內容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進行反馬克思主義宣傳;這種“掛羊頭賣狗肉”褻瀆馬克思主義的行為，其實就是欺騙害人，就是自甘墮落，就是敗壞黨的名聲、造馬克思主義的反。毛澤東曾說那些“從書本上討生活”的人“一批一批成了反革命”，現在的情形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這里不妨以王長江領銜主編、由中央黨校黨建部教師集體提編寫的《政黨政治原理》一書為例來說明他們是如何造馬克思主義的反的。本來，所謂“政黨政治”也和所謂“議會政治”、“民主政治”一樣是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下虛假的兩黨制或多黨制政治的一種說法，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從來也不稱社會主義政治是所謂“政黨政治”的。但是，以王長江為首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卻編寫了這樣一本從正面論述所謂“政黨政治”的“教材”，還給它加了“原理”二字，以表明它是一門“科學”。我初步看了一看，里面的內容基本上是從舊中國和臺灣的學者以及一些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那里販來的資產階級貨色。王長江是主張所謂“摳概念”的，但是，書中的概念和馬克思主義的有關的概念可說是大相徑庭，相去實在太遠。比如說“政治”這個概念吧，本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有很明確的闡述，不知是編者全然不知還是不以為然、硬是棄置不用，卻下了這么一個故作高深實際上是含糊其詞、空洞無物的所謂定義：“所謂政治，是指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人們圍繞著特定利益，借助于社會公共權力來規定和實現特定權力的一種社會關系。”(王長江主編：《政黨政治原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頁)在此基礎上，編者還對政黨政治做了這樣的描述：“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人們圍繞著特定利益組織成政黨，通過政黨對社會公共權力事假影響，以獲得活維護特定權利。”(同上)人們不禁要問：“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說的是上層建筑，但是這個上層建筑包括的內容是相當廣泛的，而政治和政黨又是如何和其他上層建筑區分的呢?定義卻沒有任何說明，定義里說什么“圍繞著特定利益”，然而所謂的“特定利益”又是什么呢?也沒有交代。定義還說到所謂“公共權力”，這“公共權力”又是怎么產生的呢?其實質又是什么呢?同樣沒有交代。再說，政治難道是和公共權力是同時產生的嗎?就是這么一個言之無物、空空洞洞的所謂定義，居然還要讓學生當作是“原理”來死記硬背，實在讓人覺得可笑。如果我們把王長江關于政治和政黨所下的“定義”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下的定義加以比較，其是否具有真理性就非常清楚了。列寧說，“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舊觀點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嚴重的錯誤。政治就是階級之間的斗爭，政治就是無產階級為爭取解放與世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關系。”(《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08頁)毛澤東說得也很明確，“政治，不論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頁)上面提到的王長江定義里的那些問題如果不聯系到階級和階級斗爭，是根本說不清楚的。列寧還特別提到了“要是用舊觀點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嚴重的錯誤”，這個舊觀點其實就是不講階級斗爭，而妄圖以什么“特定利益”和“公共權力”來掩蓋階級斗爭。過去孫中山在講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時曾這樣解釋政治說：“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4頁)他這樣說顯然是受西方資產階級舊觀點的影響，——我們知道，孫中山并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不過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孫中山顯然已經清醒地認識到，“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同上，第120頁)如果拿王長江這位中央黨校的一級教授和黨建教研部主任對政治的認識，與將近一百年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的上述認識相比，可以說王的認識不僅毫無進步可言，還要遠遠落后一大截。

　　在王長江主編的這本所謂《原理》里，可以說，有的是各種資產階級的歪理邪說，而缺的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真理。本來，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相互關系”的原理，列寧在他的名著《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里有十分明確的論述，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是沒有讀過呢，還是佯裝不知呢，在所謂的《原理》里竟然看不到有任何闡述。我們在書里倒是看到了一張圖，即所謂“參與政黨活動程度示意圖”。這是一個由四個大小不同的同心圓構成的圖，其核心圈是所謂“骨干分子”，其外層一圈是所謂“參與者”，其再外層一圈是所謂“支持者”，其最外層一圈則是所謂“民眾”。(見王長江主編：《政黨政治原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頁)實際上，編者自己也認為各圈層之間的關系對于不同階級的政黨也是很不一樣的。不知畫這么個圈層圖究竟還有什么意義。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關于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的關系本來就有非常明確的論述。列寧說，“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竭力要標新立異，結果卻弄巧成拙。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不按照生產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區分大多數同在生產的社會結構中占有特殊地位集團對立起來，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何必再另來一套胡說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列寧這里所說的“沃拉皮尤克”是德國語言學家約.施萊爾在1880年設計的一種世界語。看來王長江搞的這張圖也是一樣，他想把各種在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政黨放在一起，人為地主觀地找出他們的所謂“共同點”。這顯然是毫無意義的。從王長江關于政治的定義和政黨活動程度示意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都刻意避開階級和階級斗爭這個政治和政黨的最本質、最核心的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和政黨觀最重要、最強調的問題。列寧曾說，“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關于這個問題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也做過決議。”(《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92頁)按照列寧的話，王長江主編的這本所謂《原理》已經沒有什么馬克思主義可言。我們知道，無產階級是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而共產黨人應該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共產黨的目標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它和其他階級建立的政黨具有根本不同性質，除了在特定時期為戰勝共同的敵人而必須與其他政黨建立一定的同盟外，硬要把共產黨和其他政黨拉扯在一道，尋找它們的所謂共同點，這樣做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固然，資產階級政黨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也曾經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在今天，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早已沒落，正在走下坡路，這也顯然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難道我們還要和他們一樣沒落下去?在我看來，我們今天的黨建工作理應根據馬恩《共產黨宣言》對共產黨的論述，遵循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于黨建實踐的大量經驗總結，用以不斷提高黨員和干部的素質，改造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作風，使他們不違初心、繼承傳統，繼續前行，這才是正道;而用王長江們編的《原理》作“教材”，只會與資產階級越來越近，離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遠。

　　說到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很值得我們討論。在王長江看來.，中國現在還根本談不上什么資本主義，離馬克思所說的炸毀資本主義還很遠很遠。就是說，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分析根本不適用于中國。他說，“說老實話，中國有什么資本主義呀?你就是幾個大城市，稍微能夠聞到一點資本主義的味兒，你還爆炸，你離爆炸還遠著呢。”不知道王長江是真不知道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還是故意散布中國不存在資本主義的謬論。但是，廣大人民群眾都很清楚，中國曾經進行過社會主義革命，曾經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過社會主義改造，如果中國根本就沒有資本主義，怎么會有這一段歷史?對于這段歷史，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還有很肯定的評價。但是，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不僅早已恢復，而且實際上已經大大超過昔日的規模。雖然在憲法上仍然寫著“公有制為主體”，但是實際上私人資本主義已經早就超過了公有制經濟。去年公布的2015年私營經濟500強排行榜，僅僅這500家最大的私營企業，其營業收入就達到161568.57億元之鉅，戶均達323.14億元。500強的資產總額已達到173004.87億元之鉅，戶均達346.01億元，增幅達25.16%，遠遠超過全國GDP 的增幅。當然，這500強只是私企的領頭羊，全國私企的資產總額究竟有多大、有多少占比，由于統計局不公布相關數字，人們還不知道準確的情況。不過從這個私企500強的排行榜上，人們也不難發現，私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在不斷提高。500強中蟬聯榜首的大連萬達集團的資產總額已達9033.57億元!中國私企500強中已有12家進入世界500強的行列。全國私企500強的員工人數已達826.98萬人之眾。這樣的規模和速度，王長江竟然看不到，竟然還說什么中國有什么資本主義?今天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早已引起全世界的矚目，中國早就被人稱為為“世界工廠”，中國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連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也注意到了，特朗普上臺后曾經約見了阿里巴巴的馬云，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最近到中國來參加一帶一路峰會，也專門到杭州去拜訪了他。近日媒體還報道，馬云又與摩納哥政府簽了一份關于“支付寶”的大合約。據說，到2020年，其營業收入將達六萬億之鉅。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國資本主義的這種飛速發展，為什么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一級教授的王長江竟然看不到?至于王長江說，“中國就是幾個大城市，能夠稍微聞到資本主義的味兒”，這又是王長江的無知和偏見。中國的資本主義其實早已是無處不在，在南方和東南沿海地區雖然發展得稍微早些，但是，很快，中部地區、西南地區、西北和東北地區，也都發展了起來。看來，王長江不是沒有看到，他是覺得中國的資本主義還發展得不夠多、不夠快，他對發展資本主義的熱情實在是太高漲了，太迫切了，恨不能一下子把公有制全部都變成私有制才稱心如意。這樣的人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死對頭，讓這樣的人來作中央黨校的中層干部和一級教授，讓他來宣傳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難道不可笑嗎?

　　王長江還大講計劃經濟缺乏動力，其實他要說的是社會主義缺乏動力。很顯然，計劃經濟是必須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在他看來，只有私有制才能激發人的積極性，才是真正的動力。但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只能激發資本家的積極性，而不可能激發工人階級的積極性，而社會的財富恰恰是由工人階級創造的。王長江大言不慚地說什么：“為別人就沒有動力，只有為自己才有動力。”這話其實并不錯，而問題恰恰就在于，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制度下，工人是為別人——為資本家勞動的，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制度下，工人才是為自己、為自己的國家而勞動的。列寧在《怎樣組織競賽》一文里說得好：“每個趕走了資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監督制服了資本家的工廠，每個趕跑了地主剝削者并且剝奪了他們土地的農村，現在而且只有現在才成了勞動者可以大顯身手的場所，在這里勞動者可以稍微直一點腰，可以挺起胸來，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們千百年來都是為別人勞動，被迫為剝削者做工，現在第一次有可能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術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來工作了。”(《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頁)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正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造成了資本和雇傭勞動兩大階級的對立和兩極分化，極大地損害了工人階級的生產積極性，使他們失去了動力，甚至使他們失去了生存的愿望。不知王長江為什么對資本主義竟然那么有感情?我們還記得幾年前的一些往事：臺灣資本家郭臺銘在大陸開設的臺資企業“富士康”雇傭的農民工由于不堪忍受過長的勞動時間和過強的勞動強度，以致在一個不長的時期竟連續發生了十多人跳樓自殺的事件。這樣的事，在大陸公有制企業里可以說聞所未聞。究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能夠發揮工人的生產積極性，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更能發揮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對于任何人都是一目了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工人不受剝削和壓迫，他們是為自己和自己的國家而勞動，他們的積極性當然高;而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雇傭的工人要受資本家剝削和壓迫的，他們勞動辛苦，沒有主人翁的地位，他們的勞動成果大部分歸資本家所有，他們怎么會有很高的生產積極性呢?近日江蘇省統計局在媒體上公布了2016年江蘇省城鎮私企和非私企的平均工資的情況，非私企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為71574元，而私企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只有47156元。簡單計算一下，后者僅為前者的65.88%，不足2/3。或者說，前者要比后者高51.78%,，超過一半還多。對于這類事，王長江可以到社會上去作一個調查，看看就業人員究竟是愿意到私企工作，還是愿意到非私企工作?這個對誰都不是問題的問題，到了王長江那里卻成了問題，這除了用階級立場來說明問題外，是沒法做其他解釋的。

　　王長江在他的講課里還大講什么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個問題也很值得批駁。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否與王長江有關，我不清楚，不過從王長江的講課和他寫的文章看，他無疑是積極贊成這一觀點的。但是，在我看來，無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實踐上來說，這個觀點都是錯誤的、有害的。從理論上說，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不同的，資產階級以奪取政權作為其革命的目標，取得了政權，資產階級革命就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則不同，取得政權不是革命的結束，而僅僅是革命的開始。列寧說，“社會主義革命和資本主義革命的區別就在于：在資產階級革命時已經存在資本主義關系的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卻沒有這樣現成的關系，有的僅是那些實際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業而很少觸及農業的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形式。組織計算，監督各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億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落在我們肩上的巨大的組織任務。”(《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5頁)之所以資產階級革命會遇到現成的經濟形式，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是以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可以在封建社會內部產生出來，然后通過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政權，以保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這樣，它自然也就不需要再繼續進行革命了。而無產階級革命則不同，它不是以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公有制的生產關系是不可能在私有制社會內部產生的，而只能在取得政權以后，憑借政權的力量奪取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使其變為公有制的生產資料;而對于廣泛存在的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也需要無產階級的國家提供示范和社會幫助才能進行。總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必須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才能逐步建立起來。這樣一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還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而不可能是它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之所以需要一個過渡時期，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不僅如此，由于馬克思主義者是主張不斷革命論的，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后，還有一個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問題。顯然，要消滅三大差別，要使社會財富極大豐富，要使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達到可以實行“各盡其能，按需分配”的程度，也需要繼續進行革命。哪里有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成了執政黨就不革命的道理呢?這里還要考慮到世界革命的問題。一個國家取得革命的勝利，不能沒有世界無產階級的支持，同樣，一個國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也有義務支持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這就是國際主義。這個道理并不復雜，人們是不難理解的。

　　毛澤東對于上述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不斷革命的思想，顯然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在1949年進城前夕曾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過一大段很有名的話，他說：

　　“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需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久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做法，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1429頁)

　　毛澤東的這番話告訴人們，民主革命的勝利盡管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巨大的國際意義，但是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整個革命事業來說，它只不過是萬里長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毛澤東的這一教導，它的意義太重大了，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以后所有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與此有關。我們知道，新中國建立以后，三座大山雖然已經被推翻，并且建立了人民的政權，但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并沒有全部完成，還要進行新區的土地改革，還要進行剿匪、鎮壓反革命，還要進行抗美援朝。難道因為我們取得了政權，這些民主革命遺留的問題就不需要繼續進行下去了嗎?還有資產階級對我們進行捧場，用糖衣裹著的炮彈向我們進攻，難道不需要打退嗎?一些干部驕傲自大，以功臣自居，貪圖享受、腐化墮落，難道不應該反對嗎?接下來進行的三反和五反運動，反對高饒反黨集團的斗爭，這些都應該看作是民主革命的繼續。事實上，直到今天，我們也還有一些民主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這就是臺灣問題還沒有解決，國家還沒有真正統一。這個問題如果沒有革命的手段做后盾，你就休想解決。這個任務就其性質來說，顯然還是一個民主革命的任務，僅僅是由于過去條件還不具備，因此被暫時擱置了下來。在大陸，我們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而后又進行了反右派斗爭，反右傾斗爭，社會主義教育和文化大革命，實際上都屬于社會主義革命的范疇，難道可以認為自己已經成為執政黨，就不應該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嗎?實際上，不僅當年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今天，當新的資產階級已經形成，而且已經如此龐大時，誰要想不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那還叫共產黨嗎?

　　可以說，自從新中國建立以來沒有一件事不和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有關。新中國自建立以來發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清明，文化藝術、科技教育、體育衛生等事業也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如果告別了革命，如果從革命黨轉變成了執政黨了，再不革命了，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進城以后不進行一系列革命改造，而是跟以往的封建王朝一樣，打江山坐江山，共產黨恐怕早就成了第二個李自成，新生的人民政權恐怕早就改變顏色而不復存在了。聯系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指導思想的變化，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放手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出現了種種的社會政治問題：馬列主義的正氣不張，資本主義的邪氣抬頭，兩極分化日趨嚴重，此外，諸如革命意志衰退，私心雜念膨脹，貪污腐敗盛行等不良現象也應運而生。一些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才會發生的現象如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中國也出現了。最近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一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地理學家大衛.哈維撰文說，中國的經濟就好像坐過山車一樣。應該說，他看到了中國經濟的不穩定的一面。我們應該有足夠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始終保持不驕不躁的頭腦，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地前進。

　　當然，也不能說領導人已經完全忘記了毛澤東的那篇講話。2007年，胡錦濤剛剛當上總書記就去了一趟西柏坡，專程去學習毛澤東關于兩個“務必”的講話;習近平在當了總書記之后也在2013年專門去了一趟西柏坡。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是革命起家的，丟了革命二字就丟了根本，丟掉了傳家寶，人就會變修，黨就會變質，前輩打下的江山就會改變顏色!問題在于要拿出行動。事實證明，王長江所積極主張的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這個口號和過去有人提出的“告別革命”的口號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是一個極其錯誤而有害的口號;今后顯然不應該再宣傳這個口號了。

　　王長江為了說明所謂“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還大批列寧所肯定的“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的口號。他說，列寧的話“聽著好，冷靜下來想，難道它沒有漏洞?最大的缺陷，很清楚，缺乏動力。這就是計劃經濟的最大缺陷。”我們知道，列寧是在推行“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過程中講這個問題的。他說，“我們將努力消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詛咒的準則”;“我們要努力把‘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準則滲透到群眾的意識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習慣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生活常規中去，要逐步地卻又堅持不懈地推行共產主義紀律和共產主義義務勞動。”(《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00頁)列寧的這些話有什么漏洞?難道我們還要繼續遵循所謂“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詛咒的準則”嗎?當然，列寧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對共產主義義務勞動者講這番話的，而在正常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是按勞分配，而并不是按需分配，但是不要忘記，社會主義階段同時也是向共產主義階段轉變的過渡時期，共產主義的思想是要在社會主義階段就逐步養成的。如果不進行這種學習和宣傳，不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并且養成共產主義的勞動習慣，不僅不可能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去，也不可能建設好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也曾講到過這個問題。他說，“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但是我們既應把對于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于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物體、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把二者混為一談，無疑是很不適當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6頁)毛澤東不僅這樣說了，他也是以身作則這樣做的。人們熟悉的“老三篇”(指毛澤東寫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實際上就是進行共產主義世界觀教育的極好教材。正是在這樣的教育下，出現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狼牙山五壯士、吳運鐸、劉胡蘭、郭俊卿、董存瑞、楊根思、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張積慧、王海、向秀麗、徐學惠、焦裕祿、雷鋒、王杰、麥賢德、劉英俊、歐陽海等，他們的共產主義精神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而奮不顧身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生命的無名英雄更是千千萬萬。他們也都是值得人們學習的好榜樣。而現在社會上有些人竟然對這些英雄人物竭力加以抹黑和否定，作為中央黨校的干部和教授居然也參加進了這樣的行列，這不能不使人感到無比憤慨!王長江對雷鋒的污蔑尤其令人不能令人容忍，因為雷鋒是許多當時健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都題了詞，要求全國青年學習的榜樣。年紀稍長的人都還記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陳云當時(1963年3月5日及之后)都曾題詞稱贊他的共產主義精神，表示要向他學習。而王長江竟然如此出言不遜，這不僅是對一位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并且最后是因公犧牲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的極大的侮辱，同時也是對題詞的毛澤東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極大的不尊敬。在當時題詞的人中還有王長江所非常佩服的鄧小平，'王長江對雷鋒的污蔑，也是他對鄧小平的極大的不敬。可惜的是，這些年來，對于干部和青年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教育是大大地削弱了。現在，人們提出“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法律是一種強制的約束，道德是一種非強制的約束，它們只是告訴人們要守規矩，什么事不能做，要對自己的行為加以約束，但是，對言論和行為的約束或規范不能給人們指出應該怎么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確立正確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只有正確的世界觀才能給人們指明偉大的理想和前進的方向，把自己的學習、生活、工作和和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結合起來。由于缺少正面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教育，資產階級世界觀于是趁虛而入，社會風氣不斷變壞，英雄人物也很少聽到了。王長江認為精神的東西只在短時間起作用，長時間就不行，只是對少數人有效，對多數人就不行，實際上是否認正確的世界觀的指導作用，否認精神對于物質的反作用。這是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也是完全背離中國革命的歷史事實的。馬克思說，“批評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評，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毛澤東也強調，“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頁)毛澤東說這句話是批判那些講享受的人時說的。他說，“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是建筑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同上)應該說，這些戰士兩三年前都還是老百姓，但是經過教育，都能夠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沒有一個戰時去拿老百姓的蘋果。怎么能夠說，精神的東西只有少數人能夠做到，多數人是做不到的呢?關鍵還是在于教育，你如果聽之任之，放任不管，恐怕就是另一種情形了。中國近代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和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都告訴我們，沒有千百萬革命先烈和全國革命人民前撲后繼的英勇奮斗和流血犧牲，僅僅靠短時間、少數人的覺悟和努力，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嗎?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有今天嗎?王長江的說法顯然是違背唯物史觀的，也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六、駁所謂馬克思主義“太難論”和“簡單論”

　　對于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有人把它說得很難，簡直難得高不可攀;也有人把它說得很容易，簡直容易得易如反掌。這兩種觀點對于學習馬克思主義來說都是極其有害的。

　　馬克思主義難不難?當然難，因為它是科學，而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是玩不了假的，非下功夫不可。馬克思在為《資本論》法文版寫的序言中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資本論》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頁)馬克思之所以如此說，特別是因為，馬克思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領域都進行了革命性的變革，正如他在給路.庫格曼醫生的信里所說，“使一門科學革命化的科學嘗試，從來都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637頁)

　　我們說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定的難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絕不是說它高不可攀，沒法理解。馬克思在1872年為《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寫的跋里曾說，“《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范圍內迅速得到理解，是對我的勞動的最好的報酬。一個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維也納的工廠主邁爾先生，在普法戰爭期間發行的一本小冊子中說得很對：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頁)恩格斯在 1891年為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寫導言時也說，“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要比我們那些高傲的‘有教養的’人高明得多，因為前者對最難的經濟論述也相當容易理解，而后者對這種復雜的問題卻終身也解決不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頁)顯然，這里有一個階級立場問題。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階級性很強的科學，如果你站到了敵對階級的立場上去了，那當然是沒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

　　可是中央黨校的黨建部主任王長江卻說，“他(馬克思)是個學者，于是他開始一個概念一個概念地摳，摳完了概念然后就弄成范疇，范疇之后搭建框架，框架之后再弄個體系，整個體系出來之后，就跟數學做出來的一步一步往前推呀，就推出來那么一套東西，巨大無比的龐大的嚴密的理論體系。就這套體系呀，咱們在座的諸位，包括我，你研究一輩子也不見得研究清楚。連我們都研究不清楚，你說它拿來武裝全黨，讓大字不識的農民黨員來接受這套東西，也成為自己的信仰，太難了。所以，沒辦法，你得把它簡化，把它通俗化，把它解讀。而我們接觸的就是蘇聯人的解讀，蘇聯人的解讀導致了我們對計劃經濟的迷信。沒有動力，為別人就沒有動力，只有為自己才有動力。馬克思主義管用不管用?管用是管用的，問題在管多大用，這才是問題的實質。作用有限。”

　　他把馬克思主義說得很難，連他這樣的精英研究一輩子也不見得研究清楚，拿來武裝全黨，讓大字不識的農民黨員來接受這套東西，也成為自己的信仰，“太難了”，“沒辦法”。這是什么話?難道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作為指導思想真的脫離了實際，是搞錯了嗎?那馬克思怎么說“《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范圍內迅速得到理解”呢?而且連奧地利工廠主邁爾也看到了這一點呢?問題顯然不在于知識文化的高低，關鍵在于，《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圣經”，它是專門為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者講話的，受剝削的工人、農民顯然要比那些有文化、有教養的資本家極其知識分子更容易懂得這些道理。你王長江沒有弄清楚，就不等于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和工人就一定也弄不清楚。記得改革開放以后，《人民日報》辦的《大地》期刊曾經登過一篇文章，作者說他看到農民工在學《資本論》，感到這事很危險，因為農民工知道了《資本論》的道理后是會造反的。這才是新資產階級的真正心態，他們真正恐懼的，是害怕工農勞動群眾真正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以后對他們自身是極其不利的。

　　在王長江看來，馬克思作為學者就是摳概念，一個一個概念地摳，然后把它弄成范疇、搭建框架，構成體系。這符合事實嗎?馬克思研究《資本論》是從摳概念開始的嗎?否!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得很清楚：“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頁)馬克思之所以選擇在英國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原因也在于此。馬克思還十分明確地說，“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些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同上，第23-24頁)

　　王長江顯然不懂得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不同。在馬克思看來，研究的對象只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一客觀存在的事物，而概念或范疇只不過是對生產關系某一方面的本質的概括或抽象，它是研究的結果，而絕不是研究的出發點。研究當然不能從摳概念開始。只有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一工作完成以后，在敘述研究的成果時才需要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等作為思維得以進行的工具。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這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頁)王長江的說法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淖之中。

　　研究不能從摳概念開始，但是要對研究的成果進行敘述卻又不能離開概念。對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里有一段對于敘述方法的的闡述，他說：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 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例如，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么，這就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并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從那里回過頭來，知道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頁)

　　顯然，王長江是把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混為一談了。研究的方法是一個從實在的具體到抽象的規定的過程，而敘述的方法，則是一個從抽象上升為具體的過程。至于王長江說什么“從概念里弄出范疇”、“弄出框架”、“弄出體系”等等，其實也不過是他的“想當然”。實際上，概念與范疇本身就是一回事，它們都是對客觀事物的本質所做的概括。在習慣上，前者用于思維科學或邏輯學，后者多用于哲學、經濟學和一些自然科學。說從概念里弄出范疇實際上是一句不通的外行話。至于說先摳概念，然后再從外面找一個邏輯把它們串起來，顯然也不符合事實。實際上，馬克思關于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闡述早在出版《資本論》第一卷之前10年即1857年8月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時就已經明確地確定了，它是歷史和邏輯的統一，體現著事物內部的聯系，哪里會等到概念或范疇全部摳完了之以后才從外部找一種邏輯去“串”呢?

　　王長江故意把馬克思主義說得很難，說得高不可攀，說什么連他自己在內的黨校教師搞了一輩子都沒有弄清楚，至于大字不識的工人農民就更不用說了。他這樣說，其用心很清楚，就是要否定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這樣的人還能繼續在中央黨校當一級教授、作黨建教研部主任嗎?

　　前面提到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里曾說“使一門科學革命化的科學嘗試，從來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不過他緊接下去就指出，“只要科學的基礎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7頁)恩格斯主張讀原著，但是，無論是馬克思或恩格斯都不反對對原著進行通俗化的工作。應該說，自從《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來，有關《資本論》的通俗化的工作就一直在進行。首先是恩格斯，他率先寫作了《<資本論>第一卷提綱》，后來荷蘭工人黨的活動家紐文胡斯、法國社會主義者杰維爾、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考茨基都在這方面做了工作。其中1887年出版的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書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全世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中國，陳溥賢早在1919年5月就以《馬氏<資本論>釋義》為題將其譯為中文在《晨報》副刊上連載，以后又印成小冊子出版，對于在中國傳播《資本論》做出了貢獻。之后，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波格丹諾夫在1897年出版了《經濟學簡明教程》，列寧在1898年2月曾寫過一篇《書評》對其加以肯定，盛贊它是經濟學入門書中“最出色的一本”，說它“對政治經濟學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是“從發展中研究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科學”;說它“敘述不是教條式的(如大多數教科書所做的那樣)，而是按照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依次敘述，也就是依次敘述原始氏族共產主義時期、奴隸制時期、封建主義和行會時期，最后是資本主義時期”，“政治經濟學正應該這樣來敘述。”(《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頁)不過列寧說“最后是資本主義時期”有些不確，因為波格丹諾夫最后還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他的論述很簡單，因為當時世界上還沒有社會主義的實踐。實際上，波格丹諾夫的《教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廣義政治經濟學”。我國翻譯出版波格丹諾夫此書的時間也很早。早在1926年周佛海就將其翻譯成了中文(書名為《經濟科學概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9年，曾經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始人之一的施存統(亦名施復亮)，也以《經濟科學大綱》的書名在開明書店出版，到1946年，一共出了九版。差不多與此同時，日本的河上肇于1928以《資本論》為底本撰寫了《經濟學大綱》，次年，陳豹隱(即陳啟修，五四時曾任北大教授)將其譯為中文由樂群書店出版。這些通俗讀物對于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原理都起了巨大的作用。30年代和40年代，由蘇聯經濟學家列昂節、奧斯特洛維季揚諾夫等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程也陸續翻譯成中文在中國解放區和國統區出版，有的還被作為教材使用。這些，對于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作出過積極的貢獻，可以說功不可沒。但是，只是在1952年斯大林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1954年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出版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之后，世界上才真正有了一本比較成熟的不僅包括在不在一部分，而且包括前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內的“廣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應該說，該書的出版的經歷也十分坎坷不易。早在二戰前，蘇聯就積極準備該書的編寫，由于戰爭，只好暫停，戰后才得以繼續。1948年，拿出了“未定稿”進行討論。斯大林對討論中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寫出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使該書的修改工作有所遵循。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4年8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蘇聯出版。可以說，該書是在斯大林的直接關心和指導下出版的一本教科書。1955年6月，該書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人們把該書的出版看作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甚至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也是以當學生的態度來對待這本教科書的。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鄭州會議)給全國四級干部(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寫了一封《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信中說：“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鄉級干部如有興趣，也可以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同志們覺得如何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頁)后來在1959年舉行的廬山會議上，他又一次提出了要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要求。由于毛澤東的提倡，在全國范圍掀起了一個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和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熱潮，據說全國編寫了一百多本，其特點是增加了不少中國的內容，如“兩條腿走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序”等。由于當時中蘇關系已經惡化，有人又將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視為修正主義的標本。陳伯達曾想取消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后來各地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我那時正在農村勞動鍛煉，也被調回烏魯木齊參加了新疆自治區編的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講義》的討論和修改工作。記得當時曾經傳達過一本陳伯達劃過杠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里面否定的地方很多，包括列寧說的“物質利益原則”，即’“必須把國民經濟的一切大部門建立在同個人利益的結合上面，”(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頁)也在否定之列。當然，列寧強調物質利益原則是在新經濟政策初期，也就是在剛剛結束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之后實行“退卻”之時，等到新經濟政策開始轉入“進攻”之后，也就是向社會主義過渡之時，列寧的看法也是有變化的。如果說列寧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新經濟政策，而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他就說,“我們現在應當代表黨宣告：夠了!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將要結束或者已經結束。現在提出的是另一個目標，就是重新部署力量。”(《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頁)我國許多人批評斯大林過早地結束了新經濟政策，這樣的批評顯然是沒有根據的。這個問題在蘇聯也有不同的觀點。莫洛托夫在《莫洛托夫訪談錄》里就談到了自己的的看法，他要求人們注意列寧在俄共(布)十一大的觀點，顯然也是這個意思。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又出現了從右的方面否定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現象。其突出的代表是當時被稱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綱寫的一篇《“蘇聯范式”批判》的文章，登在《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上。這篇文章以批判“蘇聯范式”為名，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妄圖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我讀后曾寫了一篇批駁的文章，題目叫做《“蘇聯范式”之爭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命運》，曾于1996年春在北京人民大學舉行的一次大型學術報告會上報告過，受到與會者的好評。后來我把它投給《南京大學學報》，卻遭到學校某權力人物的壓制，長期扣著不發;當然我也為此進行了斗爭，此文最后還是在《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第4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整整地被拖延了兩年多時間，也反映了不同思想之間斗爭的激烈。本來，不同思想的斗爭應該通過雙方的論辯來解決，像這樣利用行政手段壓制不同意見顯然是錯誤的。

　　應該說，蘇聯編的這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從總體上來說，可以說是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它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特別是社會主義部分，它根據馬恩列斯的有關社會主義問題的論述，特別是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論述，總結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同時也總結了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些經驗，是一本理論結合實際的著作。毛澤東雖然對它也有不少批評，但是，他強調：“不管有多少問題，搞出了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總是一個大功勞。”(轉引自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60頁)

　　但是，王長江的講課再次否定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過其水準卻讓人不敢恭維。王長江說，“讓大字不識的農民來接受這套東西，也成為自己的信仰，太難了。所以沒辦法，你得把它簡化，把它通俗化，把它解讀。而我們我們接觸的據說蘇聯人的解讀，導致了我們對計劃經濟的迷信。”

　　在他看來，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是蘇聯人解讀馬克思主義或蘇聯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書造成的迷信。這是毫無根據的。我在前面已經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曾經明白地講到“自由人聯合體”，講到了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講到了“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試問，這不是計劃經濟是什么?前面還提到，馬克思在1864年為第一國際寫的成立宣言里還講到了未來社會是“由社會預見指導社會生產”，難道這不是指計劃經濟?怎么能夠說計劃經濟是蘇聯人解讀造成的迷信呢?實際上在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闡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規律”時也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論》里的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主義生產就成為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頁)毛澤東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曾經組織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一起讀教科書，讀到到這個地方，毛澤東還說了一句：“這是對的。”(鄧力群：《和毛澤東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載《黨史博覽》2011年第5期)我們知道，毛澤東早在長征過程中就曾經如饑似渴地讀過《反杜林論》，他對社會主義社會將消除商品生產，實行有計劃的生產，肯定是有印象的。1955年，他在為一篇文章寫的按語里還說過：“人類發展已經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們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有一個更大的變化。”(《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0頁)馬恩的論述也好，毛澤東的肯定和他自己的論述也好，都是完全正確的，怎么王長江硬要把計劃經濟說成是迷信呢?硬要把馬恩和毛澤東的論述統統怪罪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或蘇聯人的“解讀”呢?這里有一絲一毫的道理嗎?

　　王長江還說什么“計劃經濟的前提就是不允許你追求個人利益。”我們要問：究竟是哪一位革命導師——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還是毛澤東講過這樣的話?還是哪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過這樣的話?我可以斷定，沒有，一個也沒有。我們只知道，計劃經濟的前提是生產資料公共所有，但是，它不僅不否定個人利益，還保護個人利益。我們知道，科學社會主義不同于空想社會主義還表現在一點上，科學社會主義并不否定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階段，當勞動還是謀生的手段時，馬克思主義不僅不否定資產階級權利的存在，甚至還主張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還要保護資產階級的權利。當然，當社會主義向著共產主義階段過渡，也就是由按勞分配向按需分配過渡時是要逐步消除資產階級權利的，但是，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實行按需分配時也并沒有否定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的發展。王長江的說法顯然是毫無根據的信口開河。

　　王長江還從西方學者那里搬來一套生產資源是有限的，而個人的欲望是無限的陳詞濫調，否定共產主義的宣傳。其實資源并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都是稀缺的，至少日光、空氣和水就不稀缺，還有一些資源因人們還不知道其用途也無所謂稀缺;而人的欲望也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樣是無限的。實際上，世界上的資源有一部分已經開發，但是，還有相當的一部分由于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還沒有為人們所認識所發現，其未來被使用的空間實際上仍然是非常之大的;而人的需要其實也是有限的，無論是吃穿住用達到一定量以后就滿足了，并不需要太多，太多了反而有害健康，造成浪費，不利于人的自由發展。早在1958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加耳布雷斯就在其所著《豐裕社會》一書里對傳統智慧發出了挑戰。現在看來，他的挑戰并不是沒有道理的。當然首要的問題，還是要改變現存的資本主義的制度。與此同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所謂的稀缺問題也確實應該重新考慮。18世紀最后30年，發明了蒸汽機，推動了工業的發展，后來又發明了火車后輪船，推動了交通的進步，但是，蒸汽機燒煤炭 ，污染環境是一個大問題;后來發明了發電機和電動機，又先后發明了火力發電、水力發電和核能發電技術，這又是一個大進步;再后來又發明了內燃機和汽車，人們在在獲得出行方便的同時，又害怕石油會枯竭和汽車尾氣的污染。總之，社會總是一步一步地向前進步的。現在，又發現了可燃冰，其儲藏量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總和的兩倍。除此之外，科學家還在研究能源的其他代替方式，如受控熱核反應，以氫的同位素氘為燃料，可以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由于科學技術是不斷發展進步的，而且是無止境的，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已經被發現和尚未被發現的資源之分，而不存在資源有限之說，大量事實證明，資源是可以替代的。害怕資源短缺或枯竭實際上是杞人憂天。至于人的欲望，實際上也根本說不上是無限的。加耳布雷思在《豐裕社會》一書中說，“富人之所以儲蓄，是由于他能夠滿足他所有的欲望以后還有多余。換句話說，這種儲蓄是奢侈消費以后的剩余。”(《豐裕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7頁)當然，窮人的儲蓄有所不同，他是為了滿足未來的或將要發生的需要。但是，富人在滿足奢侈消費以后的剩余會越來越多，會造成極大的浪費。實際上，人的欲望還會受到時間、知識、興趣和健康等因素的影響，顯然也不可能是無限的。而且這個問題也和消費的方式有關。像美國人那樣，一個人開一輛轎車在高速公路上到處跑，不僅人很累，速度也不快，還會造成環境污染;如果改乘高鐵，不僅可以大大節約能源，而且還能節約出時間進行休閑或從事其他活動。在這方面，中國人大可不必模仿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一些人自己一味迷信市場經濟，去為說別人迷信計劃經濟，但是，實際上，社會越向前發展，它市場經濟的弱點就會越加暴露，它就越接近于消亡。蘇聯在二戰后從1947年到1954年曾七次降低物價，使人民得到很大的實惠。1947年要用1000盧布購買的商品，到1954年只要433盧布即可買到;糧食、動物油和肉類的降幅更大，1954年的價格比之1947 年的價格降低了2/3，糖降低了56.5%。(見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52頁)物價的降低可以推動生產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和商品的流通費用，同時增加產品的數量。而在資本主義國家，物價總的趨勢卻是上漲的。特別是商品在各種不同的商人之間買來賣去，大大增加了流通費用。這種純粹由于商品買賣產生的費用，由于銷售的困難甚至還有提高的趨勢，而對社會來說，它們完全是一種“虛費”，對消費者來說是毫無價值的。此外，經濟危機對社會勞動造成的浪費更是驚人的。社會主義國家商品價格的降低還可以為未來消除商品生產創造條件。可以設想，當生產商品的數量足以滿足需要而商品價格越來越低，消費者付出的貨幣越來越少，也就是說，越來越接近于零付費時，消除商品生產并且實行按需分配的條件也就逐步具備了。當然這還不是一個急迫的現實問題，而是一個未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現在討論未免為時過早。不過商品生產作為一個在歷史上出現的現象，它也會在歷史上消失，這是完全符合歷史辯證法的，那種以為商品貨幣關系將萬古長存的思想實際上是一種形而上學。

　　值得注意的是，王長江在竭力宣傳《資本論》難讀、很難讀懂的同時，為了表現自己高明，又大講馬克思主義很簡單、很容易。他說，“馬克思主義說起來邏輯并不復雜，邏輯比較簡單，就一條線。起點，資本主義有一對基本矛盾;終點，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

　　這顯然又是信口雌黃。我們要問：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里，有哪一本書的起點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又有哪一本書的終點是“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王長江祭出這一套顯然是為了丑化或庸俗化馬克思主義。讀過《資本論》的人都知道。馬克思確實有“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思想，但是，在《資本論》里一次也沒有使用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里所做的概括，是恩格斯首先使用的。在恩格斯之后，列寧在1897年寫的《評經濟浪漫主義》里曾經引用恩格斯的觀點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后來斯大林在1930年6月代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作政治報告時針對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也闡述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必然導致經濟危機的原理。但是無論是恩格斯還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講“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都是為了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都沒有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起點”和“終點”來論述。至于馬克思《資本論》起點和終點，那也很清楚：《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章是《商品》，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簡單的范疇，在論述商品時連貨幣、資本等范疇都還沒有出現，哪里會講什么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經濟危機?至于《資本論》的最后一章即第三卷第52章是《階級》，也并沒有論述資本主義滅亡和共產主義勝利的勝利。實際上，整個三卷《資本論》是按照由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方法敘述的，其起點和終點顯然也不可能是一樣的。王長江的說法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總之，馬克思主義既不如王長江所說的那么難，也不像他說的那么簡單。學習馬克思主義需要花費工夫，不能一蹴而就，但也絕不是高不可攀。任何人都可以學，既可以入門，也可以深造，甚至可以成為理論家。　　

　　七、學習毛澤東，認真讀馬列，改造世界觀

　　在學習馬列著作方面，偉大領袖毛澤東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我們讀毛澤東的著作，發現他一有機會就要講學習問題。學習的方面當然很多，他也會針對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是一個普遍的要求，就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總是覺得，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雖然已經有了提高，但是還是很不夠。比如他1938年10月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說，“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修養，現在已較過去有了一些進步，但是還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斗爭。所以普遍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將近33年后，1971年3月15日，毛澤東在兩報一刊為紀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而寫的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寫的批語里又再次談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說，“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毛澤東年譜》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頁)在這方面，他總是以身作則，為人們作出榜樣。在上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由于農村根據地被國民黨封鎖，環境惡劣，大城市出的書去不了農村，馬列的書更是去不了。到1932年打下漳州，在漳州一個中學的圖書館里發現了不少馬列著作，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等，毛澤東簡直如獲至寶，欣喜若狂。他不僅自己如饑似渴般地手不釋卷地反復學習，還把書寄給他人，帶動大家學習。長征過程中也是這樣。到延安后，情況有了很大改善。一批研究文史哲的知識分子如王學文、范文瀾、何干之、艾思奇等到了延安，還有一些通曉外語的翻譯家如柯柏年、吳亮平、徐冰(邢西萍)、黃華等也到了延安，毛澤東對他們都很重視，鼓勵他們進行教學、研究、著述和翻譯。在延安，他還開始學習《資本論》，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而未能通讀，因此1949年底去蘇聯時，當莫洛托夫問他是否讀過《資本論》時，他謙虛地告以沒有讀過。這樣，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就傳到了斯大林那里。蘇聯人甚至懷疑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對于沒有通讀《資本論》，毛澤東自己也感到十分遺憾，因此，后來一有機會他都要讀《資本論》，甚至到外地開會或調查研究，他也不忘把《資本論》帶著。這種學習精神，恐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里找不到第二個。據王力在《反思錄》里說，劉少奇是不主張讀《資本論》的，林彪也是不主張讀《資本論》的。他們都認為讀小冊子就可以了。而毛澤東則認為領導人應該讀原著，應該讀《資本論》。不僅如此，他對于身邊的工作人員特別是兩位政治秘書同時又是理論家的陳伯達和胡喬木，也希望他們能夠通讀《資本論》。王力在《反思錄》里說，“毛澤東對于他喜歡的人，看到他的長處，也看到短處，說喬木受讀書過多之害，一些核心的書，他沒有讀。陳伯達也是。對陳伯達和喬木這兩位，毛澤東認為他們最大的短處都是沒有讀通《資本論》。”對此，王力還說，“我們中國共產黨犯錯誤，從理論根源來說，也是在這個問題上，在對資本主義的科學研究上，對馬克思已經研究過了的的結論并沒有消化。”(《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7、1058頁)毛澤東對陳伯達、胡喬木的評價以及對于學習《資本論》重要性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而王力的一些認識也是十分中肯的。但是，鄧小平在南方講話里卻說，“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么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他顯然也沒有讀過《資本論》，而且也不主張讀《資本論》。作為一個領導人，他這樣說顯然是不正確的。問題在于，馬克思主義在我們國家是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如果《資本論》變成只是“搞專業的人讀的”，而領導人可以不讀，群眾更可以不讀，那么“搞專業的人”一旦搞錯，領導人和群眾也都不能辨別，這對黨和國家來說不是太危險了嗎?九屆二中全會時陳伯達大搞“天才論”騙了很多人，不是毛澤東發現，林彪的陰謀不就得逞了嗎?有了這一教訓，怎么還不吸取呢?關于本本和本本主義，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里說得很清楚，他反對的是本本主義，而不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毛澤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不學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以為僅僅靠“實事求是”四個字就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顯然是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和庸俗化了。“實事求是”是中國的一個成語，歷史上早就有此說法，難道中國古人早就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了嗎?顯然不是這樣。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不讀馬克思主義的書怎么行呢?改革開放以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風氣不濃，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應該學習毛澤東，形成學習馬列著作的良好風氣，這是抵制各種錯誤思潮、保持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有效的武。當然也要聯系實際，舍此別無它途。

　　毛澤東學習馬列著作方面，還特別強調要聯系思想實際，努力改造世界觀。他曾經結合自己的經歷講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變化。他說，“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跳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自身發展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也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頁)解放后，毛澤東領導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構造運動，其目的就是希望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能夠有一個變化，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應該說，思想改造運動也是有成效的。我們看到，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面貌都有了很大變化。作為那時的學生，也確實感到了老師的這種變化。比如教我們俄語的方興亞老師，他原來是教英語的，按照他的水平當時已可當副教授，但是，用于工作需要，他選擇了教俄語，雖然這樣一來，他就只能當講師而不能當副教授了，但是他卻很樂于這樣做。還有一位老教授，就是萬燦先生，他早年留學日、法、德、蘇聯諸國，能操多種外語。回國后曾在中山大學當過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主任。在政治上，他是國民黨黨的老黨員，后來追隨鄧演達，是第三黨的支持者和參加者。1933年曾參加“閩變”，任福建人民政府的秘書長。閩變失敗被通緝，流亡國外。抗戰后又回到國內，曾任軍事委員會設計委員、監察委員和立法委員等職。解放初期，曾在南京大學經濟系任教授。院系調整時，他已年過半百，還到人民大學去進修，并且于1954年應王亞南之邀到廈大經濟系任教并兼廈大工會主席。他在社會上很有地位，和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朱德、周恩來等以及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如林森、胡漢民、鄒魯、于右任、李濟深等都有交往。1956年還作為“特邀委員”被邀請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并且在大會上發言。周恩來問他想做什么工作，他沒有提出任何個人要求，只是說，“還是教書好”，受到了周總理的肯定。在廈大，他，為了教好統計專業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課，心甘情愿地去和我們一道聽一位青年教師——羅郁聰先生的課。他不是聽一次兩次，而是一周三次，整整聽了一學期;而且雷打不動，一次不落。他聽課總是坐在第一排的邊角位置，正好和我比鄰而坐，又是還把我的筆跡拿去看看。他的這種認真態度讓我們這些做學生的都非常感動。那時的師生關系也非常好，學生如果生病或有其他困難，老師也會倍加關心，甚至會解囊相助。當然這也不一定都是思想改造的結果，但也不能說與思想改造運動無關。現在有人對解放后的一系列運動都采取否定態度，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不重視世界觀的改造，貪腐現象已經普遍化。一些思想文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會去占領。在哲學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我們已經面臨著很大的危機。亡羊補牢，雖說未晚，但已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再不采取有力行動，那就會積重難返，很難糾正了。

　附全文目錄

　　目錄：

　　引言（3）

　　一、制造謊言，詆毀毛澤東，吹捧陳獨秀（7）

　　1.陳文說毛只是一大的“記錄員”，否定其為黨員代表身份(7)

　　2.唐著《全傳》里貶毛褒陳的不實之詞隨處可見(16)

　　3.駁所謂陳獨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戰第一人”之謬(25)

　　二、歪曲歷史，壓低李大釗，抬高陳獨秀（34）

　　1.究竟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34)

　　2.歪曲歷史，步謝韜后塵，繼續為民主社會主義制造輿論(43)

　　3.以否定人道主義來否定李大釗是徒勞的(61)

　　4.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日本經陳溥賢中介而來之謬(65)

　　三、捏造事實，貶損魯迅，吹噓陳獨秀（76）

　　1.駁所謂陳獨秀是“魯迅小說的引路人”的謬說(76)

　　2.駁所謂陳獨秀“帶動魯迅寫雜文”的謬說(81)

　　3.企圖用貶損魯迅來吹噓陳獨秀是心勞日拙的表現(87)

　　四、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102）

　　1.關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馬恩對他的否定評價(1012)

　　2.駁所謂“列寧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謠言(106)

　　3.駁陳唐對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惡毒攻擊(132)

　　五、無知無畏，口出狂言，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165）

　　1.“消滅私有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166)

　　2.蘇聯歷史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72)

　　3.中國歷史同樣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94)

　　六、兼評理論界的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論調（213）

　　1.駁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論(213)

　　2.駁所謂“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論”(232)

　　3.駁所謂“馬克思主義太難論”和“馬克思主義簡單論”(252)

　　4.學習毛澤東，認真學習馬列，努力改造世界觀(268)

　　七、去真存偽，隱惡揚“善”，造假陳獨秀（275）

　　1.借口所謂“謠言殺人”，蓄意掩蓋事實真相(275)

　　2.陳獨秀絕不是什么“硬骨頭”，而是一個軟骨頭(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實際上家長作風嚴重(300)

　　八、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上）（304）

　　1.“十宗罪”說法不當，“莫須有”更無根據(304)

　　2.關于“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問題(305)

　　3.關于“二次革命論”問題(311)

　　九、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中）（327）

　　4.關于“取消派”和“取消主義”問題(327)

　　5.關于托派問題(338)

　　6.關于漢奸問題(373)

　　十、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下）（414）

　　7.關于叛徒問題(414)

　　8.關于反革命問題(421)

　　9.駁所謂“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反革命罪”的謬說(432)

　　結束語（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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