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朝貢體系到條約通商：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形態的變遷

——鴉片戰爭170周年反思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 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 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 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1]60。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 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2]58-60。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 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3]462。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 和 “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4]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 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5]277。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但戰爭中的商業封鎖延緩了歐洲大陸國家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使 后者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損失[6]88。英國海軍的迅速強盛，得以輕而易舉地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并牢牢地控制著世界局勢的發 展，造就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盛大繁榮。”[7]英國把越來越多的國家拉入到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當時的世界市場只為“最早實現民族工業化”的英 國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其他歐洲國家根本沒有機會走到前邊[8]42、 48-49。

　　“文化同質性的地區當然會存在很強的相互依 賴和深刻的相互影響關系”，“某些共同價值一般被認為是增進相互依存、擴大的前提條件”[9]8。相對于西方世界體系，自唐宋以來，東方世界便形成了一個 以中國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質制度為根基的亞洲經濟圈。所謂“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國”，絕非僅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國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全方位 的。費正清的“中國中心主義”或“中國世界秩序”認為，東亞在歷史上已形成了一種等級嚴明的同心圓狀的中國對外關系的網狀結構，大致與近代歐洲所發展起來的國際秩序相當①。乾隆所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10]8，充分表露了封建統治者天朝上國意識，清政府的貿易變成了“懷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為[11]8。論及“中國世界秩序”，經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間的禮儀（叩頭）之爭，體現了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抑或臣屬與宗主之間的關系。清政府堅持“外交”禮 儀，其核心在于維護固有的“外藩”對“天朝”的朝貢體制，“華夷之辨”，反映的是華夏族身份的自我認同及其與周圍其他民族的差異[12]，處于朝貢體系之 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諸如“英夷”等。但在“中國世界秩序”存續期間，中國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奴役、掠奪和 圖謀體系內的朝貢國；大多數時候，朝貢在經濟上是無利可圖的，甚至成為王朝的負擔；朝貢國遇內亂外患，還要盡責安攘保護。早在明萬歷年間，朝貢諸國分“東 南夷（上）”、“東南夷（下）”、“北狄”、“東北夷”和“西戎”計142國（部族）。延至清中期前，又有增加。盡管走私貿易日盛，但基于禁海、一口通商等貿易管制政策的朝貢貿易依然是中外經濟交往的主體。

　　可見，鴉片戰爭前夕，如果說存在著近代意義上的世界體系，也是一種非對稱 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其區別則在于內斂或擴張性的戰略構想及其支配的資本體系的性質。有論者通過研究 16～18世紀歐亞發展趨勢上的差異得出，歐洲的發展模式導致了許多海外帝國和爭奪流動資本的國際競爭體系的形成，而東亞模式則趨向于經濟自足的國家和鮮有為流動資本而競爭的國際體系，甚至19世紀東亞與歐洲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大沖突，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兩個世界區域早期發展路徑上的差異[9]14-15。 這在一定程度上刻畫了當時非對稱體系的重要特征。在封建權貴資本體系支配下的朝貢貿易是一種內聚型體制，以強化中心區政治經濟地位為重心，以“德治”來維 系等級秩序，以守成為重任，以歸化為職守。中國經濟的自給自足性和國內市場的廣闊，使中國可以不依賴于海外市場；文化傳統上的華夷觀，妨礙了海權觀念的形成；而北方邊防的長期威脅，制約著明清政府對于海防的建設，迫使他們本能地通過閉關政策來進行自我保護[13]。與此相對應，歐洲民族國家盡管保持著政治意義上的主權獨立與平等，但實際上存在于一個由英國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世界體系中，在激烈的競爭和頻繁的戰爭中勝出的英國，以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后盾推 行貿易“自由主義”而追求機械化的商業運輸和生產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不僅如此，在近代商業資本支配下的英國在歐洲主導和維護這一力量均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制造了一種樣板效應，即英國行使主導權（如海上貿易保護）是為了實現普遍的利益[14]57、66-71。英國在“自由貿易”的大旗下，牢牢控制著全球近1/3的貿易，將大多數國家拉入英國主導的貿易網，這一體系成為各國資本投向和獲取財富的唯一路徑。這種話語霸權下的“普遍利益”越是被各國所堅 信，英國對這一體系的控制就越容易，代價也越低。

　　二、“自由貿易”的沖擊與朝貢體系的解體

　 　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的地位，成為該國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決定性因素之一[15]138。在鴉片戰爭前夕，非對稱“世界體系”中兩個中心國家的海外貿易活 動呈現顯著的差異。重商主義者托馬斯·孟不但提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準則”，且進一步指出“遠處的貿易對于本國是最有利的”[16]4、15。亞當·斯密 的《國富論》進一步為英國的海外擴張和推行所謂的“自由貿易”提供了理論依據。歷經“光榮革命”和產業革命的英國，由“商業上的霸權造成了工業上優勢” [17]864，最終于18世紀末出現的強力機械裝置，在世界經濟史上劃出了一個時代[18]22，即原先各個相互分離的區域性市場逐漸連接成全球性市 場，“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 [5]88。在機器大工業這一代表生產力發展方向的生產體制誕生以來，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至少三方面的深刻影響：一是適應機器大工業生產需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銀行金融體制、市場規則等，逐漸鞏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導地位。二是生產實踐活動的外延擴展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疆界，越來越多的區域 性生產實踐活動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世界性的生產體系之中，“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5]114三是世界歷史的時代，主要體現在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基礎上的勞動方式的改變。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農本經濟即使是發展到“康乾盛世”這一巔峰，依然無法容納生產力的要求；與自給自足的農 本經濟相適應的朝貢貿易體系，在生產力突飛猛進和世界市場面前，自然無力阻擋打著“自由貿易”旗號的堅船利炮的沖擊。作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 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必然結果。

　　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長期以 來，朝貢貿易體系一直是維系“中國世界秩序”的關鍵和連接東亞各國政治經濟關系的紐帶。濱下武志甚至提出，東亞沿海地區以朝貢體系為核心的“具有多樣性卻 又整合得很好的經濟商業圈”，“即使在歐洲國家殖民統治達到頂峰的時候，它們也不得不尋求與東亞這個傳統朝貢貿易體系整合起來。”[9]13隨著朝貢國經 濟實力的增強和清政府影響力與控制力的式微，這一體系的內生性發展機制遭到破壞，鴉片貿易、鴉片戰爭則使得這一進程具有了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因素。正如彭慕蘭所言，鴉片戰爭既非來自海外的中國現代性的起點，亦非一個內生的現代性遭受挫折的關鍵時刻[19]序言6。

　　在明清之際海外通 商基礎上，18世紀清王朝海外貿易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歐洲市場對中國商品需求激增。清政府曾實行過“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②，但即使在禁海期間也沒有完全斷絕與外國的貿易往來。在整個18世紀，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白銀的“最終的歸宿”。為擴大對中國商品的進口，西歐各國的東印度公 司在18世紀前期繼續向中國輸入大量白銀；尤其是清朝“弛海禁”后的一個時期中，到達粵海關的東印度公司船只所載貨中，9/10是銀貨[11]4。乾隆年 間，關稅收入已占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10，特別是粵海關的稅收發展極快，自1783年以來，躍居戶部稅關之首，至嘉慶年間已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的1 /4[11]24。同樣，自18世紀中葉始，英國東印度公司已逐漸將其在亞洲的貿易中心轉向中國，英國對華貿易在整個中西貿易中占絕對優勢地位，而中國在 海外貿易中保持著順差。與此同時，私人貿易在政府主導控制貿易的情境下發展很快，貿易規模大大超出了清王朝的控制范圍。由此，朝貢貿易體系在外力的作用下實際上已開始遜位。

　　在制度建設方面，1685年清政府設立粵海關③，專司管理進出口貿易和關稅征繳。經過從官商到公行的演變，在清政府的嚴密控制下，廣州十三行只是封建權貴資本的一個具有公辦色彩的派出機構，規章制度建設滯后，組織體系較為松散。最為重要的因素在于，在農本經濟 高度發達、封建專制高度集中的清王朝，商人、商業資本或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在統治階級中幾無話語權，封建權貴與商人、民眾在海外貿易方面的利益非但不一致，且存在著嚴重的限制和管制。誠如彭慕蘭所言，由于主要的亞洲帝國都不依賴商業稅收，它們從來不需要給商業財產以安全保證；中國政府沒有興趣為其臣民的 海外掠奪提供直接的軍事和政治援助 [19]183、190。而西方商業資本的代表，東印度公司式的合股公司的創立，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一步。作為商業組織，它們比以前的各類實體都更有效[11]89。東印度公司以資本為紐帶擴大和維護了歐洲國家的社會基礎，為其國家（王室）與民眾之間達成利益一致創造了條件。自18世紀60年代始，“東印度公司由一個商業強權變成了一個軍事的和擁有領土的強權。”[20]168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沖擊下，迂腐的中國封建權貴資本根本無法抵擋。以鴉片戰爭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為標志，朝貢體系逐步解體。

　　 在朝貢體系的演變過程中，不能不提及鴉片貿易與鴉片戰爭。18世紀后期，英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多達1500萬磅。在英國人離不開這種飲品的同時，英國 經濟也開始依賴茶葉，“提供了英國國庫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東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潤”[21]3。例如，1784年前的多數年份，英國財政部對茶葉征收的 稅率高達100％以上。但茶葉消費的大眾化導致英國的白銀急速流出，1710-1759年間英國向中國支付了2600萬英鎊的白銀，而其出口所得僅為 900萬英鎊[22]21。然而鴉片貿易的出現開始改變英國的財政困局。1773年，鴉片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帶來了3.9萬英鎊的利潤。20年后，每年向中 國出售鴉片所獲利潤激增到25萬英鎊。英國依靠毒品開始扭轉中英貿易不平衡的狀態。在1806-1809年間，中國為鴉片支付了700萬兩白 銀 [22]23。1814-1838年，僅流至印度的白銀，每年從132萬余兩猛增至614萬兩。1833年，英國議會廢止了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壟斷特 權。隨著所有商人都可以經營對華貿易，一年之內，出口到英國的茶葉翻了4倍，為平衡茶葉貿易而進行的鴉片貿易也急劇增長。1834年，1.8萬箱鴉片從印 度運到中國，3年之后升至3萬箱。鴉片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怎么說都不過分，而鴉片戰爭“留下了西方幾個世紀以來以無恥的手段對待東方的永久的、令人難堪的象征”[22]26、序言2，英國標榜的“自由貿易”是以堅船利炮作為交易尺度的。正如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 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自由發展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 我們大都會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5]227、720。

　　三、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

　 　在國際體系中，國際機制是民族國家在國際互動中為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與安全，協調彼此關系而建立的各種規則和制度，而條約作為正式的國際協議對國家行為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在安全、經濟和環境領域，條約成為廣泛的國際規制中的一個核心結構性元素。英國為避免因“軍事費用過大”，“帝國戰線太長”，“直到 最后被完全拖垮”[23]624的窘境，通過國際條約來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是重要的選擇④。因此，鴉片戰爭期間，英國接受清政府的和談要求是體面的做法。

　 　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及隨后于1843年簽訂的細則性附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約》，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開放通商。后為國內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所迫，清政府面對英國、法國、美國領事聯合在各自租 界征收關稅的事實，設立了海關總稅務司，并在各口岸的海關設立一個外國稅務司。這一海關體系的建立，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提供了一種制度化的保證 [9]33。

　　盡管條約是主權國家平等協商、相互妥協的產物，但仍然掩飾不了強勢國家的意志與利益，因為國家的實力（尤其是 工業和軍事實力）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實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國際上受制于強國。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喪失了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 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 5.56％、6.95％、 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 [24]。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 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 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 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14]32-33，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 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 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 年為48600 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 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 貨物 [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5]719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 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 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 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 [9]30-31，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 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 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5]692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 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 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26]142。

　　四、結論與啟示

　　“一 個國家將通過領土、政治和經濟擴張得來的謀求國際體系的變革，這種努力要到為進一步變革所付出的邊際成本等于或大于邊際收益的時候才會停止。” [15]17隨著英國的經濟強盛和軍事發展，不僅會追求與其國力相稱的政治影響力（包括控制他國的領土和行為以及世界經濟），也能夠通過發動大規模霸權戰爭來挑戰東方固有的朝貢體系，獲取“戰爭工業化”的巨大收益。鴉片戰爭及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經濟根由。馬克思曾深刻地分析過歐洲資本主義向全球的擴張：“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 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并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17]860-861。事實上，霸權國家的殖民擴張不僅有血腥的軍事侵略，更多的是打著諸如“自由貿易”、“自然秩序”等旗號進行經濟侵略，近代中國從朝貢貿易體系向條約通商體制的變遷歷程，便是最好的注解。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的擴張，“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17]874。貿易形態的演變，本質上是 勞動方式或生產方式變遷的表現形式。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27]，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 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 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注釋：

　　①費正清在 1953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中，將朝貢制度（tribute system）闡釋為一種與西方“條約體系 （treaty system）”相對應的“國際體系”；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從經濟貿易角度出發，甚至稱朝貢制度為“朝貢貿易體系”，將其與近代西方的自由 貿易體系相提并論。

　　②清順治12年（1655）至康熙22年（1683）實行過較嚴格的海禁，康熙56年（1717）至雍正5 年（1727）在部分地區實行過海禁。有學者指出，西方殖民帝國搶劫中國商船、擄掠人口、刺探情報等侵害中國主權的活動日益猖獗，導致清政府在對外貿易活動中不斷制訂各種限制和防范措施。參見汪敬虞.論清朝前期的禁海閉關[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2）.

　　③最初清政府在沿海設置江、浙、閩、粵四個海關。乾隆22年（1757年），清政府以口岸分散恐生弊端為由，關閉江、浙、閩三個海關，獨存粵海關，僅留廣州為唯一的對外通商門戶，并對廣州口岸貿易頒布了許多限制措施。

　　④在實踐中，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在尋求國際規則對自身利益的保護，而幾乎所有國家在國際交往或采取某種重大國際行動時，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援引某種國際規則或國際法來證明其行為的合理性。

　　【作者簡介】張明之，南京政治學院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副教授（江蘇南京　2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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