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外資偏好和外貿偏好造成了市場換技術、外資換管理的悖論，使我們失去了技術創新，讓出了市場，犧牲了民族工業，允許了外交參股銀行；我們得到的卻是巨額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們得到的是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我們得到的是環境惡化和社會不公，我們得到的是歐美早已設置好的戰略陷阱……
    一、貿易順差的背后
    2002年，華裔美國人章家敦在美國出版了名為《中國即將崩潰》的書，書中聲稱，中國經濟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在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強勁沖擊下，將不堪一擊。尤其是中國銀行系統大量的壞賬問題，將會使中國金融崩潰，崩潰的時間書中預見在2006年。
    在當時妖魔化中國的政治氛圍下，該書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作者被日本反華政要、臺灣的李登輝等奉為座上賓。不過“唱衰中國”倒也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它可以幫助我們正視這些問題，在中國的改革大潮中避過暗流，跳過陷阱。
    實際上，書中羅列的中國問題，在中國政府的施政報告中，每一樣都有詳細的闡述，農村問題、國企經營不善、銀行效益低下、下崗工人問題、社會發展失衡、貪污腐敗、宗教和恐怖主義沖突等等，都可以看到中國政府正在努力進行應對。
    事實上，2002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首次達到10萬億人民幣，接近法國的水平。之后一直到今天，中國不僅沒有崩潰，似乎還成了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救世主”。
    中國怎么一步步成為“世紀大國”，最后居然還能“救美國”？真的是這樣嗎？非也。正是從2002年開始，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美國則實施了“赤字美元”政策，加緊實施了一步步圍剿人民幣和侵蝕中國經濟成果的金融殖民過程；中國在一步步“金融戰敗”，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給了中國經濟致命一擊。
    克林頓政府“新經濟”的IT泡沫破滅之后，美國從“非理性繁榮”走到了通貨緊縮的邊緣。按照一般理論，取消黃金本位后的法定貨幣政策下，最大的威脅是通貨膨脹，緊縮時可以大量印鈔票，注入流動性就可以刺激經濟成長。實際上，當時的美國基準利率一度降到二戰以來的最低點，維持在1％的水平，美國經濟似乎仍然呆滯，與金融戰敗后十年衰退的日本類似。
    這時，“9•11”恐怖襲擊給了美元一個機會，美國利用了這次危機，開始了大規模的國內減稅和出口補貼，增加政府開支，尤其是戰爭及反恐開支等措施。與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戰爭期間所做的一樣，開始加速印制美元的行動。
    通過美元的金融霸權，全世界為美國的赤字提供了融資，推升了美國房地產泡沫，隨后又分擔了美國金融危機的損失。而中國，是其中最主要的“冤大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中國日益攀升的巨額外匯儲備，從2002年的近3000億美元，增加到今天的2萬億美元。
    在論述貿易順差之前，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外匯儲備的增長只是國家經濟實力象征的一個方面，并不是說明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更不是一個國家的財富，相反，它是國家的負債——對老百姓的負債。
    貿易順差可以增加外匯儲備，掙的美元多花的少，表面上看，似乎確實是財富增加了。其實不然，外國直接投資增加，也能增加外匯儲備，就是國際游資進入中國炒房和炒股市也會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參見本書經常項目平衡表的解釋）。
    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主流媒體的宣傳一直是個誤導，它們讓老百姓覺得外匯儲備多了就是中國掙錢的多了，就是存款多了，財富多了，國力強了。這樣的虛假宣傳在給自己臉上貼金的同時，也招來了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政府的責難。
    比如，關于這次美國的救市，不少“愛國人士”就說，美國的金融危機應該用美國一直推銷的市場那張“無形的手”去解決，我們可以用外匯儲備來抗震救災，用來辦教育醫療事業，用來接濟下崗工人。2萬億美元就相當于15萬億人民幣啊，全國平均每人可以得到1萬元，三口之家就是3萬元呢。還有“戰略眼光”更高一層次的，慫恿中國抄底，媒體熱炒是買下破產的冰島呢，還是收購歐洲和美國的破產企業。
    實際上，中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在進入中國的那一刻起，就被換成了等額的人民幣。中國實行的是強制結匯制度，我國的外匯收入必須結售給中國人民銀行，而央行為收購外匯必須增加貨幣發行，2005年以前是1美元換了8元人民幣，現在是6.83元人民幣。它們早就進入了流通領域，變成了石油，變成了高速公路，變成了新建的政府大樓，當然也變成了高漲的房價和股市泡沫。實際上，外匯儲備的多少，和一國的財富沒有必然的關聯，更不是中國政府可以動用的錢財。美元儲備中的頭寸仍舊留在了美國。
    有人打了個比方，假設這個世界上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外匯來源只限于貿易。
    A國數十年來出口產品到美國，得到100美元。這些年，又從美國進口了90美元的產品用于發展生產和改善A國人民的生活。那么A國的貿易順差為10美元。這10美元用于投資美國國債和企業債券，賺了1美元。所以到了年底，A國的外匯儲備存底為11美元。
    B國數十年來出口產品到美國，得到100美元。這些年，又從美國進口了10美元的產品用于擴大再生產以圖獲得更多的美元。那么B國的貿易順差為90美元。這90美元用于投資美國國債和企業債券，賺了9美元。所以到了年底，B國的外匯儲備存底為99美元。
    雖然賺來的99美元是比11美元多，但是你能說，B國所擁有的財富比A國多9倍嗎？！A國進口的80美元的美國產品也是會生錢的，至少它會促進生產，帶動內需。
    因此，外匯儲備并不代表具體的財富，而是外匯市場交易中的符號，是中國人民銀行所持有的外炒現金、外國國債和外國企業票據的總稱。我國的外匯儲備既不是企業利潤的上繳，也不是財政收入的剩余，是中國人民銀行用自己印刷的人民幣買下來的，是政府對老百姓的欠債。當然也有部分是購買美國國債和企業債券所產生的利息收入。
    可見，外匯儲備多了，并不是財富多了，而是等額的人民幣多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增加了國內人民幣的流動性，制約了中國自己的貨幣政策。簡單說，比如中國想減少貨幣供應量，以降低國內投資過熱，但是這時涌進來大量的貿易盈余，你就必須得增加貨幣供應量。
    因此，美元剝奪了中國的貨幣主權，美元此時就是一把懸而未落的刀，所幸的是中國實行著外匯管制，這把刀才未能肆意揮舞。
    有學者指出，中國已經掉入一個貨幣陷阱，這個陷阱蘊含一種自我增強結構，使得起因和結果相互交織在一起，貿易順差則是當中的核心問題。按照貿易順差的定義，中國出現貿易順差意味著它生產的產品超過了所消耗的產品。而如果生產出來的商品大大超過了它所消耗的，就像現在這樣，那么中國勢必出現巨額貿易順差。
    這種貿易順差具備自我增強力量。隨著美元通過出口貿易大量涌入中國，其外匯儲備也迅速增加，于是中國央行不得不通過提高國內貨幣供應量來購買流入的美元，提高的方式有兩種，發行鈔票和發行短期央行票據。增加貨幣供應量本身會推動新一輪的投資熱潮，或直接投資、或經由銀行體系來投資，而投資熱反過來又會提高企業產量，伴隨它的就是更大規模的貿易順差。
    一個國家外匯儲備水平究竟應該以多少為宜，并不存在一個確切的衡量標準。由于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市場經濟發展與對外經濟交往的程度不同，因此對外匯儲備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外匯儲備水平差異很大。
    客觀地講，我國外匯儲備充足并保持增長態勢，有利于維護國家和企業對外信譽，有利于拓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商投資、降低國內企業的融資成本，有利于應對突發事件、平衡國際收支波動、防范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有利于增強我國宏觀調控能力、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緩解通貨緊縮壓力。
    但是，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導致了人民幣投放量的持續增加，導致了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流動性過剩是市場部分失靈的表現，市場已經沒有辦法消化多余的貨幣，是部分失靈。這直接導致了國內的資產泡沫。
    大家記憶深刻的就是2007年以來，中國的股市迅猛增長，流通市值由2006年12月底的2.5萬億人民幣，增至2007年年底7.9萬億人民幣。同時，國內房價也出現了暴漲。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7年第二季度，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上漲了8.2%。新建住宅的價格上漲了9％，這個數字達到了歷年來最高點。一般說來股市和房市是相互影響的，有一種負相關，即股市旺的時候，投資房市的人就少，房市旺的時候，炒股的人就少。比如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股市暴漲以后，導致了10年的熊市，而同時，房價就開始穩步上揚。2007年的股市和房市同步飛速上漲是一個反常現象。
    中國還有一個反常現象，就是國內勞動收入的上升，消費卻沒有增加。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90年的903.9元增至2008年的15781元，增長是很多的。按理說，隨著人民群眾收入的提高，消費率（消費占GDP的比重）也應當隨之提高，但是實際上消費率卻從1990年75.80％降低至2008年40%以下，而且預計消費率下降還有增速的趨勢。
    外匯儲備的增加，也給人民幣升值制造了空間。人民幣升值，意味著進口商品的價格下降，按說會壓制國內商品的價格，就像中國的出口商品的低廉價格，壓制了美國的物價和個人工資一樣。但是，大家看到的是，人民幣對外升值的同時，對內卻貶值——最直接的表象就是國內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預期明顯。
    很難說這和流動性過剩的因果關系，這也不是本書的討論重點，但是巨額外匯儲備導致的中國的反常現象和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漸漸浮出水面，中央也采取了反制措施。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在2008年的北京國際金融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無意追求過高的增長速度，也無意追求過大的外貿順差。我們要調整外匯儲備。在儲備的數量方面，應當在保證滿足戰略性和戰術性儲備的前提下，適度放松對企業和居民購匯的限制，并且鼓勵企業借外匯對外投資，鼓勵中國企業積極的走出去。對于企業走出去，政府要給予支持，不管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企業，甚至允許企業用其人民幣資產作擔保，借外匯走出去。
    這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是現實是，在西方早已設置好的防收購的防火墻和貿易保護主義下，中國對外的公司收購可能只能買到美國淘汰的悍馬汽車，買不到美國的尤尼科，買不到加拿大的鋁礦資源，買不到澳大利亞的力拓……
    中國的國家外匯儲備走出去的途徑，和產油國的石油美元一樣，只能投資到美國的國債和政府債券，由此變相地為美國的超前消費和經常項目赤字融了資。這是在國內發展資金的匱乏下對中國主權信貸的一種摧殘，也是美元殖民戰略的一部分。
    巨額貿易順差還成為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替罪羊”。格林斯潘就認為，美國近十年來貿易和經常項目赤字隨著不斷擴大的貿易而日益增加，其原因是許多貿易伙伴的總體外部剩余，尤其是中國的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和國外資本流入。
    這是對事物因果關系的一種混淆，是掩蓋了人民幣順差的表象和美元赤字的本質，是為壓迫人民幣升值的輿論誤導。
    亞洲金融危機已經告訴我們，從貨幣戰爭的角度講，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應對國際投機資本對人民幣的投機沖擊，維持匯率穩定（就是幣值穩定）。
    事實上，從那次危機后，各國確實都大力增加了外匯儲備，尤其是美元儲備，維持了對美元的強大需求，為美國的“赤字美元”提供了資金保障。
    換言之，各國增大的巨額外匯儲備，是非美元經濟體應對國際投機資本力圖自保的無奈選擇，是在脫離黃金本位后的美國“赤字”戰略導致的必然結果。
    二、再談人民幣升值
    前面講過，一國貨幣的購買力價值取決于兩個層面：一是國內購買力，一是國際購買力。前者體現為利率，后者體現為匯率。所謂人民幣升值貶值之爭，即是匯率之爭，而匯率又直接影響到國內經濟。
    匯率的高低取決于需求，即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出于投機目的對人民幣的需求也會造成匯率的上升。
    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國內外金融資產的替代效益、跨境資本的自由流動等因素的結果，使國內利率尤其是中長期利率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球市場，而不是本國的貨幣市場。
    亞洲金融危機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要求中國人民幣貶值，而不到5年又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背后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人民幣貶值對美國有利，而現在是人民幣升值對美國有利。正如英國和美國在一戰、二戰后分別要求各國實行固定匯率，而現在它們又要求各國實行浮動匯率一樣。
    所以，升值貶值之爭，都是處于本國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是各國經濟、政治博弈的結果。隨著各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展，這種爭論還會繼續下去。
    在各種爭論下，人民幣在2005年的匯率改革中還是開始了逐步升值過程，目前達到了20％左右的升值幅度。要指出的是，升值和貶值都是相對于美元而言的，而從2002年到現在，美元應該是按每年18％的幅度逐漸貶值的，這樣說來，美元的加速貶值，相對沖抵了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經濟的負面影響。從這個角度講，也許正是美國不希望中國搭美元貶值的順風車，從政治經濟等大國戰略考慮，要求人民幣升值。
    那么到底貶值有利還是升值有利，還是各有利弊？筆者不愿對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妄加評論，而且關于這方面的討論已經很多很多了。
    正如劉仁武先生在其《全球化背景下的貨幣政策調控》一書中所言：
    在全球化約束下，宏觀調控與貨幣選擇是一個相當龐大且復雜的課題，它不僅涉及一國國內政策的選擇、制定與搭配，還涉及國際政策的安排、博弈與協調；不僅涉及政策環境的變化性和不確定性，還涉及政策傳導機制的穩定性與有效性，甚至有時難以確定政策目標；不僅涉及世界各國所要遵循的普遍規律，還涉及不同國家的特殊性，更為主要的是，全球化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許多新的問題不斷涌現，經濟理論并不能及時有效地對其進行解釋和分析，甚至還有很多未涉及的領域。
    事實正是如此，什么“守住了匯率引進了通脹”，什么“兩種利率破解三元悖論”，什么“雙重匯率”，什么“短期升值有益長期升值有害”等等，在筆者看來，都是一時應對之策，是中國中庸之道的毒害，其特點就是想“樣樣兼顧”——一時要穩住匯率，又一時要穩住物價，再一時要穩住就業。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歷史表明，任務越多，表現越差勁；任務越單純，表現越出色。
    什么最重要，就業最重要。搞了一百年的馬克思主義，勞動就是生產力的基本原理中國反倒不明白了：土地、勞動和資本是生產三要素——你可以加上組織制度、甚至國家制度。所謂殖民地，所謂全球化，所謂外商投資，立足點都是這三要素。
    國際分工的原動力是別國低廉的土地租金和勞動力，而資本是先進國家的優勢，對美國來說更是這樣。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1／5，而工資是美國的1／20。關于美國的土地殖民戰略和勞動剝削在后面第十章會有詳盡的論述。
    人民幣升值無非是提高出口商品價格，而提高商品價格最根本的是提高地租和工資，而不是也不需要通過“操縱”匯率來使人民幣升值。
    美國可以采用凱恩斯的新經濟理論，核心就是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借此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方面：在財政政策方面，在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時，主張減稅、增加財政支出，以擴大投資和消費；在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主張增稅、減少財政支出，以減少投資和消費。在貨幣政策方面，在蕭條時期主張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資；在高漲時期主張減少貨幣供應量，提高利息率以限制投資。
    但是它有一個前提，就是相對的充分就業。歐洲各國和美國，幾百年來，不管是福利型資本主義，還是社會型資本主義，哪個不是把充分就業放在第一位？！
    長期以來，只要發生大規模的失業，歐美工人就上街游行抗議——在他們的思維里，失業不是我的能力不行，是政府沒有給我創造就業機會。什么時候中國的勞動人民意識到這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政策奏效了。
    中國照搬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出現了一個反常現象，經濟增長可以刺激，比如GDP的增長，投資需求也可以刺激，可是消費需求就是刺激不起來。
    10年前筆者在研修國家貿易理論時，老師痛心地說：“同學們，8萬個億啊（指國內儲蓄高達8萬億人民幣），‘籠中老虎’啊。”其情形至今仍記憶猶新。而如今，國內儲蓄已經超過了20萬億人民幣。如果這“籠中老虎”真的放出來，中國的經濟真能虎虎生威了——當然，一下子全放出來，就成了吃人的老虎了。
    消費需求是一種心理需求，是人們對未來的判斷決定是不是馬上消費，而越是在勞動收入所得的最底層，用于消費的比例越少；越是臨時性的收入增加，越會變成儲蓄。這就是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理論。
    有效需求不足，就會導致生產相對過剩。為什么是相對過剩？并不是人們沒有消費意愿，而是有錢人消費到頂，而缺錢的人不敢消費。
    馬克思早就指出，生產過剩，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就會發生經濟危機。應對這樣的危機，歷來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增發貨幣，造成手中有錢的假象，這就是通貨膨脹；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把牛奶倒進海里，人為制造“供給（生產）不足”的假象。
    這是不是就是今天的中國的需求不足？是不是中國人手里真的沒有錢？看看趴在銀行里天文數字般的人民幣存款就知道了。但似乎中國的刺激消費又走入了另外一個極端，就是鼓勵人們到股市和房市去“消費”。股市那是資產投資，但更多的是泡沫投機，房市是使買房人成了房奴——高得離譜的房價將中國居民的財富搜刮一空，還拿什么去消費呢？
    有專家預測，中國房價每下降一個點，將為市場一年增加100億以上的消費，只要中國房價下降30％，中國市場一年將增加3000億的消費總額。
    1990年以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占居民總消費的一半以上，而如今只占1／5。個中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美元的金融霸權下，它的“發展”，不是為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的需要”，而是為了美國等國家的國民消費需要。為了多掙美元，中國一頭扎進了所謂經濟全球化的歐美戰略陷阱。
    一旦宗主國家的市場和投資出現風吹草動，國內多個行業就會出現產能過剩。而這個產能，又是用了無數應該合理投放到別的方面的重復投資建成的。
    反觀這次緊急出臺的擴大內需的十大舉措、促進結構調整十大產業振興計劃等刺激措施的根本出發點，既不是為了提高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也不是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經濟的長遠規劃，而是為了彌補外向型經濟走低造成的經濟放緩的應急辦法。
    那么，如何解釋這一切呢？除了中國決策上的失誤，還得重新回到美元戰略和金融霸權上來。
    為了防止本國貨幣在市場上遭受投機性和操縱性攻擊，全世界的央行必須持有相應數量的美元儲備，以保持其匯率的基本穩定。比如說，當人民幣被大量拋售時，中國央行就得賣出美元買回人民幣，反之亦然。這樣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才能維持穩定。某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其中央銀行必須持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只有美聯儲免于這種壓力，因為美國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印發美元。這就為強勢美元提供了內在的支持，反過來又促使所有的中央銀行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使美元更為堅挺。這種反常的現象就是所謂的美元霸權。
    前面講的弱小國家比如南美和東南亞國家，由于接盤的外匯儲備不足，其本幣就被迫貶值，進而放棄與美元的固定匯率。美國正是利用國際游資的趨利性促成了對弱小經濟體的貨幣投機，達到其放棄固定匯率、資本自由化的金融戰略目的。
    在匯率自由浮動的背景下，對資本和外匯控制的總體放松，投機性攻擊就更是經常發生。此后，各國中央銀行一直被迫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而美元儲備必須投資于以美元標價的資產，從而為美國經濟制造出資本賬戶盈余。因此，美元霸權阻止了出口國在國內消費其從對美貿易順差中掙得的美元，并迫使它們成為美國的資本賬戶盈余融資，從而把真正的財富輸送到美國，而為美國債務融資，實際上是借錢給美國，發展美國經濟。投機的套路無非是下面描述的：外國資本以美元購買該國貨幣后進入該國，對該國經濟大唱贊歌。進入該國股市，甚至于樓市，于是該國股市節節攀升，匯率升高，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然后這些資本開始造勢“唱衰”該國經濟，或者幾方配合人為制造該國經濟發展的阻力，或者美國的利率政策有調整，該國的股市和匯率開始下降。
    當該國經濟被“唱衰”的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時機到了，這些資本會突然撤離。于是該國股市暴跌，匯率自由落體式下降。央行手里唯一的武器就是外匯儲備，可以在匯市接盤，可是此時市場中蔓延著恐慌，能否接住要看國家外儲的多少。一旦走到了這一步，即使接住，也要損失大量外匯儲備。由于國內投資資本一下子都到了央行手中，央行就要采取被迫降息等措施把貨幣重新流通到經濟體中。
    中國近幾年遭受的熱錢攻擊的具體套路在中國經濟出版社的《反熱錢戰爭》一書中有詳細描述，在此不多做講解。
    如果單純是貨幣投機，有贏有虧，是個零和游戲，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無傷國體。但是，如果美國借助貨幣攻擊，迫使中國貨幣貶值，進而引發通貨膨脹和實體經濟危機，再用美元購買中國實物資產進行產業控制，就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侵略和財富掠奪了——這就是美元刀的威力。傾巢之下，焉有完卵？！
    痛心的是，在國內一些決策者和錯誤理論的誤導下，國企海外上市、銀行引進外資、市場換技術等現象，使得中國自毀長城，中國變成了歐美超級提款機。這并不是危言聳聽。
    三、從“市場換技術”到“外資換管理”
    物美價廉商品帶來的貿易順差為美國的物價穩定作出了貢獻，巨額外匯儲備為美國的政府開支和戰爭支出融了資，近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支出為美元信用做了擔保，這就是中國對外開放對美國的“貢獻”。
    而美國對中國做了些什么呢？島鏈封鎖、關島航母、阿富汗增兵、臺灣軍售，臺獨、藏獨、疆獨，法輪功、民主運動、中國人權，石油漲價、糧食漲價，匯率操縱、貿易順差、巨額儲蓄，麥當勞、星巴克、迪斯尼、奧特曼等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即使這樣，中國的利用外資政策至今未見大規模調整，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性產品出口繼續供應歐美市場、對主導產業的外資侵沁束手無策，國民經濟還在繼續為美國的殖民戰略服務。
    國人也許忘了，中國被殖民奴役的第一炮就是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的目的就是要打開中國的龐大市場。
    市場是最重要的戰略性資源，把自己的市場穩定住，再搶別人的市場，把今天的市場搶占住，還盯著明天的市場，哪個企業不是這么思考問題的，哪個國家不是這么思考問題的？
    美國一會兒希拉里來了，一會兒商務部長來了，來干什么？后面跟著企業家來干什么？都是想打開你的市場，多占一些市場份額。美國為什么對別國經濟制裁有威懾力？就是因為它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卻一直有“市場換技術”的謬論。其實質就是將部分市場讓與外國企業或跨國公司，從而獲得相應的技術和人才溢出效應，與美國在拉丁美洲推銷新自由主義時鼓吹的“財富漏出效應”如出一轍。在更多的領域，比如民用航空、轎車、基礎軟件等領域，我們讓出了絕大部分市場，卻只是換得了為他人打工當伙計的角色，而核心技術依然牢牢掌握在他人手里。
    研究理論認為，市場一旦流失就無法彌補，5％的市場流失會對國家發展構成傷害，超過10％的市場流失就會構成實質性傷害，超過30％將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大量的市場被他人占領之后，我國的技術發展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依托。
    這些年來，中國已經讓出了飛機、汽車、基礎軟件、膠片市場，讓出了牙膏、化妝品、飲料市場，許多領域已為他人所壟斷，但與世界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并沒有真正縮小。在市場被瓜分之后，一些領域原來完整系統的研發體系被肢解，從而服從于跨國公司的需求及其整體戰略，逐漸形成完全的對外技術依附，成為技術殖民的被動角色。
    以中國大飛機計劃為例，早在1970年中國就啟動了干線飛機研制計劃，1980年中國自主研發的110噸級大型飛機“運十”在上海首飛成功。在此后近5年時間里，“運十”在試飛過程中先后到了全國10多個大中城市，其中包括7次滿負荷飛抵拉薩。1985年，中國與美國麥道公司合作，引進麥道一82的生產線在中國上海組裝麥道飛機。這本來應當是中國近距離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大好機遇，但結果卻使我們終止了自己的研發過程，圍繞“運十”所搭建起來的系列航空技術研發平臺以及上萬人的工程技術隊伍就此解散。1996年，兼并麥道后的波音公司決定終止與中國的合作，中國所有美好的期待都在頃刻間化為烏有。
    中國軍用空中預警機的命運如出一轍。由于以色列同意售給中國空中預警機，使中國自主研發團隊和基礎解散，后來在美國的壓力下以色列拒絕執行合同，一切的工作又得重新再來，中國由此失去了10年的寶貴時間。
    汽車工業領域的發展歷程更為國人痛心。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引進國外技術設備、品牌和關鍵零部件組裝轎車，這是中國轎車工業第一次與現代汽車工業的“零距離”接觸。然而，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好這一難得的技術學習機會，而是牢牢地把自己定位于組裝加工環節，形成了對外資在技術、品牌等方面的嚴重依賴。
    一直到了今天，那些合資達10年甚至20多年之久的汽車企業仍然與創新能力無緣，每一次的技術更新和車型調整都受控于外方，絕大部分利益也歸于他人。相反，那些高揚自主創新大旗的民族汽車企業如奇瑞、吉利、比亞迪等，盡管起步更晚、起點更低，卻在整車設計、關鍵零部件開發等方面走在了中國汽車工業的前列。
    外資帶來汽車行業的先進技術和提高管理水平了嗎？在上世紀90年代，外資進入中國汽車業受到嚴格控制，外資主要來自德國大眾和美國通用，結果卻導致中國汽車市場10余年始終死氣沉沉，價格也居高不下，國內合資方并未如愿以償地得到技術和管理經驗。
    失去了市場，寄托于外資帶來技術和管理，我們只能給別人打工，永遠處在剩余價值鏈的最底層。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寄托外資實現自己的現代化，那是癡人說夢。
    無獨有偶，中國的國有銀行改制，采用引進外資換取良好管理的做法，就更是把中國當成了歐美列強的超級提款機。
    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2007年8月19日的“中國的證券監管與經濟安全”一文指出，銀行由外資控股，將徹底喪失國家經濟主權，變成完全的殖民經濟。該文對中國各大銀行出售股權給外資企業所造成的中國人民的財產損失作了一個初步的統計。其中數據全部摘引如下：
    1．中國工商銀行：2006年，美國高盛集團、德國安聯集團及美國運通公司出資37.8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295億）入股工商銀行，收購工行10％的股份，收購價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盤中價格6.77元計算，市值最高達到2755億元，三家外資公司凈賺2460億元人民幣，不到一年時間投資收益9.3倍，世界罕見。
    2．中國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新加坡淡馬錫控股、瑞銀集團和亞洲開發銀行投資中國銀行共51.75億美元（合人民幣約403億），收購價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盤中價格6.26元計算，市值最高達到2822億元，四家外資公司凈賺2419億元人民幣，不到一年時間投資收益6.6倍。
    3．興業銀行：2006年，香港恒生銀行、新加坡新政泰達和國際金融公司共出資27億，以每股2.7元的價格購入興業銀行10億股，上市后，股價達到37元多，三家外資公司凈賺370億。根據2007年2月12日《參考消息》報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報。該銀行上市募集資金共159.95億，等于全部送給了三家外資公司。該銀行國內發行價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網上網下申購資金高達11610億。
    4．深圳發展銀行：美國新橋投資集團以每股3.5元購買深圳發展銀行3.48億股，目前股價已達35.8元，投資增殖10倍，按照深發展20億多股計算，新橋用12.18億獲得了700多億。根據新橋目前的做法，很快將達到1000億元。而新橋集團本身就是莊家，根本不是銀行，如何能改善我國銀行治理結構？況且整個銀行都被美國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對我國又有什么意義？
    5．華夏銀行：德意志銀行和薩爾•奧彭海姆銀行聯合組成的財團將出資26億元人民幣，購入華夏銀行約5.872億股份，占華夏銀行總股數的14％。每股價格4.5元，現在近14元，凈賺56億多人民幣。目前已被德國銀行控股，500億落入對方手中。目前德國人對華夏已形成了聯合控股，該銀行名義上還是中國（的）銀行，實際已成為外資控股銀行。
    6．中國交通銀行：匯豐銀行（匯豐）持股交行19.9％的股權，出資144.61億元購買91.15億股，每股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現在市價超過10港元，凈賺近800多億，2007年國內A股發行上市又賺取500多億，合計將近1400億，10倍回報。
    7．中國建設銀行：上市前，美國銀行和淡馬錫公司分別斥資25億美元和14.6億美元購買建行9％和5.10－10的股權，每股定價0.94元港幣。發行價格2.35元港幣，最高市價5.35元港幣。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億股計算，2家凈賺1300多億港幣。
    8．浦東發展銀行：花旗集團出資6700萬美元收購浦發行4.62％的股份，超過1.8億股，每股約2.96元，并且協議規定日后花旗集團有權收購19.9％的股份，目前浦發行股價超過38元，花旗凈賺62億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權，一旦行權將賺取62億的數倍。
    9．民生銀行：2004年，淡馬錫控股旗下的亞洲金融公司以1.1（約8億人民幣）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民生銀行2.36億股股份，占民生銀行總股份的4.55％，約3.72元，目前該股已達12元多，加上兩年送配，市值已達50億元，凈賺約40億。
    10。廣東發展銀行：2006年美國花旗銀行以聯合收購的名義，自己出資不過60億，就控制了擁有3558億元總資產、27家分行、502家網點，與世界83個國家和地區917家銀行具有代理行關系，連續多年位列全球銀行500強的廣東發展銀行。并且中國移動、國家電網和中國信托還各搭進去60億，共180億。
    11.渤海銀行及地方銀行：另外，2005年掛牌成立的我國第一家股份制銀行——渤海銀行宣布，渣打銀行以1.23億美元購入即將成立的渤海銀行19.9%的股份，成為其第二大股東。除了參股渤海銀行之外，渣打銀行參股光大銀行有望在2008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資銀行在華進入了加速發展期，中國全部銀行無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資銀行參股或控制。
    12.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保險公司，也是第一家引進外資的保險公司，匯豐集團是平安最大外資股東，匯豐是2002年投資6億美元，50億人民幣投資平安；平安集團20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發行價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幣。今年2月又募集A股資金388億。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團總資產為人民幣3587.18億元，權益總額為人民幣381.04億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億港幣，A股5500億人民幣。
    13.新華人壽：新華人壽即將上市，現在蘇黎世保險持有新華人壽22800萬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為19％，已成為新華人壽的最大單一股東。但實際上，目前新華人壽的實際控制者是東方集團，由于東方實業和東方集團分別持有新華人壽5％和8.02%的股權，再加上東方集團持有新華人壽其他股東的股權，東方集團直接或間接持有新華人壽的股權肯定超過20％（據說，蘇黎世通過中國公司暗中控股已超過56%，投資34億，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億）。
    中國社會科學院左大培先生估計，送給外資的銀行財產至少為1萬億元人民幣，占2006年中國GDP的5％（2006年中國的GDP將近22萬億元人民幣），而中國的全部醫療保健開支也不過占中國CDP的6％。
    左大培先生痛心流涕地稱，“中國銀行已成為外資超級提款機”！
    而這場“銀行改革”最主要理由，據說是，“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可以“換得一個好機制”。
    左大培先生認為，在21世紀初的經濟環境下，對中國的銀行業和整個經濟來說，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外資“購買”中國的銀行股權的那些資金；不僅如此，將國有銀行股權轉讓給外資大金融機構，還會進一步增加中國本來已經過多的外匯儲備，加劇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的宏觀經濟困難，是一種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為。
    美國次級貸款危機爆發，導致美國銀行業和金融業的許多黑幕曝光。權威方面的檢控揭示，美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都發放了許多必然造成壞賬的“異常貸款”，并且將這些“異常貸款”通過許多金融衍生產品的銷售轉嫁給了銀行外的投資者；美國花旗銀行由于次級貸款所造成的虧損還更換了其CEO。這樣的美國銀行連自己的壞賬都控制不住，還談什么好機制？！
    在中國銀行體系內布局，進而控制中國金融機構，剝奪民族信貸主權，這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經濟控制。前段時間的關于中央銀行要獨立的輿論，如若得逞，就更會讓數億中國人民徹底成為美歐經濟殖民地奴隸，國將不國！
    行文至此，不忍再舉其他例子了。而眼下國內，“中國不高興”，“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還在大行其道。
    四、美歐戰略陷阱
    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其回憶錄中，關于中國一章，有這樣的描述：
    20世紀40年代后期中國所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指蔣介石政府派發金圓券，一盒火柴需要幾百塊，作者注），通常被認為是造成動亂，進而在1949年讓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共產黨政權在經濟上最害怕的就是造成社會動蕩不安的通貨膨脹。誠如凱恩斯所言，“列寧當然是對的。顛覆一個社會，沒有任何方法比讓其貨幣失去價值更妙、更有效。其過程，讓經濟法則中的所言隱藏力量發揮破壞作用，而其做法，一百萬人中，沒有一個可以診斷出問題”。
    這樣赤裸裸的進攻性語言，深刻地說明了美國戰略家們用經濟手段摧毀中國的意圖，其形式比戰爭更隱蔽，手段更殘酷，結果更難以預料。這就是和平演變的另外一種含義！這是美國針對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反制手段。在核戰爭的威懾下，經濟博弈已經取代戰爭侵略形式。前面講的美國摧毀蘇聯，就是使其經濟瓦解，不戰而屈人之兵，卻被定義為“冷戰”，就充分說明金融戰爭也是戰爭的一種形式。
    對美國最有利和最有效的金融武器就是經濟新自由主義，其基本命題是：市場自由是好的，市場是萬能的，實踐追求所謂大市場、小政府。所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目標毫無例外都是私有化、市場化，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自由化。
    美元戰略就為美國所謂的“新世界”量身定做了一套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網絡：
    非美元經濟體，尤其是新興國家的實物商品通過這個網絡源源不斷地輸往美國而獲得美元，而這些美元又通過這個網絡源源不斷地流回了美國。美國當初為了進口而支付的美元在世界周游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國。美國的金融體系像變戲法一樣使美國免費獲得了世界的貨物。在這段時期美國通過這種體系吸引了世界外貿盈余國70％的儲蓄！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之一，而且是最大儲蓄國。
    巨大的外匯儲蓄其實是高能貨幣，因此而增發的人民幣導致了國內貨幣流動性過剩，制造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如若控制不好，人民幣就會成為蔣介石政府的金圓券，美歐的戰略就會得逞，中國的和平崛起就會變成美歐的不戰而勝。
    而且，這些外匯儲蓄反映的外資，在中國控制了相當多的民族產業和行業。在吸引外資的全國運動下，各級政府不遺余力，出讓許多經濟利益，甚至不惜損害民族產業以換取外資。往往是引進一筆外資，倒了一批民族工業；外資進入，民資退卻。有人就質疑，外資還要吸引嗎？當年的大英帝國為了讓清政府增加外貿口岸，多與中國做生意，不惜與中國打了一場鴉片戰爭。話雖偏激，道理不錯。資本的趨利性會讓金融流動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中國在30年里引進了幾千億美元的外資，而我們卻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為美國提供了2萬億美元的儲蓄和融資。這是新自由主義為美國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更是對中國30年經濟成果的掠奪。
    不僅如此，這些巨額外匯凈儲蓄還成了美歐日強國逼迫人民幣升值、干擾中國主權信貸的口實。
    人民幣升值是每次中美高層經濟戰略對話永遠的議題——最近一次美國似乎沒有重新提起人民幣升值，換為指責中國實行電力等能源產品的價格管制。而對人民幣的直接攻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特別是1994年，我國進行外匯體制改革，人民幣深度貶值，對美元的匯率比率，由1美元兌2元人民幣，貶值到1：8.3，維持了10多年。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貨幣升值預期的投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單從2002年到2007年間，中國為穩定匯率買進的外匯就超過1萬億美元，而這1萬億美元央行發行了對等的8萬多億債券進入流通，埋下了通貨膨脹的火種……
    2007年“歐元之父”蒙代爾在北京舉行的一次講座上就說，“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必須被視為延緩中國經濟擴張的一項措施”。這位經濟學家表示，中國的貿易順差僅占美國貿易逆差的一小部分，2006年約占美國赤字的10％，美國之所以“挑剔”中國，原因在于中國是一個“復蘇的大國”。
    由于香港是浮動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市場，港元又與人民幣掛鉤，人民幣的貨幣戰爭，更多地是在香港戰場打響的。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唯一挺住了索羅斯的進攻而沒有經濟崩潰的就只有回歸后的香港，保住了香港幾十年的發展果實，但是香港因此也承受了10年衰退。2009年5月以來的最新的經濟數據分析指出，香港和中國臺灣市場又有大批國際熱錢進入……
    延滯中國經濟發展，避免東方出現一個超級大國，經濟鉗制，遏制中國，在這一點上，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地緣政治戰略是一致的。人民幣升值就是日本首先提出來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歐洲慫恿中國出頭挑戰美元．建議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引導美國絞殺人民幣的陰謀。各大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越來越多地體現在經濟平臺上，對此不能不引起中國的重視和警惕。
    先是“華盛頓共識”，接著是加入世貿組織（WTO）的門票，后面就是人民幣升值，政治外交手段迫使你進一步放松資本管制和經濟自由化，再接著是貨幣戰爭，內力和外力擾亂你的經濟秩序。戰爭威脅，貨幣亂象，經濟動亂層出不窮。其背后，是以美元為代表的世界關鍵貨幣主導的剿殺人民幣的美歐戰略陷阱。
    為了幣值穩定，各國大量儲存美元，形成了美國輸出美元，我們輸出商品；我們送給美國低物價和低通脹，美元卻輸出通貨膨脹，輸出經濟危機，達到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經濟殖民的戰略目的。
    圍剿人民幣，日本也是幫兇。筆者一直懷疑日元長期低利率的存在的必要性，現在看來，極有可能是針對中國，或者說利用了中國和歐美經濟博弈的過程，火中取栗。
    前面也講了，日元的長期低利率，卻能在匯率市場保持相對的強勢，就是因為大量的日元套利資本的需求，日本就一直充當國際借款機的角色。目前活躍在亞洲國家股市的投機資本大約有1／3以上來自日本，規模在數十萬億日元，這些資本主要投向中國、韓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股市。
    在美、歐、日等先進國家的長期的軍事封鎖、政治壓制、理論洗腦、經濟摧毀、文化侵略等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的圍剿中，由于戰略和戰術上失敗和各種主客觀原因，導致了中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人民幣在一步步被絞殺在中國經濟亂象中。
    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積弊，似乎都在2007年、2008年集中爆發。有理由相信，在2007年年初，中國就已經發生了實體經濟危機，其最直接的表象就是股市暴跌，中國的股市跌去70％依然“基本面良好”，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按專業術語所說，經濟彈性很好。
    溫家寶總理也坦承，2008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
    有關數據顯示，2008年上半年我國有6.7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2007年央企實現利潤1萬億，2008年徒降到6000億元，下降幅度高達40％；2009年1－2月，我國對外貿易同比下降27.2％。這些變化幾乎是一夜之間發生的，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里也從未出現過。對于已經習慣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們來說，這種情形似乎來得過于突然和出乎意料。
    不可否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次貸危機首先引發的。一個占全球總量1／4的經濟體出現大幅的消費下滑，必然對全球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但是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不同國家在這次危機中的表現不盡相同，我國實體經濟所遭受的沖擊超過了許多國家——這也是美國金融危機陰謀論的出發點，因為危機之中美國是“皮外傷”，而中國是“內傷”。但是中國的問題是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結果，是內力和外力合力的結果，關于這一點將在最后一章講述。
    筆者不是陰謀論的推崇者，但是從前面我們介紹的貨幣戰爭的過程看，國際市場人民幣升值預期，國內則是貶值預期、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國際熱錢、通貨膨脹、結構性矛盾、不均衡經濟等等，都是美元對人民幣絞殺的必然結果，拉美、南美、亞洲經濟危機前無一例外都出現這種混亂局面。
    有好事者總結了這幾十年美國和中國所做的事，雖然偏激，倒也說明一些問題：
    （1）進行了兩次海灣戰爭，中東四大產油國的三個，并直接構成對伊朗的威脅，繼續保持著對拉美國家石油的部分控制。
    （2）大體完成了北約東擴的進程，并繼續在包括中國臺灣地區在內的各個熱點地區制造麻煩。
    （3）在中國等國家還沒有實現從石油變糧食的農業機械化時，它已經通過了反向由糧食變石油的法律，作好了控制世界糧價的準備。
    （4）通過了禁止外國收購美國實體企業的法律，為制造業的重振建好了“防火墻”。
    （5）房地產泡沫完全破裂前夕，“牛刀小試”地完成了一次在世界原油期貨市場操縱油價的戰前演習（指石油從2008年7月147美元／桶跌到2009年年初的最低36美元／桶）。
    （6）大體完成了訓練中國“主流”精英的自由化啟蒙教程。
    與此同時，中國發生了什么變化呢？
    （1）在總體上完成了對公有制經濟的自我摧殘。
    （2）外資企業已經在許多關鍵領域完成了“布眼”的步驟。
    （3）金融體系開始和資本主義世界對接，引狼入室的大門已經敞開。
    （4）農業土地嚴重流失，部分糧食依賴進口，國家糧食安全的薄弱環節暴露無遺。
    （5）環境大面積破壞，可持續發展的源泉開始枯竭。
    （6）石油消耗越來越大，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也越來越大。
    （6）在美國金融危機開始向世界蔓延的關鍵時刻，啟動了農村土地私有化的進程。
    （7）一個對內殘酷壓榨工農、對外屈膝投降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已經形成。
    我們不斷地回顧歷史，我們又在不斷地重復歷史。中國何處去？本書最后一章接著討論。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27期，摘自《美元全球經濟殖民戰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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