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對外貿易關系的形成
 
王炎
 

鴉片戰爭時期，是中國社會和對外貿易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隨著中國社會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獨立自主的對外貿易格局遂逐步演變成受資本列強控制的半殖民地對外貿易關系。

“商品、鴉片、大炮”三部曲

從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初到中國的時候一直到十九世紀初的三百年間，中國的對外貿易總是年年保持著出超的有利地位。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國有豐富的物產和發達的農業、手工業，能夠向世界市場提供大量價廉物美的商品；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工業產品，當時還沒有達到足以排擠中國貨物，從而摧垮中國封建經濟的水平。

在西方各國對華貿易中，英國居于首位。它把歐洲出產的鐘表、玻璃制品、毛織品、金屬和在印度、南洋掠奪來的香料、藥材，以及從印度掠奪來的棉花，英國本土生產的棉織品運到中國出售，再從中國運走大量的茶葉、生絲、土布、絲織品、陶器、糖、大黃、樟腦、水銀等。

中國社會經濟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這種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品的輸入有著頑強的抵抗力。同時，清政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對外采取“閉關政策”，限定廣州一口通商，制止外國人在華任意活動，對正當貿易進口的貨物也要征收高額關稅。十八世紀中期，中英貿易總值相抵，中國平均每年出超白銀五十萬兩到一百萬兩，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每年出超的價值，高達白銀二三百萬兩以上。（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1頁。）

圍繞著貿易問題，英國人要求清政府取消限制，放寬貿易，但當時的乾隆皇帝和嘉慶皇帝毫不退讓，堅持民族保護政策，客觀上起了防范資本主義入侵的作用。

然而，“殖民制度宣布，賺錢是人類最終的和唯一的目的”。（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2頁。）英國殖民者認為，這種情況對于他們是極端不利的，千方百計要攻破清朝的金鎖銅關，改變他們在對華貿易中入超的困境，便不顧一切道德與人間羞恥，向中國大量傾銷鴉片。

鴉片是一種昂貴而又使人墮落的毒品。最初吸食的只是少數紈绔子弟。后來許多官吏、士紳、地主、商人，以及依附于統治階級的各種人物，如差役、兵丁、僧尼、道士、妓女等，還有一部分游民無產者也吸食起來。經常吸食鴉片，會慢性中毒，體力日衰，意志萎靡，以致逐漸成癮，喪失勞動力。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煙販，將鴉片走私輸運到中國后，利潤高達每箱一千銀元。在高額利潤的刺激下，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急劇增加。

煙毒的泛濫，引起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清朝統治階級不僅更加腐敗，同時也更加殘酷地壓榨人民；中國社會有限的購買力大量被鴉片吸收，造成工商業的普遍蕭條和衰落；鴉片也毒害了我們民族的身心健康，摧殘了社會生產力。

煙毒的泛濫，卻給西方資產階級帶來了利益。中英之間的貿易逐漸發生了變化，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從三十年代起，在英國輸入中國貨物總值中，鴉片占二分之一以上。英國每年從中國掠奪的白銀達數百萬兩，（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第103頁。）鴉片貿易在當時是一本萬利的買賣，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按鴉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稅率征稅，每年收入稅款達一百萬英磅左右，約占全年財政總收入的十分之一。鴉片稅成為英印殖民政府的“一個重要的稅源”。（《英國藍皮書》，《鴉片戰爭》第2冊，第645頁。）

清政府曾多次下令查禁鴉片入口，煙毒反而愈演愈烈：走私毒品，行賄受賂；拿傭金，吃回扣；雇傭買辦，坐地使奸，一時風靡沿海，驅動著近代以來對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其結果，“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充實英國國庫”。（《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頁。）

清廷朝野的有識之士奮起呼吁嚴禁鴉片，道光皇帝終于在1838年12月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前往廣州查禁鴉片。林則徐對外國（主要是英國）商人的要求只有兩條：繳出現存的鴉片，出具永不偷運夾帶鴉片的甘結。作為一個深受鴉片走私侵略毒害的主權國家，中國有一切理由和一切必要這樣作。林則徐只是由于英國領事義律保護不法鴉片販子，抗拒繳煙，才采取封艙手段。當英商繳煙方及一半時，林則徐就下令解除封艙，恢復貿易。他的態度十分明朗：“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林則徐集》，奏稿中，第705頁。）即禁絕偷運鴉片，保護正當貿易。就連外國人辦的《澳門月報》也說：“鴉片系不法之貿易，中國官府理應禁止。因禁鴉片盡其所能而行，所事皆是公正合理之事”。（《鴉片戰爭》，第2冊，第372頁。）

但是，英國資產階級和英國政府并不這樣認識問題。一想到中國禁煙所引起的連鎖反應，英國的“稅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萬磅的損失”。（《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的史料》（下），載《經濟研究》1955年第2期第110頁。）他們的心情馬上沉重起來，隨即發出一片侵華叫囂，他們成立了一個倫敦九人委員會作為策動侵華戰爭的指揮中心，授意政府正式作出向中國出擊的決定。就在外交大臣巴麥尊給義律的訓令和致清政府的照會中，赤裸裸地提出了一系列侵略要求，包括賠償煙價，割讓沿海島嶼，開放通商口岸，領事裁判權等等，完全超出了正當貿易的范疇。而這些非份要求，在大炮的淫威下，經過清政府之手，都寫進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之中。

“商品、鴉片、大炮”三部曲的歷史進程，清清楚楚地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平等、正當的國際貿易對于中國社會繁榮進步有益；非法的走私貿易則對中國的道德和經濟有損害；而槍口下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貿易關系，則是半殖民地化的開始。

中國對外貿易主權的喪失

資本主義的“貿易和掠奪一樣，是以拳頭為后盾的”。（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鴉片戰爭揭開了資本列強大舉入侵中國的序幕。繼此以后，外國侵略者對中國發動了英法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等強權侵略。這些戰爭都以腐敗的清朝政府失敗、在炮口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告終。根據這些條約，列強在中國奪得了開辟通商口岸、設立租界、協定關稅、海關管理、領事裁判、沿海貿易、內河航行以及片面的最惠國待遇特權，使中國的對外貿易被資本列強所控制，喪失了獨立自主的主權地位，起不到保護民族工商業和協調發展社會經濟的作用。這是鴉片戰爭后清朝對外貿易的主要特點，也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對外貿易開始的最主要的標志。

1．開辟通商口岸和租界制度

開辟通商口岸是當時資本列強對中國外貿保護政策的強烈沖擊。

鴉片戰爭前，中國主權在握，嚴格限制廣州一地通商。戰后，列強威逼清廷開放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作為其擴大侵略的據點。中英《南京條約》規定：“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以下條約引文，均出自本書，不一一注明。）到九十年代初，中國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已有34處之多，對外貿易出現喧賓奪主的局面。

不僅如此，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還規定，外商“在五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準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并設立醫院、禮拜堂及殯葬之處”。1845年英國領事與上海道臺“商談”，頒布了《土地租賃章程》；1849年和1854年法美兩國也先后在上海劃定居留地范圍。1854年，英法美三國又片面地修改土地租賃章程，規定外國土地租賃者有稅收、財政、交通及警察等一切市政府的權利。同時，在“居留地”成立了“Municipal Council”（即市議會，市政府之意。為欺騙中國人民，以“工部局”的譯名來代替）工部局，握有行政和司法大權，變成了國中之國的租界，控制著中國的對外貿易，也成了支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中心據點。

2．“協定關稅”與海關行政權

關稅自主是一個國家進行平等的對外貿易，保護和發展民族經濟的重要主權。

鴉片戰爭前，中國關稅自主，戰后，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奪得了“協定關稅”的特權，《南京條約》第一款規定：英國商人“進出口貨稅納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又強迫清廷規定大部分主要進口貨“值百抽五”的原則。這個稅率比中國原有粵海關實征稅率降低了58—79％。《善后條約》又規定，除例外（茶、絲、鴉片）及免稅（洋人日用品）以外，進出口貨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征稅，這個稅率比前定原則又降低了13—65％（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59頁。）。《天津條約》規定洋貨從口岸進入內地只納一次子口稅，稅率為“值百抽二點五”，以代替一切內地稅，極大地方便了外國商人在中國牟取暴利。

在奪取“協定關稅”特權的同時，列強還以“幫辦”的名義，千方百計地控制中國海關，使中國喪失了對外貿易的行政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正式規定：各口“劃一辦理”，“邀請英人幫辦稅務”。此后，英國人李泰國、赫德等長期把持海關總稅務司，中國的對外貿易反而要聽憑外國人擺布了。

3．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

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都是涉及外貿主權，不允許外人染指的領域。

鴉片戰爭后，列強日益覬覦這兩項特權，以擴大其商品侵略。《望廈條約》載有：外商在“五港口之船只，裝卸貨物，互相往來，具聽其便”。《天津條約》更明確規定：外國商船可在通商口岸之間自由轉口，對商品只征一次關稅，轉到他口時不得重征。同一個《天津條約》還規定：“長江一帶各口，數國船只俱可通商……”該條約又規定：“英國民人準許持照前往內地各處游歷通商”，中國政府對英人“雇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阻”。這就使得列強擁有了內地貿易權和內河航行權。1896年海關總稅務司頒布的《華洋輪船駛處中國內港章程》是對以上規定的進一步肯定。與進出口貿易很有關系的交通運輸事業通過這些條約受到了侵犯。

4．領事裁判權

領事裁判權是資本列強擴大、盜用外交豁免程序，破壞中國司法權的無理規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條說：“倘遇有交涉訴訟，管事官（領事）……即移請華官會同查明其事……其英人如何種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這一規定原本對于刑事案件而言，中美《望廈條約》進一步擴大適用范圍，由刑事推廣到民事，由五口推廣到整個中國。其他各國也援例照搬。這樣，走私、販毒、拐賣人口、賄賂官府等一系列明目張膽違背一般國際貿易準則的海盜行徑根本不可能受到中國官方的正義審判與懲戒，半殖民地的中國成了外國冒險家們的樂園。

5．片面的“最惠國待遇”

片面的最惠國待遇，是危害中國主權的最主要的特權，它使中國變成了列強共同宰割的對象。所謂最惠國待遇，本是國際通商條約中一個常見的互利條款，雙方都有義務和責任將已經給予或即將給予第三國的經濟貿易優待條件，同樣給予締約國的對方。資本列強片面地歪曲運用這一原則，只要中國給予列強各種優待，自己卻從不準備給中國任何貿易上的優待。列強還將最惠國待遇從經濟領域擴大到政治領域，變成了“利益均沾”和“門戶開放”政策的理論依據。從《虎門條約》、《望廈條約》到《天津條約》所規定的這一系列條款，暴露了資本主義列強的貪得無厭。

上述歐美各國在中國奪得的種種特權表明：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對外貿易完全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不平等條約已經給它打上了可怖的半殖民地烙印。

最慘痛的一頁

翻開近代貿易史，斑斑血淚躍然紙上，觸目驚心！資本列強無惡不作，走私、販毒、拐賣華工，構成了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史上最慘痛的一頁。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鴉片貿易在英美政府包庇下以更大的規模發展起來。“在上海，鴉片在海關關員的面前公開通過，而且是唯一不受檢查的進口商品”。“在廣州，外國商船把鴉片運到城鎮，并由官船靠攏來提卸”。“在廈門，鴉片躉船泊在與海關附近的地方，并不畏懼中國官吏的干涉”。“在寧波、福州及汕頭，鴉片貿易也是同樣的公開”。（姚賢鎬等：《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一冊，第422頁。）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列強通過《天津條約》規定：“洋藥（鴉片）準其進口，議定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毒品被當作“藥品”納稅進口。但“只準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也要受到查禁，或須按特殊藥品負擔沉重的內地稅厘。1885年，清政府在英美的壓力下正式規定鴉片正稅與內地稅一并征收，每百斤一百一十兩。從此，鴉片進口“合法化”，鴉片貿易通行無阻，鴉片輸入量激增。四十年代，平均每年從印度輸入的鴉片超過三萬七千箱，五十年代平均每年達到六萬八千箱，（D．E．Owen：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六十年代以后，平均每年合法進口五萬箱，非法（走私）進口二萬箱，（姚賢鎬等：《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第858頁。）共計七萬箱以上。金額達七八百萬英磅，折合銀元在二三千萬元之間。從鴉片貿易中，英國的東印公司獲得大量的利潤，英屬印度政府也分得大宗的稅金，四十年代，鴉片稅占印度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七分之一，在五十年代進而為六分之一。而戰前的三十年代，僅為十分之一，相差十分懸殊！

邪惡的鴉片貿易，吞噬了中國大量資金，妨礙了正常的對外貿易。“只要取消鴉片貿易，中國可以在它對英美貿易大致出超八百萬英磅這個數字的范圍內逐漸地吸收更多的英美商品”。（《英中條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605頁。）或者吸收歐美各國先進技術，發展自己的民族工商業。然而資本列強無恥地以鴉片扼殺了近代中華民族經濟的生機。

伴隨鴉片貿易而來的是走私貿易。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是鴉片走私的中心。從印度和其他地方運來的鴉片，首先在香港集中，然后分散到各地去。南起廣東，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都變為鴉片船巡回出沒的地方。上海和廣州是兩個最大的鴉片輸入口岸。

資本列強不但進行鴉片（違禁品）走私，同時也進行一般商品走私。

五口開放以后，商品走私迅速地從廣州擴大到其他口岸，并且隨著時間的進展而日益嚴重。五口中當時以廣州、廈門、上海三處的貿易最為發達，走私在上述三口也特別猖獗。

根據英國領事雷頓縮小了的估計，1846年廈門走私的貨物占全年貿易額的百分之十三。1852年江南道監察御史梁紹獻在給清政府的報告中也指出廣州走私的嚴重情況。他舉冰糖、綢緞為例：以前廣州出口的冰糖，每年不下五六千萬斤，到1846年的海關稅冊上外銷冰糖只一千五六百萬斤；綢緞原來也是大宗的出口物資，但“近年稅冊俱覺寥寥”。（《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鈔本），冊一上，頁66—67。轉引自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76頁。）不用說，這些大宗的外銷物資變成私貨出口了。

在五十年代，外國商人除公開走私外，還用了多種多樣的欺騙手法，達到逃稅的目的。例如把生絲兩包捆成一包出口，將每匹征稅一錢五分的白洋布冒充每匹征稅一錢的原色洋布（粗布）進口，成了他們慣用的手段。更奇怪的是：外國商人往往在布匹進站后，借口貨物在當地不能脫售，短期內又用原裝箱子改裝生絲，貼上原有的商標，作為并無“拆動抽換”的“原包原貨”出口，而且公然要求海關退還已經交納的進口稅。（A．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 第144頁。）

當時在中國的外國商人，幾乎全部都從事走私活動，走私的范圍也擴大到尚未開放的溫州、汕頭、淡水等口岸。東南沿海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嚴重局面，極大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此外，大規模掠賣華工是資本列強這一時期在中國犯下的一項比鴉片貿易和商品走私更卑劣的罪行。當時，“英國的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特別是秘魯和古巴的墾殖者，把中國看作是為發展他們的大地產而招募勞工的一個場所”。（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2卷，第179頁。）拐賣華工的海盜商人，把被他們掠獲的中國勞工叫做“豬仔”，先囚禁于名曰“豬仔館”的監牢中，剝得一絲不掛，按照預定的目的地，在胸前烙上C（古巴）、P（秘魯）、S（散得維齒群島）等字母。若有人表示不愿去。立即鞭笞吊打。裝載華工的船，名曰“浮動地獄”。華工登船后便被密集裝入夾板艙底鎖住，艙門上再釘以鐵條。在長途航行中不給淡水喝。喝水須先經批準，每次只準用細竹管吮吸幾口，有時因私自喝一杯水，便被活活打死。船艙中常常疾疫流行，華工生病稍重便被拋入大洋。如有反抗，立即展開大規模的鎮壓屠殺。中國人民在這種虐待下，被打死、燒死、渴死、病死、淹死的成千上萬。幸存者運到美洲等地后，即被高價出賣，日夜勞作，直到血汗榨干，折磨而死。就連英國的外交大臣克拉蘭敦也不得不承認，“豬仔貿易”是“一種與奴隸貿易毫無區別的貿易”。（W．C．Costin：Greal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P174．）

經營這項罪惡勾當的，在六十年代以前，英國居第一位，美國次之；六十年代以后，美國超過英國，成為罪魁禍首。廈門是豬仔貿易的最大中心，上海、廣州、汕頭、港澳等東南沿海各地，到處都有發生，以致使許多城市成為恐怖世界。在上海，“鄉人賣布糶米，獨行夷場（租界）者，輒被掠去”。（黃鈞宰：《金壺七墨·遁墨》卷四。）在廣州，“就在光天白日之下，只要人們離開自己的住宅，那怕是走到通衢大街，誰也免不了有被人綁架而去的危險”。

外國人販子究竟從中國掠販了多少苦力華工出洋，這是一個難以估算的數字。據不完全統計，被掠販到南洋各地的苦力華工，僅在1881－1898年間就達194萬人；被掠販去古巴和秘魯的苦力華工，在1847—1874年就分別達到14．3萬和12萬人之多；被掠販到美國的苦力華工，在1848—1882年就有30萬人，平均每年約有一萬人。有人粗略估計，截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約有一千萬人次苦力華工被掠販出洋，（以上數字均見彭家禮：《十九世紀開發西方殖民地的華工》，載《世界歷史》1980年第一期。）地域遍及全世界。參與這項掠販活動的，則幾乎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的對外貿易關系，就伴隨著這樣慘痛的血雨腥風……

半殖民地對外貿易的形成

鴉片戰爭后，資本列強憑借不平等條約奪得的特權，以通商口岸、租界為據點，以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權為護符，通過沿海貿易和內河航行這兩個渠道，深入內地，傾銷商品，掠奪原料，進而走私販毒，掠賣人口，改變了舊中國對外貿易獨立自主的地位，形成半殖民地對外貿易的格局，其主要表現特征有以下一些：

1．買辦階級的產生

鴉片戰爭后，在通商口岸出現一批為外國商行推銷商品和收購土貨的買辦商人，其中有不少是原來在廣州的公行商人和鴉片販子。

“買辦”，即所謂“康白度”（出自西班牙語Comprador），他們直接受雇于外國商人，與外商的權利、義務關系，由契約規定。他們的身份不再是鴉片戰爭前受公行控制的“采買者”或“采辦員”，而是外國資產階級所延攬、雇傭的居間人或代理人，是外國侵略中國的工具，是對外貿易中損國利洋，居間肥私的投機者。

由于買辦和買辦商人的忠實服務，資本列強迅速在各通商口岸建立了巨大的侵略勢力。一位西方資產階級人士心滿意足地追述當時上海的情形說：“這個新地方的交易方法，遠較廣州公行統制下為自由、有利得多。外國商人派遣中國代理人，信任他們，給以大宗款項到內地去直接采購外商所需要的絲和茶。這就開辟了更大的出口貿易，遠非廣州所可比擬”。（《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474頁。）國際資產階級的這批代理人也在他們從事買辦活動中獲得了巨額財富，他們從外國洋行取得薪金，或者作為企業合伙人分得利潤，作為經紀人取得大量傭金和回扣，利用外資勢力經營自己的產業，從各方面聚斂剝削。有些人在短時間里驟然獲得數十萬、上百萬，以至數百萬的資產。外國侵略勢力越擴大，買辦、買辦商人的勢力和他們占有的社會財富也就跟著增加。

外國侵略者在經濟領域實行買辦制度，是為了侵略的方便和必要。買辦制度的推廣，使一個新的階級在中國社會中產生，這就是買辦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從它誕生時起，就成為西方資產階級的附庸，扮演著對外貿易、國際關系乃致政治舞臺上的反動角色。

2．洋行操縱進出口貿易經營權

資本列強設在各通商口岸的商業洋行是在華推銷商品和掠奪原料的經營機構。西方資產階級侵略的勢力加強，在華的洋行就得到迅速發展。據統計，1872年各國在華的洋行和外商人數，已增加到343家，3，673人，1882年更增至440家，4，894人，1892年竟達579家，9，945人之多！（《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第1000頁上的統計表。）其中，英國勢力最大，約占2／3左右，比較著名的洋行有英國的怡和洋行、沙遜洋行、義記洋行，美國的旗昌洋行，德國的禮和洋行等。

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各國還在中國設立銀行、輪船公司和各種加工工廠，既可以控制中國的金融和交通事業，反過來又從運輸業務、金融外匯業務以及包裝加工業務等方面保證洋行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控制與操縱。

洋行一方面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特權地位壟斷和控制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具體業務，還進一步與買辦勢力相結合，勾搭售奸，豢養起一批經濟侵略的幫兇。洋行借助買辦勢力，控制了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實際經營權，使中國的對外貿易實際上是與在華的洋行間的貿易。進口貿易實際上變為與在華洋行進貨的貿易，出口貿易實際上也是出售給洋行的貿易。

洋行和買辦控制中國進出口貿易實際經營權的情況，表明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化的對外貿易關系已經形成。

3．外資在華勢力的消長決定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地理方向

半殖民地化對外貿易關系的一個特點，是列強對中國外貿的控制，隨列強在華勢力的消長而變化。

英國在鴉片戰爭前和戰后的一段時期，一直居于中國對外貿易的壟斷地位，進出口貿易總額達85％以上。但到60年代以后，由于美、日、德、法、俄等國加緊與英國的競爭，特別是美、日兩國在華勢力的擴大，英國在華的壟斷地位不斷削弱。到1895年英國（包括印度和香港地區）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已下降到66％。

美國和日本隨著對華侵略的擴大，對中國的貿易急劇增長。據統計，1870—1895年期間，美國對華貿易增長了十三倍！美國的粗棉布、煤油對華輸出大增，特別是粗棉布已大大超過英國而居優勢地位。日本在這一期間的對華出口增加了六倍，對華進口增加了十六倍！對中國資源的掠奪，已大為加強。例如棉花，1880年中國棉花對日出口已占日本棉花進口總值的95％以上。可見，半殖民地化對外貿易的進出口貨源的主要地理方向，完全由外資勢力所支配。

4．外國資本的需要決定中國進出口商品的具體內容

資本列強控制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變中國為它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這就使得中國進出口商品由外國資本的需要來決定，反映在具體內容上，進口以消費品為主，出口以農副礦產品為主。

據鄭觀應記述，鴉片戰爭后資本列強向中國傾銷的新小商品就有：洋藥、洋煙、洋酒、洋糖果、洋水果、洋咖啡、洋毯、洋手巾、洋紐扣、洋針、洋線、洋傘、洋燈、洋紙、洋釘、洋竿、洋墨水、洋牙刷、洋肥皂、洋火、洋鐘表、洋玻璃器具等等，全部是生活用品！這些新小商品以未列名雜貨進入海關統計，其數值與比重在逐年增長：1867年共計150多萬海關兩，占進出口總值的2．72％；1893年為1520萬海關兩，占進口總值的10．07％，二十五年間，其數量增長了十倍，其比重增長了四倍。（《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第1116頁附表。）

這些生活用品（以當時的社會生活水平和洋貨的高昂價格而論，大多數屬于奢侈品范疇）的輸入，雖也帶來一些方便、適用和進步的新因素，但更多的是對華侵略、沖擊的消極性影響。因為這類日用消費品，在社會風氣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和毒化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東南沿海一帶和京津地區，吸洋煙、喝洋酒、玩洋物一時成為十分時髦的事情，不僅買辦、官紳等上層人士腐化享用，一般民眾也有人紛紛摹仿，甚至習染到內地，崇洋媚外，風尚為之一改。時人揭露世風衰敗時說：“內外富室貴胄無不尚洋貨”，“凡物之精好貴重者，皆加‘洋’稱”，社會上“戴眼鏡，吸洋煙”，“吃番酒，帶洋元”已經相當普遍，形成一種令人擔憂的社會風尚。（包世臣：《安吳四種》，傅樵村，《成都通覽》。）

如果再加上大宗進口的棉織品和鴉片，則純消費品的進口的比重也更大，幾乎占總值的80—90％。而出口方面，傳統的絲茶貿易之外，為適應外資的需求，駝毛、羊皮、羊毛、牛皮、豬鬃、錫、豆類、原棉等新品種不斷擴大輸出，特別是錫和豬鬃，由于英國的需求增加，成為對外貿易的搶手貨。

這種情況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鴉片戰爭后，中國已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旋渦，成了資本主義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的供應地，“它們控制了中國的海關和對外貿易，控制了中國的交通事業（海上、陸上的，內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們便能夠大量地推銷它們的商品，同時又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于帝國主義的需要”。（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5．沉重的負擔：長期巨額入超

鴉片戰后，對外貿易的急劇增長是資本列強加緊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資源的結果，而進口的增長大大超過出口，使中國對外貿易出現嚴重的入超，這是鴉片戰爭帶給近代中國的一個重大變化。

60年代以后，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便日趨嚴重。到1877年，近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便年年入超，一直連續了七十三年，到全國解放。而且，入超額也日愈驟增：1865—1880年的十六年間，入超凈值為4572萬兩，平均每年約286萬兩；而1881—1894年的十四年間，入超凈值便增加到30895萬兩，平均每年為2200多萬兩，為前者的七倍多。（參閱姚賢鎬等《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1033頁。）

對外貿易的長期巨額入超，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加以其他需求，迫使晚清政府和民國政府不斷舉借外債。僅甲午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的十八年間，清政府所借外債就高達白銀12億兩以上，（徐義生《中國近代外債統計資料》第90頁。）平均每年達6700萬兩。從而使近代中國之命運，陷入萬劫不復的輪回之中。資本——帝國主義通過侵略性的對外貿易帶給近代中國的災難與苦果，于此是再清楚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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