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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 是一個被頻繁使用的術語,其含義和所指經常含混不清、模棱兩可。本文試圖挖掘其思想史中包含的秩序和條理,厘清其概念的不同視角,以便達到對地緣政治學性質的認識。在地緣政治學思想史中,我們可以提煉出幾個清晰的視角:第一,人—境關系的視角;第二,大戰略的視角;第三,現實主義政治的視角;第四,國際體系結構的視角;第五,后現代批判的視角。地緣政治學的性質就蘊含在這五個視角的有機融合之中。 

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著領土主權國家的權力、功能及其權威。雖然國家仍享有對內最高的統治權和治理權，對外獨立自主的權力，但是民族國家已經不能完全控制發生在自己國家領土范圍之內的事件，無論在傳統的安全領域還是非傳統安全領域，全球體系幾乎把所有國家整合到一起。全球的交通與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得領土主權國家內部產生了新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形式，這些新的組織形式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家邊界，全球化的發展改變了它的存在方式，但這并不是說傳統的邊界失去了政治、經濟等意義，而是被人們一貫認為的作為現代領土主權國家的邊界遇到了問題。在不斷發展變化的全球秩序下，民族國家要想在區域整合的過程中參與全球化進程，就必須讓國家更具有開放意識，只有這樣，地緣政治的合作觀念才能得以落實。

同國家干預主義理論的爭論中不斷發展壯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流經濟思潮之后，通過其所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向發展中國家以及轉型國家迅速傳播，并成為WTO 建立的經濟學理論基礎。但由于新自由主義堅持形式正義，否認實質公平，未能真正考慮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地位的懸殊狀況，發展中國家不能獲得真正參與市場競爭的公平機會，形式正義掩蓋的是不平等的實質，導致WTO 法價值生態出現危機。

帕沙·查特吉大概是中國學術界最熟悉的陌生人。說他熟悉，是因為他在中國學術界有著非常高的曝光率，作為庶民學派最主要的理論家，他頻繁穿梭于北京、上海、廣東、香港和臺灣地區的高校及研究機構之間，舉辦各類演講與座談。說他陌生，是因為國內學術界對于其庶民研究之外的思想研究，包括后殖民民族主義研究以及國家偶像研究所知甚少。在本文中，筆者將與讀者分享其有關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的基本思想。在全球化時代，作為西方民族主義極端表達的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是否消亡? 而東方族群的民族主義又出現了什么樣的重要變化?

弗蘭克認為，世界體系不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是擁有5000 年歷史的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其中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是真正的平等的世界體系，而且是未來世界的歷史進程的方向。他的世界體系理論幾乎顛覆了沃勒斯坦的判斷。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新理論包含了顛覆性、全球學視野、反傳統和反權威精神、超越意識形態糾纏以及選擇經濟要素分析等理論個性。當然，它也存在諸如選擇單純的貿易要素分析、超階級分析的歷史觀、從貶低到全盤否定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貢獻、倚重結構主義方法等理論不足。因此，從本質上看，弗蘭克的分析不具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性。 

“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被視為一種應對冷戰后新的國際關系和世界格局的政治思潮，是全球化加快推進、世界格局劇烈變動的產物，是帝國主義演變的新形式和新階段。它將當今世界各國劃分為不同類型，并把“失敗國家”看做最大的威脅;宣揚美國的強勢地位，主張美國有責任發揮領導作用;認為傳統的手段難以阻止新的威脅，主張采用。新帝國主義“手段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秩序;主張采取”雙重標準“，實施。先發制人”、“單邊主義”戰略。“霸權穩定論”和“民主和平論” 是其兩個理論基點。“新帝國主義”不僅適應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需要，而且為冷戰后西方發達國家繼續控制和盤剝廣大第三世界、攻擊和顛覆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套理論和政策的依據。

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我們應堅持唯物辯證的觀點，既正視它的存在，又認清它的地位。列寧指出：“辯證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范圍內確實就包含著新社會的因素，包含著它的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會主義者應當善于區分部分和整體，應當按整體提口號，而不是按部分提口號”。 [12](P371) “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這一提法本身，表明社會主義因素還只是“部分”。要使它發展為“整體”，必須實現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變革。

近年來，學界對于中國近代以來土地問題的討論、對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與西方學術界為主流的現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來中國的土地問題與城鄉關系再認識，核心是需要重新處理地權、賦稅與租佃關系的變動。其中，太平天國之后江南地區的城鄉變革與階級分化尤其關鍵，它導致國家與地主、農民之間租稅關系劇烈變動，使得城鄉分化、階級分化與鄉村治理關系的變革成為近代歷史的主旋律——這一點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來，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進入艱難的鍛造歷程，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城鄉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過程再造了中國社會20世紀以來最主要的階級關系，它成為20世紀中國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

“國家一政黨”體制在中國有漫長的歷史，且不說這種體制與古典天下體系有某種連續性，民國以來形成的“國家一政黨”體制及其演變，足以體現出中國人應對現代政治生活的獨特方式。“國家一政黨”體制在中國，而目前對“國家一政黨”體制的研究卻在國外。我們身處其中，卻日用而不察。因此，真正關心中國憲政法治建設者，不能不認識“國家一政黨”體制、研究“國家一政黨”體制，從而改革“國家一政黨”體制、完善“國家一政黨”體制。也許，就像美國憲法中的反多數難題一樣，“國家一政黨”的權力劃分難題可能會帶給中國學者持久的困惑。

在資本主義經濟長期波動的理論中，馬克思主義和新熊彼特派分別構成了兩類各具特色、具有明顯互補性質的派別。在馬克思主義一派中，又有曼德爾、調節學派、SSA學派的理論。后兩種理論試圖把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運動規律與具體歷史相結合，發展一種中間層次的制度分析，并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檢討了SSA學派和調節學派的理論，在強調其功績的同時，也力圖指出其方法論上的局限。并從技術、經濟、制度協同演化的角度，對以佩蕾絲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比較，探討了建立一種新綜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