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1947— )大概是中國學術界最熟悉的陌生人。說他熟悉，是因為他在中國學術界有著非常高的曝光率，作為庶民學派最主要的理論家，他頻繁穿梭于北京、上海、廣東、香港和臺灣地區的高校及研究機構之間，舉辦各類演講與座談。說他陌生，是因為國內學術界對于其庶民研究之外的思想研究，包括后殖民民族主義研究以及國家偶像研究所知甚少。在本文中，筆者將與讀者分享其有關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的基本思想。在全球化時代，作為西方民族主義極端表達的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是否消亡? 而東方族群的民族主義又出現了什么樣的重要變化?

　　“殖民例外”為帝國主義提供合法性

　　為了揭示全球化時代的權力本質，查特吉提出“新帝國主義”概念，他認為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主義在本質上秉承了舊殖民主義的基礎原則——“殖民例外”原則，并簡要勾勒出一幅殖民主義運作的圖景。

　　殖民主義運作的第一步是宣布“殖民例外”，比如西方殖民者向世人展示了代議制作為現代政治的治理方式如何切實可行，卻指出這對于愚昧落后的殖民地群體并不可行，必須由宗主國負責直接管理。其中的動機是為了實行直接控制，緊接著的工作就是教化和指導：帝國必須教育、管理殖民地國家，以幫助它們趕上普遍標準。歷史上，帝國的教化只有暴力的教化和文化的教化這兩種形式，殖民地要么受武力強制管控，要么必須接受文化教育(即所謂“開化”)。現代帝國主義的歷史基本上是由這兩種教化手段交替結合而成，不同時期強度不等。

　　全球化時代的所謂介入行動的基礎依然是“殖民例外”原則。在聯合國掌握著話語權的西方大國依然在充當法官，運用這個原則，它們依然可以有效實現對他國實行政治與經濟控制。那么，全球化時代的各種介入行動究竟是帝國主義還是正義的呢?查特吉指出，判斷的唯一標準就是看一系列規范性操作實踐是否平等適用于地球村的所有成員。所有對這一規范的偏離都是帝國主義的標志。19世紀到20 世紀中期帝國主義的所謂“殖民例外”原則包含一系列操作手段——從外交施壓到強制提供關稅優惠，再到武力侵占、領土吞并。在全球化時代，這個原則依然被頻繁地操弄。查特吉把新帝國主義話語的核心表達簡稱為“國際責任”，這套話語比舊殖民時代的“文明使命”之類的帝國主義話語更具有霸權性，它幾乎無所不包，既包含了他國內政方面的事務，比如國家內的種族、宗教沖突甚至政府治理方式，也包含了他國的領土爭端等外交事務。美國及其盟國既是這套話語的始作俑者，也是這套話語的終極裁判者，它為帝國主義入侵，也即所謂國際介入行動占據道德制高點提供了合法性。

　　經濟困局推動帝國主義復活

　　查特吉也深入考察了全球化時代帝國主義復活的內在推動力的問題，他認為，我們首先必須糾正這樣一個錯誤認識：19世紀早期英國殖民地急劇膨脹的原因是因為國內市場飽和，金融產業在海外的投資越來越多，資本家手里“未實現的剩余價值”只有通過把生產資料投入到更多非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才能變成有成效的投資。查特吉研究發現，這些帝國主義資本并非都流向了新殖民地。例如，1913年，英國輸出資本中的75%流向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拉美地區，只有10%進入印度和南非;法國輸出資本基本上都流向了俄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只有9%進入殖民地;德國輸出資本中，13%流入殖民地，其他則去了別的地方。而瑞士或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歐洲國家雖然具有同樣的公司結構，也大量輸出資本，卻似乎沒有占領殖民地，也說明了這樣一種解釋不合理。

　　查特吉認為，全球化時代帝國主義復活的直接推動力是西方大國意圖建構有利于跨國公司全球利益壟斷的政治與經濟架構。過去20多年，查特吉記錄了跨國集團與政治精英間的這種連體關系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其中石油巨頭、軍火商是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最大的企業。西方大國政府為了擴張跨國公司在不發達地區的利益，往往采取非正式的外交手段甚至武力鏟除反美政權(無論是否所謂民主政府)，培植親美政府，打擊競爭對手的利益，最終幫助這些跨國集團實行對窮國資源的壟斷。美國在北非與海灣地區軍事介入之后，產生了一系列民主政權，似乎加速了這些國家的現代政治轉型。但查特吉認為，西方，從學者到政客，對于非西方民主國家有著長期的觀察與思考，他們明白，在這些部落林立的國家，民主制度根本不可能良好運轉甚至無法運轉，最后的結果是出現一個個弱小甚至癱瘓的民主政府，比獨裁政府更容易屈從于跨國集團，因為獨裁政府具有更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能夠有效利用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來損壞甚至驅逐這些跨國集團。

　　那么，帝國主義是否會在可見的未來走向衰亡呢?查特吉認為，形勢不容樂觀，因為西方大國面臨的經濟困局與它們無可匹敵的軍事優勢之間出現落差，很可能導致帝國主義民粹勢力重新抬頭。查特吉指出，隨著經濟危機時代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西方民間可能出現排外浪潮，而政府可能會在與小國的相處中頻繁使用武力，越來越傾向于先發制人的打擊、顛覆本土政府，對別國進行軍事占領，從而保住跨國集團在全球化鼎盛時期收獲的各項特權。

　　現代民粹主義運動的訴求模糊

　　在全球化時代，如果說新帝國主義是現實的存在，那么，民粹主義興起則是這個時期民族主義的另外一個特點。在民族主義的討論中，查特吉總是將之與民族或身份政治問題聯系到一起。他在論述民族與身份政治的時候區分了兩種構想：建立在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權基礎之上、同質化的民族構想;建立在人口集群基礎之上的異質化的社會構想。在當代政治領域，二者通過政府治理工具聯系在一起。現代治理技術能夠靈活地利用同質化的民族構想來建構國家團結，同時在需要的時候，又能夠利用異質化的社會構想分裂龐大的社會集群，把不同利益群體分隔開。

　　但在全球化時代，被治理者顯然受惠于跨國信息的全球傳播，能夠重新思考他們自己當下的處境，也就是，他們有可能暫時放棄異質的種族、宗教、地域等前現代身份，在不同民主要求之間建立對等關系，把它們統歸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所謂“人民”的同一呼聲之下。查特吉指出，這里并不是說所謂的“人民”有共同的利益訴求，而只是由于他們的訴求未得到政府滿足，比如反穆巴拉克的力量能夠在教派林立、部落眾多的阿拉伯國家成功動員起來，并最終推翻舊政府，就是因為全國上下不同族群、不同宗教派別、不同部落的異質性訴求之間成功地建立起了上述對等鏈條，并最終將矛頭對準政府。

　　查特吉指出，民粹主義政治運動中所產生的訴求敘述含義模糊，由此，從本質上來說，“人民”的主張無異于一個空洞的能指。但這正是民粹主義作為全球化時代民主政治形式之一的力量所在，也是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遺產。它與前現代烏合之眾的底層人民起義不同，也與后殖民初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完全不同，因為它的目標指向是建立一個以代議制和普遍選舉為象征的現代民主國家。

　　查特吉也留意到，全球化時代的民粹主義運動也向我們展示了現代治理技術的困境：盡管現代治理技術已經成熟，但全球化所傳播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理念已深入人心。這樣，政府永遠無法滿足異質化社會空間誕生的不同需求，最終導致民粹主義運動的出現。而民粹主義運動在東西方國家的強度與后果是不一樣的：在西方國家，由于民主程序的減壓閥作用，民粹主義運動表達方式更加平和，以彈劾甚至推翻現任政府為目標，最終迫使新一屆政府以更加周全的方式來協調各種利益訴求;而在非西方的集權制國家，民粹主義表達方式更加激進，以毀滅現行體制為核心目標，最終多以暴力的方式，建立起他們認為能夠照顧多元利益訴求的現代民主政府。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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