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時間：2011-11-02 《思想戰線》2011年第4期第37卷

　1917年“十月革命”以及蘇聯在74年之后的解體,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20世紀命名為“極端年代”。[1]隨著這“極端年代”一天天遠去,諸多事件的歷史意義也展露出來。

　　若在更廣闊的歷史時空中回顧20世紀,就不難發現,“十月革命”和蘇聯經驗所造成的沖擊遍布全球,影響深遠。今天,蘇聯已不復存在,蘇聯影響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消失了。但是,蘇聯的遺產卻繼續保留在廣大的亞非大陸。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里,蘇聯模式曾一度是許多不發達國家羨慕和效仿的對象,是非殖民化的現實選擇。因此,“十月革命”和蘇聯經驗對世界非殖民化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一個更容易被忽視的領域是:“十月革命”和蘇聯經驗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沖擊。“十月革命”和蘇聯建立時,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進入了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時代。而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恰逢世界經濟大蕭條,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尖銳化。以羅斯福“新政”和美國“瓦格納法案”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改良,正是由此開始。“二戰”后歐洲的重建,是在與戰前的資本主義模式完全不同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就是西方福利國家的模式。應該看到,“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建立,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轉型產生了關鍵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有時是間接的。

　　因此,本文將探討“十月革命”和蘇聯經驗影響之下的、容易被忽視的兩個遺產:世界非殖民化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改良。這兩個歷史過程是20世紀世界歷史的重大轉折,其與“十月革命”和蘇聯經驗有著不可分的關系。

　　一、“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理論與實踐

　　學界對于“十月革命”和蘇聯經驗的評價,通常集中于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成敗。然而,無論從當時的情況出發,還是以今天的視角回顧,“十月革命”都與民族問題和世界殖民主義問題密切相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建自己的學說時,將注意力集中在無產階級解放的問題上。他們傾向于將民族解放問題也歸結到階級解放的領域,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域。對于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有過深刻的觀察。在1858年10月7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說:“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2]

　　然而,對于民族國家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仍然是突出強調兩點,這就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其一,“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將由各國無產階級在本國完成;其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在造成民族界限的消亡,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將徹底完成這個轉變。[3]

　　19世紀的最后20年,是歐洲主要國家爭奪世界殖民地的時代。1885年,歐洲主要國家在柏林召開所謂“捕獵非洲”的會議,目的是徹底瓜分非洲大陸。當時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基本上不重視殖民主義問題。正在向社會沙文主義轉變的社會民主黨人,在殖民政策上的立場,也越來越接近本國統治者的立場。1897年德國占領中國的膠州灣,在德國議會中,社會民主黨人倍倍爾甚至為德國的所謂“開明殖民”辯護。

　　列寧和羅莎·盧森堡等人則持相反的立場。他們認識到帝國主義大戰與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密切相關,因此無法忽視殖民主義問題。列寧認為:在發達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壟斷高額利潤被用來收買無產階級上層,培植與資產階級政策完全融合的工人貴族,因而在極少數富有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階級矛盾有緩和趨勢;另一方面,世界被劃分為極少數高利貸國和大多數債務國,殖民地宗主國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迅速發展。[4]由于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不平衡性,本應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決的任務,就擺在了無產階級革命面前。列寧列舉了3類國家對民族自決的態度:第一,西歐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美國。這些..大..民族都在壓迫殖民地和本國的其他少數民族。第二,歐洲東部的國家,包括奧地利、巴爾干國家,尤其是俄國。這些國家之中民族斗爭尖銳,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運動正在發展。壓迫民族的工人斗爭要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結合。第三,中國、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國家和一切殖民地。在這些地區,迫切需要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斗爭。[5]

　　列寧有關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學說,在“十月革命”后有了進一步發展。其主要原因是蘇維埃工農政府掌權后,要處理占全國人口57%的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少數‘大’國不斷加緊壓迫世界各民族的時代,因此不承認民族自決權,就不可能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而斗爭。‘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馬克思恩格斯語)”[6]在奪取政權后的幾天內,蘇維埃工農政府發布了《俄國各民族的權利宣言》,毫無保留地宣告民族自決的權利。

　　二、“十月革命”與亞洲非殖民化進程

　　“十月革命”對“一戰”后世界非殖民化進程的影響非常深遠。這也許并非“十月革命”的推動者與參與者的主要意圖。

　　1920年,高爾察克、鄧尼金等白俄軍隊等被擊敗,蘇維埃領導人把注意力轉向了東方,并在巴庫召開了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這是新生的蘇聯力圖對亞洲廣大殖民地地區產生影響的一次重大行動。大會的最突出主題就是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和東方的各民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大會還通過兩個宣言,即《告東方人民書》和《告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工人書》,試圖將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呼吁擴大到世界范圍。[7]

　　雖然“十月革命”在歐洲工人階級中沒有得到廣泛響應,它在亞洲卻迅速引起了巨大反響,產生了持久震蕩。蘇維埃政府公布密約,放棄沙皇領土要求,將土耳其、波斯社會的主要矛盾即刻轉化為和英國殖民主義的民族矛盾。“十月革命”極大地影響了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者卡美爾,促進了土耳其境內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受“十月革命”的激發,阿富汗爆發了抗英獨立運動。印度次大陸也跟著騷動起來,在阿姆里察城發生了英國軍隊和印度群眾沖突的事件。

　　“十月革命”的震蕩還傳播到了被列寧稱為“先進的亞洲”[8]的代表——中國。“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9]這種革命精力,也感染了中國的革命者。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在《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曾以詩意的語言記載了在中國土地上所感受到的“十月革命”的巨大振蕩。[10]1919年,歐洲還處在革命騷動與戰勝國分贓的紛亂當中。“五四運動”在中國爆發了。毛澤東總結說:“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11]蘇維埃政府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兩次發表對華宣言,重申放棄沙皇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孫中山了解到:蘇維埃國家是一個和帝國主義不同的“最新式的共和國”。1923年1月,孫中山和蘇聯代表越飛簽訂了《孫文、越飛宣言》,以求通過蘇維埃國家的幫助,“擺脫憑借強力和采取經濟的帝國主義方法的國際體系所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政治與經濟的奴役”。[12]1924年,中國和蘇聯簽訂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個與外國的平等條約。受此影響,在全中國掀起了一場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中心內容的反帝群眾運動。

　　“反帝反殖”是“十月革命”留給蘇聯的重要遺產,它成為蘇聯國家理念的一部分。盡管列寧以后的領導人的外交政策漸漸地向民族利己主義蛻變,但蘇聯在殖民地國家的聲望依然很高,這種情況一直保留到“二戰”后的60年代。

　　三、蘇聯模式和后發工業化道路

　　“十月革命”并沒有引起世界革命,其后果反而是東西方工業化模式的形成和鞏固,這應該也是“十月革命”的參與者始料未及的。

　　20世紀20年代后的一個重大進展就是蘇維埃國家的出現和鞏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了以中央計劃經濟為核心的蘇聯模式。如果以馬克思、恩格斯所闡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的特征來衡量,蘇聯模式離這個第一階段還很遠。如果以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解放的標準來評價蘇聯模式,那么結果也會是相當負面的。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估計:蘇聯模式是單個民族國家內實現共產主義的一次失敗的嘗試。

　　“十月革命”后,盡管在德國、匈牙利和意大利出現了革命形勢,全歐洲范圍的革命并沒有發生,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并沒有對俄國的革命信號做出回應。蘇維埃工農政權被長期孤立,蘇聯模式也成為這一嚴酷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因此,也就出現了如何詮釋和評價蘇聯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建設的問題。E.H.卡爾的觀點代表相當一部分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看法:“在一個無產階級自身經濟上落后、數量上占劣勢的國家,要通過革命建立社會主義,不是、也不會是馬克思列寧所意味的社會主義,即由經濟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發起革命的結果。”[13]

　　E.H.卡爾所代表的看法是否中肯可以商榷,但這不是本文的主旨。重要的是,即使蘇聯模式與社會主義的相關性遭到挑戰,也并不能抹殺其重大的歷史影響。這種歷史影響,往往在蘇聯模式的創造者的主觀意圖之外。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歷史喜歡捉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是走進另一個房間”。[14]

　　這里所說的蘇聯模式的歷史影響,就是蘇聯模式對世界不發達地區擺脫殖民地之后,迅速完成內部積累,實行工業化趕超策略,并建立起較為完整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榜樣示范作用。

　　自1928年開始,在蘇聯模式中具有核心意義的超工業化戰略真正開始實施。這一年,蘇聯開始了世界上第一個中央計劃經濟的嘗試。并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一度實行七年計劃),逐漸形成了以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銀行、國家物資委員會為核心的計劃經濟體制。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是先由輕工業的發展,并依靠外部的金融支持進行資本積累。而蘇聯模式是依靠對農業的強迫征收完成獨立自主的內部積累(主要通過農業集體化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途徑),以迅速發展國有化的重工業為動力,力圖實現短期內的超速度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強調對特定部門生產資料的傾斜:如鋼鐵、機器制造、化工等。蘇聯模式在其早期確實表現出了驚人的速度,在“二戰‘期間,其發展速度超過了德國和日本在20世紀20年代的速度,直到70年代,蘇聯的發展速度才遲緩下來。至此,蘇聯已經在石油、煤炭、鐵礦和水泥領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國。按照蘇聯官方的統計,從1913年到1980年,該國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份額從5.5%增長到了20%。

　　蘇聯發展道路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主要包括:對輕工業的忽視、產品的短缺、勞動者積極性的欠缺、對環境的破壞,以及體制本身的僵化和抗拒改革。然而,蘇聯發展道路也確實提供了一種模式。按照E.H.卡爾的說法,它“大部分來自自己的努力而不靠外援,將自己提升到主要工業強國的地位,使之成為落后國家反抗西方資本主義全球統治的天然領袖。”[15]雖然這并不意味著蘇聯模式使俄國成功地跨越了“卡夫丁峽谷”,然而,它確實提供了一條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也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另一條道路。

　　俄國出生的美國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朗在研究蘇聯經濟發展中注意到: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其政府在工業化中發揮的作用遠遠大于早期工業革命國家政府的作用。這是因為在落后國家中進行工業化,需要同時建立各產業部門的前后關聯。政府所起到的這種作用,也被格申克朗看成是一種“落后的優勢”。[16]

　　認識到蘇聯模式對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參考借鑒作用的,主要不是蘇聯學者,反而是西方的一些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美國學者查爾斯·威爾伯認為:蘇聯模式的特征是國家規模的計劃經濟、動員內部資源以積累、工業的國有化、關鍵性重工業部門的建設,以及農業改革和集體化。這些對于不發達國家具有借鑒意義。[17]另一位美國學者尼古拉斯..斯帕爾伯提出,蘇聯模式適用于歐洲和北美之外的不發達國家。因為這些國家通常有著一個巨大農業部門和薄弱的工業部門,缺少完備的統計信息和靈敏的價格體制。在這種情況下采用最先進的技術、大規模投資發展本國重要工業部門的做法具有戰略意義。因此,蘇聯模式成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知識分子所認同的模式。[18]

　　下面來看一下受蘇聯模式影響的最典型和最主要的發展中國家的幾個例子。

　　1952年民族主義革命后,埃及在納賽爾的領導下實行的社會和經濟改革。在20世紀50年代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埃及開始按照蘇聯模式建設經濟。“國家生產委員會”調集了大量的資金用于電力生產、工業和采礦。最有標志性的國家項目,就是在蘇聯援助下建立了阿斯旺大壩。至1962年,埃及經濟實現了51%的國有化。

　　另一個案例是印度。1947年獨立后,印度在政治體制上實行的是多黨民主制度,然而,在國家的經濟發展領域則多方面借鑒了蘇聯模式。比如在國家主導下發展重工業,以高關稅壁壘發展本國自主工業體系,實行五年計劃等等。尼赫魯本人對蘇聯的指令性經濟模式十分贊賞,在他1955年訪問過蘇聯之后就更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統計學家馬哈洛諾比斯(P.C.Mahalanobis)在推廣蘇聯模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發明的“馬哈洛諾比斯模型”被應用到了印度的1956~1961“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對印度的加速工業化,起到了關鍵作用。按照西方標準,印度實行的是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由計劃委員會實施,該委員會的主席由內閣部長擔任。

　　伊拉克和敘利亞也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敘利亞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于1963年執政后,開始了大規模的國有化運動。盡管其黨內存在著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派別斗爭,但敘利亞在近半世紀的時間里,一直維持著和蘇聯政治體制相當接近的一黨專政的體制。伊拉克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亦是在1963年走向國家的權力核心,開始向一黨專政體制演變。在同年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該黨左翼提出了激進的綱領,包括: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集體農莊、工人民主控制生產資料。后來,該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偏離了左翼立場,卻保持了列寧主義的政黨模式。1979年,薩達姆開始了他長達20多年的統治。據薩達姆傳記作者的記錄,薩達姆是斯大林的仰慕者和自覺的效仿者。雖然這并不能說明薩達姆對社會主義理念的任何認同,但卻反映了不發達國家民族運動領袖對蘇聯模式的理解和認同。[19]

　　四、蘇聯影響和西方福利國家化

　　霍布斯鮑姆在其力作《極端年代》中,對所謂“歷史共產主義”作了這樣的評價:第一,蘇聯紅軍打敗了希特勒德國從而拯救了西方民主。沒有蘇維埃政權及其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不會有反法西斯的勝利。第二,共產主義陣營的存在以及計劃經濟的影響迫使資本主義實行內部改造,從而大大延長了其壽命。從一定程度上看,凱恩斯主義的一度盛行、福利國家的發展,甚至社會民主黨入閣參政等都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回應。作為20世紀的歷史諷刺之一,“以推翻世界資本主義為目標的‘十月革命’最深遠的結果是它在戰時和戰后都挽救了其敵人”。[20]

　　包括E.H.卡爾在內的許多西方學者都認識到..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出現對資本主義實現內部改革的至少是間接的作用。而這種間接作用和影響,主要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直至20世紀60年代。

　　“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影響直接波及大英帝國的體制內部,英國“費邊社”的領導人西德尼·韋伯和比特里斯·韋伯的思想和政治活動就典型地說明這一點。韋伯夫婦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英國“費邊運動”和工黨的領導人。他們于1895年創立了倫敦經濟學院。一方面,韋伯夫婦始終是蘇聯的計劃經濟實驗的支持者和宣傳者。另一方面,他們也是“費邊社”的魅力領袖。特里斯·韋伯作為“濟貧法委員會”成員時所提交的報告,成為后來西方福利國家最初藍圖。1932年,韋伯夫婦訪問蘇聯,隨后撰寫了《蘇維埃共產主義:一個新的文明》,對蘇聯模式作了稱贊和肯定。[21]

　　約翰·凱恩斯及其學說可以作為這種間接影響的另一個案例。凱恩斯創立了以其姓氏命名的有關就業、利率和貨幣政策的經濟學說,被其傳記作者譽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拯救者”。[22]作為自由主義者,凱恩斯并不認同蘇聯模式或其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然而,凱恩斯看到:資本主義的致命弊病在蘇聯模式下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凱恩斯多次訪問蘇聯,對蘇聯經濟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凱恩斯曾在演說中,詳細地討論了韋伯夫婦的《蘇維埃共產主義:一個新的文明》一書,并認為蘇聯的創新,完全可以點點滴滴地借用到西方經濟制度中去。[23]

　　20世紀30年代,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危機,美國遭遇歷史上的大蕭條。1932年,美國新當選總統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聲稱:要給美國人民帶來一個“新政”。羅斯福在其執政的第一個100天當中,就高效地實施了這個“新政”的主要部分。他設立大型的國家機構來減少失業,設立證券交易委員會來調控金融,設立農業調整管理局支持農業生產,設立田納西河谷管理處以控制災害,等等。羅斯福新政是美國歷史上可以和美國內戰相提并論的一次社會變革,它深刻地改造了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至此,“一戰”后受“十月革命”影響在美國社會流傳的革命理念,在經歷了20世紀20年代的保守主義之后,終于一部分地參與并體現在羅斯福新政當中。

　　在羅斯福新政的影響下,勞資關系領域出現了新的突破。這就是1935年的《國家勞動關系法案》,即著名的《瓦格納法案》。這個法案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確立工人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合法性,并創立國家勞動關系理事會(NLRB)。法案還規定,工會可以采取“協調行動”來進行集體談判,這意味著允許工人可以合法罷工,或采取其他和平形式向雇主施加壓力。

　　“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出現對美國無產階級和左翼政治的影響耐人尋味。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工人階級仿效俄國同伴行動的前景,對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形成了致命的威脅。而屬于共產國際系統的美國共產黨,由于盲目追隨蘇聯,卻喪失了自身的影響。在大蕭條的歷史背景下,危機迫使美國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自身的改革。

　　五、結語

　　我們把蘇聯模式視為“十月革命”遺產之一,但并不應把它視為“十月革命”的惟一遺產。畢竟,“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國際性的和全球性的,它對俄國之外乃至歐洲之外的世界,產生了長久和深遠的影響。如果說“十月革命”給俄國留下的是一個森嚴壁壘的圍城和被攔腰斬斷的世界革命,那么,它留給歐洲以外的世界,特別是在西方殖民主義統治下的廣大不發達地區的,則是另一種值得探索的可能性。

　　“十月革命”的領導人曾經對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寄予希望,事情卻并沒有按照其預期發展。然而,“十月革命”的果實卻始料未及地在另一個廣闊的領域發揮了影響,推動了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并為它們提供了革命建國的模式。其次,“十月革命”這一歷史事件,雖然沒有引發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崩潰,卻間接地引發了其深刻的改造。這再一次印證了黑格爾和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的狡智”。[24]

注釋:

　　[1]參閱[英]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鄭明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9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頁。

　　[4]《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6頁。

　　[5]在列寧的論述里,已顯現出后來由毛澤東發展出來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雛形。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4頁。

　　[6]《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4頁。

　　[7]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52,vol.1,p.325;vol.2,pp.261~267.

　　[8]《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頁。

　　[9]《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359頁。

　　[10]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載《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8~599頁。

　　[11]《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659~666頁。

　　[12]參閱孫中山給加拉罕的電報,載《史學譯從》1958年第3期。

　　[13]E.H.Carr,The Russian Revolution:From Lenin to Stalin(1917~1929),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79,p.20.

　　[14]《列寧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59頁。

　　[15]E.H.Carr,The Russian Revolution:From Lenin to Stalin(1917~1929),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79,p.22.

　　[16]Alexander 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45.

　　[17]Charles K.Wilber:The Soviet Model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也可參看Nor ton T.Dodge & Charles K.Wilber:“The Relevance of Soviet Industrial Experience for Less Developed Economies”,Soviet Studies,Vol.21,No.3(Jan.,1970),pp.330~349.

　　[18]Nicolas Spulber,Soviet Strategy for Economic Growth,Blooming 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4,pp.127~128.

　　[19]Said K.Aburish,Saddam Hussein:The Politics of Revenge,New York:Bloom sbury USA,2000,pp.30~32.

　　[20][英]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鄭明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頁。

　　[21]Sidney and Beatrice Webb,Soviet Communism:A New Civilization,New York:Longmans Green,1935.

　　[22]Robert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st As Saviour,1920~1937,Philadelphia:Trans-Atlantic Publications,1994.

　　[23]John Maynard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0,pp.333~334.

　　[24]Georg Hegel，Lectures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Introduction,trans.by H.B.Nisb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38.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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