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研究中,“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 是一個被頻繁使用的術語,其適用性寬泛,含義和角度也是多元的,這就使其含義和所指經常含混不清、模棱兩可。在具體使用中,它可以指從環境決定論、政治研究的空間層面到單純的思維方法這些各不相同的東西。[1]正如格雷(Colin S. Gray) 所認為的,“地緣政治學成了一個無所不裝的思想籃子,這一術語可以隨時被不負責任地濫用。”[2]本文的主要意圖就是希望解答和驗證這樣一個核心問題,即地緣政治學的龐雜文獻和多元視角中存在著秩序或條理。解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就回答了地緣政治學性質如何的問題。所以,很有必要對地緣政治學的思想進行梳理,區分其使用上的情境,厘清其概念的不同視角,發現其理論構建的脈絡,挖掘其思想流派中包含的秩序和條理,以便達到對地緣政治學性質的認識。

　　一、術語使用的傳統

　　在地緣政治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如何處理德國的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 及其變種同嚴肅客觀的地緣政治學學科之間的關系。圍繞這一問題,對地緣政治學的理解有兩個傳統:一個是把地緣政治學視為德國的創造和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幫兇,從而把地緣政治學視為偽科學;另一個傳統是把地緣政治學視為人文地理學悠久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政治地理學是一回事,或者,兩者只是角度不同,關注的都是地理與政治的關系以及人與環境的關系。拉考斯特(Yves Lacoste) 注意到了這兩個傳統。他說,“對一些人來說,地緣政治學是偽科學,甚至是一個犯罪的知識進程,它是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對另一些人來說,地緣政治學是一門新科學,或至少是一種觀察世界設定問題的新方法。”[3]

　　在第一個傳統中,由于地緣政治學同德國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密切關系,地緣政治學被認為是偽科學,是主觀虛構的,是德國法西斯旨在征服世界的發明,是敵人的創造。長期以來,人們把地緣政治學等同于德國法西斯的理論家進行政治宣傳的工具之一。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 認為,“這一傳統來自一戰后德國地理學內部的爭論。這場爭論的結果是,地緣政治學用來指主張地理學積極參與國家事務的一派思想。這就把它跟主張政治地理學遠離政治的學術主流區別開來。在半個世紀內,這一分歧變成了鴻溝。”[4]在對地緣政治學術語理解的這一傳統中,許多嚴肅客觀的學者表達了對地緣政治學的反感,并同地緣政治學劃清了界限。麥金德(H. J . Mackinder) 在1943年時說過, “我從未使用過‘地緣政治’一詞,我理解,地緣政治是德國人給一種政治理論的命名,這種政治理論通過利用地球的地理模式,將會導致德國統治下的世界帝國。”[5]他把自己的研究與地緣政治學的研究割裂開來,并且始終把自己的研究稱為“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 。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 把政治地理學界定為“國家地理學”(geography of states) ,而把地緣政治學的特殊領域視為超乎求知的特殊目的對地理知識的運用。所以,他把政治地理學看作是所有同從空間視角來研究的人類活動有關的一個合適的學科,而地緣政治學則是一個異類。他的結論是,當時的地理學家都不接受地緣政治學作為一個政治地理學的主要領域。[6]

　　在二戰后幾十年的時間里,由于對地緣政治學的恐懼,關于地理同國家間關系的所有研究都是在政治地理學的旗幟下進行的。在這種氛圍下,政治地理學被普遍視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學術領域,地緣政治學則被敬而遠之。政治地理學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地理學的客觀研究領域,地緣政治學則是更多地與政治和政治實踐者相關。這樣,地理同政治之間的關系就不是一個輕松的課題。[7]長期以來對德國地緣政治學極端形態進行的封殺和圍堵正是這一艱難關系的反映。

　　但是,地理和空間是實在的,正如人們不能忽視自己賴以立足的大地一樣,人們也不能忽視地理同人類活動和政治的相關性。這是地理和政治之間連接的產物,是人類智慧無法跳躍的一個邏輯地帶。這就是對地緣政治學理解的第二個傳統。在這一傳統中,地緣政治學被視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知識領域的組成部分。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先賢哲人們對地理與人類生活之間關系的思考。這是政治地理學的傳統。在這一基礎上,許多人建議把地緣政治學從德國地緣政治學的捆綁中解放出來。因為人們認識到,把地緣政治學視為偽科學實際上是把地緣政治學看作一個歷史的現象,而且認為它包含了錯誤的觀念,應該被永久封存起來。這種主張拒絕把地緣政治學視為一個獨立的、包容性的、更加廣泛的學科領域。格雷注意到了問題的實質。他說,地緣政治學并非關于空間關系的理論,而是由這些理論所構成的,即關于空間關系的理論所構成的。攻擊一個地緣政治理論并非攻擊地緣政治學。一種理論并不“占有”地緣政治學。[8] 喬治•雷納(George Renner) 也認為地緣政治學具有悠久的傳統,人們雖然沒有采用地緣政治學的術語,但是一直在運用地緣政治學原理為政治運作和戰略運籌服務。他認為, “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的差異不是學科間的區別,而是生活在一種國家精神病態中的德國地理學家和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非德國地理學家之間的區別”。他的結論是,“將地緣政治學稱為一種不道德的科學,猶如一拳打在稻草人身上。科學不存在道德與非道德,它與道德無關。科學最終被運用, 才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9]潘塞(G. T. Pearcy) 呼吁把地緣政治學接受為一個現實的學科。他認為, “不能因為某些醫生用藥物來害人就譴責整個醫學。正如醫學必須成為應對人類疾病的強有力的科學一樣,一個強有力的地緣政治學必須能夠對政治的疾患提供理解和醫治的辦法”。[10]所以,過錯不在于地緣政治學本身,而在于它所具有的那些曾被用來為侵略政策服務的畸變形式。

　　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開始在追溯政治地理學悠久學術傳統的基礎上復興和發展地緣政治學。地理學家和政治學家都開始重新挖掘地緣政治學在納粹以前的來源,并重新評估其作用。地緣政治學逐漸取得學術上和應用上的正當性。本文對“地緣政治學”術語的使用,也是指術語使用的后一種傳統。

　　二、概念的不同視角

　　地緣政治學是從地理和空間的角度對政治學和國際政治進行的研究。對地緣政治學的定義和概念,存在著若干種不同的理解。關于地緣政治學的概念,拉祖瓦耶夫歸結了三類基本觀點。第一,地緣政治學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間的關系,側重于地理對政治的影響;第二,把地緣政治學推廣到列強爭奪世界或地區優勢和權力的斗爭上,最一般的是,人們稱國家間競爭,特別是全球性競爭的典型情況為地緣政治;第三,認為地緣政治學首先反映了國際舞臺上爭取權力的斗爭同地理的聯系,地緣政治學被看作外交政策的工具,它從地理決定論原則出發規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優先權。[11]

　　奧圖泰爾(Gearóid óTuathail) 注意到地緣政治學這一術語有多個含義。他歸結了二戰以來地緣政治學的三種主要用法。第一,用作描述對特定地區或問題的概覽(survey) ,以便把握被認定為外部事實的事物的明顯特征。在這種用法下,地緣政治學就是對某一問題進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關于X 的地緣政治,X 可以指石油、資源、能源、信息、中東、中美洲、歐洲等。第二,地緣政治幾乎是政治現實主義(realpolitik) 的同義語。奧圖泰爾認為這幾乎全部來自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遺產。基辛格用“地緣政治”一詞來描述他力求在世界政治中維持“有利的均衡”的努力。在他看來,地緣政治學是一種不含任何意識形態或感情色彩的馬基雅維里主義(Machiavellism) 的方法。第三,作為大戰略(grand strategy) 的同義語。這一視角關注地理在國際政治中的中心作用。該視角把永久的地理因素視為國家行為的驅動力。地緣政治學體現了大戰略的思維方法,而不是治理國家藝術的日常的策略性操作。大戰略關注的是事務的實質的和重大的恒變量。地緣政治學體現了依據地理因素的恒久而制定大戰略的思考。地緣政治學成為大戰略制定和執行的一種方法。[12]

　　在批判地審視地緣政治學的過程中,奧圖泰爾發現地緣政治學是一個廣泛的社會和文化現象,這樣,地緣政治就不是集中的而是一套分散的實踐。奧圖泰爾把地緣政治理論分成四種類型:第一,領導人和外交官僚機構的應用的地緣政治學(practical geopolitics) 。應用的地緣政治學是關于外交政策日常實踐中的地理的政治學,它研究的是通常的地理理解和認識如何框定了外交政策決策中的觀念。第二,戰略研究層次上的正式的地緣政治學(formal geopolitics) 。正式的地緣政治學是指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地緣政治思想”或“地緣政治傳統”。它是在特定地方和語境下塑造地緣政治思想的學者、機構和力量的問題領域。第三,作為跨國大眾文化載體的大眾的地緣政治學(popular geopolitics) 。大眾的地緣政治學由受各種媒體影響的大眾文化所創造的,其核心是某種集體的、全民性的或跨國性的對邊界以外地方和人民的理解和認識的社會建構和模式化。第四,結構性的地緣政治學( structural geopolitics) 。結構性地緣政治學是對那些制約所有國家外交政策實施的結構性進程和趨勢的研究。[13]奧圖泰爾實際上又從另一個角度對地緣政治學的不同視角進行了分類。

　　格雷和斯隆( Geoffrey Sloan) 認識到了地緣政治理論的三點性質。第一,動態性。這一動態變化歸因于運輸和武器技術的變革。第二,地緣政治理論可以起到的主要作用: (1) 對國際政治和戰略歷史起到解釋性的作用。在這種解釋作用下,國際政治和戰略的歷史是由陸地、海洋的地形和具體國家的政治發展所決定的。(2) 作為政策科學,用于解釋安全問題的結構。(3) 政治斗爭的工具。第三,地緣政治理論是使立足于其他基礎的政治決定正當化的方便工具,目的是給予特定政治目標以凝聚力。[14]

　　斯隆還通過評價地理同國際政治之間關系的性質,實際上給出了他對地緣政治學性質的三種理解。斯隆認為,地理同國際政治之間關系的性質有三點:第一,地理是政策的一個目標,是兩個或各個國家之間沖突中的獎賞。當國家行使對領土的控制時,其領土的任何一部分都成為同他國沖突的根源,從這一前提出發,國家的基本職能之一就是成功保衛其不受外部世界的攻擊。對國家政治權威之地理范圍的關注是國際政治學者對地理最通常的看法,盡管一些國家政治權威的地理范圍會發生變化,但本質上講,地理是國際政治的基礎之一,就像象棋的棋盤。第二,地理是環境。這一視角既是自然的,又是歷史的。它包括所有動物學志、植物志、地形、氣候特征。此外,有一種構成長周期(longue dureéor long duration) 的地理環境的歷史觀, 這是由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 創造的,他研究了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為人類發展所蘊藏的限制和機遇。本質上,長周期是一種結構,其中地理環境的影響是最持久最穩定的。把地理視為一種環境和長周期手段的一部分,適應了一種較慢的節奏(發展速度) ,有時甚至接近靜止。這一方法有助于通過領土來研究人和社會。第三,地理作為軍事行動或政策決策的舞臺。這種理解更加抽象、簡單化和模式化。動物志、植物志不再相關,也不再有長周期來幫助理解。軍事戰略家或指揮官只會解讀那些同軍事目標相關的地理特征,政治決策者在決定戰略政策的優先次序時也是如此。 [15]

　　在談到地理對戰略的影響時,格雷認為地理對戰略有三種影響:第一,它是戰略設計和實施的自然場地和舞臺;第二,作為每一環境獨有的自然變量;第三,地理激發了高級理論的宏大敘事,即對地緣政治學的通常理解。地緣政治的主要工具是政治地圖,其方法論是對政治地圖特征的考察,以求理解地圖所揭示的現象和產生政治地圖不同形態的進程,世界政治舞臺可以被視為是由空間事物及空間事物的互動所構成的。[16]

　　仔細看來,以上關于地緣政治學概念的不同視角實際上體現了地緣政治學思想史中的兩大傳統。一種是從人—境關系的相互關聯出發,研究人文與自然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這是人們最熟悉和最容易接受的理解方法。另一種是把國際政治本身看作空間事物( spatial objects) 。這主要是由魯道夫•挈倫(Rudolf Kjellén) 所開創的傳統。挈倫在構建自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時,把國家本身視為一個空間現象。國家本身就是一個最明顯和最確定的地理區域。在挈倫看來,地緣政治學關注的是作為地理事物的國家。這樣,地緣政治學對國家的研究就分為了兩部分,這是挈倫關于本來意義上的地緣政治學(proper geopolitics) 和特殊地緣政治學(special geopolitics) 的區分。前者是關于國家的空間特征和屬性的,后者則是研究處于國際政治體系中的國家。這樣,特殊地緣政治學就把國家置于一個更廣大的背景之中,國家間關系構成了理解國家本身和國家間關系體系整體運作的實質內容。[17]對國家的重視是挈倫提出地緣政治學這一術語的主要出發點。對挈倫來說,國家作為地理和空間事物所獲得的合法性要遠遠大于其依賴于法律和倫理的合法性。在這里,作為地理事物的國家不僅是追求權力和安全的最終訴求,而且也是方法論上的最終寄托。這就是挈倫所認為的科學的方法。可以看出,挈倫所謂科學的方法,實際上是通過把國家黑箱化來達到一種民族國家中心論的國際體系觀和秩序觀。這樣,通過把作為地理事物的國家投放到該地理空間同整個國際體系,也就是同整個地球地理空間的關系之中來加以考察,就奠定了地緣政治學方法論和認識論上最根深蒂固的傳統。這樣,地緣政治學就給原本模糊和混亂的推測帶來了一種科學上的清晰性和確定性。這種清晰性和確定性奠定了現代地緣政治學最主要的特點。約翰& #8226;阿格紐(John Agnew) 概括了這一點。阿格紐認為,這種方法以全球的背景塑造了全球政治,其中,“國家在國界外競爭權力,正式地或非正式地獲取對較不發達地區的控制,以圖追求全球主宰地位”[18]。

　　這種方法界定了現代地緣政治學的四個傳統。第一,把世界視為一個整體。這是一個“超越特定地點的視角”(view from nowhere) ,笛卡爾哲學賦予這一單一視角以一種透視世界的客觀性。這種把世界視為統一的、同質的、整體的、客觀的方法促使歐洲人把世界劃分為不同地方的橫向的等級結構。第二,時間被轉換成了空間(time into space) 。空間板塊被分離出來,并且按照其中一個板塊理想化的歷史經驗為其他不同的板塊打上了歷史的標簽:發達P落后,現代P傳統,西方P東方。這種實踐傾向于以一種種族中心主義的方式把世界地理組織成空間的等級結構,劃分等級的標準是,按照霸權國的普世現代性來衡量其他國家在現代性、進步和發展方面的程度。第三,對全球空間的國家中心主義的表述。國家是政治組織的最高形式。阿格紐稱這種方法為“領土陷阱”(territorial trap)。這種特征有三個假定: (1) 國內的主權; (2)國內P國外的嚴格區分,兩者適用不同的規則; (3)國家的邊界決定了社會的邊界,后者包含在前者之內。這樣,權力的空間性就被等同于權力的國家領土性,因而這一問題就是非歷史的。第四,相互競爭的國家追求主導地位。國家雖然都有主權,但事實上它們在地理位置、領土規模、自然資源稟賦、社會組織、政治領導和權力潛力等方面差別很大。這些差別由地緣政治學家在國家之間權力斗爭的背景下加以分類并概念化。這些理論證明,由于全球權力的不均衡分布和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對有限資源的永恒競爭,國家軍國主義、領土擴張主義、海外帝國主義和戰爭都是正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9]

　　可見,在其思想史上,地緣政治學不僅僅是狹義的關于人—境相互關聯的研究和思考,而是更加側重于挈倫所開創的傳統,即把國際政治本身看作是空間性的事物。在這種理解的傳統中,地緣政治學的主要工具就是政治地圖,其方法是對政治地圖的特征進行考察,從而能夠理解政治地圖所揭示的現象和導致其形態的進程。空間事物和空間事物的互動產生的空間現象是世界政治舞臺的組成部分。地緣政治學研究的目的是尋求對組成整體的空間事物的行為和互動進行解釋,它的最終目的是達到對地緣政治空間的整體性和地緣政治空間內任何給定時間的進程的理解。所以,地緣政治學的內容比原來集中于自然地理因素對人類活動影響的傳統地理學思路要廣泛和深刻得多。在地緣政治學中,地理空間被視為一種整體。地理的整體性反映了各種對“地理”理解的不同視角的結合。這些對“地理”理解的不同視角可能是對地緣政治學理解的不同視角的根源。關于對“地理”的理解,在地理學思想史中,可以歸納出三個研究傳統和興趣。第一是人—境關系的傳統。第二是空間與過程的研究,注重的是相互作用的研究和分析。第三是區域地理學的傳統,關注的是對特定區域和單位的整體特性和區域間差異的把握。

　　三、地緣政治學的五個視角

　　這樣,在地緣政治學思想史中,我們可以提煉出幾個清晰的視角。第一,人—境關系的視角。在把地理視為自然地理的前提下,通過研究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來把握地緣政治學的性質。人與自然的邏輯區分是論證的前提,也是人—境關系視角的基礎。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和相互關聯的思考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這是地緣政治學思想史中的寶貴財富。這些財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影響了地緣政治學的歷程。第二,大戰略的視角。大戰略體現的是綜合運用一個國家的各種力量以實現國家利益和目標的規劃。這一視角的地緣政治學立足于民族國家體系的國家中心論,把國家視為國際舞臺上自助自立的基本地理單元,它必須依托自己邊界內的力量和實力進行國際競爭和斗爭。地緣政治學突出體現了地緣政治思想參與國家政策和戰略的熱情,是國家政策的理論化和解決實踐問題的理論,它的核心特點是它在政策和政治中的應用性。地緣政治學反映了在民族國家為基本組織形式的國際體系結構中國家自主、自立和自助的基本國際政治范式。地緣政治學表明,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中,國家在制定和實踐國家戰略時需要依賴對地理因素的把握和分析。地理成為政策和戰略制定的重要依據,地緣政治學成為大戰略制定的一種方法。第三, 現實主義政治的視角。地緣政治學等同于國際政治中現實主義的方法。人們在談論地緣政治時,實際上是指強調競爭與沖突的國際政治,其實質是權力政治的同義語。這種權力政治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反對和抵制意識形態化、情緒化和道德主義的對外政策。現實主義視角的地緣政治學建立在傳統現實主義的理論前提和價值預設之上。地緣政治學術語誕生的時代特征在價值取向上就是弱肉強食的斗爭和權力界定利益的傳統;而在方法論上,突出了國家間政治最終脫離了中世紀的倫理、宗教和法律的束縛,而演變成一個依靠地理上的合法性和追求權力增長的現實主義范式。第四,國際體系結構的視角。作為結構性視角的地緣政治學表達的是對國際政治運行的結構和整個世界格局與秩序的思考和地緣政治實踐,它關注的是在較長時期內和全球范圍內具有相對穩定性的進程和趨勢。地緣政治實際上指的是世界政治的結構性條件和決策賴以提出和得以檢驗的國際政治環境。地緣政治成為一種國際政治行為體進行思考和實踐的坐標,地緣政治學成為觀察具體的社會政治形勢的一種綜合的地理分析方法。在這一方法下,“地理”作為決定性因素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地理只是關于現實的理論。第五,由于批判的視角和后現代的視角構成了知識和哲學演化中必經的邏輯區域,所以,正如其他學科和領域中發生的一樣,對地緣政治學知識和視角本身的反思也是地緣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所以,也必須把后現代或者批判的視角作為考察地緣政治學性質不能逾越的一環。地緣政治學是對地緣政治思想和實踐的研究,它是一種觀念形態。地緣政治既是客觀的,又是想像性的;既是物理的,又是心理的。這就為地緣政治學的后現代主義的批判視角打開了大門。

　　需要說明的是,這五個視角并非互相排斥。它們在某些方面是重合的,地緣政治學的性質取決于這五個視角的有機結合和相互融合。地緣政治學的性質就蘊含在這五個視角的有機融合之中。地緣政治學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多分析規模的多元體。它體現和表達了地理學整體性的內涵和方法,并完全符合了整體性思維范式的要求。帕克認為,這一包容性的地緣政治分析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對基本空間事物特征的考察。第二,對空間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由這些相互關系所產生的空間模式的考察。這包括對不同地理空間相互關系模式的差異的研究。第三,對整體地緣政治空間的考察,以求評估其整體特征。這就是世界政治地圖,而對地圖意義 (meaning) 的解讀構成了作為一個學術學科的地緣政治學研究的最后階段和最終目的。地緣政治學所研究的“意義”指的是對重復出現的行為模式的探求,也就是“秩序” (order) 一詞所包含的意思。[20]整體性及其有機構成不僅成為包容性地緣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而且這種整體性的思維范式還是界定地緣政治學核心性質最重要的范疇和方法。在這一整體性之下,整個地球被視為一個運轉的整體。這樣,就達到了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 所呼吁的將所有社會科學置于一個框架之下的“地理學計劃”(geographical project) 。[21]

注釋:

　　[1]Patrick O’ Sullivan, Geopolitics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 1986 , pp. 5 - 6.

　　[2]Colin S. Gray,“The Continued Primacy of Geography”, in Orbis , Spring ,1996 , p. 247.

　　[3]Yves Lacoste ,“Rivalries for Territory”, in Jacques Lévy (ed. ) ,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A French Connection , London : Frank Cass , 2001 , p. 126.

　　[4][9][17][20][21] Geoffrey Parker , Geopolitics : Past , Present and Future , London and Washington : Pinter , 1998 , p. 24 , pp. 42 - 43 ,p. 18 ,p. 6 ,p. 57.

　　[5] 轉引自Mark Polelle , Raising Cartographic Consciousness : The Social and Foreign Policy Vision of Geo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Lexington Books , 1999 , p. 139.

　　[6]參見[美]哈特向《地理學的性質》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04 —505 頁。

　　[7]Geoffrey Parker ,“An Uneasy Relationship : Geography and Politics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in Political Geography , 20 (2001) , pp. 113 - 134.

　　[8][13][14][15][16]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 eds. ) , Geopolitics , Geography and Strategy , London : Frank Cass , 1999 , p. 168 ,p. 110 ,p. 11 ,pp. 16 - 17 ,p. 168.

　　[10]G. T. Pearcy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 March 3 , 1964 ,p. 319. from Mark Polelle , Raising Cartographic Consciousness : The Social and Foreign Policy Vision of Geo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Lexington Books , 1999 , p. 137.

　　[11]參見[俄]拉祖瓦耶夫《論地緣政治學概念》,載于《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4 年第10 期。

　　[12]See Gearóid óTuathail , “Problematizing Geopolitics : Survey, Statesmanship and Strateg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 Vol. 19 , 1994 , pp. 259 - 271.

　　[18]John Agnew , Geopolitics :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1999 , p. 1.

　　[19]see Gearóid óTuathail ,“Postmodern Geopolitics ? The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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