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主義概念
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 3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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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語〗《資本論》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塊敲門磚，《保衛資本論》則有力促成了“倒著研究”向“正著研究”的工作轉換。2017年，各種《資本論》研究潮起潮涌。其中最有價值的路徑恐怕莫過于“雙向的感召”和“原創的對接”。通過還原馬克思的學術精神，從中亦可深切感受到理論研究向深處進軍的強烈的時代力量。鑒于此種有利的形勢，為紀念《資本論》發表150周年，特推出《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修訂版)第五章全文，以饗讀者，期待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大程度地集成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法元素。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后
——題引
楔子
(一)
古希臘羅馬哲學是原始的自發的唯物主義。作為這樣的唯物主義，它沒有能力弄清思維對物質的關系。但是，弄清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引出了關于可以和肉體分開的靈魂的學說，然后引出了這種靈魂不死的論斷，最后引出了一神教。這樣，舊唯物主義就被唯心主義否定了。但是在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中，唯心主義也站不住腳了，它被現代唯物主義所否定。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復舊唯物主義，而是把2000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2000年的歷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持久性的基礎上。這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應當在某種特殊科學的科學中，而應當在各種現實的科學中得到證實和表現出來。因此，哲學在這里被“揚棄”了，就是說，“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來說是被克服了，按其現實的內容來說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游戲”的地方，只要比較仔細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某種現實的內容。(恩格斯：《反杜林論》)
(二)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讀馬克思主義文獻時，常常碰見社會科學中的“辯證方法”，碰見社會問題范圍(談的也只是這個范圍)內的“辯證思維”等等。由于頭腦簡單(如果只是簡單那還好)，他以為這個方法就是按黑格爾三段式的規律來解決一切社會學問題。他只要稍微細心一點看問題，就不能不確信這種看法是荒謬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辯證方法(它與形而上學方法相反)的，不是別的，正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這個方法把社會看作處在不斷發展中的活的機體(而不是機械地結合起來因而可以把各種社會要素隨便配搭起來的一種什么東西)，要研究這個機體，就必須客觀地分析組成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研究該社會形態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什么地方論證過：俄國“應當有”資本主義，“因為”西歐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等等。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一種必須普遍遵守的歷史哲學公式，是一種超出了對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的東西。只有主觀哲學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會這樣不了解馬克思，竟然認為馬克思準有某種一般哲學的理論;因此他從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個十分明確的解答：他是找錯人了。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根據理論符合……社會經濟關系的現實和歷史這一點，而是根據別的什么……而且他們也不能根據別的什么來論證自己的這種觀點，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十分明確地說過對理論的這種要求，并且以此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列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
(三)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個完全不能低估的功績是他們把我們從哲學行話中解放出來，這種哲學行話曾盛極一時，但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就顯得是完全陳腐的東西了——那就會完全像海涅在歌德之后用高特舍特的語言寫詩一樣。(梅林：《保衛馬克思主義》)
(四)
經濟史觀并不意味著人類行為自覺或不自覺地、全部地或主要地為經濟動機所驅使……當我們這樣認為時，我們要為馬克思辯護一下，以免引起另一種誤解。經濟史觀通常被稱為唯物史觀。馬克思本人一直這樣表述。這個短語很快就在一部分人中使用起來，但在另一些人中卻沒有被接受。(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
(五)
這正是蒲魯東先生沒有理解、尤其是沒有證明的。蒲魯東先生無法探索出歷史的實在進程，他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套怪論，一套妄圖充當辯證怪論的怪論。他覺得沒有必要談到17、18和19世紀，因為他的歷史是在想象的云霧中發生并高高超越于時間和空間的。一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廢物，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圣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在他看來，人不過是觀念或永恒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魯東先生所說的進化，是在絕對觀念的神秘懷抱中發生的進化。如果揭去這種神秘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魯東先生給我們提供的是經濟范疇在他的頭腦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著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沒有秩序的頭腦中的秩序。(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
(六)
馬克思所否定的正是這種思想：經濟生活規律無論對于過去或現在都是一樣的。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經濟生活是與生物學其他領域的發展史相類似的現象。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與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提并論。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種社會機體和各種動植物機體一樣，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馬克思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根據這種觀點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因而嚴格科學地表述了對經濟生活的任何精確的研究所應抱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意義，在于闡明調節這個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這一機體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歷史規律)。(列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
(七)
這樣，蒲魯東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歷史知識而沒有看到：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他沒有看到：經濟范疇只是這些現實關系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系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這樣他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范疇看作永恒的規律，而不是看作歷史性的規律——只是適于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所以，蒲魯東先生不把政治經濟學范疇看作實在的、暫時的、歷史性的社會關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顛倒黑白，把實在的關系只看作這些抽象的體現。這些抽象本身竟是從世界開始存在時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懷中的公式。(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
(八)
對德國的許多青年著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杠桿。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存在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在這方面，到現在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點工作，因為只有很少的人認真地這樣做過。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人們出大力，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但是，許許多多年輕的德國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襁褓之中呢!)盡速構成體系，于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那時就可能有一個巴爾特冒出來，并攻擊在他那一圈人中間確實已經退化為套語的東西本身……(所以必須)下一番功夫去鉆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恩格斯：《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
(九)
從這些書信中讀者清晰地看到的不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風貌。在這些書信中，馬克思主義的極其豐富的理論內容闡述得非常透徹，一目了然，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復談到他們學說的各個方面，同時對最新(就與先前的觀點比較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難的問題加以強調和說明，有時又是共同討論，互相切磋……如果我們試圖用一個詞來表明整個通信集的焦點，即其中所抒發所探討的錯綜復雜的思想匯合的中心點，那么這個詞就是辯證法。運用唯物主義辯證法從根本上來修改整個政治經濟學，把唯物主義辯證法運用于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策略——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為關注的事情，這就是他們做出最重要、最新的貢獻的領域，這就是他們在革命思想史上邁出的天才的一步。(列寧：《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
馬克思主義的始源概念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此乃歷史生行動邏輯的過程。“所有這一切，我們可以用三個口號來概括：政治、政策、藝術、科學、宗教的和其他的信仰或創造，全部是社會經濟結構的上層建筑;歷史的進化是由經濟的進化推動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關于社會進化和階級的思想自然是他所寫的一切東西的基礎……全部著作中……最重要的來源：《共產黨宣言》、《法蘭西的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但是，“為了求其解決，馬克思付出了自己余生的大部分巨大能力。顯然，以經濟史觀作為基礎的宏大建筑物，在沒有充分分析整個人類文明進化所依賴的經濟部門的內在進化以前，不得不繼續處在未完成的狀態中。因此，對他來說，經濟史觀依然是一個計劃，而不是一種本身具有價值的成就。我們已處于一個正確理解馬克思著作的十分重要的關頭。一方面，我們現在能夠想象出他的一元論的‘社會科學’，這是源于功利主義的唯一無所不包的重要體系：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以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意義上把社會學的一切部門和經濟學結合成為一個單一而均勻的整體的——這是一種大膽的嘗試，致使其現代信徒們頭暈目眩，甚至比當年站得太近的恩格斯暈得還厲害。另一方面，我們現在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真正面目……這種構思是極其偉大的，馬克思的分析是這個時期產生的唯一真正進化的經濟理論……正是這個事實，并且僅僅是這個事實，使我們有權把馬克思稱為偉大的經濟分析家。他不只是一個經濟分析家……不只是一個分析家，那是無需再加以說明的。”(熊彼特，2001)[1]于是，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呢?
(一)
對于中國人而言，馬克思主義是伴隨著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這兩個流行用語攝入心簾的。馬克思主義似乎使中國的倫理本位和行動本位重新統一起來，而產生面向現代化取向的新型實踐概念——工作。“蓋人生大道即在實踐乎人心之理，非有他也。”即諸如自認是改良主義者的梁漱溟，后來則認為：“達爾文馬克思先后啟示于吾人者，有其共同之處，亦有其不同之處。其共同處則昭示宇宙間萬物一貫發展演進之理，人類生命實由是以出現，且更將發展演進去也。其不同處：泯除人類與其他生物動物之鴻溝，使吾人得以觀其通者，達爾文之功也;而深進一層，俾有以曉然人類所大不同于物類，亟宜識取人類生命之特征者，則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功也。”(梁漱溟，2005)[2]
所以我們要說，“難道唯物主義不正是以物質條件說明社會形式嗎?”(列寧，2009)[3]于是，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呢?曰：“如我今資藉于達爾文、馬克思以來的學術，對人心與人生得有所窺見，有所說明者，蓋亦由東方古學有以啟發之。不有古東方人轉其向外之心而向內以發揮其自覺性也，不有其所創造的三家之學傳衍于后也，我又何從而會悟到此乎……慎獨之‘獨’，正指向宇宙生命之無對;慎獨之‘慎’，正謂宇宙生命不容有懈。”(梁漱溟，2005)[4]其亦必指明了這個思想史實：“在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出現時，馬克思可能感到很滿意。但是他自己的進化論同這種進化論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彼此都沒有給予雙方以支持。”(熊彼特，2001)[5]
統一主客觀，即作為“事和物之存在的客觀與主體之事”和“客體之物的主觀”相統一的規定，乃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工作實質。其奠基了“事”(自然到社會、生產力到生產關系的成長之事)的科學。馬克思實由主體的概念出發，而逼近于客體自然，又在斷然拋棄以物為研究對象的西方文化的進路中重新統一了主體客體、自然社會。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工作規定是對于統一歷史(事的科學)的不懈尋求，所重視者人的類生命以及實踐的社會生活(規定)。現今，主張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進行綜合的學派普遍持有“貌似歷史，實則背離歷史實踐”主張，必然丟棄中國本土的工作概念。例如認為：“馬克思主義研究綱領是由內核與外圍保護帶所組成的系統化的社會科學理論知識。”主要論據涵括以下三方面：(1)“實踐要求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帶有哲學含義的范疇經濟學化……比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對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既是哲學范疇，也是經濟學的范疇。”{這就誤解了實踐科學的存在者的規定，一味把歷史發展的支架視為認識論上的理論范疇。——本書作者｝(2)“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只應當稱為政治經濟學，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只能是生產關系，那么，這只會縮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由于現代經濟學中有相當一部分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研究生產關系的，比如，生產力經濟學、計量經濟學、技術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等等。”{這就混淆著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批判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且將它們不加區分地混同一起進行認識構造。其結果只會是：盯住具體科學，忘掉了針對抽象科學的建構與批判。——本書作者｝(3)“中國是一個為發展馬克思主義、推進馬克思主義新綜合(而設置)的十分恰當的研究場所……斯大林說過，語言本身是不能有階級性的……馬克思當年就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所使用的術語在他的那個時代絕大部分是學界的共同語言。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著新綜合的必要。”(李建德，2000)[6]
無論話語多么豪壯，詞句運用得如何妥當、多么貼切，但難以隱藏背離歷史之工作實質性。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去歷史”主張下，一切語言仿佛皆是邏輯造設，均是無實體之構造;于是，公式主義、認識預設重新盛行。由于鎖定了歷史的邏輯化、客觀過程的現象化，工作思路和斗爭的特征必然趨向“軟骨化”。生產關系這一歷史發展的社會客觀規定注定淪為純粹經濟制度上的一個解釋學工作(認識錨定物)，作為要被換掉的工作范疇，甚至于要作為被認識改造的靶子。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看來，他們只為歷史工作，對歷史負責。在繼承者們看來，他們則是為馬克思主義工作，對馬克思主義負責。通過預設“各種馬克思主義”，他們達到的只是各自的目的。學院派似乎滿足在邏輯自恰的狀況中，求得自圓其說即可，并不吁求改變世界的行動。投降主義派吁請全面的投降或委婉的折中，一味向“現代科學”靠攏，工作拒絕回到歷史、回到現實批判。這些做法必然導致行動策略上的“科學主義傾向性”，內容或內涵上固然是千姿百態、形形色色。
但是，人的本質的特殊性要在社會表現中去尋找。人的本質是一個社會歷史的主體性涵括。離開實踐的人的活動和離開人的實踐的對象，因而同樣不存在。馬克思主義是面向工作外部的實踐，它從來不是任何自足自明的規定。關于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含義，列寧言簡意賅地予以宣明：“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唯物主義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樣，‘多半是科學的歷史觀’，而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列寧，2009)[7]所說之唯物主義，乃是工作者規定，是主體對其工作外部的無條件服從;所說之歷史觀，乃是設定唯物主義工作者這一馬克思主義的主體規定。庸俗研究者卻幼稚地認為：這是列寧指認一種一勞永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可笑!
(二)
對馬克思主義的明顯不正確的一種態度是表面抬高，實則離開歷史實踐，搞自足認識活動和絕對真理主義。馬克思主義被視為這樣的進路：哲學規范(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規范(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完全是現成的，語言體例是既定的，語言本身則是工作自足的;作為工作規范，其垂范一切認識論。但普遍接受的是資產階級意義的哲學使命和科學使命的工作方法，轉而拒絕歷史使命的工作方法，將歷史使命簡單視為一種工作自明。而如果離開歷史奢談“哲學大革命”，離開階級奢談“科學大革命”，同樣，離開實踐奢談“知識大革命”，那么，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會是行動。馬克思主義者不再是工作者、行動者，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淪落為底定的科學知識，塵埃落定，僅供智能之士，玩口舌之用。關于如何采取正確對待的工作態度，《哥達綱領批判》結尾處，馬克思確實寫下一句話：
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作為地道的唯物主義工作者，馬克思反對“純哲學(預設)”。因此，“人們要問實踐哲學是否特別是一種歷史理論，回答必須說這確實是真的，但是，人們不能把政治、經濟——而且甚至政治科學和藝術、經濟學和政策的專門化的方面——從歷史中分割開來。”(葛蘭西，1990)[8]阿爾都塞進而也認為：“只是從列寧開始，費爾巴哈提綱第11條里預言般的語句才終于獲得了實質內容和意義。(迄今為止)‘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句話許諾了一種新的哲學嗎?我不這樣認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新哲學：實踐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是一門科學：一門完全與眾不同的科學，但仍然是科學。馬克思主義給哲學貢獻的新東西，是一種新的哲學實踐。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新的)實踐哲學，而是一種(新的)哲學實踐。這種新的哲學實踐可以改造哲學，另外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有助于改造世界。只是有助于而已，因為創造歷史的不是理論家、科學家或哲學家，也不是‘人們’，而是‘群眾’，即在同一場階級斗爭中被聯合起來的各階級。”(阿爾都塞，2011)[9]
另一種不正確態度是對馬克思主義工作者身份下意識地貶低，使之下降為僅充當學科規范。一時間“馬克思主義(知性)科學”“馬克思主義詮釋學”等工作口號競相登場，為了與資產階級實證主義、解釋學媲美爭光，或者以爭奪學術話語權名義努力打造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技術規范，實際的做法則是將馬克思主義科學和資產階級科學等量齊觀、相提并論。這明顯地是加入到對手游戲規則中去的做法，顯然利用了這一觀點：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
人們進行知識考古，是為了找尋心中愿望，各自從馬克思文本中提取所需。然而，科學名義畢竟拯救不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靈魂。由于失掉批判的內置規定性，再多的依賴各種特殊哲學使命和科學使命建構起來的工作證據，都不是可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性內涵被無情淹沒了。
其實，根據馬克思的工作指示，馬克思主義真義乃是在于行動——改變世界，并不在于宣布什么一勞永逸的決定。《資本論》文本的一個突出的特質是表達行動內涵。而年輕的馬克思已經曉諭天下：“以前，哲學家們把一切謎底都放在自己的書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張開嘴等著絕對科學這只燒乳鴿掉進來就得了。而現在哲學已經世俗化了……如果我們的任務不是構想未來并使它適合于任何時候，我們便會更明確地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么……就是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地批判。”[10]完成《資本論》寫作后，馬克思諭告我們：“現有的勞資關系的變化……一樣不可避免……這是時代的標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這并不是說明天就會出現奇跡。但這表明……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11]
(三)
堅持面向工作外部，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是作為工作者的實踐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意味著，這僅是一項工作條件：不自足，不停步，永遠是實踐路向，堅持實踐(邏輯)批判。這種行動到方法到認識的唯物主義工作路線似乎天成。而恩格斯卻警告說：
(我們的巴爾特)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為不會有那么多淺薄和輕率的東西……在巴爾特看來，整個哲學史只不過是已經坍塌的種種體系的“廢墟”。同他的這個所謂批評家相比，老黑格爾顯得多么高大!巴爾特以為，他在這里或那里搜尋到黑格爾(像其它任何一個建立體系的人一樣)在創造自己體系時不得不采用的一點牽強附會的東西，就是對黑格爾的批判……巴爾特對馬克思的批評，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種歷史發展的唯物主義理論，說什么這應當是馬克思的理論，繼而發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結論說，是他，巴爾特，把某些不正確的東西塞給了馬克思，相反的，卻說馬克思自相矛盾，不會運用自己的理論!
恩格斯揶揄“我們的巴爾特”：
讀黑格爾的著作……純粹是小學生做作業……(但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所以是顛倒的，是因為辯證法在黑格爾看來應當是“思想的自我發展”，因而事物的辯證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實際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只是自然界和人類歷史中進行的并服從于辯證形式的現實發展的反映。
這些巴爾特們無病呻吟且同義反復。面對他們，恩格斯由衷感嘆說：
“咳，這些人哪怕能讀懂也好啊!”遇到這類批評時，馬克思總是這樣感嘆的。[12]
列寧(2009)指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第一是依據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第二是依據辯證方法的。”[13]這不是什么一成不變的知識理論構筑和一勞永逸的科學方案。“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1995)[14]歸結到底，這是終結純科學語境的行動語境。
唯物主義的全體概念
唯物主義是對物的存在肯定，也是對工藝學——制造活動(事)的肯定，包含著對主體和客體兩方面發展因素同樣肯定的規定。所以，我們把它歸結到實踐科學層面，認定為自然科學崛起的認識事件，是在這個基礎上對于“社會”的進一步探索。這就是唯物主義的工作命名：它的來歷和發展。從內容-形式(“不變”+“變”研究體系)和道-德(“變”+“不變”研究體系)的相互兼容看，即由物的科學進到事的科學。可是，“現在有人讀了《資本論》，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義，還有比這更可笑的怪事嗎!唯物主義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帶著實在莫名其妙的神情問道。”即是說，“在形而上學的社會學家看來，《資本論》自然同樣是不相稱的著作。他看不出什么是社會這種先驗的議論毫無用處，不懂得這種方法并不是研究問題和說明問題，不過是把英國商人的資產階級思想或俄國民主主義者的小市民社會主義理想充作社會概念罷了。正因為如此，這一切歷史哲學理論就像肥皂泡一樣，一出現就化為烏有，至多不過是當時社會思想和社會關系的征象，絲毫沒有促進人們對社會關系，即使是個別的但是現實的(而不是那些‘適合人的本性的’)社會關系的理解。馬克思在這方面大大前進了一步：他拋棄了所有這些關于一般社會和一般進步的議論，而對一種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一種進步(資本主義進步)作了科學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卻責備馬克思，說他從頭開始，而不從尾開始;從分析事實開始，而不從最終結論開始;從研究個別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關系開始，而不從什么是一般社會關系的一般理論開始!”所以，我們也必須要著重指出，“種變說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說明‘全部’物種形成史，而只是把這種說明的方法提到科學的高度。同樣，歷史唯物主義也從來沒有企求說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學的’(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話來說)說明歷史的方法。”[15]
(一)
馬克思主義在哪里呢?人們總是情不自禁地帶有迷惘的眼光這樣來問。可我們要說，馬克思主義自然不是什么束之高閣的圣物，而是行動，在行動規定當中，在工作規定當中，在每一位勇作唯物主義工作者的規定當中。
它的始源的規定即是唯物主義。唯物主義乃是由工作外部驅動的工作者規定。堅持唯物主義，就是堅持對象和研究對象的工作統一性;既堅持站在研究對象的立場上看問題，又積極投身和主動進入到對象中去。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唯物主義，就在于堅持唯物主義全體概念——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工作內涵上，前者旨在去除本體論的規定——這個去除工作直接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內進行的，去掉籠罩自然存在的神秘色彩;還原自然本體為各種物質要素和工藝(生長)活動。后者進而是在社會歷史領域內破除本體論，掃除所謂“社會存在論”氤氳神秘，還原社會本體為各種社會存在規定和社會生長活動。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唯物主義，就在于使自己成為唯物主義工作者，不抽象對待自然本體和社會本體，而堅持它們統一性的規定和實踐性的工作主張。進一步，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唯物主義，也即在于根本揭明存在者機制，在于把唯物主義視為工作批判即發展的原則和規定，從而歸根結底不承認什么邏輯推理上的“自然本體論”和“社會本體論”。
資產階級試圖給唯物主義罩上神秘物的虛幻外衣。無產階級從批判的角度揭開這個神秘外衣。恩格斯概要了該研究的前史，其建立在對于具有辯證否定和實踐功能的外部規定[16]的唯物主義確證和工作發掘基礎上。
18世紀的唯物主義，由于其本質上的形而上學的性質，只是從內容方面研究這個前提。它只限于證明一切思維和知識的內容都應當來源于感性的經驗，并且重新提出下面這個命題：感覺中未曾有過的東西，理智中也不存在。只有現代的唯心主義的，同時也是辯證的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才又從形式方面研究了這個前提。盡管我們在這里遇到無數的任意虛構和憑空臆造，盡管這種哲學的結果——思維和存在的統一——采取了唯心主義的頭足倒置的形式，可是不容否認，這個哲學在許多場合下和在極不相同的領域中證明了思維過程同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類似之處以及反過來的情形并且證明同一些規律對所有這些過程都是適用的。另一方面，現代自然科學已經把一切思維內容都來源于經驗這一命題以某種方式加以擴展，以致把這個命題的舊的形而上學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拋棄了。[17]
《馬克思1868年3月6日致庫格曼》有一段語言犀利的話說明這種工作規定：
我現在能夠理解杜林先生的評論中的那種異常困窘的語調了。就是說，這是一個往常極為傲慢無禮的家伙，他儼然以政治經濟學中的革命者自居……出版過一本(以凱里的觀點為出發點)《國民經濟學批判基礎》……出版過一本新《自然辯證法》(反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我的書在這兩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羅雪爾等人才來評論我的書的。此外，他在進行欺騙，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無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闡述方法和黑格爾的不同，因為我是唯物主義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這樣，而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點。至于說到李嘉圖，那么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論述中沒有凱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來反對李嘉圖的那些弱點。因此，他惡意地企圖把李嘉圖的局限性強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這些。我應當感謝這個人，因為他畢竟是談論我的書的第一個專家。[18]
(二)
存在者是關于事的全體的規定的說明。勞動二重性是關于“全體概念”之工作發現。在此基礎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成為“實現了的科學”(關于規律的發掘和認識)。事的二重性(決非物本身固有的屬性)成了歷史唯物主義所弘揚的科學的新地基。“馬克思對勞動二重性的發現，屬于人類天才的最偉大成就，或許只有它可以和有可能接近弄清物質結構本質的原子核結構的秘密相媲美。馬克思對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二重性的研究，為闡明商品生產，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經濟過程和現象的二重性，提供了一把鑰匙。”[19]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這同時探明了兩大類型存在者，它們處在有機工作聯系的狀態中，從而，主客觀邏輯一下子被打通。生產力的發生被探明，生產關系的發生亦被同時探明。無論物質存在，還是社會存在，其性質被歸結到主體的事——勞動的實踐層次，對于規律的工作發掘一下子被推至辯證的高度，隱秘在背后的條件規定被尋求到了。這也標識出辯證法的真正意旨：對存在者實質規定的工作發掘。當然涵括“科學發現”這層意思，是對“唯物主義哲學”本身進行不懈批判的結果，意味著工作結晶是“哲學唯物主義”。[20]
“唯物主義哲學”(哲學認識論)乃是市民階級的工作觀念，以及相應在認識論上的訴求。按照創始人(根據掌握的歷史資料知識)的見解，這個階級的成長最初埋沒于由各種自然依賴關系構筑而成的共同體中：“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后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系)的時代。”[21]所以，這種哲學不是自古就有。說到底是理解這一點：“哲學的任務在于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妄想一種哲學可以超出它那個時代，這與妄想個人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跳出羅陀斯島，是同樣愚蠢的。”[22]
把上述分析總括起來，促成我們必須要說：可見，即使作為哲學觀，唯物主義也不是憑空而來的。
(1)是在歐洲近代史上因市民社會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形成的反封建、反專制統治的資產階級意識的集中體現;
(2)它以經驗和初步形成的自然科學成果為依據，批判并否定了上帝主義和自然神論，確立了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自然的基本觀點，以這個觀點解釋自然現象為佐證，集中探討了作為物質世界特殊一部分的人類社會關系;
(3)從資產階級利益出發，論證了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和國家等市民社會的基本范疇，進而規定了商品經濟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與作為其內在機制的民主政治的原則，論證了與政治、經濟相統一的文化個人主義。正是這個從基本觀點到自然觀、社會觀的哲學體系，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哲學觀念。
(歸根結底)唯物主義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哲學觀念，以它為基礎構建的哲學體系貫徹于資本主義理論、運動和制度之中，或者說，資本主義理論、運動和制度體現和實現了唯物主義觀念。[23]
(三)
資本主義生產代表了唯物主義哲學觀念首次的歷史實現。[24]從此以后，唯物主義作為了實踐的溫床、科學認識的地基，搖身變為各種“學科對象”。這一歷史運動以市民階級分解為資本家階級和雇傭工人階級的結果過程面目問世。這樣，出現了日常的階級斗爭。因為有了日常的階級工作內容，以致“自從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25]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從對象和實踐兩個方面不斷成長為合類性社會力量，日益反映到社會結構上的階級集團的對立與利益整合中來，促使創始人對歷史進行總體研究和考量，提升歷史研究到嶄新高度。
馬克思主義作為首次整體構筑在唯物主義外部(規定)之上的工作整體，是一門實踐的總體發展科學的先導。“總之，即使可以把馬克思的學說在分解狀態上分為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三個學科，我們也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不同的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如果就主要內容來說可以把馬克思的學說分為以上三個學科的話，那么在總體上，它就是這三個學科的內在統一。由于歷史哲學和批判經濟學都屬于歷史科學，因此三學科的統一也就是理想與科學的統一。這種統一性，把馬克思的學說統一為一個整體性的理論體系。對于這個理論整體，我們把它在學科上界定為社會發展學說。”[26]而為了徹底擊潰資產階級對于歷史階級關系的企圖保持的工作沉默，馬克思最終申明：
庸俗經濟學家當作出發點的那些表現形式：地租來自土地，利潤(利息)來自資本，工資來自勞動。但是，現在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事情完全不是這樣。這種表面上的運動是一目了然的。其次，作為以往一切經濟學的支柱的亞·斯密的謬論：商品的價格由上述三者收入，即僅僅由可變資本(工資)和剩余價值{地租、利潤(利息)｝構成的說法已經被駁倒。整個運動就是通過這種表現形式進行的。最后，既然這三種形式{工資、地租、利潤(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三個階級的收入來源，結論就是階級斗爭，在這一斗爭中，這種運動和全部臟東西的分解會獲得解決。[27]
因此針對“半截的”唯物主義革命，恩格斯指出：
施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費爾巴哈，就他們沒有離開哲學這塊土地來說，都是黑格爾哲學的分支……唯有費爾巴哈是個杰出的哲學家。但是，不僅哲學這一似乎凌駕于一切專門科學之上并把它們包羅在內的科學之科學，對他來說，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而且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義者，上半截是唯心主義者;他沒有批判地克服黑格爾，而是簡單地把黑格爾當作無用的東西拋在一邊，同時，與黑格爾體系的百科全書式的豐富內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矯揉造作的愛的宗教和貧乏無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積極的東西。
這是恩格斯對教條的和非批判的唯物主義哲學從唯物主義信仰層面的徹底工作清算，以致必須繼續地講：
但是，從黑格爾學派的解體過程中還產生了另一個派別，唯一的真正結出果實的派別。這個派別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28]
總體上說，以馬克思名字為工作命名的全稱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最后結束了存在的理性自足狀態。這意味著，全體概念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全體概念內含的實存的規定交織成為工作外部與工作者之間的能動工作關系——實踐關系和認識關系。以至于誰也不能否認這種本真的行動邏輯，那些仍陷身于資產階級觀念中的人們便對之感到苦不堪言。《共產黨宣言》公布的那個著名行動表達隱指了這種狀況：
有哪一個反對黨不被它的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的反動敵人呢?[29]
唯物主義的工作統一
自然科學成就了唯物主義，一句話，主體和客體的統一促成唯物主義工作統一，這就是“究天人之際”。沒有比恩格斯的話更能清楚地概括唯物主義的工作性質了：“因為，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一樣也有自己的發展史和自己的科學。因此，問題在于使關于社會的科學，即所謂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并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30]看來，恩格斯比中國人更了解“天人合一”(本質上體現二重性總體思維結構)的實踐內涵。在這個基礎上，列寧發揮說：“馬克思加深和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而且把它貫徹到底，把它對自然界的認識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過去在歷史觀和政治觀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種混亂和隨意性，被一種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這種科學理論說明，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如何從一種社會生活結構中發展出另一種更高級的結構……正如人的認識反映不依賴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發展著的物質那樣，人的社會認識(即哲學、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觀點和學說)反映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設施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從這種意義上說)馬克思的‘哲學’是完備的哲學唯物主義，它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31]
(一)
人類的啟航是站在物質文明規劃的基石之上。工藝學的發展成就達到一定的高度，使得人們具有自覺認識批判的可能。而由于有了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科學發現，這才有了真正意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規定。單純的唯物主義概念并未根除抽象的終極追問，本身存有本體論的工作幽靈。所以列寧說：
馬克思認為他的理論的全部價值在于這個理論“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質的確完全地和無條件地是馬克思主義所固有的，因為這個理論公開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揭露現代社會的一切對抗和剝削形式，考察它們的演變，證明它們的暫時性和轉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幫助無產階級盡可能迅速地、盡可能容易地消滅任何剝削。這一理論對世界各國社會主義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嚴格的和高度的科學性(它是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結合起來，并且不僅僅是因為學說的創始人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品質而偶然地結合起來，而是把二者內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結合在這個理論本身中。實際上，這里直接地提出理論的任務、科學的目的就是幫助被壓迫階級去進行他們已在實際進行的經濟斗爭。“我們并不向世界說：‘停止斗爭吧，你的全部斗爭都是無謂之舉’，而是給它一個真正的斗爭口號。”因而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的直接任務就是提出真正的斗爭口號，也就是說，善于客觀地說明這個斗爭是一定生產關系體系的產物，善于了解這一斗爭的必然性、它的內容、它的發展進程和條件。要提出“斗爭口號”，就必須十分詳細地研究這一斗爭的每種形式，考察它由一種形式轉為另一種形式時的每一步驟，以便善于隨時判定局勢，不忽略斗爭的總性質和總目的——完全地和徹底地消滅任何剝削和任何壓迫。[32]
其實質在于拒絕強加給唯物主義的種種曲解，指出曲解者的工作目的：企圖證明這個理論(馬克思主義)“沒有根據”。“硬說它荒謬到不愿考慮社會生活的全部總和……其實完全相反，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是最先提出不僅必須分析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而且必須分析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一問題的社會主義者。”[33]從生產力全面轉向生產關系的研究，這才有了堅實的歷史唯物主義。這凸顯了存在者的發展規定。但指認“馬克思主義者信奉抽象歷史公式的不可變易性”，“這完全是撒謊和捏造!”其實，“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一種必須普遍遵守的歷史哲學公式，是一種超出了對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的東西。”“總之，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最陳腐最庸俗的責難，這種責難是所有那些絲毫不能從實質上反駁馬克思主義者觀點的人早已用過了的。”[34]
(二)
辯證法的工作命題在于發掘“存在者”，由此產生了現代語義的科學，多學科的專門化研究能夠為統一研究對象規定所協整。相應地，科學的命題即在于工作燭照這個存在者。
辯證法是元概念意義的科學，馬克思主義者將之鍛造為建設世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由于旨在克服片面科學的局限性，確證科學的總體存在性，——只有統一的一門科學即歷史科學，辯證法作為“科學”就只能作為銳利思想武器之規定。其克服舊唯物主義的根本缺陷之處，就在于將存在看作自為生成的生長對象，從而最終落腳為批判和能動實踐。這導致《商品》的工作邏輯即存在批判→本質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現象批判。對商品存在的批判的第一個工作成果是唯物主義工作外部和辯證法規定的結合，即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堅持自覺行動的唯物主義，即認定唯物主義是進到對象中的辯證認識論(研究對象)，是包含發展規定的實踐和認識，是有關于行動的一種客觀實在。對此，列寧的回答十分地明確和干凈利落：“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幾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學觀點叫做辯證唯物主義。”[35]
關于辯證唯物主義是“哲學”(辯證認識論)的說法，并非列寧為反擊資產階級哲學所采用的權宜之計的想法。實際的蘊涵是：第一，反對既成事實，主張運用辯證的歷史的方法來把握唯物主義存在規定。這種工作性質使得“辯證的唯物主義”的說法極具廣泛性、工作涵容性。盧卡奇談到他對這個用語的看法時，巧妙而意味深長。他講到：“據我所知，馬克思本人從未用過‘辯證唯物主義’這種說法，當然，他經常說到辯證方法;而恩格斯經常使用的‘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提法，始終是指學說的總體，而絕不是這種學說在作為特殊領域的歷史‘領域’中的特殊‘應用’。馬克思在歷史中發現了每個存在的普遍的運動原則，對他來說，‘應用’這種表達與他自己的基本原理是相矛盾的。他所說的歷史過程一般指宇宙的全部不可逆過程……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這個歷史過程既無開端也無中介。”[36]
第二，作為哲學的實現，其認識成果主要集中體現在自然科學中。例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可以看成關于自然科學成果的一個工作總匯。而之所以存有總體自然科學這么一個科學上的存在，按1844年手稿的看法，是因為：
自然科學展開了大規模的活動并且占有了不斷增多的材料。而哲學始終是疏遠的，正像自然科學對哲學也始終是疏遠的一樣。過去把它們暫時結合起來，不過是離奇的幻想。存在著結合的意志，但缺少結合的能力。甚至歷史學也只是順便地考慮到自然科學，僅僅把它看作是啟蒙、有用性和某些偉大發現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做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學將失去它的抽象物質的方向或者不如說是唯心主義的方向，并且將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說生活還有別的什么基礎，科學還有別的什么基礎——這根本是謊言。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盡管是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一句話)科學只有從自然界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
(三)
由于錯置存在者規定，海德格爾荒謬地認為：“存在不能由存在者得到解釋。實在只有在存在之領會中才是可能的。”而所謂“存在之領會屬于我們稱之為此在的那種存在者的存在方式”，進而，“唯當存在之領會這樣的東西存在，對存在的意義的追問才是可能的。”[37]用此在來界說主體和客體，既回避了黑格爾的矛盾學說，又兼顧康德的主體學說;通過這種處理，實際上，時間性規定主要由主體的此在去發掘和說明。與之不同，唯物主義對象把自己的實踐元素稱為“客體”和“主體”。其免除了該種指責：“如果我們主張馬克思的所謂‘唯物史觀’對黑格爾主義具有實質上的獨立性，如果我們把它列為另外一種進化論，這樣作是由于兩種考慮。第一，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發展，是與馬克思同黑格爾的關系不相牽涉的……從這種批評開始，是一個完全正確和極其實證的方法，但同黑格爾的思辨毫無關系。第二，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在性質上是一種工作假說。它同任何哲學或信條都是可以相容的，因而不應當把它同任何一種特殊的哲學連在一起——不論是黑格爾主義或者唯物主義，對它都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夠的。”[38]
由于堅持矛盾方面的構造，對象就分別從主體和客體方面代表了“實踐活動”和“實踐模式”。從這個條件出發，對象將自身的實在規定摹寫為“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方式”。它們彼此工作貫通。矛盾構造進一步生出際間運動關系。據此，它們于商品生產域內確立兩個能動的因素：具體勞動形成和抽象勞動形成。作為實踐的規定，它們同樣彼此貫通。這就為存在者(規定)的整體出籠奠立了基礎。
統一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科學構造出大寫的科學規定，形成為關于實踐科學和批判科學的大寫規劃。[39]從這一意義上說，辯證法是有關于唯物主義規定的自覺發掘(過程)，見證全部科學發現過程，乃至確證科學本身。從此種特殊意蘊工作要求出發，《商品》的完成可以說即與之有關：“一旦我卸下經濟負擔，我就要寫《辯證法》。辯證法的真正規律在黑格爾那里已經有了，當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須去除這種形式……”[40]循此思路，《商品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價值形式》可以說即是唯物主義全體概念的成型化：通過去除神秘，從客觀進到客觀發展，一直進到社會客觀發展，從唯物主義一直進到歷史唯物主義，徹底解放了辯證法。在《黑格爾辯證法(邏輯學)的綱要》一文，列寧舉出“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其“唯物主義的”限定詞在于指示馬克思主義客觀批判思想。
辯證唯物主義是立足在發展上的規定，從而自然科學的長足進步的基礎上對存在者的審視;不過，要點仍然集中在對發展規定本身進行探究，而把“社會”視作這一探究活動的自然對應。故而，《商品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僅完成與“辯證唯物主義”有關的批判分析，盡管它同樣涉及歷史。最終完成與“歷史唯物主義”直接相關的批判分析乃是《價值形式》，其后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宏構歷史唯物主義于人類生產生活場域，這是壯觀的通史圖景。恩格斯的看法則是，這些工作步驟最早完成在自然科學革命領域，爾后成就在“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規定中。
事實上，直到18世紀末，自然科學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學，關于既成事物的科學，但是在本世紀，自然科學本質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學，是關于過程、關于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于聯系——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大的整體——的科學……首先是三大發現使我們對自然過程的相互聯系的認識大踏步地前進了……自然哲學就最終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復活的企圖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這樣，自然界也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了。而適用于自然界的，同樣適用于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學。在這里，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等等也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系來代替應當在事變中去證實的現實的聯系，把全部歷史及其各個部分都看作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只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這樣看來，歷史是不自覺地、但必然是為了實現某種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因此，在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里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系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41]
(四)
哲學的使命始終在于有效地提出任務。因此，為了進行主觀批判，列寧將馬克思主義同時看成是“哲學”。他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就是唯物主義”;這顯然與列寧在他所處歷史上的革命任務緊密相關：“在歐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別是18世紀末葉，在同一切中世紀廢物，同農奴制和農奴制思想展開決戰的法國，唯物主義成了唯一徹底的哲學……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堅決地捍衛了哲學唯物主義”，然而，“并沒有停止在18世紀的唯物主義上，而是把哲學向前推進了……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辯證法。”[42]列寧的工作語境蘊涵實踐化的批判結構和路徑：
(1)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2)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特別強調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43]
列寧據此才聲稱說：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且，這里已經有了工作轉換性：唯物主義(客觀批判)→辯證唯物主義(系統化的批判規定)→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客觀批判)，目的是尋求和反映變化的秩序性。[44]除此以外，唯物主義更沒有別的意義。列寧抱怨：
我所說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狹隘理解，是指馬克思主義者本身來說的……經他們敘述的馬克思主義大概就成了這樣一種學說，它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勞動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怎樣經歷著辯證的發展，怎樣變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樣社會化。他們鄭重其事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內容納入這一“公式”，不談它的社會學方法的一切特點，不談階級斗爭學說，不談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對抗和剝削形式，以幫助無產階級來推翻這些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種這樣暗淡和狹隘的東西，以致我們的激進派也要為貧乏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表示惋惜。當然呵!如果在俄國專制制度和俄國反動勢力的橫行時代，可以完整地、確切地和充分地敘述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徹底說出來，那么，俄國的專制制度和反動勢力就不成其為專制制度和反動勢力了……把一些根本不懂階級斗爭，不懂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必然對抗，不懂這種對抗的發展，不懂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的人算作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把一些直接提出資產階級方案的人，也算作馬克思主義者，只要他們有時也說過“貨幣經濟”及其“必然性”等等一類字眼就行，而承認這些字眼是馬克思主義者專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樣的機智的。[45]
(五)
由主觀批判聲援的這一客觀辯證法，與資產階級知識論迥異。達爾文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馬克思申辯：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個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意嗎?這樣一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而且，如果抽掉這個物質基礎，那么社會史本身也就失去了標準。嚴格地說，它們是與一切的唯識論完全不同的構筑工作，并且根本對立。乃是由于：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并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運行的;自然界不是循著一個永遠一樣的不斷重復的圓圈運動，而是經歷著實在的歷史……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不斷地注視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后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并最好盡快被人遺忘的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是要透過一切迷亂現象探索這一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并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黑格爾的體系沒有解決向自己提出的這個任務，這在這里沒有多大關系。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解決的任務……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它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46][47]
這是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文內所發之議論。由生長揭示存在和由歷史揭示社會的邏輯的同一化，體現出“主觀的思維和客觀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規律”。表明：“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的廢物——除了純粹的關于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同時表明：“辯證法的規律無論對自然界中和人類歷史中的運動，或者對思維的運動，都必定是同樣適用的。”[48]“不過在這里第一次對唯物主義世界觀采取了真正嚴肅的態度，把這個世界觀徹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運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里去了。”[49]
(說到底)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它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黑格爾把歷史觀從形而上學中解放了出來，使它成為辯證的，可是他的歷史觀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現在，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后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這是現代唯物主義的使命所在。對人與人的實踐關系的批判性研究就使得：必須將社會系統的發生、發展作為整體工作現象，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來看待社會系統和物質系統的統一。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50]
它們必須被視為協同互動的結構，這才有“有機體”和“建筑物”的譬喻。可見，“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51]在這里，由于從運動的角度把握構造，堅持把構造落實為運動的構造，就根本解決了結構中介規定的懸置問題。這樣，從社會的建筑物到社會的有機體，一個具有確定性內容的“社會形態”(經濟形態、政治形態、法律形態和文化形態規定)從研究對象層面豎立起來了，并最終突破了機械決定論思維模式，統一了物質生產和經濟，統一了經濟和社會。對人類的認識而言，其邁出了最具決定性意義的一步，因為統一了自然史和人類史的行動。
本章附識：體用本不二而亦有分，心物本不二而亦有分，此是哲學追本窮源到盡頭處……本體是萬物之本不在萬物外，譬如大洋水是眾漚之體不在眾漚外(熊十力語)。馬克思主義蓋由客體批判發起主體批判也。但從歷史廣延與完整態意義而論，馬克思主義實乃主體與客體研究之綜合也。又之，猶如主體批判體系內，客體即主體身份之社會表征，由此主體行為、物質行為以及藝術行為一體化了，在客體批判體系內，主體即階級之特征規定，由此階級、行動、科學一體也!兩者需要兼顧。中國人云：六經皆史、六藝皆史，實乃主義之真、行動之骨之謂也!中國人謂“究天人之際”，行“天人合一”之道。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道至遠;所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其德至健。其說的是本體流轉不已。《易》曰：生生謂之易，可謂道為體、德為用之指示，而后有變化無窮、翕張開闔。身份與勞動、財產與勞動，一元二性，一體二用，皆二重性規定也。由此激發了生產方式的規定，若商品生產方式從“財產勞動(生成規定性)”看，就是具體勞動指向抽象勞動意義之謂也。此乃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對象工作邏輯，開顯了馬克思主義工作的真境界。
【本章判語·闌干詞】紅樓疊夢，紫氣東來，義理不絕如煙。花香隔岸，家國行動，猶聽浪淘沙。一唯二辯三歷史，華臺索書刊。鄭箋柳拂，華夏博物，關內史地;經濟幾縷，計學勞動，中庸良言。仕途主體，莫問人家。眾手志，共天才;瀚海出，奇闌干。氣理心物，叢菊兩開，無限江山。經文訓詁，考據一脈，具表賀新郎。通古博今，亦族亦民重去。忠恕之間，滑向凡塵多修平。異域先聲，市民特質，詞章絕取承沿。
載《保衛資本論》2017修訂版P100-122
《保衛資本論》第五章原名：馬克思主義概念
[1]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2卷，楊敬年譯，商務印書館，2001，第98-102頁。
[2]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6、26頁。
[3]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200頁。
[4]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29-130頁。
[5]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2卷，楊敬年譯，商務印書館，2001，第107頁。
[6] 李建德：《經濟制度演進大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第61-79頁。
[7]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163頁。
[8] 葛蘭西：《實踐哲學》，徐崇溫譯，重慶出版社，1990，第124頁。
[9] 《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陳越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第142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頁。
[11]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0-13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9-714頁。
[13]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2009，第202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2-743頁。
[15]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163-166頁。
[16] 馬克思主義者從認識上將自身從客觀外部世界劃開，是為了更好地遵從這個世界、改造和改變這個世界。認識主體從來不是什么獨立的工作元素，它事實上從來都和實踐主體規定一體。主體的概念連結著內外的世界。而盧卡奇意義的主體實踐模式則意味著社會存在的本根(規定)：普遍聯系著的事物乃是作為了行動的實體和不斷發展著的活動規定。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4-365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78-579頁。
[19] 謝爾蓋耶維奇：《卡爾·馬克思的偉大發現——勞動二重性學說的方法論作用》，雎國余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第4頁。
[20] 這是彼此對應的稱呼。馬克思主義史上，列寧用后一術語指示馬克思運用的認識論，指稱馬克思主義者據以開展批判工作的“科學世界觀”。可以察知，“‘解釋世界’的傳統哲學，從根本上說，是以科學與哲學尚未完全分化為前提的哲學，也就是把哲學當作凌駕于全部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與此相反，‘改變世界’的哲學則是以科學與哲學的高度分化為前提的哲學，也就是擺脫了把哲學視為‘科學的科學’。”(孫正聿等：《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33頁)但是，“盡管可以從物象之道漸漸趨從于物質之學，但這仍不算達到對馬克思哲學的原本窮究，因為后者內含著一個‘物之觀’的轉向，馬克思哲學并不以將世界還原化約為‘物之質’為旨，它以隱喻的形式將人類的物質生產化作了物，并以這樣的一個物來理解把握現實生活世界。這一走向不是化約的知識論，而是一種實踐立場。這種動詞名詞化的新路向，開發了理解世界——歷史的新范疇，是別一番西方特色的抽‘象’。”(李紅章：《物的本土溯源與外來翻譯》，《江漢論壇》2014年第7期)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頁。
[22]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商務印書館，1961，序，第12頁。
[23] 劉永佶：《勞動主義》，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第152-153頁。
[24] 成果集結在《資本論》商品章中。這一首章結構系由資本生產歷史追溯而成。這一解析解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偉大構造和發生奧秘。啟示我們：第一，辯證法乃是起步和釀成于“商品”中的規定;第二，《資本論》文本結構是開放的，所要完成的是有關于社會存在本身的大寫剖解，在指向性上與歷史發展同步;第三，商品辯證法是實踐化的批判規定，是活的工作邏輯，旨在削除自足，堅持精神現象學批判進路，堅持在生長運動現象中把握認識，把握存在的整體發展;第四，歷史唯物主義是實踐化的形成歷程，它從歷史中發掘社會規定，統一歷史存在和社會存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統一化研究對象和理論范疇用語，例如從歷史形成起來的社會生產方面統一生產方式與勞動一般，從社會再生產方面統一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與價值(形式)，使理論分析具有明確的可操作性。總的來說，這是一個成熟的研究-敘述范例，這些工作內容為恩格斯、列寧后來概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提供了可靠而翔實的根據。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362頁。
[26] 郝敬之：《整體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406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69頁。
[28]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97，第33-34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1頁。
[30]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97，第22頁。
[31]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335頁。
[32]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213-214頁。
[33]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頁。
[34]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8頁。
[35]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1950，第1-7頁。
[36] 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卷，白錫堃等譯，重慶出版社，1993，第318-319頁。
[37]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第231-239頁。
[38]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2卷，楊敬年譯，商務印書館，2001，第96-97頁。
[39]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待這種統一，毛澤東有一段精辟入里的話：“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上層建筑……當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131頁)
[4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8頁。
[41]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97，第37-39頁。
[42]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0頁。
[43]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115-116、145頁。
[44] 在這個工作序列中，如果不恰當地將批判的始源規定——唯物主義歸結為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本體論”，那么，辯證唯物主義勢必降格為“邏輯學”，歷史唯物主義勢必降格為“認識論”。結果，自然史和人類史的對象就會被認定是邏輯層面的認識統一，以至于使辯證法墮落為一般總體概念。
[45]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212-213頁。
[4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89-392頁。
[47] 引文內加注下標的“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在表述上，后來被恩格斯在《終結》中直接改為了“邏輯和辯證法”。
[4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8-309、365頁。
[49]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97，第34頁。
[5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71、392-393頁。
[51] 《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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