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削時代的精神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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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為醫學上的麻醉性鎮痛藥,可以使病人暫時消除身體上的痛苦;而煙鬼吸食后可以體驗到一種伴隨著瘋狂幻覺的快感,達到麻木的瞑想狀態。在剝削社會,統治者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都要炮制一些“精神鴉片”,對勞動人民進行麻醉洗腦。
宋代以后的科舉制度,打破以往由世襲、舉薦等制度造成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給了“寒門”出身的知識份子一個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起到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盡管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但它幾乎成為所有下層知識分子改變命運的幻想品、精神鴉片。
在歷史上一直為統治者所利用的宗教,則以“救贖”、“解脫”作為精神誘導劑、迷幻劑和麻醉劑,使下層人民放棄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形式。馬克思指出,“宗教是被壓迫心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者則用“打拼”、“創業”、“機會均等”、“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欺騙人民群眾,以掩蓋其巧取豪奪、榨取“剩余價值”的剝削本質。賣塑料花起家的李嘉誠、開雜貨店起家的霍英東、送報紙起家的戴爾、車庫里創業的喬布斯、白手起家的蓋茨、四千元闖深圳的史玉柱、100多平方小店起步的黃光裕、……,這些“普通人”的“傳奇”激勵著萬千群眾,爭而效之,樂此不疲——循著梁實秋曾經的指導:“窮人總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
“有了爬得上的機會,連奴隸也會覺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雖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個個以為這正是他自己。這樣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種地,揀大糞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儉,背著苦惱的命運,和自然奮斗著,拚命的爬,爬,爬。”(魯迅語)
然而,爬的人多,路只一條。老實規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勤勞致富”的泡影于是破滅,“智慧創造財富”的口號又唱響:欺詐投機、忽悠炒作、假冒偽劣、金外絮中、拋光注水、三聚氰胺……于是,“聰明人把別人推開,推倒,踏在腳下,踹著他們的肩膀和頭頂,爬上去了。”
失望終于在善良的人群之中彌漫,股市、彩票就及時產生——要發財,“撞大運”。爬得上的機會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們,就天天替你們制造撞的機會,叫你們化些小本錢,而預約著你們名利雙收的神仙生活。結果卻是:股市“七賠二平一賺”,中彩五百萬的機率等于“一生遭雷擊兩次”——這原來是洋人、官人、財閥的“提款機”。舊社會就有“三鳥害人:鴉、鴿、鴇”(鴿:指白鴿票,彩票的一種。)的說法,可知人們早就視它們與鴉片一類了。
到了今天,上面的“精神鴉片”失效,新的鴉片又炮制出來(見附錄)——僅剩下“安撫”和“欺騙”兩種原料:“毛澤東時代壓迫人民”,“改開后人民富裕了”;“《勞動法》和《最低工資法》實際害了工人”,“保護好富人才能保護工人,工人要靠資本家養活。”……一如俄國小說《工人綏惠略夫》里的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她背地里責備一個因為不受上司的辱罵而被革職的教員,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著。究竟后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比起新自由學者們天花亂墜的辭藻、縝密嚴謹的推論、充分翔實的材料,這樣的措辭就拙直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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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文革對工人進行血腥的官僚資產階級全面專政
文革進入1968年末,毛發動了“清隊運動”,將矛頭重點指向工人階級。為了掩蓋這一根本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丑惡行徑,毛澤東下達了"文革是國共兩黨斗爭的繼續"的指示。
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衛戍區八三四一部隊于一九六八年九月進駐該廠實行軍管。由軍宣隊主事,新華社派員幫助總結經驗,弄出一份《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斗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印發全國、作為"清階"運動的學習文件,讓全國照此辦理。軍宣隊宣稱該廠"反動勢力相當龐雜,線多、面廣、根子深",大搞毛澤東的"群眾辦案",將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進廠的老工人"審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處理的工人、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類帽子在廠內"群眾專政",四個"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殺身亡。說了一句"江青也不見得一貫正確"的、無意將謎底為"爛肉好酒"謎語寫在江青講話小冊子上的,或生產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帽子。有一個老工人因無端被冤,與軍代表吵罵時動了手,被以"行兇鬧事,進行階級報復"的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
由于該廠是毛澤東親自搞的"樣板",全國各工廠都將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當作主要清理對象。
……(舉例)
【一個工人跟帖】誰要是黑著良心為文革翻案,再想制造對勞動人民的血腥的官僚資產階級全面專政,他就是我們工人階級的死敵!全黨全國人民堅決不答應。
………………….
附二:民工周某的博文(片斷)
許多人出于一片好心,而衷心贊同政府頒布執行《最低工資法》,他們認為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肯定對底層民眾有利。但如果他們和我一樣,有過一些身無所長、在外流浪的經歷,也許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2000年我剛到廣州的時候,雖然已經有18歲,但并沒有什么文憑,也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的訓練,因而非常難找工作。身上本來只有100來塊錢,白天找工作被職業介紹所騙走30塊,剩下的60多塊錢,也在晚上被小偷偷走了。我剛到廣州一天,就變成了真正的窮光蛋。而廣州對我來說是一座非常陌生的城市,沒有親戚朋友,也聯系不上家人。情況最壞,肚子最餓的時候,我甚至想能不能加入當地的黑團伙,和他們一起去干偷偷搶搶的勾當。當時整天在火車站周圍逛,能看到許多這樣的人。
但我沒走到這一步,許多和我一樣身無分文的人也沒有走到這一步。這得益于當時實際上比較寬松自由的就業環境。我在廣州只流浪了七八天,就找到了一個工作。是在一個洗車場洗車,又臟又累,但有很簡單的工作,只要愿吃苦就能做。月工資是250塊。這樣的工作,在那些“天子驕子”大學生、公務員和普通都市白領看來,是極其糟糕,不可接受的。
但我清楚記得,找到工作的幾個月之內,每當走上廣州街頭,我都可以昂頭挺胸的,感覺非常好,因為見到本地人的白眼,我都可以告訴自己:我是有工作的!這種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直到許多年過去,那時候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這么一個又累又臟工資又低的工作,怎么能給人以滿足感、自豪感呢?因為這是對比出來的。這份工作雖然辛苦,收入低,但我畢竟每天都有飯吃了,不用吃完上頓愁下頓了;晚上有個地方睡覺了——雖然是和許多工友擠在一個小地方,但總算不用趟街頭,可以睡個安穩覺了。況且不到三天,就能跟工友借到錢,給家里人報平安,說自己已經有了落腳的地方,還能和村里的朋友吹牛自己總有一天會出頭的。想到月底還會有一筆錢拿,真的從心底感到高興。
……
我在廣州、深圳兩地洗車多年,收入就不斷上漲。月薪從最初的250塊到400塊、450塊、600塊,800塊,直到最多的時候有上千塊。別的工友,有類似經歷。我上個月剛和以前的一位工友吃過一頓飯,他以前和我一起洗車,而現在他是一位汽車修理工,收入比以前多多了。而這些修理技能,都是在工作中學回來的。
很顯然,是寬松自由的就業環境給許多底層人員打開了進入城市謀生的大門。2000年左右,廣州名義上頒布的最低工資標準是500塊左右,假如當地政府嚴格執行這些標準,那許多像我這樣的人恐怕就找不到工作。因為不僅在老板看來,而且從實際情況看,許多人所擁有的勞動技能、勞動力就不值500塊。
若認為嚴格執法,老板最終會被迫給所有工人支付至少500塊的月工資,那肯定會適得其反。因為勞動力上漲了,洗車費就得漲,洗車費上漲,洗車的人必定減少。這樣,是有一部分工人的收入會在一開始就有500以上,但更多的人,會連250塊的收入都沒有。因為在這樣的價位上,沒有那么多人去洗車,老板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了。
反觀任由工人與老板約定工資數額,倒是真正有利于工人、老板雙方的。認為工人天然處于弱勢一方,無法和老板談判,那是一種誤解。否則工人們的工資怎么會從250漲到400、600?這顯然不是因為最低工資法,也不是因為老板突然良心發現,而是因為工人的勞動技能上升了,他能為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了。
是為了防止工人跳槽出去,是為了吸引工人跳槽過來,老板們才提高工資的。記住,和工人競爭的不是老板,而是其他工人——看誰更勤快、工作技能更熟練,也看誰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資。而老板的競爭對手也不是工人,而是其他老板,他們競爭的是,看誰更能準確判斷市場,為工人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提供更高的工資。
今天回想起來,我得慶幸2000年的廣州沒有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否則,我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我很可能繼續被饑餓折磨,我很可能在那樣的情況下鋌而走險,去干偷雞摸狗的事。所以,我請求那些為底層朋友橫眉豎目的人們,先冷靜下來想想,真正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法,是否真的有利于他們?
【一個老板跟帖】
現在不是共產時代,而且永遠都不可能進入共產時代,所以,貧富懸殊一定要有的.鄧小平就說,要讓部分人先富起來.農民工這十多年沒有富起來嗎?看看農村的私人住宅,是靠什么建起來的?而城市的下崗工是怎樣的生活?別不知足了.老板的訂單帶富了你們,卻還怪老板給的不夠.十三億人口中本來就只有少部分人有頭腦成為老板,要不,給你們這些整天抱怨的人去試試做老板?看你能富幾天!你以為每個人的能力都一樣嗎?
你說對了!我用打工10年的血汗錢搞個工廠,2008年資產縮水到原來的3分之一,我咬牙堅持往下走,有可能今年血本無歸。不要說我們是無良老板,起碼我給了你吃給了你穿,在你最困難時收留了你!我們沒政策扶持,沒銀行貸款,可我們讓一大半打工的人有了工作。現在在工業區門口,每天都有上千人來找工作,還指責我們的薪資為何不按ZF歸定來定。我想說:你們有本事問ZF要工作去啊!我是1996年出來打工的,在那個時候,能有一份工作真是欣喜得很,這幾年招工難,很多人都慣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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