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長的“五個不搞”，關鍵是“不搞私有化”　　　　

在今年的“兩會”上，委員長的工作報告，明確地提出“從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確保國家一切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即“五個不搞”。在兩會工作報告中，公開闡明“五個不搞”，三十年來尚屬首次。結果有褒有貶，莫衷一是，我們應怎樣看待呢？ 　　　

我認為，“五個不搞”的關鍵是“不搞私有化”。　　

為什么?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是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而產生出來為經濟基礎服務的。 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 。經濟基礎的變化發展決定著上層建筑的變化。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必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 上層建筑變化發展的方向由經濟基礎決定，經濟基礎的根本質變決定全部上層建筑也必然或遲或快地發生根本質變；經濟基礎的部分質變也決定上層建筑要發生部分質變。　　

在“五個不搞”中，屬于經濟基礎范疇的只有一個“不搞私有化”，其余四個都是上層建筑范疇的。　　

中國的現實是，30年的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已經由公有制為主體變為私有制為主體了。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始。經濟體制改革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實行分田單干，強行解體集體經濟。　　　　

　　1984年10月，隨著改革在農村的突破，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經濟體制改革轉入城市。企業由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改為廠長（經理）負責制。與此同時實施的企業承包制，是全面搞垮國營企業的兩個根本手段——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了全面的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標志著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改革開放、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及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相關決定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即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2002年11月，十六大提出，要“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一個月之后，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物權法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　　　

2007年3月16日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10月1日開始生效。物權法是規范財產關系的基本法律。其實就是保護私有制的法律。　　　　

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必須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私有化。大力推進，就是進一步私有化。與此同時出臺的國“新36條”和2010年中央企業的數量將由123家縮減至80-100家， 十二五”期間，將減少至30-50家，這是徹底私有化的實際步驟。這些名義上的國有企業，其本質上已變為官僚資產階級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但是資產階級改革派們仍然不放心。　　

在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已經逐步變為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經濟了，再大談“不搞私有化”從何說起？不是言不由衷、自相矛盾嗎?　　

或者，目前出現了公有制回歸的實際行動了？沒有。　　

在這種情況下，談“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這不是一廂情愿的事情。只是時間問題。　　

在去年，重慶現象出現熱議時，我寫過文章說：對薄熙來“什么是最難最大考驗呢？我認為，1，能不能拋棄“貓論”“摸論”理論。2，敢不敢反對私有化。這是最難最大的考驗。一個理論基礎，一個經濟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貓論”“摸論”理論成為了中國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的一個理論標志。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經過三十年的歷史檢驗，已經充分證明了這是一條倒退的理論，走上資本主義邪路的理論，使中國走向災難的理論。所謂“貓論”“摸論’理論，是中國一切矛盾和問題產生的理論根源，是中國一切邪惡丑惡現象存在的理論依據。　　　　

近幾年以來，我們看到，批判“貓論”“摸論”的文章越來越多。但是為“貓論”“摸論”辯解的文章也是不少。　　　　

無產階級和他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批判“貓論”“摸論”理論，回到毛主席的路線上來。具體標志就是，重申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只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掉所有的后綴。　　　　

重慶敢不敢，薄熙來敢不敢在這方面有所突破，這是重慶和薄熙來面對的在理論上的嚴峻考驗。　　　　

關于所有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黨人的理論就是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私有制一直是少數人奴役、壓迫、剝削多數人的基礎。“消滅私有制”是無產階級翻身求解放的唯一道路，“消滅私有制”是消滅資產階級及一切剝削階級的唯一途徑。　　　　　

改革開放后，在’貓論””摸論”理論的庇護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搞社會主義搞早了，在中國開始補資本主義的課。一些共產黨人也開始熱衷于私有化，熱衷于搞資本主義。　　　　

在國退民進私有化、市場化推動下，資本主義私有制開始蓬勃發展，與此同時與資本主義相應的社會丑惡現象也隨之泛濫。以黑社會為例，國退民進的同時也給國退黑進的創造了大好時機，黑社會開始在中國社會全面出現了。黑社會與資本主義是相伴相生的產物，一個國家想搞資本主義而又不想黑社會出現這是不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黑社會泛濫是自然的，就連蔣介石也是上海黑幫出身。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全消滅了黑社會和黃、賭、毒、嫖、娼等社會罪惡。一直到改革開放前，這些社會罪惡就再也沒有機會死灰復然。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在消滅社會罪惡的同時中國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農業實行了合作化，工商業進行了改造，實行了集體和國有化，基本消滅了私有制經濟，這些社會罪惡沒有了重新生長的土壤。　　　　

這就是中國的歷史經驗。要從根本上鏟除黑社會，就要同時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就要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只要真正確立了公有制經濟的主導地位，那么黑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自然就會受到極大的限制甚至根本就很難產生。反之，如果不大力發展公有經濟，那么，打黑一段時間后，黑社會勢力必然卷土重來。打黑的結果只能是一場階段性勝利。不觸動私有制經濟基礎的任何革命性行動都將是不徹底的。　　　　

薄熙來能不能這樣做，重慶能不能在全國率先開始區域性回歸公有制經濟，這是對重慶和薄熙來在實踐上的的最難最大的考驗。　　

去年下半年，“重慶現象”逐步被宣傳為“重慶模式”。甚至被榮為中國未來的希望。不過我一直沒有什么評論。原因很簡單，重慶目前所做的一切，除了廉租房以外，并沒有觸動私有制經濟基礎的任何作為。雖然我們不否定重慶的一些做法，但也并沒有超出改良的范疇。　　　　

在政治體制改革出現熱議時，我寫過文章說：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沒有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鞏固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及其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保證。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 實行按勞分配，反對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前提。　　　　

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來討論政治體制改革，都將走入歧途。如民主、法制、選舉、監督，還有一黨制、多黨制。當前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只能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及其各利益集團（包括漢奸賣國集團）之間的權力如何分配的問題。分配的原則是各利益集團所掌握的生產資料和各種資源多寡。有些所謂左翼人士為什么對這些東西那么感興趣?因為他們也想在這場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中也能夠分得一杯殘羹。無產階級及其人民大眾只能是看客。　　　　

所以，是否停止私有化并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衡量政治體制改革方向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和前提。　　　　

我在去年3月5日也是兩會期間的文章《<烏有之鄉>三篇貼文指出了一條革命之路》中講過多黨制問題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時寫道：　　　　

網上經常有討論多黨制問題。這不，辛子陵也講到黨改名稱和多黨制問題。剛召開的政協，報告再一次指出，中國抵御西方多黨制。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稍有理論常識的人都應清楚。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政黨屬上層建筑范疇，經濟基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產資料所有制。　　　　

一個私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必須實行多黨制，（以平衡和調節資產階級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否則就會陷于獨裁專制。（專制并不一定是封建制度，資本主義也有專制，希特勒是專制的，獨裁的，他是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的，也是資本主義的。）　　　　

一個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必須實行一黨制。否則，實行多黨制，當一個主張私有制的黨執政以后，他就要改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當主張公有制的黨再執政以后，他再把私有制改變為公有制，這樣折騰可能嗎？　　　　

一個主張公有制的政黨在一個私有制的國家里執掌了政權，他面臨的選擇只能是：要么繼續革命，改變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么放棄公有制主張，放棄公有制主張，也就意味改變黨的宗旨和性質；要么放棄政權，尼泊爾就是一個實例。　　　　

中國的現實是，30年的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已經由公有制為主體變為私有制為主體了，雖然不徹底。執掌政權的黨，面臨三種選擇：（1）維持現狀，必然是走向獨裁。結果只能是引起暴力革命。這種暴力革命有兩種前途：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重新奪得政權，條件是，暴力革命前，階級的力量準備充分；大資產階級竊取了革命成果，全盤西化。（2）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實行多黨制。執掌政權的黨，改旗易幟成為人民黨或社會黨，參加多黨競爭。這就是辛子陵之流所說的道路。無論是全盤西化，還是政黨改旗易幟，前途只有一種：國家陷入混亂，無產階級需要重新組織暴力革命，奪取政權。（3）回歸公有制為主體，回歸毛澤東思想。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這是無產階級及其人民大眾所期待的。但是，前途確實渺茫。　　

　　可以這樣說，對所有制的態度，在中國已經是檢驗當局和一切理論宣傳家們所實行和主張的一切政策和做法試金石。　　

我在《評注<項觀奇：學習毛澤東 繼承毛澤東 發展毛澤東>》一文中說：總的評論，文章雖然有一些馬列毛主義理論的論述，但基本立場是站在資產階級民主派一邊，否定馬列毛主義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崇拜資產階級的民主憲政，主張多黨制，議會選舉，軍隊國家化。鼓吹人民當家作主可以通過資產階級民主的方式來實現。　　

      值得警惕的是，文章提出關于毛派應該與資產階級民主派聯合的觀點，與有的所謂左翼領軍人物提出的左派要與右派（修正主義，走資派，維穩派，官僚資產階級）團結的觀點，用民族矛盾掩蓋階級矛盾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中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中出現的同樣對馬列毛主義思想理論危害十分嚴重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思潮。其特點是，不管思想理論上怎樣高談闊論馬列毛主義，實踐上的任何“革命行為”都不會觸及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我很贊成李成瑞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織，團結奮進》一文中講到的一段論述：最近期間，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斗爭中又出現了某些新動向。在經濟戰線上，由于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尖銳化，有關方面不得不采取改良主義的手法，即一方面進一步推行私有化和附庸化的路線，以“反壟斷”為名，繼續向國有經濟進攻，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另一方面搞一些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險等改良措施，以求在某些方面緩和階級矛盾。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對于那些有利于改善勞動者目前生活狀況的改良措施，要加以利用、監督和推動，發動群眾揭露和制止諸如克扣挪用福利資金、把“保障房”賣給富戶等等弊端，努力促使改良措施落到實處；更重要的，是通過爭取眼前經濟利益的斗爭，加強工人團結，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提高工人階級爭取長遠和根本利益的政治覺悟。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者“在實際利用改良和為爭取改良而進行的斗爭中，馬克思主義者不但沒有落后，反而明顯地走在前面”。同時指出：“盡管實行個別改良，工人總還是雇傭奴隸。”工人“爭取改善自己的狀況，和利用這種改善是為了更加頑強地對雇傭奴役制進行斗爭。” “堅決反對直接間接地把工人階級的意向局限于改良范圍內的改良主義者。改良主義是資產階級對工人的欺騙”。（《列寧全集》第19卷，第372頁）
    這里還要指出，在目前資本主義私有制已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資金基本上來自二次分配，即財政資金。但我國的財政資金只占GDP的20%多一點，除去軍政費用等等開支之外，用于福利方面的資金十分有限（2008年我國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公共服務開支僅占政府總支出的29.7%），與福利開支的巨大需求相差甚遠。中央財政拿不出多少錢，大部分開支推給地方財政。許多地方的財政收支本來就很緊張甚至早已存在隱蔽赤字（負債），對承擔這個任務叫苦不迭。有人說，這是地方的“事權與財權不相適應”；也有人說，這是“中央請客，地方買單”。怎么辦呢？地方政府除了通過“投資公司”變相地向銀行貸款，增加隱蔽赤字之外，主要的“出路”就是勾結房地產商，高價出賣國有土地，大搞“土地財政”。現在“土地財政”的收入已占到許多地方財政收入的30%、40%、50%甚至更多。地價的高漲勢必導致房價（包括房租）的高漲，從而使“住不起房”的問題空前突出。據調查，85%的居民表示自己買不起房，其中不僅包括廣大的工農弱勢群體，而且包括相當部分的中間階層。有些“白領”大呼：“我們也是弱勢群體！”許多為父母者因買不起房，無法讓兒子結婚，后悔“不該生兒子”。有的媒體借用白居易《長恨歌》中的話“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來形容這種尷尬狀態。地價房價的高漲還助長了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實際是對廣大人民的一種剝奪。所有這些情況，說明社會福利開支的真正“買單者”不是地方財政，而是老百姓。這正如民間的一句歇后語：“大拇指卷餅——自吃自”。在私有制條件下，不可能有重大的、鞏固的改良。
    在有關方面的文件中，還說要“調整初次分配”“提高勞動收入的比重”。這種話早就講過多次，實際結果怎樣呢？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的比重不但沒有提高，而且持續下降。據統計，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從1997年的59.8%下降到2008年的47.6%（《中國統計年鑒2000》第83頁、《中國統計年鑒2010》第83頁），平均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還多！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越來越殘酷！我們要堅決支持工人群眾聯合起來，通過“勞資集體協商”和其他方式開展斗爭，大力糾正這種極不合理的狀態。應當理直氣壯地提出，要使工資符合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的再生產，即維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所需生活資料的價值），反對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的超經濟剝削。這種封建性的超經濟剝削現象在當前的中國是普遍而嚴重的，應當徹底揭露，盡快消除。與此同時，還要告訴工人同志們：即使爭取到工資符合勞動力的價值，資產階級還是會無償地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因為工人在勞動中所創造的價值總量肯定大于勞動力的價值（即“必要勞動”的價值）——這就是馬克思所發現的剩余價值規律。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任何行政命令是不可能改變這個“絕對規律”的。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消滅剩余價值規律。我們要緊密結合當前實際，在工人和所有勞動群眾中，廣泛地開展“誰養活誰”的討論和剩余價值規律的啟蒙教育。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基礎工作。　　

李成瑞在論述中反復提醒，在當今中國社會，怎樣去認識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那就是所有制問題。因為“消滅私有制”這是共產黨人的基本宗旨。我不反對“左轉論”，是否左轉的標志只能是對所有制是否有所改變。我反對不切實際的對所有制沒有任何觸動的，甚至還在繼續深化私有化改革的情況下，鼓吹會出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會出現黨的自我更新的論調。　　

李成瑞的文章還進一步說道：最近期間，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斗爭，在思想政治戰線上也出現了一些新動向。“非毛化”、“貶毛化”和“去毛化”的活動更加猖狂了。當然，這里面有不同的派別，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手法：有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有打著灰旗反紅旗的，有打著白旗反紅旗的。他們之間在策略和方式上存在著差別和矛盾，但在實質上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在官方媒體上，偶而出現毛澤東的形象和言論，也僅僅限于新民主主義時期的，而對于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言行，特別是批判、反對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言行，則視若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
    怎樣看待這種變化呢？有些同志認為這是指導思想的變化。我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應當指出，他們的指導思想的變化并不是最近開始的，而是早已發生了根本變化。過去一個時期，他們承認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不過是先閹割了它的革命靈魂，再把它當作“無害的神像”即偶像化來蒙蔽群眾罷了。最近的一些新變化在于：即使面對“無害的神像”，他們也有些心驚膽戰，于是干脆把它拋棄了。這說明這些人在政治上比過去更加虛弱了，也說明他們在進一步向右靠攏，向打著灰旗反紅旗的勢力靠攏，從而使打著灰旗和白旗反紅旗的勢力更加肆無忌憚。有關方面公然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排除在指導思想之外，已經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除了在互聯網上提出批評和建議之外，最近有人寫信給領導人：如果今后在重要的文件或講話中再不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要到法院起訴，控告他們“違反憲法”。我們認為這種斗爭是正義的、合理合法的，但同時也要告訴大家，即使有關方面接受了這一意見，暫時地或長期地在口頭和紙面上重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而不在理論和實踐上拋棄修正主義，那只不過是重新掛起“無害的神像”來愚弄群眾，沒有什么實際意義。　　

李成瑞的文章我的評論是具有指導意義的綱領性的文件，道理就在于分析問題能看到問題的本質，當然包括對毛主席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的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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