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雷人語錄年年有，一年更比一年雷。據新華網3月9日報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華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平在接受采訪時稱：“我們不要鼓勵農村的孩子去上大學，因為一旦農村孩子讀了大學，就回不到自己的家鄉，回不去自己的家鄉就是一個悲劇。”

    什么是悲劇？在王平看來，農村的孩子上了大學不回農村就是悲劇。這應該算是王氏的“悲劇新解”。將心比心，請問王平上沒上過大學？是哪里人？你上了大學為什么沒有回到你的家鄉？這是不是一個悲劇？以此“悲劇新解”，這個世界上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悲劇”。不說別的，就說參加“兩會”的委員和代表們，不會都是出生在城市吧？他們咋也沒有回到生他們養他們的農村呢？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中國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越拉越大，農村人向往城市無可厚非，而實現農村人幸福夢想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上學，所謂“知識改變命運”。 不錯，農村的孩子上大學確實不容易，尤其是貧困地區的農民供養一個大學生不說砸鍋賣鐵，也幾乎是傾其所有。農村的孩子畢業后找工作也確實很難，因為國家已經把大學生就業交給了市場，沒有多少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源的農村大學生，進城后面臨著就業、事業、房子等巨大的生活壓力。但這不能成為拒絕他們進城的理由，更不能成為剝奪他們受高等教育權利的理由。

     事實上，城鄉差別、貧富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對農村建設的長期欠賬，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沒有根本的改變。尤其是市場經濟之后，各級政府官員們為了GDP的增長，以城市化為借口大張旗鼓地“折騰城市”，政府對城市的投入遠遠高于對農村和農業的投入。而農村面貌幾十年來沒有什么根本的改變。在這樣的狀況下，不去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增加農村的吸引力，而是用剝奪農村孩子接受教育權利來限制他們上大學、進城市，這對農民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不僅沒有公平公正可言，也沒有半點人性和人情味。憲法規定公民有選擇自己職業的自由。而如果官員的孩子還做官，農民的孩子只能做農民，這與封建王朝的血統論又有什么區別？  

    文化教育關系民族的興衰。當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就高瞻遠矚地指出：“隨著經濟建設高超的到來，必將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超。中國人被人認為是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那時候，剛剛翻身解放的工人、農民們在政府的組織下就開展了廣泛的文化掃盲。隨后又深入開展了教育的普及，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然而，在社會不斷文明進步的今天，居然有政協委員提議剝奪農村孩子受高等教育的權利。這樣的建議不管是以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一種歷史的倒退，是反文明的行為。

    不得不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已經形成一個為數不多但是能量很大的既得利益階層。這些人正在運用他們掌控的權力資源、社會資源、法律資源、輿論資源等等，千方百計來鞏固他們的社會優勢地位，以使他們得來并不怎么光明正大的利益不會“得而復失”。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宛麗指出：當代中國社會正在遭遇“精英陷阱”和“權力排斥”。這種“精英排斥”是利用行政賦權獲取社會資源而獨霸發展機會、獨吞利益結果的社會排斥現象。排斥的結果對個體而言，就業和發展機會不公，前景不明，難以理性預期，不能僅憑自己的文化、專業技術等資本進入高報酬、高福利、好環境的就業崗位。而靠家庭、血緣背景等先賦因素的地位分配機制作用增強，失去了一個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競爭獲得體面的社會地位的階層示范效應。

    我不敢貿然斷定王平是不是這樣的既得利益者，但他起碼是忘了自己從哪里來，飽漢子忘了餓漢子的饑。黨中央多次強調“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為了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一個文明社會里，對于社會弱勢群體應該幫他們一把，而不是打壓或者將他們固化。最近北京天安門前立了一尊孔老二的塑像，而孔老二在教育上的一個主張就是“有教無類”，而王平委員的建議不僅與黨和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張相悖，而且連兩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都不如，只能算是一個誤國害民的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