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發展公有制經濟,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防止兩級分化的根本措施

　　文｜周新城

　　當前,思想理論界有關兩極分化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看法很不一樣。盡管有少數學者否認兩極分化現象的存在,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兩極分化已經十分嚴重。他們指出,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僅為0.16,而2003年上升為0.458,目前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53或0.54,大大超過國際上公認的基尼系數為0.3~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接近“社會動蕩臨界點”。他們大聲疾呼,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問題的焦點是,兩極分化是怎么產生的,怎樣才能消除兩極分化現象？有的學者提出,國有經濟是兩極分化的根源。他們說,國有企業是壟斷企業,收入高,所以引起兩極分化。仿佛只要取消了國有經濟,就可以消除兩極分化。這是一種反對國有經濟、主張私有化的論調,必須認真對待。

　　從現象上看,兩極分化是分配問題:有的人收入多,生活富裕;有的人收入少,生活困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收入差距都叫兩極分化,兩極分化是特定生產關系的反映。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分配方式都不是人們主觀的選擇,不是隨意地確定的,而是由生產方式客觀地決定的。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而言是如此,就形式而言也是如此。就對象而言,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而言,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社會產品如何進行分配,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人們可以改變分配的具體做法,但分配的性質和方式卻是事先由生產方式決定了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我們研究兩極分化問題,不能停留在分配關系的表面現象上,而應該深入到決定分配方式的生產方式中進行分析。

　　兩極分化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時提出的論斷

　　一般來講,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最早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馬克思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來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因而它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馬克思指出:“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

　　資本和勞動的兩極對立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對立則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形式。因此,只有從分析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入手,即只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根源于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在封建社會末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價值規律的作用使得商品生產者發生分化,形成了一極占有生產資料,另一極喪失生產資料的局面。資本原始積累大大加快了這種分化的進程。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以后,新興資產階級通過暴力手段剝奪直接生產者,使生產資料和貨幣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里,而廣大勞動者被剝奪的除了勞動力外,別無其他。這種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大多數生產者喪失生產資料兩極的出現,是產生資本與勞動對立的基礎。

　　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出現的,因而兩極分化是以私有制的存在為前提的。沒有私有制,就不會有兩極分化。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兩極分化被大大加劇。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一方面,資本追逐價值的增殖,而價值是無差別的,價值的增殖沒有任何界限,使得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就有榨取剩余價值的無限的沖動,他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以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就造成財富越來越多地集中在資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形成了產業后備軍。大量產業后備軍的存在,使得資本家有可能壓低工人的工資,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從而造成貧困在勞動者一極積累起來。這兩方面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而資本的積累又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從而造成財富與貧困兩極分化越來越加劇。

　　可以說,兩極分化是以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表現。只要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資產階級學者從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需要出發,不能也不愿意揭示兩極分化背后的階級對立。因此,往往用收入的差距、生活富裕程度的差異(例如基尼系數)來說明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無疑,像基尼系數這類指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狀況的。但是,第一,它只是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而沒有透過這種現象揭示出問題的本質,沒有找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第二,這類指標沒有階級分析,把在社會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的不同階級混淆在一起,從而掩蓋了階級矛盾。所以,我們可以運用基尼系數來觀察社會上的兩極分化現象,但必須注意到這一指標的局限性。從本質上講,我們還是應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一般規律來分析兩極分化問題。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兩極分化現象激化了階級矛盾,威脅到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為了緩和階級矛盾,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限制、緩解兩極分化。例如,對高收入者的收入實行累進所得稅,對生活困難者發放各種補貼,普遍實行社會保障等等。然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在維護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的前提下推行的,它并沒有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勞動人民得到的“社會福利”,并不是資產階級恩賜的,它實際上是勞動者自己的勞動成果。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只是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而已。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事實證明,這種福利政策沒有也不可能解決財富在一極積累,貧困在另一極積累的問題,恰恰相反,隨著資本的積累和集中,兩極分化現象更加嚴重了。按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水平及其擁有的物質財富,是具備消滅貧困的條件的,然而正如西方的一些學者指出的,資本主義不是不能消除貧困,而是這一制度需要貧困。消除兩極分化,必須消除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舍此別無他途。

　　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為消除兩極分化奠定基礎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兩極分化的根源,因此只有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有可能消除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

　　在公有制的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共同所有,在生產資料占有方面勞動者都是平等的所有者。像列寧說的那樣:“全體公民在同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的關系上處于同等的地位,這就是說,全體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產資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廠等進行勞動的同等的權利。”這就排除了任何個人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地占有他人剩余勞動產品的可能。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一方面使得人們向社會提供的除了自己的勞動外,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人們不能不勞而獲,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從社會領得消費品。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因而還不可能實行按需分配原則。加上社會主義是“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社會,舊的分工依然存在,城市與鄉村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之間的差別還沒有消滅,勞動還不能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僅僅是謀生的手段。在這種條件下,勞動者取得物質生活資料的多少,同他們付出的勞動之間,必然具有內在的數量依存關系,要以勞動為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實行按勞分配。

　　可見,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按勞分配原則的主要含義是,任何人只能憑借勞動取得生活資料。在公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社會里,社會所生產的總產品,在扣除了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以后,全部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在勞動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是同私有制基礎上的尤其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根本不同之處。這種由公有制決定的分配方式,具有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當然,在社會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上,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按勞分配的具體實現形式是會有區別的,但在公有制范圍內必須也只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這一點是不會改變的。

　　實行按勞分配,雖然由于勞動能力不一樣、贍養人口不一樣,人們的生活還會有一定的差別,但是由于排除了生產資料參與分配,就不會出現一極財富積累另一極貧困積累的現象,這是消除兩極分化的根本條件。

　　理論與實踐都表明,公有制以及由它決定的分配方式,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奠定了基礎。那些把公有制當做兩極分化的根源,認為取消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才能消除兩極分化的觀點,豈不是同現實完全背道而馳了嗎!

　　不可否認,當前我國國有企業內部的分配制度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不能完全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這是需要在實際工作中通過改革加以解決的。但絕不能利用國有企業工資制度中不完善、需要改革的具體問題,來否定國有企業分配制度的根本性質,更不能把這些具體問題上綱為兩極分化進而否定國有經濟。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對待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收入來源逐漸多樣化,我國社會各個階層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出現了富裕程度不均甚至貧富懸殊的現象。輿論界對兩極分化問題議論紛紛,正是對這種現象的反映。

　　有人認為,兩極分化問題,只要在分配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縮小貧富差別就可以解決。然而生活資料占有的差距,即生活富裕程度的差距,只是浮在社會表面的現象。兩極分化現象背后的本質是生產資料占有不平等,是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不是分配領域的問題。經濟學的任務是揭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從而為消除這種現象找到正確的途徑。馬克思對兩極分化的分析,不是停留在對這種現象進行譴責、表達義憤上,而是科學地指出,兩極分化是在資產階級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表現。只有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以及由此產生的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兩極分化問題。

　　我國正處在社會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是復雜的,既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又有個體經濟、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決定不同的分配方式。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里,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分配領域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了剝削和兩極分化根源,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毫無疑問,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時,既可能出現平均主義的傾向,也可能出現差別過大的現象,但這都只是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調整政策加以糾正。在私有制范圍內,情況就根本不同。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的分配方式只能是按要素分配。在我國,私有制有多種形式,性質不一樣分配方式也不完全一樣。就私營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以及合資企業中的非公有部分而言,它們具有資本主義性質。毫無疑問,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在我國共產黨領導和公有制為主體的政治經濟條件下,這些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受到社會主義“普照之光”的影響,其經營的外部環境、經濟運行的具體條件顯然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決定其性質的內部經濟關系,卻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在這些經濟成分中,生產資料歸資本家私人所有,他們雇傭工人進行勞動,并無償地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經濟關系仍然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盡管其作用范圍受到很大限制,作用的形式也有很大變化),因而在這些經濟成分的范圍內,兩極分化現象是難以避免的。

　　有人擔心,承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會不會影響改革開放的形象？的確,鄧小平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我認為,這一論斷,第一是就發展趨勢而言的,第二是就社會整體而言的。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以致成為社會的主流現象,這種改革就違背了“消除兩極分化”這一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從改革的社會政治方向來說,改革當然是失敗的了。這一論斷并不意味著不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現象。我們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僅允許,而且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那么就應該承認由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所決定的兩極分化也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無庸諱言。鄧小平晚年根據社會實際情況,就明確指出:“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關于兩極分化的論斷只是告誡我們,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注意不要使兩極分化現象普遍化、嚴重化。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那么在分配領域就可以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原則,兩極分化就可以控制在允許的范圍內,從而保證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發展公有制經濟、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防止兩極分化的根本措施。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兩極分化呢？

　　第一,應該按照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關系的原理來理解和對待兩極分化。既然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必然產生的社會現象,那么評價兩極分化實質上就是評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作用。從道義上講,共產黨人是要譴責兩極分化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消除兩極分化。但對我國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應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因而我們對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兩極分化現象是允許存在的。我們對兩極分化的政策,不能從道德觀念、思想感情出發,而應該立足于在我國當前歷史條件下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這一價值判斷。

　　第二,應該采取措施,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雖然在目前條件下,兩極分化在一定范圍內難以避免,但是必須看到,兩極分化現象如果聽任其發展是會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社會不穩定,甚至導致政局動蕩的。因此,在允許存在兩極分化的同時,應該采取措施。一方面要通過積極發展公有經濟、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把兩極分化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另一方面要限制兩極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緩和社會矛盾。在初次分配領域,應該嚴格貫徹《勞動法》,并在非公有制企業里建立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切實保障工人的權益,保證工人在市場上能按照勞動力價值出賣勞動力,不僅保證滿足再生產勞動力的生理要求,而且力爭實現再生產勞動力的社會歷史因素的要求。借口“改善投資環境”而人為地壓低工人工資、從而擴大兩極分化現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再分配領域,除了嚴厲打擊偷稅漏稅、侵吞國有資產、行賄等違法行為外,還需要通過征收個人收入的累進所得稅、擴大社會保障等辦法縮小貧富差距。在第三次分配領域,應大力提倡和鼓勵富裕群體捐資慈善事業。總之,要在分配的各個領域采取有力措施,盡可能縮小兩極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緩和社會矛盾。

　　第三,應該明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徹底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現象。但是,這一目的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實現。目前允許剝削、兩極分化在一定范圍的存在,并不是我們的目的,在分配領域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也不是共產黨所追求的公平的標志。我們是利用資本主義性質經濟的積極作用,發展生產力,為將來消滅資本主義、最終消除剝削、兩極分化創造條件。當然,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的一切工作的長遠目標。忘記了黨的最終奮斗目標,不把當前的一切工作看做是朝最終目標前進的一步,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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