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樣實現共同富裕？不堅持公有制基礎，只靠調整分配政策，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嗎？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周新城教授對此做過系統的研究和闡述。本文為周新城教授生前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要求，在自己長期理論和現實研究的基礎上，完成的學術著作《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的第三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關系”中的第四節“幾個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有關的有爭議問題的辨析”。經作者授權，首發于2017年6月25日昆侖策網和“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現予重新編發，以饗讀者。

　　幾個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有關的有爭議問題的辨析

　　在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時，有一些問題充滿了爭議，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1、剝削的根源是私有制

　　在討論分配問題時，有一個問題是回避不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有沒有剝削？如果還有，對于剝削現象應該采取什么政策？

　　談到剝削問題，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不能為了迎合某種需要而否認事實，也不能避而不談。在方法論上，應該先從理論上搞清楚什么是剝削，然后結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研究如何對待剝削的問題。

　　什么是剝削？

　　首先，剝削是一種歷史現象。人剝削人的現象是人類社會進入奴隸社會以后開始出現的，迄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但剝削不是永恒的。在原始社會，當時極其落后的生產力以及原始公社的所有制，使得人與人之間不可能產生剝削關系。人們集體勞動獲得的產品，不屬于某個個人或家庭，而是在原始部落成員中平均分配，否則人們就無法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為消滅剝削奠定了基礎。當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剝削將被永遠地、徹底地消滅，人們將只能從歷史書和博物館里了解到人類社會曾經存在過人剝削人這種荒誕不經的現象。

　　剝削是人類社會發展特殊歷史階段上的一種經濟關系。

　　第一，人剝削人的現象，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發展這樣一種水平所決定的：一方面，“一切部門——畜牧業、農業、家庭手工業——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1]也就是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人們已經有可能生產剩余產品。沒有剩余產品，就不可能有剝削；另一方面，生產力的發展“還沒有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2]，也就是說，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如果生產力高度發達，使得社會全體成員的生活需要和生產需要都可以得到充分滿足，剝削現象就可以得到根除。剝削是在生產力既有一定程度發展而又沒有達到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出現的。

　　第二，剝削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剝削與私有制共存亡。從歷史上說，人剝削人的現象是隨著私有制的出現而出現的。原始公社是不存在剝削現象的。原始公社的瓦解，“財富積聚和集中在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手中”，私有制出現了，掌握生產資料的階級就有可能利用這種經濟力量去剝削沒有生產資料的階級。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有人占有生產資料，有人卻喪失生產資料，這是產生剝削的根源。只要存在私有制，剝削就是不可避免的。私有制的不同形式決定了剝削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3]只有消滅了私有制，人剝削人的現象才會最終消失。

　　第三，剝削是生產資料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一種經濟關系。并不是所有的私有者都是剝削者。個體農民、手工業者是私有者，但他們不是剝削者，因為他們是靠自己的勞動使用自己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的，他們既是私有者，又是勞動者。這里，生產資料與勞動力是直接結合在一起的，這排除了剝削的可能。剝削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的一種特殊方式即間接結合方式的產物。間接結合是指這樣的情況：社會分成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者和喪失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兩極，生產資料與勞動力是相分離的，只有通過生產資料所有者作為中介，才能實現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結合，才能進行生產。在這種結合方式下，生產資料轉化為吸收別人勞動的手段，不再是勞動者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勞動者了。生產資料所有者憑借手中掌握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失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產品，這就是剝削。生產資料公有制之所以能夠消滅剝削，就是因為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共同占有，這里，生產資料與勞動力在更高層次上又直接結合在一起了。

　　可見，剝削是以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為條件，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私有者利用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余產品這樣一種經濟關系。正因為剝削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資料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一種特殊的經濟關系，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用生活上的貧富差別當作剝削的標志，不能用生活資料占有的多少來判斷是否有剝削。毫無疑問，剝削必然導致貧富差距，但貧富差距不一定意味著剝削。關鍵要看財富是怎么得來的。靠自己的勞動使生活富裕起來，是“勤勞致富”，不是剝削。按勞分配原則的實行，也會導致貧富不均的。只有依靠所掌握的生產資料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由此引起的貧富差距才反映了剝削關系。同樣，也不能把平均主義說成是剝削。平均主義的確使得一部分人應該得到的收入而沒有得到，另一部分人卻得到了不應該得到的收入，但這是分配政策上的失誤所造成的，它不是由特殊的經濟關系所導致的必然的現象，不反映生產資料所有者與勞動者的經濟關系，因而不能構成剝削關系。

　　剝削總是與階級聯系在一起的，我們講的剝削是指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列寧指出：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4]

　　階級和剝削是密不可分的。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存在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在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的階級，就必然產生剝削關系；反過來，只要存在剝削關系，社會成員就必然分成不同的集團、不同的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所以我們總是把剝削與一個社會的基本階級關系聯系在一起考察的，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通過揭露資本家無償地占有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剝削關系，闡明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關系；同時，我們也總是把消滅剝削與消滅階級并提的，只有消滅階級才能最終消滅剝削。

　　如何對待剝削？

　　剝削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我們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來對待剝削，即應該聯系具體歷史條件來分析剝削，不能抽象地予以肯定或否定。從倫理道德角度看，人剝削人是一種不合理的、甚至丑惡的現象，應該加以譴責。然而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還不足以當作分析社會發展問題的依據。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剝削產生的根源、它所起的歷史作用以及消滅剝削必須具備的條件。各種剝削形式體現了不同的生產關系，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原理，來分析各種不同形式的剝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反過來又影響生產力，加速或延緩生產力的發展。如果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就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如果生產關系不適合生產力性質，就會阻礙、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我們要從某種剝削形式是促進還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評判它的功過，而不能從思想感情出發，僅僅以道德觀念作為評判標準。

　　原始公社瓦解以后，人類社會進入奴隸制社會。奴隸主把奴隸當作會說話的工具，對奴隸進行慘無人道的奴役和剝削，對于這種行為，從現在的角度看理所當然地要受到鞭撻和聲討。但是，講一些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發泄一下高尚的義憤是無濟于事的。如果深入地研究一下，我們卻不得不承認，在奴隸制取代原始公社的那個歷史條件下，這種剝削制度卻是進步的。由于生產力極其低下，剩余產品極為稀少，殘酷剝削奴隸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科學文化昌盛的必要條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為古代文化的繁榮，即為希臘文化創造了條件。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他充分肯定奴隸制這種殘酷的剝削制度的歷史作用，甚至認為在一定意義上，“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5]

　　當然，奴隸制的歷史作用是有限的、短暫的，對奴隸進行殘酷剝削的制度使得奴隸毫無積極性，奴隸通過破壞生產工具、大規模逃亡和起義進行反抗，因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制度逐漸成為生產力的桎梏，用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人類社會最后一個剝削制度，也有一個從促進生產力發展轉化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過程。在封建社會末期，資本的原始積累導致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里，大多數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于是，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從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并把生產過程中工人創造出來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即剩余價值，攫為已有。自由、平等、自愿的外表掩蓋不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的殘酷性，饑餓的紀律取代棍棒的紀律改變不了工人遭受奴役的本質，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對此作了很好的揭露。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在嚴肅地批判資本主義剝削的同時，卻充分肯定它的歷史作用，他們指出：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6]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化，資本主義的這個基本矛盾的發展表明這種剝削制度已經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了，于是，資產階級私有制的喪鐘敲響了，徹底根除剝削的時代到來了。

　　現在，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應該怎樣對待剝削呢？社會主義是要消滅剝削的，這一點無需隱諱。鄧小平指出：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7]

　　他是把消滅剝削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提出來的。但是，這一目標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才能實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完全消滅剝削的條件還不成熟。我們應該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從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關系的原理出發，按照“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來制訂對待剝削的政策。

　　對于封建制度的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系，應該徹底否定，因為它已完全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窒息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我們通過土地改革已經根除了這種剝削形式。

　　對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剝削，即在資產階級私有制基礎上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剝削形式，則需要作具體分析。

　　一方面，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性質，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并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有制不符合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要求，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從整體上以及發展趨勢上看，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產階級私有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正是根據這一情況，我們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并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反對私有化，其道理也就在這里。

　　另一方面，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即不發達階段。我們是在一個生產力不發達的落后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因而需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去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建國以來，經過60多年的建設，我國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但總的來說，生產力不夠發達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而且各部門、各地區生產力發展又極不平衡。我國既有高度社會化的、采用先進技術的大生產，又有分散的、使用原始工具的經濟。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也要求有多層次的所有制結構與之相適應。這種情況決定了除了作為主體的公有制外，還需要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這些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滿足人民的多種需要還有著積極的作用。適應客觀存在的生產力水平及其發展的要求，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只要存在以私有制為基礎、雇傭工人進行生產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資本主義性質的剝削關系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國家政策規定的范圍內這種剝削形式對經濟的發展是有益的、必要的，應該予以保護。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于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中存在的剝削行為，一定意義上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而我們的政策不僅允許存在，而且要給予鼓勵和支持。

　　講到如何對待剝削時，必須注意從理論上分清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把剝削本身與剝削的作用區分開來。上面講過，剝削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經濟關系，只要有私有制，在此基礎上，生產資料所有者利用所掌握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產品，剝削就客觀地存在了。外部環境的不同，只能影響剝削的表現、剝削的程度，但改變不了剝削這一事實本身。不能說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資本家雇傭工人、榨取剩余價值是剝削，他到中國來投資，同樣是在私有制基礎上雇傭工人、榨取剩余價值，卻不是剝削了。這是說不通的。但是，客觀條件的差異會使得同一種剝削形式具有不同的歷史作用。如果說在世界范圍內，就整體來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因而“私有制的喪鐘敲響了”的話，那么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環境下，資本主義性質的剝削關系仍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既不能因為我們最終要消滅剝削就否定目前資本主義剝削形式仍存在的積極作用，也不能因為剝削還有積極作用就否定剝削本身，不敢講是剝削。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待剝削必須實事求是，客觀上存在剝削這種經濟關系，就承認有剝削；客觀上某種剝削形式還有利于經濟的發展，我們就肯定這種作用。當然，在宣傳工作中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重點，但在理論上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不要否認存在剝削關系這一事實。

　　第二，必須把握好最高綱領與現實綱領的關系。我們的最高綱領與現實綱領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共產黨人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向全世界公開宣布了這一點。共產主義社會是要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的。但是，實現這個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推進。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這一問題時指出：

　　“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現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要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8]

　　對于剝削，我們也應該這樣認識。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徹底消滅剝削的，但在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還需要保留和利用某種剝削形式。現實綱領是為實現最高綱領服務的，但不等于最高綱領。制訂現實綱領，僅僅從抽象的理論、未來的最終目標出發是不夠的，還必須結合當前的具體實際，考慮怎樣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否則不可能成為朝著實現最高綱領邁進的一步。現實綱領又不能脫離最高綱領，離開最終奮斗目標的綱領是毫無意義的。今天我們保護剝削關系是為了將來徹底消滅剝削關系，而不是使剝削永恒化。利用剝削，發展生產力，為最終消滅剝削創造條件，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2、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表現

　　談到當前我國的分配問題，經常會提到兩極分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沒有兩極分化？至今眾說紛紜。有人不承認有兩極分化，認為如果承認有兩極分化，就是否定改革，他們甚至玩弄統計游戲，把城鄉分開計算基尼系數，得出結論，我國基尼系數并不高，認為主要問題是平均主義，要警惕“殺富濟貧”。顯然這種論調是粉飾現實、赤裸裸地為暴富的資產階級進行辯護，因而為人們所不齒。大多數人則認為我國兩極分化已經十分嚴重，他們也用基尼系數來說明問題，提出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僅為0.16，而2003年達到0.458。有人估計，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53或0.54，大大超過國際上公認的、基尼系數為0.3-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接近“社會動蕩臨界點”。他們大聲疾呼，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也有人說，會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取決于工作，工作做得好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總起來說，一般談論兩極分化問題的文章，大多停留在揭露分配領域中的不公現象，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思路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再分配領域采取某些措施。

　　在研究如何對待兩極分化問題之前，必須先分析一下兩極分化的實質，了解兩極分化這一概念的內涵。

　　兩極分化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時提出來的論斷

　　一般來講，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最早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章第23章中深刻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他指出：

　　“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來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9]

　　“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0]

　　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因而它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是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是分配問題，那么，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馬克思指出：

　　“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11]

　　勞動和資本的兩極對立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對立則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形式。因此，只有從分析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入手，即只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一方面，資本追逐的是價值的增殖，價值是無差別的，價值的增殖沒有任何界限，所以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就有榨取剩余價值的無限的沖動，他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以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就造成財富越來越多地集中在資本家手里，只要有可能，這一過程會是無盡頭的。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相對地、有時甚至絕對地減少，由此形成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后備軍。大量產業后備軍的存在，又使得資本家有可能壓低工人的工資，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從而使無產階級貧困化，造成貧困在勞動者一極積累起來。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而資本的積累又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從而造成財富與貧困兩極分化越來越加劇。

　　可以說，兩極分化是以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它是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表現。只要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有可能消除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鄧小平把消除兩極分化列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其理論根據也就在這里。

　　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資產階級學者從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需要出發，不能也不愿意揭示兩極分化背后的階級對立，因此，往往用收入的差距、生活富裕程度的差異（例如基尼系數）來說明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無疑，像基尼系數這類指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狀況的。但是，第一，它只是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而沒有透過這種現象揭示出事情的本質，沒有找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第二，這類指標沒有階級分析，在按收入水平、生活富裕程度劃分不同集團時，把在社會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的不同階級混淆在一起，從而掩蓋了階級矛盾。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兩極分化現象激化了階級矛盾，威脅到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為了防止階級矛盾的激化，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限制兩極分化，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例如，對高收入者（主要是大資本家）的收入實行累進所得稅，對生活困難者發放各種補貼，普遍實行社會保障等等。這就是資產階級學者經常標榜的“福利國家”。他們試圖使勞動者相信，不需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需要觸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基礎——資產階級私有制，只要通過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就能夠實現收入均等化，消除貧富懸殊現象。這是一個騙局。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在維護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的前提下推行的。勞動人民得到“社會福利”，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但這并不是資產階級恩賜的，它實際上是勞動者自己的勞動成果。實施社會福利政策，無非是想叫勞動者更加“安心”地接受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因而只是壟斷資產階級的一種更精巧、更隱蔽、更富有欺騙性的剝削手段。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事實表明，這種福利政策并沒有解決財富在一極積累、貧困在另一極積累的問題。按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水平及其擁有的物質財富，是具備消滅貧困的條件的，然而正如西方的一些學者指出的，資本主義不是不能消除貧困，而是這一制度需要貧困。失業、貧困等社會弊端并不是因為生產力不夠發達，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消除兩極分化，必須消除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也就是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舍此別無他途。

　　駁國有經濟是兩極分化的根源論

　　有人利用兩極分化問題來攻擊國有經濟。例如，有一位具有一定影響的官員提出，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工資水平高于私營企業，這表明國有經濟是兩極分化的根源。因此，要消除兩極分化，必須消滅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她的意思是，所有企業都是私營企業，兩極分化自然就消失了。這是一個十分荒謬的論斷。

　　上面講過，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表現。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實行的是單一的公有制，那時根本沒有兩極分化的現象，因為沒有產生兩極分化的經濟基礎。但這種所有制結構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不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在資本主義性質經濟范圍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兩極分化現象。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兩極分化自然出現”[12]。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越發展，兩極分化現象就越多，如果消滅了公有制，讓私營經濟一統天下，兩極分化就成了全社會的普遍的現象了。

　　那位官員提出國有經濟是兩極分化的根源，這種說法，我們且不用從理論上來分析其謬誤，道理很簡單，在公有制條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都不可能利用生產資料來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因而不可能產生兩極分化；從實踐上講，有一個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改革開放以前，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國有經濟的產值占國民經濟的80%以上，誰都承認，那時并沒有兩極分化現象；現在，國有經濟的產值已經退到了國民經濟的30%以下，卻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顯然，兩極分化現象的出現和擴大是同公有制經濟比重的下降、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比重的上升分不開的。

　　不可否認，當前我國國有企業內部的分配制度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不能完全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這是需要在實際工作中通過改革加以解決的。但絕不能利用國有企業工資制度中不完善、需要改革的具體問題，來否定國有企業分配制度的根本性質，更不能把這些具體問題上綱為兩極分化，進而否定國有經濟。

　　至于說到國有企業工人的工資比私營企業工人的工資高，這是事實。我們引用一些數據吧。據全國第一次經濟普查資料，全國國有企業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4089元，私營企業為9282元，農民工月工資為639元，私營企業職工的工資相當于國有企業的65%，農民工的工資為國有企業職工工資的45%。上世紀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在那里，絕大部分是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而當地農民工工資12年每年僅增加5.1元，扣除物價上漲的因素，實際工資是下降了。2007年，全國工資總額2.8萬億元，國有企業發放1.62億元，占57.6%；其他經濟成分發放1.18萬億元，占38.5%。但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僅占全國城鎮就業總人數的21.8%，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占70%。可見非公有制經濟勞動者收入低到什么程度。

　　與此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的利潤卻飛速增長。2006年，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860億元，比2000年的189.6億元增加了8.84倍，在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所占比重由4.3%上升到25.8%；擁有的資產從3873億元上升到37910億元，增加了8.78倍。2009年，全國私營企業實現利潤達到6849億元。在“十五”期間，非公有制經濟的利潤年均增長41.2%，其中私營經濟利潤年均增長59.8%；非公有制經濟擁有的資產年均增長29.2%，其中私營經濟擁有的資產年均增長49.1%。

　　上述數據恰好表明，我國私營企業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殘酷。面對這些事實，我們應該大力貫徹《勞動法》，捍衛工人的利益。有的經濟學家卻反過來要求國有企業壓低工人的工資，豈不荒唐。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對待兩極分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人們收入來源日益多樣化，我國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集團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出現了富裕程度不均，甚至貧富懸殊的現象。輿論界對兩極分化問題議論紛紛，正是對這種現象的反映。

　　我國正處在社會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是復雜的，既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又有個體經濟、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決定不同的分配方式。在公有制范圍內，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了剝削，從而也就消除了兩極分化，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毫無疑問，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時，既可能出現平均主義的傾向，也可能出現差別過大的現象，但這都只是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完全可以通過調整政策加以糾正。在私有制范圍內，情況就根本不同。在那里，私有制決定的分配方式只能是按要素分配。在我國，私有制有多種形式，性質不一樣，分配方式也不完全一樣。就私營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以及合資企業中的非公有制部分而言，它們具有資本主義性質。毫無疑問，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在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這些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受到社會主義“普照之光”的影響，其經營的外部環境，經濟運行的具體條件顯然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決定其性質的內部經濟關系，卻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在這些經濟成分中，生產資料仍歸資本家私人所有，他們雇傭工人進行勞動，并無償地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經濟關系仍然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盡管其作用范圍和形式有一定變化），因而在這些經濟成分的范圍內，兩極分化現象是難以避免的。

　　大量事實證明，我國已經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這也是回避不了的。一方面，我國現在有一個堪比世界富豪的階層，據估計，2009年百萬美元的富翁人數已達到67萬戶（現在就更多了），居世界第三，資產超過十億的富翁人數僅次于美國，名列世界第二。他們擁有別墅、豪車，生活奢侈糜爛。另一方面，就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盡管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有很大改善，但仍然有相當多的人的生活沒有達到小康水平，有的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他們處于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的境地。盡管有人竭力否認兩極分化，然而事實是任何辯辭所改變不了的。

　　有人擔心，承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會不會影響改革開放的形象？的確，鄧小平曾經說過：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13]

　　我認為，這一論斷，第一，是就社會整體而言的；第二，是就發展趨勢而言的。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以致成為主流現象，這就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方向，這種改革當然是失敗的。這一論斷并不意味著不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現象。我們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僅允許、而且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那么就應該承認由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所決定的兩極分化也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無庸諱言。鄧小平的論斷只是告誡我們，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注意不要使兩極分化現象普遍化。

　　江澤民多次指出，

　　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搞私有化。這是一條大原則，決不能有絲毫動搖。”[14]

　　只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動搖，在此條件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那么在分配領域就可以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原則，兩極分化就可以控制在允許的范圍內，從而保證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兩極分化呢？

　　第一，應該按照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關系的原理來理解和對待兩極分化。既然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關系必然產生的社會現象，那么評價兩極分化實質上就是評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作用。從道義上講，共產黨人是要譴責兩極分化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消除兩極分化。但對我國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應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因而我們對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兩極分化現象是允許存在的。我們對兩極分化的政策，不能從道德觀念、思想感情出發，而應該立足于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這一價值判斷。

　　第二，應該采取措施，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雖然在目前條件下，兩極分化在一定范圍內難以避免，但是必須看到，兩極分化現象如果聽任其發展是會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社會不穩定的。因此，我們在允許存在兩極分化的同時，應該采取措施，一方面把兩極分化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這一點，不應用阻礙私營經濟、外資企業發展的辦法，而應靠積極發展公有經濟，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實現）；另一方面限制兩極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緩和社會矛盾。除了嚴厲打擊偷稅漏稅、侵吞國有資產、行賄等違法行為（對這些違法行為的任何“赦免”、“淡化”的主張，只會激起民憤，絕不可取）外，還需要通過征收個人收入的累進所得稅、擴大社會保障等辦法縮小貧富差距。

　　第三，應該明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徹底消除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現象。但是，這一目的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實現。目前允許剝削、兩極分化在一定范圍的存在，并不是我們的目的，在再分配領域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也不是共產黨所追求的公平的標志。我們是利用資本主義性質經濟的積極作用，發展生產力，為將來消滅資本主義、最終消除剝削、兩極分化創造條件。當然，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

　　3、正確對待財產性收入

　　有人主張，應該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并把這一點列為分配領域的一項重要政策。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收入，按大類來區分，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勞動收入；一是非勞動收入，即財產性收入。

　　財產性收入范圍很寬，性質也不完全一樣。財產性收入的主要部分是投資于企業經營活動獲得的收入，即資本收入。我們僅就有關這一類財產性收入的問題談一些看法。

　　財產性收入的性質

　　大家知道，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只有勞動（活勞動，包括管理、技術等在內）才能創造價值，生產資料（資本）只能按照消耗掉的比例，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價值上去，而不能增加新的價值。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資本獲得的收入，只是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地占有工人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因此，從性質上說，勞動收入，是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是勞動者自己創造的；資本收入，則是占有他人勞動創造的價值，而不是資本自己創造的，是剝削所得。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照生產力水平和發展的要求，我們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樣的所有制結構。在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成分里，實行的是按勞分配原則，個人收入都是勞動所得。在處于補充地位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里，由于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有人占有生產資料，而有的人沒有生產資料，占有生產資料的人不會讓人白白使用生產資料，必然要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得收入，因此，有權參與分配的，不僅有勞動，還有生產資料，各種生產要素都要參與分配，也就是說，實行的是按要素分配原則。在非公有制經濟里，個人收入既有勞動收入，也有非勞動收入（財產性收入）。就非公有制經濟中的主要成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而言，工人獲得的是勞動收入，資本家獲得的收入，除了參與管理活動得到的外，主要是非勞動收入（財產性收入，即資本收入），也就是剝削所得（應該指出，即使是他的管理活動，也具有兩重性，即既是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又是為榨取剩余價值這一目的服務的）。資本收入盡管是剝削所得，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法的。

　　勞動收入與財產性收入，性質上是不一樣的，因而在政策上雖然都要保護，但也應該有所區別，不能一視同仁。

　　共產黨應該重視勞動收入

　　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勞動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勞動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維持不了。恩格斯指出：

　　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15]

　　人類只有通過生產勞動才能使自然界為自己提供物質生活資料，因而生產勞動是人類首要的實踐活動。人們在勞動生產實踐過程中改造自然、影響自然并使之適應社會需要。毫無疑問，勞動必須同生產工具相結合才能進行生產，但人是生產力中最重要、最活躍的因素，因為生產工具是人的勞動制造出來的，沒有人的勞動，就不會有生產工具；生產工具也是由人的勞動來使用和發動的，沒有人的勞動，生產工具只是一堆死東西，不可能成為現實的生產力。

　　勞動創造人類，也創造世界，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我們任何時候都要把勞動放在第一位，尊重勞動，愛護勞動。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是為勞動人民謀福利的，更不能輕視勞動，而去崇拜資本。黨的性質決定了這一點。資產階級學者總是把資本當作生產的最重要的要素，仿佛資本自己能夠創造價值，“錢能生錢”，有沒有勞動不要緊。他們鄙視勞動，看不起勞動者，這種態度是由他們的剝削階級本質決定的，改不了。共產黨不能這樣，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依靠勞動人民，為勞動人民服務，這是我們的根本，也是我們力量的源泉。記得有一位領導同志談過，講“神圣不可侵犯”，共產黨就要講“勞動神圣不可侵犯、勞動權神圣不可侵犯、勞動收入權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那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這真是一語中的，講到根本上去了。

　　在分配問題上，我們也應該把勞動收入放到第一位，首先考慮勞動者的收入。制定收入分配的政策時，把資本收入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勞動收入放在第一位，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個承認不承認歷史唯物主義關于勞動創造世界、勞動是生產力第一要素這些基本原理的問題；更值得提出的是，從實踐上講，這是一個階級立場問題，即站在哪個階級一邊考慮分配問題，是首先維護工人、農民的利益，還是片面地維護資本家的利益，甚至侵犯工人、農民的利益。隨著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出來了。一些經濟學家總是站在資本家一邊考慮問題，總是幫資本家出主意怎么壓低工人工資，增加利潤，利用輿論工具，宣傳“效率優先”，讓資本家先富起來。這種輿論影響到了實際工作，一些地方在“改善投資環境”的旗號下，千方百計幫助資本家大幅度增加利潤，甚至當資本家發生違法行為（例如利用國有企業改制的機會盜竊國有資產、偷稅漏稅等）時，還提出“赦免原罪”，要求不予追究。與此同時，卻竭力壓低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有的地方二十多年不漲工資。諸如此類現象的出現，表明這些理論家、國家干部已經喪失了勞動人民的立場，變成資產階級利益維護者了。

　　立場問題，我們多年不提了，然而這是客觀地存在的。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多說幾句。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除了少數學科如語言學、邏輯學等外）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而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不同的階級、不同的社會集團具有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利益。研究對象的特點客觀地決定了社會科學具有強烈的階級性。這一點，經濟學研究尤為明顯。馬克思曾經指出：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16]

　　經濟學研究具有階級性，這連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也是承認的。例如，凱恩斯就公開說過：

　　“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17]

　　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索洛說：

　　“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18]

　　在我國討論分配問題時，我們應該自覺地站在勞動人民一邊考慮和制定分配政策，千方百計地維護和增加勞動收入；即使是保護財產性收入（資本收入），也是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條件，從勞動人民根本利益出發確定的，而不是站在資本家立場上提出來的。

　　在分配政策上財產性收入應處于第二位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所有制結構方面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在分配方面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制度。所謂“多種分配方式”，歸結起來就是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兩種分配方式。因此，財產性收入（包括資本收入）只要合法取得的，都得到法律的保護，不得侵犯。

　　問題在于，作為社會主義的分配政策，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哪一種收入應該放在第一位，哪一種收入應該優先考慮？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但事物的兩個方面不是均衡的，總有一個方面是主要的方面，而這個主要方面決定了事物的性質。分析任何問題都需要既全面地考慮事物的兩個方面，又要區分主次，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例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所有制結構中，既存在公有制，也存在非公有制經濟（包括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那么我們為什么說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呢？就是因為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其他經濟成分的活動受到公有制的決定和制約。一旦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社會性質就會發生變化，由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這里，不分清主次，就看不清社會的性質。再如，在我國政治制度中，凡是不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都屬于人民，都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力量，但人民是分成不同階級、階層的，人民之間既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利益，也有不同的具體利益，這就決定了各個階級、階層之間，在政治態度方面既有共同的一面，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所以要區分依靠力量和團結力量。工人、農民等勞動人民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而資本家等則是團結對象，因為它一方面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又存在剝削，即有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矛盾的一面。如果把資產階級當作依靠對象，而把工人農民撇在一邊，社會主義政權就難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就會發生動搖。

　　分配問題也是如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所有制結構中，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決定了分配方式既有按勞分配，也有按要素分配；收入來源既有勞動收入，也有財產性收入（資本收入）。我們在研究和處理分配問題時，這兩個方面都必須考慮到，但兩者必須分清主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堅持把勞動收入放在第一位。如果按要素分配成為主要分配方式，如果分配政策上把資本收入放到第一位，那就同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相悖了。

　　當前更應該強調保障和增大勞動收入

　　在當前條件下，更應該重視保障和增大勞動收入。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追逐剩余價值是它們的本性。在我國，從實際情況看，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利潤侵占勞動報酬已經成為非公有制經濟的普遍現象。一方面勞動收入低下，另一方面資本收入迅速增長，兩極分化現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而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這種狀況不僅使得勞動人民感到經濟地位、政治地位下降，喪失了主人翁感，而且也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舉一個例子。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大家越來越感到必須擴大內需，降低對外依存度，而擴大內需的瓶頸就是勞動收入的低下，工人農民的消費能力太弱。兩極分化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影響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現在，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了。現在還強調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從總體上說是不合時宜的。至于少數特殊情況，另當別論。不要輕視分配問題，它直接關系到我國政權的鞏固、經濟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雪里送炭，改善民生，不要制造一夜暴富的神話；需要的是鼓勵勞動，宣傳勞動光榮，引導人們誠實勞動致富，而不是沉迷于資本投機；需要的是大力保障勞動收入，而不是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讓有錢人越來越富。我們反對平均主義，同時也要防止兩極分化的擴大，要知道，按照鄧小平的理論，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我們最終是要徹底取消財產性收入的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財產性收入是初級階段分配領域的現象，不能把它凝固化、永恒化。隨著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高級階級發展，財產性收入是要逐步消失的。

　　現在有一種傾向：只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談未來社會的發展，未來的奮斗目標，仿佛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將是永遠存在的，私有制始終是不可或缺的，因而資本收入也將永遠存在。那些主張私有化的人甚至提出，私有產權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那么憑借私有財產獲得收入也會是永恒的。

　　應該旗幟鮮明地指出，財產性收入是歷史的、暫時的現象，我們最終是要取消它的。當然，取消財產性收入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不能急于求成。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取消財產性收入、尤其是要徹底消滅資本收入的，但在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還不能做到這一點，還需要保留和維護財產性收入（包括資本收入）。然而今天我們保護財產性收入、保護資本收入，是為了將來徹底消滅私有制、徹底取消財產性收入、尤其是剝削收入，而不是使它永恒化。我們是利用私有制，利用資本收入，調動私營企業主的積極性，發展生產力，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取消資本收入創造條件。

　　4、公平是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

　　與分配問題相聯系的，還有一個公平的問題。

　　實現公平（以及與此相近似的公正、平等、正義等）[19]，是人類自古至今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遠的如《禮記·禮運》中描述的“大道”，近代的如康有為《大同書》里提出的“大同世界”。但是，究竟什么叫“公平”？“公平”與“不公平”的標準是什么？對這個看似十分簡單的問題，回答卻是莫衷一是，往往沒有一個科學的回答。這有點像愛情，大家都講愛情，但對愛情的理解卻是五花八門的，各執一詞，從來沒有一個大家都同意的統一的說法。人們經常自己設定一個公平的標準，然后用這個標準去衡量社會上的一切事物，符合這一標準的，就認為是公平的，就表示支持；不符合這一標準的，就認為是不公平的，就予以譴責。人們總是把自己理解的“公平”作為標準，來衡量社會現象是否合理，來設計未來的理想社會。資產階級打出公平、平等的旗號進行反封建斗爭，并把資本主義社會說成是最公平的社會；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則認為保留小私有制才是公平的，并用自己設想的“永恒的公平”來批判資本主義。

　　近來，我國學術界對公平問題的議論多了起來，這也許同越來越多的社會不公現象引起大家重視有關。在目前的討論中，有人把平均主義當作公平，凡是不平均的地方，就認為是不公平的；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的公式，把他們臆想的公平當作一個社會是不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標準；有人把私營企業主憑借手中掌握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工人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理由是利潤是資本創造的，因而私營企業主獲得利潤是最公平不過的了，誰對此提出異議，那就違背公平原則了；有人主張只要在再分配領域做一點調整，如對富人征收累進所得稅，對窮人實行最低保障，這就實現了公平。各種說法都有，令人莫衷一是。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談論公平問題時，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進行分析，這樣才能統一認識，進而統一行動。離開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越討論越糊涂。

　　公平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世界上并沒有抽象的、永恒的公平

　　什么叫公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直是有爭議的。這種爭議，歸根結底是歷史唯心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兩種世界觀分歧的表現。有人認為，世界上存在一種抽象的、“普世”的、“永恒”的公平，資本主義社會違反了這種公平，因而是不合理的，未來的社會應該是公平的社會，我們就是要為實現公平而奮斗。我們之所以要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就是因為社會主義能夠實現公平。他們把這種臆造的“公平”作為改造舊社會制度、設計新社會制度的根據，仿佛社會制度是由思想決定的，而不是歸根結底由生產力的性質客觀地決定的。普魯東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從人的“類本質”出發，提出一種“永恒的公平”，批評資本主義社會違反了公平的原則，因而應該建立一種符合“永恒的公平”原則的社會制度來取代它。

　　馬克思恩格斯批評了普魯東的“永恒的公平”。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一文中，指出，普魯東主義的一個特點是，每當需要分析經濟關系時，就求助于永恒的公平。普魯東“要求現代社會不是依照本身經濟發展的規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規范來改造自己。”[20]“普魯東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標準來衡量一切社會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棄或承認這些原理是以它們是否符合他所謂的‘公平’為依據的。”[21]這個公平，普魯東稱之為“永恒的公平”。普魯東認為，“公平是人類自身的本質”，它應當是“一切”。

　　針對普魯東主義從抽象的“人的本質”引伸出公平這一范疇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恩格斯明確指出，公平是一種觀念，它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產生的，而不是先驗的、與生俱來的。公平不是決定社會經濟關系的東西，恰恰相反，它本身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普魯東的公平觀把因果關系搞顛倒了，頭腳倒置，他把本來應該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東西，當作決定社會經濟關系的東西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正因為公平是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所以不同社會制度有不同的公平標準。恩格斯對公平下過一個經典性的定義，他說，

　　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22]

　　對公平，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世界上不存在某種永恒不變的、超越社會經濟關系的公平。運用類似普魯東主義那樣的“永恒的公平”來研究社會經濟關系，就像化學中運用燃素說來分析燃燒現象一樣，只會造成一種不可救藥的混亂。

　　公平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公平的標準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而變化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應該根據社會經濟關系（其基礎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來研究公平問題。公平是一個歷史的范疇，人們對是不是公平的判斷標準是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的。我們回顧一下人類歷史上公平這種觀念的發展歷程吧。

　　當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人們的勞動有可能生產出剩余產品的時候，原始社會就逐漸為奴隸社會所取代。奴隸主把奴隸當作會說話的工具，殘酷地壓迫和剝削奴隸，這種現象，從我們現在的觀念來看，是極其不公平的，應該予以譴責。但是，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考察，卻是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因為只有這樣殘酷的剝削，才使得少數奴隸主有可能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專門從事科學和文化，從而才有可能出現燦爛的希臘文明和繁榮的羅馬帝國。奴隸主對奴隸的壓迫和剝削，在歷史上曾經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因而在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比這更為公平的分配方式，只能是后人主觀設想的東西，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當然，奴隸制的歷史作用是短暫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奴隸制逐漸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封建制取代奴隸制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建立在奴隸制生產方式基礎上的、曾經是公平的分配方式就逐漸過時了，需要由另一種分配方式取而代之，公平的標準隨之也就發生變化了。

　　在封建社會里，地主占有土地，農民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不得不向地主租種土地并支付地租，或者到地主家里去當長工。農民往往在人身上依附于地主。地主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這一點，只要了解解放前我國農民的境況的人都是十分清楚的。土地改革得到農民廣泛的擁護，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貧雇農由此獲得了解放，道理就在這里。然而在封建社會里，地主憑借占有的土地獲得地租，農民租種地主的土地支付地租，是最公平的分配方式，以致有人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客觀地說，只要還是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沒有別的更公平的分配方式。

　　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它自己的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的公平標準。隨著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在資產階級私有制基礎上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公平。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集中在資本家手里，勞動者喪失了生產資料，但人身是自由的，因而勞動力成為他唯一可以出售的商品。資本家在市場上按照勞動力的價值購買勞動力，然后驅使工人進行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工人的勞動創造出超過勞動力價值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無償地攫為己有。毫無疑問，資本家榨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仍是人剝削人的一種形式，但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馬克思恩格斯無情地鞭撻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殘酷性，說資本一來到世上每個毛孔都滲透著血和污，同時卻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歷史的積極作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的歷史條件下，在現實生活中，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的工人獲得勞動力價值、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這種分配方式是最為公平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拉薩爾派譴責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不公平，強調在未來“勞動資料是公共財產”的社會里，應該公平地分配勞動所得，即“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社會一切成員”。馬克思著重批判了拉薩爾派的所謂“公平的分配”和“平等的權利”。馬克思用提問的方式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說：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出法的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23]

　　可見，歷史上公平的標準是不斷變化的，我們必須結合歷史條件來談論是否公平的問題。脫離社會經濟關系來抽象地談論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那是說不清楚的。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按勞分配是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

　　馬克思在批判拉薩爾派關于未來社會的所謂“公平分配”原則的時候，分析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根據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分配領域還只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即社會的每個成員完成一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然后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從社會儲存的消費品中取得相應數量的產品。毫無疑問，按勞分配仍存在某種不平等現象，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所以這種分配方式并不是我們的理想。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產品的極大豐富，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里，我們要用“按需分配”來取代“按勞分配”。盡管如此，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條件下最公平的分配方式。一方面，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不能按生產資料占有情況進行分配，另一方面，不夠發達的生產力水平又決定了還不能按人們的實際需要進行分配，在這種情況下，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是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

　　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正確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就是實現了公平，雖然生活水平仍有差別；任何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制度、政策、措施，無論是平均主義、還是差距過大，都是不公平的。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了指導研究分配問題的一個根本的方法論原則，即不能從抽象的公平、平等出發，而要從生產方式、首先從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來確立是不是公平的標準。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任何物質資料生產都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結合，“生產條件的分配”實質上是指生產資料與勞動力歸誰所有。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指資本主義社會——引者）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不能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和所有制的、仿佛由“公平”、“平等”決定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馬克思把這種想法稱之為“庸俗社會主義”，認為它是“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思想[24]。

　　遺憾的是，當前研究分配問題卻往往重復馬克思批評過的錯誤，脫離生產方式、所有制，抽象地追求公平與平等。其實，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公平標準是迥然不同的。企圖尋找一種不同生產方式、不同所有制都適用的“公平的”分配方式，這是徒勞的。

　　從馬克思上述觀點出發，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就必須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離開公有制，就不可能有按勞分配，也就不可能有公平。現在有人成天喊“公平”，卻又主張私有化，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他們設想，在私有制基礎上，只要對具體分配政策作點調整，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這簡直是癡心妄想。私有制必然產生人剝削人的分配關系，在私有制基礎上調整分配政策，至多只能緩和剝削關系帶來的社會矛盾，而不能實現我們所希望達到的公平。在分配領域，社會主義的公平是按勞分配，這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

　　不能把抽象的公平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

　　恩格斯批判普魯東主義“永恒的公平”，馬克思批判拉薩爾主義的“公平分配”，已經過去130多年了。他們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關于公平的基本原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早已成為定論。然而在我國，近年來在公平問題上又有人重復普魯東主義、拉薩爾主義的錯誤，把公平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仿佛只要實現了他們所說的抽象的“公平”，就是社會主義了。例如，某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這樣的公式。在這里，我們不來討論市場經濟問題，因為鄧小平早就講過，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因而市場經濟不可能成為決定社會性質的東西，不能用是不是實行市場經濟作為判斷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標準。我們要指出的是，把公平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也是荒唐的。問題在于，這位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同歷史上的普魯東主義一樣，認為公平是某種永恒不變的東西（但又始終不愿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說清楚他們說的公平的內容），而且把這種模糊不清的公平作為評判社會性質的標準，似乎一個社會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要看它是不是實現了他們所說的公平。這就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要知道，公平是社會經濟關系的觀念化、神圣化的表現，是社會經濟關系決定公平的標準，而不是公平決定社會經濟關系。社會經濟關系體現在制度上就是社會制度，所以也可以說，是社會制度決定公平的標準，不同社會制度有不同的公平的標準，而不是主觀設定的、臆想的公平決定社會制度。一種社會制度的性質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和國家政權的性質決定的，而不是由是不是公平來決定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這位經濟學家雖然很著名，名聲很大，但在這個問題上卻連常識都沒有。

　　應該指出，把公平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特點。民主社會主義有一派，叫做“倫理社會主義”，即把社會主義說成是某些“全人類共同的價值”（用現在時髦的概念，也就是“普世價值”），只要逐步實現這些價值就是社會主義了。那么，哪些“共同價值”構成社會主義的本質呢？說法不大一樣，但有一條是共同的，即都把公平、正義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那位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著名經濟學家在這一點上與民主社會主義是相通的。

　　那么，能不能把實現公平當作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呢？這種提法恐怕也不妥。馬克思恩格斯最反對把社會主義的任務歸結為實現“公平”、“正義”、“平等”等等。例如，馬克思堅決反對在黨綱中寫上“消滅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這一不明確的語句，而主張把“消滅一切階級差別”作為黨的奮斗目標。他說：

　　“隨著階級差別的消失，一切由這些差別產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25]

　　恩格斯完全贊成這一思想，他說：

　　“用‘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來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把社會主義看作平等的王國”，這是以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為依據的口號，“現在應當被克服，因為它只能引起混亂。”[26]

　　他們說的是“平等”，但也適用于“公平”這一概念。所以，應該說，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徹底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當然這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而不是追求什么抽象的公平。

　　根據上面的敘述，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公平觀，我們至少應該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公平是經濟關系的觀念化的表現，不能離開經濟關系到人們的頭腦中去尋找公平的標準。經濟關系決定公平的標準，而不是相反。不同的經濟關系就有不同的公平標準，不存在抽象的公平，公平總是具體的。因此，討論公平與否的問題，必須研究社會經濟關系、首先要研究所有制關系。

　　第二，公平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公平的標準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沒有一個適用于一切社會制度的統一的、亙古不變的公平，更不能用“永恒的公平”、“公平的分配”等等臆想的標準去評價社會生活現象、提出改造社會的方案、制訂具體的社會經濟政策，而必須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去把握公平的問題。

　　第三，不能僅僅從倫理道德觀念出發去判斷公平與否。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在道義上始終站在被壓迫、被剝削者一邊，譴責一切剝削行為。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征。”[27]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我們必須把公平問題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要研究一定的公平觀所反映的經濟關系是不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是不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提出的要求。

　　“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如果把公平作為一個反映經濟關系的歷史范疇來把握，那么我們就有可能正確地理解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我國一些經濟學家往往把“效率”與“公平”看作是一對處于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的兩個范疇，仿佛強調“公平”就會影響“效率”，強調“效率”就會影響“公平”。這其實是上了西方經濟學的當。從資產階級立場看，“效率”與“公平”是矛盾的：資本家要多得利潤，必須壓低工資，因而不能強調“公平”；但不講“公平”，工人階級會有意見，勞資矛盾會尖銳化；強調“公平”，又會影響資本家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影響效率。所以，他們老在“效率”與“公平”問題上打圈子，一派主張效率優先，另一派則主張公平優先，還有人主張兩者兼顧。我們不能把西方經濟學當作分析分配問題的依據，不能跌入西方經濟學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必須跳出西方經濟學設置的“效率”與“公平”關系的怪圈，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研究這個問題。

　　效率，無論是指勞動生產率、資金利潤率，還是用其他指標來表示，都是屬于生產力的范疇；而公平，作為人與人之間現存經濟關系的觀念化的表現，所體現的是生產關系。因此，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實質上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不存在某種固定不變的效率與公平關系的模式，必須把兩者關系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辯證地加以分析。當某種公平標準所反映的分配方式適合生產力的性質，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那時公平與效率是統一的；反之，公平與效率就是矛盾的，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提出了改變分配方式、調整公平的標準，以適應發展生產力、提高效率的需要。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正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既實現了分配的公平，又調動勞動人民的積極性，提高了效率，達到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5、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一個重大問題，關系到我們黨能否貫徹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們就應該著手解決如何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時至今日，再拖延解決，勢必嚴重脫離群眾，危及黨的執政地位。

　　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即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在分配領域必須實行按勞分配，任何人只能憑借勞動取得生活資料，其他生產要素都不能參與分配，“不勞動者不得食”。盡管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是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它在使用價值的創造中有著自己的貢獻，但在公有制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是共同占有的，任何人不能憑借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也就是說，生產資料不是參與分配的一個要素。實行按勞分配，雖然由于勞動能力不一樣、贍養人口不一樣，人們的生活還會有一定的差別，但是由于排除了生產資料參與分配，人們只能憑自己的勞動獲得消費品，這就不會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更不會出現一極財富積累、另一極貧困積累的現象。

　　有人提出，不需要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只要調整分配政策，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需要澄清。

　　共同富裕是許多人追求的價值目標，但人們對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樣實現共同富裕，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每個人的生活都提高了，那就是共同富裕了。于是他們把瑞典等北歐國家的福利主義看作是共同富裕的典型，仿佛這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他們認為不需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要國家調整一下分配政策，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他們希望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甚至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其實，北歐國家搞的“福利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自己統治地位所采取的一項政策措施。它不觸動壟斷資產階級私有制，不改變雇傭勞動制度，只是由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第三世界以及本國勞動人民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因而至多只是對資本主義制度作若干改良而已。這種政策的性質，無非是作為充當資本主義病床前的醫生的社會黨，為延長資本主義制度的壽命而開出的一劑藥方。盡管就眼前利益來說，這種政策對本國勞動人民是有利的，但這不過意味著，“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28]而已，而沒有根本改變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因而兩極分化現象仍然存在，根本談不上共同富裕！

　　從理論上講，在私有制基礎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一定條件下勞動人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例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是在市場上按照勞動力價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而勞動力價值不僅包括生理因素，還包括歷史的、社會的因素。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在勞動力價值不變、甚至下降的情況下，它所包含的物質內容仍有可能增加，工人實際生活水平仍有可能提高。但是，這種提高，第一，始終只是局限于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內，資本家只承認等價交換，此外是不肯多花一分錢的；第二，隨之而來的是剩余價值率不斷提高，資本家獲得的利潤增長幅度更大。在工人生活提高的同時，兩極分化在加劇。這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并不是簡單地說大家都改善生活，而是指一種分配關系，即按照同一個標準參與分配（例如，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而不是有的人憑勞動、有的人憑生產資料獲得收入），從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共同提高生活水平。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因為它排除了生產資料參與分配的可能。

　　鄧小平不是抽象地、一般地談論共同富裕，而是把共同富裕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聯系在一起說的。剝削、兩極分化與共同富裕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概念，有剝削、兩極分化，就談不上共同富裕，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從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所以，離開公有制，就談不上共同富裕。有的人一方面竭力否定公有制為主體，另一方面卻侈談什么共同富裕，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這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注 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寧選集》，第4卷，第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1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江澤民：《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1999年8月12日。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凱恩斯：《勸說集》，第24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18]索洛：《經濟學中的科學和意識形態》，載克倫道爾、埃考斯編：《當代經濟論文集》，第11頁，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公司，1972年版。

　　[19]公平是一個十分寬泛的范疇，可以是社會學的范疇，例如講機會平等；也可以是法學的范疇，例如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此等等。我認為，根本的是作為經濟學范疇的公平，因為經濟是基礎，其他領域的公平問題是從經濟領域的公平問題派生出來的；而經濟領域中的公平問題，首先是生產資料占有問題，但人們談論經濟領域的公平，往往主要指的是分配問題。我們只局限于探討有關分配領域的公平問題。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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