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一本塵封了近70年的長征親歷者撰寫的回憶錄——《紅軍長征記》公之于眾，立即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書中有篇署名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更是引起讀者濃厚的興趣。許多人希望了解：何滌宙何許人也？他在長征中有哪些作為？這個人后來怎么突然消失了？

　　《遵義日記》

　　1936年8月5日，毛澤東、楊尚昆在陜北發出撰寫《長征記》的征稿啟事。在中央號召下，大家的積極性很高。董必武、李富春、張云逸、徐特立等領導同志帶頭寫回憶錄；做政治工作的陸定一、蕭華、王首道等也身體力行。在保安的紅軍大學第一科學習的學員都是紅軍的高級干部，他們中不少人積極響應號召，拿槍桿子的人也拿起了筆桿子。

　　紅軍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由徐夢秋、丁玲、成仿吾等組成。編輯工作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編者精選出100篇文章、近40萬字，取名為《二萬五千里》。該書編好后，手稿存于總政治部宣傳部，僅供借閱。

　　《二萬五千里》成書之際適逢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時期。毛澤東為了照顧統一戰線的大局，避免刺激國民黨，指示暫緩出版，等到以后適當時機再說。這樣，一拖就拖到了1942年底，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趁印刷廠工作較空的機會，把它印出來，更名為《紅軍長征記》。

　　這是長征親歷者留下的關于長征的文字記載，一部關于長征的最早、最真實、最珍貴的記錄。正如該書的前言所說：富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和珍貴的歷史價值。

　　◆何滌宙（存疑）

　　《紅軍長征記》看點多多，署名“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就是極為精彩的一篇。日記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在遵義的“一段特殊生活”：

　　我記不清哪一個月哪一日，只因為遵義十天的生活，是在長征的行軍生活中劃分出來的，所以到現在還是深刻地記憶著。這十天中沒有行軍的事，沒有打仗的事，享受著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是一年零一個月的長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第一天，進遵義。……下午一點鐘我們才開始向遵義前進，到遵義已經將近黃昏了。蕭隊長說：我們乘這個機會帶學生逛街，省得明天學生借故請假出來逛街。誰不想看看遵義全城情形，忘記了腿酸，忘記了疲倦，整起隊伍，齊著步伐，從新城到老城，從大街到小巷，將遵義走個遍。遵義確實不壞，大街上的鋪子一間挨一間，只是比較大的鋪子，家家門口掛了“潰兵搶劫暫停營業”的牌子，從被刨壞的門板里，還看見柜臺里凌亂狼籍的模樣，似乎要我們替他向王家烈算賬的神氣。

　　第二天，進街上館子。早起無事，學生們正在拭槍洗衣服，就約同蕭、蘇、馮三同志去逛街，買了一些應用的東西以后，大家不約而同地找東西吃，問了老百姓，知道有川黔飯店，規模最大。到川黔飯店，因為過早未開張，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氣，讓我們上樓到雅座，代我們點了他們的拿手菜辣子雞丁、醋溜魚、血花湯等六七個菜，一邊同我們談著王家烈的苛捐雜稅，弄得商人沒法做買賣，我們也告訴他紅軍的主張，不一時菜來了，一盆辣子雞丁，堆得滿出來，味道確不壞，大家都很滿意，吃完算賬，三元多，我們唯一的土豪S·T同志沒有來，在座幾個人誰也當不了這闊“主席”，于是大家湊錢，伙計看了很詫異。

　　第三天，在土豪家。……今天我們搬到一個蔣師長的蔣公館去住，在遵義算得數一數二的漂亮洋房子……“紅軍之友社”滿街貼了標語，歡迎朱毛，街上很熱鬧……我住在樓上，可以了望全個遵義，算是蔣公館里最好的房間。晚間坐在洋房子里，燒著白炭，靠在搖椅上，看著土豪家拿來的畫報，我是布爾喬亞了。

　　第四天，歡迎朱毛。早起街上鬧哄哄的，擠滿著人，知道是歡迎朱毛的……丁字路上人擠不動了，都是想看朱毛是怎樣三頭六臂的群眾……十一點多鐘，隊伍都來了，都是風塵仆仆的，一列一列過著，“朱毛來了沒有？”群眾問著，誰知我們的毛主席、朱總司令，正在前面經過，只怪我們的毛主席朱總司令，為什么不坐四人轎，不穿嗶嘰軍衣，使群眾當面錯過……

　　第五天，……又到川黔飯館去吃辣子雞丁，竟有一半是白菜，未免欺人，向伙計理論，他說明天一定做好……

　　第六天，群眾大會籃球比賽。今天開群眾大會，成立遵義革命委員會……大會場在中學校的操場，人擠滿了偌大的一個足球場。委員會產生了，一個紅軍里的遵義小同志也當了選，接著是朱毛的演說，群眾今天才真正看見朱毛的廬山真面，“毛澤東原來是個白面書生”。有的群眾說，原來他以為朱毛一定是國民黨所畫的那樣青面獠牙的……

　　大會結束，臺上宣布遵義學生與紅軍比賽籃球，并傳知要我出席參加比賽……籃球場已擠滿看客，穿著高領細袖裹身長衫的遵義學生隊已一條一條如魚一般地在場上往來練球。自然雙方都是一時之選，初次比賽，誰也不肯示弱，我們還是以前在中央蘇區打熟的一隊，球藝彼此知道，傳球連絡，素稱不差，銀笛一響，雙方開始正式比賽。紅軍打仗是百戰百勝，只打得學生隊只有招架之工，沒有還手之力，W的遠射更使遵義隊無法應付，W·T矯捷，更使丈二和尚摸不到頭緒，兩場終結，十二與三十之比，紅軍勝利了。大概是W·T在場上英文說得太多了，當我們出球場時，聽得學生們紛紛地私議說：“他們都是大學生呀！”

　　第七天，上午講了兩堂課，下午同S·T去裁縫鋪取大衣，小得不能穿，問他為什么不照量的尺碼裁，裁縫說皮子不夠，真是豈有此理！一件長袍子，改做大衣，袖子沒有皮，長只到膝蓋，豈有不夠的道理，至少賺了一件背心的皮子去。貂皮的一件背心也抵得很多錢，但是未免太過分了呀！剝削得我大衣穿不成，同他爭論，又無證據，只得在脅下兩條加做棉的，裁縫愿意賠布……

　　回來又同S·T到川黔飯店吃辣子雞丁，太不成話，少得連盤子底都鋪不滿，并且大部分是豬肉，大概認為“紅軍先生”可欺，同S·T決定以后不來吃了，伙計看我們有點像發脾氣，又來賠不是……

　　◆遵義縣革命委員會舊址。

　　第八天，同樂晚會女學生跳舞。今天大家都興高采烈，因為我們晚上開同樂晚會，并且又有女學生跳舞。學生們忙于布置會場，我們的政治教員Y同志特別起勁，跳進跳出，指揮著學生布置……五點鐘，晚會開始……照例的魔術雙簧過去以后，最精彩的女學生跳舞出臺了，穿著紅綠舞衣的女學生，從幕后走出來，一陣鼓掌，“可憐的秋香……”就開始了……跳不像跳，舞不像舞，比起我們中央蘇區的S家姊妹，差得太遠了……我們還是熱烈地鼓掌，因為聽說這兩位，還是遵義有名的舞星……我們大家要求蕭隊長來一手……莫斯科帶來的高加索舞，雖然個子大些，但是舞起來竟非常輕巧，這才是藝術的跳舞，女學生算是今天開了洋葷……

　　第九天，準備行動。……

　　第十天，別矣遵義。半夜來的命令，拂曉就出動，天沒有亮，就起來收拾行裝，土豪家搬來的東西，完全送給了群眾，依舊是十天前進遵義時的裝束，穿上遵義的紀念品“大衣”，在八點鐘走上去桐梓的馬路，又開始我們的長途了。

　　“遵義十日”，正是遵義會議展開緊張地決定黨的命運的“路線斗爭”的時候，但普通的紅軍官兵當時并不知道上層發生的事情，倒是在那里享受了一段難得的“小資”生活。何滌宙逐日記述了在遵義十天的活動，沒有詳寫群眾大會和毛澤東講話等重大題材，只是記載一些文體活動及瑣碎小事，但至今讀罷仍感到情趣盎然，而且從中感受到了紅軍秋毫無犯進遵義和群眾簞食壺漿迎義軍的氣氛。而全文從容而平靜的結尾：“在八點走上去桐梓的馬路，又開始我們的長途了”，則預示著更加激烈的戰斗和更加艱難的跋涉即將開始。

　　工兵專家

　　從《遵義日記》中看，日記的作者是紅軍學校的一名教員，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懂外文，愛打球，也會享受，有著一種與工農出身的紅軍戰士格格不入的小資產階級情調。

　　那么，何滌宙何許人也？

　　最早在文章中提及此人的是李德。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一個有著特別身份的人物。他的瞎指揮直接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迫使紅軍進行戰略轉移。李德后來寫了本回憶錄《中國紀事》。在這本書中，李德提到，在紅軍大學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位教官，“一個年輕的工兵少校”，這位少校后來參加了長征，在很多軍事行動中立有戰功，而且還入了黨。

　　李德不記得這位“年輕的工兵少校”的名字，但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查詢的線索：紅軍大學的一位教官。

　　循著這個線索，本人查到《張宗遜回憶錄》。張宗遜長征之前擔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從這部書中果然找到有關何滌宙的文字。張寫道：一九三四年六月，原紅大校長兼政委周昆調前線工作。由我接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鐘偉劍任參謀長，徐夢秋任政治部主任。當時，紅軍大學有一百多名學員，每期學習時間為三個月，分為高級班和上級班。高級班的學員是團以上干部，學員有蔡會文、鄧華、姚喆等。上級班的學員主要是營以上干部，記得優秀學員中有韋國清、張愛萍等。軍事訓練的主要內容是學習蘇軍的戰斗條令和野戰條令，政治課的主要內容是學習列寧主義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高級班的主要軍事教員有：何笛宙（原國民黨第五十二師工兵營少校營長，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講蘇軍條令，李德講“短促突擊”，陳時驥（原國民黨第五十九師師長）講地形學、射擊原理等技術課。政治課由政治部主任徐夢秋和校外聯系、邀請校外的同志來講課，瞿秋白同志曾來紅軍大學高級班講過一次列寧主義。

　　張宗遜把何滌宙誤寫為“何笛宙”，這種錯誤是很常見的，比如，在何長工《難忘的歲月》一書的第124頁上，更有“何迪宙”這樣一個同音的名字，還指出他系轉變過來的國民黨軍人，在紅軍大學擔任教學工作。

　　《張宗遜回憶錄》提供了關于何滌宙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原是國民黨第五十二師工兵營少校營長，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在與紅軍作戰中被俘，參加了紅軍，在紅軍大學任教員。僅此而已，寥寥數十字，至于生卒年月，何方人氏，都沒有提及，也可能永遠無人知曉了。

　　何滌宙參加了長征。1934年10月，連連受挫的中央紅軍，不得不撤離根據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長征路。出發前夕，為了適應當時的形勢，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央蘇區的四所紅軍干部學校合并組成紅軍干部團。這四所學校是紅軍大學、第一步兵學校（又名彭楊步兵學校）、第二步兵學校（又名公略步兵學校）、特科學校；任命原紅軍第一步兵學校校長陳賡為干部團團長，宋任窮為政治委員。按照原來四所學校的性質，紅軍大學改編為上級干部隊，簡稱上干隊，隊長是蕭勁光，政委是余澤鴻。

　　按照新的編制，在長征中，何滌宙就是干部團上干隊的一員。因此，《紅軍長征記》中有多篇文章提到何滌宙。比如，干部團的教員李一氓寫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就寫道：在金沙江邊，何滌宙指揮架橋，沒有成功。李一氓渡江到北岸，坐在江邊吃何滌宙為大家留下來的金沙江邊生長的雞。和何滌宙一同住在北岸的人造巖洞里。“金沙水拍云崖暖”，因天氣太熱，人造巖洞蒸得氣悶，無法入睡，倆人扯山海經，何滌宙還講述了劉伯承帶領干部團占領皎平渡渡口的故事。

　　◆紅軍長征途中吃過的野菜和皮帶。

　　另外，《紅軍長征記》中周士第寫的《吃冰激凌》一文中，也寫了作者與何滌宙、陳賡、宋任窮等一起過雪山，在雪山頂上吃冰雪的情節。

　　在長征途中，何滌宙主要貢獻就是架橋。紅軍長征要過許多大江大河，自然少不了架橋。而何滌宙恰恰是個工兵專家，大有用武之地。何滌宙參加了搭烏江浮橋的戰斗，許多回憶文章記載了這件事。

　　干部團政委宋任窮在回憶錄寫道：

　　1935年元旦的次日，由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耿飚、政治委員楊成武同志率領部隊強渡烏江，準備抵貴州北部后，奪取遵義、桐梓。干部團奉命派出特科營工兵連參加搭浮橋渡烏江的任務。

　　烏江是貴州第一大江，兩岸高山望不到頂。陳賡、韋國清同志親自率領特科營工兵連，星夜急行軍六十里，趕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烏江水深流急，河底石頭大而光滑，橋樁難以固定，幾次被急流沖走。工兵教員譚希林和何滌宙同志，對架橋很有經驗，他們想了不少辦法，最后用竹簍裝石頭，兩個竹簍上下扣住，中間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綁結實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錨，才固定住了浮橋。經過艱苦戰斗，終于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軍情急，時間緊的種種困難，把浮橋架到了烏江對岸。我中央縱隊和各軍團迅速渡過烏江，直下遵義。

　　上干隊隊長蕭勁光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在這樣一條水深流急的大河上架橋，是一項既危險又需要較高技術的艱巨任務。上干隊的教員何迪（滌）宙被調去進行技術指導。何迪（滌）宙在國民黨軍隊里曾任過工兵團團長，到紅大任工兵教員。他在架橋等土木作業方面，在當時稱得上是個專家。在中央蘇區時，他在會昌、羅坊、興國、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橋；以后過金沙江、大渡河時，先頭部隊都曾把他請去，研究能否架橋。

　　蕭勁光不但說明何滌宙“被調去進行技術指導”，而且充分肯定何在中央蘇區以及長征中架橋的功績。

　　◆1942年11月，《紅軍長征記》在延安出版。

　　耿飚，時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具體負責搭設烏江浮橋。他在回憶錄中也寫道：

　　劉伯承總參謀長集合我們立即架橋。我抓了個飯團在手里，與楊力一齊向工兵連走去。工兵連幾個干部正在那里犯愁，看到我走來，都不吭聲，顯然，架橋方案還沒搞出來。在此之前，他們還專門去請教了工兵專家何迪（滌）宙。

　　何迪（滌）宙也在為架橋犯愁，他指著桌子上一大堆中外教科書說：“我已聽過偵察員的報告，情況也知道，我查了日本的、英國的資料，在流速超過每秒兩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橋。而且，我們現在什么架橋材料、設備也沒有。”

　　我說：“現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須架的問題。我記得你們在會昌、羅坊、興國、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橋么，那些困難都能克服，難道在烏江這里就束手無策了？”

　　耿飚對何滌宙的評價并不高，甚至讓人感覺有些書呆子的味道，但耿飚同樣承認何滌宙“架了不少橋”。

　　不知所終

　　何滌宙走完了兩萬五千里的長征。長征結束后，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凡走完長征的人，都可以直接入黨。這樣，何滌宙也就成為了一名黨員。

　　1936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舉行常委會議，會上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建立紅軍大學的報告。會議決定林彪為紅軍大學校長，毛澤東為政委，羅瑞卿為教育長，何滌宙為教務部主任。何滌宙繼續從事紅軍的教育工作，并擔任領導職務。

　　然而，這樣一位紅軍大學的重要干部，后來卻從人間“蒸發”了。

　　據蕭勁光回憶：后來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他（指何滌宙）說要去大城市看病，到武漢以后不辭而別，離開了革命隊伍。

　　關于“不辭而別”之說，本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其一，何滌宙經過長征的洗禮，入了黨，并受到重用，事業蒸蒸日上，因此，他沒有理由“不辭而別”；其二，何滌宙人緣不錯，與中共領導干部關系密切，眾多回憶錄中的贊美之詞就是明證。因此，如果他活著，肯定要與戰友們聯系，那么，黨組織一定會知道他的去向。所以，本人以為，何滌宙“不辭而別”，有些講不通。但畢竟他是消失在革命隊伍中，給人們留下了一個不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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