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朱啟院長主持的啟航澤東學院講堂和董健主持的騰訊會議上，我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問題發了言，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不少好朋友包括多年來為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作出了積極貢獻的同志，都發表了重要意見，其中一些同志提出了相當尖銳的問題。后來我學習了革命導師的有關論述，拜讀了多位老師和戰友的文章，查閱了一些資料，受到很大啟發。盡管這樣，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還是感到有不少問題認識不上去。但是，也不能把討論拖得太久，這樣也就硬著頭皮，把問題歸納為三個方面，再做個探討性發言，以便在聽取各位老師和戰友的評論后，再繼續探討，力求共同把這個問題進一步搞清楚。

　　這里所說的“總危機爆發期”，指的是2022年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在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之后，中國在聯合國大會表決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投票中，在190多個成員國中176個投了贊成票的情況下，投了棄權票。二是隨后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提出了“要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統攬我們的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之后，時任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被一些人認為屬于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重要喉舌之一的胡錫進，竟然認為這是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確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觀點。正因為這樣，胡錫進明確提出:“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接觸量、貿易量和社會之間的整體交流量,都是前蘇聯完全不可比擬的。只要我們保持定力，堅定信心，大措施得當,就完全可以抵消美國霸權主義的強勢。”不難看出，這實質上表明他們是把當今的中國，看成類似于當年的蘇聯那種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把以美歐日為一方和以中俄為另一方的斗爭，看成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的爭霸斗爭的。而這樣一來,就會逐步使中國的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都大大激化，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思想文化危機都接連發生并互相促進，最終在2022至2027年的5年之內, 有可能爆發社會總危機。所以,我們將這五年稱之為“總危機爆發期”。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反面教員更能教育人。因此,在這個”總危機爆發期”,顯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覺醒過來。民心就是天下，人民就是江山。廣大民眾的進一步覺醒,對于靠社會主義救中國的事業來說，無疑是有重大意義的。

　　那末,廣大民眾這種新覺醒的標志是什么呢？當然,這會表現在多個方面，我認為主要在于能夠認清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為什么必須如實承認當今的中國已成為超級大國?

　　之所以要把認清這個問題作為廣大民眾在“總危機爆發期”新覺醒的第一個標志,是因為認清國情,是正確認識其他問題和確定正確方針政策的前提和基礎。正如太平洋的風網友所說：“最近幾個月幾位左翼同志紛紛撰文，就中國是否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左派最重要的綱領性原理的解決，必然以這個問題為轉移。”應當承認，現在我們仍有不少戰友，起碼在感情上是難以接受我國已變成中國特色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這個客觀現實的。我覺得這完全可以理解。本人對于我們的祖國竟然已變成了這樣一個怪物，同樣很痛心。但是，通過學習革命導師關于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論述并對客觀現實進行分析，便不得不承認,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的危害性、欺騙性實在是太大了,如實承認這個客觀現實確實太必要了。這樣，才逐步提高了認識，轉變了態度。。

　　那末，說中國已變成一個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的理由是什么呢？這主要有以下九條：

　　（一）這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一種危險性。他老人家說:“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么能讓落后的中國后來居上？過去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初心、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1975年，經毛主席修改審定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強調，“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該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毫無疑問，這是有針對性的。

　　（二）改革的總設計師提出的“韜光養晦”方針，就含有最終目標是成為超級大國同美國爭霸的意思。正因為這樣，上世紀90年代初,《戰略與管理》雜志就引用有相當權威性人士的話說，“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起來了，但是我們只能先當孫子后爭霸”。可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是他們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官方媒體也像新四軍老戰士、湖北省離休干部古正華多年前說的那樣，都在宣傳大國崛起，預見中國何時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或者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讓中國走向帝國舞臺，像大英帝國代替西班牙那樣，像美國代替大英帝國那樣。但那絕不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這也表明，胡錫進們有使中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的夢想。

　　（四）胡錫進們不僅公開宣揚中國應當“和平崛起”那一套，而且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冠軍夢”，也就是把民族復興解釋成恢復大漢和盛唐時期那種稱雄世界的霸主，因而大肆宣揚“厲害了我的國”, “中國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引領世界”。

　　(五)國家統計局明明知道“民營經濟”即實質上的私有制經濟,已像時任國家發改委主任的何立峰所說, “為國家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明明知道列寧關于帝國主義五個特征特別是企業壟斷和資本輸出兩個最基本特征的論斷，卻公開如實公布這樣的數字: “2020年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78039億美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60866億美元,這說明企業壟斷組織在經濟生活中已經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實際利用外資1443億美元，對外投資1517億美元，即資本輸出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這顯然意味著確認中國已成為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

　　(六)胡錫進們公開提出要當老板(資本家)的“店小二”，這實際上是主張黨和政府做中外資本家的奴仆。再加上近年來公開宣布允許外資完全控股我國的金融業和制造業,這就正像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文茂所指出的，“中國有兩條路，一是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的自主型發展道路，團結第三世界,聯合第二世界，在對等開放的基礎上實行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另一條是買辦漢奸與金融壟斷資本聯手使中國成為他們新的寄生宿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洪鈞也說: “霸權之所以能夠茍延殘喘，是因為美元金融資本寄生于中國經濟上的緣故. 為什么不寄生于日本、南朝鮮、菲律賓、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因為這些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加在一起也不如中國。”成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新的宿主,這有沒有成為超級大國之義呢？

　　(七) 昆侖策網的戰忽智庫引述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所報告，認為“目前，解放軍具備強大的登陸作戰能力，可以在第一第二島鏈威懾外力，若美國進行干預的話，解放軍將會予以遏制，以中美兩國現在的力量，美軍很難打贏解放軍。……而美國不想卷入大規模沖突，很難在東歐沖突的背景下，掀起另一場戰爭。和一個力量對等的國家進行博弈，美國沒有勝算的把握。” 這里不談社會制度的區別，而認為中美是力量對等的國家,這是不是意味著把中國看成世界上的另一個超級大國呢？

　　（八）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天津師范大學教授郝貴生指出，“俄烏戰爭實際上是美蘇兩國冷戰的繼續，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爭霸的戰爭。”知名紅色網友、陜西一家國營工廠的原廠長李甲才說: “俄羅斯在超級大國基礎上，干資33年，始終恢復不到復辟時的起步點上，同西方也不能和平共處。俄烏之戰是教科書式的反面教材，證實了毛主席在復辟前指明的倒退沒有出路。”知名媒體人郭松民指出,現階段的中俄都屬于 “次級帝國主義”。可見,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涉及到了中國成為超級大國的問題。

　　(九)在國際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政黨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以及各界人士，認為中國已成為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這里只舉幾個例子。

　　美國高官、被稱為著名學者的布熱津斯基認為，“蘇聯的解體對中國也是巨大的利好，甚至是中國崛起的前提條件。中國有更大的抱負，認為其在歷史上是個主要強國，把自己的國家視為全球的中心。中國從輝煌的地位上跌落下來，在過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種種恥辱，是對中國特性的褻瀆，也是對每一個中國人的羞辱，這種屈辱必須洗雪。” 顯然，他幾乎等于公開認定，中國才是美國真正的對手、第二個超級大國。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用一句話概括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確定的方針。這包含三個要點：一是“中國是美國唯一的競爭對手”（這實質上是認為中國已像當年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那樣，成為同美國爭霸的對手）；二是“有意圖和越來越大的能力重塑國際關系”（這實質上是認為中國已成為實力接近于美國的超級大國）；三是“以適應其獨裁的偏好”（這實際上是認為中國領導人主張這樣做是為了實現自己追求獨裁的愿望）。無疑，他這是出于帝國主義獨霸天下的階級本性，想像當年搞垮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那樣，搞垮中國這個超級大國。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今年10月19日指出：“在全球近200個國家的廣闊舞臺上，唯有中俄美三國方能深刻影響并塑造國際風云。美國的強勢雖存，但‘唯一超級大國’的時代已悄然落幕。自冷戰以來的1991年至2010年，其單極霸權輝煌了20年。而后，中俄美三國鼎立的格局漸趨明朗。”今年10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出席金磚國家會議并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俄中合作是維護全球合作的關鍵因素。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是中國，美國第二，俄羅斯第四。而根據俄羅斯的統計數據，中國已經是俄羅斯最主要的貿易伙伴。”此前，他還一再強調，按綜合國力，俄羅斯是第三強國。他和拉夫羅夫的這些話，是不是認為中俄美是世界多極化的三極，或者說是三個超級大國呢?是不是說中俄是“不是同盟的同盟”呢？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和探討。

　　團結網今年6月6日報道：“俄共中央全會公報指出，21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與20世紀20年代一樣，充斥著法西斯主義，到處都有不仁道的萌芽。這在主要大國的國際政策和內部生活中顯而易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在成為當今世界活躍的反對力量，作為勞動人民反帝斗爭的核心力量和一切進步力量的凝聚力，它能夠有效抵制仇視人類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死灰復燃，使人們看清其嗜血成性的本質,及其所承載的無盡苦難。”這是否認為現在以中俄為一方和以美歐日為另一方的兩大集團，正像20世紀2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分成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發生爭奪霸權的戰爭呢？

　　這些情況，無疑會從多方面促使廣大民眾在現階段產生新的覺醒。當然，廣大民眾的覺醒和反抗，又會促使國際國內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正因為這樣，如實承認中國已變成中國特色帝國主義超級大國，如實認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危險性，使更多的民眾逐步覺醒起來，就成為我們當前重大的政治任務。

　　對于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讓我們看看革命導師是怎么說的。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資產階級沙文主義（指狂熱的資產階級大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一種虛偽的裝飾， 他給資產階級的種種無理要求穿上了民族的外衣。”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斯基》一文中說：“如果威廉統治下的德國人或克列孟梭統治下的法國人說，敵人侵入了我國，我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就有權利和義務保衛祖國，那末這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推論，不是國際主義者的推論，不是革命無產者的推論，而是市儈民族主義者的推論。因為在這種推論中，工人反對資本的革命階級斗爭不見了，從世界資產階級和世界無產階級著眼對整個戰爭的估計不見了，就是說國際主義不見了，剩下的只是偏狹的頑固的民族主義。”“不要滿足于唯心主義的或騙人的空話，而要徹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要使帝國主義戰爭不再成為帝國主義戰爭，不能依靠騙子、空談家或市儈庸人提出一些甜蜜的口號。只有實際打倒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同這次戰爭有千絲萬縷的（甚至千繩萬索的）經濟聯系的階級，只有真正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起來掌握政權，不然就無法擺脫帝國主義戰爭，也無法擺脫帝國主義的掠奪性的和平。”

　　斯大林指出：“列寧主義已經證明，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也已經證實，民族問題只有和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系，并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

　　毛主席教導我們，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要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反對的。

　　上世紀60年代發表的《中共中央關于國際共產主義路線的建議》提出：“在民族問題上，無產階級政黨的世界觀是國際主義，不是民族主義。在革命斗爭中，無產階級政黨支持進步的民族主義，反對反動的民族主義。任何時候，無產階級政黨都必須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劃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虜。”

　　這就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民族觀，首先，應當突出、著重、如實地承認，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即堅持無產階級民族觀，作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首要任務。其次，要把支持其他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作為自己責無旁貸的國際主義義務。再次，由于“祖國”這一概念具有互相聯系著的兩種含義，即一是包括領土、主權、歷史、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等等;二是從實質上說,國家的本質是政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的問題，資產階級掌握政權，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或者說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群眾掌握政權，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說人民中國。而且,由于路線決定一切，所以在國家處于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的階段，就絕對不能像列寧所批判的叛徒考茨基那樣，響應資產階級政權“保衛祖國”的號召,甘當帝國主義戰爭的炮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產生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實踐和功敗垂成，從根本上即是因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和在實質上信仰社會沙文主義的叛徒的幫助下改變和瓦解的”那種局面。

　　但是,我們同時要毫不動搖的反對美西方干涉中國的內政，支持一些國家的反動派霸占我們祖國固有領土的行為。這就是說,對于無產階級的民族觀或者說人民大眾的愛國主義，我們不僅不反對，而且會更全面、更徹底的堅持。

　　正因為這樣,我們應當把認清國情,作為認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危害性，正確制定對策的基礎,也就是要把認清中國已成為超級大國,作為“總危機爆發期”廣大民眾新覺醒的前提,或者說第一個標志。

　　第二，堅持“擁胡反霸”的方針有哪些危害？

　　之所以把胡錫進們作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集團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因為他們作為喉舌, 往往敢說出其他人不便或不敢說出的話，有比較大的代表性。

　　這一方針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十點：

　　一是有利于他們進一步否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歷來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胡錫進們不僅用生產和需要的矛盾否定這個主要矛盾，而且通過宣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夸大中國和美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來進一步否定這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這一觀點由于欺騙性極大，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我們絕不可等閑視之。

　　二是有利于他們進一步推行“和平崛起”的戰略。胡錫進公開宣揚：“中美現在不是敵人，未來也絕對不應該成為敵人。事實上中國越強大，越沒有誰敢把中國朝著敵人的方向逼。”可見，這是妄圖使中美的“夫妻關系”保持下去，并通過和赫魯曉夫的“和平競賽”相類似的“和平崛起”戰略,逐步實現“中美共治”，也就是中美兩個超級大國共同治理世界。問題在于這種“和平崛起”的老底子被美國摸到了，會使美國霸權主義更輕易的通過軍事威脅手段占大便宜，甚至使戰爭的危險性大大增加。

　　三是有利于他們進一步擴大親美、崇美、恐美傾向的影響。胡錫進公開大講：“民主、自由、法治、平等這些受到西方社會珍視的價值觀，也都被總結到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來，而且是中國社會的真實追求。”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張志坤對此批判道：“空前規模的西風東漸新浪潮，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興資本集團的主動引進與積極接納。在這方面他們的賣力程度要遠遠高于西方主人。總體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當代新興資本集團的精神祖國。”

　　四是有利于他們進一步掩蓋“走資”和爭霸這些中美關系越來越緊張的內因。對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我們當然堅決反對，不能有絲毫的猶豫和動搖。但是，也不可不如實的認識到“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不承認內因的存在，甚至在這個問題上對堅持實事求是態度的同志當作“極左”加以反對和打壓的極右傾向，發展下去顯然是越來越危險的。

　　五是有利于使私有制經濟更大幅度的取代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既然幾年前便公開宣布民營經濟(實際上是私有制經濟)已經占據了主體地位，顯然不便于在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再明確強調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了。胡錫進則出于使私有制經濟更公開的違法占據主體地位的強烈愿望而更明確的指出了這一點。如果我們堅持“擁胡反霸”的方針，難道不更有利于他們用私有制經濟取代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嗎？

　　六是有利于他們進一步培植新的資產階級和擴大兩極分化。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振起指出：“中金公司發布的2023年中國財富報告的一組數據：富人階層460萬人，人均擁有財富6304萬元;中間階層9900萬人，人均擁有財富111萬元;其他的13億人，人均擁有財富2.3萬元。6304萬元：2.3萬元，113萬元:2.3萬元,這個比例太過懸殊了。” 根據《2023年胡潤全球富豪榜》的數據,中國的億萬富翁總數為969人,比美國多278人。2022年，中國總財富600萬以上的富裕家庭，較上年增長1.3%,至508萬戶。總財富上億元的“高凈值家庭”較上年增長2.5%至13.3萬戶。相比之下,月收入35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達6億多人。顯然,兩極分化在繼續擴大,新的資產階級在更多的培植出來。

　　七是有利于他們進一步推進自殺式發展。正如知名紅友吳銘所說:“根據青島產權交易所競價結果，五座水庫產權已轉讓給平度市卓城源水水務有限公司。當年打著市場化引入社會資本的旗號出售了人民的醫療、教育，為地方政府“開源節流”了，后來醫療、學校賣光了，地方政府、銀行又勾結房地產商，掠奪人民群眾的土地，用房地產壓榨勞動人民。現在醫療、教育、土地賣光了，又賣水庫。下一步，恐怕是出售礦山、湖泊、山林、河流。如此化解債務，出賣‘國有資產’，總有賣光的一天！等賣光的那一天來到，人民群眾何以生存？社會主義何在？主權何在？”

　　八是有利于他們堅持搞封資修的大雜燴。胡錫進們公開推崇孔孟之道，用低級紅、高級黑的手段極力吹捧“儒家思想同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等觀點；大肆贊揚孔老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種否定階級斗爭，反對革命的反動觀點；公開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至高無上論”，這和戈爾巴喬夫的全人類利益高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利益的思想，無疑有相同之處。

　　九是有利于他們進一步在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內部制造分裂。正如知名網友灄水農夫所說：“民族主義正好趁虛而入，成為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合法性背書的一股力量。在此種情況下，具有進步意義的民族主義很容易走向反面，由進步思潮變成保守落后的意識。在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合流的同時，也意味著民族主義與真正的馬列毛主義分道揚鑣，從而使“左派”、“毛派”內部的民族主義因素迅速膨脹，搶奪馬列毛主義的話語權。”

　　十是有利于他們不斷加大對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的打擊力度。胡錫進大肆宣揚，“如果我們因為警惕外部顛覆勢力而看誰都像特務，見誰都嫌反美態度不堅決，使社會內部的反美情緒帶動‘左’的東西不斷釋放出來，那么我們的社會就有可能變得僵化，從而削弱我們與美博弈長期后勁的形成機制。”不難看出，這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謬論是有利于他們實現這種圖謀，并進一步把防止‘左’作為主要打壓任務即把打擊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作為主要專政對象的。一些公眾號寫手反映，在微信寫文章說民國哪怕是大清好都沒事，但要說毛時代一點好話，刪文、短期禁言和永久封號，全套伺候，一招比一招狠。這就從一個方面證明了這一點。有數千萬粉絲的司馬南，不就是這樣被禁言了嗎？

　　由此不難看出，問題的要害是，由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因而堅持“擁胡反霸”的方針即堅持補(資本主義)課的路線或者說修正主義路線,必定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道路過去走不通，現在也走不通，非要走就必然會逐漸變成社會帝國主義超級大國。多位馬列毛派如陜西的張成林，為什么大聲呼吁重視路線問題，道理就在這里。革命導師列寧多次強調，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因而，中國卷入以中俄為一方和以美歐日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爭霸戰爭的可能性,在不斷增加。而在這種戰爭中傷亡較大的一方，動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這樣,核大戰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浩劫，便就可能降臨在全人類的頭上。因此,堅持“擁胡反霸”的方針必定會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是禍國殃民之舉,甚至是毀滅全人類之舉，只有堅決反對這一方針而堅持“擁毛反霸”的方針, 才談得上遵循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思想和“三個世界”的理論，真正抓好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斗爭,自覺避免成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和“接受招安后，就去打方臘”的投降派宋江式人物。正因為這樣，我們必須把能不能認清堅持“擁胡反霸”方針的危險性,作為廣大民眾在“總危機爆發期”新覺醒的第二個標志。

　　第三，根據什么說創造性的回歸毛式社會主義是當前救中國的唯一出路？

　　首先，這是根據我國當前已處于“總危機爆發期”這個現實得出的結論。

　　當前，經濟危機的主要特點是：（1）現在采取的一些應急挽救措施被不少人認為是“飲鴆止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說：“這種結構性內需不足的表現主要包括：經濟增速逐年下滑、物價低迷并有緊縮風險、房價持續下跌、房地產投資負增長、股市長期下跌、年輕人失業率較高、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嚴重、財政支出缺口擴大。”（2）原來高速增長的不少條件，現在基本上失去了。這主要包括把地下的礦產資源，就像把爺爺奶奶留下的金銀財寶當成自己的產品賣了算成了GDP；把原來沒有貨幣化的土地當成商品賣出去搞房地產，弄到不少錢，政府便靠這個土地財政過日子，都算成了GDP；新中國前30年搞的“四免”即看病、上學、住房、養老基本免費，現在都通過市場化、產業化變成了產業，大大提高了GDP等等。今天這些資源基本上都用光了。所以,財政部公布的2024年1至11月財政收入的狀況是,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了2.1%,個人所得稅下降2.7%,國內增值稅同比下降4.7%。（3）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這個“絞肉機”必然造成兩極分化、內存不足、生產過剩的經濟蕭條。也就是說，這是個其本身治不了的“絕癥”。（4）這些問題又會造成投資、購房、結婚、生育等積極性的降低，從而形成惡性循環，使危機越來越嚴重,正如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所指出的，“從國內來說，經濟收縮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因為它有一個下跌螺旋：即由經濟不景氣，導致社會需求減少，商品價格下跌，引起企業利潤減少，導致失業和員工工資下降，從而抑制消費，引起了商品價格進一步下跌，企業利潤進一步減少。然后，又引發新一輪的生產減少，投資下降,如此循環。”所以, 著名學者程恩富說:“私有制占比越高,越抑制經濟增長”。可是，行政機關恰恰是用進一步大力促進私有制經濟發展及其他行政辦法來挽救經濟危機,這不是“殺雞取卵，飲鴆止渴”，導致產生更大的危機發生是什么？

　　當前，政治危機的尖銳性突出表現在兩點上：一是鄭州數萬大學生夜騎單車到開封。他們這樣一種行動，在我看來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游行示威。而且，有人在隊伍中揮舞紅旗，朗誦毛主席的詩詞：“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二是美西方政客出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動階級本性，瘋狂攻擊中國實際上偏袒和支持俄羅斯。例如，北約秘書長呂特公開指責“中國是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行動的決定性支持者”。歐盟的新外長揚言，“要讓中國為支持俄羅斯付出更大的代價”。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稱“中國幫助俄羅斯重建了國防工業，其中70%的機械工具，90%的微電子產品來自中國”。立陶宛國防部長則公開攻擊“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中國正準備打臺灣”，意思是中國在配合俄羅斯發動的以美歐日為一方和以中俄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的戰爭。知名學者李光滿近幾天發表文章說：“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在美國的全球認知中，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從東亞到中東再到歐洲的中俄伊反美三角或反美陣線。” 昆侖策網的戰忽智庫發表以《今年中國或面臨兩個選擇，俄羅斯智庫預測，中美或武力“攤牌”？》的文章，引述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所報告稱，“如華盛頓對中國的經濟施壓“徒勞”的話，中國可能面臨雙邊關系全面危機和軍事沖突的威脅，2025年中美關系緊張將加劇。”因此，今后三年中國被卷入兩大帝國主義集團戰爭的可能性會迅猛增加。而且，這場戰爭確實有可能引發核大戰，導致幾乎整個人類的毀滅。所以。做廣大民眾新覺醒的促進派,用革命制止帝國主義爭霸戰爭,也就是靠社會主義救中國即用人民大民主或者說二次文革救中國,這是防止大戰亂,減少大損失，對人民最有利，時間最緊迫的一項政治任務。

　　當然，在具體的斗爭策略上，有沒有可能利用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暫時聯合一個打擊最危險的一個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紅貝網友的回答：“出于斗爭策略完全可以這樣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不就是利用了美英帝國主義與德意日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嗎？不就是團結英美集團共同打擊德意日法西斯嗎？在我們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不也是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搞‘聯蔣抗日’嗎？在具體的政治斗爭中，具體的斗爭策略總是因時、因勢、因具體情況而不斷變化的，沒有永遠不變的策略。但是暫時聯合的策略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個是如果你要跟某一個壟斷資本集團實行暫時的聯合，而那就必須是這個壟斷集團也同時愿意跟你暫時聯合，如果是‘剃頭挑子一頭熱’,一相情愿,那么這種暫時聯合的策略就不成立;第二個前提就是任何斗爭策略必須是有利于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生存和壯大,如果沒有造成這樣一種有利于無產階級的結果，那么任何暫時的聯合策略都是扯淡。”在俄烏戰爭中，我們當然也可以應用這一具體的斗爭策略。但是，我們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忘記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忘記防止和反對中國卷入帝國主義的爭霸戰爭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所以，如何對待中國卷入兩大帝國主義集團戰爭的問題,必然在我國內部引發更大的矛盾和斗爭，也就是產生政治大危機。

　　思想文化大危機，集中表現在“非毛化”和“擁毛化”的斗爭上。正如著名網文作者武兵在紅山河文化傳統聯誼會召開的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所指出的，“中國“非毛化”的事例，在文化、文藝、教育、新聞、理論、政治、經濟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有表現，可以說這樣的問題一抓一大把，不勝枚舉。”當然，其核心問題是“三換”：一是換軍魂。胡錫進們用低級紅、高級黑的手段，把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吹捧成是人民解放軍的軍魂。堅持黨的領導確實極端重要，但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不能說是軍魂。因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指的是正確的政治觀點才是我們的靈魂。所以，只有毛主席軍事思想，才是人民解放軍的軍魂。正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歌唱道：“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這個軍魂決不能換掉。二是換太陽。胡錫進們同樣用低級紅、高級黑的手段，通過《新東方紅》，唱出“東方紅，太陽升，一帶一路四海通，新思想引領新征程”，公開否定和取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公認的“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這種不可撼動的歷史地位。三是換國父。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在以人所共知代表本報立場的筆名發表長文，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竟然只字不提毛主席，相反卻兩次提到孫中山。毛主席是新中國的締造者，要說國父，也是非毛主席莫屬。單單不提他而提別人，這是不是換國父呢？

　　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大危機之間的相互作用，必定會引發整個社會的矛盾不斷激化。重慶大學教授陳忠林揭示：“近20年來，中國的清廉指數，在194個聯合國成員國中排178位；衛生醫療水平，在全球倒數第四；大學收費是全球最高水平；城鄉收入差距，世界第一；稅金水平全球第二；礦難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的80%；行政成本，全球最高；全世界14萬條收費公路，10萬在中國；中國每年創造的豆腐渣工程，占全球的90%。”這樣的狀況，社會矛盾能不激化嗎？所以，著名學者黃紀蘇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會分化得幾家歡樂幾家愁，分化得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換上面的社會流動渠道越來越不暢通，階級和利益關系出現了壟斷即固定化、封建化的趨勢。這樣一來，人性的另一面便大行其道了：憑什么好處都被你們哥幾個得了，憑什么錢都被你們姐幾個撈了呀，而且還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沒玩沒了?!競爭導致分化，分化走向壟斷，壟斷終結競爭，這是社會興衰循環的常軌。走到第三階段，社會就變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甚至革命了。中國的革命，不妨從社會和階級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

　　其次，這是根據新中國前30年創造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和外交等一系列奇跡的客觀現實得出的結論。

　　普通群眾在網絡上說的好，“毛澤東時代有九個最：一是最無私的時代，軍民魚水情，全民一條心；二是全國各族人民最團結的時代，全民皆兵，天下無敵；三是最公平的時代，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四是老百姓最有尊嚴的時代，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五是最有向心力的時代，人民群眾都相信黨，向往黨；六是最廉潔的時代，貪污腐敗不可想象，真要有人干了，必定被揭發和處置；七是最善良的時代，做好人好事最光榮；八是最安全的時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九是最干凈的時代，相當徹底的鏟除了黃賭毒等社會毒瘤。”

　　同時，我們貫徹“備戰，備荒，為人民”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方針，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發揚國際主義精神，踐行“三個世界”的理論，在全世界逐步形成了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歷史潮流。那時“東風吹，戰鼓雷，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的戰歌響徹全球。“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絕不是瞎吹，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

　　這里要特別強調一下，新中國前30年創造的經濟奇跡，即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以上；民生奇跡，即堅持實行“四免”，也就是看病、上學、住房、養老基本免費；軍事奇跡，即打贏了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越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珍寶島之戰、西沙之戰，完全可以說是戰無不勝。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客觀事實，就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就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本身就包括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真正全面、協調、持久地發展中國、保衛祖國。

　　當然，新中國前30年的生活是艱苦一些，必須如實承認。這一是因為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剛建國時全國人均資產僅僅一美元多一點，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二是因為那時一分錢要掰成八瓣花，必須勒緊褲腰帶過緊日子。三是因為抗美援朝投入舉國之力，19 51年中國的全部財政預算才126億元，軍費比例超過50%。嚴重自然災害的三年困難時期，打贏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抗美援越投入53億美元，中蘇邊界沖突耗資巨大。珍寶島之戰雖然規模不大，但對國內的政治、經濟影響之深，卻超過了建國后的歷次軍事斗爭。舉國進入了“要準備打仗”的臨戰狀態。為防止蘇聯的入侵和核打擊，僅北京市平均每天就有30萬人參加戰備活動，修建平戰結合的人防工程體系面積達270多萬平方米。全國還修建了大量的公共設施。1979年全國有大中小水庫85400多座，相當于4000多個三峽工程土方量的20倍。周總理在向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國農業連續13年奪得豐收，1974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1964年增長51%，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在這10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再次,這是根據廣大民眾在“總危機爆發期”新覺醒的人迅猛增加的歷史潮流得出的結論。

　　在改革總設計師設計的“改革開放”推行的幾十年來,廣大民眾的覺醒盡管時有起伏,但總趨勢是不斷增大的。正如古正華老在《卻道天涼好個秋》一書中指出的,“國企改制引發的工人鬧事是對誰的？是對共產黨內走資派的。通鋼事件、武鋼事件、襄軸事件等,都是這樣的.黑磚窯事件、孟連事件、翁安事件,也是這樣的。國企改制，3500萬工人下崗，由主人公淪為打工仔,共產黨把工人得罪了;解散人民公社，2億5000萬農民像候鳥一樣背井離鄉，為資本家打工,每逢過年，討工薪,敘鄉愁，共產黨把農民得罪了;城市強拆，造成了上千萬上訪大軍,共產黨的居民得罪了;城鎮化,村民的土地被強制流傳到新地主、新土豪手里，共產黨把村民得罪了。這就是通鋼暴亂、烏坎暴亂、晉寧血案得以發生的社會根源。”當然，古老在這里所說的共產黨,實際上是打著共產黨旗號的假共產黨即修正主義集團。

　　知名紅色網友歐洲金靴也談到了類似的問題。他在《沈陽記行》一文中，真實記述了當時這樣一種簡直令人不敢相信的情景: 沈陽市鐵西區是總人口達70多萬的工業集中區，由于父子、夫妻往往都在這個區工作,在上個世紀90年代大批國營企業一風吹似的倒閉破產之后，下崗工人為了養家糊口，竟然出現了丈夫用自行車馱著下崗的妻子,大白天公開賣淫的一幕。在男人從跟前走過時，坐在小板凳上的下崗女工，便伸出一只腳，鞋底上用粉筆寫的是30元。見有的人嫌貴,便伸出另一只腳,寫的是20元。我們的階級兄弟姐妹，作為新中國工人階級這一領導階級的成員，這時竟然淪落到比舊社會當牛做馬更恥辱的公開賣淫的地步，他們能不盼望著創造性的回歸毛式社會主義,恢復看病、上學、住房、養老基本免費的”四免”,并且領到新中國前30年因為低工資、高福利被改掉而下崗遭到重大損失,所以應該得到的起碼幾萬元的補償嗎？更不要說，他們能不希望恢復當年的工人老大哥的主人公地位嗎？

　　還有，這是根據黨內外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創造性回歸毛式社會主義的斗爭，不斷取得新勝利得出的正確結論。

　　幾十年來，在鄧力群、鄭天翔、魏巍、馬賓、李成瑞、張全景等等的帶領下,廣大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宣傳和組織廣大民眾掀起的毛澤東熱,一浪高過一浪，影響越來越大。天安門廣場瞻仰毛主席遺容的隊伍和韶山毛主席銅像廣場紀念毛主席的隊伍越來越壯大。去年毛主席誕辰130周年時，廣場上的青年比往年要多得多，今年比去年的青年還要多，呈現一派“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處處鮮”的壯觀景象。

　　像在王宏斌書記帶領下的河南南街村那樣,在非常復雜和艱難的條件下,堅持走集體化道路的全國6000個左右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先進典型;像在蔚嚴春書記帶領下的山東青州卷煙廠那樣,在更危艱的條件下,堅持按照鞍鋼憲法和大慶精神辦企業的一批國營企業;像在任正非帶領下的華為那樣,在不同程度上按照毛主席的經營管理思想辦“民營企業”,等等,以及更廣泛、普遍覺醒過來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的存在，都表明黨內外確確實實都存在著馬列毛派，而且這個隊伍在一天天發展壯大。我們務必要看到這個力量的存在，以增強我們必勝的信心。

　　正因為這樣，我們只有自覺的把認清創造性的回歸毛式社會主義是當前救中國的唯一出路，作為廣大民眾在“總危機爆發期”新覺醒的第三個也是最根本的一個標志，才能牢固樹立起對馬列毛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自覺為人民的徹底解放貢獻一切，才能自覺發揚“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敢于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才能善于掌握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千方百計不斷奪取新的勝利，直到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在討論今后應該怎么辦的問題時,不少同志認為,全國各地紀念毛主席130周年活動情況中概括的一些具體經驗,就值得今后借鑒和推廣。這當中包括:北京民間團體和網站通過打游擊戰等辦法，舉辦紀念毛主席的座談會；全國多地廣泛開展的各種形式讀書活動；通過圖片展覽等形式宣揚“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偉大真理；舉辦文藝匯演和在公園組織合唱團等形式傳播紅色文化；利用在全國各地召開讀革命作家劉繼明的小說《白與黑》座談會的形式，揭露社會現實，廣泛教育群眾；抓住電影評論等陣地，組織群眾對一些社會問題展開討論；利用“外圓內方”的辦法辦好企業；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街頭斗爭，等等。特別是通過在天安門廣場瞻仰毛主席遺容、在韶山參加紀念毛主席的活動、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500多人向毛主席塑像獻花活動、河南鄭州數萬大學生夜騎單車到開封等活動，都相當廣泛深入地宣傳教育了群眾。這些經驗和做法，都值得認真的總結和推廣。

　　對于今后怎么辦，本人的一家之言是，毛主席的侄子毛遠新在韶山參加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活動時，針對有的紅友提出來的“毛主席為什么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問題所說的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對我們今天討論今后怎么辦的問題有極其重要的啟發意義。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最好形式，毫無疑問就是文革。敢問路在何方？路就在文革。也就是說，只有通過二次文革力挽狂瀾，使中國鳳凰涅磐，浴火重生，從而創造性的回歸毛式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因此，我們的口號也要隨之改成“反修反帝反腐敗，救黨救國為人民”。這里所說的救黨救國，無疑是反修救黨，反帝救國。當然，“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一定要堅決、全面、徹底、干凈地防止和杜絕，而真正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由于現階段主要依靠網絡大民主來進行，顯然更有利于做到這一點。 不到萬分必要時，我們是絕不應當采取其他手段的。實踐證明，這樣才能做到既保持大局穩定，又能夠真正做到靠社會主義救中國。

　　所以,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指示：“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 認定在修正主義集團篡權的條件下，也要搞二次文革這種大民主，將走資派打倒。正如孔慶東教授所說: “放眼看看全社會，跟我們這里是完全不一樣的：人心越來越壞、品德越來越墮落。這個品德墮落，還主要不是看貪官污吏，貪官污吏古今中外都是壞人。令我痛心的是勞動人民的品質在變壞，普通勞動者里壞人越來越多，你不敢隨便幫助一個人，不敢隨便借給別人錢，壞到空前的程度，這才是他們真正的罪惡。他們真正的罪惡不是說他個人拿了多少錢，那都是表面的，而是把中國社會弄成這個樣子。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更需要學習毛主席，那種在逆境中頑強奮斗，努力擴大影響，努力團結同志，努力積累力量，’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就是說,在歷史發展的大轉折關頭是有可能出現偉大導師列寧所說的“一天等于20年” 之類情況的。這就告誡我們,如果完全否認這一點，那么我們就有可能痛失歷史機遇,給革命事業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靠二次文革，挽狂瀾于既倒，將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一個偉大壯舉。能夠參加這樣一場偉大的革命，我們實實在在是太幸運了，太幸福，太難得了。廣大馬列毛派戰友們手握真理，背靠群眾，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一個富強、民主、文明、進步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必然會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東方。讓我們舉起雙手，去迎接她的到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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