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38年5月所作的《論持久戰》(下簡稱《論》)是一部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進行正確戰略指導的著作。這部著作一經問世便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對此有專門論述：“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不小的影響。程思遠回憶道：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近年來，有個別知名的歷史學者，例如楊天石，認為程思遠的回憶是錯誤的，因而《毛澤東傳》中的這段史實是錯誤的。相關文章是這樣陳述的：“國民黨人‘持久戰’思想中有兩句關鍵的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有人稱之為‘十二字方針’”，“這‘十二字方針’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啟發下提出的，因此，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和毛澤東密切相關。由于白崇禧當時是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著名的軍事家，程思遠又長期追隨桂系，熟悉桂系內情，所以歷史學家們對程思遠的這段回憶均深信不疑，競相引用，成了中共‘持久戰’思想影響了國民黨的鐵證。連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權威著作《毛澤東傳》都加以引用，并評論說：‘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不小的影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頁。

　　相關文章然后斷然指出：“事實果真如此嗎?否。”并提出了如下證據：

　　“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在談到 ‘太原會戰之檢討’時曾說：自(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當時我在武漢檢討二戰區軍事會議上正式提議……應多采用 ‘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幸蒙采納’”。

　　為了讓這個觀點形成“證據鏈”，又補充道：“當年(指1938年—筆者注)1月27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集各戰區部隊參謀長和參謀處長會議，要求到會人員‘貢獻各人的學問和經驗，彼此交換研究，切實檢討，來決定今后整理部隊的統一計劃和具體方案，實行改進全國的軍隊’。《部隊長官與參謀人員的責任和修養》(《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5，《演講》，第75頁)。會議共召開三天。29日，蔣介石在會上作《抗倭戰術之研究與改進部隊之要務》的報告，聲稱‘各位根據治軍作戰的實際經驗，對大會有很多貢獻’。(《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5，《演講》，第85頁)。白崇禧的意見應該就是在這次會上提出的。蔣介石因為覺得白崇禧的意見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樞紀念周上闡述‘以空間換時間’的問題，次于3月5日摘錄備忘，又于第二天致電閻錫山等，命其貫徹執行。”

　　最后的結論是：程思遠的回憶是錯誤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的這段史實也是錯誤的。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1938年5月發表的。白崇禧早在1938年1月就提出了“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下簡稱《小勝》)，蔣介石隨即采納。這與毛澤東的《論》無關。

　　筆者經過核對有關史料，認為這種否認之說是缺乏依據的，是不能成立的。

　　在所謂的“證據鏈”中，最薄弱的一環是白崇禧提出《小勝》的準確時間。持否定之說的文章認為，白崇禧的《小勝》“應該”在1938年1月27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集各戰區部隊參謀長和參謀處長會議上提出來的。

　　實際上，這個會議只是一次治軍的會議。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抗戰失利的推本溯源是各級司令部的參謀人員要負重大責任，今后首先要從整飭幕僚和改進司令部做起。(見《蔣總統集》之《部隊長官與參謀人員的責任和修養》臺北 1968年3月出版)。這個會議既與“檢討二戰區”戰事無涉，也沒有談到抗戰的戰略方針問題。這種的“應該”式的證據，作為參考不是不可以，但作為定論則肯定不能成立。

　　然而，不支持“應該”說的恰恰是白崇禧本人和他的兒子白先勇。白崇禧在他的回憶錄，也就是他接受臺北國民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存恭、馬天綱、陳三井.賈廷詩采訪時的口述中，始終沒有說清楚他提出《小勝》的準確時間。現將他回憶錄中有關《小勝》的內容抄錄如下：

　　“武漢會戰之后，我方主力退守于西南山岳地帶，擴大戰場......我方鑒于敵人戰略改變，亦改戰略指導大綱為積小勝為大勝。”

　　“太原淪陷時，軍委會于武漢開會檢討全盤戰略......當時我在武漢檢討二戰區軍事會議上......建議對日抗戰我以劣勢裝備對優勢裝備之敵，應多采用“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

　　“國軍自武漢會議后，決定采用‘正規戰配合游擊戰’、‘積小勝為大勝’之戰法”。

　　“民國二十七年漢口開會時，我曾經建議采取游擊戰配合正規戰，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蒙最高統帥采納”。

　　“國軍由南京退守武漢后曾于漢口召開軍事會議......于會議上提出‘以游擊戰配合正規戰’之建議，并強調‘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

　　“民國二十七年，國府遷都武漢，曾召開軍事會議......我曾于大會中提議：應采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效。當時，蒙蔣委員長接納，通令各戰區加強游擊戰。”

　　“依據政略而后策定對日戰略......在作戰指導上，爭取主動，見機而進，知難而退，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

　　上述引文均來自《白崇禧回憶錄》。該書由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作為內部發行出版。該書在“出版說明”中寫道：“《白崇禧回憶錄》的所有史料，均由白崇禧口述。國民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存恭、馬天綱、陳三井.賈廷詩，自1963年2月開始，直到白崇禧去世的前八天止，先后訪問白崇禧一百二十八次，并逐次對談話記錄進行整理。1980年至1985年間，香港《中報》月刊陸續發表了整理稿。”在談及《小勝》”的回憶中，白崇禧一直對“武漢會議”語焉不詳。武漢會戰之前和會戰期間，蔣介石主持在武漢召開的會議不少，究竟是哪一次“武漢會議”上白崇禧作了有關談話呢?這個謎后來由他的兒子白先勇揭開了。

　　2012年4月，在《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新書發布會上，白先勇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1938年在武漢開最高軍事會議時，我父親提出來‘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以游擊戰輔助正規戰，對日本人長期抗戰，持久戰’。這個大戰略被當時的軍事委員會采用了”。

　　那么，這個“武漢開最高軍事會議”又是什么時候召開的呢?據有關歷史資料記載，1938年在武漢召開的最高軍事會議有三次(另據中央電視臺2005年的電視片《抗日戰爭之血肉長城》稱，1938年6月中旬曾舉行過一次，在此從略)，第一次是在1938年5月15日，主要內容是放棄徐州。第二次是1938年6月1日，主要內容是黃河決堤。還有一次是1938年7月4日。此消息刊登在1938年08期美國出版的英文刊物《生活》(life)上。刊內附有照片及說明：7月4日，蔣介石主持最高軍事會議，武漢會戰拉開帷幕。非常巧合的是，白先勇在發布會上就談到了這本雜志，他說：“美國有一本非常重要的畫報雜志叫《生活》，還有一本雜志叫《展望》，這兩本雜志幾十年來記載了美國或者全世界很多的歷史鏡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幅抗戰時期八一三淞滬戰役日本人炸上海......”。白先勇自25歲赴美留學后就定居美國，因此對美國的報刊雜志等資料才如此熟悉。白先勇所指的“武漢開最高軍事會議”是不是1938年7月4日的這一次，筆者不敢肯定。但是，在1938年2月7日以前，即“蔣介石因為覺得白崇禧的意見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樞紀念周上闡述‘以空間換時間’的問題”以前，并沒有“武漢開最高軍事會議”則是肯定的。換句話說，在1938年2月7日以前，白崇禧并沒有向蔣提出過《小勝》，蔣介石也無從“覺得白崇禧的意見好”。

　　綜上所述，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持白崇禧是在1938年1月提出了《小勝》，而隨即得到了蔣介石采納的說法。因此，斷定的程思遠有關回憶是錯誤的說法也就不能成立，因而斷定《毛澤東傳》引用錯誤同樣也不能成立。

　　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否定之說同樣也是不能成立的。考證任何史料，都不能離開當時的背景。就拿《白崇禧回憶錄》來說，他到臺灣后就受到了蔣介石的監控，最后還死得不明不白。在那樣的處境中，他能說的話絕對不可能超出蔣介石允許的范圍。因此，對于和周恩來的交往，盡管很多史料都說明在武漢期間他們來往比較密切，比如白請周向廣西學生軍作講演，請教對敵作戰方針，特別還有征求周關于臺兒莊戰役的建議等。但在白崇禧的回憶錄中都沒有。惟一提到的一次是他在從武漢撤退至長沙時，因自己乘坐的車拋錨，坐上了周恩來的車前往長沙。仿佛他們兩人以前從來沒有打過多少交道。關于中共和毛澤東，白崇禧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共軍起家于陜北延安，抗戰初期，其人數不過三萬左右，抗戰一起，毛澤東宣言共赴國難，內云：‘在政治上實行三民主義，軍事上服從最高統帥，與國軍并肩作戰’。以此欺騙國人。”“共軍之圖謀，我全國朝野上下，均未認識清楚，對共軍政策之失敗，乃宣傳教育之失策。”“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故值得忍痛將國軍恥辱之事跡，忠實檢討而直書之。”在這樣的語境中，白崇禧能夠道出他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的交往嗎?能夠說出他曾經聽過周恩來向他推介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嗎?從這里我們倒可以看出白崇禧一直對“武漢會議”含糊其辭是有隱情的。

　　因此，無論是日記也好，回憶錄也好，在涉及作者自己的時候，寫什么，怎么寫，其實都是心中自有選擇，下筆常要掂量，必要的時候事后還可以自己或者請高手修改潤色。這也是一個可以理解的常識問題。特別是對在歷史上有影響的人物而言。就拿蔣介石來說，他對此就早有打算。早在“中山艦事件”時，他就聲稱：要想知道事件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記吧。因此，不少嚴肅的史學家對此類日記回憶錄的資料很清醒。例如汪榮祖就認為象蔣介石日記這樣的史料：“日記里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話，夢想的話，一廂情愿的話”。蔣介石的日記、白崇禧的回憶錄和程思遠的回憶，都屬于自述性質的史料。把白的有關回憶視為正確，以此說明程的有關回憶是錯誤，顯然是不嚴肅的。需要注意的是，自述性史料的內容的真實性，應該通過其他史實的印證才有可信度。例如白崇禧回憶錄中沒有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和張愛萍等人探討抗日作戰問題的內容，并不能斷定白崇禧就沒有過這樣的經歷。是否有過，還要查其他的史料。

　　自從日本開始染指中國以后，中國的各界人士中有不少人提出了抗日持久戰的觀點。但蔣介石直到武漢會戰時對持久戰的認識還是比較模糊的，在“速勝”還是“持久”問題上猶疑不決。1938年4月，臺兒莊之戰勝利后，蔣認為日軍必將報復，中國軍隊可以“再予迎頭痛擊，終必更獲大勝。”于是，軍令部隨即擬定了“與敵決戰”計劃(見《中華民國史》第九卷 中華書局179頁)。但是到了5月初，即發現日軍對中國軍隊已經形成包圍之勢，“避免決戰”就成了主要選項(同上書181頁)。于是在5月15日，在蔣的主持下，最高軍事會議決定避免決戰，放棄徐州。準備決戰的中國軍隊立時陷于被動，倉促撤退。1938年9月初，在武漢大會戰期間， 蔣又考慮到了在武漢地區與日軍進行“最后決戰”。 蔣認為“轉守為攻之時機已到。決心全力加強武漢核心工事，搜集一切材料為要”。但一個多月以后，在蔣撤出武漢前三天，即1938年10月22日，蔣又認為“不如自動放棄(武漢)，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后勝利之基礎。”(同上書198頁)。

　　還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他的《論持久戰》發表以前，就在各種場合向黨內外人宣傳抗日持久戰的思想了。我國著名學者梁漱溟在七七事變后接到蔣介石的邀請，作為無黨派的社會賢達成為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他先到南京，后又隨遷到武漢。在武漢期間，他征得了蔣介石的同意后前往延安。他于1938年1月7日到達延安后拜訪了毛澤東，他回憶道：“當時我對國家的前途是悲觀的，日寇侵略我們，全國處于崩潰邊緣。日寇來了，各自逃難，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對蔣介石政府失望”。“我聽了他(指毛澤東----筆者注)的談話，也就由悲觀變成樂觀了。他對我談話很多，中心是《論持久戰》的內容，這篇文章那時還沒有發表，他就是以這篇文章說給我的，說中國一定勝利。我聽他的抗日談話，把我心中煩悶一掃而光，完全佩服，非常佩服。”(見李淵庭 閻秉華編著 梁漱溟親修：《梁漱溟》 群言出版社 124-125頁)。周恩來是1937年12月18日赴武漢常駐的。在武漢期間，他也一直在各種場合宣傳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思想。 在武漢會戰結束前的二十天，即1938年年10月7日，周恩來在代《新華日報》起草的社論《論目前抗戰形勢》中指出：“中日戰爭的形勢，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須經過持久戰的三個階段，才能爭取最后勝利。”“第一階段敵進我退”，“第二個階段，造成相持的局面”。武漢會戰的結束，標志著抗戰進入了第二階段。因此，白崇禧在回憶錄中的《對日戰爭時期之指導大綱》中也表達了類似觀點：“第二期(持久戰)。武漢會戰之后，我方主力退守于西南山岳地帶，擴大戰場……我方鑒于敵人戰略改變，亦改戰略指導大綱為積小勝為大勝。”(《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87年5月 104頁)。最后再補充一點，關于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據參加過凇滬及武漢戰役、長沙第三次會戰的地下共產黨員、官至國軍中將的郭汝瑰回憶，“直到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軍事會議時，蔣介石才承認中國抗戰分三個階段”(見《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后論》)。

　　原載《黨史文匯》2014年第10期